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100堂早教课不如带孩子去亲近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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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关于教育的各种焦虑中，有一种叫早教。
　　广义的早教概念，可以从怀孕开始，一直到上小学以前。狭义的早教概念，是0-3岁幼儿阶段的早期学习。
　　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在商业炒作的裹挟下，当下小学生的学业负担已经蔓延到了幼儿园，幼儿园小学化现象越来越严重。不但幼儿园，0-3岁的早教，甚至胎教，都变成了有目的的学习。年轻的父母们急着将自己一两岁甚至几个月的孩子送至各类早教班，以求尽早地开发孩子的各项能力。这种早教有无合理性？是否真的有效？会不会拔苗助长而伤害孩子？心理学家李子勋的新书《早教的秘密》，即是解答上述问题。
　　“现在我家里办了一个幼稚园，凡天气晴和的时候，我们就带幼稚生到外边去游玩。他们在旷野里跑来跑去，看见野花就采采，看见池塘就抛石子入水以取乐。这种郊游对于小孩的身体、知识、行为都有很好影响的。”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在他的《家庭教育》一书中，讲述了自己在民国年间开办幼稚园的实践经验。
　　“上100堂早教课不如带孩子去亲近大自然”，针对0-3岁的早教问题，李子勋在新书《早教的秘密》中，也提出了类似的“回归自然”的育儿方式。
　　婴儿通常在户外会睡得香甜，两三岁幼儿哭闹着要出去玩耍，有过育儿经验的父母，大多会有这样的经历。儿童对大自然的迷恋，究竟源于何处？李子勋认为，大自然蕴含着巨大的信息系统与智慧，这是生命灵性的来源。每一个孩子出生时，都携带着巨大的知与识系统。
　　李子勋称，孩子在未曾获得言语与理性思维以前，基本是依靠直觉行事的，要警惕和避免将3岁以下的孩子置身于过度的、轰炸般的社会信息或人文信息里，包括言语、人类音乐、城市环境、电子产物（电视）等，这些信息会湮灭孩子的自然感受力。如果父母能唤起孩子对大自然浓厚的兴趣，孩子的内心存积的信息与能量就会很饱满，孩子也会更有灵气，生命也更具活力。
　　“回归自然”，当然不仅仅是亲近大自然，还包括顺势而为、遵循生命成长规律等含义。这种育儿方式，取自于平衡、节制等形而上的道家思想，却又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的生物学、心理学等理论相结合来解释早期生命现象，李子勋的视野很广阔，思维够发散。他将自己天马行空的思维方式，归结于早年的教育经历。7岁之前，没有读过什么书，自由自在地嬉戏玩耍。上大学时的医学院，在一个山林里面，接受大自然灵性的滋养较多，接受学校理性思维教育的影响较少。
　　作为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一代，李子勋觉得，他这一辈人年少时很少经历学业竞争，而当下的年轻父母基本都是70后、80后，从小就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下一路走来，并将这种“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的焦虑，延续在了下一代的身上，造就了当下的早教风潮。
　　“我个人希望孩子在6岁前都不识一个字，最好的儿童读物是图片的流淌，没有语言的解释”，“最佳的母婴关系应该是母亲陪伴孩子到3岁，再重返社会工作”，李子勋的一些建议，在当下的中国几乎不太现实。儿童没有接受学前教育，就可能过不了上小学时的测试关卡。让妈妈在家休假两三年再去工作，有几个单位能够接受？不过，李子勋觉得事在人为，这个问题总得有人去说，有人去想。他在给中移动、中石化、中石油这些大机构和外企讲课时，都会向领导们呼吁改善养育孩子的女职工的待遇，率先实行让妈妈带薪休假近两年，不影响她的发展。
　　“如果一个国家的母亲们把工作、前途、金钱、娱乐看得比陪伴孩子重要，这个国家是没有前途的。”李子勋如是说。对于自己6岁的小女儿，他长期带在身边，打算10岁以后才送进小学。为了躲避雾霾，亲近大自然，他如今长期避居海南。
　　他可算是一个温和而理性的践行者。
　　■ 对话李子勋
　　孩子过早地成年化，是有风险的
　　新京报：许多家长认为，婴幼儿时期是神经系统发展最快、各种潜能开发最为关键的时刻，所以早教风潮就越来越盛行，你这本书就是为此提供一些缓冲的观念，那么对于三岁之前的孩子，你觉得现在家长早教的误区是什么？
　　李子勋：孩子在认知方面的能力，我们有一个惯常的想法就是，越早刺激他的理性思维，孩子越聪明。聪明的判断标准一个是认字，对语言的掌握，一个就是学校学习，人类文化学习的适应。我们从幼儿园中班开始，就训练孩子成人化，尽可能接近成年人的思维、成年人的想法、成年人的表达方法。孩子过早地成年化，我觉得是有风险的。
　　新京报：早教是一种中国特色？
