鼓浪屿的岛主：舒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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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浪屿的岛主：舒婷

文/朱竞

    诗人舒婷的《致橡树》这样开始：“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在《神女峰》中她写道：“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不知温暖了多少人。舒婷说这两首诗也恰好可以代表她自己对爱情的两个不同阶段的认知。她认为《致橡树》写得比较理想主义，而《神女峰》则表明态度：爱情不能太理想主义，爱情应该更现实。
　　在长春、北京、上海、福州、鼓浪屿？还是在德国柏林、莱比锡……我与舒婷的友情，已记不清是从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开始的。
　　每每想起舒婷，心中总会泛起丝丝的暖意。舒婷就像邻家的姐姐一样朴素真实。我曾两次去舒婷福建鼓浪屿的家中，舒婷的家，端庄安详地融于花团锦簇的鼓浪屿间。那是一幢沉默的老屋，散发着历经无数春风秋月后的沧桑。舒婷在鼓浪屿长大并一直居住在这里，成为鼓浪屿盛名的“岛主”。
　　在舒婷家的院子里，有多株百年的古树和果树。家具都是百年以上的红木制品。她的院子和房屋，已列为文物，不允许私自改造，因此没有空调。我去时，正是盛夏，荔枝成熟的时候，舒婷摘下几串荔枝，还端来她自己做的精致点心。
　　作为“岛主”，舒婷写了很多关于鼓浪屿的文章，她笔下那一座座老房子、那些动人的故事……她为读者介绍过生命天使林巧稚、陈寅恪的助手黄萱、民间藏书家曾先生、花腔女高音颜宝玲、一手拿圣经一手拿枪的张圣才、在鼓浪屿结婚的林语堂、汉字拼音鼻祖卢赣章等一批颇具传奇色彩的鼓浪屿乡贤。我几次来到鼓浪屿，亲身感受了舒婷笔下的鼓浪屿风土人情。
　　有一年，我邀请舒婷到吉林大学文学院演讲，舒婷再三推辞，最后还是来了。她在那次演讲中讲到一些三十多年前与诗歌结缘的往事。
　　1979年，27岁的龚舒婷是鼓浪屿灯泡厂的锡工，日班夜班轮流交替，在厂里焊灯泡，手上烫了很多泡。那时的舒婷白天工作，晚上写诗。她说1979年6月写了《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写完以后就寄给著名诗人蔡其矫，蔡老师帮她把诗寄到广东的《作品》杂志，没想到却遭到退稿。退稿信里编辑说：“这首诗晦涩低沉，不符合一个青年女工的感受。”舒婷那时候年轻气盛，她想自己就是一个青年女工，写出的诗歌怎么就不像一个青年女工的感受呢？于是又把她寄给了《诗刊》，在《诗刊》发表后，著名演员孙道临还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朗诵了这首诗，当时大家还不知道有个诗人叫舒婷。
　　舒婷在那次演讲中还提到《致橡树》的背景故事：“写完《致橡树》，我认识了一些厦门的诗人，通过他们认识了北京的几位诗人。后来我的《致橡树》等几首诗辗转到了艾青手里。北岛看到我的诗之后给我写了信，附上了他的《一切》《回答》等五首诗。看到北岛的诗，我觉得不再孤单了。再后来就把我的《致橡树》等几首诗也刊登在《今天》杂志。1979年4月《诗刊》把我的这几首诗转载了。”
　　每谈到当年写诗时的情景，舒婷就会风趣地说：“因为我识字不多，没什么文化，不像有些大作家可以洋洋洒洒地一写就是几百万字。我的诗，用字用词很通俗，小学四年级学生都认识，都可以读懂。”舒婷开着玩笑谦虚地这样说自己，但也不忘严肃地说：“对我来说，诗歌是轻便的小武器，用着顺手，诗歌是我的梦想。就像绘画是光和色彩的艺术，诗歌一定是语言的艺术。”舒婷说她写诗，有一种语言上的“洁癖”，有个朋友告诉舒婷，你这样的语言洁癖，迟早会把自己累死，也会把读者累死。但是这个习惯舒婷一直保持。她说：“我原来的笔记本上，经常会在一首诗中，空着几个字，就是因为找不到我认为恰当的字来填补。找不到好的字，我宁可几年不发表这首诗歌。”
　　舒婷说：“我们那个时代有独特的背景，放在今天，也许我们也不会出名。”我认为舒婷很坦诚。随着时代的变化，诗歌的观念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不能说哪个时代的诗人写的就比另一个时代的要好。现在，人人都可以写诗。诗人的起点也更高了。诗歌已成为全民之事，谁想写就能上网写。任何人都可称自己是中国最好的诗人。诗歌已经没有中心，读者也已经不是当年的读者。舒婷认为“诗歌不会消亡，好的诗歌，一定会流传下去”。
　　在鼓浪屿，如今的舒婷依然过着“岛主”生活。她说：“我喜欢写岛上的动物和植物，写岛上的建筑，写人文、风情。鼓浪屿没有自行车和汽车，只能步行。唯一的一辆自行车是邮局的。可惜的是，现在游人越来越多，岛上的商业气息也越来越浓了。”
　　我与舒婷的先生陈仲义、她在北大读书的儿子都非常熟悉。每次见到舒婷，她都会从她的大包里掏出礼物给我。她去海南，看到街上卖的带椰树图案的那种沙滩服时，兴奋地打电话给我，说我穿上一定好看，于是当即买下，请著名诗人曲有源捎给我。还有一次，舒婷去广西北海开会，还送我品质非常好的珍珠项链。我去鼓浪屿她家里时，她不但摘荔枝做点心，还特意去街上买来漂亮挎包送给我。她就像姐姐一样，让我感到亲切而温暖。
　　舒婷的日常生活非常精致，就像她那些诗歌语言一样，干净而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