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入流”为什么也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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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入流”为什么也能美


汲安庆


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被视为抒情散文中的典范之作。

关于这篇文章的解读，历来都是从政治，或道德的角度。比如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认为该文写出了朱自清在“四.一二”大屠杀之后，既反感于国民党，又对共产党心存疑惧，不知往哪里去的“惶惶然”；还有政治暴力毁掉了我们的文化，作为五四启蒙知识分子之一的朱自清却徒叹奈何的一种无力感，“负罪感”。令人不禁对朱自清光洁、高尚的人格肃然起敬。

但是，福建师大孙绍振教授对此提出了质疑。

该文写于1927年7月，离“四.一二”大屠杀已经过去应该有三个月了，文章为什么不在开头说“这几个月心里颇不宁静”？朱自清对荷塘边热闹的蝉声和蛙声不感兴趣，为什么却想到了梁元帝的《采莲赋》，想到了“风流的季节”？朱自清说他在荷塘散步，是个自由的人，可以享受“独处的妙处”——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为什么很多人对这个细节视而不见？

在孙先生看来，朱自清所享受的自由其实是一种“伦理的自由”，带有“心理骚动的性质”，是老婆、孩子不在身边，才自然产生的隐秘冲动——《采莲赋》中描写的正是宫廷中的一群帅哥、靓妹划船，饮酒，嬉戏的场面，朱自清心向往之，可惜无福消受。

正是从这个角度，孙先生对余光中先生的困惑：朱自清晚上一个人出去竟然不带太太，这样解释道：“这就是没有读懂自由这两个字。人家要写的就是离开太太和孩子的一种特殊的、自由的心情，这种心情和跟太太在一起是不一样的。”并引朱自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为例，说“朱先生很诚实地写出他本想听一听歌妓的歌喉，但囿于知识分子的矜持，拒绝了，可是内心又矛盾，失落。”[1]

如果此说成立，那么一个问题随即就会产生——中国文学有“思无邪”的传统，讲究思想的健康，情趣的纯正，朱自清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写一种美艳欲望的萌动，这是有“邪”的，不善的，因而也是不美的，怎么还能成为令人称道的文学经典呢？

无巧不成书。

近读华东师范大学陈子善教授编的《董桥文录》，发现董桥先生对英国一个名叫斯铁西.格雷克的女诗人赞不绝口。可是，从他所引的诗句来看，那位女诗人对别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隐秘心理，竟然会任其自然流淌。比如，“我只是一个女人/我觉得寂寞”，“恐惧留在子宫里”，“恋情关上了他骨瘦如柴的门”……在很正统的读者眼中，这是多么不入流的感触啊，不雅，也谈不上美，似乎都上不了台面，连中学生都知道规避这种雷区式的话语，她怎么会毫无顾忌地写出来呢？诗集的名字更为大胆——《不穿奶罩的诗人》！令人忍不住怀疑其炒作的嫌疑，或者有情色写作的倾向。

奇怪的是，董桥先生还喻其诗“像三月里长出来的嫩叶，像这时火车窗外树上那几片刚绽出来的嫩叶”[2]！三月的嫩叶，那是很清新，很水灵，很洁净，给人以无限生机的那种美感的啊！可是，这样的诗，对某些人来说，只要你看，你听，眼睛、耳朵就是立刻要失去贞操的啊！少儿不宜，成人也不宜，典型的现代版“郑卫之音”嘛！

如何解读这种创作现象？

孙绍振先生从表现手法的角度，得出如下结论：“越是伟大的作家，越是深刻的倾向，往往越是隐蔽。有时，就潜藏在似乎平淡的、并不见得精彩的字句中。” [3]他显然是想强调含蓄美，朦胧美，一种克制的美，也就是古人所说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可是，如果内质真的出了“问题”，再怎么掩藏，躲闪，即使形成了文学创作中的所谓“冰山效应”，甚至形象大于思想，又有什么用呢？中国人很信奉“文质彬彬”，思想与形式兼美的啊！说“深刻的倾向”，到底是指思想倾向，还是情感、欲望倾向呢？如果是前者，《荷塘月色》根本没有深刻的思想可言；如果是后者，又谈不上“深刻”二字。就算您谈含蓄美，朦胧美，克制美是十分正确的，可是女诗人斯铁西.格雷克的诗，根本不含蓄啊！为什么很有文学造诣的董桥也视之为美呢？

这是文本解读和文学创作必须解开的“结”。否则，永远都只能是是而非，思想意识一锅粥。

在我看来，这种写作中的所谓“悖论”，恐怕至少得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这种所谓的“不善”（姑且服从这个假定）而美的现象，其实是一种“错位之美”。平时，我们满脑袋装的都是“真、善、美”统一的创作法则，但细究起来，这之间有时根本是无法统一的。比如，古人写的那首很搞笑的“咏雪诗”——江山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很真了吧，但你能说它美吗？在一般人的眼中，郁达夫的《沉沦》，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属于诲淫之作，是不善的。前者被很多评论家口诛笔伐，后者甚至在当时还被告上了法庭。但是现在的人们重新打量这些作品，却发现这些作品中自有一种个性之美，真切之美。这种真切当然不是原始生活的真切，而是情感的真切。通过个体的情感真切，写出了人性的情感真切，多么了不起啊！

