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阳：试论毛泽东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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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阳：试论毛泽东的写作
发布时间:2013-11-29
作者:李春阳

【内容摘要】尽管文学发达源远流长，但在中国历史上，事功的写作始终是首要的。对于社会生活而言，诏令奏议的重要性，远过于诗词歌赋。将事功的写作发挥到极致者，乃是毛泽东的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靠写作获得政权，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时代环境的不同，将宣传置于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上，毛泽东把握住这一机会，创造性地通过写作掌握文化领导权，建构全新的语言政治，为意识形态注入革命的灵魂和巨大的活力。本文以修辞批评的眼光，考察毛泽东的各类写作，试图分析它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影响。毛泽东话语是现代白话文的主体，历史虽已进入后毛泽东时代，它在语言中的巨大影响力，仍然决定着我们的许多行为和表述，是我们习焉不察的一笔巨大的遗产。 　　【关键词】修辞批评，语言政治，宣传，意识形态，后毛泽东时代。 　　一、 　　尽管毛泽东自己“历来不愿正式发表，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但实际情况则是，自从一九五七年《诗刊》创刊号上刊登了十八首毛主席诗词，一九六三年的《毛主席诗词》（收三十七首诗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之后，“文革”期间，各种造反派组织自行编辑和印刷的《毛主席诗词》，数量极大，读者甚众。就本人收集、查阅的版本而言，不仅有详尽的注释，名家的评论，且有汇集各家评说的汇评本。张滌华、周振甫、安旗、李俊、郭沫若、赵朴初、刘开扬、佛雏、宛敏灏、顾易生、萧滌非、谢思洁等人的解释和评论，汇集一处，乃是仇注杜诗的工夫，讲究些的，还要配以毛主席的套色木刻头像和手迹，以一枝绽放的腊梅为封，编者和设计者，均未署个人之名。 　　一位编者在后记中说，“为了满足工农兵广大革命群众如饥似渴学习毛主席诗词的需要，我们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无限崇拜的心情，编印了这本《毛主席诗词试解》。”且说，“原材料转抄多次，无法核实，难免有很多错误”。 　　最大的一桩错误，来自于另外的一些编者，他们不知从何处获得材料，编写了《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一九六六年后迅速流传，有多种版本和手抄本，收录的数量从十几首到三十几首不等，然其多数并不是毛泽东本人的作品。一个名叫陈明远的年轻人，因是其中十九首诗词的实际作者，而涉嫌“伪造毛主席诗词”被捕入狱。[1]陈明远的这些诗词，写于一九六零至一九六五年，没有发表过，但却在一个小圈子里流传，曾得到郭沫若等人的肯许。 　　毛泽东诗词的发表，于年轻人学习写古典诗词虽有促进，却没有形成一个所谓旧体诗运动。毛泽东公开主张“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毛泽东还有一句，“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2]。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在《给陈毅的信》中，他再次对诗歌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的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3] 　　虽然毛泽东否定新诗的成绩，但在文学的格局中被承认的始终是新诗。毛泽东的旧诗词及鲁迅的旧诗，被当作特例处理，承认他们的地位和价值，与整体上无视当代人的旧体诗词写作，似乎并无矛盾。聂绀弩和杨宪益的旧体诗词，也受到很多读者的喜爱，但仍然无助于恢复旧诗词的地位和价值。 　　一九八六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由邓小平题写书名的《毛泽东诗词选》，收录了作者存世的旧体诗词五十首。其中最早一首写于一九一八年，晚者写于一九六五年。国内正式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以此书收录为最众。但这并不是毛泽东创作诗词的全部，他一九七三年所撰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就没有收入本书。而这首诗，于理解毛泽东晚年思想和“文革”颇有启发：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4] 　　毛泽东的旧体诗词写得怎样？这是一个不难衡量的问题。诗有李杜，词有苏辛，格律、境界，遣词、造句、用典，皆可以评析。然而注者评者的定位与作者本人的自我评价相差甚大，作者写给陈毅的信中说，“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微懂一点。”[5] 　　评价毛泽东七律的人不计其数，多从思想内容上发挥，却少见评其平仄。这里将《七律长征》的平仄和平起式正格谱对照如下（上正格，下《长征》）： 　　首联：平平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仄仄平 　　平平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仄仄平 　　颔联：仄仄平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平仄仄   平平平仄仄平平 　　颈联：平平仄仄平平仄   仄仄平平仄仄平 　　平平仄仄平平仄   仄仄平平仄仄平 　　尾联：仄仄平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平平仄   平平仄仄仄平平 　　只有二句二处不合正格谱，该用仄声字的地方用了平声字，依据“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惯例，第四句第三字实际上可仄可平，就只有第七句第六字一处该用仄声用了平声。全诗五十六字，合平仄的五十五字。看起来毛泽东并非如己所言“还未入门”。 　　一九四五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重庆滞留了四十三天，九月六日以九年前旧作《沁园春·雪》书赠柳亚子，该词首刊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四日重庆《新民报》晚刊《西方夜谈》上，署名毛润之，编者加了这样的按语：“毛润之氏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咏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据氏自称则游戏之作，殊不足为青年法，尤不足为外人道也。”[6] 　　《词谱》云：“《沁园春》，双调，一百十四字，前段十三句，四平韵。后段十二句，五平韵。”依照词律要求，除前段前三句和后段的前二句字数不同而外，两段后十句句法是一样的。调中有四个五字句，即上段的第四、第十二两句，下段的第三、第十一两句，须是上一下四的句法，声律是仄平平仄仄。上段的第四、五、六、七四句，下段的第三、四、五、六四句，除开头多一领字外，都要对仗。其馀则可对可不对。以此标准衡量《沁园春·雪》，基本合律。比较明显不合平仄处，在于“成吉思汗”一句，因是人名，不能更改。词的平仄，本来比律诗的要求严得多，毛泽东于《沁园春》的格律是熟悉的，一九二五年曾经作过一首《沁园春·长沙》。他在一九四五年的这个时刻将这首一九三六年二月写的词发在重庆的报纸上，也明证他在长短句上的自信。 　　王力一九六二年出版《诗词格律》一书，专门来谈诗词的格律，大量以毛泽东诗词为例，于所举每首的压韵、平仄、对偶有详细的分析，且与古人的诗词对照，何处严格遵守，何处有所变通。在书的结尾，作者写道，“毛主席的诗词，一方面表现出毛主席精于格律，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他并不拘守格律。”[7] 　　二、 　　《四言诗·祭黄帝陵》亦未收入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在毛泽东的写作中，这首写于一九三七年的诗，具有特别的性质。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党的宣传政策有大调整，一度收起反传统的纲领，转而祭祀始祖黄帝，虽为仪式，但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对共产党的形象塑造，功莫大焉。其诗序曰：“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四月五日，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敬派代表林祖涵，以鲜花时果之仪致祭于我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之陵。”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年，强邻蔑德。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尚飨！[8] 　　与同时期张继、顾祝同撰写《中国国民党党部祭陵词》和林森、孙蔚如撰写《中华民国政府祭陵词》相较，毛氏祭诗有两个突出的特色，其一是强烈的个人色彩，还不仅体现在四言诗的文风之中，甚而在诗的正文中，留下了作者的签名“东等不才”，这是作者强烈个人意识的自然流露，也是一种宣传策略。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祭文中，均未提及蒋介石，也未提任何别人。其二，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祭文祭诗，沿用旧制，庄重典雅，但国民党一诗一文，写得拘谨，过于循规蹈矩。毛泽东则新词旧语杂出，不避俚俗，比如“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等，在仪式和象征作用而外，追求其宣传效果，这是白话文运动的优良传统。其三，将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删除得干净，从阶级论者一夜间变为了民族论者，转变得彻底。 　　毛泽东对汉字的平仄敏感。汪曾祺讲过一个例子，京剧《智取威虎山》里有一句唱词，原来是“迎来春天换人间”，毛主席给改了一个字，把“天”改成“色”字。汪曾祺说，“有一点旧诗词训练的人都会知道，除了‘色’字更具体之外，全句声音上要好听得多。原来全句六个平声字，声音太飘，改一个声音沉重的‘色’字，一下子就扳过来了。”[9] 　　旧体诗词，毛泽东堪称行家，虽然他写得不多，于魏晋辞赋的欣赏、唐代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情有独钟，显示出很高的品味。他曾花大气力给胡乔木修改诗词，为此引得江青向胡乔木问罪。在给胡乔木的信中毛泽东说，“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10]此乃识者之言。 　　鲁迅的旧体诗写得极好，毛泽东尤其欣赏其“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曾经在多种场合引用，认为“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并以毛笔书写成条幅赠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对于这两句诗有详尽的解释。他说，“‘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绝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习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鲁迅的这首题名为《自嘲》的七律，写于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二日。诗后有跋，“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以请亚子先生教正。”后编入《集外集》时又略有修改。为何说“偷得半联”呢？清代洪吉亮《北江诗话》有云，“同里钱秀才季重，工小词。然饮酒使气，有不可一世之概。有三子，溺爱过甚，不令就塾。饭后即引与嬉戏，惟恐不当其意。尝记其柱帖云‘酒酣或化庄生蝶，饭饱甘为孺子牛’。真狂士也。”[11]“俯首甘为孺子牛”一句乃是袭用“饭饱甘为孺子牛”化来，故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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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颔联的“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和尾联的“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以及“偷得半联”的原意，这一联乃是鲁迅对于自己受多人攻击安之若素，晚年得子与三岁的海婴其乐陶陶的自嘲式描摹。尤其是“孺子牛”这个典故，出自《左传》，齐景公爱幼子，曾口中衔绳作牛，让幼子牵着嬉戏，幼子突然跌倒，拉掉了景公的牙齿，后来有人对景公说，“汝忘君之为孺子牛而折其齿乎”？毛泽东执意将孺子牛解释成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耐人寻味。

　　三、

　　毛泽东的故事，无疑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叙事，似亦是刘邦朱元璋故事的新版本，看起来是最终版本了。民国之初，毛泽东就读于新式学堂湖南第一师范。他旧学良好，通文言文，能填词作诗，使用毛笔，晚年嗜读《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线装书，这些旧时文人的习性养成早，终身未脱。白话文运动之初，他发过文章，办过报纸，此后的写作活动长达半个多世纪，擅长各种文体、语体，重视语言和文采，汉语书面语造诣极高。直至创立红军，走上向枪杆子要政权的路之后，他也很少摸枪，因为他懂得依靠笔杆子指挥枪。毛泽东曾说，他是用文房四宝打败蒋介石的，他也打破了秀才造反未获成功的记录。办报纸写文章发表演讲组织政党宣传以及动员民众，这些古代秀才没有听说过的利器，从西方传进来，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毛泽东小胡适三岁，当初不在新文化精英的视线之内，后来却成为白话文运动的集大成者。白话文运动真正落在实处并结出的正果，也许正是毛泽东的文章，所以二十世纪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在四十年代之后，当称作“毛泽东语言运动”，是他创造出现代中国的语言政治，持续统治中国达三十年之久，至今还笼罩着中国的政坛。

　　利用文章获得政权，是共产党的发明。一九四九年之后，又使用文章来巩固政权，恐怕是另外的发明了，于历代的农民起义而言是从未有过的事情，这恰是宋儒近千年的努力方向。道统之实现，不就是以文章来行治么？明清两朝不就是以四书来行治么？毛泽东与其说是马克思的信徒，不如说是王阳明的信徒，道德主义思路和修身教育是宋儒留给后世的最大遗产，延安整风，五七年反右，文革，可以从这个总的路线上得到理解。

