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写作相关的生活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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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写作相关的生活细节

作者：薛忆沩

2013-11-19


我的第一份工作我有两份“第一份工作”。这“一分为二”的经历深化了我的“写作之谜”。
1985年7月，我从北京航空学院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毕业。按照国家的分配计划，我被分配到位于株洲郊区的南方动力机械公司。我的第一份工作“应该”是公司属下的工艺研究所里的电脑程序员。
这“应该”的第一份工作令我极度沮丧。理由主要有两个:首先，我不想成为电脑程序员，不想继续遭受计算机的折磨；第二，我不想远离省会长沙。长沙是我成长的地方，也是当时在文学界极为耀眼的“湘军”的大本营。
我拒绝服从分配（这在当时是罕见的壮举）。我的档案被沿着计划经济冰冷的轨道发往了株洲郊区的南方动力机械公司，而我自己却通过家庭的关系进入了位于长沙市中心的湖南省电子研究所。我成了研究所销售部里的一名无关紧要的推销员。
这“不应该”是我第一份工作的第一份工作解决了上面提到的两个“不想”，却并没有减缓我的沮丧。我所在的销售部就像研究所里的其它部门一样，也是人满为患的机构。这第一份工作第一次将我带进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办公室，让我第一次强烈地感到了“上班”的无聊。这种无聊的感觉为叛逆的长篇小说《遗弃》奠定了心理和生活的基础。
从我正式上班那天开始，湖南电子研究所的人事部门就在与南方动力机械公司的人事部门交涉，希望他们能够放出我的档案。那种令人窒息的交涉让我想起了卡夫卡的《城堡》。与小说中被“城堡”拒绝的土地测量员相反，我是“城堡”坚决不肯放走和放过的电脑程序员。“转机”出现在1985年底的一天。那一天，电子研究所的人事干部通知我他们不会继续努力了。这意味着我自选的第一份工作终于夭折了。我必须回到国家为我计划好的第一份工作中去。
1986年春节过后不久，我走进南方动力机械厂的人事处，交上了我的报到证。人事处干部们胜利的目光让我对“城堡”的生活充满了恐惧。
作为“唯一那个不服从分配”的人，我经常会遭遇那种胜利的目光，也经常会领教各种“特殊”的待遇。我很清楚，在进入“城堡”之前，我已经被贴上了反面人物的标签。这叫“本质先于存在”，与我熟悉的存在主义基本原理正好相悖。上班大约两个月之后，我意识到不管是为了自己的身心健康还是为了自己的文学前途，我都不应该再在那座将我当成异类的“城堡”里继续忍受下去了。
然而，我的调离如“蜀道之难”。最开始，人事处拒绝受理我的申请。他们说新分配来的大学生必须工作满五年才有资格申请调离，他们说这是国家的规定。经过两个月誓不罢休的周旋，他们的说法变成了我的调动问题将会提交到公司领导的全体会议上去讨论。我至今也不理解像我这样一个无关紧要的职工的调离为什么要惊动公司的“全体”领导。
接下来的两个月仍然没有任何进展，因为今天有人出差，明天有人病休，公司的“全体”领导好像永远也不可能坐在一起，关于我调离的讨论好像永远也不可能开始。
我终于失去了耐心。经过连续几夜痛苦不堪的失眠，我带着一份“绝命书”走进了工艺研究所负责人的办公室。我的绝食已经开始了，我在“绝命书”里声明，我将绝食到底，直到调离的申请获得批准。
不到20分钟，公司人事处长就匆匆出现在我的身边。他一反从前的官僚态度，温和地规劝我不要走极端，要想开一点。他口气的明显变化让我意识到在过去不到20分钟的时间里，公司的“全体”领导终于到齐了。我为自己准备用生命换取的效率留下了眼泪。
