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民：出发点与落脚点——世界文明对话的文化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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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民：出发点与落脚点——世界文明对话的文化史观                               




倡导世界范围内不同文明的对话，是在当今难以阻遏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人类走向各民族共生共荣，建设和谐世界的必然要求。从学术的角度来探讨这种对话的原则，在科学文化史观指导下，有一个良好的出发点和一个踏实有益的落脚点，对引领不同文明的对话与交流，是至关重要的。


当前，人类文化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前所未遇的崭新的历史阶段，台湾学者许倬云先生将这种情况概括为七大巨变 。我认为，其中：世界的经济体系正在融合为一体；资讯革命带来另一史无前例的全球化；世界面临耗尽家当的窘境以及世界各种文明正在相互碰撞等，更直接地点明了这种巨变对文化的巨大影响。另外，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的移民大潮，也是推动这种文化巨变的一种表征和动因。


人类文化面临新的时代和新的历史任务，只有通过加强各文明间的交流、对话，才能共同担负起构建新文化的重任。在这里，我只想就两个方面的问题，谈一点个人的浅见。


其一，是如何看待不同文明间的文化差异，也就是面对各类文明之间差异巨大的现实，我们应以怎样的出发点去对话？其二，是我们如何寻找建构新的世界文化的落脚点，要建设一种什么样的新世界文化？


一、出发点：探究史实，正视差异，不分优劣


就当今世界文明的架构看，无论从世界几大主要文明例如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以及中华文明（或称东亚文明）来看，还是从不同国家、区域、族群、宗教信仰以及当代人生活的各个层面，乃至于不同国家的治国方略与施政方针等方面看，不同文明在当代的展现，其差异都是很显明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是相对立和冲突的。如果我们放眼从各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或截取一个历史的断面去分析，更会看出这种差异的深度和厚度。问题是我们如何看待这种差异？




（一）


就目前笔者所了解的情况看，对待各类文明的差异，至少有这样三种观点：


其一，文明优劣论。即认定某一种文明是优质的，其它的是劣质或非优的。数百年来，特别是20世纪以来，随着工业文明在西方（主要是欧洲）的首先发展并取得成功，并由此造成世界范围内物质文明发展的极不平衡，西方文明优秀论（或者叫欧洲文化中心论）甚为盛行，不少人认为西方文明是放之五洲而皆优的具有普世性的优秀文明，而且这种论断似有被越来越多人普遍接受的趋势。这有三方面的事实可以证明：一是欧洲的政治制度和模式在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越来越被普遍效仿和实行；二是基督教越来越走向世界每个角落，成为世界性最强的宗教；三是以欧美为主的西方文化产品，有风靡世界之势，已经和正在占领着世界若干地方的文化舞台。西方文化之强势应是不争的事实。




需要说明的是，西方文化优质论在中国也是有相当市场的。20世纪初和20世纪后二十年，中国曾先后出现两次鼓吹“全盘西化”的热潮，就是明证。正基于此，国外有些学者，甚至包括部分港台学者在内的中国学者，提出了以西方基督教文化为主，来构造未来世界文化的设想，而且据说在1993年美国芝加哥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宗教会议上，还发表了《走向全球伦理宣言》，试图“超越单一宗教的意识形态局限……为全人类寻找一种普遍的、底线主义的伦理共识”。


其二，文明冲突论。即认为文明之差异必然引起矛盾与冲突。这种观点以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于1993年发表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以及他随后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而闻名于世，并引起世界范围内文化研究界及政治界、理论界的高度关注。据他自己的说法是，“正在出现的全球政治的主要的和最危险的方面将是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虽然亨廷顿的观点是带有写实性的理论见解和预言，但他的理论引起世界范围内诸多人的欣赏和共鸣，这说明，至少在一些学者看来，各类文明之间的差异必然引发冲突，冲突是解决差异的途径之一。结合在世界许多地方出现的视本宗教或部族文化为神圣，将其它文化视为“异类”而发生的宗教、部族乃至国家与地区之间的暴力冲突和恐怖活动，我们应该相信，文明冲突论是对各类文明间差异的一种态度和观点。


其三，多元共荣论。即主张世界各类文明要尊重差异，多元共存，和谐相处，加强交流，共同繁荣与发展。这种主要以中国学者和儒家研究者为主提出的对待世界文明差异的观点，其主要的传统理论基础还是来源于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和合”文化，以及儒家“中庸”之道及“和而不同”的思想。这不仅在学术层面的文化理论研究上作为一种鲜明的观点提出，而且在实践层面上，也是中国政府对待文化、宗教以及处理世界事务和开展外交的政策，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对待世界不同文化差异所采取的态度和实行的政策，也越来越多地得到世界文化界、学术界众多学者的认同，已逐步成为构筑未来世界新文化的主题思想之一。世界上一些伦理学理论研究者，在论述文化差异时，也赞同或暗合这种多元共荣论的观点。西方著名的新自由主义伦理学家罗杰斯就认为：“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不仅应该给予各种不同的文化和文化价值观念以自由生长的空间，而由于其鼓励平等和自由的社会文化氛围，还必定会促进和激励多种多样的文化和文化价值观念的自由发展。”