　　毛泽东的写作，主要以《毛泽东选集》的文本形式进行传播，但它从来不是集部著作。由于毛选的出现，经史子集的图书分类法明显不再适用于社会主义的文献现实了。毛泽东的讲话和文章，被有计划地使用行政力量，成功地变成了毛泽东话语。《毛泽东选集》的真正特殊性在于它的传播方式。

　　文章自古以来是供人自由阅读的，但由于某种原因，书与书之间，文章与文章之间，地位不是平等的。四书被钦定为考试课本，获得了至尊地位，令天下其馀的书，不焚而焚。毛泽东的写作，借党政之威，得技术之助，取得了超越四书的地位，它不是用来考试，是用来实施的。“文革”中有一个特殊的称谓“最高指示”，在书刊报纸上，凡作为引文出现，通常排成醒目的红体字或加粗加重的黑体字以示区别。派性斗争时，双方使用的基本武器是毛主席语录，他们通过阐释，巩固自己打击对手。从文本的意义上考察，“文革”宛若实现了千年的梦想，宋儒的乌托邦，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在几亿人口中得以实现，人们生活着，不再是延续过去承传的习俗，而是根据一个新的理念，或多或少，一个奔向共产主义美好未来的巨大冲动。

　　《毛泽东选集》不仅在所有图书和文献中占据特殊的至尊地位，而且需清除过去一切图书在人们思想上造成的坏影响，为什么知识分子首当其冲，是他们读过大量非毛泽东所著之书，要清除与这思想不符的旧思想、旧习惯、旧风俗、旧文化。文化革命的必然性在这里。蔡和森早年说过，得到政权后改造社会，才是早期共产党人的最大抱负。所以不可能容忍一种看上去自然合理的社会制度——发展经济，人人富裕。从这个意义上讲，“文革”可视作《毛泽东选集》的一个推广运动，它的首要对手是别的书籍，特别是封资修一类的书籍，以抄家没书、焚书为指向的红卫兵运动，于斗争方向的把握是准确的。这些单纯幼稚的少年，少量读过毛主席的书，少数人也偷看别的书，把这书用红宝书的塑料皮包起来。毛泽东的著作在国统区流通的时候，也曾经包起过别书的封皮，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书的内容，那些文字、话语以及它们的意义是一回事，相较之下，书的地位、被阅读的方式、传播途径等更能揭示其意义和价值。说什么归根结底，是被怎么说所决定了的。

　　“文革”之后，毛泽东的著作迅速降温，已基本不在公众阅读之列，但他的话语方式和语气语态，他的用词习惯和文风特征，特别是其道德主义的基本思路，改造人性的革命激情，仍以无意识的方式笼罩着社会的书面表达和口语，久久不散。“祖龙魂死秦犹在”，他赋予普通话的形和神，紧紧地跟随你和我。

　　福柯说，“在每个社会中，话语的产生都是同时由某些过程来控制、选择、组织和分配的，这些过程的作用就在于挡避针对于它的权力和危险，控制偶然事件并掩饰话语巨大而乏味的物质性。”[12]

　　延安整风、反右倾、文革一脉相承，实际是毛泽东话语于其他话语的党同伐异。“真理和谬误原来是某种排斥系统——一种历史性的、可变更的、具有制度性强制力的系统。”

　　福柯认为，话语与权力（不是狭义的政权，而是广义的支配力和控制力）之间存在着复杂多样的关系，所谓说话，归根结底就是说话的权力，意义也就是具有自称为意义的权力。话语是一种压迫和排斥的权力形式。话语是权力争夺的对象，一种特殊的对象。它同权力争夺的其他对象的不同在于：权力如果争夺不到话语，它便不再是权力。[13]

　　毛泽东话语的建立和一统天下在工农兵那里没有障碍，知识分子的麻烦在于他们过去一直享有话语空间，且有多种话语方式。一九五七年反右本质上是一种话语整肃，毛泽东的话语不仅要支配党内的话语空间，而且力争支配全民的话语空间，其中最大的障碍是知识分子话语。批判胡适、梁漱溟，抓捕胡风反党集团，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学研究等等，皆是话语统治的需要。话语要成为唯一的话语，排斥其他话语是必然的。从肉体上消灭不同政见者易，从思想和言论上消除不同政见难。革命往往只能从容易的事情做起，但于困难的事，也不会轻易罢手，这亦是“文革”的必然性所在。

　　四、

　　所谓“红宝书”，狭义地讲，特指《毛主席语录》。它是解放军总政治部摘编的毛主席著作片断，分列三十三专题，一九六一年四月在《解放军报》逐日逐条发表，一九六四年出版单行本。林彪为《毛主席语录》的题词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向全军发授，不久全国发行，一版再版。据一九六七年十二月统计，全国印发三亿五千万册。由官方组织人力，译为五十多种外文，至“文革”结束，有五百多种版本，总印数五十多亿册，被国际公认为“二十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书”，“世界上读者最多的书”等。

　　建国初期成立的“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工作效率极高，一九五一年八月，便出版《毛泽东选集》。同时有大量收入《毛泽东选集》的文章，单篇以单行本的方式印制。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的《王杰日记》写道：“这样我就到街上买了十九本毛主席著作单行本：《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将革命进行到底》等，送给了亲爱的新战友。”每本很薄，定价几分钱，发行量很大。

　　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出版。甲种本编入毛泽东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五八年著作三十七篇，其中《反对本本主义》《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会议上的讲话》三篇，是首次发表。

　　乙种本编入毛泽东一九二六年至一九六三年的著作三十七篇，十三万字，多从《毛泽东选集》中较长文章中节选出，有些还新拟了题，十一篇文章写于一九五五年之后，是毛选中所没有的，其中《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属于首发。后称“老三篇”的三篇短文，乙种本收入。因此，一九六四年六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应当说是“老三篇”的母本。据当时编者说明，甲种本适合一般干部阅读，乙种本适合工农群众和青年知识分子阅读。比起此前出版的四卷本毛选，甲乙两种读本更为流行。

　　一九八六年出版的两卷本《毛泽东著作选读》，选编了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六五年期间的著作六十八篇，其中五十一篇来自于《毛泽东选集》，另外十七篇是选集未编入的。一九八一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七部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被置于卷首，具有导言性质

　　四卷本《毛泽东选集》出过两版，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和六十年代初的首版，毛泽东亲自主持，由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编辑；一九九一年出的二版，编者改署“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保持了原有篇目，增加了一篇《反对本本主义》，此篇曾一度散失，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重获，经毛泽东审定后，在一九六四年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中首发。二版毛选与首版的差别，在于校订和注释，原有注释八百七十二条，于错讹史实不准确处，改正或有所校订三百六十二条，增补新注释七十七条，删去了少量的原注。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收录范围在一九四九年九月至一九五七年，出版于一九七七年四月，编者署名“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出版说明中预告的“第五卷和以后各卷，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重要著作”，后来没有陆续出版，且第五卷一九七七年之后没有重印过。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一至八卷，收录一九二一至一九七六年间《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未收录的重要文稿，“其中有少量文稿，带有个别不正确的论断，因内容重要也酌情编入。”，可以看出，八卷文集和选集一至四卷互为补充，构成了公开出版的毛泽东文章的主要部分。

　　内部发行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至十三册，第一册出版于一九八七年，收录范围包括“手稿（包括文章、指示、批示、讲话提纲、批注、书信、诗词、在文件上成段加写的文字等）；经他审定过的讲话和谈话记录稿；经他审定用他名义发的其他文稿”，中央文献研究室撰写的“出版说明”指出，“由于部分文稿具有一定的机密性，只发行到地师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的高级专业人员。请妥善保管，不得外传和翻印。除公开发表过的文稿外，非经征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同意，不得引用。”[14]

　　此外还有公开出版的《毛泽东早期文稿》《毛主席诗词选》以及《毛泽东书信选集》，以及内部发行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文革”期间，各地的红卫兵组织自行印制了大量包含毛泽东早期文稿和后期谈话在内的非正式出版物，通常冠以《最高指示》或《最新指示》名目，版本和印数无法统计。相当一部分材料在后来公开出版的各种毛选、毛文集、毛文稿中均未收录。目前为止，一个收罗全面供研究者使用的《毛泽东全集》还未能编出，大概短期内也不会有这样的可能，这实在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

　　还有不少迄今从未公开的毛泽东文献，其中最著名的，被称“九篇文章”。

　　它指的是毛泽东写于一九四一年“九月会议”之后的九篇文章，约五万馀字。“九篇文章”论及的九个文件，是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发出的，时间在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二年五月，这些文件大致反映了王明等人的指导思想和主要政策的内容。毛泽东的批判着重从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方面展开。批判文章据九个文件分为九个部分，各部分既相联为整体，又可独自成篇，胡乔木在回忆中称其为“九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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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的题目曾被作者修改三次：《关于和博古路线有关的主要文件》《关于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有关的一些主要文件》《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延安时期只给刘少奇和任弼时两位看过，后来既未公开，也未在内部发表过。

　　据阅过此文的胡乔木说，“九篇文章的确写得很尖锐，它不仅点了几位政治局委员的名，而且用词辛辣、尖刻，甚至还带有某些挖苦。它是毛主席编辑《六大以来》时的激愤之作，也是过去长期被压抑的郁闷情绪的大宣泄，刺人的过头话不少。后来虽几经修改，然而整篇文章的语气仍然显得咄咄逼人、锋芒毕露。”[15]

　　一九六五年五月他将题目改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并有重要修改，带有“定稿”性质，内容上增加了些文字，给当时中央几位同志传阅。

　　一九七四年六月，毛泽东找出“九篇文章”看了一遍，将有关称赞刘少奇的内容删去，打算印发中央委员，其后发给部分政治局委员。直至去世前一月，即一九七六年八月，毛泽东还请人读给他听过一遍。看起来这九篇文章对于他个人来说非同小可。

　　毛泽东的写作班子秀才云集，包括陈伯达、田家英、周扬、胡乔木、李锐、逄先知、林克等等，他们的工作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毛泽东的那些个性鲜明的文章，特别是在延安十三年之中写的文字，主要出自他个人手笔。

　　而《毛泽东选集》是经过集体加工的文本，甚可说是讨论出来的本子，每一标点符号、用词、造句，经由专家的讨论商定。从最初发表的稿子，到毛选最后的定稿之间，修改的程度非常可观，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例，毛选本与一九四三年首发本之间差距相当之大，增删甚多。有人统计修改达二百六十六处，删除原文九十二处，增补文字九十一处，文字修饰八十三处。[16]如此大的修改与跟这篇稿子的性质有关，毛泽东在讲话之前，并没有写好一个讲稿，一九四三年发表的不过是当时的一个记录稿，讲出与写出自有不同。

　　据统计，毛著中的所有参考资料，百分之二十二源于儒家思想，百分之十二出自道家或墨家著作，百分之十三是中国传奇或纯粹的文学作品中的东西。相比之下，仅有百分之四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百分之二十四引自斯大林，百分之十八引自列宁。[17]

　　李泽厚曾说，“不管你是爱是恨，是赞扬还是批判，毛泽东比任何其他人物在中国现代留下了远为庞大的身影。这身影覆盖了、主宰了、支配了数亿人和几代人的生活、命运和悲欢，他将是长久被人反复研究的对象。”[18]

