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达32年的家永教科书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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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达32年的家永教科书诉讼  


苏智良

　　2000年，日本国内的进步团体和世界各国的进步组织一起，联合征集签名，提名日本的家永三郎为2002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笔者也参加了推荐签名。推荐书提出，不屈服权势压力的家永三郎，代表了人类的正义与理性，而21世纪的发展，需要发扬这种和平与良知。战后以家永三郎为代表的日本进步历史学家们，为了在日本教科书中真实反映侵略战争的史实，为了正义和良知，为了反省历史，警示后人，同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进行了数十年的艰苦斗争。


一、家永三郎出版《新日本史》


　　家永三郎生于1913年，是日本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法学家。1952年，当时任东京教育大学教授的家永三郎编写了高中历史教科书———《新日本史》，该书由三省堂出版发行。家永三郎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根据战后历史研究和调查所揭露出来的大量确凿的事实，在他的教科书中介绍了南京大屠杀、七三一部队细菌战等日军暴行，严肃批判了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如关于南京大屠杀，他写道：“在南京被占领之后，日军马上杀害了无数的士兵和平民。这一事件被称为南京大屠杀。”这样，家永三郎编写的《新日本史》，成为日本教科书中反战、进步的典范，并被日本的高等中学所广泛采用。
　　家永三郎《新日本史》出版使用后，即遭到日本右翼势力的肆意攻击。从1955年起文部省在审查中认为家永三郎的历史教科书有严重问题。1962年，文部省认定家永三郎《新日本史》有323处为“不合格”，理由是“正确性与内容的选择上有明显的缺欠”，“事实的取舍、选择方面欠妥”，“记述往往流于评论，语气和表达不符合教科书的方式”，“热衷于对过去的历史的反省”，如对于南京大屠杀的描写，文部省认为，“这种描述会使读者理解为在占领南京后，日本马上开始单方面屠杀中国人。这段话应当修改，以免让读者作出如此理解。”关于战争，家永三郎写道：侵华“战争当作‘圣战’被美化，由于日本当局隐瞒日军的败北和在战场的残暴行为，因而使日本大部分国民不能知道真相，对轻率的战争只能处于热心支持的状态。”对此，文部省认为，“‘被美化’、‘残暴行为’、‘轻率的战争’等语，是以偏概全地批判二战中我国的立场和行为，让学生这样理解在战争旋涡中我国的立场和行为，这是不妥当的。”总之，他们的结论是：家永三郎的《新日本史》“与日本的教科书的目标相去甚远”，这样，家永三郎教科书被文部省下令禁止使用。
　　这一结果引起日本各界的普遍关注，接到这一审定结论后，家永三郎也感到惊诧莫名。但为了《新日本史》能够继续进入中学的课堂，他在1963年作了认真的修改，并于1964年初向文部省提出申请，要求重新审定。3月，家永三郎接到通知，这次审定被文部省认可为“有条件的合格”，但审查官口头提出的问题仍有293处之多，要求他必须再次修改，然后才可以使用。那些被要求修改的部分，主要是关于日本对侵略战争责任的认识，而这正是家永教授认为不能含糊的原则问题。
　　针对文部省的审查违背日本宪法和教育基本法关于“保障表现自由”、“保障学问自由”和“保障教育自由”的原则，家永三郎于1965年6月12日，提出第一次教科书审定诉讼。他以“国家审定教科书违反宪法和教育基本法”为由起诉政府，提出被文部省勒令修改的293处争论点表明，政府的行为违反宪法中“表现自由”的规定，要求东京地方法院裁决，取消文部省的不合理处置并赔偿188万日元。


