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文音：该担心的永远是写作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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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文音：该担心的永远是写作本身


    作者:庄向阳     



    在台湾文坛活跃着的女作家当中，钟文音无疑值得关注。自1994年出道以来，她已获得台湾各大文学奖项十多次，出版了二十多部小说或散文集。最能体现她文学野心的是有“百年物语三部曲”之称的《艳歌行》、《短歌行》、《伤歌行》，三本书，约百万字的篇幅，书写了钟文音对土地、家族、性别、情欲、生命的种种想象与关怀，令人侧目，更令人震撼。

    钟文音是怎样开始写作的？写作对她而言意味着什么？她有着怎样的创作观？晶报记者就以上种种问题对她进行了采访。



钟文音





影像是我最初学习表达的路径

晶报：请说说你是怎样开始写作的？

钟文音：起先我在大学时着迷于电影，当时的创作都偏向影像，比如拍短片，写剧本，还有大量看电影。但我也没有忘怀阅读，尤其小说一直是我很大的精神食粮。所以我常说，“影像是我年轻时的恋人”，盖因影像是我最初学习表达的路径与媒介。后来我发现对影像的学习与喜爱，也有助于我文学图像的建构。

我在大学选择读传播系，就因为高中时迷上摄影，但到了上大学发现自己的个性更喜欢安静的文学，因此也常跑去选修历史系与中文系的课，收获很多。但年轻时的梦，如果没去体验，还是不知道究竟自己的“底”是什么，因此大学毕业后去了侯孝贤所属的一家电影公司工作两年，然后又去当了一部电影的剧照师，之后就彻底发觉自己不适合“群体”的工作，我渴望孤独，喜爱一个人可以完成的创作。因此我确信自己想要走文学之路。

但我二十几岁时试写了几篇短篇小说，投去报社，石沉大海。我就先把小说搁在抽屉，然后在一个机会下去《联合报》当艺文记者。1994年，在当记者的两年期间，我将之前写的一篇短篇小说《怨怼街》投去参加“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获了奖，从此我更确信自己是要走文学写作这条路的。只是当时受到感情很大的波动，决定去纽约学习绘画，时间是1995年-1997年。在纽约仍边画画边写东西，但没有获得发表机会，于是1997年起开始把小说稿子投稿参评多个文学奖，却都得了奖，也就因为自1997年到2000年的这三年间藉由得文学奖的密集曝光，而使我不仅出版了书，也开始受到很多媒体的关注，算是真正走上了文学之路。也因此我自2000年就开始不上班，专职写作。

虽然短暂地做过许多工作，踏上许多错误的“弯路”，但过去的经历也可以成为写作的养分，感情的创伤也可以化为艺术的财富，经历许多人事，都可以用一双锐利的眼睛观察这芸芸众生，对于写作也是有益的。只要“核心”的初衷不变，永远都可以开始写作，因为写作才是我最渴切的生活状态。

晶报：“写作这件事对我很像是举办一个人的午夜嘉年华会。”这是你的一句话，真是一个值得回味的比喻。

钟文音：表面上作家是孤独的“一个人”在进行写作，但在无形的脑海里，其实是交织着很多人，很多人的人生故事或际遇碎片会像“嘉年华会”般地跑进脑海，热闹异常。作家像是在招魂，因我都在午夜写作，所以很像是午夜的嘉年华会。尤其是写“台湾岛屿三部曲”，里面人物非常多，多到好像他们也跟着我参与了无形的写作派对，孤独的嘉年华会。

我最在意的不是语言的完美，而是风格

晶报：你说“几乎我的生活是什么，就会在写作里露出了端倪与寻到了蛛丝马迹。”而且，你喜欢用第一人称，比如《短歌行》就是使用第一人称，你不担心读者会将小说主角与你划上等号吗？