我的第一份工作第二天中午正式结束。接踵而至的是我文学道路上的第一个高潮。

《随笔》2013年第6期 出版：《随笔》杂志社

我的第二支红酒在从香港飞往多伦多的AC016号航班的机舱里相隔着过道的那位同胞与我性别相同、年龄相仿、文化程度大概也不相上下。但是，他在乘务员第一轮送饮品的时候就点要了红酒，这在我看来有点奇怪。我自己通常是要等到送餐的时候才会有小酌一口的欲望。而更让我感到奇怪的是，身体瘦小的同胞不仅很快喝完了那一支红酒，还迫不及待地按键呼叫来了乘务员，向他提出了“one more”（还要一支红酒）的要求。
被他呼叫过来的那位黑人乘务员不仅高大英俊，而且性情爽朗。起飞之前，他热情的服务就已经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的同胞提出的要求没有让他感到奇怪。他马上去取来了红酒。更有趣的是，他取来的不是一支，而是两支。这幽默的举动让我的同胞感觉有点突兀。不过，一阵同步的大笑拉近了他们两人的距离。大笑之后，他们自报家门，紧紧握手，并且愉快地拉起了家常。这是在我二十年的“飞行”经验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场面。
送餐的时候很快就到了。黑人乘务员例行公事，问自己刚结交的朋友需要喝点什么。我的同胞举起还没有开瓶的那第二支红酒，示意自己已经别无他求。黑人乘务员又与他闲聊了几句，然后他转向我这一侧，问我需要喝点什么。“红酒。”我回答说。这已经是我多年的俗套。
这是清楚不过的回答。以往的乘务员会马上依据这清楚的回答完成下一个动作。但是这一次不同。黑人乘务员显然觉得我的回答还不够清楚。他的第二个问题接踵而至:“一支还是两支?”
这令我毫无准备的问题将我逗乐了。我欣赏乘务员的幽默感。
没有想到，乘务员本人并不将这当成是可以一笑了之的幽默。他很认真地看着我，重复了一遍他的问题。“一支还是两支?”他的语气说明他正在等待我的回答。
他的等待让我有点不知所措。“也许两支吧。”我犹犹豫豫地说，不知道是怕辜负了乘务员的盛情还是怕低估了自己的酒量。
乘务员从小推车上取出两支红酒，递到我的手上。同时，他用极为诚恳的目光盯着我。“不要说‘也许'，”他说，“我不会去评判你。”
还没有沾一滴酒，我的脸就有了涨红的感觉。我表情尴尬地看着表情严肃的乘务员。我没有想到，一个从事的职业与写作没有关系的人会在这样一个与写作没有关联的场合给我这个写作课老师上一堂写作课。写作有两个看起来好像是自相矛盾的忌讳。一是叙述的口气太谦让，太犹豫;一是叙述的口气太主观，太武断。犯了前面的一忌，写作会显得拖沓和疲软，而犯了后面的一忌，写作会缺乏张力和魅力。
十多年前，在深圳大学的写作课上，我总是提醒学生们杜绝多余的谦让和肤浅的评判。每一个写作者都是自己作品的主人，应该用肯定的语气启动自己的叙述，而没有必要拖泥带水，举棋不定。在提出论点之前的那些用来回避风险的句子（如“尽管我水平不高……”或者“虽然我知道得不多……”之类）应该删去!而所有的评判都是对思想和生活的简化。这种简化最致命的产品就是陈词滥调。陈词滥调是最严重的精神污染。它们往往就是从产业化的教育中直接排放出来的。英国作家马丁·艾米斯说写作就是要“向陈词滥调开战”。他说对了。他说出了写作的责任和义务。
其实关于写作的智慧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中也俯拾皆是。我们有“开门见山”的俗语，这是防范第一种忌讳的策略。而我们也有“述而不作”的圣言，这是对后一种忌讳提出的忠告。
关于写作的智慧可以来自生活中的任何角落，甚至表面上与写作毫无关联的角落。只要对写作心怀敬意，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领悟到与写作相关的奥妙。
我的第三部长篇小说这是一个像影子一样的春节。它就像是二十四年前的那个春节的影子。
