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教育学者华东师大刘良华教授的数个‘自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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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有实践智慧的班主任
LIULAINGHUA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2e7a6d0102e3fb.html

各位，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如何成为有实践智慧的班主任。班主任是一个特别的概念，如果一个老师是学生的班主任，那么，他和一般学科教师就有不同的任务。尽管班主任本人最好也是学科教师，因为这样更便于跟学生交往，但是，班主任比学科教师更重要，因为他的主要责任是给学生提供人格教育而不是知识教育。当我说班主任的主要责任是人格教育的时候，主要是指给学生提供“情感-意志教育”。

在讨论班主任这个话题的时候，除了需要考虑班主任和一般学科教师的差异，还需要考虑小学班主任和中学班主任的差异。小学班主任最好显示为慈母形象，小学班主任的关键要素是“爱心”。年幼的孩子需要从老师那里得到母亲般的爱和陪伴。因此，所有小学老师都需要显得有童心，比较温和、慈善。即便是男老师，他长时间在小学或者幼儿园工作之后，他也会看起来像一个慈善的母亲。他所处的环境会改变他的形象。但是，中学班主任与小学班主任的形象有些不同，中学班主任最好显示为严父形象，中学班主任的关键要素是权威和制度。孩子到了进入初中和高中的年龄，他需要有思想的引领，需要有某种权威让他信服，他需要建立和服从某种规则和制度。中学生和小学生的年龄差异和心理差异需要中学班主任和小学班主任的形象保持必要的不同。

不过，无论中小学班主任还是小学班主任，他们总有一些共同的要素。这些共同要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思想智慧；二是实践智慧；三是应用技术。

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如何成为有实践智慧的班主任，但是，实践智慧恰恰是不可教的，有些知识或智慧虽然是可学的，但它是不可教的。准确地说，实践智慧有两个特性：第一，部分实践智慧是既不可学，也不可教，它得之于人的遗传或天赋。有些老师天生就有实践智慧，有些人天生就适合做老师。就此而言，实践智慧是一个很神秘的智慧。实践智慧的神秘性就在于：它需要人在处理实践问题的时候要心领神会、得心应手并迅速做出决策、果断采取行动。显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做到面临问题或危机时都能做到心领神会、得心应手、当机立断（决策）和果敢行动，这就是实践智慧的神秘性。类似这样的智慧当然需要某种天赋。它对教师尤其是班主任这个职业提出了比较高的门槛。这样看来，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做老师，有些人天生就不适合做老师。但是，这也并不是说实践智慧都来自人的天赋，因为，还有部分实践智慧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而得到发展。所谓教师专业发展或班主任专业发展，主要是针对那些可以学习的智慧。这就是实践智慧的第二个特性。

如果说实践智慧的第一个特性是既不可学，也不可教，那么，实践智慧的第二个特性就是，某些实践智慧是可学的，也是可教的；但是，某些实践智慧虽然是可学的，却不可教。某些专家或师傅可以把实践智慧作为教师教育的目标，但是，即便建立了这样的目标，这些专家或师傅也不能直接把实践智慧交给他人。实践智慧只能间接地示范性地教，不能直接地、用类似说明书的言语去教。

这就是今天我们讨论的重点。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有两个：（1）哪些实践智慧是可学的，也是可教的；（2）那些实践智慧虽然是可学的，但是不可教的？或者说，哪些实践智慧只能间接地教、示范性地教？

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需要重新考虑班主任工作的三个共同要素：一是思想智慧；二是实践智慧；三是应用技术。

在这三个要素之中，实践智慧在思想智慧和应用技术之间，实践智慧在两者之间并不说明这三者是截然独立的。相反，实践智慧是一种居间的智慧，这种居间的智慧看起来似乎显示为某种独立的智慧，实际上，它依赖于上面的理论智慧和下面的应用技术。它是一种承上启下、上传下达的智慧。我们可以说，实践智慧就是心领神会、得心应手、当机立断（决策）和果敢行动。但是，一个人是否能够做到心领神会、得心应手、当机立断（决策）和果敢行动，恰恰取决于这个人是否已具有上面的思想智慧和下面的应用技巧。

于是，如果有人追问，什么是实践智慧？就必须将这个提问做一个转换：怎样让自己既有思想智慧又有应用技巧。而在思想智慧和应用技巧之间，应用技巧虽然是可学的，却是不可教的，准确地说，它只能间接地教。所有的应用技巧，只能由“看中学”（可称之为“范本学习”）并引发“做种学”，而不能“听中学”。

如果说应用技术是可学而不可教的，那么，思想智慧则既不可学，也不可教。思想智慧只能被“思考被批判”和“感染”并由此而被信任或被怀疑。如果说掌握应用技术的关键是“看中学”和“做中学”，那么，拥有思想智慧的关键是基于批判性思考（或直觉）的信任。思想智慧的过程是“批判性思考”和“感染”，思想智慧的结果是形成自己的生活信念。

对中小学教师来说，他们既需要立足于“看中学”和“做中学”的应用技术，又需要基于“批判性思考”和“感染”的生活信念。而且，基于“批判性思考”的生活信念比应用技术更重要。

现在，我来做一个总结。如果问，究竟怎样成为有实践智慧的班主任？我的建议是：

第一，多像那些有技巧的老师学习，看看他们是怎样处理日常班级管理事务的。比如，小生物老师因学生看篮球赛而罢课怎么办？孩子偷钱遭父亲暴打怎么办？野蛮家长干涉学生座位怎么办？学生因不能发言而恨老师怎么办？学生的钱被偷之后怎么办？遇到搞恶作剧的学生怎么办？女生在教室里悄悄化妆怎么办？女生与街头男青年恋爱怎么办？学生在数学课上看小说怎么办？女学生对男老师说“老师，我爱你”怎么办？如何跟作业霸的任课教师沟通？如何跟学生讲自由与规则？如何让学生拥有自己的喜爱的科目或业余爱好？如何学生因老师的关注、赏识、信任而自信并由此建立强大的意志力？等等。

第二，超越应用技术，多思考什么是一个好人、什么是一个好公民、什么是一个好学生、生命是美好生活这些大问题。如何看待那些善于练习善于考试而不善于解决问题的学生？如何看待那些成绩好但身体不好的学生？如何看待那些习惯于独处而没有交往能力的学生？是否应该让学生野蛮其身体、文明其精神？是否应该超越知识点的教学而进入“整体-体验教学”。如何在语文教学、英语教学、数学教学等学科教学中一以贯之地实现“整体-体验教学”的原理？是否每个人都有被承认被赏识的欲望？

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具体的策略，但是，关键的问题依然是：凡属于应用技术的问题，多看看优秀的老师，把他们作为自己模仿、尝试的范本。凡属于生活信念或思想智慧的问题，可以选择一些公认的好书，经过自己的批判性思维或接受其感染而建立自己的生活信念。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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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PPT讲课
LIULIANGHUA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2e7a6d0102e288.html

从今天开始，恢复传统的讲课办法，不用PPT讲课。

用PPT讲课的好处是：

第一，PPT比传统的粉笔加黑板更干净更卫生。老师和学生都不必受粉笔灰的侵扰。

第二，PPT比单纯的口述更有条理更有系统性，可避免随意发挥而缺乏系统性。

第三，PPT比单纯的口述更刺激，让学生不仅听，而且看到文字和相关的表格或图像。

用PPT讲课的坏处是：

第一，PPT使学员过于依赖文字符号而几乎放弃了安静的思考和心领神会的理解。成人培训中的学员一旦看到PPT，就会忙于抄写笔记或用手机拍照，抄写挤占了思考的时间和空间。

第二，PPT不仅挤占了学员思考的时间，而且使学员变得懒惰而疏于想象。声音符号虽然不如PPT呈现的文字符号那么稳定，但是，正式这种不稳定的甚至模糊的声音符号迫使学员积极思考和想象。

第三，PPT使学员过多地显示为视觉学习而放松了听觉学习。问题是，听觉学习也许比视觉学习更深刻。人们虽然可以为听觉学习的有效性提供多种证据，但是，一下事实是值得需要的：听觉学习是纯粹的、纯净的、干净的，它不受文字符号和影像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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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期学术论文推荐

本期责任编辑：刘良华教授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2e7a6d0102e216.html

      网址：http://www.kcs.ecnu.edu.cn/dongtai.asp?id=1786&sid=19

    1、《爱弥儿》如何“论教育”
  作者：刘小枫
发表刊物：《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3年第01期
  推荐理由：
    第一，观点新。以往的有关卢梭教育思想的研究几乎一致认为《爱弥儿》所讨论的教育是面向所有人的教育，本文独树一帜，认为卢梭的《爱弥儿》只讨论“精英教育”（尤其是立法家的教育）而并非面向大众教育。
    第二，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新。柏拉图著《理想国》和《法义》，后者讨论立法和立法家的问题，前者讨论立法家的教育（精英教育）问题。本文把卢梭的《爱弥儿》与《社会契约论》并置，并使之呈现为类似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法义》的文本关系。同时，从《爱弥儿》以及卢梭的其他文本和书信中寻找相关的事实，形成证据链。研究结论为：与柏拉图的《理想国》一样，卢梭的《爱弥儿》所谈论的教育并非面向一般民众的大众教育，而是事关立法家的培养问题的精英教育。
    第三，叙述方式新。本文保持了作者一贯的叙事风格，从细微处发现大线索，致广大而尽精微，通篇只是讲述一个故事，但作者很留意这个故事的讲法。
    欢迎阅读全文：_爱弥儿_如何_论教育_或卢梭如何论教育_想象的学生.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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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中国文学与人间情感教育——王国维的文学课程革新实验
    作者：周勇
    发表刊物：《全球教育展望》，2013年第04期
【摘要】依靠悲剧哲学和以情感美学为本的文学理论，王国维重建了传统及各种功利的文学内涵界定与文学课程标准。在此基础上，他通过研究中国抒情文学及其境界之美，充实了其文学课程的内容架构，从而完成了以人间情感教育为宗旨的文学课程革新实验。这一长达十年的文学课程革新探索不仅盘活了许多被历史遗弃的中国文学，而且为教育、引导个体在世俗人间安顿自己的情感生命，开辟了一条“境界”优美的文学途径。
  【关键词】王国维；文学课程革新实验；中国文学；人间情感教育
    推荐理由：
    有主见。本文关注王国维长达十年的的“文科课程革新实验”，指出王国维变革当时中国文学的课程内容和课程宗旨的具体贡献。
    有独特的研究视角。教育学界已有研究主要只是解释王国维的“教育思想”，尚未涉及王国维在文史哲等文科领域自觉进行的课程革新探索。本文从“课程论”的视角审视王国维“文科课程革新实验”，将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文学小言》、《屈子文学之精神》、《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等文本视为文学新课程的系列探索。
    欢迎阅读全文：中国文学与人间情感教育_王国维的文学课程革新实验.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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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新中国真的发生了八次课程改革吗
    作者：谢翌；马云鹏；张治平
    发表刊物：《教育研究》，2012年03期
    【摘要】判断在学校教育中发生的改革是不是“课程改革”，一要看改革的是不是“课程”，二要看是不是有“除旧布新”的“改革”存在。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教育改革，算得上真正意义的“课程改革”的只有五次。说明人们对所谓的“八次课程改革”是一种想当然的接受。因而需要对“课程改革”的概念进行认真审思，“课程改革”的概念框架需要重建，“课程改革”的本体理论研究需要加强，概念提出后需要从方法论角度进行明确化与清晰化，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关键词】教育改革；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八次课程改革
推荐理由：
    有知识贡献。通过“课程改革”的概念重建，确立了课程改革的两条标准。第一，进行改革的是不是“课程”，有没有确立新的课程愿景，有没有形成新的课程目标，有没有颁发新的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有没有开发出承载新的价值取向的课程资源；第二，是不是“除旧布新”的“改革”，有没有基于课程愿景和课程标准的实施行为，是不是产生教育文化意义上的变化。以此作为课程改革的评判标准，论文更正了近年来中国教育界有关“八次课程改革”的传言和传说。
    有经验事实的考据分析。文章既梳理了传说中的“八次课程改革”的基本事实，又从“课程改革”的概念重建的视角，确认了真正意义上的“五次课程改革”。
    欢迎阅读全文：新中国真的发生了八次课程改革吗.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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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义”的双重体验——农民工子弟的群体文化及其社会意义
    作者：熊春文；史晓晰；王毅
    发表刊物：《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3年第01期
   【摘要】20世纪70年代，保罗•威利斯提出抵制理论，从工人阶级子弟的文化生产过程这一视角探讨社会再生产。本文借鉴威利斯的研究进路，在描述民工子弟校学生同辈群体的静态结构和动态机制的基础上，探究当前民工子弟群体的文化生产过程。研究发现，虽然没有突破阶级的社会再生产，但农民工子弟在丰富多样的同辈群体活动中，自主、能动地生产出其具有鲜明特征的群体文化。这种文化以“义”的精神为核心，包括平等的义气伦理和不平等的差序体验双重维度，通过意义—规则—行动三个层面的洗礼，这一群体有望实现其相对完整但特有的社会化过程。正是在这种群体文化的影响下，农民工子弟在意识和微观层面主动放弃了学业，而在结构和宏观上造成社会再生产的结果。
    【关键词】义；差序体验；农民工子弟； 同辈群体
推荐理由：
    有创新的观点。论文在对当前民工子弟群体文化展开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结论：民工子弟群体文化以“义”的精神为核心，包括平等的义气伦理和不平等的差序体验。正是在这种群体文化的影响下，农民工子弟在意识和微观层面主动放弃了学业，而在结构和宏观上造成社会再生产的结果。
    有比较稳定的研究视角。论文以威利斯的《学做工》及其“抵制理论”为研究的视角，借鉴其工人阶级子弟的文化生产过程的研究思路。
    论证有说服力。论文采用实证研究的方式，对北京市昌平区JS学校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实地研究。研究者通过义务支教的形式进入学校，与学生“打成一片”，一起逛公园、吃小吃、聊QQ，由此建立信任关系，展开一系列“参与式研究”。
    欢迎阅读全文：_义_的双重体验_农民工子弟的群体文化及其社会意义.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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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的校长领导行为比较
    作者：柯政；陈霜叶；任友群
  发表刊物：《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3年第01期
    【摘要】我国重点学校制度的一个重要假设就是重点学校可以把自身的高质量办学行为示范给其他普通学校，但重点学校是否在办学上真的优于普通学校，学界和公众都一直存在争论。但已有的这些争论大多没有证据支持。本研究运用全国5个城市60所学校校长问卷所获得的数据，对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的校长领导行为进行分析。本研究获得的一个主要发现就是尽管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在所有的背景变量上都存在显著差异，但它们的校长领导行为并不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重点学校有更好的办学质量这一假设并没有得到证据支持。本研究结果也提示，我们需要进一步关注为什么背景迥异的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在校长领导行为上出现“同态化”的趋势。都会有所启示。
    【关键词】重点学校；校长领导；同态化
  推荐理由：
    采用了比较可靠的数据来源和相应的调查研究，该研究的数据来自2011年所做的一项大规模调查所建立的数据库。在这项调查中, 首先根据地域以及人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 在全国抽取了五个城市。这五个城市分别位于中国的东南西北中五个区域。在每个城市中，先根据学校地理位置（城区和郊区）以及学校类别（重点和非重点）进行分层抽样, 然后再在其中随机抽取学校。最终对抽取的五个城市60 所学校的学校校长进行问卷调查，其中很多问题涉及校长办学行为。此外还收集这些学校的课程表和作息时间表。在此基础上，以15个变量出发比较分析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在校长领导行为和策略上的差异。
    研究报告的叙述清晰且比较规范。先有“问题的提出”和文献综述，然后解释“研究的设计”和研究的方法，最后提供“研究的发现”以及相关的讨论和结论。
    欢迎阅读全文：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的校长领导行为比较.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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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中华教育界》与民国初期教科书的变革
    作者：王博
   发表刊物：《课程·教材·教法》，2013年第03期
   【摘要】《中华教育界》“以研究教育、促进文化为宗旨”，在民国初期教科书的变革中担当了重要的传播媒介和交流平台。该刊大力倡导新的共和国教科书编写理念，热议教科书的功能和价值，探讨教科书编写思路和策略，面向社会广泛征集教材和编写意见，积极策应教科书的营销推介。这些做法不仅推动了中华书局教科书事业的发展和壮大，而且促进了民国初期教科书编写的科学化、规范化以及教科书的现代转型。
    【关键词】民国初期；教科书；教科书的变革；《中华教育界》
推荐理由：
    研究有学术感。论文采用历史研究的方式，考察了《中华教育界》与民国初期教科书的变革之间的关系。
    研究的角度有现实意义，《中华教育界》当时所发表的文章涉及多种教育主题，本文重点考察《中华教育界》对当时“教科书”变革的影响，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该刊大力倡导新的共和国教科书编写理念；二是讨论教科书的功能和价值；三是探讨教科书编写思路和策略；四是面向社会广泛征集教材和编写意见；五是研究教科书的营销推介。
    欢迎阅读全文：_中华教育界_与民国初期教科书的变革.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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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912年“共和国教科书”新文化标准探析
    作者：吴小鸥；石鸥
    发表刊物：《课程·教材·教法》，2013年第02期
    【摘要】1912年，在革故鼎新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商务印书馆隆重推出全新的“共和国教科书”系列，开风气之先，为现代教科书及现代社会发展奠定了一个新的基础。这套教科书正式实现了从“格致”到“科学”的转变，具有思想解放意义：界定了“人”的基本属性，强调“公民”作为现代人的身份意识；积极展现了对“共和国”的憧憬，诠释出知识分子的政治情怀。“共和国教科书”确立了一种新的文化标准，映射出一个时代教育有为的思想样貌。
    【关键词】教科书；共和国教科书；1912年；新文化标准
推荐理由：
    选题虽为历史研究，却有现实意义。本文重点考察了1912年“共和国教科书”的基本特色，比如强调“公民”意识以及相关的新文化标准。另外，本文特别关注了当时教科书编写的核心价值追求，这些追求至今仍有重要意义。（1）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2）注重表彰中华固有之国粹特色，以启发国民之爱国心。（3）注重国体政体及一切政法常识，以普及参政之能力。（4）注重汉、满、蒙、回、藏五族平等主义，以巩固统一民国之基础。（5）注重博爱主义，推及待外人爱生物等事，以扩充国民之德量。（6）注重体育及军事上之知识，以发挥尚武之精神。（7）注重国民生活上之知识技能，以养成独立自营之能力。（8）联络各科教材，以期获得教授上之统一。（9）各科教材俱先选择分配，再行编辑成书，知识完全，详略得宜。（10）各科均按照学生程度，循序渐进，绝无躐等之弊。（11）关于时令之材料，依阳历编次。（12）各书均编有详备之教授法，以期活用。（13）书中附图及五彩画，便与文字相引证，并以引起学生兴趣而启发其审美之观念。（14）初等科兼收女子材料，以便男女同校之用。
    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本文不仅从《编辑共和国小学教科书的缘起》（《教育杂志》1912年第4期）中采集相关信息，而且收集并参考了部分教材，比如庄俞和沈颐主编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初等小学春季始业第七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版）；樊炳清、庄俞、沈颐主编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高等小学秋季始业第二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13年版），等等。
    欢迎阅读全文：1912年_共和国教科书_新文化标准探析.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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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民初国文教科书的中华民国想象——基于课文数据库统计的分析
   作者：王明建
发表刊物：《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2年第04期
   【摘要】国文教科书是课文的集合，任一篇课文都在反映和表达着时人的想象。如果某篇课文在多数国文教科书中出现,其所蕴含的想象就更具普遍性。遵循大于或等于总教科书套数一半的原则，通过对辛亥革命后五年中出版的中小学国文教科书课文进行数据库统计和主题分析，可以描绘出独立开放、民主共和、现代农工商齐驱并进及现代文明容纳且革新传统文化的中华民国想象。这一想象具有新旧杂陈的特点，也反映了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人们处理现代与传统问题的纠结心态。
  【关键词】民初；《国文》；中华民国；想象
推荐理由：
    本文将研究结论建立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之上，研究方法的选择比较巧妙。本文通过对辛亥革命后五年中出版的中小学国文教科书课文进行数据库统计和主题分析，归纳出有关独立开放、民主共和、革新传统文化等中华民国的想象。
    欢迎阅读全文：民初国文教科书的中华民国想象_基于课文数据库统计的分析.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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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修辞写作”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刘良华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2e7a6d0102dtjb.html

其实，论文是否有文采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要“矫情”、“做作”、“媚俗”。为了保持学术论文的“零修辞写作”状态，为了防止学术论文写作中的“矫情”、“做作”、“媚俗”，这里特别提示学术论文写作中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

（一）“零修辞写作”

学术论文的陈述不可避免地隐含作者的价值倾向，这使论文的写作总是不同程度地染上作者的感情色彩。但是，学术论文在表达自己的价值倾向时，需要尽可能保持克制、节制，尽可能少用“修辞”，更不能“口诛笔伐”。就“价值中立”而言，写作最好保持“零修辞写作”。 [2]

比如，学术论文最好“少用”类似“一针见血地指出”、“正确地指出”、“深刻地指出”或者“蓬勃发展”、“茅塞顿开”、“独具匠心”、“匠心独运”、“别出心裁”、“高瞻远瞩”等修辞。不是完全不可以使用这些修辞，而是最好“少用”此类修辞。

比如，学术论文中最好“不用”类似“无耻”、“反动”、“叫嚣”、“狂吠”、“暴露”、“揭露”。[3]此类修辞使学术研究不再显示为学术论文而迅速滑向“仇恨文学”。最好少用或不用类似“鼓吹”、“宣扬”、“散布”等词语。

（二）三个禁忌

学术研究中的“三个禁忌”是：

第一，避免简单的对策研究。尽可能少用“应该……”、“必须……”、“要……”、“让……”等“情态”话语。并不是完全不可以做“对策研究”，但在提出对策之前，必须以真实的历史研究、调查研究或实验研究为根据。否则，对策研究就是没有根据的想象、幻想。

学者的本分是用证据说话而不是成为知识的命令者、立法者。学者没资格对人指手画脚、指点江山、作威作福。学者既没资格为他人“规划人生”更没实力为国家“规划教育”。一旦学者说“应该……”、“必须……”、“要……”，学者就摇身一变，自诩、自任为哲学家、思想者、政治家、改革家、先知先觉者甚至政客。“应该……”、“必须……”、“要……”、“让……”是“先知”、“哲学家”或“政客”常用的句式。学术界有一种现象：某个学者一旦“少年得志”或“德高望重”，就满篇“应该……”、“必须……”、“要……”，为他人规划人生或为学术指示方向。这容易误导年轻的初学者。殊不知，那些“少年得志”或“德高望重”的人当年在提交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论文时，他们并非满篇“应该……”、“必须……”、“要……”。那时他依然是一个只叙述、陈述事实而不是发号施令者、指点江山者。马克思提倡“改造世界”而不赞成只是“解释世界”，但是，马克思的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是典型的实证研究的套路。

第二，避免简单的本质研究。并不是完全不可以做“本质研究”，但在做“本质研究”时，需要采用有说服力的演绎或者归纳、类比推理，否则，所谓的本质研究，不过是零碎的个人意见和无谓的纷争。

谨慎使用或尽可能少用“论……的本质”、“……与……的本质差别在于”、“……的本质特征是”以及类似的话语。某事物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原本是一个难题，不可轻飘飘地、口无遮拦地把“本质”说出来。如果研究者执意要做“本质研究”，则最好将“论……的本质”转换为“……与……的比较”、“……与……的差别”、“……与……的异同”。[4]除了比较研究，也可以通过追寻“起源”的方式来显示事物的本质，比如达尔文的《物种的起源》。

第三，避免简单的价值研究。并不是完全不可以做“价值研究”，但在提出价值批判或重新评估价值之前，需要“摆事实”或者显示某种“雄辩”。

若既无“事实”，又无“雄辩”，最好谨慎使用或尽可能少用“论……的价值”、“论……的地位和作用”、“论……的意义”。事物是否有价值，取决于该事物是否对他人或他物造成了影响或满足了某种需要。因此，如果研究者执意要做“价值研究”，则最好将“论……的价值”、“论……的地位和作用”、“论……的意义”的“散论”语气转换为“……对……的影响”，或者，将“……对……的影响”以“……与……”的语法格式表达出来。比较经典的标题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个标题所隐含的研究思路就是“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

（三）“八项注意”

第一，在研究历史人物和经典名著时，在没有理解他人之前，不要轻易对他人的学术观点提出批评。初学者对经典名著尤其要有敬畏感。对于初学者而言，理解比批评更重要。

第二，避免“过度引用”，尽可能少用“朱熹说”、“马克思说”，“杜威所”，“孙中山说”等排列的句式作为论述。论证一个观点是否成立，需要提出证据或证词，列举有代表性的观点作为证词，但不必过度引证。论证一个观点是否成立，即便千万人说了相关的话，也不能说明该观点是正确的。把千万人的口水化的意见聚集起来，依然还是口水化的意见，而不是有根据的知识。无论某个名人说出了什么名言，他的名言都不能用来论证某个结论是否成立。论证是否有效，只能有两个路径：要么采用经验的归纳的路子，要么采用先验的演绎的路子。只有那些尚未入门的初学者才不断用名人名言来为自己做辩护。这样的话语方式不是论证，而是先把某个人“神化”，然后把自己的论文写成“神话”。一条假设是否成立，与马克思说了什么、杜威或孙中山、朱熹说了什么没关系。他们所说的话只是有待验证的假设。不必把某人“抬”出来压制读者。

第三，尽可能少用“无庸质疑”、“毋庸讳言”、“不用怀疑”、“不可否认”、“无疑”、“应该说”、“显而易见”、“显然”、“众所周知”、“不言而喻”以及类似的口水话语。在学术研究领域，几乎没有什么结论是不能怀疑、质疑的。动辄使用“无庸质疑”、“毋庸讳言”、“显而易见”这些词语，显得装腔作势、少年老成或倚老卖老。在学术研究领域，也很少有家喻户晓或不言语就可以容易看明白的知识，因此，最好少用“众所周知”、“显而易见”、“显然”、“不言而喻”这类词语。

第四，尽可能少用或不用“我们认为”、“人们普遍认为”、“大家认为”（若不注明出处也不可以使用“有人认为”）。当研究者说“我们认为”时，究竟谁跟他一起认为呢？除非有多个作者，否则就明确地说“笔者认为”、“我个人认为”。

第五，如无注释，最好少用或不用“有人认为”、“有研究显示”、“有学者提出”。

第六，若做实证研究，最好不要急于提出“笔者认为”、“我认为”。实证研究更多地采用“研究结果显示”而不是“我个人认为”、“笔者认为”。真正的实证研究是“让事实说话”、“述而不作”（尽管不必做到“信而好古”）或维特根斯坦式的“不要想，而要看”。相反，如果学术论文中频繁出现“我认为”或“笔者认为”，则可能该研究没什么学术含量或学术精神。

第七，为了避免随意的价值判断，尽可能保持“零修辞写作”状态，最好少用或不用“一针见血地指出”、“正确地指出”、“深刻地指出”等带有强价值倾向的词语。不必说，“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说法不好，太夸张，又太血腥。也不必说，“杜威正确地指出……”，凭什么说杜威的说法是否“正确”的？除非，有确凿的证据显示某个人的说法是符合事实的，这时才可以使用类似“正确地指出”的词语。比“正确地指出”更恶劣的是“深刻地指出”。常见的所谓“深刻地指出”，后面所引用的观点其实很平庸。即便所引用的观点出自某个权威人士的文章或讲话，也不必恭维说“深刻地指出”，那是哈巴狗的作为，不是学术研究。

第八，为了保持“零修辞写作”状态，尽可能少用“蓬勃发展”、“无独有偶”、“茅塞顿开”、“独具匠心”、“匠心独运”、“别出心裁”、“高瞻远瞩”、“值得说明的是”、“值得一提的是”、“值得注意的是”以及类似的词语。这些词语没什么不好，只是，若使用不当，就显得俗气。还有一些词语不仅俗气，而且低俗、恶俗。比如，在“在中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的今天”中，“蓬勃发展”就显得低俗。不如淡淡地说，“在中国高等教育高速发展的今天。”把“蓬勃”去掉之后，话语显得比较节制。节制的语言比夸张的语言更冷静也因此更深刻或更有分量（尚不知“节制语言”为何物的人，就是没学术感的人）。比如，“德国著名教育家本纳先生认为”就不如直接说“德国学者本纳认为”。“他的教育理论是最有魅力的”就不如“他的教育理论是有魅力的”更有分量。“有魅力”已经了不起，不必说“最有魅力”。比如，“杜威是绝对清醒的”就不如冷静地说“杜威是清醒的”。“清醒”比“绝对清醒”更清醒。“这段话道出了沈从文文学创作的真谛”就不如说，“这段话道出了沈从文文学创作的秘密”。“Goodlad高瞻远瞩，为学校教育的未来设计了一个理想的乌托邦”[5]就不如说，“Goodlad为学校教育的未来设计了一个理想的乌托邦”。为了保护文章的语感，最好少说“值得一提的是”、“特别值得说明的是”、“值得注意的是”、“要补充说明的是”。这些说法当然是有意义的，它提醒读者注意后面的补充说明。但是，难道只有后面的说明和解释才是“值得一提的”，而前面的解释就“不值一提”、“不值得注意”？所谓“值得一提的是”，其实只是一个补充说明。而且，即便要补充说明，也没必要频繁使用类似“要补充说明的是”的句式，只需用“此外”、“另外”或“脚注”、“加括弧”的方式做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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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有“媚俗”的嫌疑，这里借用这个世俗的概念，主要是为了使这些学术禁忌深入人心。

[2] 这里借用朱光潜先生所批评的“零度风格”（zeros tyle）。参见朱光潜.漫谈说理文[C]//王力,等.怎样写学术论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40.另参见朱光潜.漫谈说理文[C]//王力,等.怎样写论文.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48.只是，朱光潜受当时的意识形态影响（该文写于1962年），对“零度风格”有成见。朱光潜也意识到：说理文有两条路“一条是所谓零度风格的路，例子容易找，用不着我来举；另一条是有立场有对象有情感有形象既准确又鲜明生动的路，这是马克思在《神圣家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以及我们比较熟悉的《评白皮书》和《尼赫鲁的哲学》这一系列说理文范例所走的路。”见朱光潜.漫谈说理文[C]//王力,等.怎样写学术论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49.

[3] 比如，最好不使用类似这样的话语：“巴枯宁甚至狂吠：‘强盗就是英雄、保卫者、人民的复仇者’。”参见罗徽武.试论巴枯宁无政府主义[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4).

[4] 比较经典的比较研究的标题是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参见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02.中国学术界比较影响的标题是邓晓芒的《苏格拉底与孔子言说方式的比较》。参见邓晓芒.苏格拉底与孔子言说方式的比较[J].中国哲学,2000(7).

[5] 这句话出自《一个称作学校的地方》的“译后记”。参见[美]古德莱得.一个称作学校的地方[M].苏智欣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479.该书原作者Goodlad在中文版中虽然书名译为古得莱得，但正文中大量地译为古德莱得。这里取古德莱得的译法。这本书的中译本多处出现非“约定俗成”的翻译，比如把R. M. Hutchins翻译为哈庆思而不是赫钦斯，把A Nation at Risk: The Imperative for Educational Reform翻译为《处在危机中的国家：教育改革的必要性》而不是《国家处在危机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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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厌恶的一种短信

刘良华

现在过节，不写信，打电话，只流行短信。春节如此，教师节、中秋节或国庆节也如此。

尽管短信多了会比较烦，但朋友或师生之间如果没有任何问候，也遗憾。

只是，有一种短信，是令人厌恶的：转发一条大众短信，别人发给他，他觉得这条短信既喜庆又有“文采”，就不断转发他的朋友、亲人或老师。最后是落款：***。或者，匿名。

凡这样发短信的人，说明此人属于不仅“没灵气”而且“没头脑”、“没灵魂”、“没良心”、“没情趣”的人。“没灵气”是可以原谅的，“没脑子”就不好玩。

对我来说，一旦遇到这样的短信，我就深深地遗憾或者厌恶、愤怒。我会立刻删除，绝不回信，作为一种报复。如果发这样恶劣的短信的人是我熟悉的某个朋友，我会礼貌地回信，然后尽快删除这条短信，以免我下次见到这条短信时，增加我的恶感。

如果是我的学生给我发了这样的短信，我就觉得我“教育失败”，“我怎么会教出这样的学生”、“他跟了我这么多年，他竟然连这样的坏毛病都没改过来”。

我之所以如此厌恶这样短信，并非我不宽容。就我所知，在我的朋友圈子里，没有人会喜欢这样的短信，绝大多数人会恶心这样短信。

不知道那些人为什么就不明白：既然是写信，为什么不亲自写信？哪怕只写一句话——祝*老师中秋节快乐！***——这也是最美好的短信。

类似“祝*老师中秋节快乐！***”这样的短信为什么就是美好的短信？

第一，它是一条完整的问候和思念。

第二，它是专门为这个节日写的信（中秋节）。

第三，它是专门为这个朋友写的信（*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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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许锡良教授在岳阳

学员1：刘老师，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您的讲座成了粉丝，借用您的学生发表听课的感受。我们皮鞋擦亮，越来越像走进教堂，除了虔诚还有信仰。另有两个问题：第一，读书时就喜欢刘小枫先生著作，5月10上过一堂课，课堂上和研究生讨论《尼采的微言大义》。说到：平等不是真理，追求不平等才是真理。平等才是真正的谎言。像这样的解读和话语，您是只在课堂里有效，还是在所有语境中成立？

第二个问题：我注意在最初的教师群体中有了分化，最早再现的大家、新教育人干国祥、李镇西等，到如今都已经放弃了论坛的写作，转向博客，网络上很少搜索到文字。但这几年，这些老师已经沉默，回到以前的生活，如果用教育现象学如何解读？

刘良华：

对你提问的尊重，我站起来回答。我所说的几条仅仅在小范围内讨论。不能说平等都是谎言，这些话说多了不太好。你慢慢去阅读。不能对话，只能做不能说。你慢慢去理解就可以了。

当初的教育在线有一半人非常疯狂，当时中国教育界第一次找到归宿感，教师精英开始诞生，朱永新做了一件事情，很好，后来这些精英散落到各地，归入平静，开始写博客，从此找到写作的自信，找到语感，找到发出声音的感觉，朱永新教授做的事情，我一直在关注，到底还有没有类似的事情，现在中国教师在新浪、凤凰网、在天涯博客上已经培育出了一大帮有思想的教师，尽管有的是放水，但是对中国教师影响很大。博客是中国社会的大使。

许锡良：量化的问题，追求不平等。和良华争过。不平等理解为卓越，恰如其分。不平等是一个事实，既是事实就不用追求。他不平等才有追求，才有必要追求平等。比尔盖茨精英的理念就是追求，千百年来不平等，实现互联网世界。

刘良华：我要唱点反调：请老师不要骂我。要理解我的话，我还是鲁莽的话，本人追求不平等。我愿意为所有不平等而努力，如果完全平等，就变得平庸。我希望我的学生一脸的崇拜感，就是免费讲课，我都愿意。如此美好，具有审美效果。学生一脸茫茫的、嘴巴微微张开。校长讲话激情澎湃，因为你的崇拜感让其感到幸福。如果夫妻之间要过得幸福，一定要记住不平等，如果夫妻之间平等了就过不好了。一方必须崇拜另外一方，西风压倒东风，就有爱的感觉了。

许锡良：特别有魅力的老师要警惕。平等不等于同质，允许有差异。有非常深厚的渊源。

刘良华：有学员说下午能不能现场PK一下，看来还真有点不一致。

引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57ee4f0100sj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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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自传
刘良华 著


序 3
童年的故事 8
1.乡村生活 9
1.1遥远的乡村 9
1.2我的姐姐妹妹 10
1.3长大不容易 13
2.我的祖父祖母 16
2.1我“爹爹”（上） 16
2.2我“爹爹”（下） 18
2.3我“喇妈” 23
3.我的父亲母亲 24
3.1父亲的智慧 24
3.2不是教训，是关心并帮助 27
3.3母亲的性格 29
做学生的故事 33
4.中小学的故事 34
4.1狮子的性格 34
4.2影响我的“重要他人” 39
4.3“赏识”还是“训斥” 47
5.大学的故事 51
5.1我们的外籍老师Debbie 51
5.2朋友与义人 52
5.3我是怎样对教育学发生兴趣的？ 55
6.研究生的故事 58
6.1“行动”的教育研究 58
6.3“回到经典”与“行动研究” 64
6.3身体、直觉与自然：我的学术追求 67
成家立业的故事 82
7.关于爱人和孩子 83
7.1关于爱人 83
7.2自食其力 87
7.3劳动与运动 90
8.我的教学 94
8.1我的教学生活 94
8.2教学的印象 102
8.3我的同行者 107
9.我的学生 112
9.1教育忏悔 112
9.2学生的精神 115
9.3我对学生的几点要求 118
附录：教育自传选读 122
1.“遥远的高三•八班” 123
1.1公车上书 123
1.2十三棍僧 125
1.3不敬师长 127
2.体验“唇舌的授权” 129
2.1 教育故事 129
2.2 个人教育史 130
2.3 教育反思 132
3.“我的教育故事” 133
3.1被老师体罚后立志当一个好老师 134
3.2 两次终身难忘的表扬 135
3.3我选择了没有悬念的人生 138
后记 148





























序

闫学

我一直对以“第一人称”写成的东西保持某种警惕。在我看来，以“第一人称”写成的东西，不管是小说还是散文，只要出现在读者面前，就需要一种勇气，让自己的内心公开亮相的勇气。如果是以“第一人称”写成的“自传”，就成了一种挑战，不是挑战别人，而是挑战自己。我自己也写过不少“第一人称”的东西，因为不够系统完整而不敢称“自传”，只是一个个生活的碎片，但我深知写作的时候，你心里有多少真，你的文字就有多少真；你写作的时候装腔作势，你的文字就令人反胃。有判断能力的读者很容易能够过滤出其中有多少沙子，因为文字本身会道出自己的感觉。
好几次读刘良华的《教育自传》，有时从头读到尾，有时挑挑拣拣地读。其中有过两次一气呵成式阅读。第一次是在2006年的夏天，在杭州酷热的天气里，一气呵成；最后一次是现在——2007年的春天，一气呵成。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某种召唤，吸引我的不仅是一个个生动的教育故事，而是这种言说的方式和态度，它让我感到慰籍和温暖，我迷恋这种感觉。
要多少爱才能成就一个人？在一个人的身上，折射出的是生长环境和人生际遇，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个人禀赋的相辅相成的历史。刘良华的《教育自传》正是这样一部历史。
既然是历史，就需要叙事。刘良华的文笔虽不有意克制，但也绝不随意发表议论。只讲述事实而尽量少议论，他认为这是叙事研究的基本精神，也恰恰是现象学的精神。他的叙事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他常常好像只是在叙事，乐在其中，也让读者乐在其中。他极其坦白，让你觉得遮遮掩掩不仅没必要，而且没档次。他叙事完了，就戛然而止，只剩下你笑着发愣。你发着愣，不知不觉就把他的故事想了一遍又一遍，然后你就开始感慨。感慨多了，你就有了一些收获。有收获，你就觉得这本书没白读。既然没白读，就想发个善心顺便告诉刘良华，你这本书没白写。
书中的“童年的故事”是我最爱读也最看重的一部分。我总认为一个人不管长成多大的人物，到达一个怎样的地位，他生命的底色永远存在，而且决定了这个人生命的色彩是否和谐，最终能达到一个什么境界。境界和地位不一样。有人身居高位，但境界不高；有人地位卑微，但境界令人景仰。在我的眼里，刘良华是大学教授，地位高，境界也高。这就让人产生了好奇心，想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底色”造就了这位当下中国教育界最活跃的人物之一？如果只是睿智也就罢了，偏偏他又勤奋；如果只是坦荡也就罢了，偏偏他又宽容；如果只是热情也就罢了，偏偏他又幽默……
    其实，这些都可以在刘良华的“生活故事”中找到源头。
“爹爹”是中国农村中最常见的一个典型形象。虽然他是刘良华的祖父，是真实的人物，但我依然觉得他具有普遍意义。这是一个腰弯成近乎90度的老人，他的“自强不息”，他对子孙的期望，他的“勤扒苦做”，以及他用文言文骂人的创举，包括他的爱赌博，他的固执与偏见，都让人觉得真实和亲切。“爹爹”总是让我想起另一个老头，那是余华在小说《在细雨中呼喊》中的爷爷；我甚至可以想象出“爹爹”的样貌，那是罗中立笔下的《父亲》，满面皱纹，饱经沧桑。这就是我们的父辈，他们的很多东西渗透了我们的血液，我们在这样的教育中长大。这就注定我们爱戴什么，憎恶什么，可以被什么东西所打动，可以为哪些事情、为哪些人而落泪。刘良华写到他为爹爹落了三次泪，一次是在和爹爹吵架后被他的故事感动；一次是看到爹爹被辛苦劳作折磨得腰弯成90度；一次是爹爹的去世。这恰恰印证了某些东西，让我们无论走向何方，无论命运的洪流把我们冲刷成何等模样，都无法涂改生命的底色。
爹爹“充满悲剧感”的一生，与父亲的厚道与幽默，母亲的善良与豪爽，兄妹间的影响，以及喇妈的“名门闺秀”的气质，都使这一抹生命的底色更加厚重而丰富。我想，这些构成了刘良华生命底色的主色调，父辈与兄弟姐妹身上的优点他都有，缺点也都有，就像他自己说的——家族相似。这可贵的“家族相似”使他成为今天的刘良华：睿智的刘良华，幽默的刘良华，勤奋的刘良华，热情的刘良华，宽容的刘良华，豪爽的刘良华，善良的刘良华，善解人意的刘良华，富有同情心的刘良华，把吃亏当占便宜的刘良华……刘良华成长为今天的刘良华不是偶然的，就像我们绝大多数人的命运一样不是偶然的。
至于“关于爱人”和“关于孩子”中的某些观点与表现，我以为不是“底色”，而是“底色”的某种凸显，是某些因果关系中的“果”。你若相信万事必有因有果，你就会觉得我的判断也遵循了这个规律。
“做学生的故事”与“我的生活故事”一样，都是刘良华的成长故事。如果说，生命中的某些底色无法涂改，那么我们精神的成长更有赖于后来的学习和教育。我们回顾做学生的那些时光，除了有关身体成长的某些标志性事件，我们几乎不曾对自己的身体成长有什么感触，但精神的成长就不一样，一些事件，一些人物，甚至某个细节，某人的某句话，某个不经意的眼神，都会对我们的精神产生影响。在这样的影响中，我们的精神与身体一样慢慢地发育了，长大了。
在这部分内容中，我比较看重刘良华的基础教育故事，即“小学的故事”、“初中的故事”和“高中的故事”。这些故事充满活力，让人更多的从“人”的角度出发去思考问题。相比之下，“硕士研究生的故事”、“博士研究生的故事”更多的是一种对教育理解的转变，“学术”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叙事”。我更愿意看《影响我的“重要他人”》这样的文章，这不仅仅是缘于好奇心，而是每个人的精神成长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他人的影响。这些“他人”有时极为重要，他们影响了人成长的某一个阶段，甚至影响了这个人的一生。影响刘良华的“重要他人”是他的几个老师：一个是小学的胡老师，另外几位是中学老师。胡老师的出现至关重要，他拯救刘良华于水深火热之中，他的信任和器重，空前地增强了刘良华的自信，在胡老师那里，他获得了尊严，用刘良华的话说，就是“农奴翻身”，乃至于“小人得志便猖狂”。也许这就是刘良华认为教师是高危职业的主要原因。我不怀好意地想，如果没有胡老师的出现，还有现在这个站在大学的讲台上其貌不扬、眉飞色舞、口若悬河、妙语连珠的刘良华吗？
另外两个影响刘良华的“重要他人”——王老师和涂老师，都是英语教师。王老师以女性的魅力和高贵的精神气质征服了班上包括刘良华在内的所有学生，乃至于影响了报考大学时专业的选择——很多同学报考了外语系，这个影响不可谓不重要。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刘良华主张中小学多一些“美女老师”。他看重的是老师在精神气质上给予学生的美好影响，而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在很多时候决定学生的人生道路。而另一位英语老师涂老师则在气质上相形见绌，“上齐下齐，粗脖子，圆腰，整个身体像个吹足了气的塑料袋”。但正是这位“塑料袋”老师，却教会了刘良华最可贵的一点：宽容。我以为“宽容”是人类精神上最重要、最应该拥有的气质之一。宽容的人往往比较幸福，宽容别人就是解放自己，若总怨恨别人，往往惩罚的是自己。这位“长得如此厚重”的涂老师，他送给刘良华的这份礼物也是如此厚重。我曾见有人在刘良华的“教育叙事研究”博客上公然向他发难，刘良华或是泰然处之，或是置之不理，都不曾见他与人发生冲突。他似乎有意在躲避冲突。我想，他不是没有想法，而是他“底色”中的善良和受益于师长的“宽容”使他平心静气，最终赢得了别人的尊重，赢得了自己的尊严。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成了影响别人的“重要他人”。
“大学的故事”中有一篇《我是怎样对教育学发生兴趣的》，一看题目我就发生了兴趣。我发现刘良华对教育学的兴趣来源于苏霍姆林斯基，这一点与我不谋而合。我对教师生涯死心塌地的认定也归因于苏霍姆林斯基，具体说是那本著名的《给教师的建议》。我相信，任何一个读过这本书的教师都无法拒绝苏霍姆林斯基所描写的那个童话般的教育世界。从这个角度看，刘良华和我及大多数教师一样都未能“免俗”。
严格地说，“坐班的日子”写的不是教师的生活。在我的理解中，若不从事教学，没有学生，即使在学校工作，那是职员，不是教师。“我的同事”写的是同事，刘良华明显表达了自己的爱憎。他赞美古老师像骆驼一样可靠而有韧性的品格，反对做“目中无人的土豆老师”。本着“赞美什么就渴望拥有什么”和“厌恶什么就定会远离什么”的原则，我断定刘良华也渴望拥有古老师骆驼一样的美德，也决不会做一个“目中无人的土豆老师”。他一定会修炼得越来越像骆驼，抑或狮子，而不会异化成一枚土豆。
相比之下，我更感兴趣的是“我的教学生活”和“我的学生”这两部分内容。对于教师职业的态度，对于学生的态度，我以为是做老师这项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最能反映问题的实质。
在《我为什么想当教师》一文中，刘良华给出了想当教师的初衷，原因很简单：一是摆脱自卑感，二是不再担心考试。这是两种近乎天真的想法，但因为真实而美好，因为没有杂念而让人心生敬意。让别人唱高调去吧，估计刘良华在这方面五音不全。
读《教育忏悔》一文让人心里怦怦直跳，觉得正好应了刘良华的那句话：教师是一种高危职业，它可以成全一个孩子的一生，也可以损害孩子的一生。因此，我觉得《我对学生的几点要求》与《学生的精神》这两篇文章中所体现的一些做法，与刘良华在做中学教师时的“丑闻”形成了一种精神上的因果关系。它告诉我们教师可以这么做，让我们珍惜做教师的权力，恰当地使用自己的权力，最终减少教师生涯中的种种“忏悔”。
与刘良华的第一次见面是在2004年的徐州。我和刘良华受徐州教科所之邀前往讲学。我上了《秋天的怀念》，刘良华做了精彩的报告。因为时间关系，刘良华的报告我只听了一小部分，记住了几个他讲的有趣的故事，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挤牙膏的故事》后来在《教育自传》中读到了。虽然记忆已经模糊，但从全场600多名教师聚精会神听报告的劲头，从那不时爆发出的一阵阵笑声和掌声，说那是一场精彩的报告恐怕不会过分。
当天晚上与刘良华同上了一趟火车，因为主办方没有买到直达终点的票，我们决定上车后补票。我在卧铺车厢安顿好行李，就穿过几节车厢去补票。路过刘良华所在的车厢，就打了招呼一起去补票。可是，补票时却遇到了麻烦：一堆人挤在补票席，因为列车员没有零钱找而陷入了僵局。几个旅客手中都没有零钱，情绪开始焦躁起来。我看看自己手中的钱也需要找零。正在不知所措，刘良华已经替列车员解决了问题：他拿出手中的几枚硬币，分别给了我和两个焦躁的旅客。几个人都得了该找的零钱，心满意足地补了票走了。列车员收了整币，占了便宜少了麻烦又少找了钱，奇怪的是他连一声“谢谢”都没说。
后来我们在车厢坐着谈了很多，拉拉杂杂，不外乎教育这个话题。后来各自回去休息，从此没有再见面。再后来，偶然闯入了刘良华的“教育叙事研究”博客，先是静静地看，后来就忍不住留了言。
现在，刘良华恐怕早已不记得当年火车上那件息事宁人的事了吧。也许，这也是一个教育故事？
合上这本《教育自传》，不知道下次何时再读。来到刘良华的“教育叙事研究”博客，依然是人头攒动，不断有新的回复发上来，旧的回复沉下去。我比较自私，常常潜水却疏于回帖，却又希望别人常去自己的博客回帖。写到这里，看到刘良华刚刚贴上谢新洲的《博客文化：游走在自由与平凡之间》，就觉得天涯若比邻，网络超越了时空。
再看看手边的这本书，忽然很想难为一下自己，按刘良华喜欢的方式吼一声：“姓刘的，你行！”






























童年的故事











































1.乡村生活



1.1遥远的乡村


上帝建造乡村，人类建造城市。我的童年在乡村长大。
那时村里穷。贫穷会给生活带来不方便和不安全，但对小孩来说，这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儿童精神接近飞鸟哲学，飞鸟从不播种，但也从来不为食物担忧。儿童唯一的主题是寻找同伴，与同伴游戏，在游戏中寻欢作乐。
这里的村民严格遵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上古习惯。村里有煤油灯，有烛台，但没有电灯，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村民几乎赤贫，但风好，水好，村民很少生病，没有癌症、高血压、非典、猪流感等奇怪的疾病。
家乡的第一个特色是河多、水多、鱼多。
村里随处都是大小河道或湖泊，任何一条河里的水都是洁净清凉的。赶路的时候，渴了，就可以走到河边上，蹲下来，用手捧起来喝几口水，然后继续赶路。
只要有水的地方，就可能有鱼。一阵暴雨之后，雨过天晴，村民就会拿出捉鱼的篓子，把篓子放在水沟或者秧田里，不需要太久，鱼就会钻进篓子里。
家乡的第二个特色是虫鸟多、花多、草多。
春天是不是到了，村民认定的标志是油菜花、燕子、蜜蜂。在油菜花开放的季节，蜜蜂突然从地面冒出来，又钻进墙壁的洞穴里。村里的幼儿会用玻璃瓶堵住蜜蜂洞穴的出口，然后用小木棍轻轻地搔动蜜蜂，蜜蜂受不住，就会从洞里爬出来。
在油菜花开放的季节，燕子会从遥远的地方飞回来。燕子的习惯是低飞，发出轻快简洁的燕语，自由飞入百姓家庭，在村民的墙壁上做窝。村里人认为燕子是有灵性的动物，即使燕子的粪便会弄脏墙壁和地面，但燕子从来不被驱逐。
夏天的标识是成熟的麦子、绿色满满的秧苗、适合游泳的河水、飘香的栀子花和荷花。村里除了桑枣树和桃树，其它果树不多，但各家的菜园里有各类西瓜、甜瓜或香瓜。
村里树少，但草多。村民只在屋前屋后种树，既可以做木料，也可以在夏天纳凉。树不多，却够用，尤其到了夏天，足够成群结队的知了在树枝上停歇、鸣叫。知了的鸣叫是我在童年所能听到的最美好的音乐。成年后，我喜欢安静，讨厌吵闹。但我从来不讨厌知了的叫声。即便在我睡觉的时候，窗外有知了的绵绵不断的鸣叫，我也不会讨厌。
树木之外，更多的是桃花、栀子花、野草、野菜、野花、青苔与草丛。那些花草和青苔每年会准时地出现在乡间的菜园边、田埂上、池塘边、河坝或堤岸上。夏天的太阳快要落下去的傍晚，蜻蜓和蝴蝶就在草丛上面翻飞，水牛在田埂上吃草，旁边站着老人或牧童。到了夜间，总有虫子躲在篱笆幽深处吟唱。青蛙离得远一些，只在池塘或新翻耕的水田里鼓鸣。青蛙的鼓鸣可以维持半夜，下半夜之后，偃旗息鼓。
在青蛙鸣叫的夜晚，鳝鱼和泥鳅会从洞里爬出来乘凉、睡觉。于是，总会有年轻人左手拿桶，右手提着自制的油灯，穿行在新翻耕的水田里。如果运气好，桶里的鳝鱼和泥鳅会多得让全家人吃不完，可以拿到镇上去卖，换回一大堆零钱。
家乡的第三个特点是水稻、小麦多、棉花多。
村里主要种植水稻、小麦和棉花。一年四季，春耕，夏种，秋收，冬藏。村民会在水稻田里种苕子，苕花绽放时又在苕子地里种水稻。村民在棉花地里种小麦，又在小麦田快成熟的时候播种棉耔。乡村的春末夏初最开阔最华美，池塘里有荷叶，荷塘外面就是大片大片的水稻、小麦或棉花。
辛弃疾有诗：“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在家乡，除了没有山，“明月”、“惊鹊”、“清风”、“鸣蝉”、“稻花”、“丰年”、“蛙声”、“星天”、“雨”、“茅店”、“路”、“溪桥”，全有。
美好的乡村，在1983年之后，开始消退。1983年，乡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村里经济富裕了，电灯亮了，电视来了，电话也通了，但人的身体崩溃，情感也崩溃。
河水浑浊了，而且发臭。不再有女人在河边洗衣服，不再有人在河里游泳，不再有人用手舀水喝。
稻虫和棉铃虫也多起来了，为了杀虫，满院子里空气中浮了一层厚厚的“杀虫剂”的农药味。农药毒死了稻虫和棉铃虫，也毒死了燕子、蜜蜂、蝴蝶、蜻蜓和青蛙。青蛙、蜻蜓和蝴蝶死了，蜜蜂少了，麻雀不见了，燕子也不回来了。卡逊以《寂静的春天》警告人类，我的家乡被不幸而言中。
2009年，家乡推行机械化耕作。河湖被填平，祖坟被迁移，种棉花的高地与种水稻的低田，被夷为平地。



1.2我的姐姐妹妹


村里有一帮姑娘。她们几乎都不上学，在家里做家务。
村里的大人们忙于“生产队”的农活，没时间管理这群“大姑娘”，于是，这帮人就成了留守在家里专门负责做饭、扫地、洗衣的女工。
农村向来看重男孩，可实际上那时村里男孩几乎没有什么势力。大人们在公社的稻田棉花田里谈论、炫耀的主题，尽是些我们家那丫头，做的饭香喷喷的、扫的地干净净的、洗的衣服清爽爽的。那丫头在晒衣服前都知道要先把衣服使劲地抖一下。她还知道天黑前把衣服收回来叠好。她叠衣服的时候是对着缝的，“讲究”得很。也没人教她啊，真不知道那丫头是从哪里学会的。
最初是那些在田间“恭腰驼背”地做活的妇女们在同伴之间传播自己家的姑娘如何如何，后来有些做父亲的男人们忍不住了，也开始加入这些话题的讨论。要是谁家里只有儿子没有姑娘，这家的男人心里痒痒，回家之后就把自己最小的儿子打扮成姑娘的样子。要是谁家的姑娘没有学会做饭、扫地洗衣服，这家的大人们就羞愧得很，从“生产队”回家后必用谁家的姑娘如何如何来贬斥他们的女儿。
那样的贬斥几乎没有例外地总是很有效用。几天后，这家的姑娘们也就开始努力把地扫得快要能够舔得起盐来了，把饭做得快要能够送给“何书记”（从外地来到我们村蹲点的书记）吃了，把衣服洗得像用米汤“浆”了似的。
为了能够增进自己做饭做菜的手艺，这帮“大姑娘”也开始谨慎地相互串门，交流她们的经验，以便她们不至于把饭做糊了把菜做得太咸了。有时也从邻居那里借一勺子食盐借两勺子菜油，借东西或者还东西的时候她们都会一半调侃一半认真地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她们之间原本是有竞赛的，各家各户都在比较谁家的姑娘最有出息。但她们并不用担心自己的技术被邻居的同伴偷学了会影响她们在村里的地位，她们之间的竞赛主要是大人们的比较，她们本人只知道谁的技术好谁的性格爽快就找她交往找她做朋友。
串门的结果当然是做饭炒菜的技术越来越好，但还有另外一个效果：她们的交流越来越多，在村里上窜下跳，拉帮结派，逐渐发展成了村里的新势力。村里要是哪个地方发出了清脆爽快的笑声，这里必有一帮聚会的十一、二岁的正在发育而且将近成熟的姑娘。要是哪一天忽然出现了一种新布料、新样式的裤子，那一定是某个姑娘带头购买了布料然后掀起一阵与时尚有关的行动。
那时，我姐姐也差不多十一、二岁。我只有一个姐姐，另有两个妹妹，姊妹四人。
姐姐比我大3岁，性格温和，脾气好，从没见她剧烈地生气也没听她大声和谁大声地吵架。她这样的姐姐当然不具有领导我和两个妹妹的威望。但她实际上还是做了我们姊妹中的领头人，直到她出嫁。她是1987年秋天出嫁的。
姐姐之所以能够领导我们，主要是因为她是我们家唯一够资格参与那帮“大姑娘”时尚行动的人。所谓时尚，也主要只限于穿衣服和过生日之类，这些事情使村里偶尔出现仪式或节日效果。所谓穿衣服，也只限于穿什么样子的裤子，她们之间流行“男人看上装，女人看下装”的说法。
那时我和妹妹并不在乎自己穿什么衣服，可姐姐在乎。有一阵子村里的“大姑娘”们流行穿一种带花纹的裤子，她为了要买一块类似的花纹布料，坐在母亲的床前哭了老半天。后来母亲给了姐姐一些钱，她却不知道到哪里去买，她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后来她总算拿出勇气，让我陪着她，步行到很远的镇上去寻找布料。布料买回来后，母亲看来看去，觉得那块布料太新鲜，又用染料染成了灰色。
那时我和妹妹（小妹除外）也不怎么在乎自己的生日，但姐姐在乎得很。村里的“大姑娘”之间有时会谈论谁过生日时母亲特别做了什么菜吃或父亲特别买了什么衣服送给她。那时家里穷，姐姐并不要求有特别的饭菜，也不要求有特别的礼物，她最恨的事情就是每次过生日的时候，总是遇到“扯棉梗”的季节。如果生日那天扯棉梗，她就认为是苦命。
姐姐对衣服和生日的看重实际上代表了村里“先进的文化”，这让我们觉得她是大人，我们只是小孩，有些事情就听她的安排了。
她的安排其实很简单：经常是做一些简单的分工，然后她带头做，我和妹妹各自去完成我们自己的事情。
姐姐的管理办法是从学校老师那里学来的，也可能是从公社生产队里学来的：把当天的家务逐个排列，然后按家务的难易程度来记分。比如去小卖部买盐或买洗衣粉3分，到水塘取水3分，洗衣服10分，扫地5分。如果遇到比较重的家务，就把这个比较重的家务再细分成更小的家务，比如把做饭分成淘米（1分）、刷锅（1分）、到菜园扯菜（2分）、到水塘去洗菜（2分）、炒菜（2分）、给炉灶添柴（2分），等等。有时衣服多了，也把洗衣服分几份：洗一条裤子2分；洗一件衬衫1分；洗一双鞋2分。如果在做的过程中感觉不公平了，就临时加分或者减分。
为了争工分，姐姐带着我们四姊妹在屋里屋外到处找可以做的事情。实在找不出要做的事情来时，就把本来不需要洗的鞋子也拿到水塘去冲洗。要是还找不出要做的事情，就向房子外面的事情延伸：比如拣拾一筐牛粪10分；拣拾一捆柴禾10分。
有时也会遇到一些比较困难的事情，姐姐本人也拿不定主意：比如究竟可不可以把鸡蛋拿去换洗衣粉？究竟要不要把菜园里的菜拔得更稀松一些（只听说菜如果稀松一些会长得更好）？遇到这些事情时，姐姐一般会等祖父、父母回来后征求他们的意见。再后来，姐姐好像知道了祖父、父母的心思，直接告诉我们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
我们一般在祖父、父亲、母亲快要从“生产队”收工回来之前做完当天的家务。做完家务后，我们就等待他们回来给我们做评价。
父亲母亲对我们的表现往往满意，只有祖父一直持挑剔的态度。后来姐姐发现祖父这个人不地道，就暗自想办法对付祖父。
一次祖父教训我们姊妹要早起，三番五次地重申“早睡早起身体好”，又给我们讲村里的鱼家祖传几代都有早起的习惯。
姐姐忽然提高嗓门反驳祖父：“您知道他们家为什么祖传几代都有红眼病吗？”
我们大笑，因为鱼家的确有很多人是有红眼病的。
祖父闻言大惊，赶紧咳嗽、正色，训我们：“人家跟你们说正事，你们尽想一些歪门邪道的事情。”
祖父此后不再催促我们早起。当然我们后来也还是养成了早起的习惯。
在做日常家务的那几年，我们姊妹养成了主动做事的习惯和对家庭负责的想法。姐姐把这个习惯带到她的婆家，但后来有些放松了。
我把这个习惯一直带到我所就读的学校。我的床铺、被子、枕头向来是干净、整齐的。我的这个特点给高师妹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可惜结婚后逐渐变节了。
我的大妹把这个习惯比较完整地带到她的婆家，而且一直完整地保持到今天。在我们家里，真正具有领袖风格的是我大妹妹。姐姐出嫁后，大妹妹几乎掌握了家里“种田”（那时已经开始“责任田”制度）的决策权。这与以前做家务很类似，但难度加大了很多。秧苗或者棉苗什么时候要施肥什么时候要施药，大妹妹有决策权，而且她的决策往往是对的。她做事干净利落而且少抱怨。那时我在读高中，为了让我补充营养，她亲自骑车把鸡蛋送到我读书的学校（洪湖二中）。她出现在我们教室门口时，整个班里的男女同学都惊奇地望着她。她的个子比我略高，有一双乌黑的辫子，垂到膝盖以下。那年暑假有一个男同学一直想到我家去玩，我估计那厮是想看我的大妹妹。
后来大妹妹告诉我，那次送鸡蛋时她在镇里的街道上骑车与人相撞，她从车上重重地摔到地上。她左手受伤，右手提着的一袋鸡蛋竟然神奇地完好无损。她那只受伤的左手留下后遗症，现在每遇到将要下雨的闷热天气，她左手就隐隐地疼痛。
只有我那个小妹妹变化比较大。她小我4岁，小时侯吃饭时总是用最快的速度把最好吃的菜迅速吃掉。我们遇到好吃的菜都尽量克制，小妹妹却趁我们不注意时突然下手。我生气，却不便说出来。我有时令小妹妹去叠被子，但她叠过的被子一定不会平整，要么床单的角落不整齐，要么枕头皱巴巴的。我看不顺眼时，就会亲自动手再重新整理一遍。
小妹妹还有一个特别的爱好，就是喜欢在村里到处玩，像个男孩。她不玩到累了饿了就绝不回家，回家后就给我们讲一些村里最近发生的新闻故事。祖父称她为“百知”，村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她都知道。
但这个小妹妹长大后，有了变化，她出嫁时我建议她对婆婆公公要好。她说“我知道该怎样做。”她后来果然知道该怎样做，她对婆婆公公的孝顺成为她所在的那个村里的所有媳妇的榜样。不只是孝顺，她逐渐显示出她的能干。她和她的丈夫让她的那个家庭很快脱贫致富。这使我对她所有的不满逐渐转化为欣赏和钦佩。
现在看来，我们姊妹四人各自都有自己的个性。但我们四姊妹每次聚拢到一起聊天时，我们都能察觉到我们彼此的“家族相似”。这种“家族相似”的核心部分是我们小时候做家务时炼成的“主动做事”的习惯。
美国人哈伯德写过一篇文章：《把信送给加西亚》。读了他的这篇文章后，很多人都在寻找能够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
我也寻找这样的人，只是寻找的目标有些不同，我寻找的是小时侯喜欢做家务的人。



1.3长大不容易


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曾讨论一个主题：“长大不容易”。这个主题看来对所有人都有意义。
我在“长大”之前，主要做三件事情：做手工、讲故事、打架。