（二）


分析上述三种观点，我认为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对待不同文明的差异，也就是如何确立不同文明在人类面临巨大文化变革的新时代中的地位问题。不管文明优劣论也好，文明冲突论也好，其实质是各类文明之中，是有优劣之差的。其极端者，将自己的文明（特别是以宗教为中心的文明）看成是神圣的，将其它文明视为“异类”，必欲不择手段击毁或除之而后已。


我个人认为，文明只有不同的质地与差异，是难分优劣的。我们的文明对话乃至文明的交流与探讨，都不应该以区分优劣为目的。我试从以下两个方面谈点个人看法。


1. 文明优劣标准难立


不可否认，在当代各类文明之中，有些文明的要素更符合人类现在部分群体甚至大部分人公认的观念，或被认为更符合未来人类文明的要求。但这不能成为要区分优劣的理由或标准。因为当今之人无一例外都是生活于各类文明培育下的人，在当今要选出超脱自己文明基因、站在各文明之上的人，就如当年鲁迅先生所讽刺的拔着自己的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是不可能的。尽管不乏学者和政治家似乎以全人类的责任人在宣传或实施着什么，但事实上他只是在以他的标准宣称他们的文明是“优”的，这不免是偏颇的。任何对文明的优劣评价，只能是以A文化的标准去评B文化的优劣，这种评价不可能是科学的和公正的。在各类文化之间要分出优劣，其标准和前提就是值得怀疑的，因而也是难辨优劣的。


面对人类未来文化的发展，各国学者也在努力寻找建立新的世界文化的路径。关于“普世伦理”、普世价值以及在未来世界文化建设中各类文明的地位与价值等等，正在成为一些学者倾力探讨的热门课题，而通过探讨、研究、对话寻求各类文明的“共识”，也成为学者们努力的方向。应该说，这种努力是有意义的。但是我们且不说人们在寻找的只是一种“共识”，而非从文化内涵及物质中去发现哪支文化是“优质”的，即使全球公认的、属于优质的“共识”，探求其内涵本质时，仍会回归各类文化的具体诠释。


例如，“爱”或“博爱”，这应该是一种“优质”文化精神吧？各类文化都提倡“爱”。但具体到“爱”的内涵，仍是不同，也是难分优劣的。比如基督教之爱，首先要体现在对“上帝神恩”的敬畏、回报与爱上，是“在爱与上帝的意志之间画了个等号”。 而在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国文化里，“博爱”则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可见，文化的内涵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是无法分辨其优劣的。要说对文化优劣之评价，只有“化”于其中的本文化类型之人最有评判权。最适合他们的文化即是应该弘扬的、优秀的。换言之，最适合国情的文化即是该国最优的文化。所以说，各文明之间文化各异，是难辨优劣的。


2．文明发展的历史性决定难分优劣


各类文明优劣之难辨，还在于文明本身具有很突出的特性，即文明的历史性。任何文明的发展，都经历了数千年极其复杂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既有传承与发展，也有创新与变异。不同文明间之比较，只有放在同一历史断面下，其相互联系及其可比性、差异性才有显现的共同基础和着力点。


以早期基督教文明与儒家文明的发展为例。基督教源于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的犹太教。犹太民族文化本身在其早期发展中，即受到古埃及和巴比伦的影响，是“与相邻的大帝国交织在一起的” 。而其发达的民族文化又与其早期出色的宗教智慧密不可分，“这种文化集中表现在后来编纂的《旧约全书》中”， 因此有人说：“《圣经》创造了犹太民族。” 犹太教在随犹太人的迁徙向欧洲传播的过程中，既吸收了希腊哲学的精华，也受到罗马帝国文化及原始宗教的抵抗和影响，因此，到耶稣出现的时代才能发生根本性的变革，由一族之教而变为“一切人都属于一个天国，一切财产也属于天国”的世界性宗教，以至到公元4世纪成为罗马人公认的国教。
儒学虽为孔子创立，但追溯孔子思想形成的过程，从大的方面讲，至少要从两个方面探其渊源：一是从纵的方面讲历史文化渊源；二是从横的空间讲区域文化生态的渊源，二者又是有密切联系的。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那么这样一个集三代文化之大成的周文化，应是孔子思想形成的重要来源。而周之“礼乐”文明，实则由周公创建与发展。而鲁国为周公之封地，鲁实得周之礼乐文化之“真传”。尤其是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周之都城文化地位下降，鲁国集周文化之大成，成为当时的东方文化中心，有“周礼尽在鲁”的称誉。从这样一种具体的文化生态来理解孔子思想的形成和儒家文化的产生，尤其是来理解孔子生于鲁而非他邦之必然性，就会找到一个深入解读的切入点。