我在这个春节有可能同时创下了两项全国纪录:一是吃“饭”的纪录，一是写“字”的纪录。这两项看上去毫不相关的纪录通过“异类”的身体建立了逻辑的关系:我因为要写最“多”的字，所以只能吃最“少”的饭。
其实已经有十多年了，我对过年已经没有什么感觉。而最近这三年的情况更为诡异。最近这三年，我无疑是患上了“过年恐惧症”。雅俗共赏的春节成了我一年之中身体最差、心情最坏的时段。对抗这最差和最坏，只有一种有效的药物，就是拼命和玩命地写。我最近这三年写作的高潮因此也都出现于令我恐惧的春节。
这个像影子一样的春节更加特别，因为我对它的恐惧早就已经开始。去年年底，刚回到位于地球另一侧的蜗居，我就立刻开始“用药”。我拼命地写，玩命地写，一直写到了农历新年初六的晚上。在这一段持续了长达五十二天的写作高潮里，我每天写作在十一个小时以上，每天睡觉在五个小时以下，身体和心理都紧绷在崩溃的边缘。
龙年的最后一天只是这极限的写作过程中非常普通的一天。我对本命年的即将离去既没有快感也没有伤感。我的写作进度也没有丝毫的改变。在祖国人民喜气洋洋地进入蛇年倒计时的时刻，我打开冰箱，看到了前一天已经炒过一遍的那一小碗剩饭。我将它再炒了一遍，然后就着“饭扫光”，狼吞虎咽，一扫而光。稍稍休息之后，我又继续兴奋地敲击键盘，将更多的“字”从大脑移入了电脑。
这看上去是不是有点像春晚上一出不太受欢迎的小品?
祖国人民在炮竹声中合家团聚，而我却在死寂的异域孤军奋战，为汉语写作拼命和玩命，这滑稽的场面让我想起了关于乔伊斯的那个著名笑话。记者问:“乔伊斯先生，你在一次世界大战中做了什么?”乔伊斯当然知道记者是问自己“为”一次大战做了什么，但是他却用实事求是的回答抖出了一个令人捧腹的包袱。“我写了尤利西斯。”乔伊斯回答说。这个笑话是在嘲笑文学（《尤利西斯》），还是在调侃历史（世界大战）?答案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告诉了我们一个由写作之谜转换而来的历史之谜:一段血腥的历史时期最值得骄傲的丰碑居然出自一位拒绝参与或者“试图遗弃”那段历史的写作者。同时，这个笑话还告诉了我们一个这样的事实:最伟大的写作者都是不合时宜的堂吉诃德。他们甚至还不如他，他还有一杆长矛，而他们却只有一支笔。最伟大的写作者都是奋不顾身的挑战者。他们总是用手里的笔向历史和世俗的风车发起徒劳的挑战。
长篇小说《一个影子的告别》的重写是我在这一段持续了五十二天的写作高潮完成的主要任务之一。这部小说的第一稿完成于二十四年前的那个春节前夕（也是《遗弃》第一版上市的前夕）。它写的是一个被开除的大学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社会大学”里接受再教育的特殊经历。
这部小说是我写作生涯中的又一个悬案。它的经历甚至比同年创作的《遗弃》更加离奇。它是一部还没有出版却已经出名的作品，关于它的评论已经在很显眼的刊物上发表过两次。
经过整整二十四年，这“没有出版却已经出名”的神话终于被打破了:从三月份起，它的重写版将由台湾《新地》文学季刊分三期连载。这正好是重复了《白求恩的孩子们》两年前的荣耀。《一个影子的告别》因此成为了我的第三部长篇小说。
告别了这影子一样的春节，告别了《一个影子的告别》，我突然感觉自己靠着剩饭“过年”的生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我变年轻了，我年轻了整整二十四岁。我又回到了那个半年之内可以写出两部长篇小说的年纪。
好吧，就让我利用这奇迹般的年龄优势去放纵自己写作的狂热吧。
我的两位蓝领朋友负责小区卫生的六名工人中有两位与我接触较多:一位是身材粗壮的鲍勃，一位是身材矮小的埃里克。