钟文音：高明的读者都应该知道小说创作是作者的“拼贴”，基于现实的想象拼贴，不可能是作者的原型复制，所以我并不担心被划上等号。因为任何写实都不可能真正地写实，《短歌行》比较像是“心理的写实”，“人物的拼贴”。至于台湾历史，就像小说的舞台，人物展演的舞台布幕。

小说中的第一人称“我”并不等同于作者“我”，这只是一种人称的运用。用“我”是刻意贴近读者，就好像电影的“短镜头”。

当然小说作者“我”不免会介入“叙述者我”，虚实交会，形成魔幻张力。

写作不用去担心别人的眼光，应该担心的是自己写得好不好，有没有写到位，这一本没写好，以后能不能写好。该担心的永远应该是写作本身。至于写作之外的附加，是赞美或诋毁，都非作家能控制的，别人的评判有时候也不是客观的（甚且是偏颇居多）。

晶报：你在意小说的语言吗？

钟文音：当然在意啊，语言是作家不可缺的情妇呢。但我不会刻意经营，我希望自然书写，尤其避免太过“文艺腔”。

我最在意的不是语言的完美，而是风格，也就是读者可以一眼看出那是“钟式风格”，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就像歌星一开腔，别人马上可以听出是谁唱的。一个有瑕疵但极具风格的语言远比完美却毫无个性的语言重要太多了。

晶报：至今你已经出了十几部小说了，回首自己的写作历程，你对自己的创作阶段有没有做过划分？

钟文音：不是刻意计划的，但多年过去了，好像有这么一点可以划分的历程：一开始是以新人之姿在1994年得“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之后去纽约念书。

回台湾后，酝酿写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且大量参加台湾重要文学奖的比赛，藉此登上舞台，时间大约是1997到2000年三年之间，密集得了十多个文学奖。

接着有近乎七八年的时间都在国外旅行，因此花很多的时间“刻意”写旅行散文与小说，这样大量的书写与旅行，让我受到注目，其实我把那些年当作是写作的田野调查与训练期。结束长途的异国旅行之后，我转回关注台湾与旅行台湾，因而在2004年着手写三部曲之首部曲《艳歌行》，接着写第二部《短歌行》、《伤歌行》，从2005年一直写到2011年，共花上七年左右。所以先是得奖期，接着是波西米亚的旅行训练期，接着是长篇大河小说期，现在是平稳期，生命的河道航向平稳，可以有计划地一年写作一本书。

晶报：你喜欢写作也喜欢旅行，那么，如果把写作当成一次旅行，你现在行进到哪里了？

钟文音：写作是一场无止尽的旅行，也像是马拉松赛跑。一站接一站，有时是大站，有时是小站，有时甚至是休息站。如您所说，有时是大旅行（如写长篇小说），有时是小旅行（如写散文），有时是搁浅（就写图文书，短文配合摄影与绘画）。这大概是我的三种状态，长篇小说最像是漫长的旅程，比如写百万字的“台湾岛屿三部曲”，那可是我长达七年的漫长征战。

我2011年年初就完成三部曲之《伤歌行》，故暂时停歇，2012年和2013年各出版了摄影图文书《暗室微光》、《我亏欠我所爱的人甚多》，有两年时间想做文学，但不要一直深挖自己内在的黑暗隧道，因此也做些英文小说翻译。

局外人与现实对写作者都是危险的

晶报：你在创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钟文音：家人有困难时，我无法置之度外地卷入其中，进而造成写作的停搁，还有就是为了经济问题而跑去做很多和写作无关的事。这是最困难的部分。另外就是感情风暴，心情陷入忧郁，就难以召唤缪思。写作之难，最难的是写作书房外守候着一条你一打开门就会随时想咬住你不放的鳄鱼或狮狼。

盖因作家的写作是如此劳心劳役，若还要和现实交战，作家那敏感的心可能遭致四分五裂了。如果你想写作，你又不幸交了一个烂情人（且和他结了婚后他又外遇……）；如果你想写作，却被忧郁的黑暗之心囚住，那么我将告诉你写作这个行当与人生的艰困之处。