二、以诉讼为武器


　　家永三郎第一次诉讼，曾被列为1965年日本50条重要新闻之一。51岁的家永三郎在提出第一次教科书诉讼之前，召集亲属举行家庭会议，郑重嘱托家人，即使自己死了，也要把诉讼进行到底。这位历史学家在《教科书审判》（1981年出版）一书中，写下了他起诉政府之前的心境：“1937年，家永已经作为一名研究者走上社会。我没有迎合、投机战争，埋头保护自己，也没有为阻止那场悲剧做过任何抵抗性的尝试，旁观许多同龄人陷入悲惨的命运之中，我的良心因此深受重创。今天，如果我再次放弃执笔以保护自己一人的良心而告终，能不重复同样的后悔吗？”他还多次指出，“我是一个力量很弱的平民，之所以向国家提出诉讼，是想补偿以前未能抵制战争的罪过，如果能补偿万分之一，也很满足了。”家永是为了日本的未来而决心对政府起诉的。以一己之力与政府相抗衡，家永的勇气赢得了人们由衷的尊崇与敬佩。
　　当第一次起诉法庭调查期间，家永三郎又提出了第二次起诉。起因是1967年家永三郎撰写的教科书又被判定为“不合格”。6月23日，他以文部省为对象再度提出取消审定结果的第二次教科书诉讼。这时，日本历史学界、历史教育界的一些进步民间团体发挥了巨大的后援作用。文部省方面则联络保守势力成立“保卫教科书会”进行对抗。1970年7月17日，东京地方法院首先对家永第二次起诉作出判决，判定文部省的审定结果“违反宪法”，责令取消；判决教育权不在国家而在于国民。判决书明确指出：“根据宪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六条以及教育基本法第十条的精神，（文部省）在教科书审定过程中只限于审查误写、误排及其他技术性问题，超出这一范围去涉及记述内容当否，实属违反宪法。”家永胜诉后，文部省不服判决，于7月24日上诉到东京高等法院。
　　1974年7月，东京地方法院对家永第一次起诉作出判决，判定国家拥有教育权，但认为文部省审定“干涉过度”，命文部省赔偿家永三郎10万日元。这次判决否定了第二次判决的基本内容，由于诉讼的实质、审定教科书“违反宪法”几乎被全面否定，此案又由家永上诉到东京高等法院审理。与此同时，第二次诉讼案的二审，也于1974年7月16日由东京高等法院判决，法院认为文部省对教科书的审定是合法的，同时又表示教科书的审定是教育行政手续问题，并在1975年12月20日驳回了文部省的上诉。
　　教科书诉讼案震动了日本全国，右翼势力不断攻击家永三郎“卖国”，面对巨大的压力，家永三郎毫不退缩。1984年1月9日，家永三郎提出第三次诉讼，控告文部省1980、1983年对他执笔的《新日本史》的审定违反宪法，要求赔偿作者的经济损失200万日元。
　　家永三郎诉讼案是日本现代历史上少有的个人三次控诉政府违宪的事件，它实际上成为了正义力量与右翼斗争的一个焦点，而受到日本社会各界及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日本最高法院也不敢贸然作出最后判决，拖延达30多年之久，遂使该案成为悬案。
　　在这漫长的30多年的时间里，家永三郎不断受到右翼分子的威胁和迫害，但是为了维护历史的尊严，他仍然与支持者们一道奔走呼号，用自己的行动来揭露右翼势力的罪恶阴谋。在教科书诉讼的漫漫过程中，日本进步人士于1965年成立了支持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的全国联络会，总部设在东京千代田区，联络会发行报刊，组织集会，加入这一组织的团体会员达2000多个，个人会员超过25000人。日本律师组成了以名律师森川金寿为首的阵容强大的辩护团。日本数十位卓有成就、深有影响的史学专家与无数青年学生、市民一起展开了长期援助斗争。著名记者本多胜一、作家森村诚一、历史学家藤原彰、江口圭一等挺身而出，在法庭上为家永三郎作证。在日本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的“早稻田史学”犹如坚强的战斗堡垒，特别是早稻田大学日本近现代史专业的3位教授———有“鹿野史学”之誉的史学家鹿野政直教授，不仅参加撰写“上诉理由补充书”，还亲自走上法庭为家永作证；安在邦夫教授与其他3名志同道合者，组织34位在各个历史研究领域的权威史学家，选取最重要的36项诉讼争点，向日本最高法院提交“上诉理由补充书（八）”，详细论证文部省的审定意见是错误的，安在教授因此受到右翼分子的恐吓；由井正臣教授因在研究和著述中一贯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更是右翼势力最为痛恨和不断威胁的对象。接受“早稻田史学”教育的青年学子们，追随教授们，成为教科书诉讼运动中的一支生力军。日本教职工工会（日教组）更是尖锐揭露政府的阴谋：新的教科书问题之所在，一是通篇贯穿了“皇国史观”；二是丝毫未对过去的侵略战争进行反省。这也正是家永三郎教科书的“问题”所在：因为它没有“皇国史观”，没有隐瞒侵略的事实，所以不能满足右翼美化侵略战争的需要！表示对家永三郎的坚决支持。


