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中国小说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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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鹏程：中国小说史论


龚鹏程，江西吉安人，1956年生于台北。龚鹏程精通中国文学、中国史学、中国哲学、中国宗教，是当代享誉海内外华人世界的顶级学者和著名思想家，常以孔子自比、自励。龚鹏程自幼才华横溢，而且精通武术、书法，深广的学力贯通古今、融汇中西，人称当今天下“第一才子”，每年著述约一百万字。迄今为止，正式出版的专著已有七十余种，主编著作不计其数。近期在大陆出版著作约七种。龚鹏程是富有实效的知名教育家，不仅出版多种有关国民教育的著作，而且在世界各地兴学办学，是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的创校校长，现担任卢森堡欧亚大学[马来西亚校区]校长以及大陆多所学校的（名誉）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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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龚鹏程教授学术简历

台湾师范大学 国文研究所 博士

1979-1991 淡江大学，中文系讲师、副教授、教授

1984-1990 淡江大学，中文系主任、中文所创所所长

1990-1991 淡江大学，文学院院长

1991-1993 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文教处处长

1993-1996 中正大学，历史所教授

1996-1999 南华大学，教授、创校校长

1993-2003 佛光人文社会学院，教授、创校校长

2001-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2003 北京大学，蔡元培讲座教授

2004秋 北京大学客座教授

2005春 清华大学客座教授

2005— 南京师范大学，唐圭璋讲座教授

2005秋—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客座教授

2006—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客座教授


附录2：龚鹏程教授已经出版著作目录：

一、文学理论、美学

龚鹏程，1985，文学散步，台北：汉光文化事业公司，266页 ; 2003，学生书局增订本，376页。

龚鹏程，1986，文学与美学，业强出版社，314 页。

龚鹏程，1988，文化、文学与美学，台北：时报出版公司，522 页。

龚鹏程，1990，文学批评的视野，台北：大安出版社，508 页。

龚鹏程，1997，台湾文学在台湾，台北：骆驼出版社，205 页。

龚鹏程，1998，美学研究在台湾，嘉义：南华管理学院(与孙中曾，林素玫合着)，450 页。

龚鹏程，1998，生活美学，台北：立绪出版公司，278 页。

龚鹏程，1998，饮食男女生活美学，台北：立绪文化事业公司，283 页。

龚鹏程，2001，书艺丛谈，宜兰：佛光人文社会学院，235 页。

龚鹏程，2005，红楼梦梦， 台北：学生书局，300页。

二、中国文学

龚鹏程，1979，春夏秋冬：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季节，台北：故乡出版社，216

龚鹏程，1980，采采流水：古典小品文选析注，台北：蓬莱出版社，255页。

龚鹏程，1982，重楼飞雪：词选释赏析，台北：联亚出版社，255页。

龚鹏程，1982，千古诗心：东坡诗赏析，台北：惠施出版社，208页。

龚鹏程，1982，读诗隅记，台北：华正书局，374页。

龚鹏程，1983，江西诗社宗派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520页。

龚鹏程、张火庆，1984，中国小说史丛论，台北：学生书局，465页。

龚鹏程，1986，诗史本色与妙悟，台北：学生书局，268页。

龚鹏程，1986，艺概释解，台北：金枫出版社，238页。

龚鹏程，2000，云起楼诗，台北：学生书局，198页。

龚鹏程，2003，中国小说史论，台北：学生书局，575页。

龚鹏程，2004，文史通义导读，宜兰：佛光人文社会学院，378页。

三、史学

龚鹏程、申庆璧、白惇仁、唐羽，1982， 宜兰张氏族谱，253页。

龚鹏程、申庆璧、白惇仁，淡水镇志，253页 。

龚鹏程，2001，游的精神文化史论， 河北教育出版社，353页。

龚鹏程，2002，中国文人阶层史论，佛光人文社会学院，644页。2003，兰州大学出版社另版。

龚鹏程，2004，侠的精神文化史论，台北：风云时代，360页。

四、宗教

龚鹏程，1991，道教新论，台北：学生书局，334 页。

龚鹏程，1996，佛教与佛学，台北：新文丰出版社，508页。

龚鹏程，1998，道教新论二集，嘉义：南华管理学院，500 页。

五、哲学、文化

龚鹏程，1979，孔颖达周易正义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页

龚鹏程，1986，思想与文化，台北：业强出版社，226页

龚鹏程，1987，大侠，台北：锦冠出版社，277页

龚鹏程，1989，传统、现代、未来：五四后文化的省思，台北：金枫出版社，331页

龚鹏程，1989，现代与反现代，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233页。

龚鹏程，1990，侠骨柔情，社会大学基金会，210页。

龚鹏程，1992，两岸文教交流之现况与展望，行政院大陆委员会，398页。

龚鹏程，1992，文化符号学，台北：学生书局，426页。2001新版，538页。

龚鹏程，1992，近代思想史散论，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42页。

龚鹏程，1996，人文与管理，嘉义：南华管理学院，242页。

龚鹏程，1997，当代文化省思，台北：幼狮出版公司，403 页。

龚鹏程，1997，龚鹏程纵横论—当代文化省思，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403 页。