很多年前，我在一本长篇小说《从今而后》的扉页写着：“你所抛下的世界，我已替你接收。”

抛下这个世界的是谁？当然是辞世者，一些在死亡这条路上的前行者。“我”如何替他们接收未竟的人生或叙事？

1999年出版的小说扉页，预言了往后我遇到的同辈小说家的离去，他们还有许多要写的小说，未竟的文学版图。

2000年，我辞去两年半的记者工作，自此这个符号跟了我一辈子，好像做两年多都不敌写作二十多年的刻痕，因为人们总是不去看作品的本身，也不关心作家的演变，很容易就在网络找资料，且找到过期十多年的资料还不自觉。今年参加某文艺营活动，主办单位竟写“现职记者”，可见一个文化单位要办文学营竟连邀请的作者之书看都不看一眼，要不作者的简介栏也看一下啊。我生气的不是被写错，而是一个文化单位这么粗糙。

写作，先是面对自己，但一旦作品出版，面对的就是所有的局外人与现实了。局外人与现实，对写作者都是危险的。

萨特说：“他人是地狱。”这句话要放在心里，不然很快就会被外面的眼光折损了自己的写作热情与信心。

晶报：你有一段文字题为“躲在黑洞是我的天赋”，能否说说这个黑洞？

钟文音：天赋的意思就是天生的，本能的。我天生就喜欢躲在写作的书房里胡思乱想，或者和世界连通。至于“黑洞”，有几个面向，一指书房的黑暗，我喜欢在暗处写作，只让灯光照亮纸页，所以就是大白天也喜欢书房暗暗的。太亮没办法集中思考；一指探勘生命的黑洞，面对生命的黑暗洪潮。所以黑洞有双重指涉：一为外在的空间氛围，一为内我的黑暗探勘。这也让我想起卡夫卡，他总是在夜晚写作，白天对卡夫卡而言就像难以言喻的蛊，太亮了，让他没办法专心，无法写作。他形容自己是“穴鸟”（kavka），他的名字卡夫卡kafka正确拼法就是“穴鸟”之意。我们都是在写作书房的穴鸟，窝在黑洞里飞翔写作的天地。

“人格”与“技艺”都是我最重视的

晶报：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你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

钟文音：“人格”与“技艺”，这二者都是我最重视的，一个作家没有人格，那实在不该做“写作”这件事。至于“技艺”，这也是形构作家展演文字的基本，一个没有文字魅力的作家充其量只是“写字者”，因此文字的技艺也很重要，换句话说，一个作家的质感与气度都是我看重的。当然，作为一个作家就是要持续写作，别的行业都得兢兢业业，作家也得如此啊，不是说作家就可以享有名声的特权。

晶报：你写作小说也写作散文，这两者在你内心的天平上分别是怎样的重量？

钟文音：当有“点线面”的全面观照时我就写长篇小说，当“只有一个点”时我就写散文。散文比较像是“一个点”的挖掘，小说则复杂些，必须有全盘的叙事能力或者至少作者对人物时间长河浸淫得久且深。但二者我也彼此偶尔互为流通：小说里展现散文的叙事，散文里呈现小说的对话结构等等。二者同样重要，只是因为题材而将体例划分开来。

晶报：你已经出版了很多作品，未来你最想写作的是什么？你目前正在写什么？

钟文音：写作永远都是在投变化球，因为写作会对应作家遭遇的每个现实。所以现在的回答没什么意义，因为会一直改变。未来只能期待但无法言说。

但在计划表里，我目前要写的是一本散文《关于诗人普拉斯和小说家伍尔芙的伦敦》，还有一本是关于台湾女性与海洋的长篇小说《在我们的海》。

我就是一个嫁给文学的女作家

晶报：对台湾文坛的现状你有什么看法？

钟文音：我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才进入文坛，当时文坛已经分崩离析，个人主义抬头，我和骆以军被视为“内向世代”，也就是不和广大文坛有所连结，但又和文坛隐隐有着深度关连的作者。现状是没什么文坛现象，大家不太聚会，但每一年同世代的作者倒是会到我家聚会一次，算是“相濡以沫”的情谊。但基本上，在日常生活里都是不联络的，尤其是我（我常在外旅行，且十多年专职写作，没上班，所以和文坛没什么来往）。