　　五、

　　一九六五年一月九日，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中说，“过去我当过小学教员，你是知道的，不仅没有想到打仗，也没有想到搞共产党，同你差不多，是个民主人士。后来就不知道什么原因搞起共产党来了。总之，这不以我们这些人的意志为转移。中国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开始还有军阀的压迫，这是事实。”[19]这个“不知道什么原因”的说法颇有意味，压迫带来反抗，反抗是对于压迫的反作用，压迫的意志在先，是因，反抗的意志在后，乃果。他批评陈独秀说，“他就不知道拿着刀可以杀人”这个“普遍日常的真理”。“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20]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21]

　　这段在“文革“中流行的毛主席语录，出自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这篇讲话不仅四卷本《毛泽东选集》未收录，九十年代出版的八卷本《毛泽东文集》亦未收入，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上述引文，并在若干年时间里，以红字形式经常出现于报头端版。以“造反有理”四字总结马克思主义，大概是毛泽东的发明，只有汉语可以如此凝练，言简意赅。据说这个口号和“文革”的造反运动，对于点燃法国一九六八年的五月风暴有些关系。

　　毛泽东对斯诺说，“我是坏人是定了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不赞成我，包括蒋介石不赞成我。他不赞成我，我也不赞成他。这就要发生争论，有时要写文章，有时要动武。”[22]以文为种，以武为植，在与国民党长达二十馀年的论争中，毛泽东撰写了百万字的文章，批判对手的同时，组织和建立了队伍，改变了自身的力量，虽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笔杆子的重要性怎可轻估，在此两者的配合互动之下，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一九五七年之后的二十年里，无论枪杆子还是笔杆子，都变成了另外的意思。

　　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个个擅写文章，重视宣传，陈独秀是《新青年》的创办人和主编，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和核心人物，不仅著作等身，《独秀文存》风靡一时，影响深远。李大钊、瞿秋白两位中年就义的领袖，也都留下了过百万、或近百万字的著述。共产党的早期影响，多是靠写文章开会发宣言制造出来的。

　　相比之下，国民党更为重视军事，同盟会建立之初就依靠武装起义。辛亥革命推翻帝制，走的是与旧军阀合作的道路。孙中山革命四十年而未果，原因在没有自己的军队上。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后成为国民党总裁，多次下野却控制着党权，因为他始终握有兵权。正因如此，国民党对于宣传的重要性缺乏认识，也不重视开会。直至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共产国际和已经开过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共产党的协助下，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开幕。

　　一九二三年六月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曾明确批评国民党的观念，“集中全力于军事行动，忽视了对于民众的宣传。因此，中国国民党不但要失去政治上领袖的地位，而且一个国民革命党不得全国民众的同情，是永远不能单靠军事行动可以成功的。”[23]这话说得坦率，早期的共产党人，以无私无畏的气概，把自己的独得之秘与朋党分享，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人身体力行帮助国民党宣传，毛泽东本人做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代理部长，主编过《政治周报》。最早赏识毛泽东才干的人，据说是汪精卫。井冈山之前，毛泽东办报纸写文章组织新民学会，他有一个长处是别人所没有的，他没有以枪易笔，而是两者并举，这一点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蒋介石有很大的不同。

　　以赛亚·伯林擅讲两个故事，其中一个涉及海涅，他说“德国诗人海涅曾提醒法国人，不要轻视观念的影响力：教授在沉静的研究中所培育出来的哲学概念可能摧毁一个文明。他说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成了斩除德国自然神论的利刃，卢梭的著作在罗伯斯庇尔手中成了摧毁旧制度的血迹斑斑的武器；他预言费希特与谢林的浪漫信仰，在他们的狂热的德国追随者那里，总有一天会产生反对西方自由文化的可怕后果。”[24]

　　毛泽东一生饱读诗书，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很高的修养，对古典诗词的鉴赏力和审美趣味也非同一般，他擅著文章，能做诗词，后来推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政策，也是合乎其心意的。文人书生的牢骚，似乎兴不起多大的风浪，一九五五年初，刘少奇曾对周扬说，“对胡风小集团，可以开一些会，对他们采取帮助的态度。对胡风，不是打倒他。”[25]毛泽东不会看不出胡风并不是危险的敌人，但还是定性为“反革命集团”。一系列的批判活动，批武训传、清宫秘史，批胡适、俞平伯，逮捕胡风，抓右派，直至揪出周扬的文艺黑线，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过度使用，扼杀了意识形态的活力，从而损毁了意识形态本身。毛泽东后来的失策，看起来与他早年的英明一样必然。

　　国家的独立和富强，是近代百年来历史赋予中国的迫切任务，内忧外患，毛泽东当然异常清醒，富强是一个中性目标，基本与思想或意识形态无关，假若务实的话，应动员最大的社会力量尽早实现富国强民，而不是纠缠姓资还是姓社，那岂不是太教条了么？表面上看，毛泽东犯了他自己向来看不起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没有这样简单。

　　存在一个千年的重任，毛泽东觉得自己有机会尝试。

　　内圣外王是先秦的政治理想，从来没有实现过，最多止于内圣，因为圣者与王者无法结合，无法统一于一身。以张居正之才，将万历皇帝从小交与他，情形也好不到哪里去。世袭君权于中国的贤人政治，始终成为一对矛盾。宋儒以天下为己任，依照他们的道德主义思路，人性是需要改造的，修齐治平不仅是一种思想，且要成为制度，当然，这一制度后来被科举所异化。他们的基本信念是，若每人皆积极向善，社会的大同理想便实现了，这比国家富强更为有吸引力。宋儒的改造人性，停留在设想的层面上，没有获得过王权的支持。如能创设一种制度，促使人性不得不趋向于真善美，事情会怎样？

　　“文革”前的体制之中，有新的社会制度的萌芽或种子，但仍以旧制度、旧观念、旧风俗、旧思想的延续为主，这是历史的惯性或惰性，并不是谁的阴谋或者政治上的反对派。毛泽东的政治理念恰是在这些新事物上面。从公私合营到国有化，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好的制度一旦创设，人性的改造似乎水到渠成。这样一些社会基层组织建立之后，仍然不理想，这些机构的领导权，落在了拥有旧思想和旧观念之人的手中，于是掀起一场夺权运动，他欲使真正的社会主义新人取得机构的领导权，却成全了大量风派人物和一些道德上更为卑鄙无耻的人。

　　林彪之死，表明毛泽东政治实验的彻底失败。此后他不得不与一些旧思想、旧势力妥协。毛泽东的共产党同事们，多不知道毛泽东的政府，事实上是一个信奉未来主义的先锋派政府，冒进、浮夸、共产主义，这与白话文运动之初，胡适在写《尝试集》时所表现出来的倾向非常一致。几乎所有的革命者，在成功之后背叛了自己的革命理想，但毛泽东始终如一，始终忠于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矢志不移！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说，“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想推翻一个政府，先要制造舆论，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我们的意识形态是搞点革命的马克思的学说，列宁的学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结合得好，问题就解决得好些。结合得不好，就会失败受挫折。”[26]

　　一九四九年之前，结合得好，使共产党从弱小壮大起来，足与国民党的数百万军队抗衡，决战成为不可避免。一九五七年之后结合得不好，有那么多无辜的家庭和个人，背上暗藏的国民党特务的莫须有罪名，遭到无情的摧残与毁灭。

　　六、

　　一九六七年二月中旬，张春桥在上海群众大会上传达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最新指示，其中一条指示耐人寻味：

　　现在用很多的“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社会者，我们的社会；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这条语录是毛主席在一九二零年讲的，自己也记不住了，以后不要用了。[27]

　　本书感兴趣的是这种明显不同于白话的句式，为什么会在“文革”中广为流行。

　　前句是文言判断句“……者…也”的省略式，三句并列，结构相同，重复三遍，类似于古文中所言，一文三致意焉，却以排比出之，语气愈发强烈。后两句则纯然两个口语反问，斩钉截铁，毋容置疑，从语言到行动，革命小将舍我其谁的气度，在此两句中得到了表达。今天看来，以文言排比，口语对偶，放在一处，效果颇佳，类似的例子还有“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别了，司徒雷登》）。属于毛氏文句中的上品，红卫兵把它从故纸堆里拣出来，有极高的修辞眼光，这口号的迅速流行，也说明好的文句，不论何时何地都会不胫而走，文言并没有被消灭，也没有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借助文言句式，一样可以壮造反者之声威。口语和文言亦决非水火不容，似完全可以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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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一个时代的语言，既要看到它所表达的内容和意义指向，那是显的一面，也要看它使用语言的方式，不见得完全是意识中的行为，那是隐的一面。显和隐构成冲突，验明了时代矛盾的复杂性。毛泽东发动“文革”，犹如当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破旧立新乃其主旨，也同样不得不面对一种新旧交融难分彼此的复杂局面，所以只说“自己也记不住了，以后不要用了”，似乎没有理由反对或者取消那句四十七年前自己二十几岁时说的精彩的话。

　　今天的作家和学者，多犹如井水河水，泾渭分明。古代却未有不通学问而能作文者，亦未有不擅诗词的学问家。鲁迅毛泽东去古未远，兼通并得。毛泽东的旧学扎实，虽然论文凭，只算得中专之类。一九一六年毛泽东在给萧子升信中说，“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又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28]

　　与一九二五年《京报副刊》征求到的青年必读书目相比，二十三岁的毛泽东给自己开出的这份单子更为庞大。从一九一零年离开韶山，毛泽东先后就读于东山学校、湘乡驻省中学、湖南第一高中、第四师范和第一师范，一九一八年毕业后，应乃师杨昌济之召去北京，这期间颇读了些书，“从早到晚，读书不止”，“将全幅功夫，向大本大源探讨”。国文教员袁仲谦曾劝他作文不要学梁启超，而要学韩愈。其学生时代的两文《商鞅徙木立信论》和《心之力》，分别被两位教员柳潜和杨昌济给了百分。这十年的阅读，以旧籍为主，乃其一生学问的基础，亦是作文的基础。

　　在一九一五年年给萧子升信中他说，“吾人立言，当以身心之修养，学问之研求为主，辅之政事时务，不贵文而贵质，彩必遗弃，惟取其神。易言之，每为一书，必有益处，言必载物。不然，与庸众人何异？”[29]

　　“适用”和“载物”，是青年毛泽东于文章的基本看法，也是他自己写文章的目的。这一思维贯穿其一生的写作活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30]

　　启蒙和宣传同为从西方引入的概念，又有不同。以哈贝马斯的意思，启蒙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他指的是欧洲。启蒙运动在十八世纪兴起，经十九世纪百年的传播和消化，收获的却是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相比之下，在中国，应该说启蒙至今还是一个未开始的方案。把五四运动定义为启蒙，与事实相差甚远。从一九二零年开始，意识形态的分歧已压倒了所谓启蒙运动内部的同一性，于德赛二先生的宣传，迅速被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所取代。二十年代之后以社会重建为指向的“公民运动”收效甚微，左右两派能够提出的，皆是政治全能主义的解决方案，在国共两党之外，并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而两党的不能相容，形同冰炭，中国社会悲剧的种子，那时起就已播下，如果两者实力悬殊，则小规模内战，三十年代的围剿是也；实力相当，则大规模内战，四十年代后期的决战是也。一将功成万骨枯，多少无辜的性命湮灭于此。