1.做手工
我所做的“手工”主要是画画和做木工。
画画主要受了舅舅的影响。我小时候长时期住在外婆家。在那里，对我最好的人是“姥爹”（舅舅的祖母），她经常悄悄地给我各种好吃的糖果。她自己舍不得吃，专为我收藏。最善良的人是“嘎喇妈”（外婆），她总是在我回家的时候，偷偷地给我一袋大米让我带回家。最令我崇拜的人是舅舅，我一直把他当作我所见到的最能干的人。在我眼里，舅舅能做任何事情，而且能够做得轻松而完美。舅舅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但他书法和画画水平很高，能现场写生，曾对着镜子画“自画像”。每次到外婆家，我都会一个人静静地呆在一幅玻璃镜前面。镜子里有我的相片，有舅舅家的全家福，有舅舅的自画像。
受舅舅影响，在入学之前我就开始自学画画，主要是临摹，见到感觉好的图画，就有临摹的冲动。我曾临摹过毛泽东、马克思、斯大林画像，临摹过小人书中“水浒传”的一百零八将的图象，临摹过小人书中的“三国演义”里的刘备、关羽、张飞、曹操像，临摹过母亲的被子上的凤凰图。我也曾对着镜子画过自画像，但没成功。后来舅舅开始自学漆画，做装潢。他的漆画尤其受人称羡。我有一段时间跟舅舅做装潢，可惜终究没有学到舅舅的“手艺”。
做木工主要受父亲和村里的张师傅的影响。我经常躲过家里人，拿了父亲的锯条、锤子、凿子、钉子，在屋后的树林里做小桌子小凳子小椅子。我的愿望是：如果考不上大学，我就做木匠或者做裁缝。我相信，我要是做了木匠，我的手艺至少可以和村里著名的“张师傅”比肩。我也曾有过“做裁缝”的规划，我相信，我要是做了裁缝，我的手艺一定可以赶得上村里著名的“董师傅”（我曾亲手摇动缝纫机，给我的小外甥做过一件衬衣）。我读“西方教育史”，发现杜威的“实验学校”有木工、金工、缝纫、烹调等课程，心里想着我要是实验学校的学生，一定是那里的“三好学生”；后来我思考“身体教育学”时，发现“手工”这门课程潜藏了重要的“身体教育学”的意义，它甚至比“体育”更有意义。现代教育制度设计了“劳动课”或者“劳动技术课”，后来又有“通用技术课”，实际上，这些课程的原型不过是“手工劳动”。1950年代至1970年代之间中国教育界兴起的“教育革命”做了一些过度激烈的教育实验。但是，在这些过度激烈的教育实验中，隐含了正当的教育理想，比如，它让“劳动”成为教育的基本形式。
有一天我做的小凳子被祖父发现，他觉得是奇特的产品。那天晚上，祖父拿着这把椅子对过路的邻居说：“您看啊，这把椅子是年华自己做的，您说，这伢还是有点名堂啊？”那邻居赶紧说：“什么叫有点名堂啊？您才知道啊？年华是谁啊？他是我们村里最有出息的伢。做椅子算什么，您就看着吧，他绝对能考上大学。”这话显然比较夸张，但祖父为此感到兴奋。自从背负了“地主”的名声后，我祖父长久没有听到旁人如此浓烈地夸奖自己家里的人。

2.讲故事
小时候讲故事有些是“情况属实”，有些“纯属虚构”。给母亲讲故事时，我母亲有时会追问“真的吗？”如果母亲不这样不追问，我可能会补充说明或预先告知“本故事纯属虚构”，但母亲如果追问“真的吗”，我偶尔会搞恶作剧。
最严重的恶作剧是给母亲讲“黄南叔叔卖金鸡”的故事。
黄南是村里的困难户，说话语速缓慢，常受人调侃。但他出身好（贫农），娶了一个比较漂亮的妻子。为了照顾他，村里安排他在我们学校做临时工。
那天（大概在小学三年级）上课时，老师给我们讲了关于“地主藏钱”的故事，说解放后很多地主把“金元宝”和“金鸡”埋藏到房屋的地窖里，后来房子被拆了，地窖也找不到了，那些“金元宝”和“金鸡”就一直埋在地下，谁也找不到了。
我对这个故事很感兴趣，觉得是在讲我们家的事情。
放学后，在回家的路上，我看到黄南在和邻居吵架。
他们在吵什么呢？我不知道。我一路上都在猜想这件事，他们究竟在吵什么呢？我忽然怀疑黄南可能发现了“金鸡”，邻居说那“金鸡”是他们家的，黄南坚决不肯归还。于是就吵架了。
回家后，一进屋，我就对母亲宣布：妈，黄南在耕田的时候，耕出了金鸡。
我母亲大吃一惊。追问“在那里找到的呢？”
我说：“在田里找到的啊，他耕田的时候，被一个东西卡住了，他蹲下去一看，是一个坛子。他把坛子刨出来，抱起来的时候，不小心摔到地上了。坛子摔破了。里面跑出两只小金鸡。金鸡发出霍霍霍的响声。”
我母亲说：“对啊，金鸡碰撞了，就会发出响声。后来呢？”
我说：“后来黄南就把金鸡抱回家了。”
我母亲着急了，再问：“后来呢？”
我说：“后来他把金鸡卖了。”
“卖给谁了？”
我说：“卖给队长了。”
“卖了多少钱？”
我说：“卖了50块钱。”
我母亲开心了，她感叹说：“啊，这下黄南的日子好过了。再没人敢小看他了。”
我母亲是“传播学”的高手，她顾不上吃饭，就跑出去给邻居传播好消息。
我的故事经母亲加工之后，那故事就很迷人了。很快在她的周围聚拢一堆人，那些人离开后再到另外的地方聚拢一堆人。
后来我们家族的一位小姑子来了，她听了我母亲讲的故事之后，问“你是怎么知道的？”我母亲说：“是我儿子告诉我的。”小姑子问：“他怎么知道的？”我母亲说：“他放学的时候看到的。”小姑子说：“我刚才经过那里，黄南坐在家里，怎么没任何动静？”我母亲说：“怎么会呢？”小姑子说：“不信你去看看。”
我母亲不高兴了，赶紧跑回来问我“怎么回事”。我说“这是老师讲故事讲给我们听的”。我母亲很吃惊：“是老师编的故事？”我说：“老师讲了一个故事，我改了一下。”
自此以后，凡是我给母亲讲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母亲就先调侃我：“又是小金鸡的故事？”我只要说：“不是，这回是真的。”于是，母亲就又相信了。

3.暴力
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儿童（尤其是男孩）都有暴力倾向。我知道，我有。
我小时侯做得最残暴的事情就是捉青蛙，捉到青蛙后就把青蛙杀了，拿青蛙的大腿做菜吃。青蛙的大腿很好吃。
这种暴力倾向一直持续到小学五年级，忽然有一天，我不敢杀青蛙了，然后怂恿我小妹妹杀青蛙。小妹妹比我更厉害，她动作麻利，很快就能解决问题。但忽然有一天，她也不干了。我问“为什么”，她说“怕”。
我后来得出一条结论：小时侯杀青蛙可以原谅，如果长大了，你还无所顾忌地杀青蛙，那么，长大之后，你不是一个杀青蛙的专业户，就是一个贪官。
不杀青蛙了，但残暴倾向仍然在延续，那时很喜欢跟同学打架。只要意见不一致，就用武力摆平。我在小学有留级的经历，和同年级的其他同学相比，我身材高大（做早操的时候总是站在最后，到中学时逐渐站到前面去了），打架的时候，赢多输少。
最激烈的一次对抗是和一位同学摔交。我把对方扑倒之后，压在他身上长时间不让他翻身。直到他后来一动不动了，示意服输，我就让他起来。他起来后很恼怒，用钢笔戳我的手背。他戳我一下，我就拿钢笔回戳他一下。然后他再戳我一下，我就再戳他一下。如此往来经过多次回合，被钢笔的笔尖戳过的地方，就慢慢溢出“黑血”。可能是我下手重了，这位同学忽然哭起来。他到外面去找哥来报复我。他哥踢了我一脚，踢到我的膝盖上。我蹲到地上，随手拣起一块砖头，一路追赶。他哥在前面跑，我在后面追，我们围着学校跑了大概三圈，他哥跑不动了，停下来。我赶过去，想砸他的时候，他哥哥夺过我手中的砖头，拿砖头砸我的头部。
那天下午放学之后，我不敢回家，因为头部一直在流血。等头部停止流血后，我在河边用清水把头部洗干净，才回家。






2.我的祖父祖母



2.1我“爹爹”（上）


我“爹爹”就是我的祖父。湖北荆州地区的乡村长期称祖父为“爹爹”，称父亲为“爷爷”。后来随着村里“走出去的人”（包括大学生和打工的人）越来越多，人们才对这种倒行逆施的语言习惯发生怀疑。现在村里很少有孩子把自己的父亲叫“爷爷”，已经开始改口称“爸爸”。但还是保留了把自己的祖父叫“爹爹”的习惯。
1996年我带我爱人回湖北探亲。我一路上叮嘱我爱人应该入乡随俗，宜谨慎称呼。那天我们一进门，就遇到我父亲、母亲、祖父很整齐地坐在家里。我们进去的时候，他们站起来。我爱人很紧张，先对我母亲喊“妈，你好”；然后对我父亲喊“爷爷，你好”；最后面对我祖父，她心慌意乱，仍然喊“爷爷，你好”。
那天我祖父比较“不高兴”。后来看在我爱人“面相善良”（他的原话）的份上，原谅了我爱人的“无礼”。
爹爹不高兴实属正常，因为我从小就惹他不高兴。
在我们家族里，爹爹最看重而满怀期望的，是我堂兄。不只是因为我堂兄是长孙，也不只是因为他父亲是长子，主要因为我堂兄自小聪明，仪表不俗。我一直怀疑爹爹比德国人叔本华更看重人的长相。
爹爹除了看重我堂兄之外，比较喜欢我的堂弟（伯伯的儿子，还有一个堂弟是叔叔的儿子，因居住的地方很远，我们交往不多）。堂弟年纪小，虽不英俊，但瘦高，于是整体形象看起来也有些不落俗套。堂弟在村里是比较知名的人，主要因为他敢于一边走路一边大声哼唱一些港台流行歌，他走路时两条腿像踩高跷，一脸的坏笑，口中的两颗门牙不知什么时候丢失了，整副牙齿也七歪八倒。就是这个样子，很多人喜欢，我爹爹看到他就满脸欢笑。
堂兄比我大1岁，堂弟比我小3岁。他们都是我伯伯的儿子。爹爹一直住在我家里（我祖父和我祖母俩很早就分居，分居后我祖父住在我家里，我祖母住在伯伯家），但他心里最喜欢的孙子却在伯伯家里。我母亲为此事耿耿于怀，偶尔会因为这事公开吵架。
村里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憨老大，金老二，刁老三。如果一个家里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往往憨厚，养尊处优，有家庭责任感；二儿子往往勤劳，像金子般有实用价值；三儿子往往刁钻，倍受宠幸。我在家里原本是独子，有一个姐姐和两个妹妹，很受父母的宠爱。可是对于祖父来说，我就失去了独子的优势，成为众多孙子中的一个普通成员。上有堂兄，下有堂弟，我夹在中间。我堂兄显然不属于憨厚的形象，但他确实最有家庭责任感，也很正当地享受养尊处优的地位。我堂弟并不刁钻，因可爱而受宠。我本应该像金子般有实用价值，却名不副实。在堂兄和堂弟之间，我几乎不受祖父的重视和重用。
祖父并不把“家族复兴”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但他比较重视我的品行。我曾经向父亲要钱和同伴到镇上去游玩（大概1角钱。那时看一本娃娃书1分钱；吃一碗面条3分钱，看一场电影《铁道游击队》5分钱）。祖父知道这事后痛斥我，也痛斥我父亲。有句我记得比较清楚：
“你儿子将来不是土匪，就是流氓。”
他说这句话是有根据的，他知道我在小学时经常偷人家田里的西瓜，偷人家的桑枣。有一次家里多了一把铁锤，我祖父一直怀疑是我偷来的。其实那铁锤是我在路上拣的。他只知道我有偷西瓜的习惯，但他不知道我基本不偷具体的用具。我的这个习惯比较符合“盗亦有道”的中国传统。
“你儿子将来不是土匪，就是流氓”那句话对我震动最大。我的求学生涯有很大一部分动机是为了使这句话得到改写。
如果我祖父“出工”（到公社去干活）去了，我在家里的地位就是“至高”、“无上”的。只要我祖父回到家里，我就赶紧收敛，尽量躲避他，努力不与他单独在一起。最痛苦的事情是被他点名要我和他一起“打篱笆”或“缠靶子”（把稻草拧成麻花的样子，方便放入炉灶点火做饭）。和他单独在一起做事时，我一律沉默，提心吊胆地等待被他训斥。
其实他早知道我的“两面派”和“不老实”（这是祖父的用语），他甚至怀疑我在他背后“无恶不作”。但他对他的权威地位比较有信心，直到1987年那年春节前的几天，他第一次受到我的挑战。
那天傍晚，村里“分鱼”（相当于“分红”。村里有人承包了渔塘，年终时涸泽而渔），“分鱼”的地点就在我家门前。那里聚集了许多人，男女老幼挤在一起，人声嘈杂，很热闹。
祖父在屋前大声叫喊，让我拿竹篮去装鱼。我嫌他喊声太大，有些丢脸，就故意不理他。他喊声越来越大，我忍不住了，冲出了，大喊一声：“叫什么叫？”
整个“分鱼”的人群立刻停止了喧闹，这在村里人看来是惊天动地的事情。我们家族里从来没有人敢这样顶撞我祖父，村里很多人都惧怕他。
人们死死地盯着我祖父，看他如何处治我的无礼和莽撞。
我祖父也实在是修炼不够到位，他的一切反应均在人们的预料之中。他暴跳如雷，吼声震天，声称要把房子掀掉。我估计他是一边叫骂一边思考，果然，他忽然停止骂声，做出一个重要决定：从此离开这个家，离开这个村。
其实他只是离家，并没有离村。他搬到我伯伯家去住了几天。那几天我父亲和母亲一再催促我去把祖父请回来。
第三天下午我去了。见到祖父的时候，我并不说话。他也故意不理我。其实我心里知道他一定在等待我去请他回家过春节。他躺在床上，痛斥我的“不凭良心”。然后他给我讲了许多他为我做的一些事情，讲了许多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细节。
他讲的故事令我震惊。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他心里竟然还有我这么一个孙子，从来没有想过为了拯救我们这个家庭和家族他克服了那么多的苦难。
等他讲完他的故事，我已经泪眼婆娑，满腔羞愧。
整个下午我只说了一句话：我错了。您回去吧。
我先回家，那天晚上祖父就回来了。



2.2我“爹爹”（下）


自从我们吵架之后，祖父就开始提防我挑战他的权威。他一再暗示无论我读书读到什么程度，总跳不出他的手掌心。
除夕那天下午，按照惯例，是要贴对联的。我祖父故意出难题，说是“今天要改一改，让年华写对联”。
这对我来说的确是难题。我不仅毛笔字写得不成样子，对联的主题和内容如何表达，我也不知所措。往年都是祖父一手操办，他不只是毛笔字工夫了得，更重要的是讲究对联的主题和韵味。
我是聪明人，即使我会写对联，也要装谦虚装孙子，反正在祖父面前“装孙子”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等到我说“我不会，我不写”时，祖父果然显得格外开心，借机会当着邻居的面奚落了我一番。他的意思是说：“你们现在读什么书？毛笔字写不好，连个对联也拿不出来。《幼学琼林》读过没有？《古文观止》读过没有？你以为你学几何有什么了不起，你知道为什么是3.14吗？你以为你会读英语就了不得？书不就是b-o-o-k——book？黑板不就是b-l-a-c-k-b-o-a-r-d——blackboard？”
我祖父读书时，值民国时期（三、四十年代）。那时村里条件较好的学校已经有英语课程。他说英语时虽然发音怪怪的，但已经足以能够唬住那些几乎没进学堂的老邻居和那些正在学校受英语折磨的小邻居，也顺便暗示我不要挑战他的权威。
论古文工夫，我祖父当然比我厉害。这个优势让他一直有小看我的理由。我在他眼里，向来是个小人物。其实，我早已经知道，祖父的文化水平也不过尔尔，他不过是比邻居多读了几年书的老顽童。按祖母的说法，我祖父虽“读了十年长学但经常逃学”。他读书的时候并不用心，是村里著名的赌徒，而且赌艺不精，输多赢少，一天能输掉家里几亩田地。我祖父自己也曾经在我面前炫耀：“老子输掉的钱能够用箩筐装。”
我那时觉得我祖父不明智，他不应该跟我比文化。我比较服气的是祖父的身体和他的力量感。他虽老矣，可身子硬朗，力气大，说话的声音尤其宏大。那天我们吵架时，他的吼声把我妹妹都吓哭了，弄得我赶紧去安慰我妹妹，建议她们“没什么，别怕”；他饭量也大，一餐能吃三大碗米饭。这点我和我父亲都不及他。我母亲一直说：“那是他底子好，他小时侯生活好”。我母亲对我祖父一直看不顺眼，但祖父至少有两点让我母亲对他怀有敬畏之心：
第一点是我祖父和我母亲吵架时，我母亲只能用日常语言很流利地提出抱怨或叙述事实，我祖父却不时地使用文言文，偶尔也会背诵《论语》、《孟子》里面的句子来表达他的不满。我观察过，每次遇到我祖父说文言文，我母亲就似懂非懂，慢慢减少吵架的火气。有时吵架结束后我母亲会向我请教，问“那老头子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一般说“那是古文，我也不知道”。我母亲就说“赶紧多读书，以后少受人欺负”。其实母亲不知道，现在谁吵架还使用文言文，就只有我祖父那样虽“读过十年长学但经常逃学”的人才会那样说话。我母亲总算是有优点的人，她可以和邻居吵架甚至动手打人，但她敬畏知识崇拜有知识的人。
第二点让我母亲对我祖父佩服的就是他的“饭量”。村里男人们比较谁的力气大的时候，确定的标准是：能够把门前的那个“大石滚”搬起来。我母亲不看这些，她看谁的饭量大。谁的饭量大，谁就有力量。我母亲的这个体检标准使我后来有意无意地吃了很多饭。这个习惯也影响了我现在的饮食风格。我太太是北方人，不善于做饭做菜。最初都是我做菜。有一天她到厨房做了一次饭菜，没想到我竟然把她做的饭菜全部吃光。她一高兴，就从此养成了做饭的习惯，我也从此离开了那可爱的厨房。
有些事情想起来实在有些懊恼。我在小学遇到一位瞧不起我的老师，我在家里又遇到这么一位瞧不起我的祖父。每次在小学语文课里遇到关于“压迫”、“阶级”、“束缚”、“解放”、“自由”、“平等”、“革命”这个词语时，我就很动感情。但无论我心里如何思想，我祖父对我总是不屑一顾，坚持认为我只能种田（我那时已经能够熟练地做割谷、插秧这些事情）。
祖父的预算和我母亲的期望形成反差：我母亲认为她的儿子是天才，将来必有出息。她专门找人算过命，说我“志在远方，能做官”。
我时常想：要是没有我母亲的宠爱和期望，光有我祖父的贬低和训斥，我大概就真的只能种田，不会做其他任何事情。
我从来没有听我祖父夸奖过我，我已经习惯了被他训斥的生活。有一件事，可能也导致祖父鄙视我：我小时侯一直和祖父睡一张床，我有尿床的毛病。每次尿床之后，第二天早晨起来我在他面前就暂时抬不起头来。
那段时间经常做噩梦。梦见被人追杀，我不得不让自己离开地面，飞到屋脊上去。后面的人追赶过来，我又飞到屋后的树林里。我站在树梢上摇摇欲坠，赶紧攀附到另一棵树上。后面还是有人赶来，我就再次降落到地面奔跑。跑到一个很遥远的地方，没有人赶过来了，就赶紧寻找能够小便的地方。等到终于全身放松时，尿床的事情就完成了。
尿床的习惯和做噩梦的习惯一直延续到小学高年级才自动消失。我确信这件事对祖父影响较大。影响了他的睡眠习惯，也影响了他对我的整体评价。这件事也影响了我的性格，我一直觉得我如此“善良”、富有“同情心”、总是对生活“心怀感激”，这些“美德”很可能与小时候尿床的“原罪”有关。我现在相信：“原罪”除了导致尼采所谓的“奴隶道德”之外，它的确能够增加人的“宽容度”和“幸福感”。后来，我常常给朋友们推荐三部电影：《远山的呼唤》、《无路可逃》、《悲惨世界》。在我看来，这三部分电影有一个同样的主题：人因原罪而减少了对生活的挑剔，人因原罪而更容易宽容他人，人因原罪而对自己竟然还能体面活着而生长出满满的感激。
小学六年级时，终于不再尿床。同时，我祖父不断地听到我在学校如何出色的传言。祖父将信将疑，但仍然为此处于兴奋状态。那天晚上，我们在屋前的空地上乘凉，祖父神神秘秘地发表他的生活信条：“你们都听我说啊，你们可要记住了——田要种少；屋要住小；书可读，不可进考。”
这几句话我早听祖父议论过。他在“土地改革运动”中遭受拷打和恐吓，于是开始信奉这么几句顺口溜。
那天他特意叮嘱我：年华，记住了没有？
我还没来得及回应，我母亲就开口驳斥他：“您这几句鬼话是老皇历了！”
我和我父亲交换眼神，我们是明白祖父的意思的。他嘴上说“书可读，不可进考”，心里却极度渴望我考上大学。他自认为他是村里的知识分子，如果我能考上大学，就说明是“书香门第”的传统，那是“光宗耀祖”的事。
没想到后来我真的考上了大学，很遗憾，村里少了一个卓越的木匠或裁缝。
在高考之前，祖父忽一日向全家人公布：这伢要是有本事考上大学，我请人唱三天皮影戏。
我考上大学后，祖父真的请来皮影戏班。那几天晚上门前很热闹。我一直热爱皮影戏，但那几天没心思看，心情很复杂。
每次遇到比较大型的考试，祖父几乎都不在家里。我参加“中考”那年，他在很遥远的地方帮人“开山”。我参加高考那年，他在一家建筑队帮人“做饭”。
湖北人身上保留了“楚国风度”：宁为鸡首，不为牛后。不到万不得已，祖父是不会帮人“打工”的。祖父身上有少爷遗风，他常常给我吹牛，说他小时候，过生日时，屋前屋后有卫兵拿着机枪站岗；结婚时，身上是高级绸缎，骑高头大马。做私塾先生时，报酬可观；家长请他吃饭，菜肴丰盛，他却嫌那些家里的卫生条件不够好，他会装病而浅尝辄止。可是，“解放”后，在“新社会”，农民翻身，地主没落。祖父一直觉得自己“虎落平阳被犬欺”。
但是，祖父向来好赌，一日身上没有细软碎银，便坐立不安。为了改变处境，他想过很多办法：早些时候做过“鱼贩子”，后来做“开山”的劳工，再后来贩卖鸡蛋、贩卖甘蔗（村里人称之为“高粱”，有一年春节初一我陪他一起“穿乡”去“卖高粱”）、贩卖冰棍（我曾陪他在露天电影院卖过冰棍）。我读高中的时候，他年事已高，体力下降，开始改行为建筑队“做饭”，工资是每月30元。
我祖父有一个生活理论：“笑贫不笑娼”。他对这个说法一带而过，怕解释多了“影响不好”。
他还有一个说法：“君子固穷，穷斯滥矣”。这是他经常说的话。他同情穷人，但鄙视甘于贫穷的人。只要他自己有饭吃，他就会慷慨地拿米给门前那些要饭的人。但要是觉得哪个家里的人属于甘于贫穷的类型，他就会对他全家人显出一脸的不屑与鄙夷。他给我们讲的经典案例是某一年春节（大年三十的下午），家里的米缸空空，颗粒不剩。母亲坐在房间不出来，父亲低头不语。祖父大喊一声：“去挖胡萝卜！”全家人就跟在他后面去挖胡萝卜，那年整个春节我们都有胡萝卜吃。
他说“君子固穷，穷斯滥矣”这句话是孔子说的。后来我在《论语》里找到了孔子的这句话，原文是：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孔子在陈国断绝了粮食，跟随的人都病了，爬不起来。他的一个叫子路的学生就调侃孔子说：“老师，像你这样的君子也有穷困的时候啊？”孔子回答说：“君子穷困的时候仍然坚持着，小人穷困的时候就会乱来。”
可是，我祖父对“君子固穷，穷斯滥矣”的解释大致是：贫穷的人都是自己的性格造成的。如果这个人固守穷困，他就一直穷，穷到滥的程度。
祖父的这个解释显示出他的“学术功底”实在是比较单薄。祖母嘲笑他“读了十年长学但经常逃课”看来是名不虚传。在祖母看来，祖父学问太差，只会做一些粗活，比较适合给人家打工。祖母一直对祖父不满，尤其对祖父帮人做饭比较反感。
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我骑车到很远的地方（镇道湖）请祖父回家。我在一个排水闸附近的一家建筑队询问这里有没有一个帮人做饭的老年人。那人指着正在河边提水的老人说：是不是那个驼背老头？
那里的确有一个驼背老头，但那不是我祖父。我祖父素来注重形象，他一直保持身子硬朗、顶天立地的样子。
等到那老人向我这边走过来时，我就开始浑身颤动。他的腰像是被人折叠了似的，接近90度。
我很愤怒。
我问：“怎么驼成这样了？”
他说：“可能是灶台太低了。弯腰时间太长，不就成这样了？”
我问：“怎样不让他们把灶台加高一点？”
他反问：“像你说得那么容易？”
我让他跟我回家，他不干，让我骑车先走。我回家后，向父亲说了这件事。父亲一直沉默不语。第二天几乎到了深夜，这个驼背老人悄悄地走进村里。
回家后，祖父坚持请皮影戏班，请戏班大概要花100元。我知道他一个月的工资只有30元。
那几个晚上我觉得那老头子既固执又愚蠢（我不是存心要骂我祖父，村里人若骂某人愚蠢，常常是恨爱交加的状态）。
自从进了大学，祖父就开始变换自己的角色。他一直说他“完成了使命”。他的原话是：那年何书记把门前的那块“地主牌”摘掉了，是他的“第一次解放”；孙子考上大学，是他的“第二次解放”。
获得“第二次解放”之后，他一个人离开村庄，到镇（峰口镇）上租了一间房子。在那里，他加入了新行业：上午“贩卖油条”，下午聚众赌博（打麻将），后者其实是他的老本行。
祖父上年纪了，偏不服气，总找年轻人打麻将。祖父嫌他身边的那些老人罗嗦、动作缓慢。可他实在不是年轻人的对手，几乎每次打麻将都输钱，延续他的“输的钱可以用箩筐装”的传统。我提醒他麻将桌上有太多的“老千”和“玄机”。他直不信，说见得多了，历数“老千”的种种招式，好像没人能够在他眼皮底下弄虚作假。就我所知，他的那些想象纯属过时的“个人知识”，他根本不知道新时代麻将桌上的“新知识”和“新经济”。
果然，我那年寒假回家时，发现祖父还没有从镇上回来。母亲说祖父在那里输了很多钱，交不出房租，“被人扣住了”。
我赶紧带钱到镇上去找他。
祖父已经是镇上的名人，我随便找个修鞋的人问“知不知道一个卖油条的驼背老人住在哪里”，那人就准确地告诉了我“住址”和“活动场所”。
我见到祖父的时候，他一脸的自嘲式的微笑。
我故意问他：“准备什么时候回家过春节啊？”
他说“不知道啊。等一段时间再说。”
我就直接问：“是不是欠了人家的赌资，被扣在这里了？”
他说：“这伢，话说得这么难听。”
我问他：“您要是需要，我这里有一些。”
他满脸疑问：“至少要40块。你有那么多吗？”
我说有，他就很开心地跟在我后面，我们一起回家了。
那年春节他一直很和善地望着我，那样子实在好玩。他已经不再是那个“瞧不起我”的“爹爹”了，成了一个老顽童。
大学二年级时，发生了“学潮”事件。那时整个村里都没有电话，通讯很不方便。村里流传说很多大学生都被镇压了。有几次父母急得哭起来，全家人都没有主意，乱了阵脚。我祖父忽然大喊一声：“我去找他回来！”
我父母急问：“去哪里？”
祖父说：“去他的学校。”
祖父为我们这个家做了那么多事，我母亲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对我祖父充满感激。我母亲不识字，又晕车；父亲识字也不多，几乎没有出过远门。在他们的想象中，武汉、黄石这些地方和美国、阿拉伯一样遥远而艰难。
那年五月底，祖父只身一人坐汽车、坐轮船、换乘火车，赶到我的学校。
他到学校时，只有一个姓任的同学在寝室。其他同学都离开了学校，离开了那个城市。
我回了洪湖。3天后，我祖父也回了洪湖。
祖父回来后，邻居很多人都来看他，请他讲述在路上的见闻。祖父接连几天都很有耐心地给不同的人讲述他“闯荡江湖”的故事。讲到后来，他的故事有点像《三国演义》里面的“千里走单骑”。
这个老头子的一生充满悲剧感。这种悲剧感全部隐含在“地主”这个词语中。可他的“读过十年长学但经常逃学”的经历和他“好赌”的性情使他的悲剧感里面渗透了大量喜剧的成分。
在他的亦悲亦喜的一生中，我为他流过三次泪，也为他做过三件事。
第一次流泪是在我和他吵架后被他的故事搞感动的那天下午。他常给我们讲《三国演义》的故事，那天他的故事比《三国演义》更精彩。
第二次流泪是在排水闸附近的建筑工地上看到他的腰已经弯成接近90度的当下；
第三次流泪是在他去世（1923年10月16日—2004年2月8日）之后村里为他举办的“追悼会”上。那天我历数他的“自强不息”（但缺乏“厚德载物”的修炼）的经历，在场的人皆痛哭或流泪。村干部“正式”地为他“平反”，称“刘老先生在土地改革时期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受尽了苦难，忍受了委屈，让自己一生的才学失去了用武之地，改革开放后才得到公正的待遇。刘老先生一生勤奋好学、学识深厚、勤扒苦做、吃苦耐劳、对人真诚、不留余力、为人正派、克己为人、奋斗不息……”。这些溢美之词固不可信，却也大体符合实事。相比之下，那天挽联上的说法较有信度：“秉性刚强，博闻饱学，称羡一方，胸藏丘壑，遇时不当，和睦邻里，远近称扬……”
我仔细想过究竟为他做过什么。我所能想到的大致只有三件比较卑微的事情：
第一件事是为他筹集赌资，把他从镇上取回来。
第二件事是在他临终前赶回去看望他，特意买了一把电动剃须刀，亲手为他剃胡须。他那时四肢已经几乎不能移动，但我给他剃完胡须后，他努力地移动右手，摸了摸下巴，再努力地用模糊不清的语言说：“好——好——”。这老头子一生都重视自己的形象。
第三件事是延续他的《三国演义》情结和他的“英雄情结”。自从听他讲《三国演义》后，我也像他那样，崇拜“英雄”、“精英”，而对那些贫穷而懒散的人虽哀其不幸却也更怒其不争。每次看到关云长温酒斩华雄、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每次看到赵子龙单骑救主、张飞大闹长坂坡的故事，我就感动得想掉眼泪。



2.3我“喇妈”


我“喇妈”就是我的奶奶。湖北荆洲地区的乡村称奶奶为“喇妈”，估计是由“老妈妈”演变过来。
在我的印象中，我祖父住在我们家里，我“喇妈”一直住在伯伯家里。那时我们家和伯伯家关系不和，尤其是我妈妈和我伯母这两个人相互敌视，重复了中国社会“妯娌是天敌”的传统。
祖父有“少爷”脾气，注重穿着，爱整洁，他时常嘲笑邻居的老人不讲究卫生。可是，祖母比祖父更讲究穿着、更爱整洁。祖母曾经是“名门闺秀”，据祖母说，她们家在当地是望族，她哥哥是黄埔军校的学员。
祖母一直使用比较高级的床单，一年四季光洁如新。要是家里来了客人，有时需要午休，就需要找床铺临时躺一躺。可是，祖母的床是不允许别人借用的，除非来了重要客人，而且是年轻的重要客人，比如我姐夫，祖母才有可能建议说：“要是想休息，到我的床上去躺一躺”。要是得到这样的允许，那客人就知道那是获得了祖母最高的礼遇。
祖母一生注重自己的形象，无论农闲还是农忙季节，一律穿整洁、正式的衣服。她的身材好像比我祖父稍微高一些，而且“正直”，至今80多岁，走路做事仍然工工整整，绝不像我祖父那样“驼背”。
祖母有三个最拿手的“本事”，这三个本事均赛过我祖父。
祖母的第一个“本事”是擅长做菜，是乡村的“烹饪大师”。无论做日常菜、大型酒席还是做酱菜，她都有讲究。村里要是有大型的宴会，就邀请她去做菜，后来她把这门“手艺”传给了我伯母。
祖母的第二个“本事”是擅长照料小孩，是乡村的“早教大师”，积累了大量的婴儿护理的经验。他对小孩的生活习性比较有研究，能说出很多如何照料小孩的细节和理由。我伯母和婶婶的几个孩子都是由她负责照料的，我堂兄和堂弟的孩子也是由她负责照料的。
祖母的第三个“本事”是擅长讲故事，是乡村的“民间故事大师”。她的这个特长与祖父类似，但我祖父只能讲《三国演义》，除《三国演义》之外，几乎不讲别的故事。我祖母讲的故事纯属“民间故事”。
祖母所讲的故事有一部分是祖母自己的经历。她善于收集和整理她身边的故事，然后像“说评书”那样带着我们身临其境似地感受那些经历。还有一部分是民间口头流传下来的故事，祖母把这些故事从她的娘家传播到我们的村里。她先讲给我伯母、我婶婶和我妈妈她们听，然后我妈妈又把这些故事讲给我们听。
在祖母传播的民间故事中，最流行的是“乖媳妇和笨公公”的系列：
有一个老头很笨，经常在外面闯祸。但他的几个媳妇很有“才学”。无论他惹了什么祸，无论谁找上门来，这几个媳妇都有办法把别人打发走。
第一次惹祸是把人家的母鸡吓跑了。老头到邻居家去串门，进门的时候，一只正在下蛋的母鸡受了惊吓，从鸡窝里逃走了。那家女主人听到母鸡咯、咯、咯地叫，就威胁这个老头说：“我的公鸡正在下蛋，你把我的公鸡吓跑了，我要你赔我鸡蛋。”老头说：“好啦，我赔你一个鸡蛋就是了。”可是那女主人说：“你们家的鸡蛋都是母鸡下的蛋，我要你赔我一只公鸡下的蛋。”这老头第一次听说公鸡还可以下蛋，很害怕，赶紧回家。回家后，老头一直闷闷不乐。大媳妇问他有什么事。老头就给她讲了公鸡下蛋的事情。大媳妇说：“您不用操心，如果她来要鸡蛋，您就躲起来，我自有办法对付她。”第二天，那女主人来要鸡蛋，大媳妇接待。女主人问：“你公公呢？”大媳妇说：“我公公正在生小孩。”女主人很吃惊：“你公公是男的，他怎么能生小孩呢？”大媳妇就说：“那你家的公鸡怎么能下蛋呢？”那女主人一听，赶紧逃走。
第二次惹祸是把人家的话题打断了。老头闲来无事，就找别人聊天。他看到衙门口有几个衙役在讨论问题，就跑过去问：“你们在讨论什么事呢？”那几个衙役很愤怒，就骂他：“你这个老家伙，你把我们的‘话把’打断了，你要赔我们的‘话把’。”这老头一听到赔偿就害怕，赶紧逃回家里。他的二媳妇问他“怎么回事？”他就说“我把衙役的‘话把’打断了，他们要找我赔他们的话把。”二媳妇说：“您躲起来，我来对付他们。”衙役赶过来，问：“你家公公到哪里去了？”二媳妇说：“他找‘雾气根’去了。”衙役很奇怪，问：“雾怎么会有根呢？”二媳妇反问：“雾没有根，话怎么会有‘把’呢？”衙役一听，知道遇到了高手，悻悻地离开。
第三次惹祸是侵犯了人家的隐私。老头听说有一个家里的新媳妇“流产”了，就跑去问人家：“听说你们家的媳妇小产了，是真的吗？”那家人很愤怒，就威胁他说：“你要赔偿我们的名誉损失。你要为我们找三样东西，要是做不到，我们就去拆你家的房屋。”老头很害怕，询问“哪三样东西”。那家人说：一是“红心萝卜勾勾菜”；二是“无脚团鱼当街卖”；三是“一个鸡蛋做九个菜”。老头回家后很苦闷，就问他的三媳妇到哪里可以找到这三样东西。三媳妇说：“这很简单啊，红心萝卜就是咸蛋，勾勾菜就是豆芽菜，无脚团鱼就是包子，一个鸡蛋做九个菜就是韭菜炒鸡蛋。”老头大喜，买了咸蛋、豆芽菜、包子和韭菜炒鸡蛋送给那家，果然解决问题。
祖母讲这些故事当然是从她的娘家听来的，但我估计她有所加工和改造。我怀疑祖母是借这些故事来嘲笑我祖父。这个系列故事与我们家的情况比较吻合：
一是有一个比较笨的公公，在我祖母看来，我祖父是比较笨的；
二是有三个媳妇。我伯母、我婶婶和我母亲正好三个。



3.我的父亲母亲



3.1父亲的智慧


我一出生就被抛掷到一个充满矛盾、争执的家庭。
我祖父是个耿直而要强的人，他自己要强，也希望他的子孙要强。可是他的儿子（我父亲）和孙子都不太像他。
我母亲也是个耿直而要强的人，她自己要强，也希望她的丈夫和儿女要强，可是她的丈夫和四个子女都比较“善”（“善”在家乡的语言中有“软”的意思，比如“手善”就是“手软”；“这个比较善”几乎就是“这个人比较软弱”），不像她那么强硬。
祖父一向瞧不起我，有一天我被人差使去帮人插秧，回家后，他骂我：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你这个孱头。（后来我看鲁迅的书时，发现鲁迅也喜欢骂人是“孱头”，这使我常常想起祖父的形象。在没有看鲁迅的照片前，我一直是用祖父的形象来想象鲁迅的长相。）
母亲也很瞧不起“懦弱”的人，但她很瞧得起我，对我充满期望。她教育我说：“老实人就是吃亏。要是别人踢你一脚，你就踢他两脚。听见了没有？”我说“听见了”，但母亲这个办法我基本上没有试过。在我的记忆中，至少有两个人打过我，我都没有还手。我也很想还手，但力量对比悬殊太大，无法还手。
一次是我和五六个同伴一起到村里很远的地方玩，经过一家姓童的菜园时，我们中有几个人很整齐地大声喊那家男主人的姓名。一个男人的姓名被一帮小孩叫喊，这是犯忌的，被认为是窝囊而“童叟可欺”。于是那男人从家里像个火球（那个人一年四季都是红红的脸）一般冲出来，在我们还没有来得及逃跑的时候，他已经降落到我的面前。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么多人中间，他就看我不顺，给了我一记耳光，然后恨恨地回去了。这个人短而粗壮，出手很有力量，后来我的左耳接连几天都嗡嗡地响。
其实，我们一群人中好像就只有我没有喊他的姓名，我不明白，他就偏偏只打我。别的人喊了他的姓名，他却“不知好歹”。
那天我也没觉得有什么委屈，因为远远的，那个男人无法辨认谁喊了，谁没有喊。我只是觉得对不住我的祖父，也对不住我母亲。那天回家后，我一直轮流地观察我祖父和我母亲，觉得他们的眼神里充满不屑和鄙夷。
另一次我和几个伙伴一起到一户姓曾的人家看人玩扑克，赌钱。这家的大儿子（比我大概长1岁或2岁）输了钱，很愤怒，忽然从赌博的人群中挤出来，冲我吼叫：“吵什么吵？！”我说：“我没吵，输了钱怪我啊？”于是，他扬起手狠狠地打给我一记耳光。同第一次一样，这次又是打我的左脸，我的右脸几乎没被人打过。后来上海的一位朋友跟我一起照相时，说我的右脸长得比较漂亮。我就跟她讲小时侯别人光打我的左脸，被打变形了。后来我照相时，常常身体稍稍“左倾”，让别人照右脸。
我站在那里，愤怒地望着他，脸火辣辣地疼。我迅速地看了一下周围的人，可是，没有人帮助我“除暴安良”。我只好一个人很懊悔地离开。从那家走出来，看着那家的屋脊，我在心里发誓一定要报复。
那天回家后，只有父亲在家里，我没有见到祖父，祖父好像出远门帮别人打工去了，祖父的工作是开山、采石。
父亲肯定不知道我挨打的事，这事不可能那么快就传到家里。可是那天他一直跟我讲“做老实人”的道理，讲得我心惊肉跳、诚惶诚恐，总怀疑他已经知道我挨打的事。
那天他像个牧师，他很肯定地说：“老实人吃小亏，占大便宜。聪明人占小便宜，吃大亏。”
他追问“听见了没有？”我说“听见了。”
我父亲是典型的“老实人”。他总是一脸的淡淡的笑，很少见他生气。
有时家里遇到比较苦闷的事情，母亲就焦虑、着急。父亲却喜欢说一些“四言八句”的顺口溜来逗母亲开心。“四言八句”这个词语是母亲对父亲的顺口溜的概括，比如，母亲生气时，父亲会说：“世界太小，事情不少，有人生气，有人烦恼”。比如父亲赌博输钱了，母亲就骂他，他就逗母亲开心：“赌博不该，输钱也不该，不用生气，消财免灾。”母亲开心了，就质问：“你哪来的那么多四言八句啊？”父亲就说：“你要愿意听，我还有。”
有时家里遇到有人“欺负”，比如邻居在种田时挤占了我们家的田地，这时母亲就一定出场与他们“争吵”或者“痛骂”。母亲一开口就骂“该死的”、“砍脑壳的”、“不凭良心的”，直骂得那人不说话才肯收兵；祖父虽不会亲自出马，却在家里“忿忿不平”，骂这些人“野蛮”而“不顾天理”，“不讲仁义”。
这时候父亲一般坐在家里，可能显得比较不高兴，却绝不愤怒。既不像母亲那样开口骂人，也不像祖父那样以“天理”和“仁义”斥之。母亲在外面和别人“吵架”辛苦了，回到家里就骂父亲“别人家里都是男人出面，你呢？”父亲就说“你没看见啦，一个家里只能派一个代表。”每遇到这样的场面，我就在旁边观察，我观察的结论是：祖父要强；父亲幽默；母亲豪爽。我呢？我欣赏父亲的“黑色幽默”。
父亲常年坚守他的朴素的幽默，这种幽默与“智慧”不见得有太大的关系，却与“厚道”有关联，它是一种“厚道”的日常心情和生活姿态。
父亲的厚道与幽默让他自己的生活一直过得很轻松。在我们家里，祖父和母亲两个人都很要强，于是他们常常吵架。父亲不说话，只静观。母亲和祖父常常是在吃早餐（实际上是午餐，乡村一天只吃两餐，早餐和午餐是合起来的）的时候吵架。祖父要是太愤怒了，就会摔碗，猛地把碗翻过来，使劲地扣在桌子上。即便如此，父亲照样吃饭，照样吃菜。母亲质问“你怎么还吃得下去呢？”父亲就反驳：“吃不言，睡不语，你不知道？”“吃不言，睡不语”这话其实是祖父经常给我们讲的道理，父亲这样说时，我怀疑这是父亲用祖父的话来回答我母亲的质问，也顺便讽刺祖父。
在我眼里，父亲不那么要强，却是个化解矛盾和苦闷的高人。我对祖父一直很敬畏，他的话也几乎都是对的。比如我很难反驳“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的道理。我对我母亲也一直很欣赏，她是个爽快人，心里不高兴了她就骂人，心里高兴了她就开怀大笑。她一旦笑起来，全村的人几乎都可以听到。可是，在处理生活中的障碍与苦闷时，我常常愿意选择父亲的方案：“静观”、“调侃”、“黑色幽默”、“老实人吃小亏，占大便宜”。
祖父常给我们讲“中庸”与“和的智慧”，但祖父性情火暴，容易被激怒，真正能够落实中庸精神与“和的智慧”的是我父亲。
我从父亲那里体察到圆满的“和的智慧”。有和的智慧的人，他既有所“争”取、“有所为”、“自强不息”，又“有所不为”、“厚德载物”。
人总得有所争取，有所争执，有所争斗，有所抗争，有所争吵。但长久地满足于斤斤计较、睚眦必报、争名夺利、逞强好胜的人，虽然有所收成，但终究只获得小恩小惠、细软碎银，失去的是人生的整体幸福与整体欢乐。
有的人在生存的死亡边缘挣扎，于是他不得不有所争取、有所抗争、有所作为，这是维持生命的自然本能。他的“有所为”与“自强不息”让他摆脱生存的危机状况，让他免除对他人的依附和奴役状态。
可是，人在摆脱了基本的生存危机之后，在挣脱了对他人的依附和奴役关系之后，他就应该知道如何节制自己的欲望，使自己不再成为占有冲动的奴隶；他也应该知道如何克制自己的知识冲动，不去自以为是地破坏自己的生活信仰，也不去破坏他人的生活信仰。
有“和的智慧”的人总是愿意与天空“和”，与大地“和”，与人群“和”。与天和，其乐无穷；与地和，其乐无穷；与人和，其乐无穷。人一旦领会“和”的境界，人就获得从容而有信仰的生活真相，恢复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的真实身份。
有“和的智慧”的人，他总是承认意见的分歧与道路的不同。意见的分歧与道路的不同是生活进化的标志。有“和的智慧”的人因承认分歧与不同而“求同存异”。
有“和的智慧”的人，他总是承认人的个性与多样性。不同的人保持自己的个性与多样性是人种进化的标准。和谐的人因承认人的个性与多样性而保持宽容的美好德性。在所有美好的德性上，还有哪些美德抵得上宽容的力量？
有“和的智慧”的人对不公正的现实制度保持乐观的立场。他相信任何一个制度总是不完善的。紧接着，他相信不完善的制度总是可以得到改善的。更重要的是，他相信最好的改善方案往往不是把别人全部踩在脚下，也不是把原有的制度全部推倒重来，而是乐观而有韧性地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于是，有“和的智慧”的人更愿意追问自己：“我可以拿出更好的、可行的方案来吗？”如果拿不出更好的、可行的方案，宁可不去无休止地抱怨与指责。
“和的智慧”常常建议：停止抱怨。没有人愿意和一个喜欢抱怨的人在一起，除非这个人有虐待癖。没有人愿意和一个忧郁的人在一起，除非这个人也是一个弱者而同病相怜。停止抱怨之后，虽然不一定立刻就收获快乐，但至少有了新的希望。有一种人，他自己乐观而欢乐，亦能给邻居的人带来快乐。
“和的智慧”把笑声带给别人，他有一种本领，叫“感染”。缺乏“和的智慧”的人把痛苦带给别人的人，他也有一种本领，叫“传染”。
“和的智慧”也就是中庸的智慧。祖父多次教训我和父亲，祖父的教育浓缩为几句话：
第一句话：酒是穿肠毒药；
第二句话：色是刮骨钢刀；
第三句话：气是惹祸的根苗。
接下来还有三句话：
第一句话：无酒不成礼仪；
第二句话：无色路断人稀；
第三句话：无气反被人欺。
不是不复仇，而是复仇有度。有度、中庸，这是中国“民间智慧”。
不复仇，实际上是把珍贵的时间留给自己。尤其当仇敌人格卑下而不置一提的时候，不复仇实际上是鄙视、鄙夷仇敌。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把珍贵的时间浪费在仇敌身上，那样几乎是故意让仇敌不战而胜。
真正乐观、智慧的人，他多少总有些复仇的冲动，但绝不以复仇为生活的目的。
有一个说法，是《资治通鉴》里讲的：“千钧之弩，不为鼷鼠发机；万石之钟，不以莛撞起音。”
我的家乡尚有另一种说法：“如果狗咬了你一口，你千万不要回头咬狗一口。”



3.2不是教训，是关心并帮助


自从我读研究生，我父亲就一直迷惑不解，总想问我是研究什么的。他小学二年级没读完就毕业了，没什么学问，所以从来不愿意跟我谈专业上的事。他看我的通知书上写着“教学论”，误以为我是研究“数学论”的，觉得这是很高深的学问，更加不愿意跟我谈专业知识。
后来我告诉他，我的专业是“教学论”，就是研究教育问题的。他很自信地说，“哦，其他我不懂，教育，我懂。”
父亲是不是真的懂教育学，我不好说。但他对教育确实有自己的理解，他有自己的“民间教育学”。
我和父亲交往最多的时候，是在我读中学的每年的寒暑假。中学以前他很少理我，中学以后他想理我，我没时间理他了。上了大学以后，我就很少回家。
在中学的六个年头的寒暑假里，我们有很多交往。
高考结束后，我知道我会考上大学。
在家里没事做，我想学画画。在高中三年级的历史课上，有一次我临摹马克思像，被教历史的杨老师痛骂一顿。杨老师的意思是说：“都火烧眉毛了，竟不知死活。”我很气愤，等他走出教室后，我在世界历史课本上画了10个马克思像。我从小就气量小，睚眦必报，可见一斑。后来给中小学老师做讲座时，我一再提倡“做人要厚道”、“做人要宽容”，我怀疑是与我自己缺乏厚道和宽容的秉性有关。一般而言，自己缺什么，就提倡什么。
现在毕业了，我想画画。
我向我爸要20块钱。
20块钱意味着什么？那时也实在不懂事，我只是心里想着，20块钱大概可以买两本绘画的书。其实，20块钱对我父亲来说，这意味着他必须在门前的藕池里浸泡整整1天的时间。那段时间为了筹集我的学费，他经常只穿一条短裤，在藕池里用脚和手“采藕”。那样一天大概可以“采”到一篮子莲藕。第二天拿到街上去卖，大约可以卖20块钱。
我爸问：要钱干什么？
我说：“买画画的书。”
他说：“干那没用的事情干什么？”在我父亲看来，只要一件事没用，就没有做的价值。他好像不知道，有些事情如果是“有趣”的，这就比“有用”更重要。后来我为这事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文章的标题叫《什么知识最有力量》。我特别谈到了“有趣的知识最有力量”。
记得当时我很生气。我都高中毕业了，都长大了，在这个家里说话一点地位都没有。
当时我们俩正在剥黄豆，准备晚上做“黄豆炒辣椒”。那时进入秋天了，湖北乡村的夏天有很多菜吃，但到了秋天，可吃的菜就很少。那年秋天我们经常吃“黄豆炒辣椒”，到今天我都喜欢吃。
我想威胁一下我的父亲。当时我们剥黄豆时，把黄豆放到一个小塑料盆里。
我用脚轻轻地踢了一下那个塑料盆。我威胁说“给不给啊？”
结果没控制好力度，用力过猛，把盆踢翻掉了。
那时家里穷，地上是泥土，很多灰尘。新鲜的黄豆在地上滚动，黄豆裹上了灰尘，很难看。
我父亲腾地一下站起来。满脸怒气。
我估计他要揍我了。我父亲很少打我，只有一次我骂我妈，他不能容忍有人骂他的太太，于是动手狠狠地揍了我一顿。
但他那天没揍我。
他弯下腰，拿了塑料盆，一颗一颗地把黄豆重新拣回来，放到盆里。
我父亲很高大，很高。我长得矮，是因为我母亲矮。
那么高的个子，弯着腰，低头，一颗一颗地拣很小的黄豆。
我很难过，觉得对不住他。
想帮他，但一帮他，就是认错，我不愿意认错。我只承认踢塑料盆是不对的，但不愿意承认要20元钱是不对的。我要是帮他拣黄豆，就差不多承认我全错了。
等到他把最后一颗黄豆拣回塑料盆里。我感到绝望了，连补偿改正的机会都没了。
他端着盆，不理我，转身往厨房的方向走。
我忍不住了。冲着我爸，猛喊了一声。
你知道我喊什么了吗？
我讲这个故事时，讲到这里我就问在场的老师。
有小学老师说：“你肯定是喊：爸，我错了。”
还有小学老师说：“爸，我再也不那样了。”
其实，我只是使劲地冲着我爸吼叫：“我不要钱了！”
小学老师是很幸福的，因为与孩子长时间在一起，她们的思维有时也像孩子一样可爱。有一次我做完讲座后，校长问老师们：“刘博士的讲座好不好啊——？”老师们很整齐地回答“好——！”校长再问老师们：“那我们应该怎样做啊——？”老师们就很整齐地拍手并整齐地喊“棒、棒、棒，你真棒！”小学老师真幸福，她们有童心，她们好象不愿意长大。不像有些人，长大了，也俗气了。
我记得当时我父亲听了我的吼叫，他回头看着我，两眼充满了感激。
我爸用拣黄豆的方式关心并帮助我，这是一种教育。
我觉得我用“吼叫”的方式关心并帮助我的父亲。这也是一种教育。



3.3母亲的性格


我母亲对我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没有她的爱心和赏识，我大概不会有今天这样的自信。她是个善良的好人，但她的性情别具一格：不高兴的时候就吵架，甚至动手打人，高兴的时候就喜形于色、歌声笑声不断。
小时侯经常遇到我母亲和我祖父吵架（中国家庭纠纷比较经典的样式是婆媳之间的吵闹。我祖母住在我伯伯家，所以我母亲和我祖父吵架实际上是婆媳吵架的变形）。我很讨厌家里人吵架（这影响了我后来寻找妻子的标准，“不喜欢吵架”成为一个重要的标准），在吵架进入高峰时我偶尔会站出来说话。
我常常是对祖父不满，这点母亲是知道的。母亲知道我总是站在她的一边。但我站出来说话时，却总是对我母亲大吼一声：“别吵啦！”我的吼叫有时管用，有时不管用，但至少有一个效果：只要我站出来说话了，吵架就进入尾声。
久之，家里逐渐形成一个环状的格局：我祖父有些怕我妈，我妈有些怕我，我怕我父亲，我父亲怕我的祖父。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权力环。
除了和祖父吵架之外，母亲也会和邻居或村里的其他人吵架。这些事情一年四季随时都可能发生。村里有一条“机沟埂子”（抽水机抽上来的水经过一条水沟流到四处的水稻田，人们将水沟两边的坝子称为“机沟埂子”），如果有人偷了我们家的苎麻、南瓜或者西瓜，有人挤占了我们家的田地，母亲就到机沟埂子那里去指桑骂槐地骂那些“强盗”。
并非我母亲喜欢吵架。在村里，吵架几乎是妇女们的必修课程。一个女人要是不善于和他人吵架，会被认为是言语笨拙、任人宰割的弱者。从外面嫁过来的新媳妇第一次和邻居吵架时还怯生生的，但不到一年，春夏秋冬都经历了一遍，这些新媳妇往往会修炼出一副吵架的金嗓子和有专业水平的吵架话语。我研究家庭教育时，提倡“早期智力开发越早越好”，我太太曾反问我：“乡村的孩子没接受多少早期智力开发，他们为什么仍然那么聪明？”我的答案是：在乡村，孩子们从小就听大人吵架，孩子（尤其是女孩）之间也经常吵架。他们在吵架中实现了早期开发智力。按照古希腊的课程形态来看，“吵架”乃是“辩论”的艺术，是“文法”、“修辞、“逻辑”。
母亲除了善于和别人吵架，她还有一个特点是纵声大笑。高兴的时候总是有的，她一旦高兴，她就会毫无顾及地开怀大笑。她一旦笑起来，全村的人都可以听得到。她的嗓音大，声音有强劲的穿透力。小学以前我总喜欢到外面找同伴玩，到了傍晚，母亲做好饭后，她会到门前冲着天空大喊一声“年华——！”无论我跑多远，只要她在门前大喊一声，根本不需要重复喊第二遍，我就会从远处赶回来。
她身体看上去很结实，膀阔腰圆，干活的时候总喜欢逞能，热气腾腾，她曾经跟我吹牛说：“老娘可以打老虎”。可是，她三十多岁时，医生就说她有心脏病，不能干重活。自那以后，除了洗衣做饭之外，她较少做事，比较喜欢做的事是“打牌”。她的这个习惯一直维持到现在。
心脏病在农村是典型的“富贵病”。有心脏病作为理由，就可以免除一系列插秧割谷的重活。
母亲不做重活、粗活显然有充盈的理由，但她这个人也并不因此愿意做细活或者轻活。那时做鞋子、穿鞋子在乡村是一件大事，很少能够买到成品布鞋，更看不到皮鞋。我们姊妹四人穿的鞋子都是几个姨妈轮流负责，好像没有一双是母亲做的。母亲做事总是显得大手大脚，对针线活比较疏远。母亲不做针线活也就罢了，令我比较遗憾的是她不善于做酱菜。在湖北乡村，春夏两季的蔬菜比较丰富，剩下将近有半年的时间尤其是冬天和初春需要吃酱菜。我母亲和我伯母关系一直不好，时常吵架（我估计中国社会至少有两类人互为天敌：一是婆媳之间，二是妯娌之间）。母亲和伯母吵架的时候，我当然在站在母亲这边，但吵架结束之后，我比较偏向伯母那边，总觉得伯母是懂道理的人。
我对伯母的好印象主要是因为我发现伯母是做酱菜的高手。有时到伯母家去玩，看到伯母家的红辣椒酱那么鲜美，看到伯母家的杂酱那么黄灿灿的，心里就觉得伯母一定是“通情达理”的人。要不是这样，伯母怎么会做出那么好的酱菜来呢？在小学以前，我们家和伯母家关系一直紧张，伯母从来没有邀请我到她家去吃饭。但有几次趁她不注意的时候，我偷吃过她家的杂酱和红辣椒。
一个人要是较少做事，她就会追求休闲娱乐。我估计这大概是古希腊“自由教育”的初始形态。
我母亲休闲的方式主要是“打牌”，最初是玩“上、大、人、邱、乙、己”之类的“纸牌”，后来转换主题，开始打麻将。她几乎不识字，硬是凭她自己刻苦学习、不懈训练的精神在短时间内成为“打牌”的高手。从“课程与教学论”的原理来看，她之所以能够克服不识字的障碍而在短时间内成为“打牌”的高手，很可能是因为她采用了有效的学习方式。我初步认定她学习打牌的方式是“研究性学习”，也可以看作是以观察、实际操作、游戏为基础的“体验学习”。
我母亲“打牌”时赢多输少。有一段时间，我很讨厌她到外面打牌，她反问：“你知道你上大学的学费是怎么来的吗？”
我母亲有那么多的缺点，但她仍然用她的方式影响了我的生长。
她曾经怂恿我偷邻居的扁豆丝瓜做菜吃（有一年秋天家里实在是没有菜吃，当然也是因为我母亲在春天疏于播种）。按照历史的古训，这样的母亲往往会把儿子培养成为一个走向监狱的强盗。我没有成为强盗，这与母亲另外的性格相关。她这个人的性情比较复杂：虽有缺憾，但也有优点。她的优点如此丰厚，几乎淹没了她的缺憾。
我母亲的第一个优点是讲究“义气”，她见到有好感的人就“自来亲”，广交朋友。无论走到哪里，她都能在短时间内赢得周围人的好感。我姨妈较多（母亲有8姊妹），有几个姨妈嫁到另外的乡镇。我母亲去几个姨妈家玩的时候，往往会结交一帮朋友。姨妈的村里有几个人跟我姨妈较少来往，却跟我母亲是很好的朋友。我母亲由此偶尔会炫耀说，她的朋友遍布五湖四海。
我母亲曾从湖北来广州，住在我家里。后来在我家里住不习惯，我嫌她讲话声音太大，担心她的笑声影响了邻居的休息。她受不了限制，住到我妹妹那里。我有空的时候就过去看望她。不到两个月，她在那里竟然已经拉帮结派，团结了一帮人，玩得不亦乐乎。
母亲自己讲义气，也由此而重视我的伙伴。小时侯我经常在周末和几个不怎么爱上课的伙伴经常到镇上去玩。我们在镇上一般做三件事：第一件事是看电影。5分钱一张电影票。一般星期天才有电影，或者隔一个星期有一场电影。第二件事是看娃娃书。那时的梦想是：像镇上的老婆婆、老爷爷那样，做一个娃娃书的看守者，把天下所有娃娃书看完。第三件事是打“康乐球”。那是后来出现的“桌球”的原型。我对那类游戏不太感兴趣，但偶尔也会玩几次。
这三件事的费用加在一起往往要花1毛钱。那时1毛钱对家里来说并不容易。为了解决我的资金问题，她有时需要克服一些困难。母亲的理论是：“人穷志短，不能让我儿子在朋友面前没志气。“她首先得尽量瞒过我父亲和祖父，因为他们不准许我到镇上去玩。然后她得想办法弄到足够的钱。要是实在拿不出钱来，她就拿一个小布袋到米缸去装半袋米交给我，她说“拿这些米到粮店去，就可以换钱”。有一段时间我祖父经常抱怨家里米吃得太快了，要省着吃。他不知道有一部分米是我母亲给我拿到镇上的粮店卖掉了。有几次我祖父骂我“不是土匪，就是流氓”，我怀疑与这事有关系。
现在看来，我对朋友的热情和看娃娃书的习惯，实际上是受了母亲的鼓励。要不是她的怂恿和暗中资助，我看娃娃书的兴趣大概不会有这样深刻，我对朋友的热情大概也不会有那么持久。
母亲的第二个优点是富含同情心。家里虽然一直困难，但她依然保持乐善好施的习惯。我们一直提醒她说，有些乞丐是骗子，她不听。直到有几次上当受骗之后，乐善好施的冲动虽有所克制，但总体上不改其志。所谓克制，主要是我姐姐经常调侃她，提醒她那些上当受骗的故事：
有一天傍晚，一个乞丐请求到我家住一个晚上。我母亲给他提供一个床铺，让他在我家住了一宿。第二天我母亲起床时，发现家里的米缸少了很多米，从市场上买回来的肉也无影无踪，更可气的是，家里的菜刀不见了。要是在平时发生这类事情，我母亲会立刻跳起来骂邻居。那次她怕我们笑话，她一声不吭，只是不断自我调侃：我看他很面善，哪知道会出这种事呢？
可是，上当之后，母亲还是会重复同样的错误。一天早晨，我母亲在门前遇到一个满面流泪的妇女。那个妇女说她的孩子生病了，住在镇上的医院里。现在欠了医院的钱，不得不变卖孩子的银项链。那么贵重的银项链，至少值1000元，现在只卖500元。我母亲见那人流泪，顾不上辨认真假，立刻拿钱给了那人。等那人收到钱后急匆匆离开时，我母亲就察觉到受骗了。我姐姐很生气，把那个“银项链”扔进了门前的水塘。此后只要我母亲在我们面前嘲笑某某人太笨、某某人太糊涂时，我们就给她讲这个故事。只要我们给她讲这个故事，她就立刻变得谦虚起来，她会说：“那个鬼人哭得那么伤心，谁知道那是假的呢？”
我母亲的第三个优点是喜欢听故事和讲故事。她喜欢看戏，属轻度戏迷，在村里有名气。如果有戏剧演出，只要在她能够走动的范围，她都会亲临现场。可惜她人太胖，不会骑车，别人也不敢轻易让她坐在自行车的后面。有一次我骑车出去，她很费劲地坐在我的车上，没想到摔到地上，仰面朝天，再不敢坐车。要是她能够借助交通工具，她看戏的范围还会扩大。有一次她去另一个乡镇去看戏，中途遇到一条水沟，她很胖，无法跳过去。后面有人过来，看她那么胖，以为是孕妇，很小心地帮她越过了那条水沟。她为此一直很得意，几次炫耀说：“别的老人一看就知道是老人，我呢，看上去像孕妇。”
每次看戏回来后，母亲就趁在门前洗衣服的机会，给邻居讲戏剧的故事情节和故事情节里面隐藏的道理。她经常嘲笑别人都是外行，他们不懂，外行看热闹。她是内行，是能够看出门道的。
除了看戏和讲戏剧故事，她更喜欢调查新闻和给别人讲述新闻故事。她消息灵通，如果哪个地方有重大事件发生，她就会在第一时间出现在那里，亲自取证。1996年春节初四的晚上，她听到门前有急促的跑动声，怀疑是公安局的人来抓赌场。她赶紧披衣起床，及时地赶到现场。在那么寒冷的晚上，她竟然在那里站了将近两个小时。第二天她给我们讲抓赌场的事件：派出所来了哪些人，赌场里的哪些人逃跑了，哪些人被关押到派出所去了，她清清楚楚。
她为什么喜欢做这些没意义的事情？我不太清楚。作为“知识分子”，我曾经对她的这种好奇心比较反感。尤其读了鲁迅的文章之后，总觉得“喜欢扎堆”和“看热闹”是中国人的劣根性。可是，后来，想想她为了讲故事而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做田野调查，想想她有那么多活力那么多的好奇心，从不偷懒、不退缩，实属不易。




















