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民国教育的花开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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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民国教育的花开花落
　　教育是什么？在今天一般中国人眼中，其实“教育”只被理解成一个字：只有“教”，没有“育”。“育”是什么？我们可以联想到孕育、哺育、养育……，都跟生命有关。如果我们把这个“育”当成“教育”的重心，就可以想到“教育”从来都不是一个结果，“教育”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生命展开的过程，就像一棵树，从一粒种子到参天大树，这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结果。如果你只看到结果，那不是教育。所以，当我们理解“教育”这个词的时候，只把重心放在前面那个字，那就是注重结果的教育；而事实上，教育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它永远都不会有结果，它永远面朝未来，不会结束。

　　刚才，张文质先生说到一句话，让我很感动。他说，生命化教育课题追求的不是成功。太美好了，在这个时代，要是有一个人能够立定心志说出这句话——他做一件事，不是为了成功；而是为了一个过程。我觉得，这就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成功。“成功”这个词在中国已经被异化了，成为“摇头丸”，每个人心目中的成功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慢”字，“慢”是一个过程，“慢”是对过程的肯定，“慢”是一种开放的姿态，“慢”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

　　我对教育的理解仅仅站在一个普通人的理解上，我是研究历史的，我所懂的仅是历史，但我关心中国的今天，也关心中国的未来。所有正处于当下的中国人都知道，我们正处于一个巨大的转型当中，这次转型将以什么方式展开，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是与教育有关的。一个国家的教育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国家的文明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或者说，普通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中学、小学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准，这个国家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准。

　　19世纪，德国打败法国，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德意志民族的崛起，在小学老师的讲台上就决定了。”一百多年后，当中国的学者来到德国的一个边缘小镇，看到十九世纪的德国教学挂图：世界地图。一个德国小学生就知道万里长城是什么样的，就知道世界七大洲，知道基本的科学常识。他们还看到了当时保存下来的完整的化学、物理、生物实验室。看到这些之后，我们就知道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

　　我在关注民国历史的时候，刚开始主要关注大学，只有大学才能决定一个民族的文明高度，所以我们把过多的目光集中在北大、清华、西南联大这些顶尖的大学，我们会特别向往、羡慕那些学术大师们，向往那个时代学术自由的空气。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越会发现，比大学更重要的是中学，比中学更重要的是小学。我想起一百年前蔡元培当中华民国教育总长的时候，和教育次长范源濂的争论。范源濂说，小学最重要，如果没有好的小学，就不会有好的中学；没有好的中学，就没有好的大学。而蔡元培的意见正好相反，他说没有好的大学，中学的师资从哪里来？没有好的中学，小学的师资从哪里来？因此要先办好大学。这也许可以看成是一个循环的问题，但是今天回过头来看，“小学比大学更重要”，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接受大学教育，而所有的人几乎都要接受小学教育。所以，我说了一句话：小学课本，尤其是小学语文课本，代表着一个民族文明的底线。这句话曾经被媒体广泛引用。为什么说是“底线”？如果说，我们的文明高度是由最顶尖的知识分子决定的，那么在底线的意义上，一个民族整体的文明水准则是由所有的中国人决定的。所有的中国人受到一个什么样的小学教育，这个民族基本上就是什么样子。

　　我记得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李慎之先生，他是1923年生人，在民国受的教育，他印象最深的不是大学，而是小学和初中，其中印象最深的课，不是数学，不是语文，而是公民课。他说当时读的那套书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复兴公民教科书》，他推算那个时代和他读过同一套教科书的人大概有几百万——那个时候的教育还没有普及。所以，他就有一个感想：这些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受小学、中学教育的人，到了五十年代初，也就是建国初期的时候，正好是社会的主力，而那个时候社会风气相对较好，如果说还做不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话，大致已经接近了。有些人认为那个时候的社会风气好，是政治原因，是改朝换代造成的的，但是李慎之说是教育造成的，因为这些人——社会的主力人口小时候受过公民教育。

　　那么再回想，从孔夫子以来的教育实际上是比较单一的经典教育，这种经典教育只是提供了一个维度的教育。我不说这种教育不好，它也有它的优越性，它也包含了人类教育中的重要环节——人文教育：四书五经，经典阅读，加上诗词歌赋，每个人从小就受到伦理的、审美的熏陶，但是几千年走下来，到了清朝1905年，废除科举制的那一年，2000年来的中国只是在原地踏步，一直只有这种单一化的经典教育或者说人文教育模式，已经跟不上世界的脚步了。当时整个世界的教育，正是我们今天普遍接受的欧美教育，这套教育是从希腊发源出来的，它的核心是“科学教育”，但也不排斥以文史哲为核心的人文教育，同时又加上了公民教育。所以，我理解的现代教育实际上是三大板块，人文教育、科学教育和公民教育。