　　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北大举办新闻学研究会，《京报》社长邵飘萍主讲有关办报纸的业务知识。获得听讲半年证书者三十二人，毛泽东乃其中之一。他在这里学到了初步的对于大众传媒的认识和新闻写作的技能，以及也许是最重要的宣传的理念。回到长沙后，他创立了《湘江评论》。

　　宣传和启蒙的差别，在五四时期并不被区分，梳理观念的工作既非急务，亦非学者的习惯。适于使用的思想，才能引起大家的重视。在问题和主义的论战中，至少有一派的意见充分肯定了宣传主义的必要甚至首要，但要通过宣传主义推动革命，在中国并不容易。

　　张荫麟写于一九三四年的文章认为，“中国的现成的军力就大体而论，是只可以利诱、以威胁，而不能以主义吸引、支配的。”原因有三：“（一）他们习惯于做个人私属的生活。他们日日所受的是个人的意旨、恩威，而不是抽象的纪律和客观的命令。（二）他们久历内战，视残杀同国的人有如家常便饭，当他们被派去剿杀革命者的时候，绝不能以革命者的流血激起他们的同情。（三）这二十多年来他们不独做惯了压榨民众的工具，而且因为军饷本来的微薄，加上照例的克扣和时常的停发，他们生活的供给大部分就直接依赖他们压榨所得。”所以结论是：“中国现成的军力不能借以助成革命的发动。”[31]

　　传统中国有很深的教育或教化观念，但没有所谓“宣传”。曹丕虽称许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但在古代，文字的作用从来是间接的，且是长期的文化滋育。帝国的日常政治依靠诏令奏议维持，而改朝换代的基本工具是农民战争，依靠写文章推翻皇帝的事情是无法想象的。经过一番血腥之后，皇权文字以定国是诏的方式出现，才是权威的真正体现。接下来，便是科举制度的实行了。王朝虽然屡次更替，但科举一千三百年来没有大的变化。唐宋元明清可以看做一体，不妨称做中华第二帝国，其共同的基础，是专制王权和科举。这样的制度下，人们懂得什么是“制艺”，但不知什么是“宣传”。将观念的力量，通过某种神奇的手段，变为可以改造社会结构，颠覆社会秩序的物质力量，在中国文化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赵汀阳认为基督教在政治上有“四大发明”：“第一是发明了政治宣传工作。基督教以前没有，希腊时代有煽情，但还没有靠不断重复、到处传播的宣传。今天所有的政治宣传、广告，诸如此类，都起源于基督教的传教。第二是发明了心灵管制。忏悔和精神指导，相当于批评和自我批评，人们不断认错，不管有没有错，最后心灵就体制化了。第三是发明了群众。基督教之前只有众人，就是一群人，乌合之众，比如希腊广场上聚一堆人，聚众不等于群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就不是群众，群众必须心灵具有复制性和通用性，基督教信仰发明了通用身份和复制心灵，这才有了群众。第四个发明是绝对敌人。以前敌人是暂时利益之争形成的敌人，是可以谈判解决的，而基督教发明了不共戴天的敌人，仅仅因为异己性就成为敌人，原型是魔鬼和异教徒。”[32]这个说法有趣，中国以指南针、火药、造纸和印刷术从欧洲换回来一只潘多拉的盒子，二十世纪的中国，既得力于这洋人的“四大发明”，也深受其祸害。

　　一八四八年欧洲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与其说是启蒙文本，不如说是宣传文本。传播共产主义革命理论的同时，也传播着西方式的宣传概念，毛泽东的宣传观念，大概并非得自于基督教，而是《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33]与传统决裂，彻底地否定和批判中国文化，是五四运动的一个核心冲动。也许正是这一决裂的冲动，把大量的中国知识分子，变成了早期共产党人，或是共产党的同路人。

　　宣传式的写作，伴随了毛泽东漫长的一生，写作可以说是他最重要的战斗武器之一，在六十年的文字生涯中，毛泽东留下了数百万字的作品。毛泽东的文字，在中共建党和共和国成立的历史中所具有的地位和影响怎容小觑。无论是政治的组织，抑或后来战争的动员，新的国家政权的建立，尤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创立，讲其有赖于毛泽东的写作亦不为过分。就文字的用效而言，在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历史上，这亦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毛泽东说，“什么是宣传家？不但教员是宣传家，新闻记者是宣传家，文艺作者是宣传家，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也都是宣传家。比如军事指挥员，他们并不对外发宣言，但是他们要和士兵讲话，要和人民接洽，这不是宣传是什么？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只要他不是哑巴，他就总有几句话要讲的。所以我们的同志都非学习语言不可。”[34]

　　政治运动是立足于现实之上的社会活动，而不是观念的游戏。毛泽东从当年的学生宣传家，历经了若干失败之后，成长为农民革命家。摆在他面前的难题是，如何向农民做宣传，把《共产党宣言》读给农民听是不可以的，仅仅分土地给他们，远远不够，那等于助长其自私和散漫，把农民组织起来，训练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是十分困难的事情。

　　封建道统的观念虽然被否定了，但道统起作用的方式仍然有效，或说还须去利用，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只能新旧杂糅。观念上的新，与制约观念的习俗上的旧，哪一个力量更为强大呢？从个人的角度看，因人而异也应有所不同，但就群体而言，习俗的力量是强大的，以无意识的方式存在，越是如此，越难以变更。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和人性有透彻的了解，他善于利用习俗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甚至是移风易俗，甚至是改造人性，他是一位精明的唐吉诃德。

　　启蒙的失败和整风的成功，是两个显著的例子。周扬在一九七九年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讲话中，把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风，称作“一场新的启蒙运动”，应该说，是采取了民族形式的有中国特色的“启蒙运动”。不过这里的“启蒙”一词，大概已经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毛泽东能够成功地把启蒙变为整风，有效地控制一支农民武装力量，使他们为主义而战，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奇迹。

　　蔡和森在一九二一年致毛泽东信说，“我以为世界革命运动自俄国革命成功以来已经转了一个大方向，这方向就是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35]”“改造社会”是理解毛泽东一生的文字和实践的一个关键词，包括理解“文革“。怎样改造社会？从改造人做起。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为陕北公学成立与开学纪念所做的《题词》是：

　　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36]

　　从道德上改造人，造就一支革命的队伍，目标是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这和蔡和森说的看起来相反，实际上是一个先后顺序的问题。他说“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怎么获得政权，依靠一支有觉悟的革命的队伍，培养和造就大批的革命者，宋儒不是革命家，也未曾想过染指政权，但他们却欲经由教育改造人的道德，遣人以自修而成为君子，修齐治平的基本思路，千百年来深入人心，这个资源并不是不可以利用。王阳明“致良知”的心学，已经把修养的对象从读书人普及到下层民众，匹夫匹妇，这是现成的道路。

　　把农民变成革命队伍中的先进分子，有可能吗？一切皆有可能。如何教育，怎么改造？学校育人，须树师道尊严，一个组织一支革命党人的军队施行教育，单纯依靠知识权威不足以服人，组织和军队由权力所建构的秩序，自然可以权力的运作而加以改造。权力有办法规定人该怎么做，也同样有办法规定人如何想。对于人的教育，或说人所接受的教育，实质上不过是权力教育而已，与君权社会配套的，只能是奴化教育，胡风说的“精神奴役创伤”，大概指的是这个。

　　整风是毛泽东的一个了不起的发明，它起源于《古田会议决议》，时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福建上杭。“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37]

　　七

　　如果把晚清到民初的三代知识分子作一简要区分，辛亥革命（新学术运动）一代，新文化运动一代，新主义为另一代。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等第一代，他们的追求，王汎森认为，“基本上希望以学术为中国奠定富强的基础”，“第二代则除了前者之外，则想以文学、思想、学术为中国政治奠定一个非政治性的基础。第三代知识分子则想为中国政治寻求另一种解决——改造社会。”[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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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是第三代知识分子的典型思路，他们从开始就致力于对意识形态领导权或文化领导权的掌控，不仅意识明确，而且业绩亦大。与他们在军事领域中早期的系列挫折和失败相比，这种成功就更为突出。毛泽东说过，“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么？”[39]

　　“文化领导权”这一概念和理论，出自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葛兰西（一八九一—一九三七），他出狱不久就病逝了。其《狱中札记》直至一九八三年才译为中文出版。然而早在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政策，与葛兰西的文化革命理论，却多有暗合之处。葛兰西曾以“阵地战”来形容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夺，用这一眼光来观察从二十年代末持续十年的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左翼内部革命文学的论战，文艺大众化讨论和大众语论战，及关于新文字的讨论，直至四十年代初关于文艺民族形式的讨论，在争论的具体问题上，未必有多少了不起的建树，而根本的一点却是非常突出，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在全社会的普及，更为重要的是，共产党对于文化运动的领导权的逐步掌握。就连那些对政治不感兴趣的知识分子，也不能自外于这一思想的影响。以赛亚·伯林说，二十世纪深刻影响人类命运的事情，除了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以外，就是意识形态的暴风雨。

　　国民党失去了它的阵地，不战而屈于人之兵，或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中国从来没有成功地建立起来过，也没有人知道它们究竟是些什么主张。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那些受害者们，是真正冤屈的，他们至死也不知什么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毛泽东认为，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哲学是从西方输入的概念，马克思主义除了是社会革命的理论之外，还被认为是一种辨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文革”期间出版的《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一书，收录了毛泽东所写的《实践论》（一九三七）《矛盾论》（一九三七）《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40]《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九六三）。[41]

　　从哲学学科的意义上讲，毛泽东的上述著作，每篇皆非严格的哲学论文，但于哲学毛泽东有他自己独特的理解：“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

　　陈伯达说，“当群众的学生，集中群众斗争的经验及其意见，反转过来，又当群众的先生——这是毛泽东同志从来所应用的革命方法论。”这就是毛泽东所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42]

　　毛泽东重视实践的观念，来源于王阳明知行合一的主张。这也是王学几百年来影响学界的一个常识性结论，孙中山亦持此论。一九四三年毛泽东给刘少奇信的批语中说，“王阳明也有一些真理”。但加入了他强烈的民粹主义倾向[43]，他认为农民的体力劳动，天然地比知识分子的读书和修身实践更有价值，这一点是颇为奇特的：

　　如果只是读死书，那末，只要你识得三五千字，学会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本什么书，公家又给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摇头摆脑的读起来。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办的事情，这比大司父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笑声），杀它，它会叫（笑声），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笑声），随你怎样摆布都可以。世界上哪有这样容易办的事呀！所以我劝那些只有书本知识但还没有接触实际的人，或者实际经验尚少的人，应该明白自己的缺点，将自己的态度放谦虚一点。[44]

　　中国民间，历来有许多嘲弄读书人的故事和笑谈，这段演讲所引起的笑声，与那些民间故事引发的笑声一样，虽是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听众里边识字的人应为多数，演讲者也并非不读书，但他们却集体嘲笑读书，仿佛阅读是一件丢人的事情。这段文字在后来编辑《毛泽东选集》时被删去。被删的不止这些，还有比如“马克思一不会杀猪，二不会耕田”之类的说法。话虽删除了，但终身未曾不读书的毛泽东，对于读书人怀有的偏见却始终如一，对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无论新旧，他都没有好感，这些人后来一再被下放劳动，集体荒废学业数十年不等，这一政策与毛泽东的个人好恶实在关系密切。读书其实并不容易，传统文化的传承，仰赖一代又一代读书人的不懈努力，虽不必信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但读书种子，竟是可以断绝的，的确需要精心培育，杀猪和耕田这样的事，倒不必担心会失传。

