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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语文64年演变:改革初期兼容工具性政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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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14 00:16:09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新中国语文64年演变:改革初期兼容工具性政治性● 中国新闻周刊

《开明国语课本》再版封面

建国初期语文课本封面

“文革”时期的语文课本封面

80、90年代的语文课本封面


语文闹革命:让我们重新认识自己

提要:今年,语文闹革命,参与者甚众。从提笔忘字、繁简之争至语文教材纠错,“没文化真可怕”的集体吐槽演变成改变现状的呼声。一个国家的真正强大是文化的强大,我们曾努力学习外语去了解世界,如今我们想花更多时间来了解自己。

都德的《最后一课》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校长韩麦尔先生给孩子们讲完最后一堂法语课后痛苦而坚定地说:“当一个民族沦为奴隶时,只要好好保存自己的语言,就好像掌握了打开监狱的钥匙。”

今天,是时候说说我们的语文了。2013,语文很忙。

关于语文的话题今年尤其多。如果说以往的高考作文、新课标改革还只限于学界、教师及家长讨论,那么今年,“语文热”绝对称得上人人“重在参与”。

当香港演员黄秋生发出一条“大陆人不会写正体字,华夏文明在大陆已死”的微博,招来大陆网友骂声一片,人们反击、自省的声音暴露出大陆人那颗脆弱、敏感的文化自尊心。

当央视“汉字听写大会”最初几期播出后,几乎人们的谈资都包含“原来我连‘扑热息痛’都不会写”、“没文化真可怕”的吐槽;而到了节目后半程,人们发现不会写的字越来越多,对场上小选手的睿智便只有叹服的份了。

当“鲁迅的《风筝》要‘飞’出语文课本”的消息一经传出,微博、微信上很多怀念鲁迅的段子此起彼伏,人们知道,自己怀念的是那个始终奉为神明、一直读不透但总想读懂的“民族魂”;但很少有人真正去重新看一遍《风筝》,貌似他们在乎的只是那个作为文化符号的鲁迅。

当“高考总分欲提高语文分值,甚或不考英语”的政策刚刚放出风,它波及到了更多具体的“在场人士”。

而当“人教版语文教材竟有30多处错误”被曝,我们终于“坐不住了”。除了这些热门话题之外,诸如“大学语文是该必修还是选修”、“明年高考语文考什么”等问题也在继续讨论。

可以说,这些所有的热切关注背后,至少反映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对于语文,始终保有着一种独特的情怀——我们深受它的影响,我们都希望语文“好”,因为我们热爱自己的文化,我们说同一种语言,写同一种文字。

回顾“语文的2013”,我们想说的太多。本期专题采访了诸多语文教育专家、一线教师还有更多的普通人,我们希望能留下一些属于这个时代的思考。


新中国语文64年咏叹调

【中国新闻周刊网12月9日综合报道(记者 秦悦)】

在我们的记忆里,无论课堂内外、生活还是工作,语文从未缺席过。读书、识字、明理、树立价值观,人生的重要一课往往都是从语文课开始的;甚或一篇高考作文的成败,某种程度上会影响一个人一生的命运。

近年,民国语文教材开始热销。据报道:由叶圣陶主文、丰子恺插画,1932年版《开明国语课本》重印本,上市没多久就被抢购一空。与此同时,老课本系列如《世界书局国语读本》、《商务国语教科书》也在网上好评如潮。一本70几年前的小学语文教材,在70 多年后成为畅销书,这个现象绝非人们对文化的怀旧,而是人们在中国功利教育背景下的一种出于“自卫”的选择。

以史为鉴,追根溯源,探讨“今天语文该是什么模样”,不妨先回顾民国时期的语文及语文教育,那时候,“语文很美”。


■回到民国 辨明历史和现实

民国语文:精英参与的平民教育

1922年壬戌年,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具变革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北洋政府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列有七条标准: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 ,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

壬戌学制的主要特点是:①缩短小学修业年限,延长中学修业年限。②若干措施注意根据地方实际需要,不作硬性规定。③重视学生的职业训练和补习教育。④课程和教材内容侧重实用。⑤实行选科制和分科教育,兼顾学生升学和就业两种准备。