　　在我们当代的教育当中，其实只剩下了单一的科学教育，既没有我们古老的——有2000年传统的人文教育，也没有——曾在民国有过几十年历史的——公民教育。我们只有从西方传过来，又根据自己意识形态需要改造过的科学教育，所以我们常会觉得我们的教育在追求“快”，为什么？因为“科学”是讲究效率的，人文教育是“慢”的，是讲生命的。人文教育单一化，不好，所以我们要把科学教育引进来，但是当我们把教育带上单一的科学教育轨道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发现，这样的教育也是大有问题的。

　　这就回到我们教育的核心：什么是教育？教育的最终价值是什么？这些问题我也想过很多年，但至今没有想得特别明白。我粗浅的理解是，我们的教育，提供的是“常人”教育、“常态”教育，而不是“天才”教育、“非常态”教育。学校只担负一个使命，培养普通人；不担负培养“天才”、“超人”的责任。学校并不担负培养弗洛依德、爱因斯坦的责任……不是为培养科学天才，也不是培养文学家、艺术家而存在的，贝多芬、莫扎特是学校能教出来的吗？他们本身就是天赋异能，天才不是靠学校教育提供的，他在任何环境下都可能通过自己的方式脱颖而出——当然，学校会给他提供一些契机。爱因斯坦也需要读大学，但他一直到大学毕业，他的物理学成绩都并不特别出色，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几百年来最伟大的物理学家。

　　学校只担负一个责任，就是让一个普通人成为在精神上健全的人，成为文明社会的正常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校教育就是应该以人为本的，而且应该以普通人为本的，尤其是基础教育。中小学教育，根本不需要设定一个目标，需要教出多少出类拔萃的人。学校教育，其实提供的是一条中间线的教育，它不是按照智商最高的人的标准设立的，而是按照普通人的智商设立的，所以，学校教育中，快乐是一个重要的元素，它应该成为学生——同时更加重要的是——成为老师快乐的过程。今天，恰恰相反，老师不快乐，学生更不快乐。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过去对教育的主体有很多的分歧，但是我思来想去，其实老师和学生都是主体。如果老师不快乐，这个教育过程的展开就会带上很多阴影。所以，我想到一个词：尊严。如果一个时代的老师，尤其是基础教育的老师，在社会上的地位不是较高的，不能受到社会的尊重，他的生命的尊严不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满足，我们的教育基本上就失败了。何为师道尊严？就是老师在这个社会受到普遍尊重的那种尊严，如果连这个都没有，这个时代的教育——哪怕它出了很多高分的学生——也是失败的。

　　很多时候，那些衡量指标都是不可量化的。现在来理解民国的教育，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有战乱，有动荡，但是它的教育是相对成功的，因为那个时代教师得到了尊重，学校得到了尊重。那个时代的学校，大部分——我们不能说全部——都是由教育家来办的，而不是由行政人员来办的。那个时候，北大校长这个位置和教育部长之间可以是来来回回的，蒋梦麟当过教育部长，也多次当过北大校长，但他不认为当了部长，再当校长有什么不好。蔡元培也当过教育总长，然后再去当北大校长。他们并不觉得校长和部长之间有巨大的落差，反而觉得北大校长这个位置可能更体面，北大校长，在他们心目中不是一个行政职务，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教育家所担负的岗位。

　　我想到几个人。张伯苓，大家都知道他是南开大学的校长，但我更愿意说他是南开中学的校长。事实上，张伯苓办得最成功的学校可能还不是天津的南开学校，而是抗战烽火中的重庆南开中学。林砺儒，他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校长，后来做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1949年以后做了教育部的副部长。我倒觉得他不应该去做副部长，他最适合的岗位是做校长，而不是部长。经亨颐，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创办过春晖中学。还有赵君达、高凤山、周厚枢……后面这几个人现在都不大有名了，已经被人们给忘了，但是在他们学生的眼中曾经都是耀眼的明星，曾经是太阳，正是在他们手里，天津耀华中学、北京汇文中学、扬州中学，这些学校都是当时中国最好的中学。这样的人，在民国的时候，每个地方都有一批，正是他们大大小小的教育家办出了一批很有魅力、很有影响的中小学。所以，我说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很大程度是由中小学所决定，而这些教育家就是这些学校后面的灵魂人物，他们不仅是掌舵的人，没有他们，学校就没有灵魂。

　　我在看民国教育的史料时，特别想到几点。第一，那个时代，教育的每一个阶段都是自成体系、自成脉络的，具有独立的价值和地位，小学就是小学，中学就是中学。一个人可以以终身做小学老师来作为他的理想追求，把自己的角色尽最大可能的扮演得尽善尽美；一个人也可以把中学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来追求，而不仅仅作为一个职业来看待。整个国家、整个社会也是如此看的。

　　但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中小学在现有的教育体系中，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地位的！不知道诸位是否同意，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今天教育体系的设置是按照升学的体制来的——小学是为了升初中而存在的，初中是为了升高中而存在的，高中是为了升大学而存在的。所以，中学、小学并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它只是这个“升学”流水线上的环节。决定一个老师，决定一个校长，决定一所学校的（地位）是看你为更高一级的学校输送了多少高分的学生。这是唯一的一个指标，你自己的学校办得好不好都不要紧的。