　　八

　　据说存在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这一崇拜的起源在延安，“文革”达到了顶点，但细究起来，并不是个人崇拜，而是权力崇拜。通常认为，个人主义在中国文化中自古没有位置，这指的是个人生来便应具有的不可让渡的权利，从未得到过专制皇权的承认，也没有宪法可以保障，而实际上中国文化自古就有很强的个人意识。且不说杨朱的极端为己，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道家的全身避祸、明哲保身，儒家的修齐治平，无不以个人为进退之本，取予之资。

　　问题在于中国文化中缺乏平等的个人观念，或说缺乏普遍而抽象的个人权利意识，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上智下愚不移。有等级观念，便缺失平等的人权观念，但这并不是认识的问题，而是社会结构和社会体制铸就的，结构和体制不发生根本性变化，观念是变不了的。外来的观念，与社会结构和体制发生矛盾，被称为脱离实际，被改变的只能是观念，而不可能是社会。中国社会自古以来是金字塔形的结构，位居塔尖上的个人，不受法律约束，为所欲为，而底层的民众，出生之日起，便承受着不同的生存压力，以孟子的话来讲，“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因此普通民众个人最大的抱负，就是向上攀登，越往上，个人生存的空间越大，占有的资源越多，受到的限制越小，享有的权力越大。在长达千年的专制王权下，常规化的个人攀升梯级是科举，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是持续千年的中国梦。此外是暴力了。

　　所以在中国社会现实的铜墙铁壁中，不存在抽象的个人，而只有具体的个人，家庭出身、职业、级别、社会地位这些外在的属性，决定了一个个人拥有多大的生存空间，多少可支配的生存资源。新中国的建立，并没有真正改变社会这一金字塔形的基本结构，等级依然森严，编户齐民的户口制度，把农民捆绑在土地上，作为最底层，构成坚实稳定的金字塔的底座，市民则普遍地居于农民之上，“下放”是一个很实在的说法，就是把一个人从其所在的阶层向下调整，这意味着社会地位、生活质量的下降。在中国不存在流放，而只有下放，下放到底层去，不得不面临更为严峻的生存现实，那么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也就消失，以底层的环境教育和改造人，比任何理论或道理更为有效。所谓官本位、权力本位，由这样一种社会结构产生的，并且只要这种结构存在，它就不会被改变。个人崇拜是表象，权力崇拜乃其实质。毛泽东作为超凡领袖的魅力，不足以改变这些，“文革”中的造反活动，是经过利害衡量之后进行的理性选择，而不是盲目的狂热的非理性冲动，尤其是成年人的造反运动。毛泽东以最高权力的名义发布命令，重新调整过去的权力格局，那些渴望权力的人，在这一变动中寻找着，“文革”的夺权活动，不过是一种非常规的权力博弈，表面看“文革”混乱，混乱中却有某种清晰的指向。

　　毛泽东是真正的政治家，他要做大事，完成一个千年的梦想，他认为自己“曲高和寡”，不必跟谁商量，或者得到谁的许可。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这样描述：“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45]除非是没有这样一种制度供其去巩固和发展，否则他真的是对的。

　　毛泽东是反权势化的权势。由于长期的个人威望，“文革”开始之后多方面因素制造的权力崇拜，集于一人之身，造就了他本人最大的权势，这使他于官僚主义和权势阶层的打击变得游刃有馀，同时亦非常可疑。革命，曾经令人怦然心动的理想，到头来弄成了一场人事。国家的兴亡成败，维系于少数个人之间的权力较量，实为可悲。而男人似乎最害怕别人瞧不起自己，宁可使人畏惧，亦不能忍受轻蔑，在看得起与看不起的感觉和判断上，人们通常是准确的，不会有什么误解。“文革”的复杂性或许在于，是思想分歧，还是人际较量，透过意识形态话语的迷雾，似乎才能看到真实的政治斗争。若把它放在较长的历史时段中看，君权与相权在明清两朝的激烈对抗，仿佛述说着历史惯性的强大。新文化运动，新在哪里，难道真的白忙一场么？毛泽东于刘少奇的胜利，只不过是重复了千年的把戏——不受约束的君权再次战胜了相权的制衡企图。

　　马克思加秦始皇，看似相反，其实相成。中国似乎又回到了自身，排除了一切外来的影响，变成了历史的自我循环，帝国主义和外来侵略终于退去，历史依然围绕着一个自身特有的轴心旋转，这个轴心不论怎样修饰打扮，还是看得出其君权的实质。

　　新政权对于新文化的旧式需求，为它后来的内部冲突埋下了祸根。这再次说明标新容易立异甚难。政权天然地站在旧文化的一边。旧文化是既得利益者的文化，既然取得了政权，已是既得利益者。所谓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罢了，换个说法而已。文化大革命在打破社会等级区别的意义上是了不起的，他大概想起自己“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勇气，在各地的造反英雄当中，发现一个身影，一个天才，他想通过海选，找到一个政治上的继承人，但他失望了，在病榻上他说，国家若是交给王洪文，人民会饿肚子的。

　　假若我们不以成败论而论，毛泽东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英雄。“文革”的失败，不能简单说是他的过错，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化理想和乌托邦冲动，一个没有等级的社会真的不可能吗？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六年，是中国有史以来贫富差距最小的时代，也是权势阶层规模最小最收敛最低调的时代。他一人虽拥有帝王般的权势，但拒绝与朝臣分享，他限制了他们的大部分特权，始终拒绝做特权阶层和官僚主义的代理人，他试图通过有意制造天下大乱来达到天下大治的政治实验。至少他在世之时，人民有目共睹的是，官僚主义和特权阶层始终没有扬眉吐气过。

　　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依照官方的说法，这错误是思想认识上的判断失误，特别是对于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出现了偏差。似乎没有人能怀疑他的动机和道德上的清白。自古国人就有为尊者讳的美德，尽管其他美德丧失，避讳的美德却光大。

　　还是做过副统帅和接班人的林彪直言不讳，毛主席念念不忘的乃是“权”字。为了个人的“生前权力身后名”，不惜发动一场全国性的动乱。刘少奇的罪名是“叛徒、内奸、工贼”，又称“中国的赫鲁晓夫”，这后一个称谓说得再明白不过。为了避免苏共二十大上的揭发斯大林黑幕的报告出台，先把这一有可能出现的报告的真实起草人从肉体上加以消灭。封建帝王活着的时候，花费巨资营造其陵墓寝宫，毛泽东却苦心孤旨地预防身后名誉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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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说，“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应该首先想到党的整体利益，都要把党的利益摆在前面，把个人的问题、个人利益摆在服从的地位。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我们党员的思想和行动的最高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在每个党员的思想和行动中，都要使自己的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完全一致。在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不一致的时候，能够毫不踌躇、毫不勉强地服从党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为了党的、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与人类解放的事业，能够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党性’或‘党的观念’、‘组织观念’的一种表现。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表现，这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原则性的最高表现，这就是无产阶级意识纯洁的最高表现。”[46]

　　毛泽东是一大代表，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却未能约束自己，把个人的权力欲望和对于身后名的追求，凌驾于党的利益之上。君权犹如魔戒，带在谁手指上，将谁变成为“魔”，那些试图为“文革”辩护的努力，有多少是为尊者讳的陋习。

　　刘少奇的悲剧在多大程度是被动地遭受迫害，多大程度属于高尚的自我牺牲，由于资料的缺乏，无法准确地判断。在一个外国观察者看来，“有一点似乎是明显的：如果说击败一个无人领导的反对派活动都花了两年时间，造成了空前动乱，要是刘选择了积极领导这场据说是以他为首的反对活动（如像毛处在相似地位时曾威胁着要这样干那样），他可能已经把他的国家陷入公开的内战之中，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一九六六年夏天，这种选择曾经摆在他的面前。他拒绝了这种行动方针，面对大规模的公开咒骂，他把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这样做他实践了他自己在‘修养’一书中树立的理想，同时也使他那史诗般的政治上的毁灭，成为他的生涯中带有讽刺意味的顶峰。不管人们对他所主张的政策怎么看，刘少奇为受到攻击的持不同政见的人树立了正直和令人崇敬的典范，就像历史上海瑞的范例那样。”[47]

　　中国文化既然善于培养毫无约束的“君权”，与之配套的便少不了忠臣烈士无畏牺牲的美德。君君臣臣，也算凑齐了。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的上联，毛泽东是下联，始于秦而终于楚，历史的这一大回合，告一段落了。降临在国人头上的，将会是何种命运？

　　九

　　白话文运动之兴起，原本以追求语言文字的功用为旨归。毛泽东创造了二十世纪的语言政治，把语言文字的功用，发挥至如此地步，大概连胡适本人也始料未及。胡适说过，共产党里边，毛泽东的白话文是做得最好的。就文章事功而言，不可能有人超过他。

　　毛泽东的文章和著述，在一九四九年之后，逐步变成一种体制化的力量，研究这个过程，是颇为有趣的事情。一九五零年六月，郭沫若在文章中提到，当时的《人民日报》只能销售九万份，这是一个很小的数字。《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已在编纂还未出版。

　　我们来看几篇早期对于毛著阅读之后有所领悟的文章。那时期一切都在方生方死之间，新旧杂陈，甚至新旧难辨。

　　废名一九四九年写出《一个中国人民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后欢喜的话》（此文未发表，作者曾托董必武转呈最高当局。）废名此文，虽然用了许多旧语汇，但他实在相信一个全新的政权在中国终于出现了。其中第八节，标题是“从为人民到为君”，废名认为“秦以前是为人民，秦以后是为君，我分这么一个界限，确乎是不错的。”“历史本来是如此，即是秦以前的君也是为人民的，秦以后的君则是做皇帝。”[48]废名相信新中国真的到来了，秦始皇开创的万世基业，已经亡了。

　　冯友兰一九五一年写就《〈实践论〉——马列主义底发展与中国传统哲学问题底解决》收入新建设杂志社出版的《学习〈实践论〉》第一辑，冯友兰以专业哲学史学者的功夫，从王阳明讲到王夫之，经过一番论证和梳理，得出的结论是，“《实践论》这样就把中国哲学提高了一步。它是以马列主义的内容，表现于中国的民族形式，这种表现是马列主义的发展，同时也是中国哲学的提高。”[49]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前后写过三次，第二次未完成，变化相当大，他曾以两句诗为自己这种风派行为辩解，“若惊道术多变迁，请向兴亡事里寻”。话说的比较含蓄，实际上这样的学术八股，可以不作的，从文章落笔第一字起，还未立论，结论就已先有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这个最大的实践已经取得政权，还需要从学术上去论证么？成王败寇，侯门仁义，史不绝书，哪里还是学术研究，显然是中国新哲学研究会的颂圣实践。

　　程千帆一九五一年写就两文，也具有类似的作用。《〈实践论〉对于文艺科学几个基本问题的启示》、《〈实践论〉是理论文崇高的规范》，后者有一个副标题——“为迎接《毛泽东选集》出版而作”。他说，“深刻的思想性，高度的概括力，和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精粹的语言，乃是构成一篇优秀的理论文的最基本的条件。而这些条件，则是要在不断的实践中才能创造才能具备的。因此，《实践论》以及毛主席的全部著作之所以伟大，是和毛主席一生的革命工作分不开的。这样才使得这些著作不仅在思想史上永远是崇高的规范，在文学史上也同样永远是崇高的规范。”[50]三位教授皆为饱学之士，决非曲学阿世的小人，对于毛泽东的文章，可以看出来是真心佩服。不同寻常的倒是，毛泽东所获得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一地位非常奇特，不是皇帝，但却比皇帝的权威还厉害。他甚至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就得到了这一种信任。