新学制,主要是采取当时美国一些州已经实行了10多年的“六三三制”,表明中国现代教育制度从效法日本转向了效法美国,由军国民主义教育转向了平民主义教育。

在这种教育思想指导下,语文教育改革在人文教育、生活教育等方面得到了凸显。民国是一个大师辈出的年代,那时候许多文化精英都参与过平民教育的具体实践,他们的热情高涨而朴实。那些留日、留美、留欧的学生,还有当时国内的泰斗级人物,像蔡元培、胡适、陶行知、蒋梦麟、陈鹤琴、鲁迅,这些精英都能参与到制定国文教科书的活动中。

比如,近年热销的《开明国语》,就是由叶圣陶亲自编写,丰子恺先生负责插画,全部是创作或再创作。出版社都投入了很大的力量,聘用一流的学者来研究这些教材,每一课就那么寥寥一二十个字,但他们都要反复地考量。

此外,这些大家的语文教育理念也颇为先进与科学。比如叶圣陶,他不仅仅是大家,其教育理念也很超前,他提倡学生的自学能力与主体地位,肯定学生个体差异。可以说,在那个时代,这些文化耆宿他们是把这个“小事”当成大事业来做的。

叶圣陶先生谈《开明国本》

叶圣陶在《开明课本》的“编辑要旨”里写道:“给孩子们编写语文课本,当然要着眼于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但是这还不够。”谈到《开明国语课本》的编撰感受时,叶老曾说,这部课本400 来篇课文“形式和内容都很庞杂,大约有一半可以说是创作,另外一半是有所依据的再创作,总之没有一篇是现成的,抄来的”。

他还说:“小学生是儿童,他们的语文课本必须是儿童文学,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使他们乐于阅读,从而发展他们多方面的智慧。当时我编这一部国语课本,就是这样想的。”

对于民国教材热销现象,著名学者、原北大中文系主任温儒敏先生有如下解读:民国教材确实有很多东西值得今天的教材编写者学习,但那毕竟是70 多年前的课本,适合那个时代孩子们的学习,如今社会发生很大变化,孩子们从小就要接受很多以往可能没有的新事物新知识,教材肯定要满足当今时代的需求,不能照搬这套教材的编法,毕竟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教育。(见2011年1月12日《北京晨报》)


■新中国语文64年的关键节点

从“毛主席,像太阳”到“爱爸爸妈妈”;从《八角楼上》到《再见了,北京》;从黄继光、邱少云到刘翔、杨利伟……语文课本,如同一面面镜子,用文字和图画定格64年的时代变迁。回顾新中国语文64年的关键节点。

新中国建国初:以苏为师,将革命教育进行到底 这一时期,一方面,建国初期的语文课本,要为巩固新生政权“添砖加瓦”,坚定人们对于新制度的信心和认同;另一方面,它也必须承担起提高全民语文素质、统一书写规范等功能,比如推行简体字。而缺乏经验的中国,自然选择了苏联这个现成的老师。

在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文化教育工作被赋予了“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的主要任务。共同纲领规定,为了实现这一任务,“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这一时期,教育部正式把“国语”改为“语文”,制定了教纲,“语文”这两个汉字正式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专有名词。

建国初,中国向苏联全面学习现代化、工业化建设经验。刘少奇建国之初即提出:“中国人民的革命,过去是以俄为师,今后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做到这一点,要求之一就是在教育体系上与苏联对接。这也体现在语文教材上。上世纪50年代初期,选入语文教材的外国文学作品中,首选苏联作品。那些作品大多数是反映苏联现代生活的,其中不乏佳作,也有很多政治性浓厚、文学色彩相对比较弱的作品。(2009年8月9日,中国新闻网)

建国后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第一课

“毛主席,像太阳,他比太阳更光亮。小兄弟,小姐妹,大家一齐来歌唱:太阳太阳永远光亮,我们跟你永远向上。”这是建国后第一套小学教材中的第一篇课文内容。

那时的小学语文课文很简单,常常开篇就是毛主席祝词,课本内容中关于毛主席的很多,如《八角楼上》、《毛主席在花山》、《毛主席尊敬老师》、《毛主席小时候是怎样学习的》。

由于当时处于新旧两时代交接时期,教材形式上还有着旧的特色。比如课本自左向右翻阅,采用旧时的竖行排版方式,印刷为繁体字。(2009年8月4日,东北新闻网)

大跃进时代:作文也“放卫星”