做学生的故事











































4.中小学的故事



4.1狮子的风格


南湘源是我的小学和中学同学。他父亲是湖南岳阳人，据说是“没落贵族”出身。听村里的老人讲，他父亲由于犯了什么“事”（失手打死了一个人），为了逃避官司，就以“做生意”的名义坐“渡船”到了湖北。他流浪到我们村，和村长的女儿结了婚，就永远住在我们村了。南湘源出生时，他父亲仍然对湖南的老家恋恋不忘，所以给儿子娶名叫“湘源”。
南湘源和他父亲一样，喜欢说“我们湖南人”如何如何，得意时就会指点自己说：“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后来我们从历史小说中知道有一个叫耶律楚才的人，每当南湘源每次指点自己“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时，我们就大喊“耶律楚才”。后来“耶律楚才”就成了南湘源的外号。
他还有一个外号，叫“南子”，南湘源最初很喜欢这个外号，可是后来他不知道从哪得到消息，说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妓女叫“南子”，就再也不许我们叫他“南子”了。谁要是喊他“南子”，他就让谁“吃钉果”（把中指和食指蜷起来，使劲地敲打人的“脑壳”，村里人把它叫“吃钉果”）。
南湘源比我大一岁，读小学时他高我一个年级。我读小学四年级时，我们开始正式建交。他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时说，“这兄弟很仗义”。于是我就“入伙”了。“入伙”的见面礼是买一包香烟（那时流行“大公鸡”品牌，7分钱一包，相当于一个鸡蛋的价格）给大家抽。我小学四年级时就开始和同伴一起抽烟，后来同伴逐渐散伙了，就戒了。
“入伙”后，我从南湘源那里学了很多知识，包括读书的知识、戏剧的知识、打架的知识、赌博的知识和穿衣服的知识。南湘源的知识和爱好我几乎都有，只是没他那么熟练或深刻：
他的第一个爱好是喜欢读书，主要是喜欢看小说，或者听“评书”（单田芳是南湘源的早期偶像，南湘源说话的语气很多是从单田芳的评书里模仿来的。南湘源后来的精神偶像是曹操）。他做这些事情时很勤奋，看了好多小说。因为有些小说与历史有关，比如《三国演义》、《岳飞传》、《隋唐演义》，等等，后来他就迷上看历史书。在小学五年级时他就开始读《史记》，初中时他读了《东周列国志》。后来他说他读过“资治通鉴”，我一直有些怀疑，因为我在他的家里从来没有发现这本书。他经常说读历史书是伟人的习惯，他说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有读历史书的爱好。南湘源喜欢把自己比作某个伟人，这是他的习惯。村里人有“说大话”的习惯，南湘源也有这个“说大话”的习惯（村里人其实是用“说大话”的方式来制造幽默和调侃的效果，外地人如果不了解，还以为这是恶意的“吹嘘”）。
他的第二个爱好是喜欢看戏。那时村里流行两种戏剧，一是“皮影戏”；二是“大戏”（村里人把“戏剧”称为“大戏”或“老戏”，把“看戏”称为“看大戏”或“看老戏”），这两种戏剧南湘源都喜欢。只要听说村里或邻村有“皮影戏”或“大戏”，不管路途如何遥远，他都愿意跋山涉水赶去看戏。他读初中二年级时，镇上流行一种介于“皮影戏”和“大戏”之间的戏种，当时叫“肉皮影戏”。我那时在读小学五年级（本来他只高我一个年级，可是后来我小学三年级留级一年，他就高我两个年级了），他下午从镇上回来，晚上带我溜进戏院去看“肉皮影戏”，深夜再送我回家。
他的第三个爱好是穿“好衣服”。他家里有钱，尤其他祖父家和外祖父家都有钱，父母亲又宠他，因此他总能买“好衣服”穿。那时我们很多伙伴的衣服都由母亲负责买布料，然后请村里的董师傅（裁缝师）加工。一年四季都一件衣服，等到衣服破烂了，缝补之后再穿一段时间。村里人流行的说法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样算起来，一件衣服要穿9年。南湘源不同，他经常买新衣服，而且只买成品的衣服。他买的衣服以黑色居多。他不仅挑剔颜色，还讲究细节，比如衣服的扣子怎样与衣服的颜色搭配；上衣要稍微长一点，他说那样比较有“领袖气派”、“贵族气质”。
他的第四个爱好是打架，尤其喜欢指挥同伴“打群架”。他很熟练地指挥我们上场，他本人也绝不偷懒，总是身先士卒。如果村里晚上放电影或者看大戏，就一定有邻村的年轻人来凑热闹。一旦遇到有邻村的年轻人出现，南湘源就带着我们按事先约定好的方案袭击那些人。南湘源其实个头比较大，长得又比较“猛烈”，有“野性”，打架很“死心”（这个词在村里人的语言系统里大致是“狠心”的意思）。他告诫我们，打人时“出手要快”，要“死心”。村里的大人、小人都惧怕他，都知道他打人很“死心”。他最喜欢形容的场面是“关公温酒斩华雄”、“关公过五关斩六将”（他只说“关公”，从不说“关羽”，这也是他的语言习惯）。
他的第五个爱好是赌博。在乡村，赌场常常是显示男人社会地位的地方。地位最高的人，被推举做“老爷”，其余人等，按经济实力依次排列。南湘源在小学和初中时，他一直是同学中的领头羊。赌博的时候，他当仁不让，自任“老爷”（庄家）。
南湘源的第一个爱好（看书）一直保留下来，因为这个爱好得到历史老师和语文老师的肯定。他喜欢看历史书，带动了周围一些同学也喜欢看历史，这在学校是少有的事件，所以历史老师对南湘源一直另眼相看，有时就请他给同学讲历史故事。南湘源很得意，称自己是历史老师的“宠臣”和“爱卿”；南湘源喜欢在他的作文里卖弄历史典故和历史事件，后来逐渐引起语文老师的注意。再后来，南湘源的作文就成了语文老师给全班学生读的“范文”。
南湘源的第二个爱好（看戏）也大致保存下来。他说湖北人（他总是想象自己是湖南人的“后裔”）也算是有文化的地方，他这样说的根据就是湖北荆州地区的乡村戏剧很发达。我们大学毕业后，有一次聚会时他又提到这个观点，他说荆州地区的乡村文化全部隐藏在“皮影戏”里，隐藏在“老戏”里。这里的农民就是靠“皮影戏”和“老戏”来领会人生的。后来电影来了，人们开始看电影，看皮影戏和老戏的人少了一层；再后来电视来了，人们开始守在电视机前面，看“皮影戏”和“老戏”的人更少了。他说：“现在家乡的戏剧文化已经大不如从前。”我有次问他回老家时最想做什么，他说，“打麻将”，后来又改口说，“看皮影戏”。
南湘源的第三个爱好（穿好衣服）很完整地延续下来。这对他来说比较好办，只要有办法弄到足够的钱，就能够保持这个生活习惯。小时侯我祖父对南湘源的父亲说：“这样惯（‘惯’在村里的语言中有“宠爱”的意思）孩子，他不知道钱来的不容易，对他没好处。”可是南湘源长大了，总是有办法弄到够用的钱。他甚至在我面前“说大话”：其他事情可能不容易，挣钱是最容易的。
南湘源的第四个爱好（打架）是他最得意的特长。从小学一直到中学一直喜欢打架，上了大学后仍然保留了打架的习惯，只是改变了打架的风格。在中学时他和别人打架，总是“拳打脚踢”或者“舞枪弄棒”的，在大学时他和别人打架，逐渐转换为“先声夺人”，以气势取胜，不战而屈人之兵。据他说，他在大学二年级时和同寝室的同学打过一次架。那次几乎不动手脚，只是怒目圆睁，大吼一声，从床上跳下来，像“关公骑赤兔马”似的冲到对方面前，对方就立刻退缩了。这故事听起来有点像“张翼德大闹长板坡”的局面。大学三年级时，我的“哲学课”不及格，教哲学的潘老师给了我59分，这意味着我需要补考。我很恼怒，总觉得是该死的潘老师在故意报复我，恨我不去听他的课（这位潘老师讲课时，喜欢用黄色笑话来解释哲学道理。最初同学们很喜欢听，后来很多人感到恶心，我和其他几个同学出于气愤，再也不听他讲课了）。我说与南湘源听，向他打听补救的办法。没想到南湘源说：把他拉出来揍一顿，他就再不敢报复学生了。我听了大吃一惊。但事后想起那件事，我还真想揍那个姓潘的老师一顿，那样的老师是大学教师中的败类、渣滓。我没听从南湘源的建议，只是因为不愿惹出另外的事端。
南湘源的第五个爱好后来虽然没有完全被“消灭”，但到了高中后，周围环境变了，他不再赌博。
因为初中一直当班长，到了高中，班主任就自作主张，沿用他做班长。南湘源好像生来就是做班长的材料，但一旦做了班长，他又总得惹出点事情和风波来，总得弄出点沉浮的经历。在高中做班长总算比较平稳，只有一次例外。那天下午南湘源号召全班同学去镇上的电影院看《成吉思汗》的电影。他鼓动同学说：“那是活的历史知识，看电影也是学习”。然后他向政治课老师和外语老师请假，外语老师不置可否，只是说“只要有学生在教室，我就上课；如果同学们都去看电影，我就不上课”；可是政治课老师（由学校副校长兼任）不同意，认为“这是胡闹”。南湘源并不理会政治课老师的警告，依然发动同学去看《成吉思汗》。那天下午大家看完电影回学校后，就听到有同学传言：副校长进教室后发现只有少数几个同学在教室，勃然大怒，要严厉惩罚；并且质问：“怎么能让这样的人当班长？”据南湘源说：那天下午他有些后悔，但决不退缩。他发动几位同学在第二天的班会课上做了一次演讲，演讲的主题就是《血，总是热的》。邀请政治课老师（那位副校长）、外语课老师和班主任参加。演讲很成功，在场的老师和学生都被感动。演讲结束后，副校长表态：这次原谅你们，下不为例。风波于是平息。
这是南湘源最得意的一段经历。他经常夸耀自己曾经“宦海沉浮”，“见得多了”。后来我问他为什么能当校长，他就反问我：你记不记得我读初中时“宦海沉浮”的故事？我虽将信将疑，但也有所领会。
我们都喜欢读小说，尤其喜欢读《三国演义》，时常在一起交流读小说的感觉。他问我“三国”中最喜欢谁，我说“常山赵子龙”。他问为什么，我就跟他讲这是我祖父最喜欢的人物，我受他的影响。读中学时，常听祖父讲《三国演义》。他最喜欢的情节是“赵子龙大战长板坡”。后来我读《三国演义》，书上的标题不是“赵子龙大战长板坡”，而是“赵子龙单骑救主”。祖父讲《三国演义》时常常有加工，有时甚至出现一些错别字，比如他把诸葛亮火烧“博望坡”讲成诸葛亮火烧“傅望坡”。祖父还有一个习惯，他很少称“赵云”，总是讲“赵子龙”或“常山赵子龙”。祖父经常带着敬仰的口气说：“赵子龙死的时候身无寸伤！”他有时看我父亲比较懒散，就训我父亲：“你看你这个样子，赵子龙在你这个年龄，正是挺枪跃马的汉子！”
南湘源呢？他自然最喜欢的是曹操，我和我的同学都知道这个秘密。他也到处宣扬他的精神偶像，似乎要全地球的人都知道。他说：曹操怎么了？哈，曹操杀杨修，那是杨修该杀。我要是曹操，我也把杨修杀了。他尤其喜欢曹操和刘备煮酒论英雄的感觉。他曾经几次在我面前详细地复述“煮酒论英雄”的情境：曹操问刘备当今世界，谁是英雄。刘备有几个提名，曹操都不屑一顾。刘备说，“除了这些人，我就不知道谁是英雄了。”曹操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策，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刘备问：“谁能当之？”曹操先指刘备，后指自己，然后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
因为我们各自崇拜的人物不同，有时见面了，他就调侃我“赵子龙大战长板坡”，我就调侃他“惟使君与操耳”。
我们两人不同的性格几乎成就了我们两个的职业和职业习惯。我大学毕业后一直做老师，以“读书”、“教书”为业。我曾经做过两年的管理工作，但不成功，及时退出来，又重新回到教师的位置。南湘源大学毕业后（1992年）做了两年的中学老师就任学校的副教导主任；再两年（1994年），任学校副校长；三年后（1997年），他任学校校长。
任校长期间，他一如既往地保留了他的五个爱好：看书、看戏、穿“好衣服”、打架、赌博。
“看书”也仍然以看小说为主，但阅读兴趣已经由原来的“历史小说”转向“武侠小说”。他认为“武侠小说”充满人生的玄机，读之使人“智慧而有仁义”。除武侠小说之外，他也会读一些专业书籍。在所有专业书中，他最看重的“学问”是李宗吾的学问。我对李宗吾的研究实际上是受了南湘源的推动，并由此而把老子看得比孔子更重。我的这一路“学问”显然受了南湘源的很多影响。与他这样的人交往，不受他的影响几乎不太可能，他天生就是一副影响别人的长相和气势。他说话的语气和说话的手势，就是要影响你，如果他发现你受了他的影响，他就很快乐。如果他发现他没有成功地影响你，他就生气。他不是一个有民主精神的人，但他绝对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看戏”现在比较困难，因为戏剧市场本身就不发达。南湘源很无奈地以看电影代替看戏。他经常抱怨现在的电影不如从前好看，但也还是保持了看电影的习惯。我一直希望对“教育电影”做系列的叙事研究，南湘源在里面是起了作用的。我本来是想要专门研究湖北家乡的戏剧对村里人的生活观念的影响，后来考虑到主题过于复杂，无法下手，才暂时放弃了做研究的念头。也许，南湘源在某个时候和我见面了，谈到家乡的戏剧文化，又会激起我做相关研究的冲动。这些事情很难说。
穿“好衣服”对他来说从来就不成为困难，因为他和他太太都属于高收入者，又源源不断地受他祖父和外祖父的资助。他做了校长后，穿衣服的风格有所变化，常常穿一套灰色的品牌西服，配一条绣花的绿色丝绸领带。他得意时会跟我炫耀：我这条领带是我太太旅游时从瑞典买的；这套西服是我旅游时从法国买的，这双皮鞋是在意大利买的。我抱怨他庸俗，他就反问：“就俗，怎么啦？”我就说“我要拯救你。”可是对他这样的人，我想拯救他，几乎没有希望。他拯救我比较容易，我要想拯救他，就比较困难。
“打架”有损校长的形象，可南湘源好像并不怎么在意这件事。遇到纠缠不清的人时，他依然会动手，至少会摆出动手的架势。据他讲：学校制定了教师不迟到的课堂教学制度。学校有一位姓张的老师上课时迟到了一刻钟，学校管理人员将张老师的姓名写在学校校门口的“批评栏”中。张老师不服气，破口大骂学校制度。学校保安出面制止，张老师愈骂愈勇。南湘源挺身而出，喝退学校保安，一副打手形象，吓得张老师赶紧“收声”，躲藏到办公室半天不出来。南湘源很得意自己的这个“粗人”、“匹夫”形象，也因此得罪学校某些教师。南湘源的办学理念是“学校以人为本”，但他自己的私人理念是“害怕得罪人的校长不是好校长”。他的另一句“名言”是：“只有孤独的人才有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
“赌博”自然会折损校长的精神气质，南湘源却不愿意轻易地取消他的这个习惯。他说“如果不当校长，就当赌王”。他积极钻研玩牌的技艺，包括玩扑克和玩麻将的技艺。他认为这里面充满创造的欢乐。做了教师和校长后，南湘源经常和同事玩扑克或麻将，以“谁输了谁请喝酒”为赌注，节假日时经常会通宵达旦。
现在见面了，我们时常在一起打麻将，照例谁输了谁就请客喝酒。他不免有时会嘲笑我“书生形象”，只适合做老师，“做不了大事”，不能“开创局面”。我虽不觉得做老师有什么不好，但心里明摆着羡慕他的生存方式和他的语言风格。
他说话咄咄逼人，这是他的风格。他的另一个语言风格是“用名言说话”。他有几句备用的名言：
他的第一句名言是“人可以被消灭，不可以被打败”。其实这是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里面的一句话，他做了加工。“消灭”是南湘源最喜欢说的词语之一，有段时间我们经常在一起打乒乓球，打球时遇到了高手，他就喜欢说：“消灭他！”或者说“我要把你消灭了！”
他的第二句名言是“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耳”。这是《三国演义》里关公在曹操面前赞誉张飞的话。他说这话时，好像自己就是张飞，要么就是关公。
他的第三句名言是“彼可取而代之”。这是《史记》里记载的项羽和他父亲一起观看秦始皇出游时说的一句话。南湘源遇到“对手”尤其是“高手”时，就莫名地兴奋，踌躇满志。这时他就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彼可取而代之”。我总认为，这样说话很容易让人感觉受到威胁，与他这样的人在一起没什么安全感。以他这样的性格，我不知道他的上司是否会感觉有“引狼入室”、“养虎伤身”的不良感觉。可是他总是说他父亲就喜欢他这样的性格，他说他原来的老校长也喜欢他这样的性格。这在他那里好像是不成什么问题的。以我的性格和想象力，我大概永远不会领会他的处世方式。
我们两人显然在性格有很多不同。我比较喜欢骆驼的样子，但南湘源是狮子的性格。我在村里有“尊老爱幼”的好名声，他在家乡的名声显然不太好，至少属于有争议性的人物。南湘源并不看重这些，他似乎不在乎家乡的人对他的评价。他和我都属于背井离乡的人。离开家乡久了，就会有“思乡情绪”，但他好像没有。他偶尔会出入村里，偶尔会帮助家乡的人办事，也偶尔会痛斥家乡人的某种行为。他无论在哪里都愿意保持他的富有争议性的人格，他有自己的朋友，也有自己的敌人。狮子似乎从一生下来就有了自己的敌人。狮子在与敌人对峙的交锋中成全了自己的权力和意志。
我生性安静，“怕麻烦”，遇到不高兴的事情会比较长时间地闷闷不乐。南湘源不同，他不断会遇到挫折，或者灾难，甚至有些挫折和灾难是他自己亲手制造的。但他总会不断寻找新的提示，并随时打算重新出发。他有比较好的消化能力和受挫能力。
尼采说：“一口好牙，和一个健康的胃，这就是我对你的全部期待。”
我不知道，南湘源是不是已经接近这个期待？



4.2影响我的“重要他人”


1.胡老师和王老师
每个人的成长，总会受他人的影响。有些人的影响不怎么重要，是不怎么重要的他人；有些人的影响很重要，是“重要他人”。
“重要他人”可能是自己的父母、爱人或朋友，也可能是一个或几个老师。
就老师来说，也并不是所有的老师都是影响学生的“重要他人”。能够对学生的成长发生积极的重要影响的，往往是那些善于鼓励、赏识、宽容学生的老师。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遇到过不少“重要他人”。尤其在我遭遇“成长危险”的时候，这些“重要他人”把我从艰难中“拯救”出来。以前我母亲喜欢找算命的先生为我预算前程。据说，在我的人生的某个阶段，会遇到某些危难，但“在危难时有贵人相助”。母亲为此很感慨，很浓重地酬谢了算命的先生。
我不信算命先生的话语，但我知道，在我的经历中，确实总是有人帮助我度过难关。
小学的胡老师，是第一位帮助我的贵人。
小学三年级以前，我的成绩很糟糕，属于老师心目中的四个笨蛋之一。
我在小学三年级读了两年。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留级，也是最后一次留级。
被通知“留级”的感觉很糟，在周围的同学看来，几乎就是被“判刑”。后来看到报纸上报道某人被“判刑”一年，我立刻就想起“留级”这个词。
好像是在“散学典礼”后，一位姓赵的老师通知我“留级”；也可能是放假一个星期后，接到“成绩单”时，上面显示的结论是“留级”。有些细节我忘记了，但有一点我可以确定：得到通知的那天下很大的雨。那年夏天家乡连续下雨，四处都是雨水。那天我是淋着雨水回家的。别的同学都把凳子搬回家了，我没有拿我的凳子。大概是因为心情不好，没心思去搬那张凳子。
那张凳子是由一个大树桩做成的，用油漆漆成黄色，很结实。大树桩是父亲在屋后的菜园里挖出来的，然后拿到村里的张师傅（村里最有名的木匠）家请他做成凳子。在一个割麦子的季节，父亲从张师傅家里搬回那张凳子。我走过去，凳子差不多齐我的肩膀。
父亲说：“你下次上学时，就用这张凳子。”
那张凳子显然是全校最漂亮的凳子。我父亲知道我在学校地位不高，属“差生”。家里“成分”不好，整个家庭在村里的地位就很低，父亲由此差不多就可以判断我在学校的日子不会好过。我猜想父亲大概是希望用一张漂亮的凳子来提高他的儿子在学校的地位。
可惜，那张凳子我只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那年“留级”时，我把那张凳子也一同留在了那间教室。后来就再也没有见到那张凳子了。
我回家后，父亲虽然没怎么骂我，但那年我一直有一种很沉重的失败感。
直到第二个三年级的某一天，我忽然成了班上的英雄人物。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那天我们的数学老师去了亲戚家，学校的胡老师临时作为代课老师走进了我们的教室里。
胡老师是我的邻居。我们两家关系说不上好，但好像也不怎么差。
在那节课上，胡老师猛烈地鼓励我、赞赏我。（这可能是湖北人的毛病：湖北人一旦喜欢某个人，就猛烈地喜欢他。）
我呢？就开始猛烈地喜欢胡老师的样子，喜欢胡老师的数学课。
那天放学后，胡老师让我检查其他同学的作业，凡是经过我检查合格的，就可以回家。如果不合格，就留下来更正（你知道什么叫做“农奴翻身”吗）。那天晚上我把很多同学留在了教室（这叫“小人得志便猖狂”）。
几个星期后，胡老师推荐我参加全镇小学生数学竞赛。事先我并不知道这事，那天早晨我上学迟到了，没赶上出发的时间。远远地看见胡老师骑车带着两个学生离开了村庄。当时听说胡老师推荐了我，因为等不及了，才临时换了一个人。我心里虽然将信将疑，但莫名其妙地兴奋了整整一天。直到今天我都坚持：所谓好老师，就是能够让他的学生莫名其妙地兴奋整整一天的人；所谓坏老师，就是每隔一段时间总是让他的学生莫名其妙地痛苦整整一天的人。
自从遇上了胡老师，我后来的小学生活一路阳光雨露。考上大学后，每年回湖北老家，我都想去拜访胡老师。当然，至今也没怎么去拜访。后来总结出一条教育口号：你要是觉得哪个人对你好，你应该在第一时间勇敢地表达你对他的感激。哪怕是肉麻，也让他去麻吧。
我相信：当学生陷入自卑的深渊时，教育要么成为折磨虐待、落井下石的别名，要么成为拯救落难、维护尊严的义举。在我的人生道路上，胡老师是拯救、维护过我的人。
长期以来，我对胡老师一直心怀感激。直到今天，只要遇到姓胡的人，我立刻就有好感。后来我喜欢读胡适的书，敬仰胡适的人格魅力，可能潜意识里与胡老师有关。我一直认为中国近现代一百多年以来，鲁迅和胡适是两个可以并列的值得后人尊敬的学者和思想家。鲁迅深刻，但说话也尖刻。胡适在政治哲学领域和实证研究领域是泰斗，而且有人格魅力。鲁迅喜欢吵架，胡适很少和人吵架。遗憾的是，我曾经在北京大学校园看到过鲁迅的雕像，但四处寻找之后，找不到胡适的雕像，很失望。我要是做了“北大校长”，第一件事，就是做一个胡适的雕像，就放在鲁迅的对面，让他们两个人你看我，我看你，相互影响。
小学毕业后，我进了镇上的中学（施家港中学）。在中学，我遇到一位姓王的女老师。她教我们英语。
王老师中师毕业（那时中师是最好的“大学”，优秀的初中生考中师，成绩一般初中生读高中然后再考大学），常给我们讲她在中师时，总是早起，然后躲在操场外边的芦苇丛里读英语。在我的印象中，大学就是一个长芦苇的地方。1988年我到大学报到的第一天就去找芦苇，可惜没找到。王老师本人大概也没有想到，她说了那么一句话，竟然会成为我们考大学的原始推动力。她随意地讲那么一个生活事件，我们却当真。我的想象是：有那么一个大学，有那么一个大操场，不像我们中学是一个小操场。操场外面是一大片芦苇丛，一阵风吹过来，就可以看到有一群美女躲在芦苇丛里面读英语。这意味着一定要考上大学，否则就什么也看不到。
王老师很漂亮，准确地说，是很有女性的魅力。我坚信：能够拯救中国教育的一条基本的道路，是让很多美女当老师。我的这个想法其实是受了拉伯雷的启示，拉伯雷在《巨人传》里面就透露了修道院的规定：凡入修道院的人，均是容貌端丽、身材适度、秉性温良的女子和气宇轩昂、体格魁梧、秉性温良的男人。
由此看来我这样说其实并不是什么过分的事情。比较遗憾的问题是，现在还有多少美女在当老师？有些女老师看上去像个老板娘，就不像老师；有些男老师看上去像个“暴发户”。
一个老师是否美丽，其实也不在于肉体的可观，而在于他/她的精神气质是否动人。有些人看上去比较“华丽”，可实际上不过是一堆美丽的能够移动的肉；有些人看去上其貌不扬，却有精神气质。你一眼望去，就可以断定那是一个好人。
至少在我们的眼里，王老师是好老师。那时我们班里一帮男生都自不量力地暗地里喜欢她。自信一些的男生总是找借口往王老师的办公室里跑，比如问一个英语语法问题；去交作业；或者问她明天英语学什么内容。
王老师人长得飘飘然样子，教学却严谨。要是谁没有完成作业，她会生气。她的口头禅是“你们这帮鬼人！”她这样的女老师一旦生气，往往比男老师更有威力。于是我们班没有不按时完成她的作业的。
既暗地里喜欢老师，又明摆着充满敬畏。这里面好像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我们班的英语成绩总是超出别的班级一大截。
后来在填报高考志愿时，我们班很多同学报考了外语系。这里面自然有王老师的原因。
不过，除了王老师，还有另外一位很特别的老师也起了作用。
这位老师姓涂，男的。王老师之后，我们的英语老师是涂老师（涂老师走后，我们的英语老师是闵老师。我们很多同学现在还记得闵老师费了很多周折到仙桃市为我们购买听英语磁带的耳机）。
涂老师长得上齐下齐，粗脖子，圆腰，整个身子象个吹足了气的塑料袋。他的左腿好像有点毛病，走路总是一高一低的波动。班上有几个男生一致认为绝不是他的腿有问题，而是路不平。所以背后叫他“路老师”。
涂老师身体长得太圆满了，说话也就不灵巧，简直就笨嘴笨舌（他的嘴唇很厚，感觉比正常的比例大了一号）。这样的人竟然教我们英语，你说是不是很滑稽？
最初他一开口说英语，我们在下面就偷偷地笑。凡是我们笑的时候，他就很高兴，认为是他自己讲课幽默的效应。
他为什么自我感觉那么好，我们好长一段时间没弄明白。
但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们班上几乎每个同学都喜欢上这位白白胖胖的“路老师”了。这是事实。
事情也很简单。这位涂老师对我们好。
也说不上究竟对我们有什么好，可是全班同学分明都感觉涂老师对我们好。
比如，如果哪位同学上课开小差了，他会拿出一脸的治病救人的样子，说：“哎——我讲得这么好，你不听，就有点可惜了嘛。”
比如，班上有位同学上课总喜欢打瞌睡，他会走到他的身边，使劲地带着我们读英语。等到他醒了，涂老师就很满脸善良地怂恿他：“快，我们正在读这一段了，跟上！”
作为一个男老师，人又长得如此的厚重，对他的学生竟然如此的宽容。我们喜欢他。换了你，你如何能够不喜欢他？

2.金老师和陈老师
高中期间，语文和英语是我比较喜欢的学科，数学是我的噩梦。
其实我语文成绩并没有优势，只是比较喜欢看课外书，喜欢讲故事，所以一直对语文有好感。高一下学期班主任陈月明老师让我们自愿报名讲故事，我第一个上讲台讲《头大哥和阴到底》的故事，很风光了一段时间。后来陈老师在我的“成绩单”上给出评语是：“该生酷爱读书，语言幽默”。我祖父看到评语后狠狠地用怀疑的眼光望着我。因为我在他面前长期不怎么读书且面无表情。
因为受了初中王老师的影响，进了高中后，我的英语成绩在班上长期是数一数二。有一次期末英语考试全年级第一，这个特别的荣誉使我的高中生活充满光彩和莫名其妙的自信。后来我把这个办法迁移到所有学习上：比如先重点学一种球类运动（大学时重点学排球，经常和隔壁寝室的曹宗平风雨无阻地练排球），然后带动其他球类的学习（后来练过足球、乒乓球、羽毛球）；比如先重点学一个画种（大学时重点学水粉画），然后学其他画种（后来练过素描、水彩画、油画），等等。
从高一到高二，我长时期受数学的折磨。上数学课的时候，我往往会开小差，几乎没有完整地听过一节数学课。如果老师通知下个星期考数学，我一定会接连几天做噩梦。
对我来说，最痛苦的日子就感觉数学考试的日子一天天在逼近。现在只要遇到比较麻烦的事情，当天晚上就很容易做一种怪梦：我玩得比较开心，日子过得比较体面，但老师在讲数学课，我坐在教室里，显然不想听这样的课。我在数学课上看小说或者历史。同学们好像都在为数学考试做准备，我不做准备，我无法做准备。我怎么办呢？考场纪律可能会很严，我又不能偷看同学的答案，我怎么度过这场劫难呢？
做那样的梦实在太痛苦了。梦醒之后，我发现原本没有数学考试，一切都可以由我做主，不需要被逼迫参加那样的数学考试了。这时候，我就感觉生活是如此的美好，感觉自己实在是幸福的人。于是，接下来睡觉的时候，像过感恩节一样满怀感激。有时候会想：从现在开始，我要做慈善事业。
要不是在高三遇到一位善于归纳的金老师，我一定入不了大学。这位金老师是我们班主任的太太。学校安排她来教我们数学，我们班有几位同学一直不怎么服气，总觉得那样优雅的一位女士只适合“织毛衣”或者做一些买菜做饭之类的事情，她哪会解数学题呢？
现在想起来，金老师的办法其实很简单。她告诉我们说：数学题有一些为数不多的“母题”。所有的高考数学题都是这些“母题”的变化形式。你参加考试的时候，你遇到任何一道数学题，你就要立刻反应：这道题是由哪个母题变来的？
于是，整个高中三年级，我们都在和那些数学母题打交道。以前上数学课时，往往是一节课解一道数学例题。金老师也是差不多是这样，一节课只解一道“母题”。但在接下来的那几天里，她会给我们提供大量的关于这个“母题”的变化试题。她给我们解释：这个母题改变了一个条件，变成了1985年的高考数学题，这个母题改变了另一个条件，又变成了1987年的高考数学题。
如果数学真的像她说得那样简单，那数学还有什么可怕呢？
我不知道其他同学是否喜欢金老师的这个办法，我知道，我喜欢。1988年我参加高考时数学成绩意外地获得高分，固然是因为那年的高考数学试题出奇地简单。但是，我敢说，即使那年的高考数学试题不那么简单，我的数学考试成绩也不会太低。至于后来我为什么还是做数学考试的噩梦，我估计与心理学上说的“童年记忆”有关。
后来，我看到一本数学教育的专著，是美国数学家波利亚的《怎样解题》。我觉得金老师的办法和波利亚的想法很接近。
在这本书中，波利亚提出了一个“怎样解题表”。按照我的理解，波利亚的“怎样解题”的秘密是“猜想”（plausible reasoning，也译为“合情推理”），也因此波利亚在发表《怎样解题》之后再次以《数学与猜想》为主题专门讨论了“怎样解题”的问题。遗憾的是，现在人们在提倡学生解题时，很容易丢掉“猜想”。
有效的“猜想”是寻找题型之间的相似性，波利亚有时称之为“类比”（analogy）。反过来说，“猜想”就是用“类比”的方式寻找题型之间的相似性。“类比”是思考“怎样解题”的关键。
“类比”作为一个关键词，实际上已经隐含在波利亚设计的著名的“怎样解题表”中。这张表看起来并不简洁明了，有些地方甚至显得重复罗嗦，但它却道出了《怎样解题》整本书的秘密，这个秘密就是“类比”。
“类比”的基本方式是寻找题型之间的“相似性”或“归类”。对于某个正在解题的学生来说，“如果他能把他的问题归类，识别其类型，把它列入他的课本中的某一章中，他就取得了一些进展。这使他可以回忆自己已经学过的解这类问题的方法。”波利亚认为，“这是什么类型的问题”将有助于“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问题的类型能提示解法的类型”。
也有研究者认为“领悟和运用类比是数学创造的主要机制。类比在数学学习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在学校里很少实际使用。我们可以把学生的各种活动引向对给定情境所作的特定的类比，引向从一种情境向另一种情境的类比而被理解的情境过渡，引向一般化，引向假设，引向新的问题等。”
后来我和广东教育学院的施铁如先生一起到番禺做行动研究，施教授专门做过有关“问题类型”的辨认实验研究。他的实验研究结果是：“能否顺利解决问题，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是否能正确辨认问题的模式。”“解代数方程应用题先要从问题中看出某种熟悉的东西——我们称之为模式的特定关系或结构，然后以此为索引，唤起相应的解题方法，作出解答。辨认的正确与否决定着所提取的方法合适与否，从而也决定着解题结果的正确与否。”当然，类型辨认（模式辨认）的训练“不应该是内容单一的题目的简单重复，而应该注意题目的变式。因为解决问题主要依赖于对课题结构关系的掌握，而不是对具体情境的了解。只有经常变换课题的具体情境，在不同的情境中展现同一结构关系，学生才不会被具体情境所迷惑。”
人们在谈论“新旧知识的关系”时，习惯于将学习者的“原有知识”作为某种总体性的知识结构，学习就是“新知识”与这种“总体结构”以“同化”或“顺应”的方式发生联系。这样解释并不完全错误，但实际上学习者在学习“新知识”时，“新知识”并不直接与“总体结构”发生联系，更多的是直接与原有的知识体系中的“类型结构”发生联系，并与原有的“类型结构”之间发生“同化”或“顺应”（尽管也间接地与“总体结构”发生联系）。如果说以前人们对“学习”的定义是“新知识与原有知识之间的同化或者顺应”，那么波利亚所强调的“类比”重新将“学习”定义为“新知识与原有的某类知识之间发生同化或顺应”。
看来“类比”在波利亚的数学教育思想中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在整个“怎样解题”的体系中，波利亚热忱地倡导“类比”（以及以之相关的“合情推理”或“猜想”），呼吁并亲自实践了引导学生“主动学习”（以及与之相关的“探索法”），这使“怎样解题”体系具有经典性意义，“波利亚风格”、“波利亚方法”在美国一度流行。
按照我的理解，“金老师办法”与“波利亚方法”，大体是一致的。

3.“特级教师”的绝招
我读中学（施港初级中学）时，遇到过一位姓颜的老师。这个老师有一个嗜好：他喜欢打学生，而且往死里打。
有一天早晨他来照看我们早读。他在走廊穿梭时，有一位男同学趁他转身的那一刻在他的背后做了一个拳击的动作。颜老师察觉到背后有人做了动作，转身厉声追问：“是谁？”
我们都看书，不说话。他愤怒了，大声吼叫：“到底是谁？你们要是不说出来，你们这两个组的所有人都跪到讲台上去！”
我们比较害怕了，但还是没有人说出真相。颜老师忽然转换口气，他诱导我们说：“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谁做了动作请主动承认。你要是主动承认了，我不打你。要是别人揭发出来了，我打死你！”
颜老师承诺了“我不打你”之后，那位做拳击动作的同学战战兢兢地站起来。
颜老师问：“是你做的动作吗？”
那位同学说：“是的。”
颜老师喊：“你站出来”。
那位同学移到走廊，颜老师突然挥动右掌，“啪”的一下狠狠地打了那位同学的左脸。
那位男同学号啕大哭，一边哭一边委屈地喊：“你说话不算数，你说我要是主动承认了你就不打我的，我主动承认了你为什么还是打我？”
颜老师怒气未消，口中骂：“你还争辩？”再抬起脚朝那位同学的膝盖踢过去。那位可怜的同学被踢到墙角，赶紧拿手捂住，再也不出声。
他的这个办法看来比较有效。自那以后，我们班再没人敢在他背后做怪动作。我们全班同学尽可能按照他的意志循规蹈矩。可是，后来还是有一件事惹他生气了。那天早晨吃饭后（早自习后住校的学生吃早饭，米饭装在一个大饭盆里，大概四个人分吃一盆饭），负责洗饭盆的“值日”秩序搞混乱了，不知道那天该谁“值日”，六七个饭盆散乱地堆在讲桌上。第一节课是王老师的英语课。王老师向来对我们好，我们不怎么怕她。她走进教室后发现那么多饭盆堆在讲桌上，她比较生气，一言不发，退出教室，回去了。大概十分钟后，颜老师（他是我们的班主任）来到教室。颜老师问：“今天是谁值日？”没人应声。颜老师又问：“谁把这些饭盒拿去洗了！”我那时是班长，赶紧站起来，走到讲台那里去收拾那些饭盒。颜老师压低音量发出吼声：“今天在教室里吃饭的男同学都站到讲台上来！”等我拿着那些饭盒要离开教室时，忽然听到颜老师大喊一声：“跪下！”那几个可怜的男同学犹豫了几秒钟之后，羞愧地跪在讲台上。
那时并不知道老师不可以体罚学生的道理，也没人敢跟颜老师讲道理。老实说，我们并不恨他，我们只是惧怕他。只要他出现在教室门口，教室里所有同学立刻肃静。
我们惧怕他，并几乎原谅了他的粗暴，其中还有一个原因是，颜老师有两个绝招：
颜老师的第一个绝招是他能够写一手好字。在我们看来，他的钢笔字、毛笔字、粉笔字是我们所见到的最好的艺术。他曾专门辅导过一位姓谢的同学练钢笔字，那位姓谢的同学钢笔字后来在全校颇有名气。他专门辅导过一位姓万的同学练毛笔字。那位姓万的同学有一幅书法作品悬挂到镇“文化站”的展览室。那幅作品只有四个字：风华正茂。这四个字实际上也就是颜老师教我们书法时惯用的例子。颜老师教我们练书法历时四个多月，可总共只教了五个字。除了“风华正茂”之外，还有一个“永”字。后来我进了高中、大学，见到有人练书法，我就拿起毛笔来写“风华正茂”这四个字。我的毛笔字水平一般，但这四个字偶尔能唬住周围的某些人。
颜老师的第二个绝招是他有神奇的记忆力。这个人上课时从不拿课本进教室。他进教室后的第一句话往往是：诸位（那时只有他一个人这样称呼我们，我们总觉得“诸位”与“猪位”同音，是骂人的词语，后来竟然慢慢地对这个词有特别的感情），今天我们学《石钟山记》。然后就开始当着全班学生的面抬头挺胸地背诵课文。
我们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见过能够背诵整篇课文的老师。每次遇到颜老师背诵课文，我们就很紧张：赶紧把书打开，紧紧地盯住课本，看他哪个地方背诵错了。如果哪个地方错了一个字，我们就很开心。心里想着“啊，你也有今天”。这样持续了一个学期，颜老师背诵课文很少出错，只有一次例外：他背到中间，卡住了。他红着脸看我们，我们故意看书本，不理他。他满脸通红，顿失威严，但后来又接着上去了。
这个人比较奇怪，有文人才气，却没有文人的长相。身子魁梧，满脸白肉，与一般教师的样式绝然不同。他比较符合陶行知期望的标准：骨骼硬朗，力气大，有“农夫的身手”。一次颜老师在学校的一个土坡上教我们如何用正确的姿势扔铅球，被路过的青年农民看到。那青年摇头说：“扔那玩意还讲究什么姿势，甩出去不就行了？”颜老师挑战说：“我们比比？”那青年走下土坡，抓起那只铅球，大喊大叫地将铅球甩出去。轮到颜老师，他并不用足够的力气，轻轻地将铅球旋转到很远的地带。那青年见状，说了一句话：“你是老师，还是老师厉害！”
颜老师确实比较厉害，他有绝招。我所理解的“特级教师”，是那些有绝招（有特殊本领）的老师。这样的教师不见得能够赢得所有学生、所有家长、所有同事和所有校长的认同，但他一定身怀绝技，有教育绝招。
颜老师教了我们一个学期的课。后来他调到镇上的另外一个学校去了。他走的那天晚上，我在学校食堂发现他和另外一个语文老师（那是我们初中的第一任语文老师）在一起喝酒。我进食堂的时候，正遇到他们两人猛烈地争吵。远远地，我听见颜老师大声喊：“你跟我斗？你信不信，我把你拧起来，扔到窗户外面去？”
颜老师走后，我们的语文老师是另外一个男老师。一年后，据说因为“桃色”事件，那个男老师又调走了。那个“桃色”老师走后，我们的语文老师由以前教我们政治课的老师接任。
你看，我在初中一共遇到四位语文老师。在这些语文老师中，颜老师教我们的时间最短，也最特别。
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调走。我估计，像这样特别的老师，在一个地方总不会呆得太久。如果你看过《死亡诗社》（Dead Poets Sociaty）这部电影，你就知道为什么这样的老师不可能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地停留。
后来我听崔健的歌，最喜欢听他唱《假行僧》：

我要从南走到北
我还要从白走到黑
我要人们都看到我
但不知道我是谁
假如你看我有点累
就请你给我倒碗水
假如你已经爱上我
就请你吻我的嘴
我有这双脚我有这双腿
我有这千山和万水
我要这所有的所有
但不要恨和悔
要爱上我就别怕后悔
总有一天我要远走高飞
我不想留在一个地方
也不想有人跟随
我要从南走到北
我还要从白走到黑
我要人们都看到我
但不知道我是谁
我只想看到你长得美
但不想知道你在受罪
我想要得到天上的水
但不是你的泪
我不愿相信真的有魔鬼
也不愿与任何人作对
你别想知道我到底是谁
也别想看到我的虚伪
嘞嘞……




4.3“赏识”还是“训斥”


1.“不过如此”
教师的不同态度，演绎出学生在学校里的不同学业成绩，甚至决定了学生不同的生存状况。看过一本书：《不过如此》。书里面有一个故事，很类似我所经历的小学生活：
王老师教语文，也是班主任。
我的第一篇作文被王老师大加赞赏，她尤其欣赏这一句：运动员像离弦的箭一样……（这句话尚可以赞赏，比较令人难受的句子是：“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括弧里的话是刘良华的解释，以下同）
后来才知道，这不过是个套路而已。
但是如果不是赞扬，而是一顿批评呢？孩子的自信心通常是被夸奖出来的。（尽管我相信“没有惩罚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这句话，但我更相信：没有赏识和夸奖，就没有健全的人格。）
……
王老师教了我一年，移交给下一任老师时，她的评语是，该生至今未发现有任何缺点。（这个评语也实在太高了一点。但我更看重的是这个评语背后蕴涵的教师的个性和教师对学生抑制不住的骄傲）这为下一任老师修理我，留下了把柄。
这位年轻力壮的女老师一接手，就咬着牙根对我说，听说你红得发紫，这回我给你正正颜色。（我不知道为什么，女老师曾经是面带微笑的人间天使，现在似乎普遍比较凶。）
我倒也配合，大概是到了发育的年龄，我整天想入非非，经常盯着黑板发愣。数学老师把教鞭指向右边又指向左边，全班同学的头都左右摇摆，只有我岿然不动。于是他掰了一小段粉笔，准确无误地砸在我脸上。（我在小学时也遇到类似是一位数学老师。他好像从来不注意我，可是呢，一旦我开小差，他就很高兴，拿一段粉笔扔过来。几乎每次都正好砸在我的鼻梁上。这位老师比较幽默，每次砸到我的鼻梁之后，他就会一脸严肃地感叹：啊，很准！）
数学老师说，你把全班学生的脸都丢尽了。
嗷，全班一片欢呼，几个后进生张开双臂，欢迎我加入他们的队伍。
从此我数学一落千张，患上数学恐怖症。
高考结束，我的第一个念头是，从此再不和数学打交道了。
38岁生日前一天，我从噩梦中醒来，心狂跳不止，刚才又梦见数学考试了。水池有一个进水管，5小时可注满，池底有一个出水管，8小时可以放完满池的水。如果同时开进水管和出水管，那么多少小时可以把空池注满？
呸，神经吧，你到底想注水还是想放水？（我的同龄人几乎都受过这个难题的折磨。可气的是，我们越是害怕这道题，我们的数学老师越喜欢拿它来做公开课的主题。公开课本来就紧张，遇到这样的题目就立刻有眩晕感。我头晕的原因不是担心注水还是放水的问题，无论注水还是放水我都同意，我只是不知道老师说“一个水池里的水可以用1来表示”是什么意思。其实，这道题我到现在也不会解答，我也不知道现在我的同龄人有多少人能够解答这道题。我曾经问过北京大学的一位朋友怎样解这道题。他说：这还不简单？1/5减1/8不就可以了么？我当时很惭愧，那么简单的问题，竟然折磨了我20多年的时间。可是，回家之后，我忽然发现1/5减1/8不对劲，凭直觉就知道那个答案不对。后来再请教某个数学老师，他告诉我，1/5减1/8只对了一半，还差一个步骤。这道题看来并不简单。）
有一天我去自由市场买西瓜，人们用手指指点点，这不是《实话实说》吗。我停在一个西瓜摊前，小贩乐得眉开眼笑，崔哥，我给你挑一个大的。一共是7斤6两4，一斤是1块1毛5，崔哥，你说是多少钱？（这道题其实并不难，难的是这个崔哥没有学过“新课程”。传统的数学无一例外地追求严密、精确；“新课程”的数学教学强调大众数学、生活数学并由此而重视“估算”。你看，把7斤6两4看作8斤，把1块1毛5看作1块1，不就是8块8左右嘛。福建师范大学的一位教授曾经跟我抱怨说“最烦到菜市场去买菜”。我问为什么，他说“算不清楚。总担心被小商贩骗了”。我说我从来不担心这个问题。他说“我现在也不担心了，我想了一个好办法”。我问题有什么好办法。他竟然说：“每次我冲进菜市场，一边走一边喊：萝卜1斤，白菜1斤，排骨1斤。然后再倒回来给他们钱。”我问：“为什么都买1斤？”这位教授说：“好算帐！”我很惊讶，我知道我是不会用他的这个办法的。我买菜的时候问：“白菜怎么卖？”那人说“1块9。”我就再问：“能不能2块钱1斤？”那些卖白菜的人总是像观看神经病人似的看着我，然后说“可以！”）
我忽然失去控制，大吼一声，少废话！
抱歉！
对我来说，数学是疮疤，数学是泪痕，数学是老寒腿，数学是类风湿，数学是股骨头坏死，数学是心肌缺血，数学是中风……。
当数学是灾难时，它什么都是，就不是数学。
所以我请求各位师长手下留情，您不经意的一句话、一个举动或许会了断学生的一门心思，让他的生命走廊中少开一扇窗户。

2.不用扬鞭自奋蹄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有离家出走和反抗家长的经历，但我相信每个人都曾经渴望离家出走和反抗家长。
我曾经认为反抗家长、离家出走是邪恶的念头，后来读了一些“成长小说”之后，发现反抗家长和离家出走几乎是每个人必须经历的成长仪式。
我的第一次正式地“离家出走”是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我从读初中开始，就成为学校的“住校生”，此后形成惯例，整个初中和高中生活一直过独立的生活。
其实我读初中时，学校原本离我们家并不远，村里其他很多同学都选择了“走读”。但我迫切希望离开家。我向母亲说：“老师建议住校”（老师的原话是“可以住校，也可以走读”）。母亲知道我心里是想离家过自由的生活。她并不犹豫，当天上午就为我准备了很体面的“铺盖行李”和一罐头“酱菜”，下午我就成为学校很少的几个住校生之一。
在我的印象中，母亲隐约还有一种想法：好像我一旦成为“住校生”，就成为正式的“读书人”，延续了祖父的传统。我知道我母亲一直希望我延续祖父的传统。虽然我祖父每次三言两语地讲儒家伦理道德尤其讲“三从四德”的妇道时，她就反感，但她心里一直敬畏读书人，这是不用怀疑的。
我用“住校”的方式实现了我“离家出走”的愿望。这次离家出走对我影响很大。我的独立生活习惯、独立思考习惯、独立学习习惯几乎在“住校”期间养成。当然，我跟伙伴们“赌博”的习惯、“打架”的习惯、到街头电影院“看电影”的习惯、到江边看“洪水”的习惯也在这个时候养成的。
自从离家之后，就迅速地学会了独当一面、独立决策。可是，“离家出走”之后，总得回来。一旦重新返回家里，又成为一个没有独立人格的“小孩”。可见光有“离家出走”不足以构成“成长仪式”。完整的“成长仪式”除了离家出走之外，往往伴随着“反抗父亲”。
我并不需要反抗父亲，因为我父亲在家里几乎不掌权，家政大权由祖父掌管。后来我看电视剧《大宅门》，每日追踪收看，这里面有一部分热情来自对“大宅门”里面的家庭结构和家庭权力关系的好奇与迷恋。
这种权力关系导致我和父亲一直和平相处，却和祖父一直敌对。那次和祖父吵架之后，我大体完成了我的成长仪式。所谓成长仪式，往往意味着不同程度的“权力移交”。
我们村里还有另外的权力移交方式，比如忽然有一天儿子和父亲发生严重的争执，儿子出手把父亲揍一顿。第二天父亲就一半是不满，一半是骄傲地向邻居宣布：妈的，儿子昨天把我揍了一顿，这个家我没法管了。以后，邻居有事要相互商量时，就去征求那家儿子的意见。
比较和平的权力移交是用吵架的方式“闹翻”。有一个古老的闹翻的场面在村里不断重复：
父亲大喊：“你想造反？”
儿子喊声更大：“没想造反！你就是错了！你糊涂！”
一个家长都老得让儿子感觉“糊涂”了，也就逐步放手，让儿子当家去。
在我们家，祖父一直给我们讲“忠孝廉耻”，也讲“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他读了很多儒家的书，是村里的读书较多的人。所以我们“后人”（“后人”是祖父喜欢使用的词）虽然偶尔对他不满，但也不愿意成为不孝的“后人”，落一个可耻的骂名。这些因素可能起了作用，我的“反抗家长”的仪式于是显得内刚而外柔。
既“反抗家长”，又“离家出走”，这就意味着这个人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雾都孤儿”。独立之后，我遇到的难题不再是面对“家长”，而是面对“世界”，而且不得不独自地面对“世界”。
在“住校”的那个“世界”中，学生和学生之间关系，表面上是“同学”、“同窗”，实际上是一个充满了“政治意义”、“经济意义”、“军事意义”的完整的世界。
在这样的“世界”中，学生和学生之间的交往和冲突，也大体按照“国际交往”规则和“国际冲突”模型展开。
最大的冲突，也还是“谁说了算”的权力问题。学生的权力（相当于“政治地位”）常常来自“考试实力”（相当于“经济实力”）和“身体力量”（相当于“军事实力”）两者的换算与折合（偶尔也有家庭因素）。我因在小学有留级的经历，在初中时明显有身体上的优势，所以迅速成为班长。可是我成绩时好时坏，不那么稳定，后来班上又多了几个留级的插班生。这导致我在班上的地位经常受到冲击。我在中学与同学发生过几次斗殴事件，均与此相关。
为了赢得支持，我的身边开始聚拢一帮朋友。我的朋友最初呈现为身体力量上的“盟友”。再后来，我不再参与班级的权力之争，我的朋友逐渐转换为“同伴文化”意义上的君子之交。
我个人的理解是：就“成长”而言，在“反抗家长”、“离家出走”之后，“朋友”是影响我的成长的关键元素。
每个孩子的成长，迟早都会发生“反抗家长”和“离家出走”的事件。“反抗家长”和“离家出走”并不可怕，它原本属于正常的“成长事件”和“成长仪式”。可是，“反抗家长”和“离家出走”之后，接下来孩子遇到什么样的“同伴”和“朋友”，这就成为另一个重要的事件。孩子离开了父母意味着暂时离开了那个“家庭文化”。失去了“家庭文化”的影响之后，孩子将遇到什么样的“同伴文化”，就成为“成长”的关键链条。
可是，如果年轻人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如果学校的“同伴文化”过于恶劣，“住校”就是一件很冒险的事情。
在“住校”的那段日子了，我们几个喜欢“赌博”的同学开始聚集。白天上课，晚上赌博。我的堂兄利用扑克牌的天然的记号，发明了一个赌博制胜的技巧。所以，每次赌博，我总是赢钱。那些同学没钱了，就开始输饭票。后来，饭票也输光了，就向我借钱。我从小看《水浒传》，知道做大事的人，必须像“及时雨”宋江那样“乐善好施”。在同学输光之后，我会把部分饭票和钱借给他们。他们借了我的饭票和钱之后，就拥戴我做班长。从初中一年级到三年级，我一直是班长。
可是，终于有一天，赌博的事被校长发现了。每到星期天，学校的林校长就回家看他的太太。我们班有一个姓曾的同学，是林校长的外甥。在星期天的晚上，林校长离开学校之后，那位姓曾的同学就带我们到校长办公室去赌博。可是，林校长那个星期天离开学校之后，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又返回了学校。他来到他的办公室，他看到了他不该看到的一切。
第二天，星期一的上午，全校停课，学校开“批判大会”。我们几个赌博的同学，被命令跪在主席台上。天啦，我人生中第一次受这样的羞辱。我并不怕老师，也不怕校长，我怕的是我的同村的同学。他们回家之后，必向他们的父母报告学校里发生的新闻。他们的父母，必向我的家人打听、证实。我担心我的祖父知道之后，他会辱骂我。但这并不是我最担心的，我最担心的问题是：我母亲知道这件事之后，她会极度难过。在我母亲看来，她的儿子将来是要考大学、做大官的。自从得到了算命先生的预测之后，她一直对此深信不疑。我怎么向我的母亲交代呢？如果村里人都知道我在学校赌博、下跪，村里人会怎么看我的母亲呢？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一直住在学校，没有回家。直到暑假，我回家了。就在回家的那天晚上，我借助灯光模仿徐悲鸿的奔马图，在书房的墙壁上画了一匹“奔马”。在“奔马”的前方，写了一行字：“不用扬鞭自奋蹄”。
我开始设计我的暑假生活，我从高年级的同学那里借来了初中二年级的语文、数学、外语、物理课本，我打算利用这个暑假，利用我的自学，超过其他所有同学。那年村里通电了，晚上我经常站在电灯下面看书。我母亲不时地提醒我：良华，注意休息，不要弄坏了身体。我祖父则提醒我母亲说：你以为他在看什么书？他在看琼瑶的小说。祖父说对了，我的确看过琼瑶小说，但那年暑假，我看的全是课本。语文课本读得很快，几乎没有什么“生字”；数学课本读起来有些困难，但还是能够理解很多例题。英语课本是我最喜欢的，我喜欢英语单词和英语语法。最难的是物理，实在看不懂，但我有信心，开学之后，听物理老师讲课，我就能够理解。我也相信，开学之后，我是全班最好的。事实上，开学之后，我不是最好的。有一个姓司马的同学，他仍然是全班最好的，我第二好。可是，不久，那位姓司马的同学转学了，有一段时间，我真的成了全班最好的。
自从那年暑假，自从我在书房的墙壁上画了那匹“奔马”图，写了“不用扬鞭自奋蹄”，我就建立了自学的信心和自学的习惯。从初中二年级开始，我很少听老师讲课，我一直在自学。
现在，那幅画和那几个字依然在书房的墙上。我母亲曾经想把旧房子拆了，重新建房，我立即阻止。
母亲问“为什么”。
我说：“这间房以后会成为名人故居的。”
母亲虽嗤之以鼻，但从此不敢再提建房的事。



5.大学的故事



5.1我们的外籍老师Debbie


我大学学的专业是“英语教育”。我喜欢学英语。高考结束后，我最开心的是：好了，从此解放了，以后可以不学那个讨厌的数学了，可以学我最喜欢的英语了。
我高中时最喜欢英语、语文和历史。我一直害怕数学，小学三年级时遇到一位胡老师，他让我对数学有些好感，这种感觉后来又遗失了。高三时遇到一位金老师，她很善于“归纳”，高考前，我相信数学考试不会超出她归纳的模式，这使我对数学不再那么焦虑，但我对数学仍然没有什么兴趣。我所有的兴趣，几乎都与“语言和文学”有关：语文自然是语言和文学，外语也是语言和文学，历史在我看来也还是语言和文学，像小说。
拿了大学入学通知书，去大学报到的时候，我什么书都不带，就拿了一本《新英汉词典》。我的理想是，把《新英汉词典》弄明白了，就能够成为外语系一流的学生。可惜，后来，这本词典弄丢了，我的英语理想也弄丢了。
我在湖北师范学院读书时，学校的学生大概只有3500人，相当于现在的一个中学。我对学校期望原本不高,“无论在哪里，一切靠自己”，这是我祖父传给我的基本精神。
那时学校办学条件显然不好（去年我回去时，发现那里已经发生不可思议的变化）。外语系设在一个比较破旧的小楼里。唯一能够提醒我们“这是外语系”的标志是：学校为我们这个年级聘请了一位优秀的外籍教师Debbie。
并不是所有的外籍教师都是优秀的，但Debbie是名副其实的优秀教师。她教我们“口语”。
Debbie的教学的第一个魅力是：不是讲英语知识，而是传播英语文化。她给我们推荐的教材是蓝色封面的“走遍美国”。里面大量地介绍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与节日风情。在Debbie的课堂上，我们开始养成“准时到达”、“兑现承诺”、早晨见面一定要说“早上好”、向帮助自己的人说“谢谢”、自己犯错之后一定要说“对不起”、别人送来礼物时要“当面拆开”等等习惯。她曾经给我们做过关于“英语国家的节日”、“美国学生的性教育”等专题讲座。她赞赏她所接受的美国文化。1989年3月8日，为庆祝妇女节，学校给全校的女老师和女学生提供电影票。可是，当天下午，看完电影之后，Debbie怒气冲冲地出现在教室。她花了将近15分钟的时间用来表达她的愤怒。具体的原因是：她看到中国人拍的电影中有贬低、诋毁美国人的镜头。
Debbie的教学的第二个魅力是：尽可能为学生提供丰富而有趣的教材。尽管有确定的教材，但她几乎每节课都会拎一个大袋子，那个大袋子有她临时印制的“补充材料”或“教具”。上课的时候，她总会给我们提供新的材料。那时复印机并不普及，也不发达，我不知道她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后来我在给中学生、本科生或研究生上课时，我也重视给学生提供材料，这受了Debbie的影响。
Debbie的教学的第三个魅力是：尽可能使教学游戏化。她几乎每节课都会安排游戏，让我们在游戏活动中用英语相互交流我们的感想和喜悦。有时她会挑起有争议的话题，让我们用英语相互辩论。可惜，那时我英语口语水平一般，我总是感觉有很多话说，但说不出来。
我们寝室几乎每个男生都敬畏Debbie。我们对Debbie有那么多的好感并不是因为她是外籍教师，真实的原因是：Debbie很注意自己的言行，几乎在所有行为细节上显示出“师德高尚”的精神气质。
在我们班上，Debbie比较喜欢的人是Peter（熊比得）。据我观察，那是因为Peter在班上最厚道。在这点上Debbie和所有中国人（尤其是湖北人）几乎相同：越是自以为是的人，就越喜欢别人厚道。在我们班上，Peter是最厚道同学，Debbie最喜欢他，我也最喜欢他。我曾经反思我为什么最喜欢Peter，我的结论是：我是自以为是的人，Peter不是，他厚道。
后来Debbie做了一件事情“得罪”了我们，我们很失落。有一段时间有一个男青年到我们班上来听Debbie上课。几个月后，Debbie宣布和这个男青年恋爱了。我们班很多同学一度为此事愤怒，至少我们寝室的男生好长一段时间不怎么谈论Debbie。
一年之后，Debbie带着那个男青年去美国了。
Debbie走了，Peter还在。



5.2朋友与义人

1.关于朋友的几个词语
在中学时，我和姚明是同学。进入大学之后，我们的友谊快速发展。
姚明最大的特点是随时愿意帮助他人。我也帮助过很多人，在这点上我和姚明是一致的。但事实上我很少帮姚明做过什么事。姚明帮助过我，我帮助别人，只有一次例外。那年春节期间，姚明不在家，我代替他去谢仁乡（我家属于施港乡）看望他年迈的父母。
姚明和我的交往与几个词语相关。
第一个词语是“过河”。在湖北的乡村，春末夏初是割麦插禾的季节，那时往往阴雨天和晴天交替，雨水很多。那个周末我和姚明一起回家，然后一起返校。在回家的路上要经过一条因暴雨而涨水的水沟，需要卷起裤管涉水过河。我前几天右脚受伤，不能下水。姚明动作快，他先下水，建议我不必脱鞋，他背我过去。第二天他先到我家，然后我们一起返校，途中他复制前一天的做法，背我过河。自此，“过河”这个词语和情境对我来说有了独特的意义。后来我到中小学听课时，对中小学课本中有关“过河”（包括“小马过河”）的情境一直比较敏感。
第二个词语是“磁带”。高中一年级时他从他哥哥（他哥哥是军）家里拿来几盘“鹦鹉牌”的空白磁带作为我的生日礼物送给我，让我复制英语课本的录音。我第一次见到空白磁带，视若珍宝。后来他又到商店买回几盘空白磁带。事实上这些磁带当时并没什么用处，因为我可以直接借用英语老师的原版磁带，不需要复制。可是等到高中三年级时，这些磁带派上了用场。那年闵老师从仙桃市买来一批耳机（他克服了一些障碍和非议，“自费”乘车去买那些耳机），从我们班挑出一帮人天天听录音，准备报考“外语专业”。据说那年报考外语专业时要求有“听力测试”作为参考分。别的同学只是听老师提供的录音，我因为有空白磁带，翻录了另外的资料。这对我后来报考外语系起了作用。
第三个词语是“呕吐”。高中毕业后，姚明进了湖北中医学院针灸系，我到了湖北师范学院外语系。寒暑假回家时，我往往会到他的学校住一个晚上。那天在车上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一路寒风，到他那里时已经很晚。他先带我去吃夜宵，炒了一盘虾，喝啤酒，然后回到他的宿舍睡觉。可能那盘虾有些问题，半夜时，感觉胃痛，剧烈呕吐。姚明的寝室里共住6个人，他的床铺是上铺。从上铺往下喷射式地呕吐，整个寝室立刻弥漫难闻的气味。姚明翻身起床，赶紧收拾。我很快入睡，第二天早晨起床时，寝室已经恢复原先的秩序。我只发现我鞋子湿了，经过了冲洗。
第四个词语是“寄钱”。大学毕业后我到西南师范大学继续“读书”，姚明到一家油田医院工作。那时他的工资不多，大概每月300元。他不定期地给我寄钱。有一次寄了400元，他说是医院下发的奖金。那年我回家过春节，他到我家，亲手给了一百多元（面额为十元的崭新的纸币）。几天后我带着这些钱到镇上把祖父取回来。祖父打麻将输了钱，欠了别人的赌资和房租。
第五个词语是“中医”。他的专业是“中医学”，每次聚在一起，他都会给我讲一些浅近的中医学知识和他所崇拜的老子哲学。他带我进入过他们学校的解剖室，让我观察那些已经被解剖的尸体。他带我去听过中医学的课，我一直向往那样的课堂和那样的主题。姚明说我适合学医，他是对的，我每次在他的学校都不想离开，我自己知道我是那样的迷恋医学。有一年暑假我把他的《中医学》课本借来阅读。整个暑假我都在读那本书，我阅读后做了详细的笔记。后来我到中山医科大学大学工作，这与姚明对我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第六个词语是“分离”。自从1995年我们聚会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面。他一直在湖北，我从重庆到广州，再从广州到上海，从上海返回广州。十几年了，我们没有见面，没有写信，没有电话问候。可是，如果哪一天我们突然见面了，我们仍然会把对方当作自己最好的朋友。我们的交往，是因为我们彼此欣赏对方，没有任何功利。如果有人把两个男人之间的彼此欣赏称为“同性恋”，那么，我会深深地敬畏这个词语。

