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平：七十年代的音响发烧族

教师之友网

王小平：七十年代的音响发烧族



作者:王小平



       所谓音响发烧，是一种对于完美（音质的完美）的执拗追求。这种追求，是否像夸父逐日一样，带有一种超脱实际的狂悖，我们下文再另行讨论。但即使如此，也未必是一件坏事情，因为有多少惠及后人的功业，都是他人眼中执拗狂悖的人一试再试，终于成功的。所谓发烧也者，无非是在一些可能条件下，对于极限的追求。这种追求，常常是在被俗事的潮水淹没之余，从内心深处浮起的一种奇妙冲动，属于人性中隐藏的神秘动机。这其间的来龙去脉，够心理学家琢磨一阵子的，我们且撇开不谈。


　　音响发烧，因为众多人士的参与，成了一个集体性的梦幻，一个蓬蓬勃勃的事业。由于一度厕身其间，更准确地说来是曾附骥尾，听说过一些有关的事情。据说有的人为了买名牌喇叭不惜一掷千金。但这样的喇叭买到之后，它只是一个坯子，还要加以适当信号，令其高负荷振动两个星期，才能使其由生到熟，成为一件合用的东西。至于这样一来，是否吵得家宅不宁，邻里侧目，则是另一件事情。但既有所得，便有所失，此事古难全，权当是为发烧大业付出的代价吧。还听说半导体电路性能虽佳，但在行家耳朵里，总赶不上电子管放大器音质优异。所以要是真讲究的话，尽管笨重耗电，末级放大还是要采用大型电子管，即所谓“胆”。此外放大器功率越大越佳。虽然如果不想把屋顶震碎的话，这么大的功率平时用不上，但这叫储备功率，大马拉小车，才能举重若轻，宛转如意。这样林林总总合起来，耗电也颇为可观。据说有的人为了配合自己的宝贝音响，竟然安上大型配电盒，并配装粗壮电缆。这些发烧方式，已经是晚近的事情。如果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也有音响发烧友，有些人可能根本不信。但不管怎么说，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事情。

　　上世纪七十年代，是个物质匮乏的时代，但精神之匮乏，尤胜于物质之匮乏。旧唱片抄的抄，砸的砸，古典音乐近乎绝迹。但缺什么，人们就想什么，这是个一定不移之理。在北京城里，有不少旧文化的遗老遗少，他们时刻琢磨着，想听听贝多芬、肖邦、穆索尔斯基之类的东西。

　　于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革命的扫帚尚未触及的角落里，突然出现了许多地下俱乐部。人们不知从什么地方翻出一些旧唱片，邀集三五同好，扎在黑屋子里听起来。随后更多的人闻风而至，密室里坐满了人。这些唱片大大小小，五花八门，三十年代的日本唱片，四十年代的美国唱片，五十年代的苏联唱片，有粗纹的，密纹的，划花了的，掉角的，有七十八转的老东西，也有三十三传的，甚至有罕见的四十五转唱片，中间带个大圆孔。

　　在黑屋子里，人们浮沉在阴影中，表情庄重，一言不发，除了换唱片的人外，无人走动。音乐一支支响起来，有交响乐，钢琴，还有歌剧。没想到我的那点可怜的音乐教育，竟然是从这黑屋子里开始的。我听说人的天赋，正如植物发芽，长叶，开花，从幼年起一层层呈现。如果在发育的时候得不到适当的刺激，这些天赋就会枯萎，正如它们从来没有过一样。如果说我今天还能领略一些上品音乐的精华，还能多少感受到一点古典音乐大师内心中和谐的花纹和活跃的悸动，这完全是拜黑屋子之赐。

　　记得初听贝多芬交响乐的时候，完全无法把握来龙去脉，如堕雾中。看看旁边人的享受神态，莫测高深，实在是由衷景仰。但我也听说过能领略上品艺术的人，永远是少数，所以出于嫉妒心理，也对他们的表情是否真实，多少有点怀疑。后来才发现，多数人和我一样，都是凡品。他们更喜欢简单明快的小东西，轻音乐之类，如五十年代在中国产生的华美妩媚的小品，外国民歌，和雅俗共赏的乡土旋律，所以不禁对能欣赏苍凉沉郁或有宏大格局音乐的人，给以更高的敬意。

　　当时旧唱片十分难找，偶尔辗转托人借到几张，听上几天，就得赶紧还回去，实在无法令人满意。唯一的解决方法，似乎就是录音机。那时录音机还是稀罕物。旧货店里有时能见到钢丝录音机，声音瓮声瓮气，录音乐实在不相宜。南京出产一种磁带录音机，叫钟声810，电子管的，做得笨重粗陋，放起钢琴曲来好似敲洋铁罐，但能有这么一台，已足以傲视同侪。