在大跃进前后的一段时间里,部分教育界人士已经意识到政治教育不能取代语文教育,没有基本的读写听说训练,思想教育无从谈起。于是,他们开展了语文课是“载文”还是“载道”、“语”和“文”是否应该分开等诸多有意义的争论,但都因大跃进以及文革无疾而终。

1958年的“大跃进”狂潮,在当时的语文课本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其中最大的变化,是中止了语言和文学课程的分科,一批艺术水准较高的文学作品被大量政治时文取代。一些有意义的教改尝试也因此终止。

作文浮夸风飘进了校园,某市教育部门便宣布:“有几个学校学生创作指标达到了几万篇,如市立师范,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学生就完成了4000多篇创作。经典课文也遭到批判,“捕蛇者说所鼓吹的思想,无非就是要求统治者轻徭薄赋,减少对农民阶级的剥削。这种思想的革命性是不彻底的,也不可能根本改变农民的地位,是封建毒瘤。”

“文革”时期:语文课=政治课

文革时期,语文课也成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在几乎每一篇语文课文的开篇,都写着最高指示:“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这种极左做法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导致国民语文素质大大下降。

在广州,根据有关研究者整理的资料,1974年广州市中小学教材编写组编印的高中二年级第一学期《语文》课本共分为六个部分,一是马、恩、列、斯、毛关于思想文化工作的论述,二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辅导,三是阶级教育,四是大批判,五是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小评论,六是革命故事。根据有关研究者的统计,在上海市1972年《初中语文课本》一、三、五册中,毛主席文章和诗词、马恩列斯文章、鲁迅杂文占50.2%,样板戏选场、评论、总结、家史和通讯占37.3%,古代诗文仅占2.4%。

直到1976年,各地的小学语文课本中还有大量具有时代痕迹的文章,比如《毛主席语录》《一张大字报》《从小爱唱东方红》等。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就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在极左思维的影响下,语文课已经完全失去了基础教育的功能。

改革开放初期:语文=工具性+政治性

1978年由教育部颁发的教学大纲中,“政治标准第一”仍是原则。不过,在4年后的修订版大纲中,教育部第一次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根据语文课的特点进行”的要求。在1990年,国家对语文教学大纲进行了修订,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因素。

1977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之后,立即指示恢复中小学教育秩序,重组人民教育出版社,并对新教材作了如下要求: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尽管“文革”中一直处于混乱状态的中小学教材编撰工作开始走上正轨,但1977年当年的语文教科书仍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左”的痕迹。

1978年,这是一个真正的新纪元的开始,中小学生们拿到了和过去十多年完全不一样的新书。后来有学者评价说,这套课本清除了十年动乱时期的许多谬误,改正了在政治与业务、理论与实践等问题上的一些不适当的处理方法,吸取了国际中小学课程改革的经验和教训,更重要的是,“进行了教学内容的现代化改革”。

1986年,国家再次颁布新的语文教学大纲,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渗透在教学过程中”,要求语文教学要在进行语言文字训练的同时,要使学生潜移默化地受到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教育。

四年后的1990年,国家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因素,并第一次提出了语文教育要“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要求。提出要对小学生、中学生一直到大学生“由浅入深、坚持不懈地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的教育”,培养学生热爱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感情,树立社会主义信念,增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使命感和紧迫感。

新时期:向人性回归 人教社不再一统天下

九十年代末,部分专家开始对语文教学进行新一轮的反思。1997年,《北京文学》刊登文章,认为现行的中小学语文教育是“学生的桎梏、语文的扭曲、文学的悲哀”。这些声音,为新一轮的语文课内容变革拉开了序幕。 一些语文老师注意到,在新世纪的语文课本中,“爱情”这一曾经讳莫如深的字眼也不再那么敏感。在人教版初三语文课本《泰坦尼克号》一文的对白中,就出现了“我爱你,杰克”这样的表白。而且,在很多教材中,选文所涉及的国家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

新世纪之初的课改更加放开了教材的编纂,使语文教材迅速从人教社一统天下发展为各地版本教材群雄并举,甚至一个城市的不同区域,也选择使用不同的版本。

新中国语文走过64年的风雨历程,她如何能继续健康、坚定地走下去,这不只是教育专家才该考虑的问题,因为我们谁都离不开语文。

(综合《北京晨报》、中国新闻网、《中国教育报》、《开明读本》等报道及资料)


语文教材:谁在编,怎么编?