春秋战国时期，周衰微，诸侯割据，是一个区域文化大放异彩的时代。从区域文化的角度探讨孔子及儒家文化的渊源，还不能只讲鲁不讲齐。实际上，以我们今天观之，“齐鲁之邦”是一个完整的“圣地”。齐与鲁都处东夷之地，周初分封，封姜太公于齐，周公于鲁。由于齐、鲁不同的建国之策，鲁国变夷俗，革旧礼，成为西来的周文化的重要传承之地。而齐由于采用“因其俗，简其礼”的政策，保留了更多的东夷文化风俗。孔子在35岁那年，到齐国首访，一住三年，对齐文化有深入的研究和吸收，“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就是明证。从区域文化分析，孔子的核心思想“礼”的来源，无疑多受“周礼尽在鲁”的影响；但其博大精深的“仁”的思想渊源，应与“夷俗仁”的传统有直接的关系。


如此说来，孔子思想的形成，从地域上讲，是以吸收齐鲁为代表的夷夏文化的融合；而从历史文化传承上讲，则以周公为渊源，是对三代文化的集成和融合。可见孔子思想的形成实集此前数千年中华文明之精华而成。对孔子以后的儒家讲，孔子创始的儒学，不过是诸子百家之一说，经过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的相互交流和吸收，尤其是孟子、荀子两位大师对诸子思想的吸收，才有了先秦儒家思想体系的发展与提升，儒学才成为盛极一时的“显学”。而到了西汉时期，董仲舒融合汉初复兴的诸子之学，尤其是吸收道家、阴阳家、法家等思想于儒学之中，才导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出台。儒家从此成为了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主干。


这种各类文明形成发展演变过程的历时性，决定了某种文明会不断地融汇其它文化因子，不断地与时代发展同步，被改进、优选，从而成为本文明系统发展中无数代人智慧的结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历经数千年发展至今仍保持着活力的文明，小而言之，都是最适合本区域、族群的优化文明；大而言之，各类文明之间，都是无法进行所谓优劣之比较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他的《历史研究》中，分析考察了二十几种文明发生、成长、衰弱、解体的过程后指出：“对各种文明都可以当作同时代的文明来分析对比，各种文明和文化都具有同等价值，并无优劣高下之分。”


二、落脚点：回归原点去寻求共识



世界文明的对话最终要回到“新时代到来，我们如何构建世界的新文化”这个问题。我认为，回归原点去寻求共识是一个落脚点。


人类文明产生之初，由于生产力低下，人类相互之间的联系很少，谈不上共同对应相同的问题，但其所面临的问题却是共同的。不同文明的产生正是人类面临相同问题而采取不同思维与应对方式的产物。钱穆先生早在他的《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就提出：“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穷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之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其文化精神。” 而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则认为，人类在文明创始的古代，“大多数民族都会有共同的风俗和感情”，“由于大自然到处都是一样，人们对最刺激感官和最激发想象的

事物必会有同样正确和同样错误的看法。” 可见，人类不同文明发展的原点，具有更多的共性和相合相融之点。


（一）


人类在经过数千年的文明发展，经过近代工业革命生产力质的飞跃和提升，尤其是20世纪后期以来信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全人类将成为“地球村”村民的共同体。这促使我们来共同研究如何建构新的文化。我们发现，当代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与人类文明创始之初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人类似乎应该回到原点去寻求解决当今面临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的性质和应对与当初有本质不同，那时的应对是分散的，今日是共同的；那时是被动的，今日是主动的。但事实已充分说明：人类文明的发展，从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其所要解决的问题和面对的挑战是相同的、不变的。这种回归，绝不是人类文明的倒退与复原，而是要回到问题的原点。以我个人的浅见，人类所面临的三大关系值得我们思考：


其一，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数千年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个永恒的主题，只不过当今与原点相比，主题依旧，关系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个自然已非原点之洪荒、原始、未知之自然，而是一个对人类过度付出、体力透支、遭受重创甚至遍体鳞伤的自然。如果将原点之自然比喻为一个童蒙未开的女婴，如今的自然已是乳汁吸干、体弱多病的老妇。人类文明的对话与文化之发展，要在以何种方式和态度对待自然上达成共识，来为人与自然关系的良性互动和共荣达成共识。人类的发展必须建立在这样一种新型的文明基础之上，即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共荣。各类文明之间的和谐共荣，首先是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荣为基础的。