三、历史认识的分歧


　　概括地说来，家永三郎的教科书与文部省审定标准的主要分歧主要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文部省教科书审定制度是否符合宪法。教科书审定制度涉及宪法的条款有3处：宪法第26条规定，一切国民有接受教育的权利；第21条规定，保障言论、出版和其他一切表现的自由，禁止检查；第23条规定，保障学问的自由。根据这3条，家永三郎认为，文部省审查教科书，与宪法赋予的保障教育的自由、表现的自由（包括禁止检查）和学问的自由相抵触。
　　第二个层面是对侵略战争历史的认识，其中主要有5个问题。第一，关于侵略战争性质的认识。家永三郎在教科书中明确指出了日本对中国所发动战争的侵略性质。家永三郎在书中不少地方都使用了“侵略”一词。例如他在关于西安事变中写道：“在中国，以西安事变为契机，成立了国民政府与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于是，抵抗日本的侵略、恢复中国主权的态度强硬起来。”但是日本文部省坚决反对使用“侵略”一词，提出“‘侵略’一词是含有否定意义的评价，在教科书中把这种含有否定性价值评价的语言用于本国的行为，对于下一代国民的教育不利”。文部省提出的修改意见非常清楚，就是要用“武力进入”一类所谓“客观性”的词语取代“侵略”一词，进而彻底抹杀日本的侵略行为。
　　第二，关于战争对日本人民也是一场灾难的认识。家永三郎在书中观点鲜明地指出：“由一批军国主义分子发动的侵略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的是空前的灾难。”当时的日本政府“为把战争美化为‘圣战’，完全隐瞒了日本军队的失败和在战场上的暴行，大部分国民对真相一无所知，处于不能不热心地支持盲目的战争的被动状态”。而文部省认为这样的认识是对战争中日本立场和行为的片面的批判，指责这样写历史过于强调了战争的阴暗面，不能使学生对处于战争灾难中的日本的立场和行为有正确的理解。
　　第三，关于日军战争暴行的认识。主要有南京大屠杀、细菌战和对女性的强奸等暴行。家永三郎在写作《新日本史》之时，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还不够充分，所以他在教科书正文中还没有对事件本身进行具体的叙述，只是在注释中明确指出：“日军在占领南京后即杀害了为数众多的中国军民，被称为‘南京大屠杀’。”但文部省对这样的注释也决不同意使用，称：“根据这一注释，可以理解为占领之后军队进行了有组织的屠杀，但不能这样解释，应予以改正。要说明那是在‘混乱’之中发生的事情。”
　　关于对七三一细菌部队的揭露。家永三郎在教科书中对七三一部队的叙述是日本比较早揭露细菌战罪行的内容。他写道：“在哈尔滨市的郊外设立了被称为七三一部队的细菌部队，以数千名俘虏，主要是中国人，也包括外国人在内，从事残暴的人体实验。这一暴虐的事件一直持续到同苏联开战，长达数年。”文部省的审定意见则认为：“关于七三一细菌部队，迄今为止还没有经得起推敲的专门的学术研究，在教科书中使用为时过早。”要求全部删除。
　　关于日军奸淫妇女的行为。家永三郎在教科书中痛斥了日军在战争中对无反抗能力妇女的施暴行为，如：“日军到处杀害居民，烧毁村庄，奸淫妇女，使中国人民的生命贞操和财产的损失不可计量。”对此，文部省的审定意见则认为：“奸淫妇女的事情在哪个时代，哪个战场上都有发生，这不是日本军队所独有的事情。”从而也被要求删除。
　　总之，文部省封杀家永三郎教科书的实质，是反对通过教科书向日本的年轻一代讲述日本所发动的侵略战争的真实历史。
　　对于文部省的独断、蛮横与保守，家永三郎坚持斗争。他认为，如果听任文部省对侵略战争历史的删改和歪曲，将会对日本国民，特别是年轻一代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作为教育家，家永三郎特别强调教师和教科书对年轻一代的教育示范作用。他认为教师担负了重大的社会责任，对于过去战争的历史责任，必须向学生说明，否则就难以防止新的战争的发生。他一再以自己的经历和教训告诫年轻的教师：“我在战争期间就当了教师，使用的就是这样的教科书。因为当时的教科书是由政府规定的，不许使用其他的教科书，不许教师独立编写教科书介绍自己的观点。我自己虽然没有到战场上去作战，但我并不感到轻松。因为我教过的学生都上了战场，有的战死了。一想到是我用那些教科书教育了他们，我就觉得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认为未能制止战争也是应当反省的。”家永三郎认为这是“无作为”的责任。关于教科书，经历过战争疯狂年代的他也有特别深刻的理解。他指出：“战争期间编写教科书的骨干都是由日本陆军教育统监部的军人担任的，所以他们在教科书中竭力鼓吹效忠天皇，美化日本的侵略行为。”正是出于对侵略战争的痛恨和憎恶，家永三郎决心用毕生的力量为维护教科书的科学性而奋斗，这便是家永三郎进行长达32年诉讼的原动力。