【中国新闻周刊网2013年12月9日讯】

近日,人教版语文教材“犯了众怒”。

新闻背景:

彭帮怀是郑州一家作文培训机构的负责人。他阅读了今年秋季上市的人教版初中七年级上册语文课本后,发现多处错误和待商榷之处,“我目前找到了32处,可以定性的至少有10处。”

他说,最明显的错误是,“沐浴”的“沐”字写成了“沭”,多了一点;“虽有嘉肴”应为“虽有佳肴”;“九月九日重阳节”应明确标注为“农历九月初九”等,另外还有与《课标》规定不符5处、语法错误3处。

彭帮怀说,他分别给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总编、责任编辑、编辑寄去了信函,均未得到回应,无奈之下,他将人民教育出版社告上了法庭。目前,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已经受理此案。

人民教育出版社公共宣传办公室主任吴海涛说,彭帮怀指出的问题真正属于硬伤的并不多。对于硬伤,他们会在新版教材中予以修订。他还说,各地教师每年都会向出版社反映教材使用中发现的一些问题,他们近期会汇总相关问题,在网站上发布更正说明。(见《人民日报》2013年11月27日 12 版) 该新版教材未来将如何弥补失误?人教社负责人表示,“现在就是以网上公开的方式进行更正,要以这个正确方法来教。老师其实也有这种责任,如果教科书有明显错误,他也应该纠正过来。”

对于是否有可能把教材召回,人教社表示,“不可能把所有教材召回来,这是出版界史无前例的事情。在明年印发的时候,一定会把错误纠正过来,保证不会再出现错误。”对于是否将对各学校师生进行统一的告知,该负责人表示这个涉及很多学校(不好实施),人教网的访问量比较大,各个学科老师要看到什么错误,都会求助于人教网的资源,“我们人教网每天有三四百万访问量,使用人教版教科书的很多老师都会来访问我们人教网。”(见《北京青年报》2013年12月4日)

语文教材:常年受争议

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官方网站上有《2013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修订情况介绍》,这份介绍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的王本华老师写的。王老师是这套教科书的学科编委会副主任。

介绍写道,“2004年、2008年、2010年编写组三次前往各地调研。2011年3月申报统编教材。2012年3月至2013年3月统编教材启动、编写、审查、修改。”

但是,即便是如此详尽的调研、编写、审改环节,还是出了纰漏。

全国基础教育科研骨干教师、吉林省“百佳教师”优秀个人、长春市第87中学教务处主任臧诗男老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网》记者,她在语文教学过程中,遇到教材“模棱两可”“自相矛盾”的问题有很多。她表示一线教师虽然可以给人教社写信反映,但常“石沉大海”。“我们的声音太微弱了。”臧老师说。

臧老师也是长春市中考语文命题组成员,她向记者介绍:吉林省初中语文教材的使用情况是,长春地区使用长春出版社出版的语文教材,而除了长春市以外的其他地区都使用人教版初中教材。相应地,中考命题也是对应出两套卷。她说对于语文教材,特别是人教版教材这种极具权威性的教材,“编审应该慎之又慎,就是要做到‘零容忍’,否则谁还相信权威?”臧老师说她非常佩服彭帮怀老师的认真与勇气,这样的老师越多,教材编写才能更谨慎、科学。

对于一线教师的意见很难送达出版社的问题,长春市实验中学教导主任、高级语文教师薛红表示“有同感”。她向记者介绍,吉林省高中都在使用人教版教材,她在教学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人教版高二睢景臣写的《哨遍·高祖还乡》其中有一段“新刷来的头巾,恰糨来的绸衫,畅好是妆么大户。”课文注释给“糨”字的读音是jiang(一声),但是这个注音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是查不到的,只有jiang(四声),而《古代汉语字典》里又没有这个字的解释——这就给教学造成困扰。“虽然这是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问题,但是学生就会费解,教师也会质疑。”薛老师认为,类似这种“容易有多个版本的注释”,教材应该充分给出答案。

长春市某小学高老师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现在教材和教参出现的问题,地区的小语会和集体备课时,会对课本上的知识问题进行统一的解答。我们随时发现问题也都是通过校内研讨进行解决。在老师备课和讲课时,出现了知识性问题的困惑时,没有响应的工具书或权威机构给予解答时,老师们通过集体备课或上网查找的方式解决。”

高老师认为,一本好的语文教材应该是:首先是知识的明确,其次要适应学生的年龄特点,对于知识全面合理的整合和安排。第三,设计的课程要符合课程标准中规定的不同学段的孩子应该掌握的知识水平。最后,课程的设置要体现开放性和灵活性。

作为曾经在教材届“一手遮天”的人教社来说,出这样的错误有点解释不过去。我们不禁要问,这么重要的教材,谁在编,怎么编,还能不能好好编?