　　李子勋：在全球来看，就是中国独一家。其他的国家，我们很少看到，日本没有，韩国也没有这样干，其实他们压力很大，但他们对小孩子从来没有那么强烈的要求。这就形成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叫中国式的教育。但中国式的教育是不是真的帮到了中国人，让中国人在科技、文化方面，真的出现了因为早教带来的优势？现在我们不好定论。因为早教风潮有十来年，这部分孩子还没有成为四五十岁科技的中坚力量。
　　但是在西方的一些研究中，我们几乎都是一边倒地否定这样的效果，甚至日本和韩国人也不同意过早地教育孩子。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有一个隐含的商业动机，因为现在中国一切都比较商业化，比如胎教曾经很风行，但是经过大量的科学证明和研究，一些专门研究胎儿发展的人反对胎教。
　　新京报：相比赢在起跑线的教育口号，你提出了让孩子赢在未来的口号，你觉得二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李子勋：我们的孩子不是生活在父母的时代，他们将生活在他们的时代，对吧？今天的压力竞争其实都是伴随着七十年代生人而产生的。他们整个一生就伴随着考试，考证，这种把学习变成消费的状态，其实就是这二十年催生的，包括压力。其实六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人，或者说1965年以前出生的人，他始终感觉不到太大的压力，因为他小时候处在了一种比较平淡的社会竞争的意识下，当时没有什么社会竞争，只要你不在部队搞阶级斗争。
　　但是，现在的孩子是不是还会延续父母那个时代呢？那就不一定。因为现在的孩子们出生后，并不像父母那样为了生存而奋斗，他们从小就活得很好。如果社会继续按照发展规律走，那么肯定到40年以后，中国也会是实行保障型的国家，那个时候竞争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是怎么活得好，找到自己喜欢的生活，或者成为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不管是事业、工作或生活，都是要自己去选择，并不随大流，不去听别人的。假设我们按照这样的一个社会发展规律去想，那么今天我们跟孩子灌输的东西，就是毫无意义的。
　　不能保障孩子理想成长，是社会失职
　　新京报：你将3岁之前的阶段分为了依恋关系建立雏形期、依恋建设黄金期、知觉高速发展期、自我意识发展期，针对这几个阶段，分别该怎样进行早教呢？
　　李子勋：在一岁前我们所有的教育，不是要教育他说话认字，而是发展他跟人的关系，尤其依恋关系，发展他跟自然存在的环境，我想这是一岁以前要的刺激。到了一岁以后，跟妈妈形成这种非常好的亲密关系，就重要了。到了两岁，孩子就可以和妈妈的依恋关系分开，去建立更多的亲密关系，比如跟爸爸、姥姥、奶奶，跟他同龄的孩子，等等。同时，一岁到两岁，又是他的很多知觉开始形成的时候，内部会自动生成结构和模式，所以要对他做一个大自然的刺激，让他更饱满。
　　新京报：你提出孩子和母亲要建立良好的亲密关系，这是孩子与外部建立良好关系的心理基础。这需要足够的相处时间，以及相处时投入的情感，两者缺一不可。但是中国的女性在生育前后受到的保障和照顾非常有限，甚至还容易受到企业的歧视。你觉得该如何面对和解决这些现实问题呢？
　　李子勋：当然一个是呼吁。如果每个家长都有这个意识，国家就会向这方面偏移。为了保障母亲的时间，不管在西方和东方都有这个共识。不要说西方了，就说韩国妈妈和日本妈妈，她们在孩子小的时候是不会离开孩子的，很少说把孩子扔下来，就去工作，这么做的唯一就是中国。中国为什么要这样干呢？我想跟建国以后我们追求男女平等有关。女士要出来工作，不工作就是耻辱。但实际上我们忽视了，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够尽量地保障一个孩子更理想地成长，是社会的失职。因为孩子是民族的未来，是国家的未来。极端地讲，有一个孩子生活在贫困和缺少爱的环境中，未来的社会都是不安宁的。
　　新京报：但是很多上班族妈妈在时间和精力的分配，在工作和照顾孩子之间，很难达到平衡，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社会问题。
　　李子勋：这当然是个社会问题，恰好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这本书我希望能够促进社会的进步，因为实际上国家是可以做到这点的，至少让妈妈带薪养育孩子。我觉得这一点社会其实可以承担。我在很多大机构，像中国移动或者是中石化、中石油，还有很多外企公司，都呼吁那些领导人率先实行让生孩子的妈妈带薪休息，休假两年，不影响她的发展。每个企业率先这样做，一定开创中国的新历史，对吧？
　　新京报：现在产假比以前延长了，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进步了。
　　李子勋：对，所以总得有人来说，有人来想，那么这个社会变化就会尽快到来。
　　采写/新京报记者 邓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