　　民国时代也有“高考”，或者是一所大学单独招生，或者是联合招生，但并不影响小学、初中、高中都自成体系。如果教育的每个阶段的独立性不解决，每个人都会累死在这条“跑道”上。你不就在那里跑嘛，从小学一直到跑到高中，而且你都是为别人在跑，而不是为自己，因为所有的目标都特别的确定，每个老师和学生都为此而着急。这样，就把教育过程中的乐趣，那些美好的东西，全都消解掉了。要还原教育本身，其实就是在接受教育或获得教育的过程中，获得最美好的东西，获得精神上的最大快乐，而不是在那里“跑步”，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说“慢”，“慢”就是享受这个过程。

　　我想起一个故事。在苏州工业园区，那里有一家美籍华人开的企业。这个企业的食堂门口有一片草坪，要进入这个食堂，必须要绕一圈才可以。但是，员工都不愿意，他们就在草坪当中走出一条路，一条最短、最快的路。其实，这是人的天性，要走捷径嘛。这个老板有点与众不同，他后来琢磨出一个办法，他在草坪中间种了一棵树，恰好挡住了那个捷径。然后他告诉员工，在我这个公司，倡导不走捷径，用一棵树作为标志。他倡导的正是一种“慢”的观念。在一个人人都求快、走捷径的时代，求慢就是一种理想。

　　我们今天看民国教育，会有很多看点。刚才讲的就是其中的一个看点：教育的独立性。另一个就是，它是人的教育，它把人当人。有一个在台湾影响非常大的知识分子，叫殷海光，是金岳霖的弟子。我到台湾参观殷海光的故居，走进去看到的第一条他手写的格言，当时印象特别深。由于他是研究逻辑学、伦理学的，因此就更加关注基本性的问题，他说：“自由的伦理基础是把人当人”。我想把这句话借过来说：教育的哲学基础是什么？把人当人。

　　“把人当人”，不是说我们现在不把人当人，而是说我们现在更多的是把人当成工具。事实上，我们现在的教育设计更多的是把人工具化，因为学校要求学生在考试中胜出，要他成为考试的机器，整个设计的目的是为了考试而存在的，而不是为了教他成为一个人而存在的。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当所有人都往一个方向去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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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扭转方向，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去拼，拼到最后大家都筋疲力尽了。华东师大心理学系在2006年做了一项调查，调查了1300多人，竟然有70%以上的人把考上大学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在前面奔跑的过程中，实在太累了，筋疲力尽了，好不容易跑到这个点，终于可以放下来了，所以，这里都成了他的目的地了。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我前面说，教育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它永远没有终极的目标，它永远朝向未来，它只是一个过程，它没有结果，没有终点。

　　文质先生有本书，叫《教育的十字路口》，其实中国的文明、文化也在十字路口。我们一方面在享受着人类高科技所带来的一切最先进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发现自己正越来越往下走。我就想到另一问题：教育从产生之日起——西方的（古）希腊时代，我国的诸子百家、孔夫子时代，它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提升人类。

　　今天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很多事情都是按照本能设计的，但教育是与本能为敌的，教育是要提升人，而不是按人的本能来行事，不是按本能来思考，要把人变成一个有能力驾驭自己本能、超越自己本能的高级族类。什么是文明？文明就是有高于本能的东西。如果什么都按照本能去做，动物也有本能，甚至有比人类强过百倍的本能。所以，人类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有能力超越自己的本能，而最重要的途径就是教育，通过教育提升人，通过教育让人超越本能，实现自我。但是现在你到街上一看，满大街的广告，或其他的东西都是把人放回本能的状态，它们都是迎合人的需要产生的，而不是让你高于自己的本能。与人的本能相对应的，无非是衣、食、住、行、性这五个，整个社会的一切仿佛都是围绕着这些而产生的。所以，广告、各种娱乐节目，它们不是向上提升人，而是向下沉沦，这是社会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一直以来，我们的教育都是与这样的本能化趋向为敌的，是为了抗衡人类向下拽的趋势而存在的，否则，要教育干嘛？如果只是要迎合本能的需要，你根本不需要读书，不需要进学校。所以，孔夫子以来的教育，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将人类一代一代积累的最好的文明成果告诉你，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提升自己，让我们更加靠近文明，但今天看来，我们未必是在往这个方向在走。