鲍勃来自大西洋边的加拿大城市哈利法克斯。他举止自如，目光自信。他尤其有出色的语言表达能力，说起话来，音色浑厚、字正腔圆、逻辑清晰。在我认识的黑人朋友中，鲍勃的英语是最没有黑人英语口音的（当然我觉得没有口音是一种遗憾甚至缺陷）。而他的遣词和造句都与他的蓝领身份不符，显露出良好的教养。他的法语也不错，稍带英语口音，但是通达流畅。而他的妻子是意大利人，我猜想他的意大利语也应该能够应付日常的生活。
而埃里克来自秘鲁的农村。他举止卑微，目光怯懦。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在所有的六名工人中应该是最差的。我几乎从没有听到他说出过一个完整的句子。而那些好不容易从他嘴里蹦出来的单词也总是带有浓重的口音:他的英语听起来像是西班牙语，法语听起来也像是西班牙语，而他的西班牙语听起来却并不像是西班牙语。他的母语是带有很重乡音的西班牙语。他的妻子与他来自同一座村庄，带有乡音的西班牙语就是他们的日常用语。
喜欢阅读是鲍勃的教养的标志。我们的交往就是从一本书开始的。那本书的书名是The Audacity of Hope。那是奥巴马为竞选总统而推出的自传。2008年秋天的一个清晨我在大楼的入口处瞥见鲍勃的清理工具车上摆放着那本书。我觉得那有点巧合的味道，因为我刚刚读过了那本书。这巧合让鲍勃非常激动，他兴奋地谈起了那个“伟大的人”和将会“改变历史”的美国大选。他对选举结果的关心和担心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从一开始就意识到鲍勃是一个极为严肃、极为认真，也对“尊严”极为敏感的人。
而埃里克显然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他每次见到我手里捧着书从图书馆回来，就会摇头晃脑，还做鬼脸。他好像不关心任何事情，政治、修养、娱乐或者“尊严”好像都离他很远。加拿大和秘鲁好像都离他很远。但是，从第一次与他“交谈”之后，我就意识到他有天赋的幽默。从他嘴里蹦跳出来的每一个单词好像都很滑稽，尽管他说话的时候表情十分严肃。那是夏天中最热的一天，电梯里的所有人都在抱怨天气。满头大汗缩在角落里的埃里克严肃地摇起了头。接着，三个带西班牙语口音的法语词从他的嘴里蹦了出来:“雪、明天、收音机。”我知道他想说的是刚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天气预报，明天将会下雪。
这两个语言能力不同的人谁更有写小说的天赋?两星期前重读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的时候我又想起了这个自己经常思考的问题。这次我读的是英文译本，感觉比二十年前读中文译本时要强烈许多。昆德拉以拉伯雷的《巨人传》和拉什迪的《撒旦的诗篇》为例，称幽默是小说最本质的特征，或者说，小说本质上就是“闹剧”。他认为那位以天价悬赏《撒旦的诗篇》作者人头的宗教领袖不懂得小说的艺术。
直到最近一次与鲍勃和埃里克交谈之前，我对昆德拉的定论都是将信将疑。那是我在中国生活了四个月回来之后的第一次出门。我首先见到的是鲍勃。他的提问和回答都还是那样的严肃和得体，也都是那样的“不出所料”:他感叹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他询问我在中国停留的情况。他最后告诉我，九月初，他又将要去意大利度假（我知道他每年都要去意大利度假）。
刚与鲍勃分手，我就看见了坐在拐角处的长凳上百无聊赖的埃里克。我走过去与他打招呼。他的反应就好像我这四个月并没有离开一样。我感觉有点尴尬，不知道应该再说什么。接着刚才与鲍勃交谈的话题，我随便问了一句他今年会不会去哪里度假。他居然说他已经度假回来了。这让我有点吃惊，因为他通常是不外出度假的。我接着问他去了哪里。他居然说他去了朝鲜。这让我更加吃惊，因为他不应该具备去亚洲的兴趣和实力。而当他立刻补充说去的是“北”朝鲜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是虚惊了一场。我着迷埃里克信手拈来的幽默。我乘机问他是不是见到了金正恩。他用听起来如同他母语的法语连声说“当然当然当然”。那口气和神气就好像他虚构的度假是金正恩亲自安排的一样。