龚鹏程，1999，汉代思潮，嘉义：南华大学，648页。

龚鹏程，2000，经典与现代生活，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44页。

龚鹏程 ，2001 ，龚鹏程学术论丛1 唐代思潮（上、下），宜兰：佛光人文社会学院，上下册847 页。

龚鹏程 ，2001 ，龚鹏程学术论丛2 晚明思潮，宜兰：佛光人文社会学院增订本，545 页。初版1994，台北：里仁书局。

龚鹏程，2001，儒学反思录，台北：学生书局，583页。

六、散文、时论

龚鹏程，1984，历史中的一盏灯，台北：汉光文化事业公司，205页。

龚鹏程，1984，少年游，台北：时报出版公司，319页。

龚鹏程，1987，我们都是稻草人，台北：久大文化公司，299页。

龚鹏程，1991，时代边缘之声，台北：三民书局，244页。

龚鹏程，1991，豪赌族，台北：大村文化事业公司，348页。

龚鹏程，1992，走出铜像国，台北：三民书局，322页。

龚鹏程，1993，犹把书灯照宝刀，台北：小报文化公司，306页。

龚鹏程，1994，人在江湖，台北：九歌出版社，220页。

龚鹏程，1996，龚鹏程四十自述，台北：金枫出版社，422页。2000，印刻出版社再版。

龚鹏程，2000，知识分子，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62页。

龚鹏程，2000，知识与爱情，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51页。

龚鹏程，2002，经典与生活，台北：健行文化出版社，251页。

龚鹏程，2004，异议份子，台北：印刻出版社，374页。

龚鹏程，2005，北溟行记，台北：印刻出版社，251页。

龚鹏程，2005，孤独的眼睛，台北：九歌出版社，227页。


已在大陆出版的著作：

游的精神文化史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353页。

中国文人阶层史论，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418页。

晚明思潮，商务印书馆，2005年，447页。

汉代思潮，商务印书馆，2005年，503页。

文化符号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212页。

美人之美，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227页。

向古人借智慧，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355页。

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文学散步，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2007。