　　也有一些人在说，怀念民国是不是一种病？有人问我怀念民国是不是一种怀旧？每一次我都断然否定了，我说，怀念民国不是怀旧，而是一种寻找。经济学喜欢讲一个词，叫“路径依赖”，教育也要讲“路径依赖”。今天的教育，可能更多的强调外面的资源、横向的资源，而往往会忽略本土的资源、纵向的资源，那就是往前追溯。往前追溯我们有两大传统，一是孔夫子以来的人文教育，二是晚清以来的新式教育传统，我们只有这两个传统。从路径依赖来说，往往只有本土资源更有可以转化成一种动力，成为一种内在的力量；外在的资源，我们在借鉴的时候，不容易转化成自己内在的生命力量。当我们回望民国的时候，是要寻找一种可以依赖的资源，一种可以依赖的本土资源，因为从晚清到民国的半个世纪当中，我们的前人立下了一些规范，创造了一些可以让我们今天重新接上的传统。

　　有一个企业家叫卢作孚，他是民生公司总经理，曾经是中国的船王。但他说自己是一个教育家更多于实业家。他曾经办过学校，做过民众通俗教育馆馆长，更重要的是他在重庆一个叫北碚的地方搞乡村建设，把教育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在当地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当别人问他，你做得这么好，有什么奥秘时，他指了指墙上刷的标语：“忠实的做事，诚恳的对人”。这十个字很简单，也很朴实，但是恰恰包含了教育的真谛，忠实、诚恳，人的教育。在那个时代很多中学、小学的校训中，我们都会看见这两个字，一个是“诚”，一个是“实”，我们这个时代可能最缺的也正是这两个字，而浮躁的、华丽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我对那个时代的教育总结出几组关键词：

　　知识、方法、视野

　　兴趣、健康、能力

　　个性、气质、精神

　　现在看来似乎没有太多的意义，没有太大的价值，但是当我们对这些词重新进行解读之后，教育其实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美好的过程。

　　北大有一个经济学教授厉以宁，每次在给新生上第一堂课时他都会问一个问题：你到北大来是要学什么？很多人说，我是来学知识的，他说不对；也有人说是来学方法的，他也说不对。没有学生能答对，他就说：你是来开阔视野的。教育首先给学生提供的是一个文明的视野，让他看到世界有多大，天有多高，地有多厚，让他看到古往今来人类走过了一条怎么样的道路，让他打开视野，认识这个世界、这个时代，这才是首要的目标，然后才是知识和方法。

　　我有一个朋友喜欢说：在谷歌时代，什么样的学问似乎都变得不太重要了。为什么？因为没有必要嘛，你在谷歌上一搜索关键词，一大串的东西全出来了——你记那么多干嘛？那就叫现成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你要有一个“判断”。我觉得他说的“判断”这个词非常好，重要的不是知识，而是你有能力对这些知识作出判断，因为网上的东西不一定都对的，有很多都是错误的，你具备辨别真伪的能力，那才是属于你的真本事。由此，我想到的是，今天我们缺的不是知识，因为知识获得的途径真是太多太多了——过去，我们说一个人要是不经过学校教育，就是“睁眼瞎”，但在现在，获得知识的途径已经非常丰富了，“获取”已经不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但是困难的是，你自己怎么去看待这些知识，怎么去判断这些知识，并形成你自己独立的看法。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来判断我们教育的功能，就能看到它的局限在哪里。等一会儿我会讲到，当教育把老师和学生在时间、空间上占得太满，都占满之后，留下给他们装备自己、真正提升自己的余地就没有了。

　　《圣经》中说，耶稣来到世上要干什么？干三件事：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被压制的得自由。我把这三句话用在教育上，怎么解释呢？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对自己本来都是不了解的——所以，古希腊有句名言：认识你自己！教育所说的把人当成人，首先也是让人认识自己：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往哪里去。认识你自己，就是让“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就是我刚才讲的，让你看见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被压制的得自由”，指的是你真正认识了这个世界，你就会获得精神上的自由，你就会觉得，自己是活得是有自信的，是有尊严的。

　　我觉得在这一问题上，民国时代的学校基本上都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他们有大把的时间让老师和学生自己去想这个问题，自己去读书，自己去玩想玩的项目。学校里有很多不同的社团，有很多让学生去从事文化或其他活动的空间，所以下面我想说的关键词是：兴趣、健康、能力。

　　如果一所学校能在教育的过程中让学生发现自己兴趣之所在，真正让他们知道兴趣在哪里，也让老师有机会把自己的兴趣转化成动力，这样的教育才有可能变得丰富、健康，也才能把一个人的能力挖掘出来——因为每个人的潜能都是不同的，也就是上帝所赋予给每个人的恩赐是不同的。每一个人恩赐的方向一定都不相同，我看到在某些领域做出重大成就的人后来回忆自己的中小学时，不约而同的讲到，自己在中学或小学时代，在某个阶段遇到某个老师，这个老师激发出他某个方面的潜能，然后他在那个阶段就奠定了今后发展的方向。中科院院士施雅风是中国冰川学的开创者，他的启蒙是在初中完成的，他当时就决定要考大学的地理学专业，后来考取了浙大。中国最著名的植物学家之一吴征镒，还在扬州中学读中学就发现自己的天分在这一方面，后来就不断在这个方面追求。科学史家、《爱因斯坦文集》编译者许良英，之所以后来会去研究爱因斯坦，也起源于少年时代的一个偶然机会，他读到爱因斯坦的一本书《我的世界观》，一心想成为像爱因斯坦那样的物理学家。这样的例子非常多。我深感，在学校阶段，如果有充分的机会，让学生发现自己的兴趣、能力在哪一个方向，并且能健康的发扬光大，这就是真教育。