2.我的朋友熊彼特
Peter在我看来是个“义人”。他家里比较困难，但他好象从来不为钱的问题操心。倒是在我遇到难题的时候，他就拿出钱来请我喝啤酒。他可以拿钱很大方地帮助朋友，但他自己吃饭、穿衣一律简单。毕业那年，我们寝室很多同学都买了正式的“西服”，为实习做准备。Peter花30元也买了一件西服。可是，买回来之后，他穿了几次，总觉得那件西服穿在身上不自在，想退回去。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不该用父母的钱买这么贵重的西服。”我问“有多贵重？30元钱的西服是最便宜的。”他厉声宣布：“30元也太贵了。”他让我陪他去退衣服，我恨恨地拒绝，他一个人拿去退了。
临近毕业的一天晚上，Peter很神秘地带我去萧然老师家，叮嘱我“穿上胶鞋”。我问“干什么”，他说“你去了就知道了。”
进屋后，萧然老师说：“我们去青山湖砍竹子。怕不怕？”我对这些事情比较感兴趣，立刻表态“不怕”。我和Peter各自拿一把砍刀，萧然老师拿着一支长长的手电筒，走进青山湖。
青山湖就在湖北师范学院的边上（后来划归学校了）。山里死沉沉的安静，薄薄的雾气在树干之间穿动，像是神出鬼没的地方。周围完全漆黑，手电筒只能照亮一小块地方。萧然老师自己有些害怕了，他拿手电筒不断往上空和远处照射。
这个萧然老师也太笨了，当他拿手电筒四处晃动的时候，忽然有人大喊一声：“你们干什么？站住！”我们赶紧站住。萧然老师熄了手电筒，将我和Peter手中的砍刀藏到杂草丛里。
那些人走过来，都穿着制服，他们说是“青山湖保安室”的人。
他们问：“你们来这干什么？”
萧然老师说：“来跳舞。”我和Peter赶紧跟着说：“对，来跳舞的。”
他们问：“舞场早就结束了，这么晚来跳什么舞？”
萧然老师说：“我们不知道已经结束了。”
他们看我穿着胶鞋，指着我问：“有穿胶鞋跳舞的吗？”
萧然老师说“他就喜欢穿胶鞋跳舞。”那些人比较生气，就押送我们到保安室。保安室有很多人，他们把我们三个人分开，每人一间屋子，隔离审查。
负责审问我的是两个人，一胖一瘦。胖子负责审问，瘦子只是旁观。胖子问：“你哪个单位的？”我说：“没单位。”胖子问：“你们来这干什么？”我说：“跳舞。”胖子再问“你真的是来跳舞的？”我说：“真的是来跳舞的。”其实我很想承认“我是来偷竹子的”，偷竹子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我的信念是：“既然萧然老师不承认，我无论如何不能说出真相。不然对不住朋友。”
胖子看我的态度，估计是不太可能问出真相的了。他开始使用他们的专业策略。他说：“坦白从宽，如果你坦白了，如果你揭发你的同伙，可以减轻对你的惩罚，如果你不坦白，如果你的同伙揭发了你，会加倍惩罚你。”
他的这个道理我懂，很多书里面讨论过这个“囚徒困境”。我对付这个困境的办法很简单：即使加倍惩罚，我也不说。不过是偷竹子，无论加多少倍，惩罚也不过是写检讨或者罚款。
胖子看出我死不认帐的决心，他放弃了审查，喝令我“转过去，对着墙，两手抬起来”。我不知道“两手抬起来”意味着什么，他做出两手抬起来的动作给我做示范。那个动作我在介绍意大利画家达芬奇的书里面看到过，达芬奇的“人体比例草图”就是这个样子。
我无法做出那样标准的动作，那胖子就过来踢我一脚。我还是无法做出那样的动作，他就过来又踢我一脚。我不怕他踢。
我只担心Peter是不是也在被人用脚踢。Peter是个老实人，要是有人踢他，我担心他会惧怕，他会哭起来。
我多么渴望萧然老师承认“我们是来偷竹子的”。这个萧然老师实在是不厚道。我所能想到的承认偷竹子的后果不过就是“罚款”或者只是“写检讨”。这没什么，我小学时写过很多检查，初中时也因为参与赌博写过一次检查。这种事很快就可以完成。
果然，大概一个小时后，萧然老师从另外的房间情绪激动地跑过来。他冲着我喊“说吧，我都承认了，告诉他们。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去带他们找砍刀。”
当然没什么了不起的。我眉飞色舞地把真相全告诉他们了。胖子写字的速度慢，不断提醒“慢点说，慢点说”。我说“你就快点记吧”，然后故意说得越来越快，情到深处，忽然说“就这些”。
胖子问：“就这些？”我说：“你还想知道什么？”胖子说：“再说说你以前还偷过什么？”我说：“以前没偷过，这是第一次。”胖子说：“不可能，你这个样子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人。”我冲他大喊一声：“你才不像好人？！”胖子大概没想到我的变化会这么快，已经完全不是刚才低眉顺眼的样子。他不知道，既然我亮出了身份，我就不会怕他。刚才是“嫌疑犯”，现在我是“大学生”。虽然是“偷竹子”的大学生，但咱在同学和老师中也算是有“威望”的人。
胖子着急了，他威胁说：“你要是不说出你以前偷过什么，今天晚上你就别想离开这里。”
我赶紧说：“好，你记录吧。我以前偷过邻居的西瓜。”
胖子很开心：“还偷过什么？”
我盯着胖子说：“你以前偷过邻居的西瓜吗？”
胖子很生气，他说：“我邻居没有西瓜。”然后，他让我在“竹子”、“西瓜”等词语上面按手印。
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感觉有点委屈和惭愧。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被人牵着手按手印。
按了手印之后，胖子带我出去，让我上车回去。湖北师范学院保安处派了一辆漂亮的小车来接我们三人回学校。
坐那么漂亮的小车，长这么大，也是第一次。
在车上，我问Peter：“他们打你了吗？”
Peter说：“打了。”
我问：“他们怎么打你？”
Peter说：“他们踢我。”



5.3我是怎样对教育学发生兴趣的？

其实在早些时候，我已经不那么喜欢英语了。在大学二年级下学期，我就开始把大量的时间用来画画。那时学校没有美术系，我和几位同学常到黄石工艺美术学校找老乡学画画。在那年，用于学画画的时间，远远超过学英语的时间。
到三年级时，学校组织大学生艺术节，我提交的水粉画获“学生绘画作品一等奖”（实际上是一位老乡起了作用）。那时湖北师范学院没有美术系，山中无虎，猴子称王。后来学校成立了绘画班，我任班长。自此绘画热情高涨，整天关在画室，有时请同学做模特画头像，或者约几位同学到“江北”（学校在长江的南岸）的稀水县的乡村去写生（那天与戴学辉师弟到江北写生时，遇到一帮敲诈勒索的小青年。师弟回到学校后到处宣传我如何勇敢而智慧地与小流氓周旋的故事）。
那段时间很安静地阅读了《西洋美术史》、《艺术：迷人的领域》等书和相关的文章，看徐悲鸿、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凡高、高更的传记或评论。对徐悲鸿的“致广大而尽精微”的那句话印象较深。那是在大学比较美好的日子，常常做画家的美梦。
半年后，有一位师弟到画室来看我们画画。他站立良久，等到我们要离开时，他问：“我可不可以到这里画画？”我看他不像有艺术气质的人，威胁他：“先拿一幅作品来给我看看，如果有基础，就可以进入绘画班。”那位师弟比较自信，他问：“我可不可以借你的工具用一下？”
我不太情愿，但还是把画笔递给他。他坐下来，整理一下画布，查看桌上的陶罐和苹果，忽然挥动画笔，几分钟之后，就隐隐约约出现一幅光彩照人的图案。我们很多人都围在他的身边看他画画。
等他结束之后，我说：“这样吧，从今天开始，你来做绘画班的班长，我不干了。”
从那以后，我较少去画室，基本放弃了绘画。我一直觉得我是气量狭窄的人，看到别人的绘画水平比我高超，就再拿不出画画的激情。
多年以来一直感觉自己有画画的天分，中途又受过一些老师的激励，在同学中也曾经小有名气，做过“业余画家”的美梦。自从遇到那位师弟之后，发现那才是画画的气象，自己几乎没有入门。
从画室走出来后，我开始重操旧业，加紧学习英语。那段时间学校新图书馆落成，我经常往图书馆跑。
图书馆与画室是两个世界。
在画室，我曾经自我膨胀，得意忘形。也许艺术这东西原本就隐藏了一种使人自以为是、自我张扬的元素。
在图书馆，我感觉卑微、焦虑，在焦虑中有某种不可遏止的冲动和使命感。
所有不可遏止的冲动和使命感，其实是从读了一本不起眼的书开始。那天晚上我在图书馆的阅览室偶尔拿起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100条建议》。那本书已经发黄而破旧，上面已经有很多人不守规则地做了笔记。整个晚上我就读那本书，直到图书馆熄灯、关门。第二天上午我没有去听专业外语课，直奔图书馆，把那本书（上、下）和苏霍姆林斯基的另外一本书《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借出来。
我花了将近一个学期的时间去阅读那两本书。阅读《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这本书让我不断想象我“做教师”的生活；阅读《给教师的100条建议》使我开始想象“做研究”的生活。像苏霍姆林斯基那样，无论做一个“教师”，还是做一个“研究者”，都是一种美妙的生活。
在《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这本书中，他讲了他亲手培育的“快乐学校”的故事，里面有一段文字，尤其美好：

初秋，当清澈的大气中能清晰地听到每一种声响时，一到傍晚时刻我就和小朋友坐在碧绿的草地上，我让他们听了H.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歌剧《苏丹王的故事》中的《野蜂飞舞》的旋律。音乐引起了孩子们情感上的反响。他们说：“野蜂一会儿近了，一会儿又远了。还能听见小鸟在叫……”我们又听了一遍旋律。然后去到正在开花的含蜜草地。孩子们听到蜜蜂的竖琴在演奏，雄蜂嗡嗡地叫个不休。这里就是那个毛茸茸的大雄蜂，时而在花上飞舞，时而落在花上。孩子们听了很高兴：这差不多就是录在唱片上的那个旋律，但是音乐作品里有一种特殊的美，这是作曲家从大自然中听来而又表现给我们听的。孩子们还想再听一听唱片上的旋律。
过了一天，我们清早又到繁花似锦的蜜源地段去。孩子们倾听蜜蜂的演奏，竭力想捕捉雄蜂的嗡嗡声，在此之前他们觉得很平常的东西，现在显示出美来了——这就是音乐的魅力。
我挑选来供欣赏的乐曲都是以儿童所能理解的那些鲜明形象来表现他们在周围经常听到的那些声响：小鸟啾啾、树叶飒飒、雷声隆隆、流水潺潺、狂风呼啸等。同时我还防止他们感受过多的印象。我要再说一遍，音乐形象过多，对儿童有害无益；它可能使心绪惶惶不安，继而则使情绪反响迟钝起来。我在一个月内使用的乐曲不超过两首，但是配合每首曲子都要做大量的教育工作，目的是唤起孩子希望一再听那支乐曲的愿望，并做到让孩子每次都能在作品中发现新的美。很重要的一点是，在聆听那些在掌握初步音乐素养中具有特定作用的乐曲之间不要夹杂任何自发的，杂乱无章的印象。听过乐曲之后，孩子们应当细细听听宁静的原野，并在接受两首乐曲之间去认识大自然的美。
有一天，我们去橡树林。这是初秋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阳光下的树木绚丽多姿，秋天的小鸟在歌唱，远处传来拖拉机的轰鸣声，雁群在清澈的碧空中列队南归。我们聆听了柴可夫斯基的《秋歌•十月》。乐曲帮助孩子去感受在此之前未察觉到的周围自然界中无与伦比的美——橡树的黄叶在微微颤动，清新的空气发出馨香，道边野菊在凋谢。
孩子们情绪很高，心情很愉快，但是欢乐的曲子也引起了淡淡的愁意。孩子们已预感到秋雨绵绵的连阴天、寒风呼啸的暴风雪、夜长黄昏早的日子又快来临了。根据音乐曲调的印象，他们谈到了夏日的美好，谈到金色的初秋季节。每个人都记住了一些鲜明突出的东西，这时他们意识中的夏季和秋季的形象已是十分优美的了。如拉丽萨就说：“我跟爸爸去峡谷，山坡上是一堵大绿墙——树林、树林、尽是树林，到处都有阳光普照。不知哪里还有一只斑鸠在咕咕地叫。树林子里真美，真美……真想走啊走，让太阳总是那么明亮地照着。斑鸠咕咕叫的时候，树上的叶子好像都静下来在倾听。”
舒拉回忆道：“妈妈带我到地里去过。她跟着康拜因干活。我跟康拜因手叔叔坐在上面。后来我困了，妈妈把我抱上了新麦秸垛。我仰望蓝天，一会儿我觉着麦秸垛飘了起来，飘得很高很高。我一会儿来到一只小鸟跟前——可是小鸟还是在天上飞着——一会儿又离它远了。小蚂蚱也跟着一起飞——它们成群地唱着，迎着小鸟飞去。我就这样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小鸟还在天上飞着，小蚂蚱唱得更响了。”
我们又欣赏了一遍柴可夫斯基的乐曲。我觉察到孩子们已经能从曲子中听出他们记忆中感到亲切的那些不可忘怀的盛夏和中秋美的景象。孩子们还听出了新近的情景。
“我跟着父亲拉了一车干草。我躺在干草上，满天星星在眨眼。旷野里只有鹌鹑在叫。星星变得那么近，好像伸手就能摘到，像小灯笼一样。”
这是尼娜的回忆。我听着这女孩的追述感到万分惊喜。要知道，尼娜向来默不作声，很难让她说上一句话。可是现在音乐，使她开口了。
真令人高兴，音乐使得情绪反应更加敏锐了，它唤起了由音乐形象美所引起的想像。真想让每个孩子都能在音乐的影响下去想像，去幻想。音乐能增强儿童天性中诗情的和想像的成分，这是多好的事。使我高兴的是，不论是柯利亚还是托利亚，听了塔尼娅和拉丽萨兴奋的讲述后也在那里沉思起来——他们也在回忆着什么。
音乐——这是强大的思想源泉。没有音乐教育就不可能使儿童得到长足的智力发展。音乐的最初本源不仅仅是周围世界，还有人本身，他的精神世界、思想和言语。音乐形象按新的方式向人们揭示现实事物和现象的特点。孩子像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了音乐从另一种角度展现在他面前的那些事物和现象上，于是他的思想便描绘出一幅鲜明的图画；这幅图画又要求用语言来描述。孩子从世间为新的想像和思考摄取素材，并用语言进行创作。
音乐——想像——幻想——童话——创作，孩子就是按照这样一条途径发展他的精神力量的。音乐旋律能唤起孩子一些鲜明的表象。它是培养理智创造力的无与伦比的手段。孩子们一面听着，格里格的乐曲，一面在自己的想像中描绘神奇的山洞、茂密的森林以及善良和凶恶的人物。最不爱说话的也想说话了；孩子把手伸向了笔和画本，要把童话形象留在纸上。音乐甚至把最消极的孩子的思维能力也激发起来了。似乎音乐给思维物质的细胞注入了一种能产生奇效的力量。我认为音乐影响下的这种智力高涨，就是思维的情感源泉。

读这样的文章很容易让人有“仿效”、“跟随”的冲动。我到图书馆（那时没有研究生处，招生简章放在图书馆）找来研究生招生简章。我对西南师范大学招生简章中的“中外近现代教学改革研究”这个方向感兴趣，就按照招生简章上的地址，给熊明安老师写信。
那封信很简短，大致是说：我想成为“中国的苏霍姆林斯基”。后来海南的一位朋友曾经对我说：“我们每个人都不要忘了自己过去的幼稚”。我的那封信充分地显示了我“过去的幼稚”。
好在熊明安老师宽容了我的幼稚。据我观察，这位老先生对我的这种幼稚的冲动和使命感不但不那么反感，反而击节赞叹。他的回信很简单，大意是说：“好，你来吧！”
后来我就真的到了西南师范大学。



6.研究生的故事



6.1“行动”的教育研究


熊明安先生是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这个人外部儒雅，待人谦和，可是内心激情澎湃，独树一帜。他的外部儒雅，待人谦和对我影响不大；他的激情澎湃和独树一帜对我比较有影响。
所谓内心“激情澎湃”，主要是指“由博返约，独树一帜”。他给我“口述”过他的“教育自传”：

我早年受父亲的影响，阅读各种小说和《药性四百位》、《医学三字经》等医学资料。曾经在《北京中医学杂志》上发表《诸疾原候论》（那是处女作）。在大学期间最感兴趣的是心理学，推崇巴甫洛夫，在同学中一度有“巴甫洛夫教授”绰号。毕业留校（那时学校名称是“西南师范学院”）后在教务处工作了24年。其间，我的阅读兴趣逐渐转向历史，贪看历史书，学校曾经建议我到历史系工作（我的绰号由“巴甫洛夫教授”转换为“基辛格博士”）。再后来，我越来越感觉读书太杂，决意“由博返约”，选择了教育史学作为我的研究领域。我写过一首诗，作为“由博返约”的宣言书：

教育史学志终身，
鼫鼠之戒明于心。
夙兴夜寐苦耕耘，
何愁五谷不丰登。

按照熊先生的说法，他在教育史学领域的成就，主要受益于“由博返约”。遗憾的是，早年兴趣太杂太多，“由博返约”的转换太迟。若转换得早一些，他说他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所谓“独树一帜”，既指他的研究领域，也指他的研究方法。
就研究方法而言，他的办法比较奇特，可称为“不写文章不看书”
“不写文章不看书”大体可以这样解释：只有在写文章的时候，才去看书；如果不写文章，就几乎不看书。
“不写文章不看书”当然也不会这么简单。在很多时候，即使不写文章，也还是需要读一些书的。如果仅仅为了写文章而读一些有限的“专题文献”，而不是大量地泛观博览，那么，这个人的读书的格局就比较小气。
但是，“由博返约”之后，熊老师的办法是把“写作”看得比“读书”更重要。他的理由是：只有在写作的时候，只有带着问题去阅读的时候，你才有可能把书读明白，才有可能对书中的某些观点有深刻的印记，才有可能珍惜、领会书中的只言片语。
“不写文章不看书”意味着读书的时候不只是简单地“旁观”，而是深入书本的内部与作者展开一场深度汇谈。汇谈的结果常常显示为“参考”、“引用”作者的观点。而所谓“参考”、“引用”，实际上就是“使用”、“操办”。你不只是跟在作者后面亦步亦趋，而是让作者跟着你走。你在前面走，作者在后面呼喊。这就是“不写文章不看书”的状态。这种读书状态当然也需要理解作者、理解文本，但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阅读理解”。一般意义上的“阅读理解”是“我注六经”，我战战兢兢地去参与别人的话题；“不写文章不看书”的阅读立场是“六经注我”，让作者参与我的话题，甚至逼着作者说出书中的“言外之意”。
让作者参与我的话题，实际上就是“以写带读”。我与熊先生见面的第一天，他就建议：多写文章，写多了你就会读书了。
我曾经专门和熊先生讨论他的“读书法”。我称之为“投石击水法”。
我的理解是：读书大概有两类办法：
一类是“微风吹水”，就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一阵微风显然也可能使湖水发生波动，但波动的力度往往有限，只能引起表面的变化，甚至可能出现“水波不兴”的尴尬，不能发生深度的影响。
另一类是“投石击水”，就是往湖里投下一块石子，石子击水的时候会以石子为中心，荡起一轮一轮的涟漪。这样看起来好像影响的面不够广泛，但它有深度。
“微风吹水”的办法比较重视整体和系统，但它缺乏足够的深度。它的效果可能是“一米宽，一尺深”。
“投石击水”的办法虽然影响的范围有限，不够全面，但如果往湖里多投入几块石子，就可能引发整个湖水比较持久的动荡。它的效果可能是“一尺宽，一米深”。
如果一个人追求系统学习，他宁愿选择“一米宽，一尺深”的阅读方式（学习方式）；如果一个人追求“问题解决”、“探究学习”和“体验学习”，那么，他可能更愿意选择“一尺宽，一米深”的阅读方式。
我选择后者。
在熊老师的鼓动和怂恿下，我开始进入“以写带看”的读书生活。我写的第一篇文章是《论“力行”之于教学理论研究》。
这篇文章原文很长，由于版面原因，发表时被压缩成一份“论文摘要”。虽然只是“论文摘要”，但也还是表达了我对“力行教育学”（或称之为“实践教育学”）的基本期待。我后来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追求，几乎全部隐含在这份论文摘要式的“处女作”中。这篇文章是我研究教育的起点，也许将成为我研究教育的终点。敝帚自珍，抄录如下：

我国近十年教学理论研究在取得可观的成就的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究其原因，恐怕主要是研究者少了“力行”的工夫。与之相关的还有研究者自身的素质及对环境的态度。
一、教学理论研究者必须身体力行，至少需要分出一部分人去“力行”
所谓“力行”，这里是指理论研究者较长时期地留在中小学教学第一线上，或参与更大规模的教学改革实践。真正的教育家，应该是身体力行的教育改革家。他必须有坚实广博的教育科学理论；又有躬行改革的直接经验。既博学之，又笃行之。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上看，指望中小学广大教师相信、掌握教学理论，则理论研究者必须“到群众中去”，自己在前面示范、实验，去作宣传解释，主动去推销自己的理论。“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只有事实证明了理论的实用、有效，基层广东教师才信而从之。当然，教学理论是可有一定超前性的。但理论的第一任务，毕竟是指导当前的教学实践。
二、理论研究者必须提高自身的素质
首先是建构流畅的认知结构。理论研究者需要以教学理论为中心，旁参博采心理学、哲学、历史、文学及自然科学等相关学科。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泛观博览，以期融会贯通。其次是发展意志品质。研究者需要以精诚为志，强力而不返。要努力克服障碍，有迎拒“力行”中可能出现的困难的心理准备，有韧性的反抗。既致知，又诚意，此二者是研究者“力行”的动力。
三、研究者必须正确认识个人努力与政策鼓励的关系
我国现行的教育科研政策是强调论文形式的科研成果，并以此作为教学理论研究者的职称评定及享受其它待遇的主要指标。由于采用“力行式”较之采用“历史式”的方法去研究教学理论在劳动量上艰苦得多，做成论文也要缓慢得多，因此一些研究者为了较快地做出“职称论文”而不得不更多地选择了“历史式”的研究。显然，对“历史式”与“力行式”的教学理论研究成果应给予区别对待，这是我国教育科研政策目前改革的责任之一。但是，研究者个人的主动努力，自下而上地形成群众的需要，这是教育科研政策改革的原动力。研究者把不“力行”的责任完全推给政策的不鼓励，而自己不主动先行，这是不客观的，也是消极的。
继《论“力行”之于教学理论研究》之后，我开始将研究的重点聚焦到两个主题上：一是“自学辅导”；二是“行动研究”。在“读硕士”期间，共发表文章30余篇：

1.《我国学导式教学实验范式的形成与发展》，《教育科学》1995年第4期。
如果说“力行”或“行动研究”是我找到的关于“教育改革”的一个途径或研究方法，那么，这篇文章则是我找到的关于“教育改革”的一个目的和主题：教育改革的基本目的或终极使命乃是让学生养成“主动学习”、“独立学习”的精神。由此，我将“自学辅导教学”或“学导式教学”定为教育改革的一个基本出路。“行动研究”与“自学辅导”一起构成我所理解的教育改革的“关键词”。
2.《行动研究兴衰的启示》，《教育研究与实验》，1995年第1期。
受李臣之博士的影响，我开始关注行动研究的问题。这是《论“力行”之于教学理论研究》的延续。我在《校本行动研究》的前言中详细叙述了我和李臣之博士合作思考“行动研究”的故事。这篇文章后来成为我的博士论文的一个重要部分。
3.《行动研究若干问题探讨》，《教育科学论坛》，1995年第5期。
这篇文章对“行动研究”的不同类型做了比较完整的解释，文章的部分观点后来成为我的博士论文的基本立场。
4.《怎样认识行动研究》，《教育导报》，1994年第39期。
这篇文章讨论行动研究中的一些争议和分歧。对相关问题的解释直接导致我们开始思考“教研相长”的主题。
5.《“教研相长”刍议》，《基础教育研究》，1996年第2期。
李臣之博士由“教学相长”和“教师成为研究者”这两个教育口号“合成”这个主题。我只是做了相关资料的收集和整理。
6.《成人教育研究的新进展》，《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4期。
在思考教育改革的未来方向这个问题时，我开始注意到“终身教育思潮”。这篇文章是有关“终身教育思潮”的思考。
7.《美国学生活动种种》，《外国中小学教育》，1995年第5期。
李臣之博士在华东师范大学复印了相关的英文材料，我们将这些材料翻译和整理成为“美国学生活动种种”。李臣之博士将它作为“活动课程”的基本材料，我将它作为中国“教学改革”的备择方案。
8.《当今中小学教学实验的四大主题》，《教学与管理》，1996年第1期。
熊先生建议我系统思考和整理“中国近现代教学改革”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大体是关于“中国现代教学改革”的一个历史研究报告或历史调查报告。
9.《民国前期教育思潮的演进》，《教育史研究》，1994年第3期。
这篇文章大体是关于“中国近代教学改革”的一份历史研究报告或历史调查报告。
10.《卢作孚教育思想述评》，载杨光彦主编：《卢作孚与中国现代化研究》，西南师范大学 出版社1995年版。
当时西南师范大学召开“卢作孚与中国现代化研究”研讨会，这篇文章是我和熊先生合作的一篇会议交流论文。
11.《特殊效应在教学中的影响与对策》，《教师之友》，1995年第6期。
这是学习了张大均老师主讲的《教育心理学》这门课程之后提交的一份课程作业。我对“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比较有限，至今仅仅停留在这篇文章的思考上。
12.《情绪不好怎么办？》，《心理世界》，1994年第3期。
这是我和张金福师兄合作翻译的一篇文章，英文材料是《研究生英语》课本上的一篇课文。这篇文章发表后，我们两人摩拳擦掌，打算继续合作，合作的主题是系统研究“艺术家的心理问题”尤其是关于“艺术家自杀”问题。可惜这个计划后来因师兄提前毕业而终止。
13.《马卡连柯论惩罚之分析》，《教育管理》，1995年第4期。
在思考“教育改革”尤其是“快乐教育”、“愉快教育”这个主题时，我感觉人们对“惩罚”教育有某种误解和偏见。这篇文章的初衷是重新伸张“惩罚”教育的价值。我个人对这个主题一直怀有热情，也许以后会做相关的专题研究。
14.《行动研究在幼教科研中的应用》，《四川幼教》，1995年第11期。
这篇文章纯粹是为了满足发表的欲望。
15.《关于幼儿活动的论争》，《四川幼教》，1996年第3期。
这是学习了任一明老师主讲的《外国教育史》这门课程之后提交的一份课程作业。我感觉教育的秘密隐藏在幼儿教育那个地方，而且良好的“教育理论”隐藏在“幼儿教育理论”那个地方。由此，我重点研究了福禄贝尔、爱伦•凯和蒙台梭利三个人的教育思想。从这三个人的身上，我分别找到“游戏”、“生活”、“工作”三个关键词。这篇文章写成之后，我曾经集中精力关注“幼儿教育学”的问题。1996年打算报考北京师范大学的“幼儿教育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并拿到准考证。后来急于工作，放弃了考试。1998年再次报考时，改换为“教育学原理”专业。
16.《课程与教学之关系探讨》，《教育科学论坛》，1994年第6期。
这篇文章主要由李臣之博士完成。我们当时处于合作的兴奋时期，偶尔相互挂名。
17.《影响教育实验有效性的因素及其控制》，《异步教学研究》，1994年第6期。
这是我学习了刘电芝老师主讲的《教育研究方法》这门课程之后提交的一份课程作业。由我和高师妹俩人合作完成。1996年高师妹到广东教育学院教育系找工作，那里要求她试讲，高师妹试讲的主题就是“影响教育实验有效性的因素及其控制”。试讲之后，立刻签约。据说广东教育学院教育系的施铁如教授对这个主题很有兴趣。）
18.《对异步教学实验影响的归因分析》，《异步教学研究》，1994年第3期。
这是我学习了沈小碚老师主讲的《教学论》这门课程之后提交的一份课程作业。我1992年做中学老师时，试用过“异步教学法”，主要采用了其中“自学—启发—复习—作业—改错—小结”的教学程序。我后来重点阅读了黎世法先生的专著《异步教学法》以及相关文章，对此项实验研究的推广和“传播”方式有较深的印象。这篇文章是从“行动研究”的视角来讨论“实验研究”的个案。）
19.《形成性评价在异步教学中的应用》，《异步教学研究》，1994年第5期。
这是我选修了刘克兰老师主讲的《现代教学论》这门课程之后提交的一份课程作业。当时重点参考了布卢姆等人的《教育评价》这本书。当时很兴奋，对布卢姆的“目标教学”及其“形成性评价”比较感兴趣。
20.《我国目标教学实验述评》，《教育论坛》，1995年第3期。
这是第一次正式思考中国现代教学改革中“目标教学”的经验与问题。当时对“单元矫正”策略比较感兴趣，但对有些说法如“目标之外的不教，非目标范围内的不学”并不看好。
21.《目标教学实验的几个问题》，《湖南教育报》，1995年10月13日。
这篇文章主要针对“目标分类”和“R-D-D模式”等问题提出质疑。
22.《合理编排座位》，《湖南教育报》，1995年2月18日。
这篇文章原文较长，发表时被压缩。主要讨论如何使学生座位的编排避免受家长的干涉，“使学生座位有利于学生自学”。
23.《我国“自学辅导教学”的源与流》，《教育导报》，1995年5月26日。
这篇文章的真实目的是希望将“自学辅导教学”理解为一种常恒的教育历史现象，将“自学辅导教学”确立为“有效教学”的基本形态。
24.《论“准个别化教学”及其两难选择》，《教育导报》，1995年6月14日。
这篇文章也还是对“自学辅导教学”这个主题的系列思考之一。我所理解的“自学辅导教学”实质上是一种“准个别化教学”。
25.《也谈紧张与考试》，《教育导报》，1995年12月8日。
这篇文章更多地显示为一种生活信念：我鄙夷庸懒的生活方式，对“紧张”、“激情”、“野心”、“权力意志”等词语一直有好感。我的本科学位论文的主题是《在外语教学中引导学生进行紧张的智力活动》。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本科学位论文的一个部分。我写出毕业论文的初稿之后，曾经请教我们的教育学的主讲老师杨炎轩先生。杨老师对这个主题感兴趣，邀请我给外语系八九级学生和中文系八九级学生做同类主题的讲座。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演讲，我演讲的自信也从那里开始建立。
26.《教师从事教育科研的几点思考》，《教育导报》，1995年8月18日。
这篇文章讨论“教师成为研究者”的必要与可能。这是我一直关心的主题。后来，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是《行动研究的史与思》，也与此相关。
27.《教学的语音、语调与节奏》，《湖北教育报》，1995年10月10日。
这是当时思考“教学艺术”问题时的一份习作。这个主题的思考成为我后来谈论“教师专业成长”和“有效教学”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个人设计的标准是：好的老师是那些有艺术感有生活情趣的人，有效的教学是那些有节奏感的教学。
28.《课程范式简论》，《西南师范大学成人教育》，1996年第1期。
这是学习靳玉乐老师主讲的《现代课程论》这门课程之后提交的一份课程作业。这篇文章重点参考了施良方老师的《西方课程探究范式探析》。1994年，我在西南师范大学听过施良方老师的报告，他报告的主题也是“西方课程探究范式”。施良方老师的学术风格对我个人的学术研究影响很大。我曾经暗自模仿施老师的学术套路，模仿他的写作风格，模仿他惯常使用的词语，甚至模仿他的标点符号。我的文章中常常出现“看来……”或“由此看来……”，这是对施老师的模仿。我的文章中句号多，逗号少，这也是受施老师的影响。在叙述教育思想史或教育变革史的发展进程时，我更愿意像讲述“战争电影”或“战争小说”那样让不同的教育思想流派相互争执、相互激荡，这是对施老师的模仿。我一直希望专门研究某个著名的教育家（或教育哲学家），让这个遥远的著名的教育家（或教育哲学家）成为我的学术的精神导师。这个思路也受了施老师的启示。施老师研究的重点是美国课程专家泰勒，我确认的研究重点是尼采。施老师去世的那天下午，高师妹从外面回来，她说：“告诉你一件事，你要有心理准备。”我很紧张，以为我父亲出事了。她说：“施良方老师今天去世了。”我很震惊，身体抑制不住地颤抖，感觉血液在改变流动的方向。施老师不会知道，他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教授，但他影响了像我这样的学生。
29.《魏书生“六步教学法”实验述评》，《西南师范大学成人教育》，1996年第2期。
这是“自学辅导教学”实验的系列研究之一。
30.《王阳明的课程理论初探》，《西南师范大学成人教育》1995年第4期。
这是学习《中国教育史》这门课程后提交的一份课程作业。受熊先生的启发，我对中国教育史上“孟子—陆九渊—王阳明”这一支脉比较感兴趣。在这篇文章中我将王阳明的课程理论称为“减损课程论”,与朱熹的“增补课程论”相对应。后来，我将王阳明视为“明心论”教学流派的三大关键人物之一。另两位是孟子和陆九渊。
在所有这些文章中，有一个词语大体透露了我当时写文章的基本状态，这个词语就是“述评”。
所谓“述评”，一是叙述，二是评价。既叙述又评价，这是我所理解的历史研究的两道工序。
可是，在后来的研究中，我开始扭转我的研究套路：由原来的“既叙述又评价”转换为“只叙事不评价”。也就是说，由原来的“述评研究”的价值判断转换为“实证研究”的价值中立。



6.3“回到经典”与“行动研究”


1996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开始在中山医科大学教务处工作了两年。1998年，重新开始读书生活。
上海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叶澜老师给我提的建议是：多读书，少写文章。写读书报告比发表文章更重要。我印象较深的另外几条建议是：（1）说话不要偏激，不要以为偏激就能解决问题；如果不能重建，就不要把墙推倒；（2）如果不具备商榷的环境，最好不要写商榷的文章。要是真有本事，就把自己的观点说清楚；（3）不要吵架。叶老师说她不愿意看到别人吵架。我一直觉得她的这个特点与她的一次经历相关：有一次我送她回家，在长风公园附近她看见有人牵着一条庞大的宠物狗。叶老师说“快走”。我问为什么，她说：“那里有一条狗”。她解释说，在西藏工作的时候，有一天傍晚在路上行走，忽然冲过来一条狗。那条狗跑的时候并不叫喊，冲到跟前时才突然嚎叫。叶老师说，那次虽然没有受伤，但从此就不喜欢狗。2004年我去拜访叶老师，叶老师住的地方是一个很别致的小花园。我问叶老师住新房子的感受，叶老师说：环境很好，就有一点不好，这地方很多人喜欢养狗。
按照叶老师的建议，我开始写“读书报告”。
第一年我所读的书主要是杜威的《哲学的改造》、《人的问题》、《民主主义与教育》和《学会生存》等几本书。第二年主要阅读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的书。第三年主要阅读有关“教育行动研究”的资料。
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是《行动研究的史与思》。
东西方学界为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操心的人不在少数，有关行动研究的专著和论文每年都在不断地上涨，惟对行动研究的理解却一直众说纷纭。自行动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介绍到中国以来，人们开始日常地谈论行动研究，不少中小学教师也纷纷宣布自己使用了行动研究。对于中小学教师而言，他们看重的是行动研究作为一种比较随意的、自由的、平民化的研究方式，摆脱了传统教育研究过于强调严谨的文献分析和统计测量的羁绊。行动研究被理解为一种不需要经过严格的研究方法训练就可以亲自操作的研究方法，只要教师“思考”自己的教育实践，就被认为是一种“研究”。在一个看好教育研究的年代，行动研究如此为教师“授权”并承认教师的日常思考具有“研究”的资格，教师们纷纷宣布自己正在“做”研究且使用的研究方法乃是行动研究，也就不足为奇了。
理论界稍显冷静，近年来已开始对行动研究做多视角的考查。行动研究因为背负“跨越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鸿沟”的期待而使理论界很为之兴奋了一阵子，又因为行动研究牵连“教师专业发展”、“校本课程开发”、“校本教师培训”或者“校本管理”等方面而使行动研究在教育的不同领域引发议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介绍和评议行动研究的文章逐渐多起来，甚至出现多篇介绍或评析行动研究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也出版了为数不多的有关行动研究的译著和专著。受之鼓舞，不少治“教育研究方法”的研究者开始追踪这种时髦的转向，时下回避行动研究的“教育研究方法”专著已不多见。这与英语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研究方法”的专著不同程度地关注行动研究有一致性。
但无论在我国还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对行动研究的理解一直存在大量的争议。就我国有关行动研究的研究文献来看，尽管不乏严肃认真者，但也确实有人随意地想象行动研究并导致行动研究在不同的情境中不同程度地被误解和滥用，以致于当前追究行动研究是什么或行动研究不是什么几乎成为一件困难的事情。行动研究在某种想当然的幻象中被解释或炒作，这使系统地追究行动研究成为必要。探析行动研究的历史、行动研究的特性、行动研究的方法论价值以及行动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于是成为本研究的主题。
“追踪行动研究”旨在透过行动研究的生长经历探查行动研究的种种事件。从行动研究的复杂命运中感受行动研究的初衷与流变，并以行动研究的种种争议作为理解行动研究的背景。它为人们理解“行动研究是什么”设置了相关的提问方式并暗示了某种应答的参考框架。
“行动研究是什么”的提问在行动研究文献中比比皆是，却又比比皆异。根据手边的资料，最初参考了斯登豪斯、埃利奥特和凯米斯等人的解释。后来在网上寻视，发现以行动研究为主题词的著述繁多且驳杂，身边的复印资料持续地往高处生长，“行动研究是什么”在多种声音的吵闹中反而扑朔迷离、浑噩不明。所幸，绕着它转了一个大圈子之后，竟折回早先出发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斯登豪斯坚持“公开而系统的探究”，凯米斯提出“改进和参与肩并肩地兀立”，埃利奥特则在“改进”与“参与”上进一步发挥。“改进和参与”使行动研究对“正规的研究”说不，“公开而系统的探究”使行动研究与一般性的经验总结或“问题解决”相去甚远，虽不能说不着边际。以前疑心博格等人何以将“收集和解释资料”作为行动研究的重要程序，以为“收集和解释资料”将使行动研究落入一般的正规研究的俗套。在阅读和写作中逐步意识到博格的“收集与解释资料”与斯登豪斯的“系统性”（systematic）、凯米斯的“观察”（observe）以及勒温的“探察”（reconnaissance）乃一脉相承，相信行动研究终究是“收集和解释资料”的“系统”探究。于是，教育行动研究的关键性特征在这里沉淀为“参与”、“改进”、“系统”和“公开”。这样理解行动研究时，最初所阅读的斯登豪斯的《课程开发与研究导论》、埃利奥特的《指向学校变革的行动研究》以及卡尔和凯米斯合著的《走向批判——教育、知识与行动研究》三本书可以作为敞亮印证的根据。而1995年英国东盎格利亚大学教育应用研究中心所做的调查显示，它们正是有关行动研究的著述中最受关注的三本书。
行动研究的关键性特征使行动研究显然不同于传统教育研究的某些观念或策略，在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关系”及其“适切性”等问题上做了有意义的探索。也因此行动研究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如果说行动研究贡献了某种方法论意义的话，其基本的方法论意义就在于它以反思实证主义的方式重构了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并在反抗实证主义的路途中为行动研究以及为整个教育研究找回了某种自我意识。
由于解释学对“前见”或“偏见”的重视（实际上是倡导“开放”的偏见或前见），行动研究的倡导者埃利奥特等人于是将解释学引入行动研究。解释学对“偏见”或“前见”的肯定使行动研究因此而为教师的“反思性实践”所凭借的“内隐理论”找到了合法性依据。解释学将“前见”或“偏见”作为解释和理解的前提条件，行动研究则将教师的“内隐理论”作为教师“反思”的前提条件。遗憾的是行动研究将解释学引入行动研究领域时只是选择了解释学对“偏见”的解释，却丢弃了解释学在“历史”问题上的基本立场。这也折射出行动研究对“理论”、“历史”、“传统”和“权威”的基本态度。
行动研究从一开始就有拒斥理论、历史、传统以及权威的情结。这使行动研究一直面临合法性危机。对理论和传统的简单排挤使行动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由盛极一时而骤然跌落。当代行动研究在“教师成为研究者”、“反思性实践”以及“解放的行动研究”的表面繁荣下，饱受着无法落实和兑现的讥讽。长时间地缺乏落实和兑现使行动研究的一些大规模的表态（如提高教师的专业地位、改变教师的生存方式、开发校本课程等）在教师群体中缺乏基本的、持久的信任。论文将“走向解释学”作为“行动研究向何处去”的路标，建议行动研究返回历史、传统、权威，也就是“返回理论”，在“理论阅读”和“理论对话”中关照行动。这实际上也就是以“实践性反思”规范和指引“反思性实践”，使“反思性实践”与“实践性反思”互为前提。
尼采为了激励人的创造意志，视历史为生命的对立，认为无限绵延的历史感助长了对事实和事实主义的崇拜，根绝了未来，“死的埋葬了活的”。作为对这种事实主义、历史主义文化的纠正，尼采要求采取“非历史”和“超历史”的文明。与这种反历史的态度相反，狄尔泰、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等人基于人在与历史对话的进程中“重构历史”、人在阅读历史文本时也创造新的文本、“研究历史的人也是创造历史的人”的立场建议人重新回到历史、高扬“历史意识”与“历史性”。但实质上，对历史的两种表态仍然有共同语言，即他们都肯定了个人在历史面前的创造空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个人与历史尤其是个人与制度的关系问题上，本文更倾向于尼采式的对制度保持某种“有意的遗忘”，以便为自己留出足够的自由创造的空间，而在寻找行动研究的未来居所时，选择了返回历史、与历史文本对话的道路。
不过，教师的时间和精力以及教师的职业生活习惯使教师无法“直接”对“理论阅读”感兴趣。因此，行动研究走向解释学范式时可能需要具备两个相关的前提性条件：
一是教师的“与历史对话”或“理论阅读”需要以教师与校外研究者之间以及教师与教师之间对话为前提。与“理论阅读”不同，教师与研究者之间以及教师与教师之间的对话直接地显示出生命与生命之间的相遇和关照，充满了生命的热情与感动。这种对话更有利于教师进入对话的状态，产生理论阅读的兴趣。但真正持续的、有意义的对话又不能停留于教师与研究者之间以及教师与教师之间的对话，而必须走向更广阔的“与历史对话”或“理论阅读”。
二是教师的“与历史对话”或“理论阅读”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文本”并制作属于自己的个性化文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教师既可以选择哲学文本式的教育理论，也可以阅读并制作艺术文本式的“教育理论”，如教育传记、教育日记、教育个案、教育小说、教育散文或教育诗等等。行动研究是否能够真正地以自己的方式走向解释学范式并由此而找回行动研究的“自我意识”，也许就在于参与行动研究的教师能否以自己的方式阅读并制作出个性化的“教育理论”。
总之，行动研究既不同于传统的“正规的教育研究”，又不得不使用必要的“科学的方法”；参与行动研究的教师既需要反思此时此地的教育实践，又不得不经常地返回历史、学会与研究者对话进而阅读和制作适当的理论文本。有人可能因此而抱怨这样定位行动研究会增加行动研究的难度。是的，在行动研究容易被想象为某种“随意性问题解决”的境况中，行动研究作为一种“研究”，倒真的需要人们对它怀有必要的“敬畏感”。



6.3身体、直觉与自然：我的学术追求


1. 身体主义
我对孩子的要求只有一条：文明其精神，野蛮其身体。文明其精神的办法是劳动，野蛮其身体的办法是运动。不劳动的孩子性格不好，不运动的孩子身体不好。
我所理解的“身体”首先是肉体。肉体是否良好，其基本标准是“肌肉发达而有力量感”。其次，“身体”是精神。精神被视为身体的要素，实际上是说，精神是神经系统的基本功能，精神的强健也就是神经系统的强健。精神是否健全，其基本标准是与“精神发达而有情感”、“意志强盛而有权力感”与“兴趣昂然而有好奇感”。“精神发达而有情感”显示为对他人（包括亲人、爱人、朋友和一切陌生人）与自然的亲近与友善。“意志强盛而有权力感”显示为对命运的控制感、操纵感。意志强大的人能够控制自己的命运。“兴趣昂然而有好奇感”显示为西西弗斯的“热情”而“执着”。这样的人不会轻易放弃他的追求。他能够把石头从山脚推到山顶，如果石头跌落到山脚，他可以再次把石头从山脚推到山顶。
“身体”是教育的“起点”，也是教育的“终端”。身体教育的起点是职业教育，身体教育的终点是生命教育和职业教育。
（1）身体教育始于职业与技术的体验
卢梭说：“我是绝对地主张爱弥儿学一门职业的”。但又说，“一个人喜欢一项工作和适合于做那项工作之间，是大有区别的。有与一个孩子所表现的是他的愿望而不是他的禀赋，所以，为了弄清他真正的才情和真正的爱好，就需要进行一些意想不到的细致的观察，以免我们没有好好的研究一下他的禀赋就单凭他的愿望进行判断。” 经过考虑，卢梭建议爱弥儿“做木工”：“这种工作很干净，也很有用，而且可以在室内做；它使身体有足够的活动量，它要求工人既要具有技术，又要勤勤恳恳地干；在以实用为主的产品的样式中，也不排除典雅和美观。”  这样做的目的并不在于学会一种求生的本领，而是“养成锻炼身体和手工劳动的习惯的同时，在不知不觉中还培养了他爱反复思考的性情”，“他必须象农民那样劳动，象哲学家那样思想，才不至于象蒙昧人那样无所事事地过日子。”按卢梭的说法：“教育的最大的秘诀是：使身体锻炼和思想锻炼相互周济。”
中国近现代出现种种“教育思潮”，在各类教育思潮之中，黄炎培倡导的“职业教育思潮”最有“实用”。1913年，黄炎培在《教育杂志》上发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对当时的中国教育尤其是普通教育提出批判，认为学生在学校中所受到的道德、知识、技能训练，走上社会后毫无用处。文章发表后，迅速激起反响，形成早期实用主义教育思潮。1918 年，黄炎培在上海创立“中华职业学校”，设木工、铁工、珐琅、钮扣四科，并附设工厂。后来又添设土木、留法勤工俭学、染织、师范、商业等科。学生实行半工半读。黄炎培亲订了“劳工神圣”、“双手万能”、“手脑并用”的办学方针和“敬业乐群”校训。
就职业教育而言，黄炎培是中国教育的“教父”。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并不复杂，但他所倡导的思想将持久地影响中国教育的未来。
可以设想，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直到小学六年级，为学生开设《职业调查》或《生计教育》。如果中学校长和大学校长愿意，可以把这门课程一直延伸到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
1989年我就开始做这样的设想。当时的设想是：买一架“反转片”的照相机，到全国各地的工厂、企业、政府机构和大学，尽可能穷尽所有的“工作”种类。把每一个工作的工作程序和工作环境拍摄下来，做成“幻灯片”。然后，给中小学生、大学生、研究生开设“职业调查报告”或“设计教育体验”的讲座。
大学毕业后，我进入一所中学工作，做英语老师。当我遇到不喜欢学习的学生时，我就渴望我已经有了足够的幻灯片，给他们开设“职业调查报告”或“设计教育体验”的讲座。在做中学教师的那一年（1992年），我虽然没有给学生开设“职业调查报告”或“设计教育体验”的课程，但我给学生家长做过一次“我们现在怎样做父母”的讲座。在那次讲座中，我提示了“让孩子劳动”、“让孩子因劳动而成为有责任感的人”的问题。
2008年底，我又开始了有关“我们现在怎样做父母”的讲座生活。2009年，我在家庭教育的讲座中恢复了以前的一条建议：把自食其力当作教育孩子的头等大事，让孩子成为有责任感的人。
问题是：怎样让孩子成为负责任的人？如何让学生对自己的未来生活负责？孩子的责任感的来源在哪里？如果孩子对未来将要承担的职业没有任何体验，他的责任感从哪里来？如果孩子既不知道某个职业的辛苦，也不知道那个职业的欢乐，他从哪里获得现在努力的激情、责任感和使命感？
可以想象的路径依然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直到小学六年级，为孩子开设《职业调查》或《生计教育》。
甚至，可以考虑让每个家长介绍自己正在做的工作。让家长在孩子们面前谈他对自己的工作的体验，除了谈工作的辛苦，也最好谈他工作的欢乐。除了谈正在做的工作，也谈自己曾经做过的或将来打算做的工作。
如果校长不能做，家长可以做。
可以每年让孩子亲自观看、理解、研究、体验一个或几个职业。为了增加体验，可以陪伴孩子一起在某个工厂或者店铺做短期的“打工”。当孩子对这些职业有了充沛的观看、理解、研究、体验之后，他自己会做开始理解他人，理解父母，理解这个世界，理解自己的未来。
除了“打工”，也可以考虑每年让孩子参与一项或几项慈善活动。从教育的角度来看，参与慈善活动的目的在于让孩子增长“帮助他人”的意识而建立善良的品格。更重要的是，让孩子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体验自己的“能力有限”而激发“努力让自己更能干”、“让自己更强大”的学习的渴望与发展的愿望。
做这件事，并不需要专门的教材，重要的只是：让孩子研究身边的人的生活和身边的职业，让孩子参与某些慈善活动，让孩子研究“这个领域谁做得最好”、“谁是这个领域最值得尊敬的人”，让孩子逐渐喜欢某个职业。根据孩子所研究和喜欢的职业，让每个孩子从小就被称为“基辛格”（假如他喜欢与外交相关的职业的话）、“兰丁格尔”（假如她喜欢做护士这个职业的话）、“袁隆平”（假如他喜欢农业研究这个职业的话）、“比尔”（假如他喜欢与IT相关的职业的话）、“华佗”（假如他喜欢医生这个职业的话）、“蔡元培”（假如他喜欢教师或校长这个职业的话）、“胡适”（假如他喜欢学者这个职业的话）、“汪涵”（假如他喜欢电视节目主持人这个职业的话）、“郑渊洁”或“罗琳”（假如他喜欢童话作家这个职业的话）、“康德”或“陆九渊”（假如他喜欢哲学研究这个职业的话）、“弗洛伊德”（假如他喜欢心理学研究这个职业的话）……。让孩子在某个时期只能选择某个职业。让孩子在选择自己的职业时保持谨慎的态度，一旦选择了自己的职业，就不要轻易改变。如果孩子经过研究和体验之后希望“改行”，请孩子说出足够的理由，接下来让他研究并选择另外的职业。
职业调查或生计教育的目的在于：让时间既显示为曾在、现在，也显示为将在。让孩子既拥有现在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也冲着他自己设计的未来职业而有激情地奔波。孩子自己奔波比孩子的父母奔波更重要。
孩子迈进小学校门之后，决定孩子命运的，不是孩子考试的分数，而是孩子对未来职业的激情。在学校中，显示孩子的差别的不是看得见的分数，而是孩子身上看不见的对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工作、职业的理解程度。
职业是成长的家。无业人员，就是没有“长大”的人。人并非仅仅凭技术而获得职业，职业显示人的精神、人格和尊严。一个人若有了自己的职业，无论这个职业多么辛苦、辛酸，这个人都是值得尊敬的人。劳动有轻重、蓝领白领的差异，但没有高低的分别。
人因职业而让自己获得在这个世界中的席位，也因职业而获得自己的身份。一个人没有职业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与他无关，没有他的份。整个世界是一个巨型的股份公司，没有职业的人，就是没有股份的局外人。不承担某个职业的人，是主动放弃或出卖自己尊严的人。
（2）身体的秘密是“生命”
完整的“身体教育学”也就是“生命教育学”。生命教育学之所以有意义，也只是因为它把人还原为“有生命之物”。人一度满足于把自己与其他“有生命之物”区分开来，以高级动物和人类中心的姿态，大谈“人和动物的区别”。“人类中心”的话语后果是：人执意丢弃了自己的本原身份，人刻意将自己与其他“有生命之物”分开，人在厌恶自己的“有生命之物”的“出身”的同时，也丢失了一切“有生命之物”的美好禀性。
把人的教育还原为“身体教育”以及“生命教育”的目的正在于：重新恢复人和动物的本原关系，并就人与动物的关系重新提问：人和动物如果有本质差别的话，到目前为止，人们提出的所谓“人是有理性的”、“人是有道德的”、“人是政治动物”、“人能够制造生产工具”、“人有文化”、“人有语言”，等等，这些说法是否可信？
“人是有理性的”这个说法可靠吗？动物是否也有动物的“理性”？动物除了也有自己的理性，它是否还包含了一种特别发达的“直观”、“直觉”能力？比如，动物往往比人能够更早地发觉地震的到来。原始的人类原本也有这种直观、直觉能力，后来由于人过于抬举人类的理性甚至滥用理性，导致人类的直观、直觉能力逐步消退、退化甚至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说，动物比人的理性更发达，因为动物的理性包含了发达的直观、直觉能力。
“人是有道德的”、“人是政治动物”这些说法站得住脚吗？动物是否也有动物的道德？比如，一个公猴经过激烈的打斗之后取胜而成为王者，那么，本地的所有母猴都成为这只公猴的“妃子”。其他公猴只能旁观，不能与母猴发生关系。如果把道德还原为一系列的禁止与禁忌，那么，猴子群体中的禁止与禁忌为什么就不能视为道德？也有人做过实验，让猴子吃香蕉时，用水龙头冲击猴子，经过多次受打击之后，猴子不再吃眼前的香蕉。后来，这里来了一只新猴子。新猴子不知道规矩，看到香蕉之后，就去吃香蕉。当新猴子要去吃香蕉时，其他猴子就会冲过去，阻止新猴子吃香蕉。这个实验显示：只要遇到特定的环境，猴子也会“讲政治”，猴子也会建立“道德秩序”。
“人能够制造生产工具”、“人有文化”、“人有语言”这些说法站不住脚吗？动物是否也能制造生产工具，动物是否也有文化，动物是否也有自己的语言？细微的差别只在于：动物的语言只有口语，很少有书面语或只有简单的文字符号。这有点类似某些没有书面语的少数民族。
也许可以换一个思路，不再徒劳地追问人和动物的本质差别，人应该增加一些必要的谦卑感，不再自以为是地把人抬举为“高级动物”。人依然只是动物中的一个种类，没什么高级或低级的差异。人和其他动物是有差别的，这是常识，人和动物的差别就像猪和马的差别。真正应该考虑的思路倒是：
第一，与其以人类中心的姿态大谈人和动物的差别，不如重点关注人和人的差别。这样追问的结果将显示：人和人的差别远远大于人和动物的差别。人群中有智慧的、勇敢的、充满活力的精英，也有低能的人、委琐的人、胆小的庸人。同样，动物中有智慧的、勇敢的、充满活力的骏马、狮子、老虎、狼、狗，也有懒散的、退缩的、无动于衷的家畜或家禽。人在圈养的猪的面前也许可以有一些骄傲，但人在骏马面前，也许立刻会感到自卑。
第二，与其以“高级动物”的姿态贬低动物，不如增加必要的谦卑感，承认人和动物的本原关系，并由此赢得更多更健康的新思路。比如，人类将不再残忍地猎杀动物，人类将恢复与动物的和谐相处的关系。所谓天人合一，首先是人和动物的和而不同、杂然共处。
第三，与其大谈“人和动物的本质不同”，不如在“身体教育学”以及“生命教育学”的意义上承认了人和动物在本质相似和相同。之所以重新提倡“生命教育”并以此作为“人的教育”补充和修正，正是因为“人的教育”丢失了“生命”的最原始的“生命力”和最原始的“生命本能”。这种原始的“生命力”和“生命本能”就是“生命的性能”（包括人的“动物性”甚至“植物性”）。一旦重新返回“生命教育”或“身体教育”，人们将发现：原来人类曾经傲慢地、自以为是地一路“前进”、“进化”，盲目“前进”、盲目“进化”的结果导致很多美好的“生命本能”（含动物本能和植物本能）逐渐消退、退化、丢失。现代教育只有知识，没有本能。教育的种种危机，正与学生的“生命本能”被破坏或受压制相关。教育的希望，也只在于重新从植物、动物那里寻找灵感、资源和标准。
杜威说“教育即生长”，这是向植物那里寻找教育和学习的标准样式。
罗素把教育的目的设计为“活力、智慧、敏感、勇气”，这是向动物那里寻找教育和学习的方向。
（3）“生命”的秘密是“情感”
“传统教育”对知识生活以及精神生活看得太重，身体受到贬斥和压制。“现代教育变革”已经显示出恢复“身体”的迹象，或者说，“现代教育变革”将重新评估身体，拯救身体的尊严感与欢乐感，把保卫人的“快活力”当作教育的头等大事。
快活是一种能力，不快活的人，是暂时无能。我要是有那么一天做了小学或者中学校长，我会把“快活力”作为评“三好学生”的一个基本标准。
有快活力的人不见得就一定有出息，但是，没有快活力的人一定没有出息。在那些身体孱弱的人的身上，肯定见不到谭嗣同所憧憬的“威力、奋迅、勇猛、大无畏、大雄”等精神的影子。
身体的快活也就是所谓的“爱欲”。现代学校教育往往以知识为第一要务，而压制学生的爱欲。老师和家长总会担心的“学生早恋”。可是，没有人能够给早恋提供一个年龄的界限。小学生谈恋爱叫早恋吗？或者，中学生谈恋爱叫早恋？只有大学生谈恋爱才不叫早恋吗？某些大学管理者仍然不愿意看到大学生谈恋爱。
害怕情感的人，是可怜的人。人们可以理解中小学老师和家长害怕学生“早恋”的苦衷，但没有必要给学生讲述所谓“青苹果”的故事。总是有心理辅导教师对早恋的学生说：“青苹果是涩的”。如果说小学生是“青苹果”还可以理解，如果说中学生尤其是高中生仍然是“青苹果”，那简直是欺骗。一般而言，高中生的生理发育已经趋向成熟，是将要成熟或已经成熟的苹果。不赞成中学生谈恋爱就罢了，只看重知识不看重感情也就罢了，不必拿“苹果”说事。
没有必要“鼓励学生早恋”。可以考虑的思路是，即使不必提倡恋爱从小学就开始，但至少应该从小学就开始有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情感教育”课程，包括爱异性和爱一切他人。
已有资料显示，中小学谈恋爱，这在别的国家（比如美国）的家长看来乃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中学生如果没有异性朋友的追求，无论男女，都会感到没面子。甚至曾经有人提议：“亚华裔子女应融入美国学生早恋主流”。在这份“议案”中，美国学者建议亚华裔子女应重视学生恋爱，从校园枪击案中汲取畸形恋爱、畸形犯罪的教训。近年多起恶性校园枪击案都与凶手的爱情受挫导致心理变态有关。弗吉利亚大学韩裔美国学生凶手从暗中追逐到仇恨异性，是明显案例。
亚州人特别是华裔的家庭素有教育子女一心求学而晚恋晚婚的传统，对美国司空见惯的校园恋爱潮流疏于引导，有点风吹草动就批评教训。这使一些亚华裔子女心理发展滞后，长大后经受恋爱挫折打击的能力脆弱，与其他族裔的爱情容易形成反差和失败。
身体教育学提倡“身体的狂欢”，但理想的身体教育学是经由“身体的狂欢”而推动“道德”、“制度”、“秩序”的发展。
在压抑人的自由发展的社会中，身体的狂欢和社会秩序是有冲突的。但是，在“健全的社会”中，身体教育学不仅不会对“道德”、“制度”、“秩序”等构成破坏，反而有助于现代教育的“正本清源”。身体教育学和当下教育不存在冲突。
身体教育学不反对把学生的行为规范上升到道德和变成制度，反对的是限定得太死，抵制和预防得太多。孩子的身体是所有知识学习的根基，它是可爱的，它没那么可怕。