国学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近代思潮与人物，中华书局，2007。

唐代思潮，商务印书馆，2007。

书艺丛谈，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

侠的精神文化史论，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

北溟行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书到玩时方恨少，黄山书社，2008。

龚鹏程四十自述，工作出版社，2008年。

龚鹏程文学漫步——中国文化批评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龚鹏程文学漫步——中国诗歌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龚鹏程文学漫步——中国小说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3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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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3：评《北溟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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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题目，取自钟鸣的《徒步者随录》。在书中，他提到，“《西游记》肯定是东方挖掘徒步者特征的最好素材”。果然，龚鹏程在他的《北溟行记》中，一上来就提到了“孙行者”。盖因他属猴，所以自命是那“未戴上紧箍儿的泼猴”，逍遥自在。钟鸣也提到了这猴，但要犹疑的多。“这样的徒步者，还有很多。孙悟空算不算呢？他也叫行者。这，我不大把握得住。他有种被迫性——‘这个紧箍儿……师傅哄我戴了’”。猴性不同，游性便也分野了。　　
　　龚鹏程是怎样的一个徒步者呢？作个粗疏的分别吧，如果说，余秋雨的“游”是儒家的，钟鸣的“游”是佛家的话，那么龚鹏程的“游”便算道家的了。当他化解自己名号，比附庄子《逍遥游》中的“鲲鹏”时，兴许没意识到，那个孙猴儿自打离了花果山，就再也没摘下这紧箍儿。正如“文化苦旅”的“苦”，事后看来，只是一抹“文化口红”罢了，所谓“逍遥”，也只是个假相。因为很简单，文人的“被迫性”在那里。没他东坡的谪贬，便没他“寄蜉蝣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没他龚鹏程“客座教授”之便、“诸校讲座”之宜，便没他的“飞呀飞，鸿鹄高飞，不亦快哉！”诚如时人所论，龚氏“天性本乎自然，情感乐见自然之趣，但理性认知，却倾向于识外无境。故他单纯的内心世界，不免存在矛盾，性简每为事繁所苦，知易行易的理想，又常为人事所格。”人如此，文亦不例外。　　
　　《北溟行记》，名为游记，实则颇多“世说”，看似寄情山水，实则不能忘怀人世纷争，且于闲云野鹤篇章中，夹杂若干自嘲自辩自矜自赏文字。故而，当我读到“无非酒徒、剑客、仙家，南北游方”这样的高蹈自况，读到“不出游时，则或闲居黉舍，或信步林野，或敲冰湖上，或□荈待月，爱看书就看，没书看便去玩。偶或酒人轰饮，间预该地诗文之会；亦尝屠狗击剑，聊为□□之侠；更多的，则是独行、品花、吊古、观人、读世”如此“飘飘欲仙”的生活描述，不禁莞尔。孙猴儿能自个儿摘掉自己头上那“紧箍儿”吗？果如此，便不会有瞿秋白“一为文人，便无足观”的临终喟叹了。“行者的本事，就是不必坐在书斋中皓首，即可穷经。我的学问，即成于霜桥征鞍、南樯北马之间，游而学，学而游。”以龚氏学贯文史哲儒释道，专著凡七十余种，著述等身，果真得之于游学乎？恐怕是以游得学者少、以学比附游者多吧。
　　游法好比活法，中国文人最易堕入非儒即道、避实就虚的套路。要么假道学，要么假名士，或如周作人所言“两个鬼”，“一个是流氓鬼，一个是绅士鬼。”对此，周氏是有所警惕的，“我不承认是文士，因为既不能写纯文学的文章，又最厌恶士流，即所谓清流名流者是也。中国的士大夫的遗传性是言行不一致，所作的事是做八股、吸鸦片、玩小脚、争权夺利，却是满口的礼教气节，如大花脸说白，不再怕脸红，振古如斯，于今为烈。”所谓“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这种游法，境界高则高矣，实则根本无法落实生活。正如魏晋一流的作派，于今仅是纸面上的文字游戏而已。如有人把这当了真，那可真是对自己头上的“紧箍儿”视而不见了。


附录4：《中国小说史论》

目录
总序
【第一卷　穷方法之赜】
　中国小说研究的方法问题
　小说创作的美学基础
　境界形态的美学
　台湾的明清小说研究（一九八七～一九八九）
　中西情节论
【第二卷　究天人之际】
　神话与幻想的世界：人文创造与自然秩序
　天命思想在中国小说里的运用
　唐传奇的性情与结构
　由哪吒看《封神演义》的天命世界
　看《老残游记》的内在精神
【第三卷　通文史之邮】
　传记小说新思维：纵横于历史、文学、真实、虚构、言说、书写之间
　历史小说的历史与身份
　商战历史演义的社会思想史解析
　导读《三国韬略》
　海洋家族与海洋的身世
　《南宫搏作品集》序
【第四卷　探古今之变】
　改写本《西游记》跋
　黄俶成《施耐庵与水浒》序
　文人的世俗生活：以《聊斋志异》来观察
　《重编笑林广记》序
　鸳鸯蝴蝶派：民初的大众通俗文学
　鲁迅对中国小说史的诠释个案研究
……

