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導讀當代中國思想文化的書寫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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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導讀當代中國思想文化的書寫紀錄
葉國豪
*本文原載於《思想》第9期《中國哲學：危機與出路》。

考古學家利用年輪、貝塚、地質沉積物的柱狀樣本，來研究遠古人類社會的發展與興衰，氣象學家則利用冰蕊甚至花粉樣本，來探索氣候的變遷與影響；對於人類知識狀況的發展而言，官方所出版的檔案史料未必能全面而客觀地呈現民眾的社會文化乃至思想史，特別是在威權與後極權的國家中那更可能產生扭曲與偏差，於是書寫紀錄、一本刊物，特別是由知識分子所紀錄的社會思想狀況，反而更可以借用來嘗試理解社會變遷的軌跡。
今年對於中國來說無疑是「北京奧運」年。然而也正好在30年前，中國開始了她改革開放的階段。歷史充滿了巧合與偶然，半年後的1979年4月，以「讀書無禁區」為口號的《讀書》雜誌問世。最初以書評、短文、文史哲學探討為主的《讀書》，至今仍是中國最具有影響力的一份知識份子刊物。當代中國知識份子在《讀書》裡爭辯、思考，期待每一期的出版，並且在其篇幅中找尋思想困頓的出口以及生命疑問的暗示。《讀書》確實可以作為了解過去30年改革開放時代中國社會思想、文化與學術變遷的一個切入點、甚至是一個縮影。
最近在《新左評論》(New Left Review)上，章永樂先生發表〈讀書無禁區？《讀書》雜誌與中國知識份子〉[1]一文(以下簡稱「章文」)，系統地將《讀書》過去30年的變化，包括編輯、選材、論辯、定位，以及最近圍繞在《讀書》主編人事更動的爭議事件、6冊《讀書精選》的出版等做了豐富介紹，值得廣泛華文知識界的參考。
章文在佈局上主要可以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介紹《讀書》近三十年來的發展，第二個部分則細緻地評介去年(2007）所出版的六冊《讀書精選》[2]。在第一個部分中，章文從《讀書》的前主編汪暉與黃平的被解職卸任說起，說明《讀書》本身持續地轉變歷程。在編輯人事上，《讀書》至今經歷了四代人的更替，從倪子明、陳原的第一代，沈昌文的第二代，汪暉與黃平的第三代，到現今甫上任的潘振平與吳彬的第四代。代際的轉變，一方面象徵匯聚在《讀書》這一個思想書寫陣地中知識份子的差異：從報人到學者、從關注文史哲學到融入社會科學視角的批判，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讀書》本身在定位、選材上的變化，進一步反映該一刊物與當代中國社會文化整體關係的不斷調整。
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作為當時「文化熱」的一部分，《讀書》將討論的重點轉向西方思潮的引進。而九十年代初期之後，由於中國市場化經濟改革的深化，《讀書》冀求更多的讀者，當然也就調整了文章的取向與範疇；汪暉與黃平從1996年擔任《讀書》的主編開始，就更多地以社會科學的理論為著眼點，將現實政治、經濟與社會問題的討論，帶到《讀書》的關注視野之中。自2007年的第九期開始，汪暉與黃平離職，《讀書》再次地轉型，重新界定自己為

