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古代文人社团研究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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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首次对中国古代文社的研究，是发表于《国粹学报》上的李元庚（李为望社社员李挺秀六世孙）的文章《望社姓氏考》[1]。该文主要为“研求国学，保存国粹”[2]而研究文人社团，旨在“表彰遗老，深裨乡邦掌故”[1]（光绪甲午年间清河王锡祺跋），并不带有时政色彩。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中国逐渐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掀起了反对外国入侵的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运动。这种情形和明末清初文人社团抵抗满清入侵的民族斗争极为相似。此期学术界研究社团的目的，主要是阐扬社团的民族“气节”，激发中国国民的爱国思想，唤起国民的民族精神。谢国桢先生在《明末清初党社研究》（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一书的自序中就说：“我写这篇文字的宗旨：……就以党争和结社为背景，来叙述明、清之际的历史，以唤起民族之精神。”[3]《越风》杂志曾阐明它的办刊宗旨是“期唤起读者切爱邦国之热念”（《越风》第六期），编者在陈豪楚《两浙结社考》一文的前言中就特意声明，《越风》推出他的文章在于“士子结社之风，代有盛况”，“盖亦民族精神所寄” [4]。《越风》杂志还用了十期，发表了十篇研究文人结社的文章，在当时掀起了一股研究文人社团的高潮。     这一时期研究中国古代文社的学者多为历史学家，如胡寄尘（即胡怀琛）、朱希祖、容肇祖、郭绍虞等人，谢国桢还是梁启超先生聘请的私塾教师。他们这一辈学人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对文社的研究往往带有强烈的时政色彩，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史学家特有的忧患意识，“文人社团”研究成为他们映射时局的宣传工具。容肇祖在20世纪20年代就通过对复社参与政治改良的研究，指出当时政局“联结团体组织政党，亦是时代上所需要的”，“复社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举例”，并把复社看成是 17世纪张溥领导的青年学子运动，具有“和而今的学生运动”，“有着同样的政治的社会的背景”[5]。朱倓女士也通过对阉党余孽阮大铖结中江社与东林、复社等进步社团为敌，并三次亡明的历史考证，来达到“以为党而不国者戒”的时政目的，“特于中江社考为之发其凡焉”[6]。     此期学人多采用考证方法从事中国古代文社的研究。在这方面做出较大贡献的有两人：一位是历史学家谢国桢先生，一位是朱倓女士。如谢国桢先生的著作《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以其不凡的考证实力，被鲁迅先生赞为“钩索文籍，用力甚勤”[3]（重印前言）。这一辈学人把精力用在考证中国古代文社，并取得较大实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带来某些不足，那就是他们把中国古代文社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来研究，而忽视了文社还是由一群封建士子结成的文学团体，文学活动也是文社的主要活动。陈豪楚在《两浙结社考》一文的结尾就不无感慨地说，与当时士风关系密切的文社的“选文”活动“未能广为论证”[4]。当然，这也不能说这批学人缺乏文学眼光，没有研究社团文学的强烈愿望。胡怀琛就曾认识到文人结社和文学具有紧密的联系，他说：“我们知道：文人的结社运动，和一个时代的文学有极大的关系，是研究文学史的人所不能忽视的。”[7]这辈学人之所以忽视社团文学研究，除了政治环境的影响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在研究方法上多受清代乾嘉考据学派繁琐“考证”的治学方法的影响，还缺乏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文学理念指导他们的研究，造成他们对社团文学研究的不足。     二、失却政治依托背景的低潮期（1949年—1978年）     新中国成立后，明末清初的党社斗争历史已经与现实不相宜，失去了学者赖以研究的现实政治背景。而且，学术界在建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过程中侧重对文学成就较高的文学家及其代表作品的研究，并把“阶级性”和“人民性”作为文学研究的标准，文人社团“无性”性的结果是被文学史撰写边缘化，造成对中国古代文社研究的低潮和荒凉。