2. 直觉主义
所谓直觉，其实只是动物或儿童的思维状态。在没有被学校教育灌输繁杂而沉重的知识之前，几乎每个儿童都拥有发达的直觉。当教育的目的不是发展人的智慧而是用来积累烦琐的信息和知识，直觉就会被凌乱的信息和知识压抑、淹没。也正因为如此，有人把现代学校教育称为“智慧的屠宰场”。
直觉在教育学专著中很少被关注，关注直觉的是艺术或艺术哲学。
电影《雨人》讲述的只是有关直觉的故事：雨人吃饭后需要牙签，服务员把牙签盒递给他时，不小心把整个盒子里的牙签散落到地上。雨人看着散落在地上的一堆牙签，看了三四秒钟之后，自言自语：“246。”雨人的哥哥问服务员：“是246根吗？”服务员说：“250根。”雨人的哥哥说：“哦，差不多。走吧。”可是，雨人再次自言自语：“246根。”雨人的哥哥很不耐烦地带着雨人离开餐厅时，服务员发现盒子里还有几根牙签，赶紧大声补充说：“盒子里还有4根！”
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也在讲述关于直觉的故事：米尔柯•琴多维奇是一个孤儿，被神父收养。“课堂上讲解的最简单的东西，他那迟钝的脑子也记不住。十四岁上，他还扳着指头算数。都已经是个半大不小的男孩了，读书看报还特别费劲。但是，不能说米尔柯脾气乖僻或者犟头倔脑。吩咐他干啥他就乖乖地干啥：担水、劈柴、下地干活、收拾厨房。他办事可靠，托付他的事情，他一定完成，尽管慢得叫人生气。但是最让好心的神父恼火的，却是这个冥顽不灵的少年对世上的一切全都漠不关心。要是没有人特意要他干啥，他就整天什么也不干。他从来不提问题，从来不和别的孩子一块儿玩耍，只要不明确告诉他该做什么活，他是从来不给自己找活儿干的。做完家务事以后，米尔柯就坐在屋里发呆，两只眼睛茫然无神，活像在草地上吃草的绵羊，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事情完全无动于衷。每天晚上，神父吸着乡下长烟袋，总要和警察局的巡官下三盘象棋，这个淡黄头发的小伙子老是一声不吭地蹲在旁边，低垂着沉重的眼皮，似睡非睡地、漫不经心地看着画有格子的棋盘。”
一个冬天的晚上，两人正在下棋，神父被人叫去给垂危的人举行临终涂油礼。巡官准备回家。他正在穿高统毛皮靴的时候，忽然发现，米尔柯目不转睛地盯着棋盘上那副未下完的残局。巡官开玩笑地问“怎么，你想下完这盘棋吗？”没想到点点头，坐到神父的位子上。走了十四步棋，巡官被杀败了。再来第二盘，巡官又被打败了。神父回家以后惊奇得叫了起来。他向不大熟悉圣经的巡宫解释，早在两千年前也发生过一次类似的奇迹，一个不会说话的动物突然说起话来，话里充满了智慧。神父不顾时间已晚，抵挡不住心里的诱惑，硬要同他半文盲的学生杀上一盘。米尔柯同样轻而易举地赢了他。以后接连几天，无论神父还是巡官都没能胜过他一盘。神父比谁都了解他这个弟子在其他方面的智力是何等低下，现在他可真想知道：这种单方面的古怪天才能不能经受得起更加严峻的考验。神父把他带到邻近的小城。第一盘米尔柯给打败了，因为他和好心的神父下棋时，从来没有领教过所谓的西西里开棋法。下一盘他便和城里最好的棋手下成和局。从第三盘、第四盘起米尔柯挨个儿打败了所有的棋手。
神父瞧着自己的养子，心里产生一种新的得意之感。发现了一个天才，他固然满心欢喜，可是责任感提醒他，得回到村里去做主日弥撤。最后他表示同意把米尔柯留在城里接受进一步的考验。第二天是星期天，午饭后棋室里挤满了人。一连四个小时，米尔柯一动不动地坐在棋盘边，一言不发，也不抬头看看，就这样一个接一个地击败了他所有的敌手。最后，有人建议跟他来一次车轮战。人们花了不少工夫才使这个反应迟缓的小伙子弄明白：所谓车轮战就是他将同时跟几个敌手对奔。但是他刚一清楚这种下法的惯例，他就立即照人说的去办，他慢慢地拖着沉重的咯吱咯吱直响的皮靴，从一张桌子走向另一张桌子。结果八盘中他赢了七盘。米尔柯一路飞黄腾达，20岁时，成为世界象棋冠军。
为了重新恢复人的直觉和相关的智慧，教育学需要有新的转向。人们把这种转向称为“现象学转向”。
教育现象学的使命是重新恢复人的智慧。智慧诞生于空灵的直觉、直观和顿悟，而并不来自循序渐进的积累。智慧不是无休止地增加知识，而是寻找知识之间的关系。智慧就是从一个事物中顿悟、领会内在的结构，或者，从多个事物之间顿悟、领会内在的联系。
教育现象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乃是：如何从个别现象洞见、顿悟、直观到本质？或者说，从个别现象顿悟到本质时，顿悟的灵感从哪里来？
康德已经开发了抽象的思路：任何认识都始于经验，但经验本身不是认识。只有当“先验”概念光临时，人才获得认识。
胡塞尔几乎也是这个思路。但是，胡塞尔进一步追问：那个“先验概念”是如何降临的？
比如，病人接受输血时，这个人接受输血之后反应良好，另外一个人接受输血之后感到难受。最初，医学界对这个问题感到很不理解，后来有人提出了A型、B型、AB型、O型等“血型”的假设。这个“假设”是如何降临研究者的头脑中的？
比如，看电影《罗生门》、《十二怒汉》之后，有人提出一个假设：“苏格拉底曾讽刺希腊人想通过多数票来决定真理。黑泽明（《罗生门》的导演）用他的电影再次传达了这个嘲讽”，又说：“《十二怒汉》试图向人们展示一个政治范式的成功案例”、“它可以说是今天西方议会制度得意成立的一个基本依据”。这个“假设”是如何产生的？或者说，这个顿悟的灵感从哪里来？
柏拉图说：人是理性的动物，人的理性保证人能够认识本质（理念），而且，这个理念原本就寄存在人的心中，人只需通过回忆，就能够获得理念。
胡塞尔不赞成柏拉图关于理念的过程（回忆），但胡塞尔接受了柏拉图关于的理念（本质）的结果。胡塞尔的补充解释是：理念存在于现象之中，可是，人如果指望获得那个存在于现象之中的理念，就需要有某种“灵感”。至于“灵感”从哪里来，就是现象学要面对的问题。
这当然是哲学史上的老话题、旧问题。也因此胡塞尔说：现象学是近代哲学的隐秘渴望。事实上，如果把柏拉图以及柏拉图之前和柏拉图之后提出的哲学问题计算在内，那么就可以说：现象学是从古至今的整个哲学的隐秘渴望。
这个隐秘的渴望可以分为两个问题：
第一，任何个别现象都是有本质的，认识就是从事物的个别现象获得普遍的本质。哲学就是从多中看到一、从个别看到普遍，从特殊看到一般。
第二，人不仅要从现象获得本质的认识，还要更进一步，人需要反思这个认识的过程本身，人究竟是如何从现象看到本质、从特殊看到一般、从个别看到普遍的？难道仅仅只是柏拉图所谓的“回忆”那么简单吗？除了柏拉图式的“回忆”之外，是否还有别的更合理的解释？
现象学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在柏拉图的“回忆”之外寻找更合理的解释。
胡塞尔最初找到的思路是人的“意向性”，后来又像康德那样找到了“先验”的道路，他在《逻辑研究》、《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中反复解释这个思路。后来（晚年），胡塞尔终于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越论的现象学》中提出了另一个思路：人之所以能够从个别现象抽象出普遍的本质，这个灵感是从人的生活经验产生的。胡塞尔把人的生活经验称为“生活世界”。按照他的解释：生活世界是一个“不思考”的非课题化的世界，恰恰是这个不思考的非课题化的经验世界为人的思考的、课题化的反思提供了灵感。
从人的生活经验那里寻找认识的灵感，这不是什么新思路。这是哲学史上经验论惯常的主张。在胡塞尔之前，经验论已经把“经验来源”的思路几乎都说尽了。在胡塞尔之后，杜威等人的哲学尤其是教育哲学又明目张胆地举起“经验”、“做中学”、“教育即生活”的大旗。既如此，胡塞尔的“生活世界”会有什么新意吗？
胡塞尔提出的“生活世界”（或“经验世界”）的新意就在于：
第一，经验论把经验视为认识的途径、工具，胡塞尔进了一步，他不仅把“生活世界”（或“经验世界”）视为认识的途径、工具，而且他把生活世界（经验世界）视为所有科学认识的意义、目的和归宿。欧洲科学之所以发生危机，正因为欧洲科学丢失了生活的意义。在这点上，胡塞尔与杜威的教育哲学是一致的。
第二，经验论只是确认了“经验来源”这个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人究竟如何由个别经验抽象出普遍的本质（理念）？经验论对这个问题持“自然的态度”，经验论视之为理所当然、不言而喻的问题。杜威的方法被他的学生胡适总结为“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但是，杜威对“假设如何产生”并没有特别的关注。胡适对如何“大胆地假设”或“大胆地假设可以大胆到什么程度”，也没有解释。胡塞尔恰恰对那些似乎理所当然、不言而喻的“观念”发生“反思”、“怀疑”。他把传统的“从现象到本质”（含义本质“关系”）的认识过程本身视为一个悬而未决的谜。胡塞尔把自己的一生献给这个谜的猜想与解答。
第三，作为猜想与解答的结果，胡塞尔不仅提出了“生活世界”的概念，他同时提出了“焦点与边缘”、“模糊地带”、“地平线”、“视角”等辅助支架。有了这些支架，就可以尝试回答：人究竟如何从生活世界中获得普遍的、抽象的本质认识的灵感的？按照胡塞尔的思路，人的本质认识是因为生活世界给人自身提供“模糊”的“边缘地带”，这些模糊的边缘地带本身不是明确的焦点，但它为“焦点”（普遍的本质认识）提供了土壤和支架。生活世界的不思考的、非课题化的、模糊的边缘地带看起来不如焦点重要，但这些非课题化的模糊的边缘地带孕育了作为焦点的普遍本质的、课题化的认识。这些非课题化的模糊的边缘地带是真理认识之母（后来海德格尔把这个思路应用到关于人的本真存在与世俗存在的关系的解释）。
于是，胡塞尔现象学就提出了一个“大问题”（大胆的假设）：为了获得真理的普遍本质的认识，人需要某种“模糊”的、“焦点与边缘”、“地平线”状态的“非对象性思维”。
胡塞尔只是以“模糊”、“焦点与边缘”、“地平线”等思路接近“非对象性思维”，真正把“非对象性思维”说清楚的是胡塞尔学生海德格尔。海德格尔也看重“焦点”与“边缘”的关系，海德格尔的说法是“此在在世界中”、“本真的人”在“常人”中。
但是，与胡塞尔不一样，海德格尔把胡塞尔的“焦点”的首要地位悄悄地做了转换。在“焦点”与“边缘”之间，海德格尔更看重边缘，或者说，到了海德格尔这里，“边缘”、“生活世界”、“世界”被提拔到前面，成为目的本身，而“焦点”、“人”、“主体”，成为“世界”的一个“部分”、一个“属性”。继尼采之后，海德格尔宣判：“人”死了。只要人不死，世界就不得安宁。
海德格尔选择了一个奇异的词语：Dasein。Dasein由Da和sein合成。sein一般理解为“存在”，这没有疑义（尽管也有人翻译为“是”、“有”）。但是，如何理解Da以及如何翻译Dasein？就成问题。
在中国哲学界，比较通行的翻译是“此在”。但是，这个译法也引起不满，有人主张翻译为“亲在”、“定在”、“缘在”……。Dasein的翻译之所以引起争论，主要的原因出在Da这个地方。Da的意思是“这里”（此）、“那里”（彼）、“那时”、“这时”、“那就”、“因为”……等等。
可见，Da是一个模糊不定的多义词。这也正是Dasein这个词的优越与优势。它既承接了胡塞尔的焦点与边缘的思路，又满足了了海德格尔的“之间”、“超越”的追求。
也许，“此在”是一个不错的翻译，它既遵从了Da所隐含的“这里”（此）、“那里”（彼）、“那时”、“这时”的意义，又维护了现象学的“之间”、“超越”的精神，而且它暗示了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一个反驳、反转。在经验与先验之间，在“生活世界”与“先验意识”之间、在“焦点”与“边缘”之间，胡塞尔曾经站在“先验”、“先验意识”、“焦点”那边，海德格尔反过来，他站在“经验”、“生活世界”、“边缘”这边。
不过，如果用解释的方式来翻译Dasein，那么，最好的翻译就是“或此或彼”。《或此或彼》是中国人对丹麦哲学家基尔克果的作品Either/Or的翻译。基尔克果的的英文名Either/Or离Dasein较远，但它的中文译名《或此或彼》却离Dasein很近。
也因此可以认为：第一，《或此或彼》是对Either/Or最好的翻译。第二，如果用解释来代替翻译，那么，“或此或彼”是对海德格尔的Dasein的最好解释；第三，如果不得不硬译，那么，“此在”是对海德格尔的Dasein的最好解释，因为它已经暗示了在“此在”和“彼在”之间。
再说胡塞尔式的“生活世界”或海德格尔式的“此在在世界中”。
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早已被遗忘。这是最紧要的问题。青年胡塞尔对此无动于衷，但晚年胡塞尔提出了“生活世界”。就关注人类的存在问题而言，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现象学”高于他早期的意识现象学。即便如此，海德格尔的设计还是比他的老师更高一筹。海德格尔设计的方案是“此在在世界中”并具体显示为“天地神人”。这正是海德格尔反胡塞尔、反康德的关键事件。如果说胡塞尔、康德仍然是启蒙主义者与主体主义者，那么，海德格尔选择的道路是“非对象化”的、“反主体”的“打交道”以及“上手状态”。人们可以在海德格尔的“用锤子钉钉子”的案件中找到这个打交道的“上手状态”。
与海德格尔一样，另一个马丁也在思考同样的问题。这两个马丁（海德格尔和布伯）提示的思路是：从“意识哲学”返回“存在哲学”，然后再讨论“存在”如何以直觉的、特殊的语言被“认识”。
马丁•布伯的“现象学例子”是“我凝视一株树”（另一个是“我凝视一只猫”）。

我凝视着一株树。
我可以把它看作一幅图像：一束沉滞的光波或是衬有湛蓝、银白色调之背景的点点绿斑。
我可以把它视为运动：密实胶结之木髓上奔流的脉动，根须的吸吮，枝叶的呼吸，与大地天穹的不息的交流或微妙生成本身。
我可以把它当作实例而划归某一类属，以研究它的特殊构造与生命形式。
我可以完全漠视它的实在，它的统一，而仅把它当作规律的表征——或是那些使力量之无休止对抗趋于平衡的规律，或是那些制约元素之融合分离的规律。
我可以把它分解为永驻不易的数，分解为纯粹的数量关系。
在上述的一切情形中，树始终不过是我的对象，它有其空间位置、时间限度、性质特点、形态结构。
但是，我也能够让发自本心的意志和慈悲情怀主宰自己，我凝神观照树，进入物我不分之关系中。……它与我休戚相关，正如我与它息息相通，其差别仅在于方式不同。

圣埃克絮佩里的《小王子》说得也许更直接一些。《小王子》简直就是一部现象学哲学或现象学文学。从这部童话的第一章（“一条蟒蛇在消化大象”的故事）中，人们可以领会胡塞尔为什么提出“现象学悬隔”。人们已经被概念化思维、功利化思维淹没；从这部童话的第二十一章（“驯养狐狸”的故事）中，人们会领会海德格尔、布伯为什么会提出“我与你”、“天地神人”的“非对象性之思与言”。小王子和狐狸关于“驯养”的对话，已经直接地给出了类似“我与你”的“非对象性的存在”和“非对象性的思与言”：

小王子说：“驯养是什么意思？”
狐狸说：驯养就是建立感情联系。现在你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个小男孩，跟成千上万别的小男孩毫无两样。我不需要你。你也不需要我。我对你来说，也只不过是个狐狸，跟成千上万别的狐狸毫无两样。但是，你要是驯养了我，我俩就彼此都需要对方了。你对我来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我对你来说，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要是你驯养我，我的生活就会变得充满阳光。我会辨认一种和其他所有人都不同的脚步声。听见别的脚步声，我会往地底下钻，而你的脚步声，会像音乐一样，把我召唤到洞外。还有，你看！你看到那边的麦田了吗？我是不吃面包的。麦子对我来说毫无用处。我对麦田无动于衷。可悲就可悲在这儿！而你的头发是金黄色的。所以，一旦你驯养了我，事情就变得很美妙了！金黄色的麦子，会让我想起你。我会喜爱风儿吹拂麦浪的声音……
狐狸停下来，久久地注视着小王子：“请你驯养我吧！”他说。
“我很愿意，”小王子回答说：“可是我时间不多了。我得去找朋友，还得去了解许多东西。”
“只有驯养过的东西，你才会了解它。”狐狸说，“人们也没有时间去了解任何东西。他们总到商店去购买现成的东西。但是不存在出售朋友的商店，所以人们也就不会有朋友。你如果想要有个朋友，就驯养我吧！”

倘若“非对象性”的存在已经实现，那么，“非对象性”之思与言何以可能？这正是晚年海德格尔的哲学工作的重点。为了化解这个难题，海德格尔开发了诗化的语言。
海德格尔曾建议以凡高的一幅以鞋为主题的油画来作例子。农鞋原本人的日用品，可是，一旦某农鞋蕴涵了“别的东西”，这农鞋就可以作为一个事例进入艺术创作。当创作者创作农鞋时，农鞋所蕴涵的“别的东西”（道）就自行置入艺术品中，或者说，农鞋所蕴涵的“道”自行置入作为艺术品的事例中。
这既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也是一个存在论的问题。
作为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应，教育学需要关注的问题是：学校里的学生、老师、科学家、哲学家，应该如何展开、维护自己的生活世界？究竟应该多读书还是应该多思考？人的读书生活、思考生活是否也是生活世界的一个部分、一个形式？一个人的过去阅读和思考是否已经成为他的生活世界的一个部分而为后续的继发的思考、认识提供非课题化的模糊的边缘地带？胡塞尔之后的梅洛•庞蒂所重视的“模糊性”、“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可以视为胡塞尔现象学的正宗。

3.自然主义
在20世纪上半叶，杜威在中国教育界曾经被奉为圣雄，杜威教育理论曾经被奉为圣经。1949年之后，杜威教育理论受批判，杜威的精神形象受诋毁。1979年之后，杜威教育理论开始重新被认可，至1989年前后，杜威教育理论在中国教育界的地位迅速提升，几乎恢复到1949年之前的地位。不少教育学专业的硕士学位论文、博士学位论在寻找解决教育问题的“对策”时，几乎一致地以杜威教育理论作为最终的标准。无论讨论现代教育学还是讨论后现代教育学，一律以杜威教育理论作为无法超越的标准。
我的怀疑是：杜威似乎被“现代社会”尤其被“大工业社会”吓怕了，以致于他哀叹只能过合作的、共同体的生活而不能过个人的、独立的生活。他把过去的生活信念称为“个人主义”，也称为“旧个人主义”。杜威对“旧个人主义”持深深的怀疑、不信任态度。他反对“旧个人主义”。
杜威提倡的是“新个人主义”。而所谓“新个人主义”，实际上已经接近“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如果可以把“社会”理解为“集体”的话）。杜威一度为苏联的集体主义制度而兴奋、激动、迷恋（尽管后来的态度有变化），这与杜威本人对“个人主义”的不信任和对“集体主义”迷恋不能说没有关联。
我个人宁愿相信：无论社会多么发达，无论“大工业生产”多么“宏大”，“个人主义”永远是一个高贵的存在理想。在杜威的“新个人主义”和安•兰德的“个人主义”之间，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宁愿选择后者。
从“新个人主义”出发，杜威大谈“民主主义”，他几乎不理会哲人与民众、精英与大众、英雄与人民的古老课题。杜威本人似乎更愿意平均分配哲人与民众、精英与大众、英雄与人民的发言权，他似乎有决心放弃过去那些哲人与民众、精英与大众、英雄与人民的之间的不平等，将那些古老的制度等级与精神等级一律夷为平地。
可是，杜威的理想有多大的可能性和正当性？我个人相信：无论民主的价值多么重要，无论人道的意义多么急切，“英雄”、“精英”、“哲人”永远有存在的充沛的理由。在杜威的“民主”与尼采的“不平等”或列奥•施特劳斯的“自然”之间，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宁愿冒险地选择后者。
与近代平等主义者相反，尼采更重视自然状态的“不平等”的人。强者（主子）有强者（主子）的位置，弱者（奴才）有弱者（奴才）的位置，在强者的位置便有强者的道德，在弱者的位置便有弱者的道德，二者不能越位。
“要真正体验生命，你必须站在生命之上！为此要学会向高处攀登，为此要学会——俯视下方！”这是对要做强者的人说的。
“无论到哪里，我发现了生物，我便听到关于服从的话，一切生物必得服从。” 这是对弱者说的。
弱者也有弱者的权力意志，但弱者只能支配更弱者，做更弱者的主子。弱者也有权力意志，弱者的权力意志使他一面服从于强者，一面又希望支配更弱者。弱者也是为权力意志而活着，人总是靠权力意志而活着。尼采认为基督教文化是教人都做弱者的道德，所以他反基督教文化。
强者的位置需要强者靠自己的权力意志去争取，弱者要支配更弱者也需要弱者靠自己的权力意志去争取。“权力意志”是“自我超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一节就“自我超越”作为标题）。任何人都需要“超越”，都需要做“超人”，都需要“权力意志”，都需要“自我超越”。
尼采显然是不太赞成所谓的“平等”、“民主”等观念的人，“尼采把卢梭视为自己最大敌人”。也因此从一开始他就意识到自己的书是“不合时宜的思考”，主动充任“反叛者”的角色：“反悲观论”、“反基督教”、“反民主制”、“反社会主义”、“反男女平等”、“反唯智论”、“反道德论”，等等。
而在所有“反叛”、“反对”中，尼采最反感的是“平等主义”。如果说现代社会思潮“最为基本的是平等与自由的撕打”的话，那么，尼采的立场是比较明显地反对那种“夷平差异”的“平等主义”。在他看来，“差异”总是存在的，犹如柏拉图所谓的各人身上的金银铜铁含量总是因人而异。
像大多数哲人（苏格拉底除外）一样，尼采也知道这种“反平等”、“反民主”是不能说给民众听的，一旦说出来便会遭致“民众”的抗议。为此，尼采不得不在著作中大量地使用“善意的谎言”（包括微言大义的“隐喻”，他有时称为“无辜的谎言”、“高贵的谎言”）。他用“无辜的谎言”、“高贵的谎言”写出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所以他断言这是“一本为所有人而写却无人能懂的书”。
其实，“说谎”并不是尼采的发明。人类说的第一句谎言倒是上帝“教”给人类的。上帝创造了伊甸园之后，对亚当说：“园中的各种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但是你要记住，唯有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因为如果你吃了，那一天你必死无疑”。后来蛇告诉夏娃说：其实吃了也不会死。上帝不让你们吃是因为他怕你们吃了之后便像上帝一样聪明。于是夏娃和亚当一起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们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后立即有了羞耻感，用树叶将自己的身体遮挡起来。
上帝为什么不让亚当和夏娃他们吃“智慧果”？人为什么不能变得和上帝一样聪明？
一种解释是：上帝有上帝的位置，人类有人类的位置，人类是不可以像上帝一样智慧的。上帝之所以向亚当撒谎，是不想让人类“越位”。
而在所有哲学家中，似乎只有苏格拉底一个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公开地反“民主”、反“平等”。他后来也为之付出了代价。
苏格拉底并不赞成雅典式的“民主”生活方式，他主张让“那个知道的人”成为统治者，“发命令是统治者的事，服从命令是被统治者的事。”这里需要的不是被统治者的同意，而是他们的服从。苏格拉底会问这样的问题：“如果我想修鞋，我要去找谁呢？”当得到满意的回答后，苏格拉底又会提到木匠、铜匠等等，最后则问“谁应该来修理国家这只船呢？”在苏格拉底看来，惟有“知道的那个人”才能统治国家这只船。别的人都只能服从那个知道的人的命令。这当然是大多数希腊人，特别是雅典人所拒绝的一种权威主义方式。
雅典人的基本生活方式是“公民的平等”，而苏格拉底的前提是一种根本的不平等：“没有人是公民，大家都是臣民。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有着一道鸿沟。”  雅典人普遍认为，参与政治是一种权利、职责。而苏格拉底的言传身教则是“退出”城邦政治生活。苏格拉底自认为“是一只牛虻，是神赐给这个国家的；这个国家好比一匹硕大的骏马，可是由于太大，行动迂缓不灵，需要一只牛虻叮叮它，使它的精神焕发起来。我就是神赐给这个国家的牛虻，随时随地紧跟着你们，鼓励你们，说服你们，责备你们。朋友们，我这样的人是不容易找到的，我劝你们听我的话，让我活着。” 但是，奇怪的是，凡是城邦最危险的时刻他都不在场。这使人不得不发生怀疑：苏格拉底这只牛虻在最需要它叮的时候似乎总是不在，在他生前，议会中要作出命运攸关的决定时，他从来没有在议会中发表过意见。“雅典最喜欢说话的人在最需要他说话的时候却保持了沉默。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简单地说，他不够关心。他似乎完全缺乏激情。”  
从雅典民主的标准来看，苏格拉底显然不是个好公民，但雅典人仍然努力地宽容他的不同意见。“像他那样一个德高望重的雅典人在有生的70年中居然能做到几乎绝不参与城市的事务，这是十分不平常的。”苏格拉底的死，仍然显示了雅典民主的风格。苏格拉底自己为自己的公开反“民主”、反“平等”付出了代价。
后来的哲人似乎对苏格拉底之死心有余悸，柏拉图于是较早地恢复了“使用假话”的技术。柏拉图借苏格拉底和格劳孔的对话表达了自己的“使用假话”的原因：苏格拉底提醒格劳孔说：要谨慎地“考察”人才，把那些经过考验的人定为“国家的统治者和护卫者。……那些不合格的人应该予以排斥。”为了讲清楚这个问题，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说出了使用“高贵的假话”的苦衷：

苏：不久前，我们刚刚谈到过偶然使用假话的问题，现在我们或许可以用什么方法说一个那样的高贵的假话，使统治者自己相信（如果可能的话），或者至少使城邦里其他的人相信（如果不能使统治者相信的话）。
格：什么假话？
苏：并没有什么新奇的。这是一个老早以前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流传过的腓尼基人的传说。它是诗人们告诉我们，而我们也信以为真的一个故事。但是这样的故事在我们今天已听不到，也不大可能再听到，它也没有任何说服力可以使人相信的了。
格：你似乎吞吞吐吐很不愿意直说出来。
苏：等我讲了你就会懂得我为什么不肯直说了。
格：快讲吧，不要怕。
苏：那么好，我就来讲吧。不过，我还是没有把握我是否能有勇气，是否能找到什么语言来表达我的意思，首先说服统治者们自己和军队，其次说服城邦的其他人……。
格：现在我明白你刚才为什么欲言又止，不肯把这个荒唐故事直说出来了。
苏：我这样做自有我的理由：不去管它，且听下文。我们在故事里将要告诉他们：他们虽然一土所生，彼此都是兄弟，但是老天铸造他们的时候，在有些人的身上加入了黄金，这些人因而是最可宝贵的，是统治者。在辅助者（军人）身上加入了白银。在农民以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了铁和铜。但是又由于同属一类，虽则父子天赋相承，有时不免金父生银子，银父生金子，错综变化，不一而足。所以上天给统治者的命令最重要的就是要他们做后代的好护卫者，要他们极端注意在后代灵魂深处所混合的究竟是哪一种金属。如果他们的孩子心灵里混入了一些废铜烂铁，他们决不能稍存姑息，应当把他们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上去，安置于农民工人之间；如果农民工人的后辈中间发现其天赋中有金有银者，他们就要重视他，把他提升到护卫者或者辅助者中间去。须知，神谕曾经说过“铜铁当道，国破家亡”。你看你有没有办法使他们相信这个荒唐的故事？

哲学一旦谈论政治问题时，便不得不“使用假话”、使用“高贵的假话”。而在柏拉图这里，哲学恰恰经常地显示为一种政治学，哲学的基本问题便是如何处置哲学与人民的关系。哲学与人民的关系是哲学考虑的首要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首先、而且本质上是政治的”。
尼采接着柏拉图问：“哲人与人民的关系是必然的吗？”在尼采看来：“在哲学的基础上，根本不可能建立起一种大众文化。” 哲学与大众文化、哲人与民众各有自己的位置，《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基本主题便是让人弄明白自己的位置，哲人有哲人的位置，民众有民众的位置。也就是“优者”（“强权者”）与“劣者”（民众）的位置。尼采认为“愚昧者”（民众）必须服从“大智者”（权力意志者）。前者为主子，后者为奴才。主子有主子的道德，奴才有奴才的道德。尼采说：

不错，愚昧者、民众，——像一条推送着小船的河；在这条小船里，价值之判断戴着面具庄严地坐着。
现在这条河推送着你们的小船前进：这条河必须载着它。被冲破的波浪尽管白沫四溅地怒抗着船底，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啊，大智者，你们的危险和你们的善恶之终结不是这条河，而是你们的意志，权力意志，——不竭的创造性的生命意志。
无论到哪里，我发现了生物，我便听到关于服从的话，一切生物必得服从。
命令难于服从。不仅因为命令者掮着一切服从者之重负，而这重负也许压扁了他。
弱者之意志说服了弱者，使他为强者执役；同时这意志也想成为更弱者的主人。这是他不愿被剥夺的惟一快乐。
弱者屈服于强者，以取得统治更弱者的快乐；同样，强者屈服于他的权利意志，而为权力冒着生命的危险。
冒险与生命之孤注便是强者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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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家立业的故事

7.关于爱人和孩子

7.1关于爱人
1.高师妹
高师妹是我的研究生同学，后来成了我的太太。有一段时间，我经常给她写信。信封上收信人就写“广东教育学院教育系高师妹”收。后来就直接写“广东教育学院高师妹”收。
我们两个人对选择“伴侣”的标准都比较奇怪。她的要求是：“这个人愿意陪她逛街。”我对她说：这好办，我就喜欢干这事；我的标准是：这个人不喜欢吵架。因为我小时侯光听家里人吵架，我有心里障碍。她说：这事也好办，因为她长这么大几乎没有跟人吵架。
于是我们两个人一拍即合。
高师妹是河北人，语言规范，说话字正腔圆。我们在重庆读书的时候，她最初几乎听不懂重庆话。熊老师给我们上课时满口方言，他特意问：“我说话你们懂得起嘛？”我们都说“懂得起。”熊老师就感叹：“是嘛，重庆话和湖北话是一个语系的。以前湖广填四川，就有了重庆话。我们说的话本来就是官话。”高师妹大概只听懂了最后那句话，下课后她就问我：“还官话呢？我怎么听不懂？”我问她“你不是说你懂得起吗？”她就说：“以后可能会懂。”
离开重庆之前，高师妹真的能听懂重庆话了。离开重庆之后，她一直怀念重庆话，喜欢看电视剧《棒棒军》。
其实，我猜她是怀念那个地方。
在那个地方，高师妹比较喜欢的树是铁树。西师（即西南师范大学，现在已经与西南农业大学合并成为“西南大学”）的办公楼和图书馆周围有很多铁树。她为什么喜欢铁树啊？真是搞不懂。
她比较喜欢的格局是西师正门的花园，那里有毛主席的雕像，雕像的周围是花草树木。在傍晚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学常常在那里聚会。
她比较喜欢的娱乐是爬山。西师校园里面就有两坐山，我们把东面（我们感觉是东面，其实不见得是东面）的山叫做“东山”；把西面的山叫做“西山”。我们经常在东山散步，在西山搞野炊。那天野炊的时候，管理者发现了我们，他告诉我们“那样多么多么危险”。高师妹拉着我赶快逃跑，她后来想起这事就心惊肉跳。
她比较喜欢的休闲是织毛衣。她在重庆给我织过一件毛衣，一条围巾（她称之为“围脖”，后来我发现字典上真的有“围脖”这个词，太奇怪了）。那条毛衣我弄丢了（在一家小餐馆），那条“围脖”至今还保存在衣柜里。在广州生活虽然少用“围脖”，但每次拿出来亮相的时候，我发现那的确是我所见到的最美好的“围脖”。
高师妹比较显著的生活信念是追求“简单”而不慕“虚荣”。结婚（领结婚证）的那天下午，我送给她一束玫瑰，为了让她的房间经常有玫瑰，我到新港东路的一家瓷器店买了一只花瓶。进门的时候，高师妹看到那么大一束玫瑰花，也看到那只花瓶。我看着她，等她说话。没想到她说：“买这干什么？”我说：“这很重要，俺一生只结一次婚。”高师妹问：“花瓶多少钱？”我说：“一百多块”。她拿了花瓶去装水。装水之后，她发现花瓶有一个地方漏水。高师妹问“花瓶在哪买的？可以换吗。”我说“可以。”她问：“可以换成盘子和碗吗？”我很吃惊，问“为什么？”她说：“盘子和碗实用。一百多块钱可以换很多盘子和碗。”我估计瓷器店老板不会同意：“花瓶漏水可以换另一个花瓶，不能用花瓶换盘子和碗。”高师妹不愿意，坚持要把花瓶换成盘子和碗。
那天晚上，我们赶到新港中路的瓷器店，用那只美好的花瓶换回了一堆盘子和碗。
高师妹是对的。那些盘子和碗直到今天还在发挥它们的实用价值。
高师妹的日子一直过得不错，主要是因为她对任何人都很少挑剔。偶尔她也会说：“你要是像人家叶茂林那样会挣钱就好了”。我知道这些话她本人并不当真，她不在乎这个。

2.挤牙膏的故事
家庭生活幸福是比较困难的。各家都有自己的难处。但很多家庭的不幸并不是因为房子太小，挣钱太少，而是因为不宽容。就我所知，有些家庭竟然因为“挤牙膏”的问题而不断发生争吵。太太不断提醒：“挤牙膏后记得盖上盖子！”可怜的丈夫，几分钟之前还记得，但挤完牙膏之后，就忘了。太太很生气：“为什么总是把我的话不当回事？”丈夫很委屈：“如果每天挤牙膏都必须谨慎小心，那怎么活？”
也有太太劝说丈夫：从牙膏的后半部往上挤，牙膏会一直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体形。如果拿起来就捏牙膏的中间呢？——牙膏会变得皱皱巴巴，比较难看。
但是，丈夫一直搞不懂，牙膏邹邹巴巴的，这有什么不好？
于是，太太就不断提醒丈夫：你怎么老是忘记了，为什么就不能从下面往上面挤呢？
我大学时有一位老师就经常给我们讲述他的太太如何每天都盯着他挤牙膏的事情。照他的说法，每次挤牙膏时总担心背后有人盯着你，弄得提心吊胆的。
这实在值得同情，我当时就发誓，结婚后，我一定买两支牙膏。
可是我结婚后也只买了一支。我们家里的牙膏一般不会皱皱巴巴的。我观察过我们家里人挤牙膏的方式：我太太挤牙膏的习惯是拿起牙膏就往中间捏，这一捏牙膏肯定会变形。我挤牙膏是从下面往上面捏。我曾经提醒过太太，告诉她挤牙膏的正确姿势，可是太太并不当一回事。所幸，我们家的牙膏的体形一直保持得比较好，因为每天几乎是我太太先起床，她先挤牙膏。我有熬夜的习惯，总是后起床。我挤牙膏时顺便使牙膏恢复体形。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出差，每次出差回来挤牙膏时，我都会认真地整理牙膏的形状。
直到有一天，我忽然发现我这样做法实在无聊，我才放弃我的做法。为什么一定要看到牙膏符合我的审美标准了，心里才觉得舒坦呢？为什么一定要改变别人的生活习惯呢？
每个人都有权按照自己的习惯生活，只要这种生活习惯不影响他人。
如果你总想改变他人的某些习惯，你可能犯了第一个错误：不宽容。
如果你成功地改变他人的某些习惯，你就紧接着犯了第二个错误：残忍。
给别人自由生活的权力，不轻易地想着要改变别人的生活习惯，这是做人的一个基本品质。这个品质叫“宽容”。“正如不挑食是生命力旺盛的表现，忌食过多则是生命力衰微的征兆；宽容是人格强健的确证，而不宽容则是人格萎缩的表征。”
我建议：如果你的丈夫喜欢抽一点小烟，喝一点小酒，打一点小麻将，你最好不要轻易地取消他的爱好。你想，他就这么一些爱好，多不容易，人就为自己的爱好而活着。你要是一门心思地取消他的爱好，他就渴望离开你，不跟你玩了。有些女士很自信：谈恋爱的时候发现男人总体上不错，就是有一些小缺点，于是在心里发誓，“走着瞧，等结婚后看我如何把你改造过来。”可惜，等到结婚后，她发现并不容易。究竟谁改造谁，也难说。

3.美好的O型气质
血型与人的气质或性格究竟有多大的牵连，现在还很难说。有一种关于A型的解释，大体接近我的性格。从高师妹的日常行为和追求来看，有一种关于O型的描述，大体接近高师妹的气质：
A型性格的特征是感情丰富、敏感、理想主义、渴望和谐一致。A型性格的人重视他人，他们有灵敏的“天线”去感受别人的内心状态，照顾别人的感觉，所以，他是一个理想的顾问、帮手、保护者及聆听者，他给人温暖与安全感。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同样地了解他的感受与需要，所以人们必须很郑重地与他交往，而他是一种极度渴望被需要的人，害怕遭到别人的拒绝。他们渴望和谐一致，因为他们不能够轻松地回避自己的侵略性。生气的感觉是危险的，因为他们担心当他们发泄怒气时会遭到拒绝并失去人们去他们的喜爱，因此A型性格的人喜欢隐藏自己易怒的性格，但怒气只能在隐藏中积聚而不会真正地消散，他的怒气一旦突然爆发，会使所有涉及者大为吃惊。没人能够料到，A型性格的人已经长时间勤奋地在他的怒气收集本中做记号，而现在就是“清算之日”了。这对人们的警告是，不应该过长时间以及频繁地利用A型性格的忍耐能力。
A型血是一个顺从型的血型，这样的孩子很容易受教育，他们常常被父母称赞是一个容易照顾的孩子。因为任何“火药味”的争辩都能够使他发疯，而一切紧张都很容易把他们击倒，让他们处于惶恐之中。他的弱点是，他期望从他人身上得到很多很多，如果这些过高的期望不能实现，一切好感都会在一瞬间变成失望，甚至是愤怒。A型性格的孩子容易受伤，这是他们为敏感和丰富的内心世界所付出的代价。对于某种情绪，他们通常会有相比其他人双倍甚至三倍的深刻体验。他们比成年人所能设想的还要认真和脆弱。所以，惩罚对他们影响强烈并唤起深刻的内疚感，只能较少地使用。
与A型性格几乎相反，B型性格更多地显示为固执和坚定。他们有条理、认真、节制、固执、坚定、可靠，是典型的实干家和出色的组织者。“原则”对于B型性格的人至关重要，必须有条理，行为必须合适。他们不仅喜欢一目了然和准时，而且喜欢一丝不苟地做计划，为一次旅行安排紧凑的行程，或为购买汽车而探听未来的油价或停车位价格，为子女编制文件夹，细致地保存着各种成绩单、图画、照片、接种疫苗的数据，等等。他们自制、节俭、忍耐，这些品质成就了众多的这种血型性格的富翁和成功人士。但是他们也有缺点，他们不够浪漫（在他们眼中这些可能算不上什么）、他们对一些事斤斤计较（在他们眼中这些事可能特别重要）、他们很容易被激怒，说话很直接，让人觉得难于相处、他们不是良好的合作者，因为他们好像并不需要一个真实的对手，他们只关注自己能做到什么，并成为自己的主人，对于别人，也有较强的支配欲，“这里我说了算，我就是法律”。
B型性格的孩子相对A型性格的孩子来说显得更加成熟，因为他们表现得更理智和清醒。他们在理科上的成绩往往比较突出，常被夸为“聪明的孩子”。但是他们稍微有些固执，为了自己的权利会固执地斗争；他们不喜欢与人合作，如果有人不遵守约定，那么情况会更严重，为了惩罚他人，他宁愿全线退出。用普通的教育方法，很难“对付”他们。B型性格的孩子有强烈的责任心和上进心，想要抚平他们的问题的办法最好是，鼓励他直接讲出自己的想法。
也就是说，基本的血型只有两种：A型和B型。AB型血是A型血和B型血相结合的结果。若双亲的A型和B型血液没有一方占优势，而是合成了一种既不是A也不是B的血型，这种结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不太稳定的结合，即A型血与B型血的成分接近平衡，这是一般意义上的AB型血。我个人愿意称之为AB1型。
另一种是一种稳定的结合，即A型血和B型血的比例近乎完美地平衡、稳定，此时形成一般意义上的O型血。我个人称之为AB2型。
也就是说，AB2（O型血）是A型和B型血的比较稳定的结合。而AB1（一般意义上的AB型血）是A型和B型血的不那么稳定的混合。
AB1型（一般意义上的AB型血）性格最大的特征是“没有性格”，因为他既包含有A型性格，又包含B型性格，这导致拥有这种“混合”血液的人时而像A型性格，时而像B型性格，有时又是一种全新的性格。这种“没有性格”的性格使拥有AB1型性格的人难以捉摸和令人惊叹。他神秘、迷人和充满魅力，有着非凡的创造力和直觉能力，天生具有艺术天赋，富有表现力。他既内向又外向，出现在公众场合时有时拘谨，有时自信。这不知是取决于当天的心情还是身体状况，连他自己都难以确定到底哪个是真的自己。而且，他经常掩饰内心的感受，让人更加难以理解。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喜欢与他交往，因为他比较单纯。AB1型性格的人不善于勾心斗角，他不具攻击性，却也不会任人摆布。在做某件事情之前，他不惜获得充分的自我解释和自我说法。如果没有说法自己的理由，他不会采取行动。
相对来说，不稳定的AB1型性格更趋近于A型性格，他们出众的敏感和艺术气质使他们看起来更像是同一类人，而B型性格的条理、规则、节制、固执常常使他们感到威胁。一个B型血的母亲孩子很可能看不惯自己AB型血的孩子的异想天开、喜怒无常、胆怯、内向。她觉得这根本不像是她的亲生骨肉。她会一再尝试把孩子培养成像她那么地“有条理”、“守规矩”、“雷厉风行”。遗憾的是，这样只会扭曲孩子的性格。AB1型性格需要的是稳定，他需要的是理解与赏识。他的无限的幻想、幼稚的天真、时而忧郁时而活泼的气质、需要保护的样子看起来是那样的惹人喜爱。如果父母想要“修理”他的个性与多彩的生活，可能会使他失去全部自信。他需要的是：给他时间、空间以及独立，接受他的独一无二，不要企图改变性格以适应环境。
AB2型（O型血）性格的人是领导者和决策者的代表。他们明智、自信、健壮、免疫系统强大、精力充沛、吃苦耐劳，并且有极强的适应能力。他们野心勃勃、勇敢无畏、能屈能伸，极少会不知所措。他们这些优异的性格与能力可能缘于“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数学定理，因为AB2型是A型血与B型血的比较稳定的结合。在他们的性格中，也处处表现出稳定的品质。
总之，A型性格显示为：内向、谨慎、多疑而沉思、重细节、重技艺、完美主义、守秩序、有团队精神。B型性格显示为：外向、乐观豁达而粗心大意、灵活敏捷、追求自由、缺乏协作、行为散漫、随大流而凑热闹。AB1型（一般意义上的AB型）性格则显示为谨慎、细腻，直觉能力发达而有艺术气质，唯一的遗憾是容易疲劳而嗜睡。而AB2型性格（0型性格）则显示为：奔放、精力充沛、身体强健、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却又容易鲁莽冲动、大胆冒险。他往往重视直接的经验而拒绝复杂的沉思。



7.2自食其力


女儿出生以后，高师妹每天都写观察日记。我看过高师妹的日记，里面主要记录了可可每天如何“捣乱”、“折腾”的事件：
她会把所有的柜子都拉出来，然后把抽屉里的发票、证件、相片、钉子、锤子……全部泼洒到地上。为了防止她翻箱捣柜，高师妹把所有的柜子都上了锁，无法上锁的柜子就用绳子围困住，打了疙瘩。为了不让可可解开疙瘩，高师妹把绳子打了死结。绳子约束了小孩，也限制了大人。每次我从衣柜或抽屉领取器物时，就比较着急。
她会把那么沉重的椅子像蚂蚁搬家那样拖到另外的地方。然后借助椅子爬到桌子上去，再把桌子作为跳板，爬窗台上去晒太阳。为了防止她摔倒，高师妹不得不挪动餐桌，把餐桌搬到另外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那样虽然破坏了家庭装修的结构，但为了孩子的成长还是值得的。
她会跟着她妈妈一起去洗碗，她一定是认为她有权参与所有的家庭事务，你不让她洗碗是不合理的。她不仅要参与洗碗活动，她还坚持按照她自己的方式洗碗。用很小的手捏拿一只大碗在水池里面抖动。等到拿起来的时候，她就很可能要把碗摔到地上。高师妹的理论是：小孩不摔碗是长不大的。再摔碎几只碗，她就长大了。
她会拿彩色画笔在墙上、椅子上、桌子上乱画。比较要命的是在洁白的床单上乱画。据说儿童的涂鸦具有重要的生命意义和美学意义，高师妹不敢阻拦，我也不敢轻易制止。她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反正她长大之后就不会胡闹了。高师妹看了龙应台的文章之后，发展出一套不着急的幼儿理论。龙应台的说法是：“孩子，你慢慢来”。
和所有小孩一样，她会胡闹，完全没有秩序感和制度感，全全不理会所谓的传统、习惯和规则。她吃饭的时候，有时喜欢躺在地上，仰面朝天。只要她愿意张开小嘴巴，大人就可以把饭菜送到她嘴里。据说靠喂饭长大的孩子没有独立性和责任感，后来就调整办法：如果她不想吃，就不让她吃，等到她想吃了，就由她“亲自”拿筷子吃或用手抓饭。
她吃饭的时候还有一个习惯：她愿意把两盘菜放到一个盘子里，她愿意把鱼汤和红烧肉搅拌在一起。大人这时不免会很气愤，但你得忍住。据说孩子有孩子的逻辑，只是成人暂时还不那么理解她的逻辑。不就是把两盘菜放到一个盘子里吗？那有什么了不起的。
那么冷，我们都已经穿上厚厚的棉袄，厚厚的袜子，严严实实的皮鞋，但她坚持光着小脚在冰冷的地上走动。天啊，那么冷，她就赤脚，不生病才怪。但她已经那样光着脚好几天了，依然没有生病。后来光着脚过了一个冬天，也没有感冒或发烧。你能说什么呢？当然也就算了。
那么冷的晚上，我们睡觉时盖上了两层棉被，她就只要盖一层薄薄的毛巾被。毛巾被不保暖，但要那么保暖干什么呢？我很好奇，一直在观察到底她能够坚持多久？终于有一天，她病了，高烧，嗓子哑了。赶紧送她到医院去打吊针。等她病好之后，我们总结经验，再不能让她着凉。可是，她还是不愿意盖厚被子。怎么办？那还能有什么办法？也只好由着她那样。
我常常觉得对小孩不能过于纵容，不能过于迁就，不能趴在地上吃饭，不能在冷天赤脚走路，不能养成坏习惯……高师妹就立刻嘲笑我：你不是提倡自由主义教育、自然主义教育吗？那么多不能，那么多禁止，孩子哪还有成长的自由？
我赶紧去找《西游记》，里面有一段话：
话表齐天大圣到底是个妖猴……那齐天府下二司仙吏，早晚扶侍，只知日食三餐，夜眠一榻，无事牵萦，自由自在。……今日东游，明日西荡，云去云来，行踪不定。
研究教育学的人，很可能不会教育自己的孩子。这是常有的事。
我整天看教育学的书，上课的时候给学生讲解教育的秘密。可是，我并不怎么理睬我的孩子。
不理睬孩子当然有我的理由，比如太忙。
还有一个理由是：孩子有自己的生长速度和生长方向，孩子并不需要大人盯着她。你看，植树人哪会整天盯着树看它是如何长高的呢？园丁哪会整天整夜地盯着花看它是如何开放的呢？
孩子睡着了，我就喜欢看她睡觉的样子。你想象过“天使”是如何睡觉的吗？你去看你的孩子睡觉的姿态，你就知道了。尽管如此，我不可以长时间看我孩子睡觉的样子。你想想，你在睡觉的时候，忽然感觉有人盯着（stare at）你，那样是不是很可怕？孩子睡觉了，可她会有感应的，你不可以那样看着她。你是很爱自己的孩子，但你就是不可以长时间地看着她。
母亲啊，你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孩子，这是真的。你知道孩子为什么会出生吗？她“出”生，是她想出场、出动、出发、出航、出海、出击、出任、出手、出头、出息、出行、出征、出众……
出生之后，她不愿意受你的控制，甚至不愿意受你的过度看护。
孩子离开了父亲母亲，孩子没有了安全感。做父亲或母亲的人，需要守望你的孩子，这是你的责任。可是，你所能够做的，也就是守望，你不可以走得太远，也不可以走得太近。走得太近了，她会感到受挤压，甚至感到受压迫。她就在离你不远的地方，她有了安全感，她安全地居住在她的大地上。你不可以高举“看护”或者“爱”的名义，做干涉她自由生活的事情。
父母爱自己的孩子，这是很高贵的情绪。只是，你想过没有，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多少罪恶，恰恰以爱的名义。孩子为什么会变得不愿意主动做事了？孩子为什么变得懒散了？孩子为什么变得没有了好奇心没有了读书的兴趣了？孩子为什么变得没有责任感了？她的背后，难道不是有一个一直深爱着她的母亲、父亲或爷爷、奶奶？
孩子在客厅里玩，那样子实在可爱，我想跑过去把她抱起来。我知道，我不可以那样。孩子愿意一个人在客厅里玩，她很投入，全心全意地摆弄属于她的玩具。你怎么可以跑过去，把她抱起来？那样对她不好。
比较困难的事情是：孩子2岁了，已经可以自己吃饭。可是，孩子总有不想吃饭的时候。那怎么办？孩子的母亲就去喂给她吃。孩子逃跑，母亲就追着孩子喂给她吃。怎么可以这样？我经常出差，很少看管孩子，很少和孩子在一起。但这事我打算干涉：如果孩子到了已经能够自己吃饭的年龄，父母不可以给孩子喂饭。吃饭是孩子自己的事，如果她不想吃饭，就像罗素暗示的那样：“当我们要他吃午饭时，他拒绝吃他的那份布丁。于是我们就把布丁端走。后来，他又要求将布丁取回，但那块布丁已经被厨子吃光了。听毕他怔在那里，此后不再对我们装模作样了。”
有一种教育学理论说：母亲要经常抱着孩子，把孩子抱在怀里，那样孩子可以听到母亲心脏的跳动，那样孩子有安全感。你当然可以信奉这些说法，我不信。我只相信：无论是猴子、鹰，还是孩子，最高贵的品质是“独立”。她可以依恋她的母亲或者依恋她的父亲，以后她还可以依恋她的恋人。可是，她得知道，无论是谁，都不可能陪伴她一辈子。这世界上谁都不那么可靠，最可靠的人只有一个，就是她自己。
心理学上讲有一种疾病叫做“自闭症”。我对“自闭症”倒不那么忧虑。如果我的孩子太倚赖他人，离开了他人她就过不了日子，我就忧虑。
孩子独立之后，她独自地面对这个世界，她独自地承担她应该承担的责任。这是人必须经历的一个状态。这不是说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为了孤独，也不是说她来到这个世界唯一的使命就是为了承担所谓的“责任”。
比“责任”更重要的，是“开心”。人出世的唯一目的大概就是为了开心。独自承担之所以能够忍受，是因为这个世界原本为她提供了足以让她开心的事与物。这些事与物就在孩子的身边。孩子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令她开心的事与物。
她要是对那些事与物不感兴趣不喜欢怎么办？这几乎不用你操心，她会拥有她的兴致。除非你干涉太多，她天生就对那些事与物有好奇心。孩子不像我们这些成人。成人看起来有了知识，但丢失了好奇心。没有了这些高贵的好奇心，对身边的事与物就没有了兴致。就凭这一点，孩子就能够做人类的父亲，孩子可以为那些成人提供教育。那些成人啊，怎么尽说一些“这没有用”、“这不礼貌”、“那不对”、“那很坏”之类的话？
独立和好奇心叠加在一起，就可以成全一个孩子比较完整的人格。
只要做父母的不过度看护，孩子就可能显示出追求独立的天性。我的孩子两岁的时候，就不允许她的母亲或父亲牵着她的手。我们那时住在没有电梯的9楼，几乎每天都爬楼梯。那样陡峭的楼梯，我孩子两岁的时候，就一个人独自在楼梯上行走。我不放心，拉着她，她摆脱，抗议说“我是大姑娘了，大姑娘不拉手”。在大街上，人来人往，那是多么危险的事。我抱着我孩子，她呼喊“下来吧下来吧”。我就让她下来，她自己在穿行在拥挤的街道上。我担心，牵着她，她还是摆脱，她愿意一个人在前面走，她愿意在前面为我们引路，呼吁我们跟上她。
只要做父母的不用所谓的规则过度限制孩子的自由，孩子就可能显示出充沛而奇妙的好奇心。“像一只猫被人带到一个陌生房间后就开始西闻闻，东嗅嗅，不放过每个角落和每件家具。这就是正当而纯朴的好奇心。你可以从儿童身上看到这种冲动。例如，当平时锁着的抽屉或橱柜一旦打开给孩子们看时，他们会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也是正当的好奇心。动物、机器、雷雨，以及各种手工劳动均能引起儿童的好奇心。他们对知识的渴望能使最有智慧的成年人感到惭愧。”
既有独立性，又有了好奇心。这孩子就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人。
如果既败坏了独立性，又丢失了好奇心，这孩子就成为一个意志侏儒、精神残疾。
对父母来说，民主就是尊重孩子，与孩子商量。孩子那里发生了某些事情之后，如果父母不与孩子商量，父母单独地做主去解决孩子的事务，这就是独裁。独裁就是不与他人商量而“单独地裁断”。
有些父母也愿意“谈论”民主，但他们也仅仅止于谈论，不愿意兑现。他们不相信孩子有自己做主的资格和权利，总以为孩子太小，没有经验，他们应该听从成人的指令，接受成人的安排。
父母的这种怀疑与不信任，其实是所有成人对儿童的怀疑与不信任。成人曾经经历了失败和痛苦，这些失败与痛苦转化为“人生经验”之后，他们会以“导师”的心态鄙视和教训儿童。“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是所有教师和家长的普遍心态。
这种“导师情结”总有一天会让这些“导师”陷入尴尬：他们要么死死地抓住管理、治理的权利不放，于是，这样的“导师”就培养了大批唯唯诺诺的“奴才”或琐琐碎碎的“蠢材”，这是“母强子弱”的典型症状；他们要么在某个时候遭遇抵制或抵抗，他们一直不明白：“我全心全意为他们着想，他们怎么不理解我的苦衷呢”？
他们不知道：人的成长需要付出必要的代价。儿童自己做主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很多错误甚至会遇到一些危险，但是，这是成长必须付出的学费。如果父母一直怀疑孩子自己做主、自我管理的能力，那么，孩子的精神成长就会无限期地延迟；如果教师一直怀疑学生自己做主、自我管理的能力，那么，学生就会成为精神的侏儒。他们可能善于服从、听话、俯首称臣，但他们可能缺乏自信、热情、勇气，他们的生命缺乏基本的活力与光泽。



7.3劳动与运动

我对孩子的要求只有一条：文明其精神，野蛮其身体。文明其精神的办法是劳动，野蛮其身体的办法是运动。不劳动的孩子性格不好，不运动的孩子身体不好。如果家庭比较困难，孩子需要做大量的劳动而没时间运动，这不要紧，有足够的劳动就行；如果家庭极度富裕，家里的劳动都由保姆承担，这也不要紧，有足够的运动就行。劳动是平民的运动，运动是贵族的劳动。

1.可可卖报
我们居住的楼房里有很多孩子和可可的年龄差不多。我们买了新房子后，可可一直不肯搬家，因为那里有她的小朋友。在小朋友的鼓动下，可可第一次勇敢地走到街上，卖报纸。
高师妹最初比较犹豫，她征求我的意见：几个小朋友的妈妈打算下周带孩子们去卖报纸，她们希望可可和小朋友一起去。合适吗？
我知道高师妹从小不愿意做类似的事。她总觉得做小商贩是比较低级的职业。我不在乎，我从小就卖“蓖麻”、卖“知了壳”、卖甜瓜、卖米，曾经陪我祖父一起到街上卖甘蔗、卖冰棍。上了大学后，我很少向父母要钱，但我总是比身边的同学更有钱，因为我做家教，我帮别人誊写稿件。那时誊写一份5000字的稿件，可以挣5元钱。
1996年，我和高师妹硕士毕业后来到广州工作。暑假期间，高师妹回河北去了，我一个人在广州，手头只有200元。后来钱快花完了，我打算到附近的酒店打工。我看到广州的金城酒店招洗碗工，我就去应聘。
我问那里的负责人：你们这里招洗碗工吗？
那人回答：招。
我问：我可以吗？
那人打量我之后，说：不可以。
我不明白那人为什么不让我在那里洗碗。他大概怀疑我是卧底。
洗碗工没做成，后来遇到一位师兄，他帮我在广东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找了份工作，给那里的“夜校学生”教《公文写作》。
我从来不担心自己穷困，因为我从小就有挣钱的习惯。我也希望我的女儿从小也学会挣钱，这比学知识更重要。
那天下午，高师妹在家里做饭，我亲自陪可可到“广州华润万家”的广场上卖报。我们几位家长远远地站在路边，为孩子们站岗。
最初，可可和小朋友都很害羞，不知道如何把报纸推销出去。
我告诉可可：如果见到年龄大一些的人，你就说，叔叔阿姨买一份报纸吧。如果遇到年龄比较小的人，你就说，哥哥姐姐买一份报纸吧。
可可慢慢适应了。可可卖出了第一份报纸后，兴奋地跑过来向我报告：我有钱啦！我有钱啦！
每次有人路过，可可就和另一位小朋友一起跑过去。一位阿姨看到两个孩子同时把报纸递过来，很为难，后来买了可可的报纸。可是，那位阿姨走了几步之后，觉得对不住另外那个小朋友，就回头喊：小朋友，我再买一份。
将近一个小时后，可可一共卖出了9份报纸，共挣了9元钱。按照高师妹的规定，下午四点可可要去学钢琴。
我们带可可离开，可可不干。她的计划是卖10份报纸，现在只卖出了9份。
高师妹告诉可可：学钢琴的学费已经交了，半天100元。如果卖10份报纸，最多只能获得10元钱。可是，如果不去学钢琴，就亏了100元。
可可离开的时候，满脸的遗憾。
那天晚上回家后，可可把她挣的9元钱存在储钱罐里。她不断地提醒她的外婆：我今天挣了9元钱。
第二天，我带可可去华南师范大学粤海酒店西餐厅吃自助餐。自助餐的收费标准是每人48元。
那天可可突然问：怎么那么贵啊？
我说：一直是这么贵的。
可可说：我知道为什么妈妈不愿意到这里来吃饭了。
我说：妈妈是很节约的。不过，我有一个办法，下个月我带你去卖书，挣到钱之后，我们就可以到这里来吃饭了。你愿意吗？
可可说：愿意呀。可以挣多少钱？
我说：不知道，大概可以挣200元。
可可：200元就可以到这里来吃饭了。
我说：对，可以到这里来吃四次。
那个周末，我让华南师范大学的学生帮我报名参加“华南师范大学跳蚤市场”。我把家里的重复收藏的书全部清理出来。那天上午9点，我和高师妹带着可可去参加“华南师范大学跳蚤市场”。学生帮我们做好了广告牌和广告词：“经典名著，一律5折”。
我问可可：一本书20元，5折卖出去，你收多少钱？
可可：20元。
高师妹提醒说：不能收20元。5折就是一半。20元的一半是多少？
可可：10元。
我问：一本书30元，5折卖出去，你收多少钱呢？
可可：20元。
高师妹说：不对。
可可：不行。就要收20元。
我和高师妹决定：卖书的时候，我们离开，但让一位学生陪在可可身边。学生负责计算，可可负责收钱。事先约定：不管卖多少，一个小时后结束。
为了让可可更加独立，可可卖书的时候，我和高师妹离开那里。一个小时后，我和高师妹去看可可。
可可同学很得意，掰开她的左边的口袋，让我们看她的收成。那个小小的口袋，竟然装了满满的钱。我们帮她清点：一共230元。
我们收拾摊子，离开那里。离开之前，可可在跳蚤市场上花10元钱买了一个钱夹。把剩下的220元装在钱夹里。
那天回家时，可可逢人就宣布：我今天挣了230元钱。而且，从那天起，可可买东西的时候，就会问高师妹：这个不买了，太贵了，我们买便宜一点的。
第二天，可可到书店买书，高师妹让可可自己出钱。可可就跟高师妹商量：这本书要20元啊，你出10元，我出10元。
这就是我一直鼓励家长让孩子尽早学会花钱、存钱和挣钱的原因。
我的建议是：
让孩子从小就养成“爱钱”的意识。
让孩子从小就明白：爱钱就是最大的爱国主义。
让孩子从小就明白：社会将给那些自食其力的人颁发两个奖励。一个是硬币，那是奖章；一个是纸币，那是奖状。

2.可可的运动会
那几天，可可的学校在华南师范大学运动场举办了秋季运动会。可可参加了三个项目的比赛。
可可参加的第一个项目是60米短跑。她平时最喜欢做的游戏就是跟男孩相互追逐，这训练了她跑步的速度。后来，她发现学校不鼓励下课期间相互奔跑，因为那样容易引发事故。于是，她就改为在走廊里“劲走”。如果有男孩逗她，她就以“劲走”的办法来追逐男孩。可可几次跟我吹牛说，她跑步可快了，劲走速度尤其快。我跟她比试过几次，她劲走速度确实了得。我猜想她跑步的速度一定不慢，估计她在女子60米短跑中会拿前三名。
遗憾的是，第一天上午60米短跑竞赛，她没有获得决赛的资格。上午11点我去找她的时候，她蹲在看台上画画，看我一眼，没表情。高师妹告诉我：没进入决赛，因为起步慢了一点。我看看可可，想安慰她，但她蹲在那里画画，不给我提供说话的机会。
下午我有课，下课后，高师妹在电话里兴奋地告诉我：可可的一（二）班在“接力赛”中获得第三名。每个班30人参加接力，除了比速度，还比团队的配合（交接时不掉棒子），比班级的士气。高师妹最开心的是，可可是最后一棒，她接过棒子后，一路疯狂地奔跑，追上并超过了跑在她前面的一个同学。
我很后悔，要是我在现场，看她如何超过前面的人，那是多么开心事。
晚上我问：我该如何奖励你呢？
可可说：吃一个面包就行。
第二天上午，可可参加的项目是跳远。
我赶过去的时候，她和另外一个同班同学光着脚，打算赤脚跳远。我几次建议她们穿上运动鞋，因为运动鞋有弹力，可以帮她们跳得更远。她的同学接受了我的建议，可可却不听，依然准备光着脚跳远。
我只好依她。在她的身边怂恿她一边排队，一边做准备动作。
轮到她出场了。
第一次试跳，她跳了1.45米。暂时名列第二。第一名的成绩是1.58米。
第二次起跳，她跳了将近1.50米，但脚尖触到了起跳线，成绩不算。
第三次起跳，这次跳得更远了，但她的脚尖再次触到了起跳线，不算。
两次成绩都不算，可可并不知道具体的规则，她只知道她跳得比较远，大概第二名。
接下来是决赛，决赛的名单上没有可可的名字。
高师妹发现没有可可的名字，拉着可可的手，准备离开。
高师妹说：“没有就算了，我们下次再来。”
可可有些失望，她原以为她是有决赛资格的。
现场有家长感觉裁判可能有误，请裁判核对：虽然有两次触线，那两次成绩都取消了，但可可第一次就跳了1.45米，应该有决赛的资格。
裁判核实之后，可可获得了决赛的资格。
决赛开始。
第一次，可可跳了1.50米。可可起跳的时候，高师妹在前面负责照相，我在她身边助威，像日本武士那样用特别的沙哑声大喊：啊——啊——啊——
第二次，可可跳了1.55米。
第三次，可可跳得更远，1.57米。
这是可可最好的成绩，获得第二名。第一名是1.58米。
班主任说：可可赢在她的心理素质。
在回家的路上，高师妹开车，我和可可坐在后排。为了奖励可爱的可可同学，我给她写了“一首诗”：

我们的教室在一楼，
教室有四十六个同学。
老师轮流来看我们，
老师来看我们的时候我在教室里安静地读书。

学校有宽宽的走廊，
走廊里总是空空荡荡，
下课的时候老师规定我们不可以在走廊追逐，
我不追逐，我可以和那些男孩子在走廊里竞走。

学校每年有运动会，
我的项目是短跑、接力和跳远。
爸爸说，好孩子就是静如处子，
还说，好孩子就是动如脱兔。

我可以在教室里安静地看书，
我可以疯狂地奔跑，可以在沙坑的上空成为小小的小小的飞人。

可可总是喜欢用夸张的声音和夸张的节奏来念我给她写的每一首诗。
我问：你知道这首诗总共有多少个句子？
可可：4句，加上4句，再加上4句，再加上2句。
我问：总共有几句？
高师妹很不屑：那是十四行诗呢。