文摘：中国小说研究的方法问题
    对中国小说的研究，在目前占着重要地位的方法与方法论中，实证主义仍是不可忽视的。
    所谓实证主义的方法，是指在小说研究中，以寻找材料、确定版本、考证作者、说明流传沿革、讨论写作年代，兼及其与外部社会的关联等为主要方法与研究旨趣者。这种方法，实际上也就是胡适所开创的那一套中国章回小说考证路数，远绍清朝儒者诂经治史之术、近揭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说，波衍不绝，以迄于今。
    这套方法，在现在还有市场吗？当然有，而且恐怕仍居主流地位哩！以吾孤陋，所见大陆小说研究界的状况，固然如此；在台湾，似乎也仍是如此。
    我曾详细统计1987～1989年所有台湾明清小说研究的会议、学位论文、期刊论文、出版专著、演讲等等，发现小说研究虽然逐渐蓬勃，摆脱了“小道”的地位，成绩颇为可观，但“有关小说理论及研究方法的探索，发展较不顺畅。因为实证研究蔚为风气，人人讲版本考证。即或分析作品，亦以简单的结构分析为主，很少真正进入理论层次。在面对‘小说’‘中国小说’时，我们该以什么方法来进行理解？看一部中国小说与看一部西洋小说，能不能依同一方法及标准来看？这些都是非常基础的方法论问题。但很遗憾的是：追问这些问题的人极少。现在一般只用实证方法，有浓厚的历史客观主义倾向”。
    当时我对于这种现象的解释，是认为或许与钻研文学理论的一批年轻学者只集中讨论诗论、文论而不太关切小说研究有关。现在想来，原因其实还有许多。例如“文学研究的传统”，即为一不可忽视的问题。一个研究传统一旦建立，它就不容易轻易被毁弃，它包含着一些理念的东西，如基本预设、价值观、世界观、历史观；也包含一些操作技术，如论文写作的格式与语言、证明的手段、题目的选定等；以及其他与此相关的师承、权力、位置、知识系统、社会网络、发表情境、乃至师友情谊之类，错综复杂。要想形成典范的转移，真是谈何容易！胡适等人发展其小说研究方法，至今虽约一甲子，但贤人之泽，五世不斩，流风余沫，不仅尚存，且有新的发展与生机，殊不足怪。
    新的发展与生机是什么呢？主要是东西洋汉学研究传统与这个“五四”以来老传统的合流。在澳洲的柳存仁、在夏威夷的马幼垣、在美国的韩南、在法国的陈庆浩、由英返台的王秋桂、自俄罗斯来台的李福清等，都显示了这个倾向，也都对台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其为主流，非无故也。
    但实证研究基本上只是实证主义方法论下的实践活动。也就是说，它大抵均止于运用考据及实证的方法去谈某书的版本、某一作者的生平、某小说的写作年代、某故事的源流演变，而罕能反省其方法本身究竟系基于何种认识论而建立、此一方法的效能与局限又在何处。故通常此类研究者虽应用方法，实不甚思考方法，对方法论的探索反而无大兴趣。小说理论及研究方法的探讨较少，就是此种学风发展下很自然出现的状况。
    不只如此，这类学者还可能会出现排斥或鄙视理论及方法论的现象。许多人认为，钻研理论只是“务虚”，你讲一套我讲一套，远不如考据实在。而且理论变来变去，某些理论风行一时，但转瞬便遭遗忘，仿佛流行服饰一样，更让人觉得还是老老实实考据，可以作出些扎实可靠的成绩来。
这当然是偏见。站在文学理论研究的立场看，理论的推陈出新，本为应有之义，这不代表理论就是空洞的、虚浮的，而恰好显示了这一门学问的进展。我们能因哲学上流派蠭起便因此觉得这门学问太不可靠而不去做吗？觉得理论研究过于玄虚，其实只是迷信考证者的偏见。人生既不可能没有哲学，文学研究中势必也不能没有理论研究。而且任何研究，包括考证，恐怕都要受到理论的影响；考证工作，本身就是某一理论的实践。
    现在，我们因惧怕理论的变异而考证，为寻求具体、稳定的学术成果而考证，这样的考证可能也是一种“迷思”。为什么？
    第一，我们必须晓得：考证也不是确然稳定的。资料的追寻，永无止境。考证者事前既没有一纸清单，告知你究竟要寻找的资料版本有哪些，搜集到什么地步才能安心地说“够了”，谁也没把握。因此，考证所得，也随时会被新发现的资料推翻。从前，关于《孙子兵法》的真伪，从姚鼐到钱宾四，都认为在理论和物证各方面，铁案如山，乃孙膑所造，非孙武之书。可是临沂银雀山《孙膑兵法》出土，此一铁案便立刻被推翻了。
    第二，考证表面上是很客观的，但实际上根据同一资料却可能出现全然不同的论断。迷信考证为客观征实的学者，或许无法同意此说，然而《红楼梦》就是现成的例子。红学家用的材料没什么大差别，可是考出来的结果，几乎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考证跟客观、真实、不可变之间，恐怕不能画上等号。
第三，考证的危险在于，它虽不掉入观念的网套，却会变成材料的奴仆，以追逐材料为满足。材料永远是不能齐备的（请注意历史知识的不完全性与不确定性），那我们就不要说话了吗？不幸现在业已有些朋友是如此了。
    第四，搞考证的朋友，相信没有翔实可靠的资料做基础，很难展开什么研究。而他们努力搜集的各种材料，确实也为小说研究提供了不少方便，令人感动。但是，考证要做到什么程度，才能作为一个恰当的“基础”，而展开文学的研究？例如，考证学家会说“没有一个完善的本子，怎么研究？”或“必须有个完善的本子、确实可知的作者，研究才不会讹误”，却没注意考证本身就是一门学问，而不只是基础。考证的问题既可无限发展推进，怎么能等考得完备了再来做文学探究？《红楼梦》考到今天，依考证为“基础”的文学研究迄未展开，反倒是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大家承认它确有价值。可见，考证与文学的研究不必是必然相关联的。全然不管考证，依旧可以做很好的小说研究。“不考证清楚怎么能讨论”、“训诂明而后义理明”的简单逻辑，并不符合学术研究的真相！
    第五，小说研究中，考证所能着力的，只有作者、作时、版本、故事源流与传播之类问题。这样，则小说研究基本上仅为一小说史的研究而已；不，这小说史又只是小说编撰史而已。其他问题，殊难处理。此为考证方法的局限。即使突破这种局限，把小说跟民间传说、社会史结合起来研究，现在似乎也不免将小说作为一种史料来运用，视为研究民俗与社会文化的材料，而不是文学的研究。和文学的历史论批评、社会文化论批评，距离实在非常遥远。作品美感性质的阐释、小说之所以为小说者，居然在小说研究中消失了。
    第六，版本与作者问题重要吗？在我看，实在没有那么重要。已经有不少学者指出：小说与士大夫文学不同，不必如研究士大夫文学那样讨论作者问题。其说虽未引起考证学家广泛的注意，实则从小说的传播而言，不同的版本自有不同的阅读功能和渎者群。读者接受小说，亦并不以追寻作者创作时的原貌为阅读预期。这是小说跟知识性读物、抒情作品不同处。现在的许多研究者，似乎并没有考虑到传播情境和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把小说视为一封闭的、自足的语言世界，斤斤于考辨其中一字一句，期复作者创作或刊印时的面目，这或许有比“追求原意”更大的谬误吧！
    第七，考证原作、原本及故事源流，在顾颉刚的运用中，其实含有“历史是层累增饰”的预设。他相信有一个“历史的真相”是客观而稳定不变的，只要揭开后人传说层层增饰的面纱、排除后人“伪造”的成分，即能显现出来。此说本身便是充满科学想象的浪漫历史观。需知所谓历史的真相，并不是客观稳定而唯一的，也不是一个超然的存在。它不断流动于每个时代的诠释者和叙述者之间，是不断被“改写”与“重组”的人文成就。其中充满了“对话”的过程，舍离了这些诠释与叙述，即尢所谓历史的真相。而这些诠释与传述，并不仅仅是“层累”而已，语言在传播的过程中，无可避免地会扩散、断裂、衍异、流失。故基本上，它不是层累地“造成”，反而是解构（deconstruct），饱含分裂、变化、矛盾以及难以掌握的播散。传说的语意内涵，遂因此而随时变衍，永远受制于阅读或传述者的阅读经验，不仅无法产生定点的指涉，“传说”和“阅读”根本就是互为指涉或互补的。我们既不可能掌握并了解传说所有的流传状况，则任何传说或故事的母体或本源，就都是不定的、或不可能的存在。企图以文件资料的堆积，外加堆积者心机上的附会，以建立或溯求传说的原始形态，殊属缘木求鱼。
    再依哈贝马斯所说来看，任何一个解释，质实都是寻求被解释者的“有效声称”（validityclaim）；但这些有效声称之间，是可以互相批判的。这种批判，并不是说在客观世界中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实体，我们只要看看哪些有效声称“符应”（correspondence）了它就行了。真理不在符应，而是需要通过各种不同论证形式（如理论的辩论、实践的辩论、心理分析的判断、语言辩论等）来获得。小说考证的出现，正是为了要替各种有效声称寻求一批判依据。但因它相信有一客观固定的事实，且只能依某一有效声称是否符合该“事实证据”来论断。因此虽耗尽力气，却可能依然是考而不能证。《红楼梦》的考证即为其中一例。
    凡此等等，考证之道，可批评之处显然不少。此等批评与质疑，小说考证家未必首肯心服，但若仍以正宗自居，夷然不屑于理论之途，不能与质疑者在方法论上交锋，恐怕也非守成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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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艺术
王小波
http://book.sina.com.cn/nzt/ele/wangxiaobo2/32.shtml
《王小波全集》（第二卷），云南人民出版社