　　幸而当时身处首都，有许多外国使馆。使馆洋人用剩下的录音机，有时卖到旧货店。旧货店玻璃柜里，常常摆着几台，但价钱昂贵，一般人买不起。所以心灵手巧的人，会琢磨弄一台旧机器加以改装，换个上等磁头，再根据电子杂志上的最新设计重焊电路。有的人甚至打算自行加工机械零件，自己组装一台。久而久之，我们这些人都变成了半个电子技师，说起分频放大，推挽电路，输出阻抗，偏磁，畸变，全是一套一套的。

　　有一回，在某家旧货店里出现了一批苏联录音机，据说是克格勃专用的，价钱还不贵。于是许多哥们都买了一台。这种录音机，有行李箱子大小，熊点儿的汉子根本提不动。打开一看，真是开了眼了，全是真材实料。加工工艺也没得说，国产货根本没得比。就拿一个小小的走带滑轮来说，外面是光洁的合金铝，里面是钢芯，再里面居然是精致的滚珠轴承。普通的屏蔽线，外面充其量有个金属网套，而它的屏蔽线却十足讲究，好像铠装电缆。

　　这类事情，林林总总，无不在助长着一种对洋货的崇拜。当时对外国名牌耳熟能详，什么德国的德律风根，格朗地，荷兰的菲力普，美国的奇异，泽尼斯，都如数家珍。有一次拜访一位年长的同道，他给我们看了一件家藏的宝贝。那是一台带唱机的落地机，从晦暗的外表来看，起码是二三十年前的旧物。他骄傲地介绍，这是美国的奇异，听听，音色多美。我发现他对这台机器有一种图腾式的崇拜。他坚信里面的一切东西都是神妙地组合在一起的。如果换掉其中任何一个原装零件，哪怕一个螺丝，都会就此毁了它的音色。

　　有一回拜访另一位先生，他告诉我们他在外国音响杂志上找到了一个音箱设计，叫做指数号角式。里面有蜗牛壳式的卷曲音道，依指数曲线展开。当时没处找木头，他就买了十几个和面用的面板当材料，请木匠照图做了一个，有柜台大小。据他自己说，其低音之威猛，已经压倒了北京展览馆剧场的音响系统。

　　由于天性中的一些弱点（谁知道呢，或许是优点？），我很快就陷入了对音响的疯魔。连晚上做梦，都梦见恍惚之间，突然就拥有了一批形状各异、格调优雅的机器。有一次姐夫给我带来了一个舶来的低音喇叭，我的天，差点没乐得背过气去，只觉得天地之间，到处充斥着动人的善意。工余的日子，不眠不休，整天鼓捣那几台机器，调调这儿，弄弄那儿，拆装电路，反复试验，各种改善的腹案好像无穷无尽。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已经很久没有好好听过音乐了。事实上，自从迷上音响以来，我似乎再没有像一个正常人那样听过音乐。我已经丧失了欣赏音乐的能力。

　　实际上，在有工夫的时候，我的音响总是开着的，但它们的外壳多半也是打开的，露出里面机械和电路的迷宫，一个难以拒绝的诱惑，一个潘多拉之盒。我实在无法把持住自己的内心，使它游离在迷宫之外。在一切音乐中，我已经听不到旋律，能捕捉的只是被技术支持，由技术调控，也受技术评判的声音。在清脆的钢琴声中，我听到录音机的抖晃率，在雄壮的交响乐里，听到的是动态范围，在柔婉的提琴声中，听到的是非线性畸变，即使在音乐停歇的时候，我还能听到背景噪声和交流声系数。这种从艺术层面到技术层面的跃迁，完全无法自主。

　　如果我喜欢一段音乐，决不是因为它的内涵，而是因为其声音能够彰显音响效果。有时候，我不厌其烦地放一个片段，一面调整机器，一面仔细鉴定高音是否纯净，低音是否醇厚。曲有误，周郎顾，没有微小的失真能逃过我的耳朵。这时候，最受折磨的人是我同居一室的弟弟。他天生好脾气，最能舍己从人，有一回也忍不住喝道：都第二十九遍了，你能不能放点别的东西。

　　后来，读到马克·吐温在密西西比河上学习掌舵的感想，不禁拍案叫绝。他说：“奇趣和美观全离开这河而去。无论什么特点，所有的价值，这时由我看来，都在于它对一条汽船的安全驶行有什么用处。从那时起，我就从心里可怜做医生的。一个美人颊上可爱的发红，对于一个医生，除去说是某种致死之症浮出来的一种破绽而外，还有什么意义呢？是否所有她的外表的娇艳都密布着他所认为隐藏的腐烂的一些表征呢？他能否看到她的美，或者只是以专家的眼光观察她，以他自己的见解评断她的不健康的情况呢？而且他是否有时候会惊疑不解，他学了这一行职业，到底是所得的最多，还是所失的最多呢？”面对如此深刻的对人性的洞察，夫复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