这时候，我想昆德拉应该是对的。
我的第一场橄榄球赛很久很久以前，我在位于笋岗西路上的深圳体育场看过一场表演赛。那是我这个“深圳人”在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与深圳的那座著名建筑发生过的唯一的一次关系。
那是一场橄榄球表演赛。参加表演的是两支来自美国的大学橄榄球队。那是在深圳举行的第一场（甚至可能是唯一的一场）橄榄球赛，那也是我一生中亲眼看过的第一场和唯一的一场橄榄球赛。
开场不到十分钟，观众们就开始陆陆续续地退场了。毫无疑问，“深圳人”与橄榄球无缘:他们没有看出门道，也没有看到热闹。到比赛结束的时候，场内的观众只剩下了不到开场时的五分之一。
我是那不到五分之一的观众中的一员。我之所以没有成为“先行者”并不是因为我看出了门道或者看到了热闹。我是被比赛的艰难深深地感动和震动了。具体地说，是进攻的艰难。橄榄球比赛中的进攻方自始至终都面对着近乎野蛮的防守，它的每一小步推进都需要克服不可思议的阻力。在我看来，这是超乎门道和热闹的诱惑。我被它深深地感动和震动了。还有哪一种运动项目会让进攻者自始至终遭遇到如此强悍的抵抗?
这种推进的艰难正好与我当时的处境相呼应。当时，我正在“重返文坛”的途中。那是暗无天日的征程:一方面，我完全看不到光明的前景，而另一方面，过去的阴影却仍然挥之不去，令我心有余悸。我开始在一些区级的报纸上发表平庸的文章，希望借此恢复对写作的感觉和对发表的兴趣。每一次发表都被我视为是一种推进，而每一步推进都显得有点不可思议，因为我在写作的过程中既感觉不到信心的支撑，也感觉不到灵感的关爱。我能够感觉到的只有空间的狭窄和时间的沉重。
并不是所有的写作者都有机会遭遇我在20世纪90年代前五年里所遭遇的那种特殊的阻力。但是，每一个认真的写作者都会知道，表面上十分“文静”的写作其实是比所有运动项目都要“野蛮”的运动。它自始至终都处在阻力的困扰和围剿之中。在写作之前，写作者会遭遇到亲人的反对，自身的怀疑，准备的不足等等的阻力;而在写作之中，旧的阻力并没有减轻，新的阻力却又纷至沓来:身心的疲惫，世俗的引诱，灵感的枯竭等等等等;在写作之后，写作者面对的阻力更加险恶:同行的轻视，评家的忽视，读者的无视或者藐视……所有这一切都会放大写作者的幻灭感，将写作者推向崩溃的边缘。虚荣和殊荣对一个终极的写作者都只是暂时的安抚，治标而不治本。
我有时候会觉得写作是比航天和航海都要艰难的航行，因为它需要克服的阻力不是“气态”的，也不是“液态”的，它需要克服的是崇山峻岭和铜墙铁壁，是顽固不化的阻力。没有愚公的耐心和耐力，写作注定半途而废。
一个伟大的写作者通常都有一颗脆弱和卑微的心灵，这是我从文学史上得出的结论。只有站在脆弱和卑微的位置，写作者才能看清人性的弱点和生命的荒诞。但是，因为写作自始至终都处在阻力的困扰和围剿之中，因为写作从来都是与千难万险的搏斗，写作者的心灵又必须坚强，写作者又必须充满着对语言和写作的骄傲。没有这种非凡的坚强和骄傲，写作者不可能突出阻力的重围，抵达完美的境界。
与深圳体育场发生过的那唯一的一次关系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永久的印迹。那场我没有完全看懂的橄榄球赛让我对自己在写作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心平气和了。我知道推进的艰难是写作的宿命，更是我的写作的宿命。我知道我必须咬紧牙关。
只有咬紧牙关，写作者才能够克服写作过程中的阻力，闯过一道道的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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