　　我喜欢讲两个只读过小学的人，一个成了作曲家，一个成了出版家。一个叫周大风，在浙江读的小学，学生时代偏爱音乐，天分得到发掘，初中失学，踏上社会，最后成了作曲家、音乐教育家。一个叫范用，三联书店的总编辑，他只上过镇江的穆源小学，他非常怀念这所小学，甚至为她写过一本书，我还没有看过第二个人为一所母校——小学——去写一本书的。他的小学给他留下这么深的印象，以致可以写成一本回忆录，他在书中回忆了整个小学生时代的点点滴滴、方方面面。小学毕业，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他到出版社做学徒。如果要讲知识的话，他根本比不上同时代的其他人，因为别人还要继续受教育啊，而他没有机会了，但是我觉得他在小学中得到的东西已足够奠定他今后成为一个优秀的出版人。他特别讲到的是，他在小学里做志愿者，做义工——为学校管理图书馆。当时，这件工作是学生们轮流去做的，而他是小组长，并做得很好。他把图书馆的书基本上都看了一遍，其中有一套书，叫《小学生文库》，里面什么门类的书都有，还有大量的杂志，他都浏览过。这是他小学时代完成的一件事，第二件事是他在学校里办了好几个不同的壁报，实际上就是他自己写写画画抄抄的东西，这就奠定他后来成为出版家的基础。他还参加学校组织的剧团，到街头去演出过，宣传抗日。这些在小学时代做的事情，就成为他今后很多发展的奠基石。

　　大家都很熟悉的金庸，香港《明报》的创始人，当然也是武侠小说的一代大家。但是他人生的根基不是由大学决定的，而是更多的取决于小学和中学。他在小学时代遇到一个语文老师（也是班主任），叫陈未冬，那个老师发现他的作文特别好，五年级时，班级创办了一个班刊叫做《喔喔啼》。这本《喔喔啼》，老师就让他做主编，还推荐他的一篇作文在当时杭州的一家报纸发表。中学时代，他就自己给报纸投稿，并发表了三篇作文，这三篇作文我都在档案管里找出来了，已经写得非常好了。如果我们将他后来的武侠小说和他中小学时的作文联系到一起，也许我们会蓦然发现，每个人的人生在他的少年时代都已经奠定了。少年时代的那条线索是直接抛向你的未来的，这是一条神秘的线索。

　　我在和年轻人说“读书”这件事的时候，常常会想到这样一番话：你说读这本书有什么用，尤其是这本书考试不考的，读了干什么？你读那本书，也不考的，有什么用？是的，没有用。但是，也许在十年后，二十年后，甚至三、四十年后，你少年时代读过的某一本书、某一篇文章，会在你的脑子中跳出来。或者，在你做某一件事的时候，它会突然跳出来，那是什么？那就是一条神秘的线索。这条神秘的线索就像天罗地网一样埋在你生命的深处，待某一天它就会被拎出来。这条线索就是你的人生，就是你的精神世界。

　　如果没有你早年的阅读，当你在以后的人生中想要做某一件事的时候，你没有线索可以被拎，因为你的生命中没有布下像天罗地网一样的线索。那些线索在当时布下的时候，是无用的，它不是有意的。我们今天所讲的教育，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过于追求“有用”，也太过追求“有意”、“刻意”。我们把这些看得太重了——而对“无用”非常排斥，对“无意”、“不经意”看得很轻。等到未来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拎起来的线索，因为你的生命中本来就没有埋下什么伏笔。

　　我经常想到，人成年以后，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不是课堂里面学的东西的竞争，不是作业里、考试里那些东西的竞争，因为这些东西大家都差不多。人与人的真正竞争是在不一样的地方展开的，我看的书你没看过，那我就跟你不一样，最多的竞争是在原先“无用”的地方、“无意”的地方。