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格雷克的诗歌，同样具有真切的美，是名副其实的真、美统一。西方有个自然主义美学家叫乔治.桑塔耶那，他曾经表达过这样一个意思：事物之所以美，就因为它能体现我们想象的快感，而这种快感又能使我们的潜能得到实现。[4]只要不昧着良心说话，朱自清的艳羡心理，格雷克的恐惧心理，何尝没有引起我们的联想和想象呢？拷问自我，谁没有这样的思想飘飞和相关的恐惧体验呢？但是，我们何尝意识到用很个性化的艺术形式，还有极富表现力的文字，将之锁定，并美美地呈现呢？

这就不能不谈谈作品的形式之美了。

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发现这么一个现象：同样的事情，同样的道理，不同人去表述，其呈现出来的风貌是不一样的，有的活泼多姿，引人入胜；有的僵硬死板，味同嚼蜡；有的甚至严重走形，惨不忍睹。个中原因或许会有多种，但是形式绝对是很关键的因素。

设想一下，如果朱自清先生不是借《采莲赋》《西洲曲》中的相关记述，来含蓄地点染自己的情思，而是像郭沫若在《天狗》一诗中那样直接地倾泻自己的情感：我好想和那些靓妹们一起划船，一起饮酒，一起嬉戏啊，好想、好想啊！这样写会出现怎样的表现效果？即使赤裸如格雷克，其真率的语言还是经过艺术化处理的，“恐惧留在子宫里”，这是典型的将恐惧物象化，深刻化啊!且语言的搭配完全陌生化了，产生了一种令我们抗拒的魅力！

从西方符号学的角度说，朱自清的借联想以抒情，格雷克的感受物象化，意象化，不是给你认知的解释，而是给你感官的形象。这是很容易撬动作品的“联想轴”，使读者产生丰富的联想的。隐秘的情思，强烈的感触，借个性化的表现形式，美丽绽放，这对作家来说，是“奥秘不可测的东西在一瞬间的生动显现”（歌德）[5]，对读者来说，则成了审美的“秘妙”（王国维），引领读者沉醉其间，为之玩绎再三。

形式之美的力量，由此可见一斑！

但也不能不注意美感的底线。

说了这么多，很多乐于写下水作文的老师，更别说学生了，其实还是不敢轻易在这方面剑走偏锋的。怕的是触霉头！

其实大可不必。近年来，中、高考作文阅卷，对一些所谓的禁区题材已经渐渐开禁了，比如早恋、抽烟、打架……一些很不入流，甚至有些阴暗的事情，是可以进入作文的。关键是看你怎么写！如果思想、情感与形式很匹配，事件、细节与人物特定的个性很匹配，一样可以化丑为美。这方面，我们真的应该对教师读者的责任、能力、眼光和审美素养，保有一定的信心。《水浒传》中，人物爆粗口的还少吗？即使被大陆学者热捧的董桥，其个性文章中不也夹杂了不少看似不雅的语句？但是因为符合人物的粗野形象，或者被用来自嘲，或抨击丑恶的社会现象，往往偏偏是这些生糙的语句格外给力，倘若换成所谓的高雅句子，反而会失真，失力，且失去了味道。

然而，美感的确有一个底线。

西方有人曾将审美的快感分为：高尚的快感、有益的快感和无害的快感。一般情况下，人们多追求高尚的快感，事事都朝这方面拔高，结果拔苗助长，反倒假话连篇，虚伪横行。

“满园出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你能说它高尚吗？显然不能，但有益——这毕竟给人一种生机勃勃的气象，无形中还开拓了人生的胸襟！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你能说有益么？似乎不能。有点颓废色彩，缺乏我们现在所说的“正能量”。可这到底是反映了东汉时代，时局动荡，社会黑暗，文人理想失落的苦闷和苦痛，在某种程度上还具有了史学的价值，你又不能说它有害。

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格雷克的诗句，你可以武断地说它的思想内质“不入流”，但绝对谈不上有害。他们把“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的心理感受，通过艺术化的形式进行组织，锻造，已经成功地接通了人们经验的通感，使读者能在各自的内心激活相关的想象和体验，这本身就是一种创造之美。

事实上，只要我们不固执地纠缠在道德评判、雅俗评判的圈子里，而是代之以审美的眼光，审智的眼光，审新的眼光，甚至审丑的眼光，去看待个性化的写作和阅读，且能自觉地披沙沥金，是一定能充分、自由地享受美，并创造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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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孙绍振：《名作细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93—94页。

[2]董桥：《董桥文录》，陈子善编，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36页。

[3]孙绍振：《名作细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95页。

[4]转引朱狄：《当代西方美学》，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页。

[5]转引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