　　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回顾了他与毛泽东交往的经过。

　　我同毛主席的第一次直接接触是在一九四九年十月。当时有许多人向毛主席写信表态；我也写了一封，大意说：我在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我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于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


　　过了几天，有一个解放军骑着摩托车来到我家送来了一封信，信封上的下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毛。我知道，这是毛主席派专人给我送回信来了。信的原文是：


　　“友兰先生：


　　十月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此覆。


　　毛泽东


　　十月十三日。”


　　我不料毛主席的回信来得如此之快，并且信还是他亲笔写的，当时颇有意外之感。


　　信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我不懂。而且心中有一点反感，我当时想，什么是老实态度，我有什么不老实。


　　经过了三十多年的锻炼，我现在才开始懂得这句话了。我说我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五年之内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这话真是肤浅之至，幼稚之极。学习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谈何容易，至于要应用它到哲学史的研究工作中，那就更困难了。要想真正应用它到实际工作去，那就非把它化为自己的思想的一部分不可。

　　可是那个时候，就说出那样的话，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大话、空话、假话。夸夸其谈，没有实际的内容，这就不是老实态度。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我从解放以来，能够一贯采取老实态度，那就应该实事求是，不应该哗众取宠。写文章只能写我实际见到的，说话只能说我所想到的。改造或进步，有一点是一点，没有就是没有。如果这样，那就是采取老实态度。就可能不会犯在批林批孔时期所犯的那种错误。[51]

　　冯友兰晚年能够坦诚地把这件事写下来，其道德勇气值得敬佩。不过他事后的看法却依然书生之见。他没有看到，在他自己的“不老实”里藏着真正的“老实”，他以不老实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老实，已经得到了认可，这是后来还能继续再犯错误的前提。冯氏哲学，根底在宋学程朱那一脉，他说自己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其精神气质确实是延续下来了。宋学虽重在讲道统，保留了君权的至尊地位，冯友兰的《新理学》得到过国民党重庆政府颁发的最高奖励及万元的奖金，如今像前朝旧臣一般表达对于新政府的效忠，尽管话说得不老实，态度是老实的，这是知识分子的底色。他的假马列真宋学，毛泽东眼明心亮，但宋学未必就不能帮上共产党的忙，这或许是冯友兰未必悟到的。胡风是真马列，简直化为身上的一部分了，而且从气质上得了鲁迅的真传，说“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怕也当得起，他的三十万言书，讲的是老实话，结果怎样，二十五年的铁窗生涯，株连了多少无辜者。冯氏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能站住脚的，是骨子里的宋学基本信念，要是下决心照着讲，成绩或可更大一些，粘上去的那些马克思主义新名词，并不值得他后来费力去剪裁。

　　十

　　毛泽东说话口音重，成年之后，虽然生活过许多地方，但湖南方言一生未改。与外宾交谈时不得不配备两名翻译，其中一名负责把湖南话翻为普通话，或是一名懂得湖南方言的外语人才。写起文章来，无论白话还是文言，都得心应手。把生动鲜活的口语引入书面表达，毛泽东取得的成就几无人比。他的语言，无论叙事、议论，还是说明，均有强烈的口语色彩。

　　“我曾经说过，人长了个头，头上有块皮。因此，歪风来了，就要硬着头皮顶住。”[52]这样的近乎荒诞口语，不是一般的人能说出来。

　　事功的汉语写作传统，在毛泽东的文章中不仅得到继承，亦且发扬光大。笼罩着白话文运动始终的，是这一事功的氛围，当代汉语早已不知纯粹的美文为何物。

　　周作人的文章也强调事功，晚年把道义之事功化，人性之自然化作为两项最主要的主张和目标提出来。他认为道义之事功化，必须以自然人性论为前提，但在毛泽东那里，恰好缺乏这样的前提。

　　毛泽东是道德人性论的有力主张者，他于人性的设想，是一种理想化的形态，他看重人道德高尚的一面，这一点与宋儒没有什么不同，阳明说满大街皆是圣人，毛诗有云“六亿神州尽舜尧”，毛泽东有办法做成事情，所以他相信自己有办法改造人性。

　　毛泽东认为一辈子做了两件事，一是新中国的建立。从战乱中统一中国，毛泽东是五四运动个人主义思潮的杰出人物，但他终生不是自然人性论者。自然人性论的观念，在新文化运动中没有得到传播，而宋儒的道德人性论，却成为许多自以为与儒家学术毫不相干的人的基本信念。毛泽东于孔子和儒家思想，始终没有好感，晚年还拿法家的理论和主张批判儒学，但道德人性论却是他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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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事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对于“文革”的复杂性和忧虑本书始终实无以释怀，似乎只有把“文革”当作道德人性论在社会改造运动中的超常性实践来看待才能够去理解。毛泽东并不相信后世儒家修齐治平那一套主张和逻辑顺序，也不认为把知识分子养在书斋里完善自己的修养，就能有益于社会，他宁愿相信下放到偏僻的农村去参加劳动，使他们丢掉不切实际的想法，与民众结合，是知识分子应走的道路。他的唯物主义信念告诉他，想改变一个人的思想，最好的办法是改变他的个人生存状况，哪怕是强迫他们到群众中去，劳动的磨练和现实生活的考验，对于小资产阶级的清高和傲气，应是一剂良药，这样培养的知识分子，按理说应该有大的出息。

　　他企图另辟蹊径，以革命的手段和方式——暴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改造人的主观世界，他幻想建立所谓社会主义的革命的新文化，来取代旧式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

　　道德的移植何其难矣，旧的道德已被打碎，新的道德无从建立，“文革”后的中国面临的道德困境，即是如此。政治和意识形态并不能取代道德，强行取代的结果，是传统道德被彻底打碎，意识形态失效之后，是普遍的政治冷漠和道德上的麻木不仁，恢复起来有多么艰难！

　　“文革”中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有一个未经反思的前提，即相信通过语言或运用语言能够澄清一切，明辨是非，区分真理和谬误。其时流行着一句话：道理越辩越明，这说的只是表面现象。因为大道理管着小道理，最大的道理，管着一切道理，而那个最终的道理，却既不是毛选的思想方法、文本或某种抽象的理念或者理想，亦不是在阅读毛选中产生的不同理解，而是活着的毛泽东本人。权力之间的辩论，通常是战争。文斗延伸，必然武斗，“文革”虽然宣布结束了，但此种暴力语法，并没有绝迹。

　　“整风—反右—文革”三部曲，贯穿其间，是以权力改造人的思想，唯意志主义和法家的信念，而且惟我独尊，毛泽东深信，制度于人性的塑造是厉害的，儒家单纯依靠教育，空想的成分居多，从早年的墨家信徒，晚年成为法家的信奉者，起根本作用的是手指上那枚魔戒。

　　毛泽东下笔论述他的问题，常常无与伦比，但他似乎更相信权力的力量。古人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但中国的这把刀，似乎对豪杰有冤仇，至今我们仍生活在这一贯性之中，时时感到的不是奋进向上的鼓励与美好，而是促使堕落的各种世故的斑斑劣迹，放弃或一再地委屈真精神和真信念。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五四运动打倒了道统，皇帝倒了，孔圣没了，但并不见得只剩下无法无天这一条路。无法无天的范例虽被实施，却难以成就自我的法与天。

　　革命的权利来自哪里？特别是“文革”意义上的所谓革命？“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强调以国粹激动爱国热肠，在文化上即使要批判传统，第一步需要先了解传统。整理国故的道理端在于此。

　　现代新白话新文艺的品格当中，有某种无法无天的气质，某种破坏性，暴力倾向，强权的品格，霸道的逻辑，雄辩的文风，极富战斗性和攻击力，效果强烈，语言的线性目标明确，缺少蕴藉含蓄体贴同情，缺少审美上的足够价值，语言和行动之间的关系太紧密了，功利性强，读之立不安卧不宁。标语口号古文里没有，它最能体现新白话的品格，清楚明白，简短适用，同时又有强的针对性。如果离开那个具体的语境，事情就显得十分荒谬。若欲发明出实用于全民，超越具体环境，长远有效的理论话语和概念范式，须先越过白话的语境去思考和寻找。如果宪法的条款有重写的可能，先要脱离这个意识形态的语境，至少不宜如党章似的。标语口号是需要不断更换的，因为任务和形势在变化，但是制造标语口号的方式始终不变，因为语言和现实之间的捆绑式关系不变。

　　《毛泽东选集》经中共中央专门的委员会编辑加工和修订之后，出版定本，象征着不容动摇的话语秩序。毛泽东话语，既是实用主义的论述，又是政治全能主义的文本。红宝书里有一个意志，它的目的不是激发别的意志，普遍唤醒沉睡在每位读者身上的个人意志，而是催眠所有的意志，让你以书里那唯一的意志为意志，思想的权利让渡了，剩下了服从的权利和行动的权利，毛泽东思想的本质内涵，变成毛泽东一人替我们去思想，所以，与一九五四年颁布的宪法相比，毛选是真正的宪法。它不仅规定大家如何行动，尤其规定大家如何思想。

　　现代汉语的思考力尤其是反思能力有限与此相关，国人少有思考力，莫说一般行文，哲学社会科学论著，也少能对所论述的主题或对象有真正的反思。现代汉语的反思性似乎只限于翻译文本中，毛泽东的五篇哲学著作，同样缺乏这样的精神，以哲学家著称的艾思奇，也没在其文字中提供反思的维度。

　　蔡元培曾有以美育代宗教的设想，毛泽东后来实行的是以政治代宗教。以一种革命化的政治，取消了传统道德和习俗对于人际的规范作用，于家庭和人伦这些社会基本的组织，以政治的名义无情地毁坏。一旦全能主义的政治消失，留给人心的便是巨大的荒芜与无助。

　　《毛泽东选集》和推广毛选的文化大革命，对于旧风俗、旧习惯和传统习俗的清除，产生了极大的作用，说破坏殆尽亦不为过。以政治代替道德和宗教维系社会运转，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体制，是它的目标。在削弱社会的传统道德和民间宗教影响力上，毛泽东用力甚勤。社会的重建，一句空话而已，全能主义政治退场之后，被压抑的道德势力和宗教势力自行回到了现实之中，首先回来的，或许与曾经提倡的内容正相反。美好的情感，需要精心培育，丑恶的事物，却能四处孳生。

　　郭沫若《十批判书》中于法家的论断，毛泽东很不赞成。

　　法家思想的核心是三个字：法（普遍主义的赏罚规定）、术（通过分权制衡驾驭群臣的权术）、势（严刑峻法形成的高压）。商鞅有“不贵义而贵法”之说，韩非子亦有“息义学而明法度”的话。在韩非子的学说中，术是居于中心地位的，一部《韩非子》，谈的主要是术。“术者藏之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难三》）“国者君之车也，势者君之马也，无术以御之，身虽劳犹不免乱，有术以御之，身处佚乐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外储说右下》）

　　《韩非子》认为，“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人生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外储说左下》）造成一种人为之势，使臣民不得不顺从其意志去行动，不得不在其权威下屈服。晚年的毛泽东，在权力斗争中保持不败，直至去世，在人民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威望，这威望却是由“法、术、势”的配合营造出来的。