　　如果我们观察每一个时代在不同领域有造就的人，你从表面怎么都看不懂他。我喜欢用阅读这个角度去观察，八九不离十就能看懂很多人。比如，我认识一些在各自领域有重要建树的老先生，比如著名律师张思之，他为什么成为律师界的泰山北斗？你可以说他专业好，他有道义勇气，都对，但是你这样说等于什么都没有解释。法律学得好的人有，辩护辩得好的人也有，有勇气的人也不仅是他。我破译他的精神密码，之所以区别于同时代甚至比他晚一辈的律师，最大的不同在于他身上有一些别人不具备的东西——我用一个词概括叫：人文性。专业性、公共性别人同样有，人文性别人可能也有，但绝没有他这么强烈。他是1927年出生的人，六七年前，我在编《过去的中学》时，请他写一篇回忆的文章。他的回忆让我大为惊讶，他印象最深的竟然是一堂课，他回忆在抗战中的重庆读高中，有一位高中老师姓傅，本是东北大学的教授，因为战争的缘故流亡到那里做了中学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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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记得那是一堂讲李清照词《声声慢》的课，老师仅就其中“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叠词就讲了一节课！少年的他没有想到汉语竟然有这样打动人心的力量，竟然有这样的穿透力，这堂高一时代的课直到八十他还记得，并将留在他心中一辈子。他的专业和古典文学没有关系，但是2005年夏天我去北京看他，他在一家酒店的大堂等我，当时带了一本书在看，我一看桌子上的封面，就突然明白了他一生区别于其他同行的奥秘——那本书是《元曲选》。我明白了高中那堂课给了他一辈子，给的不是专业，而是精神的滋养，他一辈子都能在这里面得到滋润。所以，他一方面可以站在法庭上辩论，另一方面他在辩词中一辈子都在追求汉语的美感。你可以说一个律师与元曲、宋词有什么关系，但是，正是这些才是留在他生命里一辈子的东西。

　　我特别赞成文质先生搞的跨年诗歌朗诵会，因为在一个人的成长阶段，这种美育的东西，才更容易成为他生命内在的东西，从中可能转化出一生的资源。其实，教育说穿了就是要把人当人，但是把人当人是需要资源的，这不是一句空话。你不知道李白，不知道曹雪芹，不知道屈原、杜甫，不知道鲁迅、胡适，你就没有办法让自己在文化上变成一个中国人——你只能是物质上的中国人。就像我们到了美国，我们就不能成为一个美国人，因为我们不是在惠特曼的诗歌、海明威的小说哺育下成长的，我们要进入他的文化，进不去啊。有些华人在美国生活几十年，交往的圈子基本上还是华人，因为他跟人家是两个文化系统。我曾经想，一个人在这个时代生活，他在精神上需要两个证件，一个是中国文化的身份证——这是指你身上中国文化的元素，另一个就是全球普世文化的护照，你要知道自希腊文明以来整个文明的脉络。你有了这两个证件才可以说基本上是一个现代人，大致上可以跟这个时代构成一个对应的关系。如果这些都没有，那你虽然活着这个时代，但实际上和这个时代是很远的，你只能生活在自己的一个很小的世界。

　　从这些方面来看，我觉得民国的教育是成功的。一个时代不能因为它是乱世，就说它是失败的。诸子百家不是产生在秦始皇大一统的中国，而是产生在春秋时代。民国，是中国的乱世，但是在教育上走出了一条真正融合中西的道路，将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本土化，让我们在这块土地上不仅享受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最优秀的文化，同时能享受来自全球的最优质的那些资源，这就是民国时代曾经做到的。

　　最后一组关键词是：个性、气质、精神。

　　这些词，我们看上去都是虚词，全是虚词，是这个时代所反对的词，是这个时代不喜欢的词，但恰恰是这些词才是“把人当人”的根基。人区别于其他人的，不就是这些东西吗？如果在这些方面没有展开，在教育中没有能塑造人的个性，也不能让人的气质得到展现，更不能培养他们健全的精神，那种教育基本上就是失败的。

　　今天，我们小学阶段的教育是有可能做得更好的，中学可能难度更大。毕竟小学还是能给小学生做一些“无用的”事情——无用的事情，恰恰是最有用的；那些有用的，恰恰是没有的。在这方面我有一些个人的体验。我觉得，当我成人以后，在学生时代所学过的东西，基本上都用不着，可以说90%都没有用上。但是自小学时代以来，我读的那些课外书基本上都有用。这个“有用”不是说直接拿来的那个“用”，而是它总在你写某一本书，或某一篇文章的时候，那条神秘的线索会被激活，几十年前的东西，就被扯出来了，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东西。这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却又真实存在的精神层面的东西，也难用一种物质的、可以量化的方式去表达，就好像《圣经》里的一句话：“你必点燃我的灯。”

　　今年有本书，大陆出的是删节版，没有香港的全版精彩，书名叫《燃灯者》，是讲北京大学周辅成先生的。“你必点燃我的灯”，教育就是要点燃学生那盏灯。你做了几十年的教师，哪怕有一个学生的灯被你点燃，你也是可以骄傲的，何况，你有可能点燃更多人的灯。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者其实就是“燃灯者”，点燃那盏灯的人，你的伟大的工作就是擦亮火柴，因为讲台下面那些眼睛就是那些还没有被点亮的灯。

　　诚如爱因斯坦所说，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专业教育可以让人成为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和谐、发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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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教育，永远面朝未来——《回望民国教育系列》总序
　　