其二，人与人的关系。人类文明之原点的人际关系多表现为以血缘为纽带的狭小的族群之内。在数千年人类各文明的发展中，人际关系也大多表现为一族、一国、一宗教及各类文明内部之关系。在中国文化数千年发展中，人际关系主要还是建立在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核心和基础的血缘宗法制的关系网络。而当今特别是面向未来发展的人际关系，已发生重大的质的改变。经济全球化，人与人之间依存度的大幅提升，高科技所带来的交通与资讯革命和世界范围内的移民大潮，这种空前的人类历史的大变革，使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世界文明间的对话，未来世界新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必然要求人们的视野超越族群与国界的藩篱，超越不同文明的墙壁，来重新界定人与人的关系。以交流加深了解，以宽容对待“异己”，以和谐代替隔膜和对抗，用中国先哲们说过的话，叫“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无新型人际关系的塑造，即无未来世界文明可言。


其三，人与社会的关系。有的学者将人与社会的关系作为人与人关系的扩展列为一类，这是有道理的。 我将其单列为一大关系，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它既包括个人与社会（这个社会可以是地球村之村民与地球之社会）的关系，也包括由个人组成的群体，一国一族之个人的扩大，与全人类之关系。我觉得这个关系之建设是当今文明对话的重要问题之一。


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就是要以新的视野面对人类巨变带来的新问题，寻求解决各文明中的人与社会关系的确立，寻求各种宗教信仰间新型关系的建立，寻求一国与他国、一国与全人类新关系的建立以及一种文明与其它文明关系的和谐相处问题，为未来世界新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共同努力。


（二）


如何寻求新的世界文化构建过程中的共识？我觉得人类主要是要超越自己，超越历史，寻求共识，实现突破，走向共荣。在这方面，以下三个方面的追求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


第一，世界眼光。在这方面，我们从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对不同文明比较与联系的探索中，会受到很好的启迪。他在其著名的《历史的起源与目的》一书中比较中国、印度、两河流域及希腊文明的差异时，即放在了公元前800年—前200年这样一个历史阶段来观察和探析。他由此既看到了四大文明古国有着相同的突变——“哲学的突破”，同时又看到了四大文明的差异和缤纷多彩的展现。他超越偏狭的文化史观，在将“同时代的、并无联系地并列存在的”不同文明的比较中，为科学认识世界文明的发展历程，提供了一个“拨云见日”般的理论体系。他的这一“轴心时代”理论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而我们也从一个德国人具有世界视野的论述中，洞悉孔子及其儒学产生的外部因素——四大文明的相互关联与影响。可见，科学的方法，宏阔的视野，世界的眼光，是文明对话的基础。而对同时代文明的比较，也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不同文明之间的历史面貌及其本质特征。


第二，“哲学突破”。纵观人类至少6000年以上的文明发展史，其文明的发展不是直线的，也不是如行云流水般的自然流畅，而是经过了众多的崎岖、裂变、整合与突破。其中最主要的，即是雅斯贝斯所破解的：人类文明史上有一个“哲学突破”的轴心时代。中国人有句话叫“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我们是否也可以说，历史上如果没有“哲学突破”的“轴心时代”，人类可能仍然在黑暗中徘徊？我认为是可以这样认识的。


那么，在世界面临巨大变革的新时代，建构新文化，就必须超越自我，超越历史，以实现新的“哲学突破”。从中国所谓“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来观察，之所以实现了“哲学的突破”，有三点很值得关注：一是诸子百家思想无优劣之分，无主次之别，各有建树，竞相发展，都实现了各自的突破，最后实现了整体的哲学突破。各家思想既是独树一帜，又是百花之一枝。二是“突破”在于充分的对话与争鸣。诸侯各国礼贤下士，竞相招揽各家学者，为其提供相互对话和理论争鸣、交流的便利。当时的东方大国齐国，还在国都临淄建设了稷下学宫，专供百家学者集会、对话、交流，所谓“高门大屋尊宠之”，足见条件之优渥，地位之高贵。三是共识和主流思想是在长期对话、交流、吸收、发展中自然形成的。儒家初生地位不显，战国后期即成“显学”，非人为之操作，实百家争鸣之必然。当今一些思想家乃至政治家，并不想忙于对话，而梦想以强势推行，使某一文化成未来世界之主导。鉴之历史，实不可为也。


第三点，共荣共识。即是先追求世界各类文明良性的发展，让其在新的时代，在各种文明思想的对话交流中，自我变革、提升，各文明之间由相容到相融，共识自然产生，未来世界新文化的主干与主流自然产生。回顾历史，此实为人类文化创新发展之经验；放眼未来，也应为不可不经之途径。


对于世界各文明的对话及未来世界新文化的构建，海内外多有专家在作精深研究。我谈一些肤浅的看法，以此就教大方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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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cntv.cn/china/20110125/10564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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