晶报：你说过，读者可以任性，而作家不行，好作家必须尽读好书，能说说你的阅读吗？你更喜欢哪些作家，你有什么阅读习惯？

钟文音：任何类型题材的阅读我都不拘，尤其喜欢乱看新闻（给我不少灵感），或者杂书、历史书等。我喜欢的台湾经典作家有陈映真、叶石涛、赖和、七等生等。至于其他经典作家，我喜欢曹雪芹、张爱玲、鲁迅、沈从文、杜拉斯、狄金森、卡夫卡、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阿赫玛托娃、佛斯特、菲茨杰拉德、福克纳、伍尔芙、普拉斯、马尔克斯、米兰o昆德拉、村上春树、大江健三郎、三岛由纪夫等等，当我借着阅读，与他们也就开启了对话，藉此一步步地涉入其间。

晶报：对于于女性写作，你有什么看法？

钟文音：即使是女性也有千百种，女作家亦然，有人日常，有人传奇。我是属于不介入日常婚姻那种柴米油盐的写作者，但我也绝不制造传奇。我属于我自己，我爱写作，很简单的信念，不成为婚姻奴隶，但也不成为女作家的一种传奇样貌的刻意。女性又是一个作家，有时不免陷入生活与感情的孤单与忧愁，但我都度过了。一个有才华的女性具有决定自己命运的能力，这是我的信念。

晶报：“真的很喜欢钟文音，已经看过了所有她在大陆能买到的书，她是现代的三毛。”这是一位网友在2006年9月在豆瓣网上的留言，你认同她把你比作“现代的三毛”吗？

钟文音：因为读者都用“外表”判读作者，所以才会有这种情形；因为我留长发，加上长期旅行的外在形象（穿衣风格所塑造的波西米亚流浪风格）之故，所以才有这样的话语吧。其实我一点都不是三毛的再现，一来我的写作风格非常多样，我写很多台湾本土的长篇小说，也关注世界文化的旅行书写，同时我又绘画又摄影，在写作上我的文字语言与类型都和三毛女士差异甚大。

而最大的不同是还有“爱情观”与“生命观”，我不会把心思全部放在爱情上，我的个性其实比较倾向于法国女作家杜拉斯，写作比爱情强大太多了，不会因为爱情而欲生欲死或对创作幻灭。至于生命观，因我长期在佛学的滋养之下，对“人身难得”有极大的信仰，在一期一会的生命里，我非常珍惜生命与时间，我想如此种种都是差异。

我认为读者应该去看作品，而勿以外在形象或者旅行就穿凿附会。我也建议读者别再把这样的形象附加在我身上了，这是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我就是钟文音，一个嫁给文学的女作家，一个喜欢绘画与摄影的旅行者，除此别无其他了。



    钟文音

    生于1966年，台湾云林县人。毕业于淡江大学大众传播系，在美国纽约艺术学生联盟研习油画创作两年。曾担任电影剧照师、报社文艺记者等职，自2000年起专职写作。1994年首获联合文学短篇小说奖，此后获得十多项台湾重要文学奖，包括联合报散文奖、中国时报短篇小说奖、吴三连文学奖等。出版作品有20余部，包括长篇小说《女岛纪行》、《爱别离》、《在河左岸》、《慈悲情人》，以及“百年物语三部曲”《艳歌行》、《短歌行》、《伤歌行》，短篇小说集《一天两个人》、《过去》等，散文《写给你的日记》、《昨日重现》、《少女老样子》、《孤独的房间》、《情人的城市》、《永远的橄榄树》、《奢华的时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