　　我曾在老杭大图书馆的七楼、八楼呆了大半年，几乎天天去那里，主要是看旧《大公报》影印本，也顺便看看其他的旧报刊。有一天，我在那里发现了一堆《教育杂志》，随手拿起来翻翻，那一期正好是1935年1月号，有“全国专家对于教育救国的信念”、“全国专家对于学制改造的态度”、“全国专家对于教育上特殊问题的意见”，周予同、吴俊升、王造时、周鲠生、杨端六、高觉敷、陶孟和、吴经熊等各领域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谈教育，他们知识背景各不相同，对教育的理解也有很多不同，但他们各抒己见，坦诚地将自己对教育的看法贡献出来。（已收入本丛书《给教育燃灯》）

　　抚摸布满灰尘的旧杂志，许多观点今天读来却依然新鲜。冬天的图书馆，不仅铁铸的楼梯是冰冷的，连每一页纸都是冷冰冰的，但是那个冬天因为很多的发现而变得温暖。

　　1909年，《教育杂志》诞生之时，正是晚清新式教育勃兴之初。已有十几年历史的商务印刷馆，在教科书编辑上刚刚获得巨大的市场，有意在教育上为古老的中国开辟新路。

　　1909年到1948年，可以看作新式教育在中国最初的起步阶段，却是一次壮丽的跋涉。《教育杂志》在这四十年间，历经世变，清朝垮台，民国破土，袁氏称帝，军阀混战，北伐洪流席卷江南，日本虎视眈眈，九一八到一二八，卢沟桥到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内忧外患连绵不断，《教育杂志》也曾两度被迫中断，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停刊，直到1934年9月复刊，1941年12月随着香港在太平洋战争中沦陷而停刊，直到1947年1月才复刊。最终在政权更迭的前夜，1948年冬天戛然而止，画上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句号。然而，在四十年间出版的三十三卷三百多期杂志，却保持着连贯的气韵，将几代教育研究者、第一线教师和教育编辑的思考和实迹记录下来了，体现了他们的教育报国情怀，他们在一个大变动时代推断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持续努力，他们在动荡岁月里以教育为切入点不断回应外部环境挑战的精神，他们开阔的视野、开放的胸怀，他们对每个具体教育环节细致深入的探索，都足以令后来者动容。如果考虑到这一切都是在那样不安定的环境下完成的，就更加难能可贵了。其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从容，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坚定，他们安静的心态，开放的姿态，呈现出的正是这个老大民族在文化根脉未断时健康的状态，他们面临的压力、挑战是前所未有的，但他们并不妄自菲薄，他们更没有固步自封，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寻找合适的教育，他们在特定的时代探求一条更富前瞻性的教育之路。三百多期杂志涉及教育的方方面面，不仅有教育思想、教育理论的探究，也有具体学科、课堂教学的深入，不仅有对中国教育的回顾、摸索和展望，也引入了大量外国的教育资源，不仅有小学、中学、大学教育的讨论，也有职业教育、平民教育的拓展，特别是公民教育的线索始终清晰。大量的国内外教育资讯和国外教育期刊的介绍，也为当时的中国教育界引入了活水源泉。在这里，教育从来不只是学校、学科教育，更是全人教育、终生教育。作者和编者呈现在世界面前的不只是对教育的专业思考和实践，更是他们完整、健康的价值观，他们的思想或许是多元的，甚至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但他们的负责、他们的认真，都是值得尊重的。他们眼望世界，他们脚步实地，他们有自信，更有谦卑。

　　台湾出版的《《教育杂志》（1909—1948）索引》，使我们可以更便利地检索四十年间《教育杂志》留下的资源。在许多不同的时期，《教育杂志》曾推出许多有深度的专号，涉及教育的各个层面。1923年6月的“赔款办学计划专号”，就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余额给中国办学，陈启天、周太玄、张印通等十多位教育家和教育研究者发表了看法。同年8月推出的“性教育专号”是中国对学生性教育问题首次集中的探讨。（已收入本丛书《》）1924年1月、2月，连续推出《小学各科教学专号》，执笔的包括沈百英、舒新成、吴研因、黎锦熙、王伯祥、周越然、丰子恺等人。当年10月推出“小学教育参考书专号”。1925年1月20日推出“职业教育专号”，吴俊升、卫士生、刘湛恩、夏承枫等人执笔。1927年9月、10月连续有两期“平民教育专号”、“城市平民教育专号”，1928年3月有“职业指导专号”。1929年5、6月，连续两期都是“实验小学教育专号”。1930年6、7月两期是“现代世界教育专号”，不光介绍英、美、法、德国的教育，也介绍了意大利、西班牙、瑞典、日本、土耳其、印度等国的教育。1931年8月是“成人教育专号”。1935年5月，以全部篇幅刊登“全国专家对于读经问题的意见”，蔡元培、唐文治、任鸿隽、李书华、江问渔、翁文灏、陶希圣、林砺儒、柳亚子等数十人发表自己的见解。同年8月有“上海市推行识字教育专号”。1936年4月有“毕业会考问题专号”。1941年1月，推出的“抗战以来的高等教育专号”，穆旦介绍抗战以来的西南联大，王星拱介绍武汉大学，共介绍了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岭南大学等二十七所大学，有国立、私立的和教会大学，有综合性大学，也有专门的学院和上海美专、西北技专等专科学校。7月出的“抗战四周年纪念号”，介绍了抗战以来四川、广东、江西、贵州、湖北等地的教育，及中央大学等高校。1947年1月，《教育杂志》复刊伊始，就连续两期推出“战后中国教育专号”，不仅讨论大学、中学、小学、师范等学校教育，而且讨论国民教育、文盲教育、职业教育、华侨教育、边疆教育等。1948年是《教育杂志》最后一年，1月有“中国教育学会年会专辑”、四月有“教育心理研究专辑”、8月有“中学教育专号”，11月有“社会教育专辑”，专题如此密集也比较少见。