　　“这种人设之势要比自然之势复杂得多也重要得多。它不是每个君主所必具的，不能光靠自己所处的地位来施赏行罚就算完事，而必须老谋深算，谙练权诈，只有这样，君主才能为自己创造出这样一个并非现成的势来。”[53]

　　一个理想主义的信奉者，变得多疑，冷酷，悲观厌世，他在品味人生的苦酒。早年的理想色彩，已经荡然无存。问题是这样的影响，已被扩散至汉语白话当中，莫要小看那些小册子。

　　心理医生朱建军说，“法家精神如同强心针或者兴奋剂，它的确可以给你暂时的好表现，但是，它必定会损耗你的元气。”新文化运动，以批评儒家始，提倡法家终，可说正好走完一个轮回。“法家的核心精神，重实效而轻道德，把成功当作唯一的目标，可以说是不惜一切去追求成功。在手段上，靠的无非是奖励和惩罚这两种基本方法。不仅如此，法家在影响成功与否的因素上，所重视的法、术、势三者，也就是奖惩之法、欺诈之术、以及地位权势。法家对天道和仁爱都不尊重，也不信任，认为人可以战胜天道，仁爱则虚幻不可信。”[54]法家这一思想和信念，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带来的人性上的灾难性后果，是可以感知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北岛语），不过是这一道德困境的极端写照。假如在一个社会里选择高尚无异于自杀，为了活命不得不卑鄙屈从，还有什么道德理想可言？历史以这般残忍的方式考验国人的道德勇气，明末甲申之后，在留头与留发之际，男人进行过一次艰难的选择，失去了多少头颅，江阴女子城墙题诗云，“雪胔白骨满疆场，万死孤忠未肯降。寄语行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55]

　　周作人以为，“中国政教，自昔皆以愚民为事，以刑戮慑俊士，以利禄招黠民，益以儒者邪说，助张其虐。二千年来，经此洮汰，庸愚者生，佞捷者荣，神明之胄，几无孑遗。种业如斯，其何能减，历世忧患，有由来矣。”[56]

　　中国社会的常态是儒道互补，变态时则墨法互补。受佛教出世思想的影响，道德理想普遍悬系过高，对于普通人的道德标准过于严酷。

　　秦晖说，“事实上在帝制中国的两千多年中，虽然也有短时期儒家吏治观比较落实的情形，如东汉后期至南朝这一段，但从秦至清的整体看，中国吏治的传统主流是‘儒表法里’，即说的是儒家政治，行的是法家政治；讲的是性善论，行的是性恶论；说的是四维八德，玩的是‘法、术、势’；纸上的伦理中心主义，行为上的权力中心主义。”[57]

　　王夫之有言，“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人们以申韩之术待下，以老庄之道待上，以申韩之权求治，以老庄之滑处乱。在上者指鹿为马，在下者不得不“难得糊涂”。

　　毛泽东把儒表换为洋表，儒表知者众，不能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蒋介石也是王阳明的信徒，嗜读《曾文正公全集》，熟悉韩非子的法术势，做大事情的志向也终身如一。在军政之间、左右两种势力之间、新旧观念之间，擅长折中平衡，逢源左右，但与毛泽东比起来，他既不够旧，同时亦不够新。蒋介石虽长毛泽东六岁，但旧式文人的能事掌握得不很地道，作诗填词，未有佳篇供一时之诵，他古文写得甚好，《哭母文》《先妣王太夫人事略》及《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孙中山为之序），俱可称道，但究竟没有雄文四卷那样的文字功力。书法，有刚劲有力的正楷，与毛泽东挥洒自如的狂草或可一比。在读书上，毛泽东的涉猎之广，许多治国史的学者也无法相比。蒋介石一九二三年以“孙逸仙博士代表团”成员身份赴苏俄考察，见过托洛斯基和加里宁，后来使其长子蒋经国留学苏联，但他只愿意学习红军组织和管理军队的经验，而不接受列宁主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连他时常流露的独裁意识，和毛泽东掩饰不住的帝王霸气比起来也略逊一筹。传统文化对毛泽东而言，始于墨而终于法，不是门面上的装点，早期执着于理想，晚年沉迷于权力，赞扬秦始皇之时亦不掩饰。

　　毛泽东出身于新文化运动左翼，置身于北大的新潮中濡染（蒋介石曾在一九零二年参加奉化的“童子试”未中），组织过新民学会，曾积极助人留学（蒋介石毕业于日本振武学校第十一期，学的是炮兵，曾在日军中见习，但未入日本的士官学校。），创办过杂志报刊（蒋介石亦创办《军声》杂志并撰写文章），使用舆论工具与湖南旧军阀斗争，他的第一次婚姻是自由恋爱的结果（蒋介石十四岁时在母亲的安排下与比他大五岁的毛福美结婚），擅长写各种文体的文章，能与社会上三教九流的人打交道，既是中共一大代表，又是国民党一大候补中央执行委员，长期身处逆境而矢志不渝，七十多岁还横渡长江，对西方输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排斥，不盲从，以自己独特的理解和体会，创造性地灵活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实际之中。

　　不过，毛泽东的新和他的旧，始终难以统一起来，王学主张的知行合一，在毛泽东看来可能是太天真了。一旦有这样的主张，就把自己的知和行，交与天下人去评判，也就失去了行不顾言、言不顾行的自由，毛泽东的两套标准，两种说法，出入自由而随心所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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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社会最大的危险，在于社会内部的分裂，自古以来，上层对下层的长期压制而导致的反叛，经常被用以为改朝换代的工具，阶级斗争的学说，恰逢中国的乱世，自然成为农民革命的理论依据。三民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关键在于谁来实行。所以国共之争，与其说是主义之争，不如说是权力之争。而权力之争是无法妥协的，只能见之于刀兵。事情弄到这地步，当然不是语言的过错，但语言文字的使用者——也就是人民，却必须承受这样的后果。

　　后毛泽东时代的语言政治的核心，无疑是构建一种全民认同的意识形态，它需要有足够的活力和吸引力，以起到真正凝聚人心的作用，社会的长治久安，未来中国的发展端赖于此。它必须能够弥合不同社会阶层的界限，超越于左右冲突、保守与激进的对立，整合民间社会的各种潜在的能量聚集，使它们有一个正当的出路，得到及时的宣泄。

　　本文的大体设想是，它须以自然人性论为基础，将法律的运行建筑其上，用日益健全的法律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在法律框架内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同时真正把握文化领导权，在哲学思想上鼓励创新，在艺术上真正解决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给艺术家和学者以充分的探索、实验的自由，在民族文化复兴的旗帜下，摆脱一切不必要的束缚和陈腐的意识形态教条，让自然人性论的根扎在传统思想文化的土壤上，加以培育和浇灌，相信定能绽放新枝。

　　据说美国人征服世界依靠——美军、美元和美国的价值观，面对如此咄咄逼人的攻势，仅仅应之以解放军和人民币是不够的，中国式价值观的建设，既是文化多元的时代需求，也是软实力建设的根本所在。毛泽东在寇急祸深的年代，出入新旧中西之间，创生出一种极其有效的语言政治，建立了新中国。我们今天应该做的，不是守着他的教条不放，而是像他那样去把握时代的脉搏，勇敢地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作出我们自己在精神和文化上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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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参见路丁《轰动全国的“伪造毛主席诗词”冤案》，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2] 毛泽东《关于诗的一封信》，《诗刊》1957年第1期。

　　[3]《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2页。

　　[4]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57页。

　　[5]《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2页。

　　[6] 载重庆《新民报》，1945年11月14日。

　　[7] 王力《诗词格律》，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2页。

　　[8] 兰草选编《历代祭黄帝陵诗词选》，陕西旅游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9] 汪曾祺《“揉面”——谈语言》，《汪曾祺文集·文论卷》，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10] 毛泽东《给胡乔木同志的信》，《毛泽东诗词选》附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4页。

　　[11] 转引自《鲁迅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47页。

　　[12] 转引自徐贲《人文科学的批判哲学——福柯和他的话语理论》，甘阳主编《八十年代文化意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11页。

　　[13] 同上。

　　[1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内部发行）第一册出版说明，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15]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1页。

　　[16] 参见孙国林《〈讲话〉的版本》，王志武主编《延安文艺精华鉴赏》，陕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17] 参见迪克·威尔逊《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97页。

　　[18]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页。

　　[19]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0页。

　　[20] 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029页。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50页。年谱的引文至“这是一个大功劳”止，后边的话出自“文革”时期编印的毛选未刊集，没有经过核实。

　　[22] 迪克·威尔逊《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07页。

　　[23] 胡华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商务印书馆1951年版，第86页。

　　[24] 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87页。

　　[25]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内部印刷），1969年10月1日，第228页。

　　[26]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未正式出版），“文革”时期《资料选编》，第276页。

　　[27]《资料选编》，第337页。文章标题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最新指示》，该书没有编者和出版单位。

　　[28] 转引自高菊村、陈峰、唐振南、田余粮《青年毛泽东》，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33页。

　　[29] 同上，第30页。

　　[30] 同上，第31页。

　　[31] 张荫麟《素痴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

　　[32] 赵汀阳《说自己和说别人》，《读书》2010年第7期。

　　[33]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2页。

　　[34]《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795页。

　　[35] 蔡和森《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毛泽东同志的两封信》，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一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35页。

　　[36] 原载《动员》第10期，1937年10月23日，转引自《资料选编》，第73页。

　　[37]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095页。

　　[38] 王汎森《“主义”与“学问”》，许纪霖主编《启蒙的遗产与反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54页。

　　[39]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合订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63页。

　　[40] 此三篇文章，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编《毛泽东哲学著作学习文件汇编》，其上中下三册各对应其中一文。

　　[41] 这篇短文是《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一部分，后单独成文。

　　[42]《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页。

　　[43] 顾昕认为，“民粹主义不仅滋养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而且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一个强大的民粹主义冲动始终存在着，并且构成了强大的毛泽东思想的主旋律。我们不难发现，在五四时期搏动的唯意志论、道德理想主义、劳动主义、反智主义、反资本主义、反城市思想以及知识分子与民众打成一片的观念，在40年后再次勃兴，构成了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基调。”参见顾昕《民粹主义与五四激进思潮》，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47-348页。

　　[44] 毛泽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整风文献》（订正本），解放社编，1950年4月中南第2版，第13页。该文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更名为《整顿党的作风》。

　　[45]《学习十六条手册》，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页。

　　[46]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7-38页。

　　[47] 洛厄尔·迪特默《刘少奇》，萧耀先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05页。

　　[48] 王风编《废名集》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82页。

　　[49]《学习〈实践论〉》第一辑，新建设杂志社1951年版，第74页。

　　[50] 程千帆《文学批评的任务》，中南人民文学艺术出版社1953年版，第25页。

　　[51]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56-158页。

　　[52]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93页。

　　[53] 王元化《韩非论稿》，傅杰选编《韩非子二十讲》，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173页。

　　[54] 朱建军《中国的人心与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理学分析》，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55] 江阴女子《题城墙》，《清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6页。

　　[56] 钟叔河编《周作人文选》卷一，广州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

　　[57] 秦晖《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哈佛燕京学社编《儒家传统与启蒙心态》，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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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与修辞学