　　朋友给我寄来了一本昆德拉的《被背叛的遗嘱》，这是本谈小说艺术的书。书很长，有些地方我不同意，有些部分我没看懂（这本书里夹杂着五线谱，但我不识谱，家里更没有钢琴），但还是能看懂能同意的地方居多。我对此书有种特别的不满，那就是作者丝毫没有提到现代小说的最高成就：卡尔维诺、尤瑟娜尔、君特·格拉斯、莫迪阿诺，还有一位不常写小说的作者，玛格丽特·杜拉斯。早在半世纪以前，茨威格就抱怨说，哪怕是大师的作品，也有纯属冗余的成分。假如他活到了现在，看到现代小说家的作品，这些怨言就没有了。昆德拉不提现代小说的这种成就，是因为同行嫉妒，还是艺术上见解不同，我就不得而知。当然，昆德拉提谁不提谁，完全是他的自由。但若我来写这本书，一定要把这件事写上。不管怎么说吧，我同意作者的意见，的确存在一种小说的艺术，这种艺术远不是谁都懂得。昆德拉说：不懂开心的人不会懂得任何小说艺术。除了懂得开心，还要懂得更多，才能懂得小说的艺术。但若连开心都不懂，那就只能把小说读糟蹋了。归根结底，昆德拉的话并没有错。