　　包天笑的《馨儿就学记》、《苦儿流浪记》，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夏丏尊译的《爱的教育》等也都是首先在《教育杂志》上连载的。这些作品今天仍有读者，而《教育杂志》早已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中。

　　但我深信，在这些发黄的老杂志中蕴藏着不会逝去的新生命。

　　教育从产生之日起——无论是古希腊时代，还是我国的诸子百家时代，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提升人类。教育到底是什么？不少人眼中的“教育”只有“教”，没有“育”。“育”是什么？我们可以联想到孕育、哺育、养育、涵育……这些都跟生命有关。如果我们把这个“育”作为“教育”的重心，就可以想到“教育”从来都不只是一个结果，它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生命展开的过程，就像一棵树的生长，是从一粒种子到大树的过程。教育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它永远面朝未来。

　　我粗浅的理解是，学校应该提供的是“常人”教育、“常态”教育，而不是“天才”教育、“非常态”教育。它只担负一个使命，培养普通人；不担负培养“天才”、“超人”的责任。学校并不担负培养爱因斯坦、莎士比亚、毕加索的责任……它不是为培养科学天才，也不是为了培养文学家、艺术家而存在的。试想贝多芬、莫扎特是学校能教出来的吗？他们本身就有天赋异能，在任何环境下他们都有可能通过自己的方式脱颖而出——当然，学校教育会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

　　学校只担负一个责任，就是让一个普通人成为在精神上健全的人，成为具有文明常识的社会人，或者说一个负责任的公民。自进入民国以来，《教育杂志》发表了大量关于公民教育的文章，并译介了世界上许多先进国家的范例，从理论到操作，从理念到实践都有探索，将这些放在我们面前，有一种陌生的新鲜感。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贯穿其中的其实就是公民教育，在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许多老辈人对此都有记忆。那是一个中断的话题，在老杂志里却是活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校教育应该以人为本，而且应该以普通人为本的，尤其是基础教育。“把人当人”，不是说我们现在不把人当人，而是说我们现在更多的是把人当成工具。事实上，我们现在的教育设计更多的是把人工具化，因为学校要求学生在考试中胜出，要他成为考试的机器，整个设计的目的是为了考试而存在的，而不是为了教他成为一个人而存在的。这是最大的问题。当所有人都往这一个方向去的时候，你要扭转方向，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去拼，拼到最后大家都筋疲力尽了。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这些问题，民国的教育家和老师们大致上想清楚了，在诸多的文章和讨论中也一再得到了体现。在《教育杂志》存世的四十多年间，时局板荡，充满了不安和惊悚，但是，从教育家到第一线的老师们，包括关心教育的学者和各界精英，对教育仍充满着温暖的关怀，从没有停止他们的思考和探索，从各个不同的侧面不断地、一次次地逼近教育的本质。

　　我试图在过去寻找未来。

　　过去并没有过去，有那些前辈的思考在，有那些载入老杂志的文字在，他们已经融入这块土地，化作民族的精神养分。当我们打开尘封的杂志，这一切就会奇妙的复活。

　　我把自己的想法与郭初阳、王小庆、蔡朝阳、许骥等朋友分享，得到他们的支持，决定先从中选出三个专题，重新整理出版。初阳一直关注中学生的性教育，他编成了《让性回归常识》，王小庆留意公民教育多年，他编了《如何培养好公民》，许骥编了《给教育燃灯》，蔡朝阳欣然写下万字前言，从一个中学教师的角度，向民国教育致敬。没有他们的参与，这套书就不可能编成。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接纳了这套书，愿与一同关注中国教育和中国未来的朋友们一起，继续朝前走。农村教育、职业教育、……都是值得关注的，也是《教育杂志》中现成的资源。我一直说，回望过去，不是怀旧，而是为了寻找未来。回望民国教育也是如此。

　　

　　2012年10月18日杭州

　　

　　【傅国涌主编“回望民国教育系列”共三册：郭初阳编《让性回归常识》，王小庆编《如何培养好公民》，许骥编《给教育燃灯》，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