8.我的教学



8.1我的教学生活


1.我为什么喜欢当老师
1992年我大学毕业，到湖北黄石市“十五冶子弟中学”做英语教师。1994年在西南师范大学附中做过一年代课教师。前后加起来，我做中学教师的时间共计两年。
很早就梦想，以后做一个中学老师，或者做一个小学老师。
我为什么喜欢当老师？
我小时候一直生活在我祖父的阴影下，他总瞧不起我，我在他面前比较自卑。我的自卑感使我从小就向往做教师。在我的印象中，教师在学生面前总是君临天下的样子，气势汹汹。他们好像没有从来不受自卑感的折磨。
我从小立志当老师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小学三年级以前每次考试时总是极度恐慌，但我们的老师却“悠闲地在走廊里晃来晃去”。这令我很羡慕。我希望将来也像他们那样不用担心考试，学生在比较痛苦地考试时，做老师的却可以“悠闲地在走廊里晃来晃去”。
后来我真的做老师了，我开始逐步实现我的愿望：第一，本人一直想做领导，但总是没机会做领导，于是就站在讲台上，在我的学生面前摆出“君临天下”的姿态。第二，本人一直厌恶考试，包括厌恶现在的汽车驾照的考试和职称考试，但本人几乎每年都考别人，而且亲自做监考员。
等到真的做了老师之后，就发现做中学或小学老师并不浪漫，遇到很多困难。鲁迅写过几篇叫做《忽然想到》的文章，我也忽然想到一些问题，于是我不得不提醒自己：第一，不要站在讲台上气势汹汹，在学生面前最好保持一些必要的自卑感。保持向学生学习的心态，承认自己在很多地方不如学生。第二，在学生考试时，不要在走廊里摇来晃去。不要让学生因为你的存在而痛苦。
真实的困难当然不是这些。中小学教师比较苦恼的事情是太“忙碌”。如果做了班主任，教师就几乎陷入无法克服的“忙碌”。
后来，我离开中学，成为大学教师。我更加喜欢教师这个职业。
2001年我初到华南师范大学，那年学校有一个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学院推荐我去参加，我很认真地做了准备，我只想拿二等奖。拿一等奖对我来说没多大的必要，我总感觉我做什么都顺利，得到的太多了有点不好意思。拿三等奖又有点对不住我的形象和口碑，我知道我上课效果在学生那里一直受欢迎。
参赛之后，我等待拿二等奖，我太太问我“怎么样啊？”我说“不是二等就是一等。”我太太于是就和我一起等。三个月后我太太问“怎么结果还没出来呢？”我说“教务处可能太忙了。”半年后结果还是没有出来，后来遇到一位教务处的领导，我问他结果什么时候出来，他说“早出来了啊？”我说“怎么没人通知我啊？”那位领导看着我，慢慢说“如果您获奖了，就会有人通知您。”我说“您是说我没有获奖？”他说“我不知道，您可以去教务处看结果去。”
我真的去教务处看结果了，在那么多的获奖姓名中，就没有我的名字。太怪了。
后来我和教务处的另一位领导同坐一辆车一起到韶关市去讲课。我在车上问他：“您说我讲课怎样？”他说“听说很好啊？”
我的结论是：“你们教务处太没眼光了，想当初我报名参加青年教师教学竞赛，竟然什么奖都没有给我。”
我不是存心炫耀自己教学有多好，我没那么自信。但有一点我比较自信：我比较喜爱干这些事情，因为喜爱，所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比较有激情。
我喜欢教师这个职业，我喜欢在学生面前公布我正在阅读的某一本书和我正在思考的某个主题，并由此而让我的学生跟着我一起成为“读者”、“思想者”。我每天都在读书。我上楼梯的时候会看书，开车的时候也在看书。红灯亮了，我就把书打开，开始阅读。绿灯亮了，我就把书关上。有时候，我会希望红灯的时间更长一些，因为在某种特殊的场景中读书会有特殊的阅读效果。我的书中总会有一直没有笔筒的笔芯，我会一边阅读一边在我喜欢的句子下面划线条，做批注。之所以读那本书，是因为我正在思考、写作某个相关主题。几本书读完了，我的文章也就成了。我上课，不过是与学生交流我的阅读的感受和写作的心情。
我喜欢向我的学生宣布我所崇拜的英雄、精英，宣布我的理想、我的野心。我喜欢我的学生因为我的推动也变得情趣昂然、野心勃勃。我喜欢故意把我的想法转化为砰然心动的、便于记忆和携带的教育信条或教育口号。我喜欢我在课堂上的只言片语被学生记录、议论和传播的效应。
教学效果如何，自然与一个教师的教学能力有关系。但我总觉得还有比能力更重要的元素，我称之为“喜爱”的感觉，我的学生称之为“不爱我，就别咬我”。
那天我给华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上课，其间请学生自由发言，谈论他们的教育理想。
有一个女学生发言的主题是：“不爱我，就别咬我”。她说：“这是电视剧《僵尸》中一句台词。”
我吓了一跳。但很快就对这句台词和台词后面的“潜台词”着迷。
对我来说，这句“潜台词”意味着：如果我不喜欢我的学生，我绝不做学生的班主任；如果我不喜欢学校生活，我绝不选择教师这个职业；如果我不喜欢教育学这个学科，我绝不发表教育学的文章。
如果不是这样，我担心我会让学生痛苦，我担心我会败坏了教师这个职业；我担心我糟蹋了教育学这个学科。
在网上输入“不爱我就别咬我”，我找到这个凄美的故事：
珍珍的恋人天佑不知怎的变成了一个吸血鬼。吸血鬼渐渐不食五谷，他只嗜血。他并不要人的命。但被他咬过的人，也会渐渐变成吸血鬼。
吸血鬼是介魔介人的异类，昼伏夜出地生活，行走在人类中，但又渐渐地远离人类。他是那样的绝望和痛苦。
吸血鬼是不死的。他可以活很多很多年，活到所有的亲人和朋友都死去，活到这世上再也没有一张他熟悉的面孔，活到所有的记忆都已经没有了存在的意义。
如果身边没有爱人，该怎么捱过这千年万年的时光？那无边无涯的寂寞，想想都让人恐惧。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吸血鬼，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你肯定希望把她也变成一个吸血鬼，与你相陪永远。
珍珍的生命已经危在旦夕，只要已经变成僵尸的天佑咬她一口，她就会成为僵尸得到重生。但是，她却对天佑说：“不爱我，就别咬我。”
即便中国的教育已经危在旦夕，即便某个学校的师资严重不够，我还是想对那些正准备做老师的人说：
如果你不爱阅读和思考，就别做老师。
如果你不能让你的学生因为的出现而宁静、致远、野心勃勃，就别做老师。
曾有一段时间，我也的确离开了教师这个职业，选择了“做行政”。
1996年，我在中山医科大学教务处做职员（在这里我呆了两年，从1996年6月至1988年6月），做类似公务员的“管理工作”。
类似公务员的“管理工作”意味着每天在规定的时间上班，在规定的时间下班，在规定的时间里尽可能做应该做的事情，在规定的时间里尽可能不做不应该做的事情。
对我来说，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新生活。以前做学生时比较自由，以前做中学老师时也还是有很多自由，现在成了教务处的“公务员”（第一天到教务处报道时，教务处的领导就建议我和我的同事要有“公务员精神”），第一感觉就是不自由。工作之前很多事情都可以自由地想象，工作之后，生活好像忽然变得很确定，整个人就生活在“确定性”的链条上。早上几点钟起床这是确定的；起床后在哪个地方取衣服，这也是确定的；在哪个地方买面包，买几个面包，递给卖面包的人多少钱，这些都是确定的。
有些事情前一天晚上就已经预谋好了。
比如，前一天晚上我就得预定好明天我要穿什么衣服，然后把这些衣服很整齐地摆放在离床不远的某个地方。第二天早上一起床，就直冲到那个地方取我的衣服。披上衣服，简单洗漱，就冲下楼梯。
下楼梯之后，拐个弯就进面包房。最初，卖面包的小伙子总是很客气地询问：“先生，要什么？几个？”后来，只要我出现在面包房，小伙子就质问：“奶油面包？两个？两杯豆浆？”我几乎不需要说话，面无表情地点头，面无表情地接过两个奶油面包，面无表情地从窗口取两杯豆浆，面无表情地把两个奶油面包吞下去，然后把两杯豆浆汲干。出面包房，跨上我的二八式的自行车，径直前往中山一路。中山医科大学教务处就在那。
在报到上任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经常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坐在办公室里很容易发呆，很容易不知所从。
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其实有很多的自由时间，除了偶尔有人叫我去复印一份开会通知，偶尔有人叫我给微生物教研室、人体解剖教研室、病理学教研室或者别的什么教研室打个电话，并没有太多的事情做。（打电话时经常问“喂——微生物吗？”对方就回答“对！”或者问“人解吗？”对方就回答“是。”）有很多时间是交给我“自由支配”的。教务处的领导给我布置的暂时的任务是“尽快熟悉教务处的工作”。
在没有人叫我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就想看报。教务处每天都会收到《南方日报》、《人民日报》、《中国教育报》，这些报纸不知道是教务处领导特意订购的，还是被摊派下来的，反正教务处有很多报纸。按说，当我无所事事的时候，看报纸应该是满好的，既可以打发时间，也在关心党政大事，我又认识很多字。可是奇怪得很，看报好像不是一个教务处的职员适合做的事情。那几乎就是公开表明自己无所事事，也是公开摆出有气无力的姿态。根据我的观察，我的领导一般不愿意看到我在看报。
我更想看书，可是看书比看报的罪过好像更严重，除非是在看医学管理方面的书。读小说或哲学、历史几乎是犯忌的。其实制度上并没有规定不能看小说、哲学或历史书。有些事情并不需要规定，早已经化为最基本的日常规范。
更要命的是，我的领导就坐在我的办公桌的对面。我无所事事的时候，就坐在领导的办公桌的对面，像个孤独而郁闷的木瓜。
感到孤独而郁闷时，就难免会遥想西方人说的“不自由，毋宁死”这句话。
可是，不自由，不能死，还得活着。
就这样活了一年之后，我开始改变自己的处境。
第一个改变是我开始学会“没事找事”做。我每天准时或提前几分钟进入办公室。进办公室后就拿拖把到办公室外面的水池里湿拖把，然后返回到办公室拖地板；拿抹布到办公室外面的水池湿水，然后返回到办公室把每张办公桌擦干净；拿水壶到办公室外面接水，然后返回办公室接上电源，等几分钟就可以听到水已经烧开的报警声。
只要我愿意，这些事情每天都可以做，没人抢夺我的地盘。我向来喜欢做事，一直怕无事可做，更害怕无事生非。自从我发现我可以拖地板、擦桌子、烧开水以来，我就感觉在这个地方完全可以施展我的做事的才华。
除了拖地板、擦桌子和烧开水这些现成的事情之外，我发现有些不那么现成的事情也是可以做的。
比如某天我忽然发现办公室里的白色的“美的”电风扇几乎成了黑色，我就找来螺丝刀，把电风扇卸开，拿风扇的叶片到办公室外面的水池冲洗。然后擦干，重新安装复原。
如果某天我忽然发现办公室里的时钟的指针停止走动了，我就到外面去买一只新电池，把旧电池换下来。那只时钟很久不走动了，我曾经怀疑它已经沦落为摆设，放弃了呈报时间的功能。但等到我把新电池放进去时，它竟毫不犹豫地转动起来，绝没有偷懒的想法。
如果某天忽然发现办公室里的档案夹的标签不那么清晰，我就开始重新书写这些标签，顺便也将有些文件重新整理分类。2002年我回到我原来工作过的中山医科大学教务处的办公室，我看到我写的有些文件夹的标签仍然保留在那里。
当我“没事找事”做之后，当我“寻找”事情之后，我立刻发现教务处原本是一个很繁忙的地方。此前我不知道哪些事情是我可以做的，哪些事情是我应该做的。在寻找之前，很多问题和很多事情都等闲视之，“视而不见”。一旦没事找事，问题和事情开始源源不断地被揭示出来。
除了“没事找事”做之外，第二个变化是开始学会“欣然执行任务”。我开始恢复我的真相：我以前从没想过我会在某个地方坐着，一副无所事事的姿态，摆出有气无力的样式，像鲁迅说的那样“两眼下视黄泉”、“满脸装出死相”。现在我差不多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不让自己闲着，不让自己无事生非；不做事则已，一旦做事，则一定兴冲冲地去做。
以前我总认为自己做一些诸如复印开会的通知单、开会前给各个教研室打电话、大型研讨会时到机场接送专家之类的事情是浪费我的宝贵的时间，现在发现做这些事情很有意义。这些事情总得有人去做，而且把这些事情做好并不容易。
以前总想着“执行”是“奴才对主子”的忠诚，但现在我愿意把“服从”视为美德。我愿意“执行”。
第一个变化是“没事找事”做，我称之为“舍之则创”。如果没有人叫我做什么，我会寻找我该做的和能够做的事情。
第二个变化是“兴冲冲地执行”，我称之为“用之则行”。如果朋友、同事或领导“任用”我做事，我会“用之则行”。
这种变化很奇妙。这以前我只要接到外出办事的任务，我就很开心，并迷恋外面的马路。比如学校的设备处在校园的西区，如果到设备处办事，我就可以暂时离开教务处办公室，在教务处到设备处之间的路上可以自由地行走，可以顺便看看路上的紫荆花树上的红彤彤的紫荆花。即使紫荆花树不开花，光秃秃的，只露出枝桠，也是好看的。学校的印刷厂也在校园的西区，如果到印刷厂去办事（有几次是印刷“课堂教学质量评估报告”），我就可以再次离开教务处办公室，可以顺便看路边的篮球场上的学生打篮球。如果碰巧篮球从场上飞过来，我可以伸手把球接住，我就喜欢干那事。
这以后，我虽然也愿意外出办事，长久地呆在办公室里总不是好事，但我也愿意回到我的办公室，那里有事情等着我去交接和处理。有时发现呆在办公室里也满好的。做成一件事情之后，就自己给自己很多成就感。有成就感的日子就会更加好过。
这种变化其实很简单，不过就是变得比以前更加主动地做事，更加主动地改变自己的处境。
如果我不努力改变，我就会在教务处一如既往地孤独而郁闷。我知道，我若甘愿孤独而郁闷，我的同事或许会偶尔施舍同情。但在施舍的当下，已经“怒其不争”了。如果我不努力改变自己，我就得忍辱负重。如果既不努力改变，又不能忍辱负重，就只剩下潦倒。
改变不是痛苦，而是修缮和创造的欢乐。享受工作的欢乐是一种美德。韦伯曾经提出假设：十六、十七世纪的时候，西欧、中国、印度都具备了产生资本主义的物质前提，但就资本主义精神这个条件来说，则只有当时的西欧才具备。所谓资本主义精神，就是一个人的“勤奋劳作”，不是因为他必须这样做，而是因为他愿意这样做。这是一种资本主义的“理想类型”。
现在有多少人能够从他的工作中找到欢乐的感觉？如果做教师的不能在教学中感到职业的欢乐，如果做教师的总是在学生面前呈现一脸的疲倦或者不断汇报他的苦闷，他的学生即使考上大学他何愁找不到跳楼自杀的理由？
如果不能从自己的工作中找到欢乐的感觉，又有多少人愿意凭借他的精神力量去主动改变自己的处境？
如果说主动改变、主动适应、“能够动”是所有动物的本能，现在有多少人还保留了这种原始的“能动性”？
“能动性”曾经被滥用，甚至泛滥成灾。可是“能动性”总还是一个有魅力的词语。这个词语提醒人类：既然也属于动物，就得留守“能够动”的天性。否则，人不仅不是高贵的动物，甚至缺乏“畜生”的美德。几乎所有的畜生都是“能够动”的，就凭这点，我们骂人是畜生时，就得谨慎一些。人类需要对畜生保持必要的敬畏感。
这种敬畏感使我常常有所警觉。一旦孤独而郁闷，我就会问我自己：我还配称“动物”吗？
1998年6月，我离开中山医科大学教务处，成为华东师范大学的博士研究生。

2.我的“教育研究方法”
我关心的问题是三个：一是教育研究究竟有哪些方法？二是中小学教师如何做研究？三是教育学专业的研究生如何写学位论文？
先说第一个问题，教育研究究竟有哪些研究方法？
教育研究领域积累了种种研究方法，诸如调查法、观察研究、访谈法、实验研究、历史研究法、内容分析法、案例研究法、叙事研究法、传记法、行动研究法、思辨研究、实证研究、比较研究、人种志研究、教育统计、教育测量、教育现象学研究、教育解释学研究，等等。
其实，经典的教育研究的“大方法”只有两个：一是哲学研究（主要包括思辨研究和价值研究）；二是科学研究（也称为实证研究、经验研究）。两者的研究过程都显示为“问题与假设——资料与证据——结论与讨论”。二者都从“问题与假设”开始，以“结论与讨论”结束。差别只是：思辨研究以“逻辑思辨”的方式提供“资料与证据”，强调“逻辑推理”。而实证研究以“调查”的方式提供“资料与证据”，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拿证据来”、“说话要有证据”。
在思辨研究与实证研究之间，哪个方法更有实力更有地位？这很难说。一般而言，有理性主义传统的国家比如德国的研究者更倾向于哲学研究。而有经验主义传统的国家比如英国、美国的研究者更愿意采用科学研究。
但是，学术研究发展到今天，已经出现一些共同的趋向：无论德国还是美国的研究者，都以哲学研究的方法确认“价值”和“假设”，再以“实证研究”的方式提供“资料与证据”。至少在教育研究领域，实证研究已经成为主流，而哲学研究（主要是价值研究）只是实证研究发辅助方法。
当哲学研究显示“价值研究”时，它的使命就是为科学的实证研究提示什么是“值得”关心的问题什么是不“值得”关心的问题。它帮助科学研究者和实践者建立“什么事情有价值什么事情无价值”的是非标准和“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善恶观念。这些是非标准和善恶观念成为科学研究者和实践者做事和选择的“方向”。
哲学研究的话语方式是价值判断，其研究报告的标题往往显示为“论……的价值”、“应该……”、“必须……”，等等。而实证研究的核心精神是只做“事实判断”，不做“价值判断”；只做“实然判断”或“或然判断”，不做“应然判断”。研究者即便在心中悄悄地暗含“价值关怀”，但在文字中总是保持“价值中立”。实证研究者从来不写类似“论……的价值”或“论……的意义”的文章；研究报告的标题不会出现“应该……”、“必须……”、“大力弘扬……”等情态动词。实证研究只负责“分类”和寻找“因果关系”。如果说哲学研究（教育哲学）的典型话语方式是“论……的价值”，那么，实证研究（教育科学）的典型话语方式是“……对……的影响”。它的重点是探察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或相关关系。
由此看来，如果把研究做一个分类，那么，教育研究就可以分为实证研究和哲学研究。而在实证研究和哲学研究两者之间，最好以实证研究为主，以哲学研究为辅。作为中小学教师，最好不写或小写类似“论……的价值”或“论……的意义”的文章；研究报告的标题也尽量避免“应该……”、“必须……”、“大力弘扬……”，等等。
不是说“论……的价值”或“论……的意义”的写作和研究没有意义，恰恰相反，价值研究（哲学研究）是做实证研究的前提，它为实证研究提供什么值得做什么不值得做的方向。
可是，一旦确认了哪些主题值得研究之后，最好迅速转向实证研究。
所谓实证研究，它的具体方法主要包括历史研究、调查研究和实验研究。三者又可以合并为两种：一是调查研究（含历史的调查研究和现场的调查研究）；二是实验研究。由于中小学教师做调查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改善自己的课堂教学或班级管理的工作实践，所以，适合中小学教师做的实证研究主要是实验研究，而调查研究往往成为实验研究的辅助方法——先调查哪些因素对学生的学生成绩或学习兴趣构成了因果关系（或相关关系），然后用实验研究的方法去验证这些因果关系。
典型的实验研究的话语方式是“……对……的影响的实验研究”或“……对……的影响的调查研究”，比如“思维导图对学生语文学业成就的影响的实验研究”。这样的话语也可以浓缩为“……对……的影响”，比如“思维导图对学生语文学业成就的影响”，还可以进一步压缩为“……的实验研究”，比如“思维导图实验研究”。反过来说，如果某研究报告的主题显示为“思维导图实验研究”，那么，这份研究报告的完整标题乃是“思维导图对学生语文学业成就的影响的实验研究”。
也就是说，经典的教育研究只有两个“大方法”（可称之为研究类型）：哲学研究和实证研究；这两个经典的“大方法”各自包括了具体的经典的“小方法”。
就实证研究而言，经典的“小方法”包括三个：历史研究、调查研究（含问卷、观察和访谈）和实验研究。一般所谓的“课例研究”、“案例研究”、“自我反思”、“叙事研究”、“行动研究”，等等，也不过是历史研究、调查研究和实验研究这三个经典的研究方法的变形、补充或额外的解释。比如：
“课例研究”、“案例研究”主要属于调查研究，“课例研究”是对某节课的调查（观察），“案例研究” 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课例研究，也包括面对某个或某几个学生、教师、校长或班级、学校的个案研究。
“自我反思”也是调查研究（观察研究），它是教师对自己经验的自我调查、自我观察。
“行动研究”其实是实验研究，由于教育实验研不可能做到严格控制和测量，几乎所有的教育实验研究都只是“准实验”。西方人把这种“准实验”称为“行动研究”。
“质的研究”和“量的研究”并不是具体的研究方法，它们都属于实证研究，它们只是实证研究的收集资料和分析资料的两种方式。质的研究以事实、故事的形态收集资料和分析资料；量的研究以数字（统计、测量）的方式收集和分析资料。实证研究属下的三种经典的研究方法（历史研究、调查研究、实验研究）都既可显示为质的研究，也可以显示为量的研究。
而其他所谓人种志研究、现象学研究，也不过是调查研究，主要显示为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所谓解释学研究，主要只是历史研究，主要是对历史文本（经典名著）的深度理解与阐释，尤其重视文本表面背后的“微言大义”。
这样看来，研究者在选择具体的研究方法的时候，完全可以简单而自信地宣布：“我的研究方法是调查研究”，或者，“我的研究方法是调查研究”、“我的研究方法是实验研究（或行动研究）”。
再说第二个问题，中小学教师如何做研究？
对中小学教师而言，调查研究和实验研究是两个核心方法。而且，最好以实验研究为主，辅之以调查研究。除此之外，实在没必要追求研究方法的花样和新奇。
如果认可教育实验研究的经典标题是“……对……的影响的实验研究”，那么，这个经典标题就隐含了实验研究的操作策略和选题范围。
对中小学教师而言，所谓实验研究，就是在自己的课堂或班级发起一场个人化的教育改革。如果教育实验被理解为“准实验”而不是在实验室操办的严格控制与测量比较的科学实验，那么，教育实验与教育改革几乎是可以互换的名词。将教育实验与教育改革连接思考的效益在于：以教育改革作为教育实验的核心精神。教育实验和核心精神就是面对真实的教育问题，引发真实的教育变革。没有教育变革就没有教育实验。唯一不同的地方在于：教育实验不仅引起某种教育变革，同时它也关注这种教育变革引发的“影响”或“后果”、“效果”。
为了说明教育实验或教育变革的影响或效果，实验研究不仅强调教育改革（教育变革），而且强调这种教育改革所引发的教育效果必须是“可测量”的。研究者可以通过某种“问卷”（或考试试卷）的方式寻找实验前的成绩和实验后的成绩的变化。将实验前的成绩（前测）与实验后的成绩（后测）进行比较，就可以发现实验研究的影响或效果。
如果这种教育变革的影响不可以测量，那么，它至少是可以言说的（听其言）。研究者可以通过“访谈”的方式收集实验前和实验后的变化。如果这种教育影响不是可以言说的，至少是可以观察的，研究者可以通过观察（观其行）。
教育这样看来，如果说教育实验研究的经典标题是“……对……的影响的实验研究”，那么，前一个省略号的关键要求是“可操作性”，它代表某种具体的“可操作”的某个教育变革行为、措施。这个变革行为相当于“动名词”。后一个省略号的关键要求是“可测量性”。它代表某种教育变革所引起的教育效果，而且这种效果最好是可测量或者可言说、可观察的。由此也可以认为，如果填充第一个省略号的变革措施过于宏大、庞大以至于不可操作，这个实验就是失败的。同样，如果填充第二个省略号的影响或变化过于抽象、模糊以至于不可测量或不可言说、不可观察，这个实验也是失败的。就此而言，诸如“素质教育对学生价值观的影响的实验研究”就是失败的实验研究，因为“素质教育”不具体，很难操作。“学生价值观”也很难测量。按照这个思路，可以将“素质教育对学生价值观的影响的实验研究”做一个转换，比较合适的选题是：“动手做对学生数学成绩的影响的实验研究”或“亲自探究对学生语文成绩的影响的实验研究”。
与之类似，“班主任的性格对学生的影响的实验研究”也是败坏的实验研究。虽然这个标题在大众语法上没有错误，但它在实验研究的语法上却是一个错误。因为填充第一个省略号的“班主任的性格”不是一个具体的“变革行为”，它是纯粹的名词而不是可操作的“动名词”。尽管人们都承认“班主任的性格”会对学生构成影响，但研究有研究的规范和套路，“班主任的性格”无法成为实验研究的“实验因子”。而且，填充第二个省略号的“学生”也不是一个可测量的因素。它需要进一步转换：要么是学生的某个学科的学习兴趣，要么是学生的学习成绩。可测量的不是“学生”，而是学生的学习兴趣或学习成绩。按照这个标准，可以将“班主任的性格对学生的影响的实验研究”做一个转换，比较合适的选题是“班级日志对学生行为规范的影响的实验研究”或者“班干部的竞选对学生成绩的影响的实验研究”。
出色的实验研究不仅重视“……对……的影响的实验研究”这个经典标题中两个省略号的填充技巧，还需要进一步考虑两个省略号的填充内容和主题范围。
教师如果打算做教育实验研究，那么，可选择的研究内容至少包括三类：一是教材变革的实验研究；二是教学方法的实验研究；三是教育管理问题（人的问题）的实验研究。]
第一，教师可以做有关教材变革的实验研究，比如，“调查研究报告”对学生写作水平的影响；“数学试验”对学生数学学习兴趣的影响；“听领先”对学生英语成绩的影响。
第二，教师可以做有关教学方法的实验研究，比如，“自学辅导”对学生数学学业成绩的影响；“新经典诵读”对学生语文学业成绩的影响；“模仿•表演”对学生英语学业成绩的影响。
第三，教师可以做有关教育管理问题的实验研究，比如，“学生自治”对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家庭生活习惯对学生成绩的影响；学生社团对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
既有了好的选题，又了真实的研究过程，接下来就需要撰写等待公开发表的研究报告。任何研究都分为两个必要的阶段，一是不公开的私下的研究。这是研究的前期。二是撰写研究报告并公开自己的研究结果。这是研究的后期。
在教育研究领域，有人做得多而说得少，他们不愿意或不善于公开发表研究报告。另有人却做得少而说得多，他们少做研究或不做真实的研究却频繁杜撰大量的研究报告。二者之间，杜撰的研究报告固然令人厌恶，但只做研究而不写研究报告也并非什么谦逊的美德或高尚行为。恰恰相反，就科学规则而言，只做研究而不撰写研究报告不仅与谦逊和高尚无关，而且是不负责任的、失败的行为。研究者如果不公开发表自己的研究报告，他不仅不能让他人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并由此推动人类生活的进步，而且他可能私下得意、自命清高而失去接受公众的批评和评估的机会。严格来说，任何私下的研究都不能算是真正的研究，真正的研究必须公开自己的研究结果。
就中小学教师而言，部分教师之所以愿意做研究而不愿意撰写研究报告，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掌握撰写研究报告的基本规范和基本套路，以至于他们感到为难、躲避、退缩。对于这些教师而言，他们需要掌握的不仅是有关教育研究方法的分类和教育实验研究的操作策略与选题技巧，他们需要专门的关于如何撰写教育实验研究报告的训练。掌握撰写教育实验研究报告的技术并不困难，对某些教师来说，也许只需要花费几个小时或半天的时间，就可以掌握撰写教育实验研究报告的技巧。教师可以阅读和听取有关如何撰写教育实验研究报告的建议，可以阅读并模仿几份规范的教育实验研究报告。
实验研究报告虽然有多种风格和风度，但经典的实验研究报告只有三个要素。一是“问题与假设”；二是“过程与方法”；三是“结果与讨论”。
教师研究最好先严格练习实验研究报告的经典格式，等到熟练掌握了实验研究报告的经典格式之后，再逐步自由写作、自由发挥。好的实验研究报告始于模仿而终于自由发挥。否则，教师很可能因为不知道如何撰写实验研究报告而丧失实验研究的信心，也可能因不知道如何撰写实验研究报告而败坏实验研究的名声。
实验研究报告可以采用量的方式，收集必要的数据并做必要的统计分析。但一般而言，中小学教师最好采用简单的“百分比”做简单的统计分析，然后大量采用“教育事件”、“教育故事”来描述实验研究之前和实验研究之后的变化。以质的研究报告为主，以量的研究为辅。
经典的实验研究报告始于“问题和假设”。比如，我遇到一个问题——学生不喜欢学英语，英语成绩低下。接下来，我有一个假设——从传统的“听说领先”英语教学变为“听领先”的英语教学。于是，我的实验研究的主题就显示为：“听领先对学生英语成绩和英语学习兴趣的影响的实验研究”。
可是，在问题与假设之间，最好安插一个特别的程序：研究者袄向自己提问，也向读者交代：“已有的研究对这个问题解决到了什么程度”。
于是，第一个部分的“问题与假设”往往显示为三个要点：一是“我遇到了什么困难？”（问题的提出）；二是“别人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文献综述）；三是“我打算这样解决我的问题”（研究的假设）。
这样看来，上述的“问题与假设”就发生变形：
1.问题的提出：学生不喜欢学英语、英语成绩低下怎么办？
2.文献综述（旧办法）：传统的英语教学要么显示为“许国璋英语”式的语法教学，要么显示为“听说领先”的交际教学。
3.研究的假设（我的新办法）：将交际教学的“听说领先”进一步改造为“听领先”，让学生大量地“听英语”，不仅给学生提供大量的听力教材，而且教师采用“全英语”教学，并允许学生最初少量地说英语或不说英语，允许初学英语的学生像学母语那样有一个“沉默期”（silence period）。
在提交了“问题与假设”之后，接下来需要报告“过程与方法”。
在报告研究的“过程”时，研究者需要交代在哪个年级哪个班做的实验，那个班级有多少男生，有多少女生，做了多长时间的实验研究。之所以需要详细地报告“研究的过程”，是因为，研究过程让公众觉得该实验研究是在某个地方所发生的真实的研究，而不是虚拟的研究，不是捏造的实验数据。
在报告研究的“方法”时，需要交代研究者是怎样展开实验研究的，比如，如何实施“听领先”这个新外语教学方法，需要在英语教材上做哪些调整和更新。研究者在实验研究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新问题，研究者是怎样克服新问题的（经过了几个阶段）。
在提交了“问题与假设”、“过程与方法”之后，接下来是“.结果与讨论”。所谓研究的“结果”，主要通过前测和后测的比较而显示相关的变化，最好有简单的数据上的变化。所谓“对结果的讨论”，主要交代为什么发生那样的因果关系，尤其重视在研究过程中出现的“意外的结果”，并对那些“意外的结果”提供解释。
由于教育实验一般为“准实验”，任何教育实验研究都只是教育行动研究。因此，教育实验研究报告也可以写成教育行动研究报告。行动研究报告不仅突显教育实验的“准实验”特征，而且在研究报告的撰写上更倾向于“质的研究”的风格。这种质化的研究报告更重视以“教育事件”而不是以“数据统计”的方式分析实验前和实验后的影响和变化，也因此，人们直接称之为“叙事研究”报告。
严格说来，叙事研究并非研究方法，它是一种写作方式。在思辨研究和实证研究之间，叙事研究站在实证研究这边。在质的研究和量的研究之间，叙事研究站在质的研究这边。也就是说，叙事研究是质的实证研究的一种写作方式。如果将实证研究进一步分化为历史研究、调查研究、实验研究，那么，叙事研究既可能显示为叙事的历史研究（也可称之为历史的叙事研究），也可能显示为叙事的调查研究（也可称之为调查的叙事研究），还可能显示为叙事的实验研究（可称之为行动的叙事研究或叙事的行动研究）。
问题在于，当中国教育界热衷于行动研究并将行动研究视为新奇的教育研究方法时，行动研究也一度被自我降格为低级的、随意的问题解决而不丧失研究的资格。殊不知，所谓的行动研究，它不过是实验研究的变式和变形。它的前身是实验研究。它的身份乃是准实验研究。也因此，中小学教师如果真愿意做行动研究，就需要先做实验研究，然后以叙事的方式提交行动研究报告。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出色的行动研究报告总是接近或类似实验研究报告。维护和拯救行动研究地位的唯一途径是：把行动研究做成准实验研究。如果不拿出做实验研究的精神，就不会发生真实的行动研究。
同样，当中国教育界热衷于叙事研究并将叙事研究视为新奇的教育研究方法时，叙事研究就容易被泛化为“四不象”的研究。殊不知，所谓的叙事研究只是一种撰写“质化的实证研究”报告的写作方法。中小学教师如果真愿意做叙事研究，就需要先有实证研究尤其是实验研究（行动研究）的“做法”，然后才以叙事的方式提交实验研究的“说法”（报告）。如果既不做调查，又不做实验，如何叙事？维护叙事研究的地位的唯一途径是做调查研究或实验研究，然后以叙述研究过程中发生的关键事件的方式提交研究报告。
当然，叙事研究除了开发出一种新的调查研究或实验研究的写作方式之外，叙事研究本身也给调查研究或实验研究带来一些新的元素：第一，它使调查研究报告看起来像一份“教育传记”，它是讲述他人如何遭遇专业生活的危机并化解危机的故事。第二，它使叙事的实验研究报告（叙事的行动研究报告）看起来像一份“教育自传”，它是讲述研究者自己如何遭遇专业生活的危机并化解危机的故事。典型的教育叙事研究是教育自传和教育传记。与之相应，科学化的叙事研究是叙事的行动研究报告和叙事的调查研究报告。
除了为实证研究增加新的元素之外，叙事研究还凭借它对人的情感“体验”的“描述”而获得某种“现象学的效应”。实证研究一直乐观地以调查或实验的方式对事物进行“分类”并乐观地在事物之间的“寻找关系”，但是，教育领域中的人（学生、教师）的情感“体验”很难被调查被实验，于是，叙事研究凭借其“描述”（尤其是诗化的语言）而直抵人性的深处并因此而给读者带来人性的共鸣与感动。
也就是说，如果舍弃了叙事研究与实证研究（尤其与调查研究、实验研究）以及“体验的描述”的内在缘分，叙事研究就容易被沉降为琐碎的私人生活的碎片或者乐观的教育喜剧。遗憾的是，总是有那么多的研究者以“叙事研究”的名义讲述一些琐碎的、幽怨的“个人生活史”。在这些琐碎的、幽怨的个人生活史的背后看不出任何人性的美好或人性的悲壮。另外的研究者则以“叙事研究”的名义讲述一些乐观的“教育喜剧”：教师如何遇到某个“问题学生”，经过一阵子的努力之后，这个“问题学生”如何成功地被改造成为新人。这个学生性格变好了，成绩变好了，丑小鸭变成白天鹅了。其实，这只是愚人的教育童话，如何算得上教育研究？
如果教育叙事既不借助实证研究给人带来科学的信任，也不凭借“体验描述”而给人带来人性的美好与感动，这样的教育叙事就不止令人遗憾，很可能令人厌恶。
最后说第三个问题，教育学专业的研究生如何写学位论文？
教育学专业的研究生既可做思辨研究，也可以做实证研究。但是，最好做实证研究。
在实证研究内部，研究者既可以做调查研究或实验研究，也可以做历史研究。但是，最好做历史研究。相比之下，调查研究和实验研究最有实证的精神和威信。但长期满足于调查研究或实验研究，容易使人显示出浅薄的乐观。人文社会科学的核心方法既不是调查研究，也并非实验研究，真正能够显示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精神的是历史研究。甚至可以认为，历史研究是人文社会科学唯一流行的方法。
历史研究作为实证研究阵营中的一个主要方法，它需要遵循实证研究的价值中立的基本精神。但是，任何历史研究，总是隐含了研究者的某种价值追求。就此而言，历史研究总是既“价值中立”又“价值关涉”。历史研究总是既无立场又有立场。出色的历史研究者总是把自己的价值关怀悄悄地收藏起来，凭借自己所研究的历史中的某个人或某个学派的思想来表达自己的价值追求。由此也可以将历史研究的这种既“价值中立”又“价值关涉”的追求称为“借尸还魂”、“借刀杀人”。研究者之所以研究杜威的教育思想，往往因为该研究者对杜威教育思想持喜爱、肯定或赞赏的态度，当然，也有可能是为了批判和攻击。
历史研究者所秉持的“借尸还魂”、“价值关涉”的内在追求使历史研究往往显示为“有视角的历史研究”。如果说人文社会科学的核心方法是历史研究，那么，可以再往前迈进一步：历史研究的核心方法乃是“视角研究”或“有视角的历史研究”。好的历史不是简单地复述某个历史故事，而是从某个“视角”来重新改写某个历史故事。
所谓“有视角的历史研究”？比较通俗的说法是“从……看……”。
比如，“从布雷钦卡的分类框架看中国的《教育研究》和《哈佛教育评论》的研究方法”（这是我指导的研究生所写的学位论文）。该研究先参照布雷钦卡对教育研究方法的分类，确立“哲学研究”、“科学研究”、“实践研究”三个类型，然后，以这三个类型去统计和分析《教育研究》和《哈佛教育评论》上发表的文章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该研究的假设是：中国的《教育研究》上的文章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显示为“哲学研究”（思辨研究）和实践研究，美国的《哈佛教育评论》上发表的文章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为“科学研究”（实证研究）。
“从……看……”也可以转换为另外几种形式：一是“……与……的比较”。二是“……的几种类型”；三是“……的几个阶段”。
所谓“……与……的比较”，实际上还是“从……看……”。这样的“比较研究”乃是被比较的双方互为对方的研究视角。比如，邓晓芒的“苏格拉底与孔子的言说方式的比较”（相关研究可参见邓晓芒先生的原文）。比如，“列奥•施特劳斯与赫钦斯的自由教育的比较”（这是我指导的研究生所写的学位论文）。该研究首先讨论“古典的自由教育的核心精神”，然后讨论“赫钦斯对古典自由教育的改造”，最后讨论“列奥•施特劳斯对古典自由教育的恢复”。
所谓“……的几种类型”，就是将某个研究对象划分为几个类别，然后使各类对象之间相互比较、互为视角。比如，“全球伦理的可能性—金规则的三个模式”（这个主题实际上是“全球伦理的三个金规则的比较”，相关研究可参见邓晓芒先生的原文）。比如，施良方先生的《西方课程探究范式的探析》。
所谓“……的几个阶段”，它与“……的几个类型”是类似的思路。如果说“……的几个类型”主要显示为“空间分类”、“横向分类”，那么，“……的几个阶段”主要显示为“时间分类”、“纵向分类”，而时间分类、纵向分类的理想状态是从原点出发又返回原点。这是否定之否定的理想状态。比如，《杜威教育思想的三次转变》（这是我指导的研究生所写的学位论文）。该研究首先认定杜威教育思想的第一次转变的摆脱整体主义而赞赏“儿童中心”式的个人主义。标志性的事件是发表“从绝对主义到经验主义”。杜威教育思想的第二次转变是批判“旧个人主义”而赞赏“集体主义”，甚至赞赏苏联式的“集体主义”。其标志性的事件是发表“新旧个人主义”。杜威教育思想的第三次转变是批判“极权主义”而重新赞赏“个人主义”，其标志性的事件是杜威赴墨西哥主持调查了莫斯科当局对托洛茨基的指控，并发表了题为《无罪》的调查报告。
也就是说，中小学老师常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实验研究，而大学的教育学专业的研究生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历史研究。

3.我与“新课程”
在做硕士研究生期间（1993-1996年），中国曾经发起过“课程标准”的制订和相关的教学改革。当时我的专业是“教学论”，研究方向是“中外近现代教学改革比较研究”。我很渴望直接参与国家的课程标准的修订和教学改革，总觉得一个专门研究课程与教学改革的研究生不能亲身参与国家的课程与教学改革，而只能私下揣测教育杂志上的“只言片语”，只能通过杂志上的“二手货”来了解课程与教学改革的动态，那是一辈子的遗憾。
2000年中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正式开始。在这之前，全国各地的课程专家已经多次在北京聚拢，讨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2001年教育部颁布）和各个学科的课程标准。那几年，经常听到有关“新课程”、“新课标”的谈论和专题讲座，但“新课程”、“新课标”究竟是什么？哪些人在参与这场大规模的课程改革，我还是不知道。我当时想，要是我提前几年就获得了博士学位，现在很可能是新课程的专家组成员，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是一个通过杂志了解新课程的信息的遥远的旁观者。
2001年我博士毕业，进入华南师范大学工作。那年，吴刚平师兄建议我把博士学位论文《行动研究的史与思》扩展成为《校本行动研究》，纳入我们主编的“校本研究”丛书，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
2002年初，我提交《校本行动研究》的书稿。几个月后，《校本行动研究》正式出版。由于吴刚平师兄的推荐，我被邀请参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各种会议和培训。
由于全国各地的“新课程”实验迅速推行而“教师培训”相对不足，教育部决定借鉴国外和香港、台湾的课程改革的经验而提倡“建立以校为本的教学研究制度”。2002年年底，教育部召集部分专家在江苏昆山召开“建立以校为本的教学研究制度”的研讨会。参与会议的只有十几位课程研究专家和行动研究专家，当天晚上的会议一直延续到第二天凌晨3点。各位专家分别承担“建立以校为本的教学研究制度”的相关项目。2003年春节过后，教育部在北京教育行政学院召开全国地、市的教育局局长、教研室主任以及重点学校校长的工作会议。几位负责“校本教学研究”的专家分别发言，我发言的主题是《怎样做校本教学研究》。两个月后，《人民教育》（2003年第5期）发表了有关“校本教学研究”的系列文章。由此，“校本教学研究”迅速成为全国各地的新课程培训的主题。
2003年8月，我将有关“校本教学研究”的讲座材料和我在广东省所做的“校本教学研究”的实验研究的经验整理成书，书名为《校本教学研究》，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
在给中小学老师和校长做讲座的过程中，我发现老师和校长们感兴趣的首先不是用什么“研究方法”去研究教学问题，而是什么是真正的“有效教学”，什么样的课才是“新课程”的好课。于是，2004年，我开始将有关“校本教学研究”的主题转换为“促进有效教学的校本教学研究”，并由此形成我所理解的“有效教学论”。在做讲座的同时，我在广东省广州市、佛山市、韶关市、茂名市、东莞市等地建立“促进有效教学的校本教研”的合作研究基地。该年底，我和高师妹合作出版《有效教学论》，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在做有关“有效教学”和“校本教研”的合作研究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倾听中小学教师和校长的声音。可是，中小学老师和校长在所谓的教育专家面前谈论自己的教育时，他们强迫自己模仿专家的概念和专家话语，这使他们几乎处于“失语”状态。为了让中小学老师和校长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我和几位朋友一起倡导“教育叙事研究”，鼓励中小学老师和校长以“教育自传”的形式反思自己的教育经验。2005年，海南的蒋敦杰院长邀请我参与“新思考”网站和“赛埔学院”的课程设计。该年5月，我建立了“教育叙事研究”博客。12月，我参与了“赛埔学院”新课程远程研修班的课程设计并主讲“叙事教育学”课程。同时，我们在广州市形成了以施铁如、王松花、熊焰、康永久、苏红、高师妹和我为核心的“教育叙事研究”共同体。同年，福建的张文质先生邀请我为他主编的《福建评论》（教育科学版）撰写“教育自传”式的专栏文章。2006年8月，我将我撰写的系列“教育自传”整理成书，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
2006年，教育部发起新一轮的教师培训，主要形式是“教师远程研修”。我负责的课程是《教师成长》。为了配合这次“教师远程研修”，所有主讲教师都需要将自己的教案编辑成为教材。在该年教师节前夕，《教师成长》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2008年，该书以《教师专业成长》为主题得到修订。
自此，我最初出版的五本书都与“新课程”相关。后来我出版的《教育研究方法：专题与案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新父母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也与“新课程”的活动间接相关。如果没有参与“新课程”的系列研讨与培训活动，我也会出版相关的专著，但思考的主题与言说的话语就可能是另外的形态。
在我的学术道路和人生道路上，成为“新课程专家组成员”，这是一件大事。尽管“新课程”一直遭受非议和批评，但就我个人的体验来看，“新课程”虽然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一些具体的问题，但它的理念本身是“进步”而“合理”的。



8.2教学的印象


1. 个性教师
（1）另类“传教士”
没有亲眼见过传教士，更不要说接触了，但一直根深蒂固地认为他们是有着坚定的信念，游走于四方的“神秘使者”。他们传播一种精神，一种信仰，一种人生态度。
今天在听刘良华老师的“叙事教育学”的激情演绎时，我感觉台上站着的并不是一个大学里从事研究的教师，而更像一位传教士。他把自己的教育信仰通过日常的事例演绎出来。他用他的精神感染着台下痴迷的听众。我印象中传教士的那种传教过程应该是肃穆的，催人泪下的，而刘老师的“传教”是在阵阵欢笑声中进行。他是一位“另类传教士”。
博士容易让人想到学究或迂腐，可令人意外的是，他嬉笑怒骂，自我调侃，把他对教育的理解、对人生的彻悟，酣畅淋漓地抛掷到你的面前，让你不得不接受“合格的学生能保持安静”，“优秀的学生有活力”，“在安静与活力之间自由转换”的观念。他让你不得不在“课程意识”的“丰富、有用、有趣、”和“教学意识”的“解惑、传道、引人入胜”中汗颜。他使你不得不接受他的奇怪的诠释，寻找“德、智、体、美、劳”竟然和“唐僧、孙悟空、白龙马、猪八戒、沙僧”之间的内在联系。他的“教义”是鲜活的。
也许这就是“另类传教士”的力量：激发出你的原动力，释放出你本真的能量；把你的无奈转化为必然；把你的意想驱动成行为。他所输送的不仅是一种教育理念，还是一种人生信条；他用自身的执著感召着你努力、勤奋、宽容、向善，更用他参透的理论指引着你努力的方向。
（2）压迫感
初见先生时，您给予我的是强大的压迫感。诚如先生所说的，您是一脸死相地给我们上了一堂至今为止对于大学来说印象最深的第一堂课。您的压迫感是无形的，在你的一举一动中，我看到了一个严谨治学的学者。
然而先生您于我而言又是熟悉的。我的初中的数学老师也是和先生您是同一类人，表面很严肃，但严肃有度。在不言苟笑的外表下，内里实则是隐藏着一颗对学生热爱的心。先生您又是让人捉摸不透的类型，喜怒不形于色，因此，对您，我是有一股无可名状的敬畏，大概是人类总是习惯于对未知的事物心存畏惧吧。
可是在经过几堂课的了解之下，发觉先生您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可怕的人。正如上所说，您严肃，但有度。我想对于一个教师来说，他是必须对他的课堂有掌控权吧。掌控权是与威严密切相关的。一个没有取得学生的敬佩与信服的老师，同时也是无法取得课堂的掌控权的。
先生的学识很渊博，是我现阶段所不能达到的。听先生的课，必须要善于思考，而且思维跳跃性要高，若不，就无法跟上先生您的节奏。看先生手中无稿，却能侃侃而谈，令我羡慕之至。先生您的课，使我明白，书是怎样去改变一个人，学者与白丁的差别在于哪里。出口成章，这是我所渴望的。
先生在课程中提到的某些学者和某些书，给了我一个读书的方向。先生所说的重要他人，我已经找到。我喜欢先生要求的作业，看一本书，写一些感想。从前我一直找理由，总是说，没时间看书。很惭愧，在先生的要求下，我才真正的静下心来看书，用心去体会书中蕴含的道理。这使我意识到，作为一个学生，我以前做的远远不够。
先生说过，能给我们上课是您的荣幸，而我却觉得，能成为您的学生，坐在教室听您讲课，是我们的荣幸。
（3）个性与激情
这是一个有个性有激情的老师。我相信在我们班里，99%的同学和我一样，发自内心的钦敬，佩服！
学生遇到好老师，就像千里马遇到伯乐一样（难求）。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也。在学校里，不知道是否因为过分要求教师出学术成果的原因，很多老师上课缺乏激情，不重视教材，不重视教学方法，一点革新精神都没有。记得，大学二年级必修课的《教育学》，用的竟然是1981年版的教材。天啊！从我出生那一年，一直用到21世纪。看来中国教育学这二十年来一直没有什么发展。那个上课的老师，我们除了记得他是男的，其他的都不记得了。语调一个学期保持着同一个分贝值上，枯燥地忽悠而过。这是大多数教师上课的状态：沉闷、枯燥、内容只限于课本。有时候，我在想，有必要上课吗？我又不是不识字。我看书的效果不会比他看书的效果差。所以，本科期间，这些理论课能逃则逃。也不能完全怪老师，也许体制也有点问题。明明是师范学校，却要搞什么综合性大学，想全面发展，结果全面平庸。最基本的师范生技能，没人理会了。无言！
我也是受害者。要有本事，惟有靠自己。第二年我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可是，就在这种背景下，他出现了。这样的背景衬得他与众不同！第一天上课，我对他印象不是很好。因为那家伙一上讲台就给我们了一个“下马威”：“上我的课，任何人，不管是谁，迟到五分钟，不要进课室！”真够拽的了。
“如果老师你迟到呢？”有人不服气。
“我不会迟到。”斩钉截铁。
“万一呢？”
“不会有万一。”很洪亮。
大学四年级的我们，松散惯了，这下子被震住了！“如果有万一，任你们处置。”那家伙竟然笑了，竟然还笑着很可爱。下面哇声一片，顿时气氛又轻松起来了……
他又补充：“我的课，虽是必修课，但你们可以选择不来，只是你要告诉我你不来的原因，并且保证一定能通过考试，这没关系！如果你觉得，你要做的事比上我的课更有意义，我赞成你不来。如果你选择了来上课，我保证，你不会失望。”我们能感受到他说这番话的力量与自信。
后来验证，果如其言，我们没有失望。整个学期，没有一个同学逃课，也没有人迟到，包括我。逃课，是家常便饭。这里面的原因，大学生都知道怎么回事。有的老师，只要不碍自己上课，就置之不理；有的老师，不知是出于尊严还是面子问题，就“恶毒”地用考勤点名来“威胁”。他不是，他完全靠个人魅力吸引我们。他跟我们讲过一个事：每次他们到导师家的时候，约好了8点钟，他会准时地、一分不早一分不迟地到她家。为了不迟到，他每次都会提早十分钟到她家附近，在她家楼下的花园里转。不能提前进去，等转到差不多到点了，才可上导师的家。我们问他，为什么不能提前进去？他说了两个字：敬畏。后来，我们懂得了要“心怀敬畏”。
说起印象，先从表面印象谈起。严肃，是他的根本，不论是内在还是外在，最有特色的，是他的眼睛，酷得像周杰伦。所以，我们底下也叫他“周杰伦”。但他笑的时候很可爱，就像一个小孩子，还露出两个小酒窝。这个世上还有这么奇妙的组合。我们班都觉得和他挺亲近的。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真切的热衷于教育和教育改革的人。他给我们上的“教育行动研究”，是我最喜欢上的课之一。教材是他自编的，倡导的理念是教师通过写教师日记来推动研究。其中，叙事研究的方法，尤其吸引我。后来，虽然我“改嫁”中文系了，但他每次在《师大青年》上发表的文章，我必定收藏。
有时候在想，等有了时间，我还是会在这方面的研究上下点工夫的。短暂的一个课上完了，但长远的影响还在继续。
这是我大学里唯一一个专业课有这样的感觉。

2.专制、暴力与无常
三十开外，身不足一米七，短平头发，体格健壮（恕我不才，找不出更好的词语），古铜色皮肤（先生自诩是世界上最健康，最完美的肤色）。眼神犀利无比，仿佛能把人看透，不免让人觉得惶恐，不敢与之对视，久而久之，未闻已先惧三分。先生教授《叙事教育学》。
先生的自信是我从未见过的。他在上我们的课程两个半小时从未间断过，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而且思路清晰，不曾见有重复字眼，语气十分肯定。但他却有一次和我们讲起他其实很自卑，并解释可能和童年经历有关。我诧异人是否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极端到了顶点就会出现异化。
他行事“专制”。上他的课，近乎“苛刻”。第一节课，他便宣布一系列规矩：不能迟到（话音未落，一女生疾步走进，于是全体学员哄堂大笑）；上课保持绝对安静，包括同桌交流（对小学生尚可，怎可如此待成人？）等等，诸如此类。并一再强调你可以不上他的课，但上了课却没有按要求做，他会“憎恨”他。他用了“憎恨”二字，让我们不禁毛骨悚然。他还说他的要求没有商量的余地，“民主”过多就会滥情或放纵。并自言如果他当官，一定是一个“专制”的官。终于在上课期间，我们领略了他的“专制”。他的教育理论雄辩有力，论据充足，讲完理论并向我们推荐了一些研究的方法，但末尾总加上一句：“希望你们一定要接受我的建议。”“专制”的有点可爱。
他文字“暴力”。“暴力”是我们同学对他文字的评价。但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一种快意的复仇或挑衅，在他的文字里充满了无惧和果敢。他的文字极富雄辩，铿锵有力，如笼中的野狼在千般地撕扯，不断打破框架的束缚，不停地敲击着人们脆弱的神经，唤起人们对当前教育的反思和探索。他曾自言他最喜欢做如关汉卿般的“抡不破，压不弯，捶不扁，响当当的一粒铜豌豆”（不知可说错否？）这样的人，真乃字如其人。
有时候，他的语言也夹杂着一些诙谐和幽默。词语新解是他拿手好戏。诸如“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生活，永远保持精神流浪的状态，否则，你的生活就没有新的主题，没有了可讲的故事。你知道什么叫无聊吗？没得聊的了，简称无聊”。看似无理，却透露着智慧和哲思。
他生活“无常”。他的生活倒也是有规律，只不过是“日出而息，日没而作。”所以，准确地讲是“反常”，他也常常自嘲要改过，但终未改成。（不知尚有尝试否。）反常的理由是他是一个十足的“网虫”，不过，与其说他喜欢网络，更不如说他爱他的博客。他每天坚持在博客上写教育日志，并转摘一些教育案例和自己的理论专著。悉闻他的博客短短几个月跟帖量已超过300万人次，其影响可见一斑。博客已成为他第二个“家”。有时候我们笑谈：如果哪天他家电脑失窃，他会彻夜失眠（不对，应该是整日失眠，谁让他是白天睡觉呢。）；倘若他知道小偷是谁，我想他会杀了他。
如此生活方式的人却能保证充沛的精力着实让人吃惊。他说话声如洪钟，高亢有力。我敢确信，站在教室三十米外能一字不漏地听出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对于他这样“日出而息，日没而作”的人，却能有如此好的体力和嗓音，我一直抱有深深的怀疑。
他却也有一项优点，便是重视劳作。他说喜欢劳作的人一定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一个对生活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人，这样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人。他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平生最看不起的人是轻生的人，不管是什么理由。他说：“只有脑子进水的人才会去自杀。”他曾经崇拜过三毛，但三毛自杀后，他的偶像也就破灭了。他说尽管她的自杀是有原因的，但他依然是不可原谅的。

3.屠龙刀与倚天剑
今年我有幸来到华南师大学习，有幸聆听教科院的“怪才”（不是我的个人评价，而是华师多数学子的评价）：扈中平和刘良华两位先生的课。
记得扈中平先生第一次出现在我面前是在9月13日，给我们上的课是《教育目的论》，在一教的206室。此人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甚黑，形象不太好，看上去有点像旧社会过来的人脸带苦相，一幅苦大仇深的样子，也有点像新时期的农民工经常接受烈日和暴雨的洗礼。总之，大学教授的风范――温文儒雅，大家风范一点没有。
刘良华先生第一次出场给我的印象也好不到哪里去。第一次听他的课是在10月15日晚，上的是《教师教育学》。由于去晚了，没能占据有利地形，加之光线不够，未能看清此人真面目。依稀判断此人个子不高，块头不大。但此人一上来就给我等一个下马威，首先宣布他所不喜欢的几种类型的学生，并且早有准备，用他的博客显示给我们看，吓得我等两股颤颤，纷纷关掉手机，暗暗告诫自己下次可要早到，坐在前排，并纷纷记下他的博客。
大概过了5分钟，我们在他的威吓声中开始了上课。听上去他的嗓门很大，但音色不美，缺少男人声音的磁性、沉稳。过了一段时间他给我们放了一段他做的一个报告的录像。我才得以识其庐山真面目。呵呵，人如其声，此君看上去颇强悍，眼光犀利，甚至有点凶光流露，看上去更具打手或保镖的职业气质，根本缺少一个人民教师的职业特色。但此人却偏偏还总结了一条教师的职业特征：长相不善的人不适合做教师。晕倒！
在两人给我不好的第一印象中，我开始接受了两位先生的洗头（扈中平把洗脑叫洗头）。听了几次课之后，两位先生渊博的学识，演说家般的口才，厚重的积累令我等五体投地，也彻底改变了二人原来在我心目中的“委琐”形象，逐渐丰满高大起来。甚至连他们那颇具风格但“有损教师形象”的台风也不再那么滑稽可笑了。
两位先生颇有共性，但又各有千秋。我们将两位先生作一比较忽然想到了屠龙刀与倚天剑。扈先生的风格沉稳大气，让人感觉很厚重，有点象屠龙刀，出手势大招沉，威力惊人。他的观点常常是发人之所未发，一些理论颇具前瞻性。讲课是纵横捭阖，横扫八方，放时如天马行空，离题十万八千里，常常引得台下听众哄堂大笑，而他本人则在台上乘机抹一把鼻子，甚至在裤子上蹭两下。收时也能自圆其说，滴水不漏，真是个动如脱兔，静如处子。
刘良华先生在台上则是疾言厉色，观点往往略显极端，经常出险招、怪招，以怪取胜。这一点颇有点像倚天剑，剑走偏锋，出招凌厉，剑气逼人。而他本人也颇象灭绝老尼姑的风范，声色俱厉。不过偶尔也有柔情的时候，在他的演讲过程时常提到“高师妹”这个人，并且言语中颇为尊重。我在台下以他的逻辑推断可能是他的一个师妹，个子高挑。再一打听，原来是他的夫人。看来刘老师还真有两下子，把原来的同窗变成为现在的同床。
他们的优点也都甚多，都属于实力派选手，凭自己的三寸不乱之舌征服台下观众。这一点颇象歌坛上的韩红、田震之流。
江湖上流传“武林称雄，唯有屠龙，倚天不出，谁与争锋”，意思是说屠龙刀、倚天剑威力无比，所向披靡。可以设想如果刀剑联手，可练成天下无敌的神功。象周芷若同时得到屠龙刀和倚天剑，可短时间内就练成了连武当七侠尚且难以抵敌的武功。我们期待华师的屠龙刀和倚天剑合二为一，更具威力的那一天。



8.3我的同行者


1.骆驼的样子
在中山医科大学教务处上班时，我几乎每天都可以见到一位姓古的老师。我在教学研究科，古老师在教材科。
古老师年长了，脸上有老年斑。话不多，几乎沉默、寡言。即使说话，也讷讷的，语速缓慢。
他常年穿一件褪了色的蓝衬衣，偶尔发现他穿白衬衫，就有喜庆的感觉。有一次教务处一起到华泰宾馆聚餐时，古老师就穿了白色的衬衫。
他走路的样子比较特别。看着地，耸肩，个子不高，步子却大。他好像只有一条腿用力，我每次看他走路时，就会想起“抖动”、“怂恿”、“奋勇前进”这类词语。
有一次下班后我坐在学校图书馆前面的草坪上，很专心地观看古老师走了很长一段路。我比较喜欢看古老师走路的样子。我知道做这些事情很无聊，可我常常喜欢做这些无聊的事情。那时我经常做的另外一件无聊的事情，就是观看一些老年人在图书馆前面的门球场上打门球。我想我要是老了，绝不打门球，没意思。可是，又有什么是有意思的事情呢？就这样无聊地想这些无聊的问题。
古老师总是准时上班，几乎没有例外，每天几乎都在同样的时刻打开他的办公室的门。我有时上班也很早，但不如他那样很稳定地一如既往地早。有一段时间常常是我第一个到教务处，他第二个；有时他第一个到教务处，我第二个。教务处有一个专用的小水池。水池就在他的办公室门口。我拖地板前要拿拖把到水池去湿水。最初他看见我时，一般不会主动跟我打招呼。等到我喊“古老师好！”他就慢慢地说：“小刘——，早晨！”我每天都会喊“古老师好！”他每天都说“小刘——，早晨！”按说，在我喊了“古老师好”之后，他直接回应“你好”或“早晨”就可以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总是先喊“小刘”，然后再喊“早晨”。后来听多了，我也就习惯了。
广东人有见面说“早晨”的习惯，相当于西方人说的“morning！”有时到了中午，人们见面了还是说“早晨”。我上班时每天都会听到多次的“早晨”，但在我的印象中，只有古老师的“小刘——，早晨”是最柔和、最美好的。再后来，古老师改变了打招呼的策略，只要见到我，远远地，我还没来得喊他，他就喊：“小刘——，早晨！”
我猜想古老师一定不知道，每次听到他喊“小刘——，早晨”时，我就高兴得像见到自己的祖父（古老师看上去和我祖父的年龄差不多）。
除了负责学校教材的“供销”之外，古老师每天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把教材科的一个装钱的小铁皮箱子（只有一本书那么大）准时地“送”到财务处去保管。第二天上班时，第一件事就是很准时地把那个装钱的小铁皮箱子重新从财务处“接”回来。因为有古老师的忠诚接送，那个小铁皮箱子每天就跟着古老师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在我的印象中，那个小铁皮箱子好像是教务处的“小金库”。里面装了一些现金和票据。教务处工作人员的月末奖金和年终奖金就从那个小铁皮箱子取出来。我初到广州时，几乎身无分文。教务处的领导让我向教务处借点钱作为生活开支。张处长问我借多少，我说“两百吧。”她说：“要不先借五百元。”那天我拿着借条去找古老师，古老师很认真地看了借条之后，拿钥匙打开那个小铁皮箱子，从那个小铁皮箱子里拣出五百元递到我手里。
后来我好像很少见到古老师接送那个小铁皮箱子，估计与那几年各个大学兴起取消各个院系和处室的“小金库”的风潮有关。
在古老师接送那个小铁皮箱子的日子里，我常疑惑教务处的领导为什么让古老师来执行这个重要的任务。在我看来，管钱的事应该由一位比较“精明”、“敏锐”的人来做。古老师显然不是那种“精明”而“敏锐”的人。每次看到古老师提着那个小铁皮箱子很小心地从教材科“抖动”、“怂恿”、“奋勇向前”地走到财务处时，我就感到教务处的领导不应该把这件事情交给古老师来做。这不妥当，不适合，至少古老师不适合出现在财务处那个地方。就我所知，在财务处那个地方做事的人多数有精明、敏锐的精神长相。古老师的脸上写满了安静、保守、与世无争，甚至显得有些自卑。这两种长相的人聚在一起，是不是不协调？
不过，有几次我到财务处“报帐”时，顺便做了一些观察。财务处的人对古老师倒是蛮客气的。古老师去的时候，就说：“我把箱子放到这了？”那里就有人招呼：“好，您就放到这吧。”
我和古老师交往其实不多。有时临时需要拿几本教材，我就到古老师的办公室去。偶尔想在科室之间串门时，我第一想去的地方是资料室，因为阿丹在那里，阿丹是年轻漂亮的女士。第二想去的地方就是教材科，因为古老师在那里。古老师是年长的男士，他即使没有别的魅力，至少是那种只要你一见到就会感到有很多安全感的男人。这种安全感不是来自他的身材如何伟岸，而是因为他的厚道、忠诚。现代人普遍追求智慧、敏捷、效率之后，还有多少人能够让人感觉厚道、忠诚？
古老师的办公室在一楼，比较暗，常年阴冷。办公室里总是显得很拥挤，像个杂屋间。但只要有古老师在那里，就感觉那里是一个适合居住和适合聊天的地方。
和古老师聊天是比较困难的事情。我到教材科时，还未进门我就会学着粤语的腔调大声喊：“古老师——”。他就调头招呼我：“小刘——，坐一下！”
我有时就听他的话坐下了。可是坐下之后又不知道要做什么了。我一般在那里坐很短的时间，甚至只是站着。有几次经过古老师的办公室时，我就在门口大声地喊：“古老师——，在干什么呢？”他就回答：“没干什么！坐一下。”我就告诉他：“不坐，有事呢。”
后来我开始在他的办公室寻找谈话、聊天的主题。有一次我找到的主题是一幅挂历。我说：“啊，很漂亮！”他就说：“漂亮吗？送给你。”我说：“那不行，这是你们办公室的财产。”他补充说：“我还有啊，在柜子里，你要不要啊？”我说：“要！”他问：“要多少？”我说：“越多越好。”那天离开他的办公室时，我拿了两幅挂历，另外他还送我一个台历。
另一次找到的主题是他的办公桌上压在玻璃下面的“照片”。我说：“啊，古老师，这是什么时候的照片。”他说：“是那次教务处的人出去玩的时候的集体合影。”我说：“啊，你那个时候穿的衣服很时髦！”他很认真地反问我：“我还时髦？”我说：“对呀。很时髦。”他说：“你才时髦呢。”我说：“对，我也时髦。”我发现跟古老师聊天时，总是很轻松，不需要掏心掏肺的。
古老师做事显得比较慢，他写字尤其慢，从不追求速度。有几次我到他的办公室请他开发票，他先在空白纸上打草稿，然后转移到正式的发票单据上。无论打草稿还是写正式的发票，他都照例慢慢地来。一笔一画地为每个字负责，快要写满一行时，他就另起一行，绝不让某个字挤在一行的后面。写完之后，整个发票单据上的字就显得很有分寸。
古老师像一匹可靠而有韧性的骆驼。骆驼有很多美德。骆驼的所有美德在古老师身上都有。
照尼采的说法，骆驼是人原形，也是人需要恢复的第一原形。
除了骆驼之外，人还有一个原形，就是狮子。
以后再谈狮子和狮子的美德。