　　我自己对读小说有一种真正的爱好，这种爱好不可能由阅读任何其他类型的作品所满足。我自己也写小说，写得好时得到的乐趣，绝非任何其他的快乐可以替代。这就是说，我对小说有种真正的爱好而这种爱好就是对小说艺术的爱好——在这一点上我可以和昆德拉沟通。我想像一般的读者并非如此，他们只是对文化生活有种泛泛的爱好。现在有种论点，认为当代文学的主要成就是杂文，这或者是事实，但我对此感到悲哀。我自己读杂文，有时还写点杂文。照我看，杂文无非是讲理，你看到理在哪里，径直一讲就可。当然，把道理讲得透彻，讲得漂亮，读起来也有种畅快淋漓的快感，但毕竟和读小说是两道劲儿。写小说则需要深得虚构之美，也需要些无中生有的才能。我更希望能把这件事做好。所以，我虽能把理讲好，但不觉得这是长处，甚至觉得这是一种劣根性，需要加以克服。诚然，作为一个人，要负道义的责任，憋不住就得说，这就是我写杂文的动机。所以也只能适当克服，还不能完全克服。

　　前不久在报上看到一种论点，说现在杂文取代了小说，负起了社会道义的责任。假如真是如此，那倒是件好事——小说来负道义责任，那就如希腊人所说，鞍子扣到头上来了——但这是仅就文学内部而言。从整个社会而言，道义责任全扣在提笔为文的人身上还是不大对头。从另一方面来看，负道义责任可不是艺术标准，尤其不是小说艺术的标准。这很重要啊。

　　昆德拉的书也主要是说这个问题。写小说的人要让人开心，他要有虚构的才能，并且有施展这种才能的动力——我认为这是主要之点。昆德拉则说，看小说的人要想开心，能够欣赏虚构，并已能宽容虚构的东西——他说这是主要之点。我倒不存这种奢望。小说的艺术首先会形成在小说家的意愿之中，以后会不会遭人背叛，那是以后的事。首先要有这种东西，这才是最主要的。

　　昆德拉说，小说传统是欧洲的传统。但若说小说的艺术在中国从未受到重视，那也是不对的。在很多年前，曾有过一个历史的瞬间：年轻的张爱玲初露头角，显示出写小说的才能。傅雷先生发现了这一点，马上写文章说：小说的技巧值得注意。那个时候连张春桥都化名写小说，仅就艺术而言，可算是一团糟，张爱玲确是万绿丛中一点红——但若说有什么遗嘱被背叛了，可不是张爱玲的遗嘱，而是傅雷的遗嘱。天知道张爱玲后来写的那叫什么东西。她把自己的病态当作才能了，……人有才能还不叫艺术家，知道珍视自己的才能才叫艺术家呢。

　　笔者行文至此，就欲结束。但对小说的艺术只说了它不是什么，它到底是什么，还一字未提。假如读者想要明白的话，从昆德拉的书里也看不到，应该径直找两本好小说看看。看完了能明白则好，不能明白也就无法可想了，可以去试试别的东西——千万别听任何人讲理，越听越糊涂。任何一门艺术只有从作品里才能看到——套昆德拉的话说，只喜欢看杂文、看评论、看简介的人，是不会懂得任何一种艺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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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篇最初发表于1996年第3期《博览群书》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