四、艰难的胜利


　　家永三郎教科书的三次诉讼分别独立进行，每一次诉讼均需要经过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东京高等法院和日本最高法院的三级审理。第一次诉讼虽于1965年6月提出，但直到1974年7月16日，才由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一审判决结果为：一、文部省对教科书的审定制度和运用合乎宪法；二、文部省对该教科书的审定意见，部分超越了审定权；三、由国家赔偿10万日元。法庭认为：“把战争称为圣战是对战争的美化；在战场上的暴虐行为尽管是很遗憾的，但的确是事实。而且比较对手的国力、军事力等，进行上述的战争就是‘盲目的’，这在今天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因此审定的意见不正确。”家永三郎对判决结果不满，进行上诉。1986年3月19日东京高等法院的二审结果使家永三郎全面败诉。审判认定：“在战争上实行暴虐的行为，不限于我国军队，而在战争中有许多复杂的情况，笼统地用‘盲目的’概括有问题。审定意见认为给正处在身心发育过程中的高中学生使用的教科书采用那种叙述不确切，可以说没有什么不当之处”，认定文部省的审定意见均未违法，所以判决家永三郎败诉。家永三郎再向日本最高法院提出上诉。1993年3月16日，经最高法院三审判决维持原判。这第一次诉讼前后历时28年。
　　第二次诉讼的对象是文部省196７年度对《新日本史》的审定。1970年7月17日，由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家永三郎部分胜诉，判决书除了认可文部省对教科书审定制度合乎宪法外，支持家永三郎第二次诉讼请求，即取消对其教科书不合格处分的各种审定的意见，认为基于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的立场，“国民的教育的自由”应当予以确认。对于这一结果，文部省表示不服，提出上诉。1975年12月20日，由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判决家永三郎部分胜诉。结论是：一、文部省对该历史教科书内容的审定，超越了审定范围而违法；二、不做宪法判断。对于审判结果，文部省决定放弃上诉，而家永三郎则以要求修改文部省对历史教科书指导要领为由，向最高法院上诉。1982年4月，最高法院判决撤销二审判决，以“应该审查有没有诉讼的需要”为由，退回东京高院重新审理。1982年4月8日三审废除原判，改判家永三郎败诉；到1989年6月27日东京高等法院重审时，最终判决没有诉讼的必要，也就是判家永三郎败诉。前后历时22年。
　　第三次诉讼的诉讼对象是文部省1980、1983年度对家永教科书的审定。1989年10月3日，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家永三郎部分胜诉：一、文部省对该历史教科书的审定，有1处违法；二、赔偿原告10万日元。文部省不服继续上诉。1993年10月20日东京高等法院进行二审判决，认定：文部省的审定意见有3处违法，具体是：关于南京大屠杀问题，关于日军对妇女暴行问题和关于“草莽队”问题；二、赔偿额增加到30万日元。当然，数额仍是微不足道的。文部省继续上诉。1997年8月29日，日本最高法院对家永第三次教科书诉讼作出终审判决，在东京高等法院上述判决的基础上，又作出了在“‘七三一细菌部队’问题的记述上，文部省的审定意见违背宪法”的判决：文部省强令家永全文删除“七三一部队”等内容，是构成文部大臣“超逸裁量权”（即滥用审查权）的违法行为，责令日本政府向家永赔偿40万日元。在家永起诉的文部省8项审定意见中，被判违法的有“南京大屠杀”、“七三一细菌部队”、“日军对妇女的暴行”等4项，至此，家永三郎诉讼以“部分胜诉”而宣告结束。