2.看窗户的老师
有一种教学机智，我称之为课堂教学中的“现场感”。
“现场感”意味着这个老师既沉浸于自己的教案、讲课思路和讲课激情中，又经常从自己的教案、讲课思路和讲课激情中抽身出来，抬头观察、阅读他面前的学生。如果一个老师从来不沉浸于自己的教案、讲课思路和讲课激情，那么，这个老师基本上不是一个真诚的、有思想深度的老师；可是，如果一个老师长久地沉湎于自己的教案、讲课思路和讲课激情，而忘记了他面前的学生，那么，这个老师基本上是一个坏老师。
具有“现场感”的教师总是善于从教学的现场捕捉调整教学的信息。如果一个老师善于从现场捕捉调整教学信息，那么，这个老师即使一讲到底，他的教学也依然是一种对话教学或互动教学。如果一个老师不善于从教学现场捕捉教学的信息，那么，这个老师即使满堂提问，他的教学也仍然是一场独白。
善于从现场捕捉信息的老师，他总是能够从学生的脸上读出他的困惑，他能够从学生的眼神中读出他的智慧，或者，他能够随着学生身体语言的波动而调整教学的节奏。
智慧的教师总是很细心地观察、阅读学生的现场反应。这种现场反应甚至不需要等到正式的练习或测验，已经提前表达了他们的理解或不理解，很完整地显示了他们的喜欢或不喜欢。
于是，一个教师是不是善于评价，是不是做到了“反馈与矫正”，有时不在于他让学生做多少道练习或多少套测验，而在于他心中是否有足够开阔的空间容得下他的学生。
心灵开阔的老师我见到过，而且不少。
我也见到过不开阔的老师。
1992年我在湖北一所“子弟中学”教英语。
学校有一位老师，教化学。个子很高，又英俊，很受学生喜欢。但这个老师有个毛病：上课时，他从不拿正眼看他的学生。好好的一个人，一旦上课，就牢牢地盯着右边的窗户：上课——，同学们——，今天学第三章……。
有一天上午我和另外一个同事去听这位老师上课。他点学生回答问题时尤其特别。
他问：“有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学生不说话。
老师眼睛盯着右边的窗户，用左手的食指指着教室中间的某个位置：“好，你说！”
教室里很安静。周老师眼睛盯着右边的窗户，左手指着教室中间的那个位置：你说，就你。
很奇怪，居然有一个学生站起来回答问题。
全校老师都知道这个老师有这个毛病，有位姓戴的年长的女教师和他提起过这件事，但他只是说，“哦——哦——”。后来不了了之。
人们常常讲教师要有个性。也许在这位老师看来，这是教师个性的一个部分。因为很多学生喜欢他，他就更不在乎。
其实他不知道学生是在乎这件事的，很多学生在周记里写了这件事。但学生也找不到合适的办法让他改掉这个毛病。
我有一位朋友，学心理学专业的。她说这个事其实好办。办法很简单，但管用：她说，可以在教室右边的窗户那里挂了一张美女图象！
那位老师后来究竟是坚持看窗户，还是看学生，我不知道。我只在那所中学呆了一年。
每次我和朋友讨论老师的“看窗户现象”时，朋友们常常说这样的老师是特例，不具有代表性。但我以为，这样的老师恰恰很多。
“看窗户”的老师确实不多，但“不看学生”的老师却不算少。如果一个老师上课基本不看学生，那么，这个老师究竟在看什么？就值得思虑。
2002年，我指导华南师范大学的十几个本科生到中小学去实习。实习结束后安排了专门的实习总结会。
在总结会上，一位学生总结经验说：我最初上课时怯场，每次走上讲台，就浑身发抖。后来我的一位师姐教了我一招。那位师姐说：“你每次走上讲台时，千万不要把你的学生当学生，你就想象你的面前是一堆土豆，那样你就不会怯场。”
我问他是不是真的用了这个办法。他说：“用了，很管用。我后来慢慢真的就不那么怯场了。”
我现场提出一个结论，虽然是玩笑的语气，但已经有些不满。我说：“你原来怯场，还算是一个心里有学生的、善良的好老师。现在你不怯场了，却成了一个目中无人的土豆老师。”
如果一个老师讲课时目中无人，这个老师就不见得是在教学。他在干什么呢？这个人在自言自语。
自言自语有什么不好？
自言自语的人要么是哲学家，要么有强迫症。

3.肖川这个人
肖川是个怪人。我受不了他。估计没几个人能够受得了。
偶尔看他的书，也偶尔看他的文章。不想看多了，怕受他的毒害。他曾经写过一些正经的学术文章，后来不写正经文章了，把文章弄得花里胡哨的，又执意骂人。他的文章少有不骂的时候。
我不知道这个时代怎么了，怎么就惹肖川这个人不高兴。
不高兴也就罢了，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很多人不高兴，我也常常不怎么高兴，但想想，也就算了。人们不都是这样过日子？
可这个肖川比较把自己当回事，好象离了他，这个世界会滑坡、堕落下去、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读肖川的文章，你不仅认识了他这个作者，你可能也同时认识了这样一个患者。
估计他有深度洁癖综合症，或者染有某种非典型的精神炎症。要不然，那么可爱的世界，竟然被他说得危机四伏。
此类患者的基本症状是：
有时候看上去一切正常，等他一开口说话，你就发现他这个人怪怪的，你将信将疑甚至无法理解。
有时候他挺喜欢凑热闹，喜欢扎堆，找人对话，但你不要被迷惑，他内心深处厌恶人群，他只向往孤独。
这个世界不知怎么啦，怎么就有他这样的人啊。
这个人没别的爱好，就喜欢专门找茬。据说他读过一些经典的书，而“以古典的心情对待学习”之后，也不过是为了专门找茬。他就喜欢干一些不让你安心的事情，他不让人好好地活着。
你觉得一切那么合情合理，他却说不，不那么回事。他最受不了的事是不自由、不公平。他有那么多莫名其妙的使命感，凡遇到不自由、不公平的事情，他就神经敏感。
这个世界哪有绝对的自由和公平呢？他怎么就那么偏执那么死脑筋？
搞不懂。
他就是要反复地提醒你，应当有所作为。当然，如果你是一个体制内的人，他就注定了要与你保持距离。
他就是这么让人惶惶不安，如果你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大学里的学者，他可能骂你是一个没思想的草包；如果你是一个敢作敢当的大学里的处长，他可能骂你是一个做学问做不下去的混混。如果你是一个年轻人，他可能骂你年幼无知而严重缺乏经典阅读；如果你是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者，他可能写一封信，骂你晚节不保、倚老卖老。
他做这些事做得很有耐心，他很耐心地劝说、抵制。如果你想就这么顺从地想过安稳日子，他坚决不干，他会在你的屁股后面揣你一脚，让你醒过来。
你想过好日子吗？
大概不行。
他是德国童话里的那个专门找茬的“驼背小人”：

当我下到酒窖
去取葡萄酒，
一个驼背小人在那里
抓住我的罐子

当我走进厨房
去准备菜汤，
一个驼背小人在那里
打破我的小锅。

就这么一个人，他倒觉得他是有“理想和信念”的人，又有“智慧和真情”。如果你受得了他，就去读他的书。



9.我的学生



9.1教育忏悔


1992年，我在一家中学做英语老师。
班上有一个姓胡的学生。最初他对我的英语课很感兴趣，但不到两个月，就开始在课堂上睡觉，或者面无表情地望着我。
班主任告诉我说：这孩子和校外黑社会的小青年混在一起。很麻烦。
我开始留意这个学生。
秋游的那天，我特意叫他跟我一组，他很善于烧烤，带来的肉和鲫鱼又多，很快成为我们组的中心人物。那天我们玩得很开心。我第一次发现他很有组织能力，整个上午都在指挥谁把鱼放到这边，谁把肉放到那边，谁应该把鱼翻过来，告诉谁的肉已经烤好了，谁的肉还欠火候。
下午返校的途中，他一直跟着我。快要经过他家时，他要求我一定得到他家去坐坐。
我不愿意去。他却很坚定地邀请。一脸的虔诚。
我估计他家一定是很富裕，或者属于比较豪华的那种。要不然他不会如此坚定地邀请我到他家去。
我决定到他家去看看。
经过一条煤渣路，来到一个棚户区。前面有一条走廊。我以为经过这条走廊，就可以到他家了，没想到经过这条走廊时，他说：刘老师，这就是我家。
我惊呆了。他的家就是一条很窄的走廊。他的三个打扮得很时髦的姐姐都在家里。听说是老师，她们赶紧站起来，请我坐。
我的到来显然太唐突。我叫住那位姓胡的同学，我说：“走，我们一起到学校去看看。”几乎逃了出来。
一路上我很烦闷。感觉做了一件蠢事，似乎很不礼貌地窥探了别人的隐私。
当天晚自习由我照看。我准备找这位姓胡的同学谈话，希望他能够在我的英语课上表现得好一些。当时我心里好像还有一个念头：希望他做一个男子汉，能够承担起改善家庭环境的责任。
其他同学都准时进了教室，他过了很久才从后门溜进来。
我很不满，带他到我的办公室。
我说：如果你长期这样混下去，你对不住你爸爸妈妈对你的期望。你爸爸妈妈以为你在学校读书，却不知道你经常在校外胡闹。你这样对他们，不公平，他们还不如养一只狗。
我太急噪，说话失了分寸。他很反感，当场就给我脸色看。转身离开办公室。
第二天我改英语作业时，发现他的作业本里夹了一个小纸条。他在纸条上面给我留言：“我早就知道我是一条狗，但直到昨天晚上，我发现你也是一条咬人的狗。”
我当时年轻气盛，想冲到教室揍他一顿。后来总算冷静地坐下来。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生气。
几天后，一个学生家长打电话到校长办公室，点名要我去接电话。
他问：“您是刘老师吗？”
我说“是的”。
“您真的是刘老师吗？”
我说“真的是。”
他说：“刘老师，我感谢您。”
“您谢我什么呢？”
他说：“我儿子自从上了中学，没有一个老师说我的孩子好。只有您说我儿子好。”
我很紧张，问他：“您的孩子跟您说了什么？”
他说前一天晚上他的儿子跟他说了学校的事情。
他的话让我很难受。
什么事呢？前一天下午我下课后往办公室走。教室在三楼，办公室在一楼。办公室前面有一个篮球场，也可以打排球。
从教室到办公室要经过一条走廊。经过走廊时，有一个学生跟在我后面。拿着一个篮球，边走边拍打。
走廊很宽，但比较暗，地面又有很多灰尘。他拍打篮球时，地面就升起很多灰尘。
我很累，也烦。向他吼了一句：“干什么呢？”
他有些惭愧地看着我，说：“打篮球。”
看着他这样的表情，我不好再骂他。改口说：“哦，打篮球很好。”
回家后，他告诉他爸爸：老师说，打篮球很好。
这个学生姓胡。
这件事令我一直比较惭愧，对这些事的回忆与写作实际上是一种教育忏悔。
我比较惭愧的另一件事是动手打学生。
那天晚上陈小红老师临时有事，请我代她照看初二（3）班的晚自习。
我教初中一年级一班和三班的英语，很少和初中二年级的学生打交道。但据陈老师说，这个班有几个学生是认识我的，因为前几天晚上，学校童校长邀请我给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家长做了一场讲座：《我们今天怎样做家长》。有几个家长回家后就打听那个“矮个子男老师”是谁，学生回学校后就做调查，原来那个“矮个子男老师”就是我。我立刻在学校变成小有名气的人物。
我也没有把我自己当作等闲之辈，潜意识里已经把自己当作了“名人”。当时我已经拿到了西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入学通知书，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都把我当“研究生”看待。
老实说，我来照看这个班的晚自习，学生们应该有大驾光临的受宠感才对。
大步迈进教室，往讲台上一站，巡视教室，然后找个凳子坐下。又觉得坐在那里有些不自在，起身拿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行英语：
Keep silence!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let me know.
这句话用汉语说就是：请保持安静，如果有问题，可以问老师。
我还是更愿意用英语写出来。在我所能够讲出来的外语句子中，我对Keep silence!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let me know.这几个句子比较有把握，这似乎是地道的外语。在陌生的学生面前提出几句地道的外语句子，这是荣耀的事。好像也不只我一个人喜欢干这种事，凡是外语系毕业的人，大都有这种习性，有这种优越感，总想让陌生人知道自己是“懂外语”的人。为了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外语水平不错，平时会积累几句自认为地道的外语句子，一逮到机会，就扬眉吐气地说出来。
写完这两句外语句子后，再转身坐在讲台上，看着学生。学生的表情果然有微妙的变化。
学生开始看书或者做作业。
照看学生晚自习比较容易，只需要坐在讲台上，装出比较威严的姿态，并不需要讲课。学生在下面忙忙碌碌，我可以坐在讲台上悠闲地看我的闲书。要是做教师的人只需要这样“守望”着一群学生，并不需要气喘吁吁地讲课，也不需要精疲力竭地批改作业，这个职业就成为真正的“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
可是，那天晚上如此美妙的想象由于一个男学生的挑衅，立刻转换成为一场噩梦。
那个学生姓刘，我认识，是当地著名的初中生。他本人经常被他的外语老师叫到办公室训话，我们外语组的老师都认识这个学生。他的妹妹在初一（1）班，是我班上的学生。
其实从我进入教室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开始关注这男孩。我虽然故意不看他，可一直在观察他的动静。如果他今天敢惹事，我会让他知道我的厉害。
教室里那么安静，忽然有人发出“弹舌头”的声音。对这种事情我很熟悉，我做学生时是做过这些事情的：一是和同学比“谁的手指弹得最响”（拇指和中指夹在一起抖动的声音）”，二是和同学比“谁的舌头弹得最响”（舌尖和上颚夹在一起抖动的声音）。
做这种事情并不可耻，但在晚自习的教室里做这种事情就令人无法容忍。
我走过去，小声提醒他“不要这样！”
他看着我，不说话。
我转身离开时，他再次发出弹舌头的声音。
我很愤怒地转身，威胁他：“你再这样？”
他看着我，竟然再次发出弹舌头的声音。
我迅速出手，猛烈地抽打在他的脸上。
他暴跳起身，使劲地抓我的衣服。他说：“我要把你杀了！”坐在后排的学生冲过来，有人按住他，让他坐下。
我令他“出来”。带他到“政教处”，交给“政教主任”处理。
我回到教室，教室里很安静。坐在后排的有一个学生，他并不看书，用手托住下巴，远远地望着我。
第二天早晨，我进入外语组办公室时，几位老师告诉我：“刚才家长来了，说他的孩子的脸被你打肿了，家长扬言要打你。我们几个老师都在骂家长教子无方，我们一致说这样的学生就应该打。”
我坐在办公室里，很长时间无法安静。那天上午第一节课是一（1）班的外语课。我走进教室时，第一眼就看到那个男孩的妹妹。我几乎无法用心上课，一直感觉教室后面有一双眼睛紧紧地盯着我。
那几天好像整个社会都在讨论《未成年人保护法》，也有学生拿着郑渊洁的童话书质问老师（有一期《郑渊洁童话》谈到“未成年人保护法”的问题）。
对我来说，打学生究竟是否违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有一种“失败感”。
如果一个学生在老师面前那样放肆，我相信很多老师都无法容忍。打人有时几乎是一种本能的自卫行为。
可是，学生为什么在老师面前那样放肆？那天，那男孩为什么在我面前那样放肆？我做错了什么？
这件事情一直成为我教师生涯中的一件丑闻。即使别人不知道，我自己知道。即使别人不记得，我自己会一直记得。
直到后来我读《论语》，读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句话，我才有所领会：“我做错了什么”。
所有的错误，皆由一个细节开始：当我在黑板上写下Keep silence!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let me know的时候，错误已经开始酝酿。
你若太把自己当回事，你必追求他人的关注。你若追求他人的关注，他人的任何一个细节都可能被你看成是对你的蔑视和挑衅。
人不知而愠，大体是所有暴力的根据。



9.2学生的精神


2001年秋，我给华南师范大学01级公共管理专业的学生讲授《教育概论》。
这个班的学生出奇的对学习怀有热情。这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他们的听课方式是“老式”的、“传统”的，甚至显得有些“不成熟”，比如很多人约好了似的很整齐地望着老师，很像后来一位老师告诉我的“朵朵葵花向太阳”。这很容易让站在讲台上讲课的老师感到虚荣心得到满足，尤其是我这样长期讲究虚荣的人。
不过很遗憾，我讲到激动时，他们仍然保持他们老式的、传统的、近于不成熟的听课方式，从不鼓掌。我心里有时不免会抱怨，这孩子们怎么知道听课而不知道鼓掌呢？
坐在前排的往往是那些比较自信一些的女生，她们是班里学习最认真、投入、充满期待的学生。男生坐的位置往往靠后。我最初对这些男生不太满意。当我对这些男生不那么满意时，我会琢磨是否因为我是一个男老师的原因。这种状况后来却有变化。
有一个男学生，叫什么名字我记不起来。话不多，听课好象容易走神，一副不在乎的样子，甚至学期末的考试也没让他紧张起来。那天我和“小龙”老师（他是我读博士期间的同学）去监考。在路上“小龙”老师抱怨说现在的学生普遍讨厌《教育学》，上这门课很辛苦。我调侃说：“那要看是谁给他们讲课。我班上的学生就不讨厌教育学。”没想到试卷发下去之后，我和小龙老师在走廊里核查准考证时，那个男学生竟然问：“老师，我可不可以不考？”我问“为什么？”他说“没意思。”
我很恼火，他让我在“小龙”面前丢了面子。我令他跟我到教室外面的阳台去谈话。那次考试的地点是华南师范大学第三课室。课室的外面正好有一个很大的露天阳台。
我说：刚才我还在吹嘘我的学生如何喜欢教育学，你让我很没面子。
他说：我不是故意的。
我问：你为什么不想考试呢？你不参加考试你会毕不了业的。
他说：不毕业也可以的。
我很惊异，问他喜欢什么。他说：“计算机”。我问是否想转系。他说：“我试过，但有困难。”
就冲这些话，我喜欢上了他。后来我发现，这实在是一个值得喜欢的男学生。不只是有个性，敢于做自己想做的人，更重要的是，他拥有自己想做的事情，他拥有智慧。好像班里有几个女生也喜欢他，喜欢他的生活方式。
另一个男生，人长的比较帅。我向来认为长得帅是男人的悲剧，因为长相好的男人往往没出息（这样的人往往不努力）。
但是，后来他用他的忧郁的眼睛和他的忧郁的作业，让我对他另眼相看。
忧郁的人就一定深刻吗？说不准。但至少他是那种有灵气和才情的学生，以至于在我惯常鼓励华南师范大学的本科生考外校（我的感觉是报考本校的研究生是“留级”，而且留三年）的研究生时，我破例地怂恿他报考本校。我觉得这样的学生不留校是华南师范大学的遗憾。现在大学老师招研究生时，一不小心就招来一个无能鼠辈，这使研究生招生几乎成为一件风险事业。但如果一个大学老师能够招到他这样既有灵气又有才情的学生做研究生，会收获“得天下英才而育之”而幸福感。
有点遗憾，这个男生经常缺席。我曾经对学生说，“只要你们在做有价值的事，可以不听我的课。但每个月要交一份读书报告，让我知道你在读什么书。”我的这个建议大概只对这位学生有效。他果然“放纵”自己，来听我的课时我感觉他是在鼓励我，不来听我的课时，我总是尽量设想他一定在做另一件比听我的课更有价值的事情。不为别的，只为他拥有“多元智能”中的几种智能。他的发型（我后来理发时也变成了“3毫米”的短发，是模仿他的发型）、他的表情、他的反抗和叛逆，他的作业所显示出来的怀才不遇，已经足以让我在期末考试时忍不住给他不低的分数。
其实根本不是“不低”的分数，而是“很高”。我估计班上的同学没有人会反对，谁都知道那是个“聪明的孩子”。我估计班上同学不会反对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班上学生每个人的分数都在80分以上。我给学生打分的原则是，除了最优秀的之外，其他都差不多。我交上去的学生成绩总是让管理者不放心，有一次姚老师在我交上去的试卷上写了“分数集中在85-90之间，建议提高区分度”。他的疑问是：“学生的分数怎么没有拉开距离，怎么没有呈正态曲线分布呢？”我解释说，我的学生都差不多，没天才也没有笨蛋。他，“那学生的分数怎么都那么高呢？”我就说，我的学生都比较聪明都比较努力所以成绩都那么高。姚老师还是不放心，说“总得有成绩比较低的学生啊？”我着急了，就给他们讲了一个“名师出高徒的故事”。于是，姚老师就不再理我了。姚老师是好人，他只是笑，并不反对。我讲课时在学生那里讲过这个故事，此后“名师出高徒”的故事在很多人那里流传。
所谓考试的“区分度”，其实是为了淘汰和选拔用的。大学生选择我的课，目的是为了达到某个水平。大学生的考试是比较典型的“水平”考试，为什么要提高区分度？
我一直很感激那些管理者，他们虽然早发现我这样的老师的问题，但他们好像并不反对我的做法。有些制度明明是错的，我们无法期望管理者立刻改变它。但如果管理者与教师合谋去对付那样的制度，那样的管理者也就是好人。
我希望有人和我一起合谋来抵制大学生课程考试的区分度。我至今亦觉得我的做法是对的。大学里总是有老师拿点名、不及格、补考来威胁学生听课。我向来认为，这样的人不配做大学的老师。我曾经扬言：“给学生59分的老师是坏老师。”有人找我论理，我补充说“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计算机改卷除外”。还是有人不服气，说学生就只有59分怎么办？我说要么是出试卷的老师出了毛病，要么是改试卷的老师出了毛病。
我这样自以为是的人自然不屑于做一些诸如点名、让学生补考之类的事情。我相信学生是愿意学习的。没有人不愿意学习，学生只是不愿意学习那些令人乏味的东西。老师讲课精彩，学生自然愿意听课；老师讲课邋遢，却用点名的办法来逼迫学生听课，那是掌握了话语霸权之后的知识强暴。
就我所知，我的做法让学生很感激。当然最感激的是那个男生。后来我查看了他的成绩册，那个学生有一门学科的考试成绩不及格，需要补考，另几门学科的成绩很低，只有我主讲的那门课是高分。我为这位学生感到惋惜，也为我自己的行为举止感到很骄傲：你说，是不是只有像我这样有个性的老师才会容忍甚至欣赏这样有个性的学生啊？
第二年我开选修课，这位男生竟然报名。这着实让我不理解。但很快他又走他的老路去了，比如经常缺课，偶尔捎个口信，说今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所以不能来。
后来我实在忍不住，就问这个学生：我给你们上必修课时你都不听我的课，为什么我开选修课你却来报名？
没想到他说：必修课很多人必须听你上课，你开选修课时我担心选你的人太少你没面子，所以我要来捧场啊。
这话让我感动了好几天。“这孩子”虽长相粗糙，却善良、心细、侠骨柔情，有如此浓重的“感恩”情怀，竟然牵挂我的“面子问题”。只是他也太小看我了，他不知道我开选修课时，是从来不为选修的学生人数太少而操心的。
我喜欢有个性的学生。这个班的很多学生即使没有别的，至少有个性，他们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知道自己该追求什么，该放弃什么。这个班用他们的精神气质，在延续大学的使命。
所谓大学，是一个让这里的人因此而自由、独立、有精神气质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学生将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对于中小学生来说，他/她无论喜欢还是不喜欢某个学科，他/她都不得不努力学习，也许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对于大学生来说，如果一个学生不知道自己喜欢看什么书，不知道自己喜欢哪个学科，不知道自己喜欢哪个领域，不知道自己将要往哪个方向走，如果一个男孩不知道自己喜欢哪个女孩，这样的人，将来必没出息，必沦落为无能之辈。
后来有中小学老师问我：这样的学生在大学里算是一个好学生，如果在中学或者小学，他还是好学生吗？
这里面当然会有些差别，可是人们似乎夸大了这里面的差别。以前人们总以为只有大学生研究生的学习才是“研究性学习”，现在中小学生不是也开始“研究性学习”了？以前人们总以为只有大学生研究生才有可能“自学”，现在中小学教师不是也开始鼓励学生“自学”了？以前人们总以为只有大学才有“选修课程”，现在中小学不是也有“选修课程”的尝试了？尽管中小学的选修课程在很多地方只是一个摆设和说法，但毕竟已经有大量的中小学开始给学生提供了真实的“课程的选择权”。
给学生提供“课程的选择权”，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变化。我预料（实际上是梦幻或想象），现在大学的课程管理制度将来总有一天会成为中小学的样式，甚至中小学也可能像大学那样由原来的“年级制”改换为“系所制”：中小学分设中文系、数学系、外语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政治系、历史系、地理系，或设置某个领域的“研究所”。这种管理样式可以称为“系所管理制度”，中小学原来的管理制度可称为“年级管理制度”。
“系所管理制度”给中小学老师带来的变动并不大，不过是由原来的语文组、数学组、外语组变成了现在的中文系、数学系或者外语系……。但对于中小学来说，“系所管理制度”取代“年级管理制度”将导致学习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换。比如小学生或中学生在入学时就按自己的兴趣选择自己的系所。选择之后基本稳定，但中途允许申请“转系”。
进入某个“系所”并不意味着“文理分科”，并不意味着学生只学本“系所”的课程，而不学其他课程。各个“系所”开设共同的必修课程课程，比如语文、数学、外语等等，这是中小学的传统课程制度的延续。必修课之外，各个“系所”提供大量的具有“系所特色”的选修课：中文系为学生提供额外的“中文特色”的课程，比如《散文欣赏与创作》；《文学批评》、《中外现当代文学研究》，等等；外语系为学生提供额外的“外语特色”的课程，比如《英美文学欣赏》、《BBC与VOA新闻》、《英美政治制度与文化习俗》，等等。
这些“系所特色”课程制度听起来有些浪漫，实际上也不是异想天开的幻想，所谓“系所特色”的课程制度也不过是中国教育界多年来所倡导的“校本课程”的另一种说法。校本课程制度的初衷是在国家课程之外另外增加一些时间让学生学习他们喜爱的课程，如此看来，“系所特色”课程几乎是校本课程的类一种陌生化的说法。
一旦实行“系所课程制度”，每个学生就可能“名正言顺”地拥有了自己最喜爱的学科，而且每个人都获得一个自己亲自选择的“身份”，原来的“我是某年级的学生”的自我介绍方式将转换为“我是某系的学生”；同学之间就由原来的“高年级”与“低年级”的关系转换为“师兄”、“师弟”、“师姐”、“师妹”的关系；参加“校运会”时，他们由原来的代表各个班级参赛就转换为代表各个系所参赛。
人们有理由担心这样的制度可能会导致学生过早地偏科，“高中分文理科”制度尚且受到非议，这样“系所课程制度”更加不可思议。弊端当然会有，也会涌现很多新的危机，但问题也许并不严重，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究竟可以浪漫到什么程度，依然有想象的空间。



9.3我对学生的几点要求


凡是听我讲课的学生，我在第一节课都会提出我的要求，我的要求如是：
你可以选择不听课，申请免修。申请的程序是：提交一篇或几篇你的作品给我看，让我知道你是一个“怪才”。
如果你选择了听课，你得守住几条底线：
第一，不迟到，迟到五分钟算迟到。如果迟到了，请不要进教室。你进来也可以，但我心里会充满仇恨。可是，如果你不进教室，每旷课一次，就扣2分。做老师的人喜欢用分数来吓唬学生，如果你来到大学这个地方却“不学无术”，我也会动用分数来吓唬你。
第二，上课不要喧哗，比如同桌之间讲话、接听手机。我所理解的“没修养”的人有两个恶习，一是迟到，二是喧哗。我曾经在公共汽车上与人发生“争执”。那天我在番禺南浦海滨花园门口坐522路公共汽车。车上竟然有座位，又比较安静，我觉得坐公共汽车原来并非以前想象的那样糟糕。可是，在我还没来得及“心怀感激”之前，车上忽然有人拿出手机大声通话。说话的声音那样大，属于那种“最没修养的人”。全车的人都在听他喊叫。我实在忍不住了，离开座位，走到他的身边，冷冷地望着他，用压抑的声音对他说：“小声点。谢谢！”他很生气地望着我，估计想冲我吼叫：“你以为你是谁啊？”对这个问题其实我早有准备。如果他再不听从我劝告，我就告诉他：“我是警察！”
第三，如果你既不迟到，又不喧哗，大体就守住了底线，但你最好不要在我的课堂里“读书”或者“打瞌睡”。我认为那样是对我的侮辱。我的老师曾经对我们说：“我讲得那么好你都不听，你也太笨了。”我也常常想重复这句话。孔子一生光辉，但因为骂有些学生是粪墙和朽木而留下污点。有时候，我也想骂同样的话。在我的课堂上请注意你的身体的姿势。曾经有学生在我讲课的时候频繁地摇头，那样让我感到很紧张。下课期间，我问他：“请问，你有什么反对意见？”他说：“没有啊！”我问：“没有反对意见，我上课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断地摇头？”他竟然说：“哦，对不起，那是因为颈椎不好，脖子不舒服。”我建议：“脖子不舒服可以不断地点头，不要摇头。”
第四，我的课程基本没有考试，由听课状态和平时作业折合为课程成绩。每个人的基础分是80分，每次作业合格，就守住了80分。如果作业优秀，获得A+，就加2分；获得A++，就获得84分，以此类推，获得6个A+，就成为92分。92分是最高分。如果不做作业或者作业严重不合格，一次扣2分，你的成绩变成78分；两次不做作业呢？就扣4分，你的成绩变成76分。76分是最低分。如果三次不做作业，就成为零分。我的课不用请假，在我这里，任何请假都是借口。任何人都可以两次不来上课，每次扣2分。三次缺课，就成为零分。
我把学生的平时的课程作业看得比考试更重。学校规定平时成绩占30%，考试成绩占70%。但是，我个人拒绝这个规定。我的平时成绩占70%，考试成绩占30%。我不会公开反对学校管理的规定，但我悄悄地做了转换：我设计的考试试卷中有3道论述题，每道论述题占25%。其中前两道论述题后面加了括弧，括弧里面注明了“如果平时课程作业已经做了此题，可以不做此题”。
第五，除了完成我布置的看得见的课程作业，每个人还得完成另一个看不见的作业。看不见的作业比看得见的作业更重要。这个作业的主题是：“成为安静而有活力的人”。大学生活只有四年的时间(研究生只有三年)，但这四年将决定人的未来。你的专业，你的业余爱好，你的朋友圈子，你的性格、你的生活态度，将在这四年的时间内逐步成型。大学生活是人的成长链条中的关键环节。
从入学成绩来看，同学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可是，四年之后，在你们收拾行李，准备离开学校的时候，你们会吃惊地发现：同学和同学之间，已经有很大的差异。
大学四年将成全你的一辈子，也因此大学生活总是值得你去设计和期待。可是，如果你找不到大学生活的秘密，找不到大学生活的感觉，那么，大学四年也可能因此而毁掉你的一辈子。
大学生活的秘密究竟在什么地方呢?这需要你本人去亲自体验和亲自发现。作为一个大学教师，我向各位提出我个人的体验和我个人的建议。我的体验和建议可以浓缩为一个简单的说法：“成为安静而有活力的人”。
你可以追问你自己：我是不是一个安静的人?
如果你可以随时过一种宁静的生活，那么，你紧接着需要追问自己：我是否有足够的活力?
如果你只有安静而没有活力，那么，你可能学业成绩不错，但缺乏创造性甚至不善于与周围的人交往。
如果你只有活力而不能过宁静的生活，那么，你可能只有创造的激情而缺乏基本的学术修养，缺乏必要的耐心和同情心。
如果要为“安静而有活力”寻找相关的策略，我的建议是：
第一，自学而自食其力。你需要向大学里的教师学习，但也不要把所有的希望托付给教师。过于依赖教师，这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学习的唯一合法的定义是自学。不仅自学，而且对某些重要的主题进行“课题研究”，这就是学习的秘密。
如果你已经养成了自学的习惯，你将逐步建立你的“专业感”。建立“专业感”意味着：你已经知道本领域有哪些著名的经典，你已经知道本领域有哪几个著名的人物，你已经开始随时某个人，你开始看他的传记，读他的专著。你当然可以崇拜唱歌的周杰伦，你也可以崇拜打球的科比，但你必须崇拜你的专业领域的某个著名的学者，让他成为你的遥远的精神导师。
每个学生在入学之前已经确定了自己的专业。可是，入学之后，你可能发现你更喜欢另外的专业。你面临的问题是，你很难重新更换一个新的专业。你可能为此感到难受。
可是，这不要紧。如果你真喜欢另外的专业，你完全可以调动你的自学优势，把另外的专业作为自己的业余爱好。请你相信：只有“业余爱好”才算得上真正的爱好。人的生活是否幸福，也取决于你的业余爱好而并不取决于你的第一专业。
你可以喜欢你的第一专业，你也完全可以把更多的精力和更多的时间献给你的“业余爱好”，并在业余爱好中建立你的第二专业。大学之所以有魅力，并不因为大学给具体的学生分配了具体的专业，大学的魅力恰恰在于它为所有学生安排了临时的专业领域，同时也提供大量的自由教育、通识教育。大学的图书馆、大学的著名教师、大学的专题讲座、大学的校园和食堂，它并不属于某个具体专业的具体学生，它属于追求知识、追求真理、追求智慧、追求思想的所有学生。
如果你有了自学习惯和自学能力，我建议你再往前迈进一步：由自学而自食其力。自食其力意味着：凭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逐渐发展“经济”上的独立精神;让我们一起记住陶行知的呼吁：“吃自己的饭，流自己的汗，自己的活自己干，靠天靠地靠祖上，不算是好汉。”家庭富裕的同学不必炫耀，因为那不是你的成就;家庭比较困难的同学也完全没有必要自卑，你反倒可以骄傲，因为你的家庭如此困难，你的父母竟然一路保卫着你，让你来到了华南师范大学这个地方。我建议：所有同学，不要用你的父母的钱去购买名牌服装或饰品。大学校园里最高贵的是知识、思想和智慧，不是金钱、名牌或出身。
我不是怂恿你去做家教，也不是鼓励你去校外打工，我只想提示你也提醒我自己：如果生活遇到困难，甚至遇到灾难，不要抱怨，凭自己的双手，去挣扎，去承受并超越苦难。“不能从粗糙的木碗中饮到甘露的人是不幸的”(洛克语)，一切幸福来自自己的挣扎，来自自己的劳动。
第二，礼貌而善待他人。在大学，知识和智慧将受到尊重，但是，别忘了，不要因为知识和智慧而让人厌恶。如果知识和智慧是用于卖弄和贬低他人，那么，老子的思路——“绝圣弃智”——就是对的。
真正有知识、有智慧、有思想的人，总是显示出自信而不傲慢，有条理的解释而不是气势汹汹。这样的人承认“我很重要”，可是，在肯定了“我很重要”之后，紧接着他会承认“你也很重要”。承认“你很重要”意味着我们将善待我们的亲人和教师，我们将拥有我们的同伴和朋友。
大学是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地方，但也不要把知识和真理看成唯一的元素。除了知识的问题，还有人的问题；除了真理，还有师长。你可以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但是，你不可以说：“吾爱真理，吾不爱吾师。”一个大学生如果不爱他的父母，不尊敬他的老师，没有朋友，没有同伴，那么，这个学生即便每年拿一等奖学金，他离开学校之后，也不过是是一个令人厌恶的边缘人。
简单地说，我的建议是：第一，自学并自食其力;第二，礼貌并善待他人，让周围的人因你的存在而感到开心，不要让周围的人因你的存在而感到痛苦。

































附录：教育自传选读











































1.“遥远的高三•八班”


1.1公车上书

高一的上学期一过，开不开文科班，就成为一个争论焦点。其他重点中学，在总体上不是哈三中的对手，便早早办了文科班，集中优势师资和生源，力图在文科上名列前茅。而哈三中严格执行上级关于不许办文科班的指示，名义上是反对偏科，实际上一是有重理轻文的传统，二是作为标兵单位，不敢犯任何错误，三是对文科没有把握，反正办也已经晚了，不如不办，将来高考文科成绩不好，便有了借口，成绩好了，更成为坚持正确路线的典范。这样一来，想考文科的同学，提出了“救亡国存”的口号。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少年，根据所学的那点粗浅的历史，一本正经地把校领导比作昏庸的清政府，认为只有自己起来争取，才能扭转局势，促使当局“变法”。我们分头到各班串联，各班人同此心。就连那些要考理科的同学，也从学校大局着眼，支持我们。于是，我们就发动了一场“文科班运动”。第一，广泛宣传，到处议论，造成一种“民不聊生”的舆论。政治老师讲过列宁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第二，向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口头呼吁和交涉，争取教师的支持，是胜利的最大保障。这里面要注意两点，即对文科教师的绝对倚重和对理科教师的绝对尊重。第三，正式提交意见书，形式分为个人的，各班的和全体的。这项举措我们命名为“公车上书”。
我以个人名义和全体名义，送上了两分意见书，言辞很激烈，还卖弄了不少文采和典故——我的作文得过全市一等奖。郑滨和张欣也各写了一份。当全体意见书签名时，产生了一个让谁签在头里的问题，我记得自己十分狂妄地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始。要出事儿，我先兜着！”便第一个签了。郑滨是个老阴谋家，说这样不好，咱们找几个大碗，画几个圆，都围着圆来签，就分不出先后了。其实我们的种种“阴谋诡计”都是多余，领导上早都知道谁是宋江谁是李逵。很快校长就请我们六位同学去谈话——具体哪六位我记不清了，反正我们既兴奋又紧张，自称是“戊戌六君子”。表面上气宇轩昂，实际上心跳得跟上体育课差不多。
周校长慈眉善目，满头银发。虽然六十来岁了，仍修饰得风度翩翩，一尘不染，看得出年轻时一定是个英俊小生。他平常有两件事特别受到广大同学称赞。一是每天要腰里暗藏一把铁锤和几枚铁钉到各班巡视，一旦发现有活动的桌椅，便掏出暗器大展身手。他从来不问桌椅是谁弄坏的，兴致勃勃地干完，心满意足地离去。所以三中的同学没有不爱护桌椅的，全校内外整洁如洗。后来我到北大看见那么多残桌破椅没人管，便给北大校长写了封信，建议他也买把锤子，可是至今也没收到回信。周校长第二件颇得人心的事是经常在周末和节假日组织老师们跳舞。那时跳舞还是很时髦的事。小流氓们跳舞时都要郑重其事地穿上新喇叭裤，觉得自己很高雅。正经人跳舞则是思想解放的标志。三中有好几位校长，同学们对他们的分工不大清楚，我们只觉得由周来接见我们，大概是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心里说不清是放松还是失望。
周校长带着一种严肃的微笑，你们的要求我们看了。首先，你们的立场是错误的。你们称学校领导为“校方”，请问，你们是哪一方？难道你们不是学校的主人翁、不是“校方”吗？你们甚至还称学校领导为“当局”，请问，什么叫“当局”？是国民党当局还是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咱们学校这座大楼，从前就是日寇的警察厅，赵一曼烈士在这里战斗过，金日成同志在这里战斗过，还有李兆麟将军
我赶紧说，李兆麟将军是在哈一中附近牺牲的，是国民党女特务用美人计把他杀害了，凶手现在还在台湾。周校长说，对，你们可不能忘本哪！你们管我们叫“当局”，让我们多伤心哪！我十四岁就参加革命，一辈子为人民服务，文化大革命都没挨过斗，到今天可好，我成了“当局”，你们干脆说我是刽子手。那多解恨呢！
我们六君子顿时觉得自己是六小人。慌忙向校长道歉，说我们错了，今后一定改。周校长说，凡事都要从大局出发，你们这样一闹，要是上级知道了，就会认为咱们学校领导不力，不够安定团结，你们愿意换校长吗？我们齐说不愿意。周校长说，就是嘛，上级不许办文科班，咱三中不能带这个头。给你们开一个文科班，到高考时，万一你又想考理科了，那不是把你害了吗？学校现在决定，文科班不能办，但是考虑到你们的要求，可以利用一些放学后的时间，开一点文科的选修课，你们要是真心的，就报名选修，其实我看，也没有多少真心的，都是瞎起哄……
底牌亮出来，我们明白了，现在的关键是要先抓住选修课，经过宣传鼓动，报名选修的居然有一百多人，其中一些同学并不是要考文科，而只是想多学知识，我们那时不像现在的学生只认分数，我们是诚心诚意为了中华之倔起而废寝忘食地抓紧一切学习的机会，谁的知识最渊博谁就最受尊敬，所以全校都有一种“耻一物之不知”的精神。可是，选修课的教室被安排在地下室，夏天闷热，冬天酷寒，加上“当局”的分化瓦解，家长的威逼利诱，渐渐地人数少了，教室由两个压缩到一个。我们用鲁迅的话来安慰自己：队伍越走到后来，就越精纯。我们顽强坚持着，互相勉励着，我们坚信“当局”的心也是肉长的。选修班的人数减到六十左右就没有再减过。
又一个零下四十多度的冬天过去了。当冰封的松花江开始解冻，几个在冰面上跳跃的香港人掉下去的时候，我们的“非暴力抵抗运动”胜利了。几位校长都很感动，都说这些学生真不容易，真有骨气，他们考文科一定能考出好成绩。于是，就拆散了原来的8班，成立了一个新的8班——文科班。但是要求我们的理科学习与其他一样，只是多加了史地两门课而已。这样即使上级知道，也不能说我们“偏科”，说不定还要表扬三中呢。
“文科班运动”终于胜利了，但是有好几位大功臣没有享受这胜利果实。比如7班的班长李学军和学委白泉，都是斗争坚决的“死党”。他们本就不想考文科，他们只是为“正义”才挺身而出。文科班成立后，我仍然经常与他们放学后一路回家。8班从此成了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班，而“公车上书”则在我们的生命史上留下颇有价值的一页。



1.2十三棍僧


文科班存在的时间不到两年，但在同学的记忆中，却俨然是一个完整的阶段。那是因为我们班不仅集中了全年级的大量精英，而且发生了数不清的趣谈逸事。
首先是干部严重过剩。当过班长和团支书的足够组成一个政治局，班委和课代表俯抬即是。班主任左平衡，右解释，总算草草委任了一届内阁。我们班主任教语文，四十多岁，长得很像那时的影星颜世魁，一张黑脸上布满杀气，永远穿着一身黑色中山装和一双黑皮鞋，拿着一本黑教案，我们管他叫老魁，管他上课叫“黑手高悬霸主鞭”。我跟老魁说，我在初中当过学生会主席，领导这个班，没问题，老魁一摆黑手，你啥也别当，就给我当语文课代表，有事儿我直接找你。后来我才明白老魁的用意，并由此悟得了许多统治之道。10年后我也在北京一个中学当过一年班主任，也是让最可靠的学生当语文课代表。其实老魁很少找我，可我们班同学，尤其是女生，都造谣说老魁待我像亲儿子。我说老魁从未表扬过我，而且还批评过我，都没用。现在回想起来，才明白老魁在重大事情上都是依靠我的，只是感情不外露而已。
文科班虽然内阁整齐，人才滚滚，但班级的实际权力机构，或者说权力核心，是“十三棍僧”。那时电影《少林寺》风靡一时，我们班五十多人，却只有十二个男生，于是加上老魁，就号称“十三棍僧”。别看男生只有十二个，却有六个的成绩排在前十名。即使成绩排在后面的，也各有神通。比如班长田风，英俊倜傥，聪明绝顶，具有极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待人谦和仁义，办事成熟老练，文艺体育都是能手，口才又极佳，看过一部电影，他可以从头到尾讲得跌宕起伏，大家都很佩服他。可不知为什么，他的成绩总不见提高，也许是一个人太多才了，对命运就缺乏危机感，区区分数也就不大放在眼里了。
我们十二个男生，一半坐窗下，一半坐在后边。每天嬉笑吵闹，令女生十分痛恨。班里的大事小情，都由男生说了算。其实三十九名女生里头也人才济济，但女生一多，就好比鸡多不下蛋，谁也不服谁，谁也甭想出头，干脆乐得让这帮傻小子领导，自己正好安心学习——我估计这就是母系社会垮台的根源。可是学习这东西很邪门，不专心学不好，太专心也学不好。众女生成天心不旁骛，出来进去手不离书，口中念念有词，一脸三贞九烈的样子，却大多数事倍功半。比如团支书刘天越，从来不抓团的工作，一大早来到教室，就粘在座位上一动不动，下课也不出去，吃午饭时，她的同桌赵静把饭盒放到她面前，满满一大盒饭莱，她居然吃得一粒不剩，可见她的蛋白质消耗是够大的。我们那时男女生之间相敬如宾，很少直接说与学习无关的话。我和同桌肖麟与她们相隔一个过道，经常旁敲侧击，冷嘲热讽。我对肖麟说：“看，又吃了一槽子。”肖麟说：“已经一上午没出窝了。”刘天越听了，只是低头窃笑，继续背书。可她如此用功，也只能在女生里排进前五名，不具备领导男生的威望。这些该死的男生，上课说话，自习吵闹，一下课就跑出去翻单杠、扔铅球，可是学习就是棒，见解就是高，办事就是灵，而且老师们还喜欢。真不知上帝是怎么安排的。
我们班因为男生太少，所以运动会时要求学校不限制男生多报项目。这下可好，田风和老倪包揽了大部分项目。他们这边跳个远，那边跳个高，刚打破百米记录，又要去投标枪。4×100接力赛老倪居然一人跑了两捧。美国的刘易斯跟他们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女生也不含糊，靠人海战术也拿了几十分。我和肖麟主要负责人事、宣传和后勤，结果文科班在各方面都大获全胜。其他班纷纷抗议不公，但“当局”不予理睬。一个女生跑来报告说，老魁躲在主席台后边偷着咧嘴乐呢。
十三棍僧里，老魁自然属于“恶僧”。其余十二人，用《核舟记》里的话说，是“罔不因势象形，各具情态”。下面举几个例子。我和肖麟是一对酸腐秀才。因为预习功夫好，上课不大认真。练习题发下来时，我俩运笔如飞，往往最先做完。剩下的时间我俩就说笑话，猜谜语，对对子。比如我出个“白面书生吃白面”，肖麟对“花脸武士扮花脸”；他出个“春江花月夜”，我对个“秋水艳阳天”；我出个“自古小人先得势”，肖麟对“向来大气晚逢时”；他出个“庆东操场盗香瓜——可耻”，我对个“肖麟教室偷剩饭——该杀”。其他棍僧也有时参与进来。张欣有一天吃雪糕坏了肚子，偶得一联颇佳：“吃雪糕拉冰棍顽固不化，喝面条泄麻花胡搅蛮缠”。郑滨在地理课上出了个“火山灿灿山有火”，号称绝对，我在化学课上对了个“王水汪汪水中王”，总算给化学老师争了一口气。
郑滨和王老善坐我们后面，经常遭受我和肖麟欺负。郑滨不但学习好，而且极有艺术修养。他的书法绘画都颇有水平，每月都买大型文学期刊阅读，尤其对苏俄文学有深入研究，后来成为北大俄语系的才子。他表面的谦虚温和中深藏着一种充实的自负。我和肖麟就常常以挫伤他的自尊心为乐。我俩翻字典给大家起外号，让大家自己选择页码和序号。郑滨选了几次，都是很不好的字词。有一次叫“郑肱”，“肱”的意思是“大腿上的毛”。此外还有“郑阴险”，“郑攒钱”，“郑麻子”等。有一回到松花江玩儿，郑滨一人远远走在前面，王老善用各种外号喊他都不回头。王老善情急之下，鬼使神差地喊了一声“郑犊子”，郑滨这才浪子回头，从此他又多了一个外号。有一阵我们经常喊他“郑麻子”，当然他一点也不麻，正像张铁叫“张拐子”，其实跑得非常快一样。可是我们班有个女生叫郑绮——后来留在北大党委工作，怀疑我们的“郑麻子”是叫她，通过别的女生传来了质问。我们顿时很紧张，因为郑绮不但不麻，而且是学习最好的女生，温文淑雅，颇受尊敬。我们都为“误伤”了无辜而良心不安。于是我们就怂恿郑滨，说你必须去向郑绮解释：“郑麻子是我，不是你。还有郑阴险也是我，郑攒钱，郑犊子，郑肱，那都是我，跟你一点关系没有。”郑滨听了，格外气愤，死活也不去解释。结果我们投鼠忌器，不敢随便再叫他的外号了。
王老善爱思考，爱发言，但经常表达不清。他有两个外号，“喋喋不休”和“语无伦次”。他流传最广的一句名言是：“来，我给你画个自画像。”他和郑滨受到我和肖鳞的捉弄时，就使劲击打我们的后背。后来实在不堪忍受，他们就和后面的老倪老乐换了座，击打我们后背的就变成了老倪老乐。
老倪高大魁伟，会武术，体育全能。在思想上是个大哲学家，凡事与人不同。他经常思考人生社会问题，有点鲁迅式的愤世疾俗，所以常常因思想苦闷而耽误了做习题。他的处世态度是标准的黑色幽默。比如写作文，写到得意处，他就加一个括号，里面写上“掌声”。一直写到纸的右下角，括号里注一句：“有纸还能写”。给板报写诗，他只写了前两句，后两句就写上“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他经常怀疑三角形内角和是不是一百八十度以及双曲线为什么不能与数轴重合，他还伪造一些根本做不出来的几何题让我和肖戚证明。他给别人画像，人家说不像，他说：“我就不信世界上没有长这样的！”此话真是深含玄机。由于我认字比较多，他从字典上找了一些难字僻字考我，结果我都认识，他就自己伪造了一些字让我认。我不愿意服输，就胡蒙乱念，老倪非常惊讶：原来世界上真有这些字呀！思想深刻的人往往会被最简单的假象所蒙蔽。
老乐是一个瘦高个，南方人，有点结巴，平时极聪明，但一急躁就会出错。肖麟与他下棋，本来不一定能赢他。但肖麟非要让他一子，老乐被他激怒，就输了。肖麟又要让他两子，老乐气得话都说不出来，结果又输了。输了就要钻桌子，老乐简直要气疯了。
十三棍僧就是由这样一群“坏小子”和“傻小于”组成。不要以为他们无聊胡闹不正经，他们到火车站学雷锋，到马路上铲积雪，德智体美劳都好着呢。后来在大学里，也都能各自开拓出自己的大地，现而今，正为祖国的改革开放大业舞刀弄棒着呢。



1.3不敬师长


我们这一代人，虽在文革中度过童年，却最懂得尊敬师长。我们的尊敬，不是停留于表面的礼貌谦卑，而是发自内心的喜爱和敬重。所以，我们对老师的“敬”，有时恰恰是以“不敬”来表现的。我们兴致勃勃地观察老师的小动作，模仿老师的口头禅，给老师起外号，所有这些，使老师在我们心中的形象有血有肉，能歌能哭，使老师成为我们一生心目中最可爱的人。
哈三中的老师大多德才兼备，远近闻名。越有本事的人，往往越有性格。我在7班时，语文老师刘国相就极有性格。他讲课精彩幽默，见解独到，倍受同学欢迎，然而他却极不谦虚，讲到高潮，突然大声问一句：“我讲课好不好？”同学齐喊：“好！”他又问：“棒不棒？”同学齐喊：“棒！”刘国相如饮甘霖，越发精神抖擞。有时其他省市的老师来观摩听课，他也不知收敛，甚至更加肆无忌惮。有一回上课前他走到讲台，同学起立，他不按惯例说：“同学们好”，却扬起右臂喊了声：“嗨，希特勒！”这样真诚的老师在中国可以说是风毛麟角，他给我留下一个终生的启示：做老师，首先要做一个真诚的人。
高三•八的老师普遍喜欢我们十二棍僧，但他们不知道，十二棍僧对他们是常常颇为“不敬”的。班主任老魁每天装出一副凶相，不论同学取得什么成绩，他都很少表扬。尤其喜欢训斥女生，还动不动威胁女生说，谁要躲在屋里不上操，或者偷懒不扫除，他就一脚把她踢出去。女生对他又恨又怕，并且因为他很少威胁男生而对男生也增加了仇视。可是到毕业时大家回头一想，老魁一个人也没踢过，一个人也没骂过，多少训斥和“威胁”，都成了有滋有味的回忆。比如一次种疫苗，许多女生害怕打针，窃窃议论。老魁说：“那有啥可怕的？一攮一个！”吓得女生一片惊叫。还有一天下午，我去参加全市语文竞赛，同学们都在自习，老魁故做镇静地踱进来，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大字：“孔庆东在全市语文竞赛中获得一等奖”，然后又故做镇静地踱出去，在门口左腿把右腿拌了一个趔趄。我傍晚回到学校，望着黑板上的大字，仿佛看到了老魁的内心。
老滕是个急性子。讲课时一个字赶着一个字，口沫飞溅。又喜欢在空中比画，无论多么复杂的几何图形，都宛如清清楚楚摆在他面前，他在空中左画一个圆，右分一个角，时而说刚才那条线不要了，时而又说现在把A换成A一撇。所以你只要忽略了他的一个动作，就再也跟不上他。他之所以喜欢空手比画，是嫌在黑板上写画太慢。他在黑板上急躁得很，每每写错，写错了就用大袖子去擦。一节课上不到一半，他就浑身都是粉末。同学做练习时，他就巡视辅导，蹭得好多同学一身白末子，以二猛身上最多。老滕恨不能一日之间就让同学掌握他的全部本事，所以对于做不出的学生又气又恨。有一次整整一行女生轮番上黑板也没有做出一道题，包括二猛在内。老滕挥动蒲扇般的大手像绕口令似的说：“你们哪儿也考不上！大学也考不上中专也不上技校也考不上哪儿哪儿也考不上啥啥也考不上！”老滕惟恐我们学习不努力，经常编造一些谣言来吓唬我们。比如说：“这几道题一班同学全都会做，三班同学20分钟就做完了，看你们怎么样。”有时
又说：“我到一中和十三中去兼课，最近一中的数学已经超过了咱们，十三中也已经跟咱们差不多了。你们再不努力，就哪儿哪儿也考不上了！”我们向一中一打听，原来老滕在一中说的是：“就你们这个样儿，三中闭着眼也刷得你们一根毛不剩！”老滕还在外边吹嘘过：三中的肖瞬和孔庆东，做题像飞似的，连理科的尖子都比不上。在老滕的培养下，我们班的数学水平的确很高，而且锻炼出了卓越的空间想象力，高考时有人得了满分。不过老滕也并非只知道督促学习。高考前夕，哈尔滨着了两场大火。一天中午，几个男生去看救火，半路与老滕遭遇，老滕怒斥道：“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有闲心去看救火？练习题都做完了吗？”大家都很羞愧，准备返回。这时老滕话题一转：“好吧，快去快回！我告诉你们一条小路，距离又近，又没有警察，还可以骑车带人。”说到此处，老滕一脸的得意，就像在二猛面前讲课似的。
地理老师张大帅是个肥头大耳的白发老头，他是中学地理界的权威，有几大绝招，一是在黑板上随手画地图，惟妙惟肖。二是善于出题和押题，做过他的题，对付高考便胸有成竹。三是不备课，也没有教案。他上课就拿着一本教科书，打开就照本宣科。为了显示不是在“读课文”，他不时加上一个“的”，减去一个“了”。读到外国地名，故意读得起伏跌宕，好像他去过似的。大家佩服他的水平，所以对于他的讲课也只能忍受。时间一长，张大帅也不再掩饰，进门就说：“书——25页”，大家便翻到25页，他说：“书——68页”，大家便翻到68页。一天他一进门，我们几个男生就说：“书——”，张大帅白了我们一眼，说：“教材——120页”。过了几天，张大帅一进门，我们便说：“教材——”，张大帅这回连看也没看我们，说：“课本——139页”，于是大家无不佩服。张大帅讲课之外，喜欢以一种非常含蓄的方法炫耀自己。他经常慢条斯理地说市里省里请他开会，“我呀，不愿意去。可是电话打到学校，又打到家里，不去实在不行。”他还时而讲个小故事，比如说某一天，他观云识天气，认为要下雨，别人都认为不会下，“整个一下午，也没下。”张大帅说到这里，停顿了片刻，大家以为他这次是真的谦虚。张大帅接着缓缓说道：“到了晚上，下了。”故事到此结束，韵味无穷。我用老魁讲作文的术语评价说：“真是凤头、猪肚、豹尾！”
老师们往往有些小毛病，被学生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比如老魁来上课，走到门口时，躲在门后把烟掐掉。老滕每次理发，脑袋上都深一块，浅一块，跟狗啃的似的。历史老师讲课前总要故做轻松地说几句题外话来掩饰紧张，他用手指不断地捏着粉笔头，下课后满讲台都是碎粉笔末。生物老师不知为什么特别爱讲大肠杆菌，一有机会便扯上几句，因此外号叫“大肠杆菌”。化学老师有个口头禅叫“相应地”，一节课要说上几十次，“把桌子相应地搬过来”，“把仪器相应地送回去”，“大家相应地做一做”，“课后相应地来找我”……这些甚至被我们给记到了《班务日志》上。《班务日志》是教导处每周要检查的。有一次我们记了老滕剃头的内容，教导主任批阅道：“今后这类事件最好不记。”最让人记不胜记的要数政治老师。这位老头跟张大帅一样，也是著名的特级教师，讲课精练有条理，善于出题和押题，而且很喜欢我们十三棍僧。他一口南方普通话，把“互相联系，互相排斥”说成“五香联系，五香排斥”，因此外号叫“五香联系”。五香联系上课时毛病甚多，据我们认真讨论，主要有提裤子、挖鼻孔、掏耳朵、闭眼睛和看窗外五种。这五大毛病出现的频率极高，而且动作幅度大，持续时间长，比如他可以闭着眼睛讲完运动和静止的辩证关系，看着窗外讲完帝国主义的根本矛盾。有
一天，我们决定用画“正”字的办法详细统计一下五香联系的各项数据，课前做了分工：我负责闭眼睛，肖麟负责看窗外，郑麻子负责掏耳朵，王老善负责挖鼻孔，张欣负责提裤子。周围的女生听见了，都兴奋地憋着笑，等着看热闹。刚刚分配完任务，上课铃响，五香联系进来了。大家急忙起立。还没等喊“老师好”，只见五香联系两臂一垂，就提了一下裤子。张欣一见，赶紧弯腰画了一个横杠，周围同学都忍俊不禁。五香联系说：“站好了，不要笑，上课要严肃。”统计结果，我共有五个“正”字，高居榜首。
这些可爱的老师使我很早就认识到，做人首先须有德有才，大节无亏，小节上则不妨任其自然，宁俗而勿伪。要经得起别人的“不敬”，才能配得上别人的“敬”。



2.体验“唇舌的授权”


2.1 教育故事

2002年3月，一位朋友建议我读张文质写的《唇舌的授权》，据说“很有趣”。几天后我在广东教育学院的书店里买到这本书。
我大致花了两天半的时间读完这本书。读这样的书确实“很有趣”，因为它是“随笔”，这本书的副标题就叫“张文质教育随笔”。可是等到我连续几天读完这本书时，却感觉由“有趣”而渐致“沉重”。这本书是用有趣的、精致的、诗意的笔法，讲述古老的、沉重的、忧伤的教育话题。
张文质在他的“教育随笔”里记了很多“教育故事”，他喜欢用“喜剧笔法”讲述悲情故事，有时只需三言两语，故事就完成了：

余文森在师大门口打印店里碰上一个三年级的学生，和她聊天，问这位女孩子在课堂上老师是不是经常提问她。没想到女孩子这样回答余文森的问题：我在课堂上经常举手，但读到三年级，语文老师只提问我四五次，我还算被提问比较多的，有些小朋友几乎没被提问过。老师只提问普通话说得好、问题回答好的同学。有一次，一位学习比较差的同学也举手要求发言，老师走过去把他的手按下来，说：你凑什么热闹！

我已经听了三次《我的战友邱少云》，我几乎不得不这样，我关注老师如何引导学生认识到邱少云的国际主义与英雄主义：邱少云心中想的是“朝鲜人民的自由与解放”，烧身的烈火不算什么，现在正是“祖国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有一次上课，教师让孩子们联系自己的实际，一个小胖子前两天刚在教室的门上被同学卡断了一个指头，“当时你是怎么想的？”还裹着纱布的他站起来一字一顿地说：“我当时想，革命战争年代，先辈们把自己的生命都牺牲掉了，我牺牲一个手指不算什么！”全班同学和所有听课者都开怀地笑了起来。老师又说：“你说实话，你当时真的这样想吗？”小胖子低下头说：“我当时想一只手指头断了，我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用。”时代总算在这里迈开了小小的一步。（第112-113页）
鼓楼第一中心小学请我给所有的学生讲怎么阅读童话，三四年级的同学集中在临时会场--未放水的游泳池里，其他年级则在自己的班上听广播。后来我请一位朋友向他的儿子打听讲座的效果。他的孩子这么说：游泳池里有两个年级六百多位同学，不知道为什么从一块窗户透进来强烈的阳光就一直照在我一个人身上。在听讲座的过程中我一直想这个问题，老师讲了什么我都不知道。（第193页）

张文质写人的故事很传神，他用的技术也仍然是三言两语，比较克制。他写余文森写得尤其有声有色（第163-164页）：

我的朋友余文森，在我们成为朋友之前，他就写了100多篇有关教育的论文，反正他能写。……余文森，独到的本事很多。比如说，他特别喜欢摆弄一些小例子，有一个小例子是这样的：某一天，我的外甥女（你要相信确有这样的外甥女）在教师节前夕花了整整两个晚上时间做了一个工艺品，在教师节这一天送给她的数学老师，老师正坐在讲台上看书、抽烟，很冷漠地说：你就放在这儿。甚至头也不抬一下。过了一会儿，数学老师就把烟灰弹在这个纸做的工艺品上。这个故事促使很多教师深思为师之道。余文森已经是讲教育理论的名家了。在诺大的福建省他讲过百多场，听众也真是不计其数。前年，我主持某项教育活动时，也曾请他讲过。讲演相当精彩，结尾尤其精彩：猛地一敲桌子，"好，结束！"嘎然而止。



2.2 个人教育史

除了将别人的故事之后，他也讲自己的故事，张文质叫它“个人教育史”。他说：1997年6月的一个夜晚，我决定了一件事。我要写一部碎片般的正在进行中的个人的“教育史”。又说：我所信赖的永远是个人的“教育史”，细碎的、不连贯的、没有主题的人性的经验，瞬间的被击中状态，不断地自我书写。
当他开始思考他的奶奶和父亲时，他就开始了他的教育自传（第82-89页）：

是写作促使我不断地阅读。写作促进我的“思”。写作使我的记忆复苏了。
有一天我突然想起了童年时与父亲的关系，我对他充满了敬畏。“畏”比“敬”多得多。他身体强健，有力气，容易动怒，从记忆的源头（几岁？）一直到小学毕业，我时常因各种“错误”被打，父亲、母亲、祖母，有时还有其他亲戚，次数最多，打得最疼的是父亲。有一次我问母亲：“为什么生了我了，还要打我？”问得母亲直落泪。父亲在粮食复制品厂工作，早出晚归，全家人的“一口饭”问题每天都在困绕他。我想不起他教过我什么，有一次他告诉我：“不要和人打架，如果别人打你，你就朝他肚子打一拳。”这个方法我从未尝试过。另一次，他教我怎么才能把屁股擦干净。还有一次，那时放假了，我天天去钓鱼，他教我怎么炒做鱼饵的米糠，那天我只钓到两条小鱼，我觉得辜负了父亲的期望。我2岁时，妹妹就出生了，母亲和祖母经常说你已经是当哥哥的人了。我便真的开始当哥哥了。我几乎记不起童年是怎么过来的。我是苍白、矮小、怯懦的孩子。母亲说我一岁多时，非常会说话，聪明过人，但当我上了小学时，完全不是这样的孩子。我真的生活在恐惧中，惟恐多病的母亲突然死掉，惟恐哪儿又犯了错误又招来一吨饱打，惟恐邻居的孩子和我作对，一群人一起叫我“海贼”（为什么是这么奇怪的称呼呢？）。我还害怕学校，第一天上学时，是堂姐带我去的，老师让我写自己的名字和“1”字，我都不会，惊恐地让堂姐帮我写。她说等她自己的写完再帮我，我恐惧得一下子就哭了起来。老师说你应该去上幼儿班，就让堂姐把我带回去。后来老师把情况告诉我父亲，还是要我上幼儿班，我又大哭了一场，死活要读一年级。一个月以后，我已经成为班上学习最好的学生。当我考上大学以后，我父母还为我的第一次“抉择”感到骄傲，觉得我挺有志气。他们不知道仅仅是我对另一种羞愧、无力承受而已。我喜爱各种人物的自传，很多传主童年的记忆是很早开始的，而我童年的记忆几乎就是从上小学第一天才明晰起来。我想说我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就智力而言，很多是天份。这样说有自大之嫌，但我想起毫无希望与变化的幼年，我只能这样说。这么早就噩梦缠身，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命运。
1987年秋天，我参加讲师团到某县支教，在成人中专上语文课。有一天我收到爸爸的来信，说祖母生病了，病得与以往有点不同，她最信赖的医生也看过了，但仍是浑身无力，没有胃口，没有精神，人一天比一天瘦，又查不出什么病。后来，医生说祖母得的是老年性衰竭，可能没治了。不过病情的发展会比较慢。接到信，我心里非常难过。我兄妹三人，因为我是长子长孙，自小祖母就最疼我，妹妹出生后没多久，我就和祖母同住一间房，同睡一张床。在那张祖传的大床上，祖母说过不少家庭和她的辛酸往事，我陪着她掉过很多泪，我的性格的形成与祖母这些朴素的教育有很大的关系。16岁那年，我到上海读大学，妈妈派弟弟定我的缺，和祖母一起住，没想到只睡了一个晚上，弟弟就不肯去了，因为祖母向弟弟交代，你只能平时在这里住，等哥哥放假回来，这张床还是哥哥睡！
我利用出差的机会，回到老家。祖母一看到我就掉眼泪，嗫嚅着说也不知道怎么搞的，病就是不见好。祖母没有想到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我当然也不能告诉她实情。我要回学校了，她突然问我：我是不是不能好了？说得我非常辛酸。爸爸说如果祖母的情况不好了，他会打电报给我。
那时电话很不方便，我回校后除了书信外，只与爸爸通了一次电话，爸爸一直安慰我，叫我不要担心。1988年4月的一天，我接到了爸爸打来的电报，说祖母病危，速归。明知这一天总要到来，我心还是咯噔一下，有种非常绝望的感觉。我拿着电报赶忙向讲师团领导请假，没想到他看了电报说了一句：为什么不等去世了再回去？过了一会儿，又说：你要回去也可以。我黑着脸，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第二天一早的汽车才能赶得上永安开往福州的火车。当晚我就住汽车站附近学校里一位老师的家。夜里一直做梦，就是梦见祖母已经去世了，我赶回去已经来不及了。第三天早上回到家里，进门，看见气氛平静我才放了心。祖母瘦多了，已不能说话，听见我的叫声，微微睁开眼，眼泪就流了下来。又过了几天。我想起领导的那句话，心里有点焦急，就对爸爸抱怨电报发早了。爸爸没说什么。当天夜里，祖母又突然不行了，四肢冷凉，几乎没有呼吸，一家人都守在床前。第二天，却奇怪地清醒，像是火重新燃起来一样，我心里正想会不会是“回光返照”，夜里祖母真不行了，10点多钟她老人家平静地去世了。
第二天开始张罗丧事，夜里由我守灵，半夜空气潮湿，天井里蚯蚓从地里爬出来，磷光闪闪，叫声吱吱。想到我正面对着祖母去世这一事实，就特别恨自己的懦弱，特别是恨那句毫无人性的话。