作者：启之
2013-11-29

来源：南方周末


林彪的女儿林豆豆有一篇文章《爸爸教我怎样学会写文章》，此文一度风行长城内外，大江南北。1968年的夏天，我从一份油印的传单上看到它，一口气读了好几遍，他用“电光石火”来比喻灵感，还用了一个“稍纵即逝”的形容词，让我至今不忘。
林豆豆这篇文章，在网上招之即来。如果你把此文仔细读上三遍，相信你会对林彪的文章之道留下深刻印象。下面是此文的要点——
一、林彪反对党八股，反对空洞无物：“不要写那些又臭又长，干干巴巴的文章，这种文章像机器造出来的一样，只有零度的感情，就会使人感到没有兴趣。……长而空不好，短而空也不好。”
二、林彪主张有自己的风格。他认为，革命文学的风格“应当是充满革命激情的，非常正常化的，调子很高昂的”。
三、林彪认为，文章是宣传教育的工具。他说，文章是为人民为政治为工农兵服务的，是为了“教育人、改造人的”。
四、林彪重视灵感，并从写作中得到乐趣：“新鲜的比喻，思想的闪光，即所谓灵感，要抓住不放，要‘丝丝不断’，也就是使自己的思想像密集的雨丝一样，一滴一滴连成线。深入了生活，思想的火花会不断地迸发出来，成为‘思想零件’。而好的思想，往往如同电光石火稍纵即逝。因此，必须抓住不放，使这些‘零件’逐渐装配起来，综合成为一个完整的东西，并使之逐步完善。写作也和其他工作一样，只要做有心人，就会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得到最大的愉快。”
五、林彪非常看重词汇的作用。他告诉女儿，“要留心学习各种各样的词汇……主要是好的词汇，才能使文章生动简练，有立体感，增强艺术性，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一篇文章没有一句好的语言，就等于一碗白开水。”他以苏州刺绣为例，启发女儿：“为什么（苏绣）那么漂亮呢？就是因为丝线的品种很多，听说有4800多种，光红色的就有几十样。颜色的花样很多，所以绣出来的东西好看，逼真。写文章也是一样，词汇好比丝线，掌握词汇越多，就能运用自如，变化无穷，随手拈来就能选出那些浓淡相宜的颜色，‘织成’最美好的作品。”同时，他还提醒林豆豆：“用词也要慎重选择，用得自然，用得得体。”“不要那些没有生命力的，已经死去的陈词滥调，也不要故弄玄虚，堆砌词汇，在一篇文章里使用过多的词汇，会产生臃肿累赘，以词害义的毛病。”
显而易见，林彪的文章观脱胎于“讲话”，但是，他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思想零件”是他的发明，高度重视词汇和修辞是他的匠心独运。他教女儿写文章，其实来自于他自己对写作的心得体会。
林彪的秘书有一个重要任务：给林彪“拉条子”——写简要的讲话提纲。拉完了“条子”，还要给林彪念。有一次，张云生给林彪念“条子”。“我只念了一部分，就被林彪拦住。”并得到了一顿剋：“都是些废话！”“这是在做官样文章，不是‘拉条子’。你写的那些，可以去掉百分之九十九，留下百分之一就够了。不要写那些连成片的话，不要抄报纸上的那些官样词句。真正有用的话，有几句就够了。”（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页46，春秋出版社，1988）
林彪很少用秘书的“条子”，他总是自己“拉条子”。“他守着一叠白纸，自己冥思苦想。想了一阵，就在一张白纸上写上几个别人弄不懂含义的大字，然后将这张白纸推到地毯上；他再接着想，想好了又在另一张纸上写几个字，同样推到地上；……地毯上到处是林彪散扔着的白纸。最后由林彪命令内勤将它们拾起，并由他自己重新排列一下顺序。这就是他的讲话‘条子’。”（同上）
林彪冥思苦想的过程，就是他捕捉脑海里的“电光石火”的过程。他在纸上写字，并把纸推到地毯上的过程，就是把“思想的火花”变成“思想零件”的过程。他将那些纸重新排列顺序，就是“亲自动手将这些‘零件’装配起来，综合成为一个完整的东西”。
这个完整的东西，就是我们看到的一篇篇顶峰级的吹捧谄媚之文。组成这些文章的“思想零件”，就是林彪高度重视的词汇，而他的装配过程，就是这些文章的修辞过程。
兹将林彪最爱的词汇，最擅长的修辞法，择要列如下。
在副词之中，林彪最爱“最”。他对“最”的运用最大胆，也最有创造性。
1960年，《红旗》发表他的长篇文章《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其中就有四个“最”——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用最坚定、最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最巧妙、最灵活的斗争艺术，指挥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曲折复杂的环境中，取得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
六年以后，他将“最”的使用推向了新的高度：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准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1966年1月24日，林彪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做出重要指示：林彪日记，页911）
毛主席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是最伟大的天才，有最高的革命责任感，最现实的革命精神。毛泽东思想经过长期革命斗争性的考验，是无产阶级最高的理论，是世界上无产阶级最高水准的著作，是我们有史以来最高水准的著作。（《1966年8月8日晚，林彪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的谈话》，见林彪日记，页935）
他教育女儿：“用词也要慎重选择，用得自然，用得得体。”显然“最”是林彪慎重选择的结果。在他看来，他对这个词的运用，自然而得体。
这一自然而得体的“最”，在两年后得到了进一步升华，1968年10月20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以文化大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一语，将“最”的用法放到了史无前例且登峰造极的位置上，从而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在形容词之中，新、一定、真正、一切、必须、全面、永远等是他的最爱。
新局面/新形势/新的水平/新的阶段……
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一定要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一定要比过去举得更高/一定要进一步抓紧……
军队一定要真正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真正掌握起来/……
冲破一切阻力/正在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
林彪在修辞学方面，还有一个重大贡献——他创造了不少“闪光的语言”，“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工夫。”“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对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林彪教育女儿：“不要那些没有生命力的，已经死去的陈词滥调，也不要故弄玄虚，堆砌词汇。”“一篇文章没有一句好的语言，就等于一碗白开水。”
显而易见，这些闪光之语，在林彪看来，是有生命力的，是好的语言。它们也确实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但人民大众牢记不忘，连毛泽东本人也铭心刻骨，“什么一句顶一万句，连半句也不顶。”毛的牢骚从另一方面，说明这句话之深入人心。林彪的这些惊人之语很快成了大众传媒的宠儿，在他还没有出事之前，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迅速地成为那个时代的惯用语。
林彪的另一大贡献，是将修辞法中的“引用”格推向了全国各地。他要求解放军报登载毛主席语录，他要求全军上下大学毛语录，他为毛语录撰写再版前言，他在讲话中文章里大力鼓吹对语录要句句熟读、句句照办。在他的推动下，引用语录迅速成为现代汉语的一大景观，以至到了不引用语录，就不能讲话，不会作文的地步。
林彪反对八股，反对空洞无物。当引用语录成了作文的规矩之后，无论什么文章都变成了八股，除了空洞无物之外，别无他物。
语言风格是文风的重要标志，林彪通过对副词和形容词的独出心裁的使用，通过创造闪光的语言，通过对引用格的大力鼓吹，创造了一种文风，这种文风一方面“充满革命激情的，非常正常化的，调子很高昂的”。另一方面，是公式化的，空洞浮夸的，更重要的是阿谀谄媚的。
江青白日里，为革命样板戏奔忙；夜深时，以看好莱坞电影为消遣。两种对立的审美观——嘉宝的自然本色与样板戏的矫情造作在她身上和谐相处。同样的两面性出现在林彪身上，一方面，他反对文章的空洞无物，另一方面，他又是这种文风的制造者和推崇者。这种两面人，恐怕不止林、江二人；这种两面性格之形成，恐怕与政治文化环境有关。
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培养了一个政治上极左，思想上激进，行动上投机的社会集团，并且不断地召唤这一集团参与政治生活。江青、林彪是这一集团的上层代表，他们的下面是大批怀抱着乌托邦理想的“革命群众”。文化大革命将这一集团的上下两层结合成一个共同体，呼唤他们创造一种崭新的政治生活。像法国大革命一样，新的政治条件同样要求一种新的政治语言，这个共同体也需要一套词汇和修辞来表达他们的理念和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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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文革”文风

作者：谢泳
文章来源：共识网

最近偶然看到《收获》杂志社程永新、叶开二位批评《文学报》。程文认为，《文学报》有“‘文革’式的刻薄语言”；叶文认为，“这些文章大多为批评而批评，语言风格都是斧砍式，不按文理出牌。这些作者看起来要把批评对象当成‘地富反坏右’，批倒批臭踏上一脚。现在自然是做不到‘踏上一脚’了。”


　　我近年看当代作家小说不多，文学批评，也只是见到早年熟朋友的文章才读。程、叶二位的文章所指，主要是近年写文章批评当代作家的李建军，而他的文章，我倒是每见必读。李建军文章的观点，我不是都赞成，但说他的文章有“‘文革’式的刻薄语言”，这个判断，我断难认同。


　　文学批评现状，当今是表扬多而批评少。李建军文章不是不可以批评，但这种极少的、有勇气的文学批评，恰是我们当前最需要的。莫言、贾平凹、王安忆等作家，绝对不会因为李建军的批评就丧失了他们应有的文学史地位，诺贝尔文学奖该给谁还会给谁，并没有因为李建军的文章而放弃了莫言。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是不同的行当，文学批评有它的尊严和独立性。当代作家应当努力从李建军等人的文学批评中感受真正文学批评的力量，哪怕它是偏激的。我们硬要过分刺耳的批评，也不要一团和气的廉价表扬。


　　这些年来，有些人只要一看到尖锐的文字，常常会联想“文革”式文风，但下此判断需极为谨慎。


　　何谓“文革”文风？要害不在文字如何尖刻，关键在文章本身有无政治背景。有，文字再和缓，也是“文革”文风；无，文字再刻薄，也不能视为“文革”文风。今天判断文风，于此不可不察。


　　“文革”文风，今天可以视为一个专用名词。它包括抽象和具体两类。具体即指发生在“文革”期间有政治背景的文章，它一般具有四个特点：一、多发表在主流报刊；二、文章作者都是奉命而作；三、文章背后均有明显主流政治意图；四、不允许讨论。比如姚文元《评〈海瑞罢官〉》、《评陶铸的两本书》，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以及出于“写作组”之手的多数文章。抽象意谓“文革”文风并非只产生在“文革”时期，但通常具备上述四个特点。比如1954年批判俞平伯和《红楼梦研究》时，李希凡、蓝翎的第一篇文章，虽然文风有问题，但因为是自发的，没有政治背景，此类文章即不能认为是“文革”文风。但此文以后，凡有明显政治意图的奉命文章，文字再平缓，也可视为“文革”文风。如1955年批判胡风时主流报纸的按语，即典型的“文革”文风。1981年，二唐批判电影《苦恋》的文章，文字本身已相当和缓，但因为具备前述四个特征，所以也属“文革”文风。


　　文人作文，因学养、个性和风格不同，文风自然也就不同，我们提倡宽容、宽厚的文风，但文人各自性情不同，批评文章尖酸刻薄，也时常难免，不然何以称得上个性和风格呢？要说文风的犀利，何人超过鲁迅？要讲言语的刻薄，何人不甘拜其下风？但鲁迅的文章是个人的，是独立的，所以再尖刻，我们也不以为是“文革”文风。


　　《文学报》为上海一张普通报纸，李建军不过一介书生，“文革”文风这顶帽子，实在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