　　长达32年的教科书诉讼终于在东京日本最高法院降下帷幕。东京教育大学名誉教授家永三郎，已经83岁高龄了。与漫长的诉讼相比，审判长大野正男仅用几分钟便读完了判决书的正文，这时，家永脸上露出了胜利的笑容。近千名支持者把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宪政纪念馆会场挤得水泄不通，当家永教授拄着手杖出现在大家面前时，场内响起热烈的掌声。家永三郎用苍老嘶哑而坚决的声音说道：“仍然不是全面胜诉。但是，最高法院承认审定中存在着违法，这是不可轻视的。32年的诉讼结束了。一个无力之人之所以能坚持斗争，多亏了多数人的支援。不论胜负，都是荣誉。”家永说完，向人们深深地鞠了一躬。会场内掌声雷动，经久不息。终审判决的当天，日本支持教科书诉讼全国联络会也发表声明指出：“今天，最高法院第三法庭就第三次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作出判决，推翻了东京高等法院原判中家永败诉的部分，判定对七三一细菌部队的审定是违法的。东京高等法院在1993年10月20日曾就‘南京大屠杀’、‘日军的暴虐行为’及‘草莽队’三处审定作出了违背宪法的判决，加上本次最高法院的判决，文部省审定意见中被判定违法的地方已经有四处。政府、文部省应就四处审定违法一事进行深刻的反省，对用行政方面审定教科书的原则予以根本的检讨和改正。”对于最终判决，中国有关方面也给与了肯定，指出：日本“最高法院的最终判决是前进了一步”。
　　从1965年6月到1997年8月，在长达32年的家永三郎诉讼中，东京地方法院、东京高等法院、日本最高法院先后作出10次判决，从第一次诉讼的败诉到最后的部分胜诉，从51岁到83岁，家永三郎不屈不挠、锲而不舍。这一事件在日本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反响，特别是对历史教科书中正确描述侵略战争历史事实、对日本国民确立关于侵略战争的正确认识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例如，自1955年起在教科书中消失了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史实，从1974年起，先是被一种高中教科书和一种初中教科书采用，70年代后半期，30%的教科书开始采用，而到1984年，几乎全部教科书都记载了这一历史事实。到1992年，甚至出版小学教科书的7家出版社中也有6家采用了这一史实。关于“从军慰安妇”问题，从1994年起，有23种高中日本史教科书和8种世界史教科书开始记载；1997年7种初中社会教科书开始记载。一度被文部省要求改为“进入”的“侵略”一词，也在90年代以后被各种教科书明确地使用了，有些还明确了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性质。《日本经济新闻》社论指出：教科书诉讼在日本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特别是在日本的年轻一代几乎完全不知道半个世纪前发生的战争的背景下，诉讼这件事本身就有重大的意义，这不是以诉讼的胜负所能评价的。
　　正是通过日本进步力量的积极努力和国际舆论的促进，特别是以家永三郎为代表的日本国内进步力量，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坚持斗争32年，日本的历史教科书才相对逐步地反映了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正如家永三郎教授自己所说的，教科书事件已经成为“世界历史上的事件”，是“光荣的事件”，其意义超越了日本一国的范围。家永三郎与日本政府斗争的勇气、毅力，可以说是日本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的人们的杰出代表，也是人类坚持真理和理想的典范，家永三郎如果取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荣誉，应是当之无愧的。


摘自《日本历史教科书风波的真相》  苏智良 著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