2.3 教育反思


在《唇舌的授权》中，有一些故事可以看作“教育反思”。
1989-1990年张文质在福州八中高一（3）班任班主任，同时上语文课。他上课、当班主任都很尽心，表现出色，受到学校、同学们及他们父母的赞扬，班级也被孩子们誉为笑声最多的班级。但是他说，“我永远不能忘怀的却是自己的几件丑行”（第168页）：

1.对上课捣乱，批评之后仍不改正的郑树同学大吼一声：给我滚出去！当时郑树和全班同学都吓坏了。
2.有一次考试考不好，我在黑板上写了一句林清玄的话：没关系啦，人生海海！黄碧英同学做值日生时，在下面加了一句：胡说八道！第二天早读，我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狠狠地批评了一通（当时大家都不知道是谁写的），黄碧英哭着上讲台，向我道歉，我仍生气地不予抚慰。
3.期末，班级被评为“先进”，要拍集体照，队伍怎么也排不起来，我大吼一声“你们都是蠢猪”，就是忘了吼一声“我更是蠢猪！”……

后来他把这事讲得很细致，他的意思是说：“我把自己打败了”（第279页）：

到期末时，学校评选我班级为校先进班级，全班喜气洋洋。按惯例，先进班级要拍集体照，同学们穿得漂漂亮亮，来到操场。排列位次时，大家仍然兴奋不已，摄影师喊几次还是排不成队。我只好亲自出马，又喊了半天，同学们仿佛完全陷于相互交流的快乐之中。我突然气极了，脱口而出：“你们都是混蛋！”话音未落，空气就像凝固了一般，很快拍完了照，我没有回到班上。当天晚上，我一直想着这件事。第二天早读时，我对大家说：“我度过了一个非常难过的夜晚。上个学期，我上课时对捣乱不止的郑树同学大吼一声：滚出去！后来我在班上向郑树和全班同学诚恳地道了歉，大家也原谅了我的粗暴。这个学期我努力做班主任工作，班级起色很大，有些同学说年段其他5个班级加起来的笑声也没我们班多，我心里挺得意。没想到，昨天我那样对待你们，我感到被自己打败了。我心灵深处仍然有很可怕的力量没，有时它控制了我。要成为你们心目中的老师，道路是多么漫长，但愿我还能走下去！”

1999年的某个时候，他忽然想起他做老师时，班上的那些容易被“遗失”的“中间状态”的学生（第120页）：

我曾先后在5所不同类型的学校任教，我总是能够在一周之内记住了班上所有学生的名字。现在多年过去了，很多学生名字都已在记忆中“遗失”。有一天我突然惊讶地发现遗忘得最彻底的是班上那些“亚健康状态”的学生（这是我杜撰的词汇），亦即班上那些智力平凡、安分守纪、相貌不大起眼的学生，他们仿佛是班上特殊的族群，羞涩、情感细腻而内敛，不擅表现，即善于独处，也喜爱寻找同类型的伙伴，是各种活动的参与者，他们往往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在我们眼前隐藏起来了。我们只盯住了那些优秀分子，处于欣赏、欣喜之情；又把特别的关注给予了“落后分子”，由于“防备”或是“厌倦”？总之，“中间状态”是最易于走失的。

那天下午读完这本书，我接到一个电话。我问“您是哪位？”对方说：“我是张文质。”我觉得奇怪，就追问“您是谁啊？”他再次重复说：“我是张文质。”我说“不可思议。”他问“为什么不可思议？”我就告诉他我这几天一直在读他的《唇舌的授权》，刚刚读完。他也感觉得不可思议。
我以前听说过福建教育界有“三个剑客”，张文质是其中之一。但我和这个人几乎没有交往。我对他的了解不多。他对我的了解也不多，他说他曾经读了我的书，想和我联系，从别的朋友那里打听到我的电话，于是那天下午就接通了我的电话。
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件。想起来我就觉得很神奇：一个读者刚读完一本书，那本书的作者竟然会给这位读者接通电话。
从那以后，我就跟人讲，去读张文质的书吧，只要你一读完，他就会给你电话，和你谈话。
你当然不必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我倒愿意相信：读书是有缘分的。一本书好不好，除了书本身的质量，还取决于读者和这本书的缘分。
读一本书，就是和这本书展开一场谈话，谈话的双方是否能够发生心领神会的阅读效应，这是需要很多缘分。
读一本书，这本书的作者就会接受你的邀请，远道而来，与你会面。这种会面是否能够心心相印，也是需要缘分的。读一本书，这本书很可能会成为你一生的精神陪伴，他会守护你的一生，成为你的精神守望者。一个人的一生有多少精神守望者？这难道不需要缘分？



3.“我的教育故事”


3.1被老师体罚后立志当一个好老师

我小学时候成绩非常糟糕，从来没有在语文与数学这二门课上同时及格过。我和同学经常在班里摔跤，在全校出了名。到四年级时，班主任老师不让我在班里呆下去，要我留级。我留级了，但是留下去的时候，下一个年级的班主任看了我的成绩与表现评语之后，他说，“你不能在我班上。”因此，我又留了一级。就这样我连留了二级。我家里人找到校长来说情之后，班主任才勉强把我留了下来。
上我们数学的教师是一个下放知青。可能是因为被发配到我们这穷困山区，他每次来上课总是带着一肚子的火。他来为我们上了一个学期的课，没有哪个小孩不被他打过。特别是男同学，几乎都被这个教师打过。我不知道这个教师从哪里学来的办法，他要我们男同学每个人都到山里取一根小山竹鞭送给他，要我们每个人用镰刀削得精致一些，然后再送给他。我们都非常高兴也非常认真地做好了，送给他。没想到，他收到以后，就向我们宣布：如果谁违背课堂纪律，就用鞭子打。我就是班上最早受到自己做的鞭子惩罚的学生。第二天，这个教师就用鞭子使劲地抽打了我背部。一条鲜红的血印在十几天之后才逐渐消退。我爹妈并没有为这个事去找这个数学教师论理。
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有一次，老师又要举鞭子向我打来的时候，我敏捷地躲闪开了。这个老师恼羞成怒，就向我猛地扑来。我总结上次的经验，就跑出教室。老师追来的时，我又跑向校外，远远地看着老师是否还在追我。我看了一会儿，觉得好像没有人在追了。我才在校外门口坐了下来歇一会。我这时看见了我同班的二个男同学，正要向他们打招呼。他们突然把我抱住，大声喊着：“邓老师，邓老师，我们抓住了这个捣蛋鬼。”这个高大凶狠的男老师从教室里跑出来，很快就把我像抓小鸡一样提到了教室。他令我向全班同学跪下。我不跪，他就把我推倒在地上。我的额头上、膝盖上、手臂上到处是深度擦伤，头一直在嗡嗡直响，天旋地转。我看不清同学们究竟是怎样看着我被挨打的。我的姐姐在高年级上课，有人告诉她我被老师打了，匆忙跑过来，边哭着哀求老师不要再打了，边用弱小的身体去挡住老师。可是，老师还是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姐姐就抱着老师的腿大声地向我喊着：“弟弟，快跑啊!”我全身是伤，双腿的膝盖全破了，直流淌着血，也顾不了那么多，从地上爬起来就向外踉踉跄跄地跑。一直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我才敢回头，看老师有没有追出教室。我哭了。回家后，家里冷冷清清的，没有一个人。我默默地躺在床上，头痛，四肢麻木无力，四周充满了恐惧的气氛。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这个世界原来这样可怕。不知道过了多久，大约是到晚上吃饭时候，我爸妈才从田里劳动收工回来了。看见我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看见被打得一身是伤，以为我与同学打架了。我看见爸妈回来，内心里再也抑制不住，大哭起来。我把老师打我的经过向爸妈说了。当时爸妈还以为我不认真读书，才让老师这样生气。开始还怪我没有认真学习才惹老师生气的。我断断续续地把前因后果说了，我爸妈才想起应该带我去见见这个老师。在校长面前我们一起见了这个教师。这个老师也没有说什么，只说我太调皮了，却始终没有说一句道歉的话。在那个年代，这样的事情似乎很正常。我们学校的教师大多是从城里下放到农村，“接爱贫下中农再教育”。他们把失败的人生与阶级斗争的怒火全都撒在了我们这些无辜的学生身上。自此以后，我对在文革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人都保留几分警惕。
这次因为我多处受伤而有两个多星期无法去上课。去看医生时，医生说只是外伤，没有内伤。我爸妈才放心了。不过我爸妈还是要我听老师的话，不要让老师为难。多么朴实的中国传统农民啊。这件事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当时在我幼小的心灵上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从此以后，我的性格在很长的时间里都非常内向，这样的内向一直保持到高中毕业。我中小学时多年不见的同学谈起当年对我的印象时，他们非常肯定地说我是一个“一年里头也说不上几句话”的人。
这个世界不仅不是美好的，而且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奇怪的念头突然进入了我的心里：长大了我一定要当一个老师，去教那些像我一样的儿童，不打不骂那些即使是调皮的学生，与他们一起游戏、唱歌、讲故事。小时候，我内心世界是丰富的，感情是细腻的，这个世界其实在我眼里看得很清楚。我没有想到的是我的人生道路就因为这件事决定了我的职业途径。我后来不是因为像有些歌曲所唱的那样，觉得老师有多高大才去当老师的。我心里想着的是：我如果当老师，一定会成为学生喜欢的老师。我会知道学生为什么喜欢调皮，我也会知道调皮的学生不一定就是不好的学生。在老师的冷眼里，埋没了学生多少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对社会的美好向往。我要读师范，我要当老师。这个念头一直保留着，一直到现在。无数的选择，都没有动摇我的这个信念。幼小时期埋下的种子是那样的根深蒂固。



3.2 两次终身难忘的表扬

我还是遇到了好老师，是这个老师把我内心世界的黑暗点亮，让我体会到作为人的自豪和自尊。一个右派老师的儿子，高中毕业后，由于成绩优秀，被分到了我们这所村级小学当民办老师，在我们班上教语文。那时已经是四年级了。他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年青人，瘦高的个子，一副白面书生的样子，活泼开朗，写得一手好字。在校园里，经常可以听见他的歌声，他每节课上完了总要找出一点时间给我们讲故事。如果我们学得快，他就会多讲一些故事。我们上他的课特别认真。我们把上他的课当作一种享受。他每次只用半节课来讲生字词之类的教学内容，然后就是给我讲故事，或者教我们唱歌。那时能够教的只有革命歌曲，但他歌得非常有感情。那年已经是1976年了，在教一篇临时编进小学课本的课文里，有一篇是讲“四人帮”的，里面有一个“迫不及待”的词。当时老师问我们全班同学，“迫不及待”是什么意思？没有一个同学说出。我凭着直觉的理解，用家乡语低声说，这是“一个人等不及”的意思。这个语文老师听见了，他要我站起来，大声地说给全班同学听。于是，我鼓起勇气，大声地向全班同学说出了这个词的意思。全班同学的眼光都朝向我。老师赞赏的目光使我当时感觉到无比的自信。这是我在整个7年小学里，第一次受到老师与同学们的赞赏。自此以后，我经常去这个语文老师的临时住处玩，一下课就去他房间里。房间里十分简陋，但有许多书，不过绝大部分是我们看不懂的。他喜欢练习写毛笔字，回家后我就把我爸的毛笔与墨汁拿出来练习写。
但是好景不长，一年后恢复高考，这个可爱的老师在教完全我们一年之后，离我们而去。我又陷入了旧时的逃学的日子。两年后，我不知道我是怎样考上了初中的。那时每10个小学毕业生中才有一个可以上初中，因为全公社有十所小学，十个班，但只有一所初中，而且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也许是其他学校的教学比我们还要糟糕，也许他们的命运还要差一些，我们毕竟还是在集市上的学校，是一个小镇里的中心小学。
上了初中，我的儿童时代就结束了。回想起我的小学的那些日子里，我没有受到过一次奖励，也始终没有能够当上当时无尚光荣的“红小兵”（后来的少先队），受到的表扬也仅仅是来自那个很快就走了的语文老师。我回想起来只有：我养春蚕在课堂上被老师发现后当众全部踩死在教室里；我的耳朵是老师常拽的东西；我背不出书，每天中午被留在学校里，关在教室里“饿饭”。而我爸总是笑着对我说：你经常被老师留下，现在也是“留学生”了。只有我妈妈对我的成绩不佳表现出十分的不满，每次作业不及格或者留堂饿饭时都会再打上一顿。这时爸爸就成了我的救护神，奶奶也会来劝，我的心灵在这里才有了一点庇护。我当时想，谁叫我是长子呢？他们将来也要我养老的。我妈打我时我就对她说：如果再打，长大了就不养她了。她这时往往会停下来，然后就对奶奶和爸爸发脾气，我趁机就可以逃走。
上了初中，我也并没有得到什么命运的改变。课一下就增加了许多门，功课几乎门门不及格。每次考试我都有大把的时间与精力，反正做不出来，在试卷上画个小鸟或一只鸭子之类的东西，就交上去了。成绩最少的一门是英语，只有3分。我们的英语老师在一个学期里换了7个，最高学历是一个高中落榜生，其他的都是初中毕业去县城里学了二个月英语的老师。当时我们班上五十个同学中，英语成绩最高的是40分。我的英语到最后毕业时也没有能够上去。我是以10分的英语成绩考上全县唯一的一所省重点中学的。我本来已经不准备上学了，到初二时还没有一门功课及格。我在教室里的座位也总是最后面，那时我的视力倒是非常好。
在初二时来了一个语文老师，要我们写作文，题目就是“春游”。我写了一次与爸爸上山采杨梅的经历，由于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所以写得有声有色。这个语文老师并不知道我是班里最差的学生，在批改完作文后，我的作文成了班上唯一优秀的范文，老师拿着我的作文本声情并茂地大声朗读着，我一听是自己的作文，心狂跳起来，语文老师读完了以后，就对全班同学说请这个作文的同学站起来。我在后排怯怯生地站了起来，全班同学的目光都向着我了，他们眼里是惊奇的目光。而我也感觉到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自豪。我记得上次表扬已经是四年前了的小学了，也是一个语文老师。我后来考大学上中文系，以高考语文单科成绩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中文系，这多少是与这两次表扬是有关的。
语文老师在读完了的我作文后还给全班同学分析了作文好在什么地方。并给了我几张空白稿纸让我再誊写一遍，然后在班里墙壁上开了一个作文园地。我的作文就是作文园地里的第一篇范文。我因此找到了自信，原来自己并不是十分没用，我也能够有同学不及的地方。自从那以后我开始自己要求自己写周记，然后是写日记，每天要自己写出五百字的东西来，然后就是每天送给老师批改，老师在看完之后就写上一句评语或者给一个优秀的字样，我非常满足，这是我自己给自己的作业，并不是老师要求我去做的。对于一个初中生来说每天自愿写上五百字，按现在的教育理论又要说是学生负担过重了。可是，如果一个学生乐此不疲，你又怎么能够断定这是学生负担过重呢？现在那些逃学的学生，一天做一个小时作业可能都苦不堪言，而在游戏机前打上十个小时的游戏连一点疲倦的感觉也没有。这就是人本身学习的一个谜。我们是不能够轻易下结论的。爱因斯坦说过：“负担过重使人肤浅”，这个负担过重应该是在学生毫无兴趣的前提下才会有这样的负担或者这样的压力。或者人在生存的压力面前也往往不觉得读书有多么苦。当年为了考上大学，有哪个同学说过一声苦呢？我们关心的只是自己为什么做不出这些题，而不是作业过多了。
我写日记这个习惯从初二开始一直保留到了我大学毕业后，直到在中学任教师的六年时间里，我的日记本共有五十多本，我在高考作文中仅用了四十多分钟就写了一千多字作文，几乎是一提笔就一气呵成的。那年的作文是：“树木•森林•气候”许多人拿到题目不知道怎样来写或者写成说明文或者写得不伦不类，而我把地理上的生态原理引申到“公民素质、干部素质与社会风气”的改变关系上，结果得到了几乎是满分的成绩。在以后多少年里，我凭着我从初中时起就开始练就的熟练文笔，往往都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写出几乎不太用修改的通顺文字来，我在中学教学时学校里的材料几乎都是我写的，连一些人先进优秀事迹材料甚至恋爱情书我都代写过不少。
我在写上的功夫也开启了我说的能力。进入大学后不久，我的书面语言就开始帮助我的口头即兴演说的能力。我在多次在学校与系里举办的即兴演讲比赛中获奖，是与这样的练习分不开的。现在的语文教学在新课标的引领下，许多语文老师误读了语文新课程标准或者说新课程标准误导了许多语文老师，语文课在过程、情感、态度与人文的大帽子下不敢去教学生语文的知识与分析课文，更不敢让学生训练。好像这样就会落后似的。我个人的感受是一定要训练，语文就是一门工具，首先是一门工具，人文性只是渗透在工具性里的东西。人文性只是为了把训练变得更有趣一些，更生动一些，但是并不能够代替语文作为一门基础工具的训练的必要性。相反语文教学中的感情与感悟及过程与态度，虽然好，却是语文老师与语文课上没有办法教的。涉及到感情与态度及过程和感悟这样的事，虽然对于学生来说是更有意义的事，但是这是我们老师却是不能代替的东西。老师教了那些东西，对有些学生的启发性就很大，对有些学生的启发性就小。说到底，感悟与态度是一个非常复杂教育现象，他既与教师的教学方法有关，更与学生原来的天赋素质及个人的知识经验、思维方式有关。感悟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没有任何老师敢说我给了学生智慧、情感与感悟，每个老师能够说的只是我教给了学生知识、方法及让学生得到了训练，其他的事就留给学生自己去做。我们有一句作俗语叫：“师傅引进门，修行在个人”，老师的作用就是引入门，就是在学生最需要的时候给予鼓励，从而让学生充满信心找回自信。老师只作自己能够作的，不能作的就留给学生去完成。这也使想法国有一个著名的外科医生杜布艾，在他的手术室外面贴了这样一句话：“外科医生包敷伤口，上帝让伤口愈合”，医生的作用也仅仅是包扎伤口而已，至于愈合的事，不仅仅取决于用的药物与治疗的方法，还取决于病人本身的身体条件，医生早就声明治病不治命。为什么我们的教育却要把自己无能为力的使命让自己来承担呢？
教育在人一生中的作用相对于医学对病人来说更为有限，也更为复杂。我被老师严厉体罚后产生的念头是将来去做一个更好的老师，而有的学生可能产生的念头是长大了以后变成流氓到学校里报复老师。人与人的不同，怎么说得清呢？香港首富李嘉诚一次在回忆自己的志向时说到他一件事：他初中还没有毕业时，父亲去世了，在埋葬父亲时，一个地产商人面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的李嘉诚却把一块已经卖出去了坟地再卖给他。这是他第一次在社会上受骗，但是他由此得出的却是一个人要诚信经营的信念。并且这一信念一直指导着他的商业活动。而更多的人可能是从此也去骗别人了。人与人真的不同，有时很难说得清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当过六年中学语文老师与地理教师，教过三届毕业班，两届高中毕业班，一届初中毕业班。我的感受是教育作用是巨大的，但是也是有限的。我们不要企图去代替学生思考与发展。我们能够作的就是尽力提供一些有利于学生发展的条件。




3.3我选择了没有悬念的人生


有人说知识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每个人将来做什么，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命运在左右着。离开农村的教师职业，我还是选择了教师职业。不同的是，我从最为贫困的江西山区来到了中国最为繁华之一的大城市广州，由最为闭塞的地区到了最为开放的地区，由中学教师而成了大学教师，甚至是教师的教师，校长的教师。其实无论在哪里当什么样的教师，只要选择了当教师就如选择了做牛，与做了牛就要学会耕田一样，选择了教师职业就是选择了没有悬念的人生。
生活在城市里越久，对农村的教育也就越来越淡忘了，留存心中的只是一个越来越模糊的记忆。因为在农村困扰着我的那些事，随着我来到城市里，就再也没有了，但我知道，我曾经教过的学生们有许多仍然在那样的环境里挣扎着，我在城市里能做到的也只能是，尽量不要忘记中国广大农村恶劣的教育环境，不要去说那些没有社会良知的话，写那些站着不知腰疼的理论文章，更不要去挣那些挣扎在贫困死亡线上的农村教育的养命钱。
1.我选择了教师职业
与许多成为名师的人的经历不同，许多名师当上教师当初纯粹是因为偶然，我当上教师既是一个偶然，又是一个必然。偶然是因为我在高中时的成绩只是班上一个中等偏下的水平，在当时师范没有多少考生愿意光顾的情况下，填报师范显然会胜算大些。农村的孩子读书能够吃上皇粮就很不错了，在这里是没有什么挑选余地的。我当农民的父母也没有要我将来做什么，只说不种地就是好的。当我高考超常发挥，以高分考到了一所师范院校的时候，我的班主任还不相信我能够考出这样的成绩，拿到成绩单后还特地叫了一个同学到县招生办里寻问我的高考成绩是不是搞错了，因为我居然有二科成绩，语文与政治是全县第一名，特别是语文，居然比考上北京师范大学的那个全县的状元同学还多了十几分，总分在全班五十多名同学里是第五名。当确认我的成绩就是如此的时候，班主任又连连为我只报了师范院校而深感惋惜。当时只有我自己心里最清楚自己是怎么回事。如果按现在新课程改革只重视过程的话，我可能连当时的高考资格(因为那时凡参加高考的人都要先参加全省统一的高考的预考筛选，约有一半学生没有资格参加高考)都没有了。也因为这个原因，我后来当教师时一直对学生强调，一个人在关键的时候如果不能把握住机会的话，就不能说是强者，更不能说是素质过关。平时行，最为关键的高考却不行，这肯定是有严重缺陷的人生，是素质不全的表现。我对学生说结果最重要，不仅因为现实只看结果，而且结果也可以反过来说明学习过程的质量。论公平更是结果能够显示，如果只论过程，像我们农村出来的孩子就永远没有希望，没有出路。那年高考很有趣，我们县的高考状元是县委书记的女儿，去了北京师大，而县长的女儿也在我们班上，却名落孙山了，可以说当时的高考还是相对比较公平的。那时没有谁有拿钱买大学读的可能，也不可能在没有上分数线的情况下依靠手中的权力硬上一所大学。这是我对传统高考最为欣赏的地方。
说必然是因为我以长大了要当教师早就有一个长期的思想准备过程。说来有些令人不可思议，我是在小学三年级时，一次在课堂上被一个下放的知青男教师严厉体罚之后，就在幼小的心灵里萌生了将来要当一名教师的想法。这是我最早产生要当教师的念头。我当时心里想，为什么热爱学生的教师这么少啊，我将来一定要做一个教师，而且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学生喜欢的教师，这个念头于是就这样一直保持下来了。在填写高考志愿时，我把所有的学校都填了师范院校的中文系，而那个时候师范是最不吃香的学校。我当年考上大学的同学中几乎所有上师范的都是在盲目无知的情况下被调剂过去的，他们在志愿里并没有填写师范，而是因为第一志愿没有被录取后，被师范院校收罗走的。当时的师范院校非常难招收到学生，据说连北京师范大学这样的最高的师范院校也有一些专业招不满第一志愿的学生。这些被师范录取的同学并不象其他同学那样兴高采烈，很少有被那时称大学生为“天之骄子”的那种感觉。当时流行着这样的话语：“考上大学上了天，进了师范入了地”。我虽然是一个农村出来的，即使是考上师范也意味着我从此摆脱了农村的苦难日子，而吃上了皇粮。但是即使是农村里的亲友面对我考上了大学而进了师范也没有表现出多少值得庆幸的表情。许多同学在被人问到为什么进了一所师范学校时，都说是被调剂进去的。只有我说是自己选择的，于是，在这个时候会引来许多异样的目光。
2.要有一个健康的体魄
我还没有进师范读书的时候，已经感觉到将来要到农村去当教师会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行业。于是，我在师范读书时其实已经为将来回到江西的农村学校当教师作了充分的心理准备，我是在农村学校读书成长起来的，我也生长在农村，我对农村实在是太清楚不过的了。农村学校里没有可读的书，不会有热水洗澡，也不会有什么体育运动，我就必须在毕业后能够适应这样的环境。我在大学时只去过一次澡堂里洗热水澡，尽管那时每个星期可以由学校发澡票去澡堂里洗一次热水澡，女同学则可以有二次，体育系里的学生则可以有三次以上。这些都是农村学校里不可能有的特殊待遇。可是，我怕在大学里洗惯了热水后到农村学校里因为没有这样的条件而不适应，所以大学里我就开始了洗冷水澡，我在宿舍里的洗浴室里，无论冬天多么冷，外面下着雪，我都在这里洗冷水浴，这让当时我的同学感到惊讶并且难以理解，我把澡票都给了其他的同学。每天早起就去跑步锻炼身体，我认为一个强健的体魄对于一个教师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不认为一个整天病恹恹的人能够把学生引向阳光明媚的春天。我从小对生病的教师就没有好感，更不喜欢教师带病坚持工作。我要让学生每天都看到一个精神饱满，神采飞扬，充满生命活力的形象，这对于一个教师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不喜欢有人把教师比喻为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也不喜欢把教师职业视为多么崇高纯洁之类。我一直是把教师职业当作是一个平凡的岗位，要过一个平凡人的正常生活，而一个健康的体魄是一个人幸福的保证。
我后来当中学教师六年几乎没有请过一天病假。可是也因为我没有带病坚持工作的经历，所以也没有当过一次先进劳模。学校负责选拔先进的书记说当先进一定要有带病坚持工作的经历，这样写出的事迹才会感人。后来我在农村中学当教师的六年里，果然几乎没有能够洗过一次热水澡。好在学校门前有一条常年清澈见底的河，如果是夏天，这里是全校师生们的公共澡堂，那时师生一起有说有笑，倒也是一种师生共乐的场景，只不过大家自觉地把男女的地段作了区分。但是一到冬天的时候，就只有我们少数几个年青小伙子才敢到这个河里洗澡了。当时的条件也就只能这样，冬天无论多么冷，我们都只能在学校前的那条小河里洗澡。最苦的是女教师与女学生，他们不得不把洗一次澡当作几乎是天大的事情来对待。我能够很好坚持下来，而没有觉得有多么苦，是因为我对将来的艰苦的工作环境作了充分的心理和身体准备。
3.阅读、写作与思考：教师成长的关键
我在大学时几乎每个周末都泡在学校的图书馆里，广泛地涉猎各种书籍。这不仅是因为我所读的学校在一个偏僻的小城市，没有多少可以让我们分心的东西，而且我知道，我读书的机会不会很多，我毕业后到农村中学里任教是这必然的，因为我没有别的门路，也不会有可能进县城当教师，因为我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关系，更没有钱送礼。
我现在还保留着的走到哪，读到哪的阅读习惯就是在读师范的时候养成的。我当时并不限于读自己的专业书，也不像现在的学生要用大学四年中的至少三年的时间去攻英语“四、六级”考试，我当时有的是时间，也有的是自由选择的空间。我的阅读兴趣非常广泛，几乎在图书馆里能够找到的书我都会拿来随手翻翻，先读几页然后才决定是否系统地来读。有时读到有兴味的东西，也会拿笔记本来记下几句。对教育学的关注其实在我入大学时就已经开始了。当时我自己瞎看了不少有关教育学与心理学方面的教材与专著，虽然在没有教师的指导的情况下，走了许多的弯路，但也学会了用自己的眼光来看问题。除了中文专业方面的书与当教师的书，我还读了不少历史与哲学方面的杂书。包括从《彭德怀自述》到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我都是从头读到尾的。八十年代的中后期，是我国思想启蒙思潮最为活跃的时期，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如饥似渴地了解到法国的萨特，德国的弗洛伊德、英国的波普尔与哈耶克之类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思想家。这些思想家的书给我打开了一个别有洞天的世界。我最早看到的波普尔的书是《猜想与反驳》，这是1987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但是当时并没有怎么看懂，不过，里面提到的新知识观却对我有非常大的影响。但是最得益的还是通读了《鲁迅全集》，虽然当时也并不是完全读得懂。但是，鲁迅的小说与杂文对于我思想方式的形成影响是最为巨大的。在这里我学会了用自己的眼光来看待一切现成的结论，最主要的是我学会了怀疑。在我没有真正认识一个东西之前，我不会轻易去相信它。这是我从鲁迅的书里读出的一个感觉。这些人的书，凡能够找到的我都是从读到尾的。
我在中学任教时，不仅教学生语文，而且还教学生地理课。到农村了，就没有什么专业这一说，有学历的人在这样的中学里本来就少得可怜。有高等教育背景的人，在农村里就是什么都能够教的人。
我当时有写日记的习惯，这个习惯是我初中时就开始的。一直保留到我整个大学毕业，并且当了六年的中学教师才宣告结束。这些日记堆在一起有大大小小的本子共六十多本。有时回过头去看看也觉得很有意思，中学时写的日记只是一些具体发生的事或者是一些想象性的东西。但是，在上了大学以后，我开始记一些有思想性与学术性的东西，这些写作习惯对我作为一个语文教师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我在大学时还喜欢与同学一起争论，积极参加即兴演讲比赛，这可是最能够检验口才与思维敏捷性与知识面的一个方式。我这样做其实也是为了有一个比较好的表达能力。当教师的怎能不会讲呢？会读，并且爱读，教师的知识面才会广，当时还流行着“教师要给学生一杯水，教师必须要有一桶水”的说法。不像现在，已经发展到了“教师要有长流水”的高度。长流水虽然比一桶水要多，但是做起来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要教师不断地学习充电，自己对知识有兴趣才可能让学生对知识有兴趣。会写，这也是我对自己的一个要求。我有十几年写日记的习惯，我高考时的作文几乎得了满分，而且只用了不到四十分钟的时间就一挥而就，一气呵成，几乎没有涂改过一个字。这得力于我多年来的写日记练就的写作本领。我不一定能够写得多好，但是，如果我想清楚了，写的过程会非常迅速，在农村中学任教时，我写作之快是有名的，如果学校要急就一个报告，往往就是我的差事。当时校长常用“立马可待”来形容我写东西的速度。一个语文教师如果自己张口不成句，提笔不成文，怎么能够让学生热爱读、写、说呢？又怎么让学生过读、写、说的关呢？语文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有时是无形的，潜移默化的，教师的示范作用胜过教师对学生的要求。而作为工具性质的语文，练习又是最为重要的，比如作文就是一个熟练的过程，而要熟练没有相应的练习量是不可想象的。我在中学时就要学生写周记甚至日记。为了练习学生的读写的能力并且把这二者结合起来，尝试着让学生在一个时间里读一篇范文，要学生熟记里面的结构、观点及用词，然后再把范文收起来，让学生凭记忆来复写这篇文章。这样做的方法，是我大学时在《富兰克林自传》里读到的。这是美国政治家、科学家富兰克林自己用来提高阅读与写作能力的做法。我自己也多次尝试，觉得练习的效果非常好。在中学里当语文教师后我就是这样来训练学生的。我教过的那所农村中学的第一届毕业生，在毕业前参加省里的作文比赛拿了全县参赛学生中的第一名，全省的一等奖，参加地区的语文知识与能力竞赛，全区的第一名也在我班上，这在当时引起了全县的轰动。以至于当时县一中（全县唯一的省重点中学）的全体教师在校长率领下来到我们这个偏僻的农村中学听课取经。当我们的校长介绍说，这些参赛得奖的学生全部在我班上时，县一中的教师眼中都露出了敬慕的目光。那时我还只有不到三年的教龄，也就二十出头的一个毛头小伙子，这是我当中学教师六年最为得意的一幕。
4.在农村当教师的滋味
尽管我在读师范之前就准备要当一个教师，读了师范后我更是为将来当一个教师做了充分的准备，甚至想象了将来可能遇到的一切困难。比如没有热水洗澡，比如可能会没有什么书可读，比如工资可能会低到只够吃饭之类。我师范毕业后，一切都如自己预料到的那样，被分配到了离老家四十多公里，离县城二十多公里的一个农村中学里任教。我没有任何门路关系可以利用，所以到农村中学里任教几乎就是我必然的命运。这所名叫“德胜关中学”的学校据说有比较悠久的历史，是1958年“大跃进”时建造起来的，当时全民大办教育。德胜关这个地名，据说是因为当年朱德与彭德怀指挥红军在这个大山的关口打了一次大胜仗，所以取名为“德胜关”，这里真是个山青水秀的地方，抬头随便望去到处是郁郁葱葱的山峦重叠，山上是翠绿的毛竹和杉树林组成的绿色海洋，山下是一条河，河水常年清澈见底，即使是下大雨也会在当天变清，用“清水石上流”来形容是最为恰当不过了。也难怪，这座山脉其实就是著名的武夷山脉，翻过山岭就到了福建。这里离武夷山风景区不远，离福建最近的城市只有几十公里的盘山公路的路程。学校就这样依山傍水地座落在一个山坡上。学校里的平地是非常难得的，房子也是错落有致地散布在半山坡上。如果在大城市里住厌了，偶尔到这个地方来还真觉得这里点仙境的味道。
我去的时候还是一所幼儿园、小学与初中、高中混合在一起的一所完全学校。但是所有的教职员工全部加起来也只有80多位。但这对一所农村学校来说已经是非常大的队伍了。这里虽然是农村，但是住房异常紧张，有好几个教师刚结婚，却没有房子住，连个新房也没有。我们这次一起分来的同校毕业的新教师有四个，但是我们连一间住房都没有。校长说是分了一间房子给我们四个人，实际上只有九个平方米的小平房，或者说已经是危房了。因为这些房子几乎都是1958年时建的，全部是土木结构，没有一个教师住的房子是砖瓦结构，而且因为年久失修，都会漏雨。但是就是这样的房子我们也没有能够住进去，一个大龄青年教师结婚因为没有房子与校长吵了起来，而且不经学校同意，他已经把学校分给我们四个新来的教师的九平米的房子占据做了新房。我们虽然有点意见，但是刚来也不便与人家吵，而且他也是三十多岁的大龄青年了，我们对此是深表同情的，学校对被占的房子毫无办法。我们一分到这所学校就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人员了。后来学校到附近的一个公办的招待所里要了一个八平米的小房间让我们四个人住。这基本上只能够放下几张床，每个人一张床都派不上。我们只能打通铺地睡在一起，我感觉我们不是被当作人而是当作猪来关着的。
学校里也没有办法，一个学期只有几千元的办公经费，是不可能有什么办法的。地方政府也说没有钱来盖房子。可是这么一个只有不到2万人的小镇上，政府却养着一个有日本蓝鸟轿车的车队。所有的单位里也只有我们学校的住房这样紧张。我对农村教育本来并没有充满多少幻想，因为我从小就生活在农村，在农村的中小学上学，知道老家的农村学校是个什么样子。但是我连一个立足之地都没有，这一点我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我唯一的爱好就是喜欢读书，我设想我应该有一间虽然很小很破旧但却是我自己的独立空间的房子。这样我还可以有一个可以读点书的地方。可是我连这样一个很小的愿望都没有办法实现。更为重要的是，我这样一来连一个备课的地方也没有了。不仅没有地方可以读书，就是到了农村中学里也不可能有什么可读的书，且不说学校里不会有什么像样的书，就是自己想买来读，也没有买的地方。而且县城也只有唯一的一家新华书店，只卖中小学生的作业本与习题。更何况我当时一个月的工资只有62元。这已经是在1988年那个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年代，当时社会上流行着这样一句口头禅：“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知识分子的待遇在改革开放后又出现了脑体倒挂现象。这点工资除了吃饭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外，几乎不可能有什么结余。我曾经有几次因为买书，而向学校与校长私人借钱吃饭，其实当时也就是借十几元二十元的钱，可是当时这些钱就是拿不出来。学校里没有食堂，教师吃饭要自己解决，离学校几百米的地方有一个计划经济时留下来的公共食堂，这里的饭菜非常糟糕，而且很贵，我每个月的工资几乎要被吃光还不够。
我去报到以后的第一天就被告知要当初一年级的一个班的班主任，因为是新来的要有这个方面的锻炼，更何况我是语文教师，我要带的班共有五十多位学生。但是，我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这个班没有自己的教室，只能与另一个班合用一个教室。一个班在上午用，另一个班就要在下午用，用这样的办法轮流上课。我晚上睡不好，中午又没有地方休息。上午上课班级的学生是中午一点才放学的，而下午上课的班级则要到下午六点才放学。我第一次遇到的难题是找地方备课，因为办公室也没有一个，教师们是在各自的家里备课的。而我们却没有自己的宿舍，只有一张睡觉用的床，而且里面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我没有办法写教案，也意味着在这样的环境里当教师我没有办法学习苏霍姆林斯基那样从容写观察日记了，也不可能学上海的语文特级教师于漪那样把每堂课备三次。本来我是准备把在师范里从名师那里学来的方法都用上的，那时我对当好一个教师充满了信心。但是，现在的条件只能让我拿着一本教材，站在教室外的走廊上备课，我把要讲的东西全都默记在心里。也许开了这个头，后来学校的办公室有了，我仍然不愿意把讲义写到备课本里去。学校例行检查教师教案，我总是说在我的脑海里了，最多在课本上写上几句关键的。教务处面对我的不合作还告到了校长那里。只是校长是一个开明人，在与我交谈过几次后，对于我是否写教案就睁着眼闭着眼了。他知道我不是不认真备课，而是备课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已。其实后来我用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去写教学观察与反思日记，这一点学校的教师们都不知道。我喜欢对课文发表完全是自己个人的看法。并且告诉学生：书上说的不一定对，教师说的更可能错。我在当教师之前就学了不少心理学与教育学的理论，有许多观念我都想尝试一下。我喜欢鼓励学生提出不同于书上也不同于教师的观点，我也喜欢与学生一起去野营，自己带个炊具与食物，在冬天下雪的时候，课后与学生一起打打雪仗。就这样，我与学生完全打成了一片，学生自然很喜欢我。但是问题很快就来了：学生不怕我了，上我的课自然没有问题，但是其他教师，特别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教师上我班上的课就适应不了。他们说我对学生太好了，太纵容了。有些学生在课堂上与教师争执起来，教师批评他们时，他们就说，这是许老师说的，可以与老师争论问题。老教师对我开始有意见了，而我则仍然我行我素。我希望我的学生内心深处没有鲁迅先生所说的奴性。我的确是想从鲁迅所批评的国民劣根性入手把学生教育成一个会独立思考，没有奴性人格的人。大学时从鲁迅的著作里我学会了太多的责任担当。
但是一个学期后，学生按我的教学方法学下来考试成绩并不如意。我的教学开始显示出不同于传统考试制度的地方。由于我平时讲课喜欢独自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学生也深受影响，答题时把听课的一些不同看法都写进了答案。比如在教毛泽东的词《沁园春•雪》一课时，我发挥说这个词里透露着一种帝王思想，后来考试考到词的结尾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问什么意思时，学生们都答：“看今天的皇帝”，结果统考成绩可想而知，我教的学生没有能够考过老教师用陈旧的方法教出来的学生。教务处又开始要我写教案了，原来在校长的关照下的一些做法也开始失去了依据。一些家长也因为学生的成绩下降而找到了我，一些家长甚至要求转换班级甚至转学，校长开始有些动摇了。一个学期下来，我的新教育思想没有能够在学校里合法生存下来，就这样夭折了。我开始被教务处要求去听老教师的课，学校里也指派了指导我教学的老教师，一年后，我也开始按老教师的指点的方法上课，也开始给学生布置大量的练习题，像其他教师那样搞题海战术，我教的班级，语文成绩果然上来了，在全县统考中排名到了第三名。这样的成绩当时是学校里出现过的最好成绩。语文课就应该是工具课，而工具是不能没有必要的甚至是大量训练的，这一点老教师还真没有错。现在想来我当初的许多设想与做法与今天的新课程改革提倡的理念多少是有些不谋而合的。其实今天政府用这么大的财力、物力、人力都难以改变的事情，而我当初一个毛头小伙子就想挑战多少年来的传统权威，今天想来是何等的不自量力啊。在中国，尤其在中国的农村，学生的愿望并不完全是按照我们的理论要求来学习的。他们到学校来受教育的目的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与我这个农村出生的孩子一样，希望早日摆脱农村的困境。如果僵化死板的知识与考试可以换来上大学的机会，如果有了上大学的机会就可以有一份城里的工作，从而摆脱农村户口的困扰，那么，奴性、负担过重、无趣的知识学习对于他们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如果能够把考试也像我们的新理论一样，可以让学生有多个答案，可以考出学生的学习兴趣来，甚至创造性一那该多好啊。这是我的学生在考试失败后产生过的一个念头。现在想来当时还是天真了一些。
刚开始当班主任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好的设想，就是不要让一个孩子掉队落伍。我当时还没有听过一些教育专家所说过的：“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教师”这样的话，我只是想都是农村的穷孩子，非常不容易，要认真去教好他们。仿佛他们的命运就完全控制在我手中似的。由于自己的身世同感吧，我是这样想的，也这样做。有一天，有一个女学生母亲找到我，说她的女儿偷了家里许多钱，要我配合家长把这个孩子偷东西的坏毛病改掉。我开始在班上观察这个女学生，这个学生的成绩一般，她妈对他的希望不是很大，只希望她不要将来成为一个品行不良的人。我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今天燕子的妈妈来找我，要我改变她女儿偷窃坏的习惯，我觉得这个不是什么很难的事。小孩子有时出于好奇心，拿一点别人的东西，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是自己家里的。我小时候也偷过爸爸的香烟抽，那时才8岁，但我今天也没有学会抽烟，其实人的变化是非常大的。我一定要把燕子教成一个不仅不会偷东西，而且学习也好的孩子。课后我把她叫到办公室，在没有其他教师在场的情况下把她妈妈找我的事与她说了，她开始就是不承认，后来我说我小时候也经常偷家里的东西，甚至把我小时候偷爸爸的香烟的事也与她说了，她听着笑了，说自己确实是拿了她爸刚发的工资。我得知她家有重男轻女的现象，家里其实并不是特别困难，爸妈都是一个工厂里的工人，她还有一个弟弟。于是，我又找到她妈妈了解情况，原来她从来不给孩子零花钱。我就告诉她，男女其实是一样的，孩子应该有一些零花钱，但是必须过问孩子的钱用在何处。后来这个孩子再也没有拿过别人的东西。这是我当班主任第一次成功教育的案例。
但是学生并不是都这样容易就教育好的，我也有一些就是没有教好的学生，但是如果说是我这个教师没有尽责，怕是不公平的。班上有一个学生，据说在小学时候就非常难教，到处惹事生非，欺负同学，教过他的教师没有一个不为他头疼的。他却偏偏在我这个班上，他在学习上是没有说的，那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差，教师们对他的关注基本上不是在学习上的，而是在他惹事生非上的。有一个在小学教过他的班主任教师甚至对我说，如果他在你班上没有犯罪就是成功的教育。我开始就是不相信，孩子这么小，怎么就可以这样断言呢？但是接触过几次后，我感觉说这个话的教师是对的。这个小孩不同一般的地方在于，他成熟得比一般孩子要早得多，长得非常结实，样子有些像美国的拳王泰森，而他的拳头厉害得也确实像泰森。他在我班上才读初一，却已经经常有比他高几个年级的学生围绕在他周围活动。在自己班上惹事不多，但是却经常结伴去打高中的学生，甚至在社会上打群架。派出所经常来学校调查他。我因此决定去他家里家访。他爸妈都是非常老实善良的人。在一个工厂里当普通工人，有三个儿子，在我班上的这个是最小的。其他两个儿子都考上了重点大学，这在这个小镇里是很著名的，但是唯独这个小儿子特别难管。不要说读书寻求出路，现在就指望这个孩子不要出事，能够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就可以了。我从他父母的眼泪里读出了一个可怜的父母心。因此我更坚定了要把这个孩子教育过来的决心与信念。
但是我用什么办法呢？我开始找他谈心。刚开始，他也显得很认真的样子，我给他谈他两个哥哥成功考取重点大学的榜样，没想到他脸上却露出了不屑一顾的面色。他说自己没有读书的天赋，你不要给我谈这个了，至于其他的我会改的。但是没有过几个星期，学校里一个高中的班主任又告到我这里说，你们班上的某某打了我们班上的一个男同学。还是初一的学生却敢到高中打男同学。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过的事，也是全校里唯一出现过的事。我非常气愤，找到这个学生，要他向被打的高中学生道歉，但他拒绝了，他说是那个学生打了我的一个兄弟，我才去打他的。如果以后出现这样的事情我还会打的。政教处对于这个学生早就放弃了，因为说不定惹恼了他连教师、校长他都敢打的，政教主任这样对我说。意思是劝我也不要太管他的事。但是我还是不死心，我开始用一些怀柔策略，软硬兼施的办法让他走上正轨。如让他当班长，使他在管理别人的时候，学会管理好自己。但是没有想到他当班长后，班里的情况更糟糕，学生怕他比怕教师、校长还厉害。他身为班长，带头逃课。其他同学则说班长带的头，如果不听班长的，事后会有拳头报复。我于是又找他谈心，没有想到这回他主动提出不当班长了，他对我说就我这样的人还能够当班长？他还对我说：“老师，你就不要对我白费心血了，你所要说的那些道理我都知道，我就是这样的人”，“老师，你又要做我的思想工作啊？我没有空啊。”以后我又采用了一些用全班同学来孤立他、远离他的办法，让他感到失去集体的孤独，但是，这样一来，他反而在校外有了更多的社会闲散人员的朋友。我没有办法，一次在学校集体组织看电影时，我当作全班同学的面，把电影票发给所有的同学，唯独留下最后一张不给这个学生。我说如果他不改掉打架的坏习惯，我以后也不会给他电影票或者其他活动的资格。这一招果然有些效果，下课后他第一次主动找到了我，说以前都是他不对，以后一定改。于是，我把电影票给了他。事后，他对同学说，许老师非常好欺骗，我只是略施小计，他说得那么坚定的电影票就轻易给了我。我愤怒了，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常年的反反复复，我疲倦了。我甚至建议学校开除这个经常打架滋事的学生。但是校长说，开除学生是不允许的，因为是九年制义务教育。这是我遇到过最难教的学生，如果按一些教育专家说法，这肯定是我方法不对或者没有按照教育规律来教育学生的结果。可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让一些教育专家来教教这样的学生。可惜的是就是国内最有名的教育专家也只是对其他中小学教师说：“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教师”，而自己却从来没有去实践过一次。
一直到初中毕业，我教过的这个学生都没有什么真正的变化。我的身心疲惫到了极点，我从此怀疑一些教育理论是否真正的管用。我当好教师的信心也大打折扣。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无论怎样捣蛋，他还是顺利地毕业了，没有在我手上走进监狱。但是，毕业一年后，就因为与流氓火拼而杀掉了我们镇上最为霸道的黑社会流氓头子。那次我记得我刚到地区参加研究生考试回来，就看见在镇里的广场上停着一具尸体，人们说是一个只有17岁的少年杀死的。先是这个流氓头子叫了一批人打他，并且把他的两个脚筋挑断了。三个月后，他还没有等伤口完全好就在社会上纠集了二十多个人，把这个流氓头子的住房包围了，然后用火枪把这个流氓头子打死了。我回来的时候，听说了就是这个学生干的，打死人后就逃走了。三年后，他被抓住，执行了死刑。直到现在，我眼前还经常浮现起这个学生的样子，我曾经一再地质问自己：作为一个教师，我有没有尽到对这个学生的教育责任？如果我当时耐心大些，如果我爱心再多一些，如果我在最后的初三不放弃对这个学生的管教……，可能他不会走上这样的一条绝路。可是，当时我自己的生命也没有保障，就是校长，这样博学善良的人，不是也被打了吗？而且眼睛都差点打瞎了。我们这样的农村教师，这个社会就给了这么样的待遇，在这样恶劣的教育环境里，我还能够做什么呢？
还有一件事，我至今还感觉有点内疚。那天大约是我们学校第三个月没有发出工资了。我们这些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小青年们实在有些吃不消，因而上课的心情也非常不好。一次上晚自习时，我正去教室值班，却觉得教室里有许多嘈杂的声音，很显然班上有许多学生在说闲话打闹。我带着火气闯进了教室，教室里顿时安静下来了，但是我发现一个坐在前排的女生还在自顾自地偷偷地说笑着。我一看火气不打一处来，在她用的课桌上狠狠地拍了一下。响声振动了教室，这下教室里彻底安静下来了。这时这个女学生反过来责问我道：“不只是我，你为什么单独对我这么凶啊？”她居然说了话还敢与我对抗？气更是不打一处来。我对全班同学说：“我就是听到了你讲话，你还争什么？”说完就对她的桌子猛地踢了两脚，声音很大，桌子这下歪到一边去了。这个女学生哭了，说我对她有偏见。这下子，全班都没有办法晚自习了。于是我对这个女学生说：“你先去外面五分钟，等哭完了再进来”。这个女学生听了，就赌气地对我说：“我偏不，这个教室又不是你家里的”。我一听，就动手去拉这个女学生。这是我当教师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对学生动手。但是，我内心里有一个标准，就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动手打学生，这是我自己有过惨痛的教训的。后来政教主任来了，这个站在外面的女学生才没有再回到教室。我把事情的经过对政教主任说了，说让学生站在外面主要不是为了惩罚学生，而是让他冷静一下。五分钟后，我让学生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但这个学生坐在座位上仍然哭个不停，说我不是男子汉，与一个女孩子这样计较。我回到了自己宿舍里马上记下了一段，我把这件事发生的原因作了分析，觉得这一段时间心情不好，工资总是被拖欠克扣，学生又不那么遵守纪律，内心里糟糕透了。后来，我还是有点后悔。作为一个教师，不应该这样粗鲁地对一个女学生呢？第二天一上课，我就把这个事向全班学生解释，并向这个女学生道歉。这个女学生才开始恢复往日的笑声。后来，这个学生初中毕业后，没有能够考上高中，去了厦门打工。有一次我在山东读研究生放假回家，遇到了往日教过的几个学生，说到过去，我问起这个女学生的情况，有一个学生说：“她一毕业就去厦门打工了，临走时还说到你呢？”我问，说我什么呢？学生说：“她说她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那天那样粗鲁地对待她。”我内心里一震，这么多年的事了，学生仍然没有忘记，也仍然没有原谅我。可见教师如果犯错的话，对学生的影响可能是终身的。我已经犯过这个错误了，再也不可能挽回了。学生有错，教师是永远无权那样对待学生的。后来，《中国青年报》有一个栏目向全国征求处理师生关系的案例，我就把这件事写成一个案例去投稿。编辑看了后来信赞赏不已，并说我是一个师德高尚的人。但是对于我来说，却是我教师生涯中最不应该出现的事。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就再也不可能挽回对学生心理的创伤了。这就是为什么说只有教育是犯不起错误的事业。




后记


1.何谓教育自传？为何撰写教育自传？
一般意义上的自传只是讲述自己的个人生活史。教育自传虽然也是讲述个人生活史，但教育自传的重点在于讲述自己的“教育故事”，包括自己做孩子、做学生的故事以及自己做家长或做老师的故事。这些故事可以归入三类：
我做孩子的时候我的祖父祖母、我的父亲母亲或者我的兄弟姐妹、我的朋友伙伴是怎样影响我的？
我做学生时我的老师是怎样教育我的？
我做家长时是怎样教育我的孩子的？或者，我做老师时是怎样教育我的学生的？我是怎样度过学校生活的？
为何撰写教育自传？
有一种自传，叫教育忏悔。每个人都犯错。从来不犯错的人是笨蛋；不断重复犯错的人是蠢蛋；自己犯错却不允许别人犯错的人是坏蛋。
人因尝试错误而获得成长的意义，又因反思错误而发生感恩的醒悟。
这本书直接以“教育忏悔”的主题讲述了我曾经动手“打学生”的事件。除此之外，本书其他大量的故事都可以视为某种意义上的教育忏悔。当我讲我的乡村生活、我的祖父祖母、我的外婆、我的父亲母亲、我姐姐妹妹、我的老师、我的朋友、我的学生、我的爱人和孩子的故事的时候，教育忏悔几乎可以成为所有故事的主题。
除了教育忏悔之外，教育自传的第二个意义在于，它是“认识你自己”成为可能。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人知识和生活信念。可是，这种个人知识和生活信念很难被认识。如果希望认识自己的个人知识和生活信念，如果希望“认识你自己”，自传就成为一个合适的方案。
个人知识总是在自己的个人生活史曲折地透露出来。
不过，除了讲述个人生活史之外，我也直接以“我的学术追求”的方式提出我的三个教育信念：
一是身体主义教育。合适的说法是“野蛮其身体，文明其精神”。
二是直觉主义教育。“老马识途”是因为马有发达的直觉，动物总是比人类更早地察觉地震的到来，也是因为动物有发达的直觉。人类可以自以为是地称自己为“高级动物”，但不必因追求高级的“逻辑思维”完全丢失了人的动物性，丢失了宝贵的“直觉思维”。与人类相比，动物拥有发达的直觉，与承认相比，孩子拥有发达的直觉。教育的重要使命就是保卫孩子的天然的宝贵的直觉。如果学校教育以破坏孩子的直觉为代价而追求知识和技能以及相关的考试成绩，这样的学校就是孩子智力的屠宰场。
三是自然主义教育。现代教育可以把“教育平等”、“教育公平”作为目标。但是，如果现代教育简单地追求“教育平等”或“平民教育”、“大众教育”而完全取消、压制了“天才教育”、“贵族教育”、“精英教育”，那么，这种教育的现代性迟早会使人类整体蜕化为低级动物。拯救现代教育的唯一出路是重新“返回自然”。自然之所以美好，那是因为自然总是承认并支持差异，自然总是参差不齐，因参差不齐而多姿多态。
除了表达“教育忏悔”，催促“认识你自己”之外，教育自传的第三个意义在于：它使传统的“教育学”转向“叙事教育学”，并以教育故事的方式暗示教育道理。
人类已经积累了太多的教育道理，甚至积累了种种截然相反的教育道理。
有人主张“赏识教育”、“在赏识中长大的孩子拥有更加乐观、宽容的健康人格”。相反，有人更愿意相信“棍棒底下出孝子”、“没有惩罚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
有人相信“苦难教育”、“挫折教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相反，有人相信“必须对那些童年生活不幸的人保持警惕”、“童年生活的不幸使人精神变态、对社会有强烈的复仇心理”。
有人相信“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富不过三代”，相反，有人更愿意相信“人穷则志短”、“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人的努力”。
为何不同的人愿意信奉截然相反的教育道理？
是否可以借助调查研究或实验研究而获得比较稳定的、可靠的教育规律？如果调查研究或实验研究并不能证明教育的因果关系、不能帮助人们建立普遍有效的教育规律或教育道理，那么，那些收集并解释教育道理的“教育学”是否还有存在的理由？
在“教育学”教材因乐观地谈论教育道理、教育规律而引起人们普遍的怀疑和哂笑的同时，教育自传或其它种种教育叙事却赢得了读者的信任。
教育叙事之所以能够赢得读者的信任，并非因为教育叙事比传统的“教育学”教材所讲解教育道理更加正确。恰恰相反，教育叙事的魅力在于它“只讲故事，不讲道理”、“把教育道理还原为教育故事”，并且把解释道理的权利还给读者。教育故事究竟隐含了何种教育道理，取决于读者本人在阅读教育故事的当下是否“被感动”。
教育叙事并不是“教训”，它只期待并引起“感动”。教育叙事并非只是讲述一些乐观的“教育喜剧”，也并非只是讲述一些琐碎而幽怨的“个人生活史”。
出色的教育叙事总是让读者在“个人生活史”的背后看出人性的美好或人性的悲壮，并因此而被感动。

2.影响人的成长的关键要素
当教育自传以“叙事教育学”的方式提示“教育道理”时，这些教育道理主要显示为“影响人的成长的关键要素”。
究竟有哪些关键因素影响人的成长？家长和老师应该把孩子带到哪个方向？孩子或学生本人需要朝哪个方向努力？
影响人的成长的关键要素之一是家庭教育。家庭教育是人成长的根部和根本，家庭教育是“培根教育”。影响学生成绩的主要因素不是学校，而是家庭。如果孩子在家庭中没有养成“三好”（身体好、性格好、生活习惯好），那么，孩子很可能会成为学校里的差生。孩子在进入学校之前，家庭教育大体已经决定了孩子的成绩在班级的排名。在家庭教育中，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最大。父母对孩子的影响主要显示为三个要素：一是对性格的影响。父母给孩子所讲故事的故事、父母引领孩子所参与的家务劳动，父母本人的为人处世的态度，将影响孩子的性格。出色的父母总是引导孩子参与家庭决策和家务劳动。性格开朗的孩子往往有一个性格开朗的母亲或父亲，孩子之所以郁郁寡欢，也可能因为他的母亲或父亲性格沉闷忧郁。“父亲没礼貌，孩子成绩不好”；“成绩好的孩子，母亲往往做事有计划且动作麻利”。二是对身体的影响。父母陪伴孩子吃饭、睡觉、运动活或劳动的生活习惯影响孩子的身体。三是对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的影响。“看电视太多的孩子往往成绩不好”；“家里有一个看电视的小东西，这个家里一定有一个或几个看电视的小东西”。本书讲了“我的祖父祖母”、“我的外婆”、“我的舅舅”、“我的父亲母亲”、“我的姐姐妹妹”、“我的爱人和孩子”的故事，这些故事构成了家庭教育对我的成长的影响。我尤其重视我的祖父和祖母所讲的“故事”；我小时候“做家务”和插秧割谷的“劳动”经历；我的父亲母亲的“性格”和他们“为人处世”的方式。
影响人的成长的关键要素之二是老师和朋友。在孩子进入小学之后，尽管孩子的父母或祖父母仍然在影响孩子的成长，但是，老师逐步成为影响孩子成长的重要他人。本书所讲的“影响我的‘重要他人’”、“‘赏识’还是‘训斥’”、“我们的外籍老师Debbie”和研究生导师的故事，这些构成了老师对我的影响。我之所以喜欢教师这个职业，也是因为我曾经所遇到过一些优秀老师和恶劣的老师。这些老师让我相信教师是“高危职业”，老师的一句话，一个举动，会影响学生的一辈子。
孩子之所以需要进入学校，除了因为学校比家庭更能为孩子提供专业训练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学校能够为孩子提供更多的同伴交往活动。孩子进入小学之后，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将逐步减弱，老师对孩子的影响逐步增强。孩子进入初中之后，父母和老师对孩子的影响力将逐步下降，伙伴和朋友的影响力将逐步上升。本书讲了“狮子的性格”、“关于朋友的几个词语”、“我的朋友熊彼特”，这些朋友对我个人的成长发生了莫大的影响。
影响人的成长的关键要素之三是“兴趣”以及由此产生的“一技之长”。本书在不同的地方随时提示的“做手工”的故事、“画画”的故事、“做研究”的故事。我愿意像黄炎培先生那样把“劳工神圣”、“敬业乐群”当作学校的校训。我希望所有的年轻人从小就开始规划自己的职业。我甚至希望中国的每一所学校，无论小学、中学还是大学，都有设置专职的“职业规划师”。这个思路在我将要发表的“教育小说”中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办学理念”。

3.致谢
2006年，《教育自传》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承蒙四川教育出版社的应允，此次对原稿做了大量的修订、更新和补充，并交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感谢高等教育出版社王宏凯先生和米琼女士的关注和督促。
感谢吴刚平师兄，这几年来，我的学术研究一直得到他的持久的鼓励与帮助。吴刚平师兄和我都是湖北人，说话的语音语调都很接近。我们之间唯一的差别只在于：他看上去像好人，我看上去像坏人。
感谢施铁如先生对我的长年累月的保护和爱护。我们是典型的忘年交。他比我年长20多岁，做事严谨，有学术精神。他心态年轻，随时准备接受新事物、新观念、新技术。他以“铁哥”的身份建立并推动了广东的“教育叙事研究”共同体。
感谢孔庆东、张文质、许锡良三位老师允许我转载他们的“教育自传”。
感谢华南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培训与研究院给我提供了宜人的研究和写作环境。感谢吴颖民先生和王红女士的理解和帮助。
本丛书得到广东省现代教育研究与开发中心的资助，感谢扈中平先生的赏识和支持。

刘良华
                                         2010-5-21

教师之友网

可可写作文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2e7a6d0100mrvv.html


可可的作业是“看图作文”，主题是“追捕”。

图画是：一只小老鼠想吃香蕉和苹果，被猫发现了，猫开始追捕老鼠。

作文的提示是：

1.图上都画着谁？

2.它们正在做什么？

3.它们的表情和动作又是怎样的呢？



可可的第一次作文：



追捕



一天，Chen家里人不在，老鼠小灰从洞里zuan出来说：“可把我饿死了，现在我终yu可以出来了。”可是，他没想到，小猫阿黄还在家里看家呢。

他走到客厅，一看，桌子上bai着水果和香肠，还没有来得及放到冰箱里呢。小灰两眼放光，一cuan就cuan到了桌子上。他抓起一个苹果和两根香肠就要吃。tu然，阿黄一下子pu过来，吓得小灰赶紧逃。

只见阿黄nu目圆zheng，像是要跟老hu斗争一样。还好，小灰一个急转弯，duo过了阿黄的zhua子。他们你zhui我赶，rao着圈，跑了十几圈，小灰再也跑不dong了，阿黄也chuan cu气。

最后，小灰说：“我们和好吧。”阿黄说：“猫和老鼠能做朋友吗？”“当然可以！”小灰高兴地说。

以后，他们就成了最最好的朋友。



可可按照我推荐的“写作模式”写的作文：



追捕



1.1小老鼠想吃客厅里的香蕉和苹果。问题是，香蕉和苹果的旁边有一只猫。猫和老鼠是敌人。

1.2以前，小老鼠总是趁猫打盹的时候偷吃东西，但那样很危险。如果被猫发现了，猫会扑过来，追捕老鼠。

1.3今天，小老鼠打算采用一个新方法。小老鼠想，如果我能劝说小花猫，让老鼠和猫成为朋友，那么，我就可以吃到香蕉和苹果啦！



2.1那天早晨，小老鼠从洞里钻出来，站在洞口（随时准备逃到洞里去）。小老鼠温柔地对猫喊话：“Hi，朋友，早上好！”

2.2小花猫感到很奇怪：“谁是你的朋友？”小老鼠说：“你呀，我的祖父跟你的祖父原本就是好朋友，后来有误解，就成了敌人。”小花猫说：“我才不跟你做朋友呢。”

2.3小老鼠耐心地说：“为什么不呢？如果我们重新成为好朋友，对大家都有好处。我发现有个地方有很多奶酪，我可以带你去吃奶酪。做了朋友，我们就可以相互帮助了。我们可以过新生活。”小花猫有点犹豫，说：“你告诉我哪里有奶酪，你要是没骗我，我就相信你，我们就做朋友。”



3.1结果，小老鼠带小花猫找到了奶酪，小花猫让小老鼠吃上了香蕉和苹果。

3.2小老鼠和小花猫真的成了好朋友。因为，小花猫发现，做朋友真的对大家都有好处。做敌人对大家都没好处。

3.3不过，小花猫有时不想吃奶酪，他更想吃老鼠肉。这是小老鼠遇到的新问题，怎么办呢？看来，小老鼠需要想新的办法了。





我的解说：一篇文章只写三段话就够了。每段话写三件事。

第一段话的三件事：（1）问题：遇到了什么问题？（2）方法1：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以往的旧方法是什么？（3）方法2：打算用什么新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段话的三件事：（1）使用新方法。（2）使用新方法时遇到了什么新的困难。（3）用更具体的办法去解决新困难。



第三段话的三件事：（1）结果怎样；（2）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结果。（3）是否出现了预料之外的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