语文教材谁在编?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副教授汪莹曾撰文指出:

“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末期,所谓(一纲多本)的时期。教育部颁布一套语文大纲,各地根据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同特点,编写经济发达地区、沿海开放地区、农村地区、通用地区不同的语文教材。在中小学各学科中,语文教材编写最活跃。据不完全的统计较知名的语文教材有: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语文教材;上海地区语文H版、S版教材;江苏省编语文教材;浙江省编语文教材;广东沿海地区语文教材;四川农村地区语文教材;还有欧阳黛娜主编语文教材、张鸿苓主编语文教材、陆继椿主编语文教材、颜振遥主编自学辅导教学语文教材、刘朏朏、高原主编作文实验教材等。

目前,这些语文教材在大陆各地使用,使用范围各有不同。多套语文教材的出现,宣告了(一纲一本)一枝独秀时代的结束,百花争春的时代开始了。

后十年语文教材的建设,可以概括为两个突破。首先突破了只有专家才能编教材,教育行政部门鼓励地方、学校和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师编写教材。第二个突破是各套语文教材按照教育部语文大纲指导编写,都把追求特色作为教材建设目标之一,呈现多样化发展的趋势。

语文教材不同类型与数量的层面可以说相当丰富,与语文教材编写的繁荣景象相比较,语文教材编写理论层面的建设显得冷冷清清,总体上是教材先行,理论匮乏、滞后。各套语文教材虽然都已经使用多年了,但是语文教材自成理论体系并且教材编写理论先行、能自圆其说的比较少见,语文教材编写中存在的许多困惑问题,没有从理论层面得到解决。”

专家谈语文教材编写:应有梯度、守正创新

著名学者、山东大学中文学科一级教授、原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接受采访时曾表示: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前50多年的中小学教材都是全国统编的,最近几年,才开始实行一纲多本,即在课程标准指导下,由一些有实力的出版社组织编写,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通过,才可以发行。而各地区或学校采用哪个版本教材,原则上他们是有选择的主动权的。现在新编并通过审查批准出版的小学语文教材有十多种,初中语文有8种,高中语文有5种。

事实上,各种教材编写体例、选文都有差别,使用覆盖面以及受欢迎的程度也很不一样。有些媒体批评语文教材往往都比较笼统,顶多是“举例说明”,很少对多种教材做全面调查,也没有量化分析,难免以偏概全。

温教授认为:目前语文教材编写最大的缺失,不在选文,而在普遍缺少“梯度”。过去的教材一般注重“梯度”,每一学段、年级,甚至一个学期的前、中、后期,课文、知识点和练习的安排,都依照深浅程度形成一条循序渐进、螺旋式上升的线索。而现有的多种新编语文教材体例都变了,就是采用“主题单元”的框架结构,以主题来牵动整个课程计划。

比如有的初中教材三年6册,费尽心思分列出诸如“家国情怀”“亲情歌吟”“生命礼赞”“品行善恶”“艺术感悟”“亲近自然”“时政聚焦”“科学之光”等二三十个单元,每个单元三四篇课文,都是按照主题类型来安排的,选文自然也主要从主题需要考虑,各单元之间本来应有的语文学习的逻辑递进关系,就难于照顾了。

现在通行的高中语文必修课教材也大都采用主题单元框架,有的甚至把初中已经有过的部分“主题”重复一遍,加上必修课时间缩短到一个多学年,更谈不上“梯度”了。用主题来划分教学单元或板块,往往顾此失彼,很少考虑难度系数和教学适用度,也难体现语文教学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规律。这是迫切需要改进的。

此外,教材要有相对的稳定性,不宜老是改来改去,变动太频繁。一线老师使用新的教材有一个适应和准备过程,变动太多,会给他们造成很大困难。当然,教材在使用过程中,可以根据教学实践的反馈,及时和适当地做某些修订。