「非學術的」、「知識的」與「較為普及」的刊物。
汪暉與黃平的離開，是近年來《讀書》最大的爭論事件。根據章文的觀察，《讀書》更換主編的決定涉及了複雜的因素，包括了市場銷量的下降、對於《讀書》定位的掌握(學術刊物或是大眾讀物）、以及中國國內學術發展的張力等等。汪暉與黃平主編下的《讀書》，適逢中國知識份子有關改革開放的共識開始撕裂，對於經濟領域的改革開放與市場化、去國有化，所帶來的社會與政治後果，很顯然地在知識份子與學者之間存在著不同的看法與意見。這一場從九十年代中期以降，至今被外界化約為中國語境之下的「新左派」與「自由主義」論爭，被認為是汪暉與黃平離開《讀書》的部分因素。「新左派」強調對於中國市場化、資本主義現代性後果的批判與反省，例如所得分配的不均、工人階級被剝削的處境、以及環境生態的危害等等；而「自由主義」則認為當代中國的問題並不起於市場化與現代性；今日中國所遇到的問題，其實是市場化沒有充分發展、制度尚未充分建立與遵守、現代性發展未足夠所導致，因而批評「新左派」人士的焦點錯誤，誤將先進發達國家的政治與社會問題，當成中國最迫切的問題；而「新左派」則反擊「自由主義」人士無視西方資本主義與市場化國家的錯誤經驗，漠視了今日中國因現代性發展所衍生的種種問題。
從不同的視角出發，對中國問題所得出的不同立場與藥方，持續地在知識界引起辯論。汪暉雖然從來不承認、也不同意外界的標籤，他主編下的《讀書》仍被認為是「新左派」的言論陣地。然而，除卻學界論爭與相輕的紛擾，六卷的《讀書精選》，將10年來的文章細心組織編排，在章文看來卻值得重新閱讀，藉以爬梳與管窺1996年至2005年的中國知識界的發展。
《讀書精選》的第一卷卷名為《改革：反思與推進》，收錄文章的重點在「三農問題」、「國有企業改革」、「平等與效率」以及「可持續發展」等四個部分。1990年代中後期《讀書》對於「三農問題」(農民、農業、農村）的首先關注，突顯了《讀書》對於社會議題的敏銳度以及知識份子對於弱勢群體權益的捍衛；對於國有企業改制的討論，則意在揭發「效率優先」的虛偽性；對經濟與道德的討論，為改革開放下的社會呼籲公正；對可持續發展的關注，則批判與揭露了發展主義的缺失。
《讀書精選》的第二卷為《重構我們的世界圖景》，將視角聚焦在國際關係與全球化的議題之上。舉凡亞洲金融危機、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美國歷經9-11恐怖襲擊、美國入侵伊拉克、反恐等重要國際事件，都是《讀書》關注的焦點，這更進一步地突顯了汪暉、黃平主編之下的《讀書》將議題視野放寬、拉遠的企圖與成果。
《讀書精選》的第三卷卷名為《逼視的眼神》，涵蓋的主題包括戲劇、建築、電影、紀錄片、音樂、美術等範疇。《讀書》的作者們細緻探究了1990年代中後期以降中國乃至世界的文化地景，並不失批判反省。
《讀書精選》的第四卷名為《亞洲的病理》，在章文看來，這是汪暉和黃平將《讀書》發展為亞洲問題討論平台的一個企圖。在本卷中，亞洲各個國家與地區的知識份子，嘗試釐清「亞洲」這一個概念的豐富內涵，並且透過對於歷史、革命、階級與外交等議題的討論，構築知識份子間對話的可能性。
《讀書精選》的第五卷卷名為《不僅為了紀念》，是過去10年來在《讀書》所發表關於知識份子與文人的文章結集，對蔡元培、陳獨秀、梁啟超、朱自清、蔣夢麟、沈從文等人的討論與追憶，不僅反映了《讀書》從創刊以來一貫對於知識份子的重視與尊重，更可以從這一些知識份子的行誼記述中，體會傳統文人的風骨與堅持。
《讀書精選》的最後一卷卷名為《讀書現場》。在章文看來，本卷為讀者示範了在中國劇烈變化的社會文化環境中，《讀書》作為一份文化刊物，如何面對與反思社會爭議，諸如全球化、大學教育改革、女性主義、戰爭與反恐等等。《讀書現場》因而不僅希望讀者經由對於西方經驗的認識而反思中國現實的公共議題，更隱含著發掘更民主、平等與公義社會的強烈企圖。
《讀書精選》的出版，卻伴隨著汪暉與黃平主編時代的終結：在章文看來，這確實充滿著戲劇性與爭議性。作為整個中國出版宣傳體制下的一個有機組成，《讀書》有著它的機會與限制。《讀書》月刊的前身《讀書生活》，曾經在上個世紀被國民黨查禁；而今《讀書》月刊在共產黨統治之下，似乎也同樣地受到當權者的「關愛」。儘管如此，在章文看來，《讀書》已經為在經濟上擁抱自由市場，在政治上仍處於後極權的中國社會，提供深刻的反省，並且不斷開拓新的議題與視野。在當代中國的政治社會脈絡中，《讀書》並不是真的「沒有禁區」，但是更重要的，它折射了當代中國的思想變化，並且提供了知識份子思考與論辯的平台，儘管並不完整，有時候甚至壓力重重。

葉國豪，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碩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計畫協調員。


[1]   Zhang, Yongle, “No Forbidden Zone in Reading? Dushu and the Chinese Intelligentsia”, New Left Review 49, Jan-Feb, 2008, pp. 5-26.
[2]   《讀書精選》六卷(北京：三聯書店，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