“教材编写需要不断积累,需要相关学科研究方法的介入,又能随着时代的变化有所革新和变通。‘守正创新’这句话我看可以作为当前教材编写修订的准则。而那种鼓吹要‘对抗语文’的颠覆一切的思路,以及‘翻烧饼’的做法,是不可行的,也不能解决问题。

语文课程的改革难度很大,现在最需要的是扎实的调查和科学细致的研究,而不只是印象式的批评。在中国喊喊口号或写些痛快文章容易,要改革就难得多,在教育领域哪怕是一寸的改革,都要付出艰苦的努力。还是多结合实际来提建设性意见为好。”

一套不是教材胜似教材的教材:《青春读书课系列人文读本》

《南方周末》2004年发表一篇题为《严凌君:找回语文老师的尊严》的报道。严凌君,是深圳育才中学语文教师。他执拗地要把语文教材纳入新的价值体系。他出版自己的“青春读书系列”,因为不允许语文教材“里面有虚伪,有欺骗,有大量的泥沙”。

10年前自创青春读书课,用古今中外的名家名篇,滋润了几百位中学生的青春。在此基础上,严凌君老师选编出一套7卷14本300万字的《青春读书课》人文读本。

按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的看法,这套书中《成长的岁月》、《心灵的日出》、《世界的影像》三卷,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生命读本”,是和学生一起讨论成长中的各种精神命题。《古典的中国》、《白话的中国》、《人类的声音》三卷则可以视为“文化读本”,引导学生去认识自己栖居于其中的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

《人间的诗意》是以诗歌为读书课做总结,强调了诗歌与年轻生命之间有一种内在联系,并将所有的阅读、思考、讨论,都升华为纯净而丰厚的心灵的诗。这样一个读本,其实是在倡导这样一种阅读——即“阅读是与精神探索者对话”。所以有学生反映说:“它让我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一群人,在思考着这么一些问题……”

语文缺少什么?在严凌君看来,语文缺少人文含量,缺乏文化价值。他是从教材内容这个角度来认识和思考这个问题的。于是,他大刀阔斧,开设了实验性的文学阅读课,10多年来的成绩,化作《青春阅读课》七卷17本的一套丛书。这套丛书从初中一直到高中,每一部都有一个主题,分别是:“成长”、“心智”、“文学”、“中国”、“思想”、“文化”,最后一本被定名为《人间的诗意》。严凌君强调:“我个人是从构建青年学子的精神家园、关注国家的前途、未来的命运方面来定位的,而不是简单地看文章是不是漂亮。”


众论

最好的教材是“文为学生而作”,是写出来的,不是编出来的。

——首师大附中语文特级教师 郑晓龙

语文教材编写需要打破框框,让具有语言创造力的人能够把自己的好作品放到语文教材里来。不同的年龄段,有着不同的语言发展规律,需要找到合适的文体来对应。

——中央教科所南山附属学校校长 李庆明

社会转型期,我们的科技、经济在发展,心却没跟上。这个时代需要养心的教材。

——辽宁沈阳市教育专家 于永昌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语文观,也有不同的评价标准与方式。小学语文教科书的问题,水平不高可以集思广益,良知不够则难以修补,《开明国语课本》70多年后成为新闻,给我们上了一课。

——南京师大附中教师 吴非

老教材走红一方面是它本身的开放性和文学素养引起了社会关注,也表达了人们对现在教育和教材的看法。另一方面,网上炒高价位,与商业利益联系在一起,有制造“印刷紧张”的嫌疑。

——凤凰卫视策划人 胡野秋

目前教材选文视野还不够开阔,缺少体现时代特点的美文、切合现实生活的实用文、反映前沿科技新成就的科普文。

——人教版第十套小学语文教材主编之一 蒯福棣

教材也是书,第一要务就是要吸引人,让孩子喜欢读,能理解。文章选择一定要有意义、有趣、真实。不用把所有问题都讲透,应留给教师发挥的空间。

——乌鲁木齐市教研中心小学语文教研员 谭莹

文以载道,寓教于文,古今中外的教育,以不同形式体现着这一点。关键是,什么样的“文”才能切实承载和有效传播孩子成长需要的“道”。如果课文本身不过硬、面目可憎,教育作用就无从谈起。

——网友 子应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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