除了中国大陆谢国桢的《明末清初的学风》、《顾炎武和惊隐诗社》两篇文章外①，笔者在其他杂志上还未看到专门讨论中国古代文社的研究文章，也没有出版过一本专门著作。     这一时期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社的研究明显的分为两个派别：一派是以谢国桢和胡秋原为代表的历史学家的“考证派”，一派是以文学史编著者为代表的“文学派”。这两个派别研究中国古代文社在内容和方法上表现出各自不同的取值方向。“考证派”研究文社侧重社团的历史事实和历史作用。如谢国桢先生《明末清初的学风》一文分析了明代末年江南的社团及其成员的政治活动，取向在文社的历史实绩和在转变文风中的作用。“文学派”研究者对社团的研究具有和“考证派”不同的鲜明特色。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史编著者开始重视研究文人社团的文学实绩，在文学史编著体例上把文人社团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学发展阶段来安排章节，详细考察在明末清初这一历史阶段下复社、几社、豫章社等社团对文学发展的推动作用，分析了具有代表性的社团人物的文学创作思想、创作风格以及社团文学和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开创了我国真正研究社团文学性的新局面。     但是，不管是文人社团研究的“考证派”还是“文学派”，他们在那个年代对文人社团的研究都不可避免的带有历史的局限性，那就是受当时文艺界“政治标准第一”和“艺术标准第二”指导思想的影响，把“阶级性”、“人民性”和“在历史上有无进步作用”作为评价文学的标准，形成“一刀切”的庸俗社会学批评方法，文人结社研究不可避免的成为此种研究方法的牺牲品，如谢国桢先生就把复社在金陵大会时候的“画舫笙歌”“酒食争逐”看成是“地主阶级士大夫的颓废作风”[8]，13所高校《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单纯的把明末文社总结为“爱国文社”，重视社团成员创作思想内容的开掘，而忽视了他们文学创作的艺术特点，等等，从而表现出此期学术界对社团文学研究的片面性，这都需要加以修正和完善的。     三、多元发展的成熟繁荣期（1978年—1999年）     这一时期对文人社团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80年代为文人社团研究的发展阶段，90年代为文人社团研究的繁荣阶段。     （一）80年代中国古代文人社团研究发展期     1978年5月《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和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具有开创中国“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新局面的划时代意义，学术界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新局面。但是，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人社团的研究一时还处于“迷茫状态”的学术观望期，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人社团的研究主要是为整理地方文化遗产服务，作为对学术界提倡继承和批判古代文学遗产的回应，还没有自觉的、有意识的寻找新的切入点对社团进行全方位的研究。第二，研究的话题也仅限于重复讨论复社的组织情况等“老生常谈”的社团，如郭松林的文章《复社初探》其实并不是对复社的“初探”，关于复社的发展状况早在20世纪20年代和60年代就有学者介绍过了②。第三，学术界虽然开始转向对文学史上有较高成就的文学家的结社研究，如关于冯梦龙的研究，但在研究方法上仍然采用“考证”的方法，这在当时提倡“新方法”的热潮下一时还不知道如何对文人社团研究进行新方法上的尝试，对古代文人社团的研究还处于发展过程中。     （二）90年代中国古代文人社团研究成熟繁荣期     从1978年到9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学者们也逐渐由80年代初的学术观望转变到对古典文学进行大胆全面的研究，并取得了突出成绩。在这种宽松的学术环境下，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人社团的研究逐渐走向成熟，并到90年代末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主要表现在：第一，选题范围逐渐拓展。如李庆立选择明代中叶重要的文学流派“后七子”结社为研究对象，首次考察文学流派和社团之间的关系[9]；欧阳光则选择了宋元文人社团为研究对象，揭开文人社团阶段史研究的序幕[10]；袁震宇、刘明今则开创了对社团文学理论的研究领域[11]，等等。第二，研究视角的新颖。90年代的学者可以说是对古典文学研究自觉进行方法论革新的一代学人，他们尝试从文化学、心理学、哲学等角度全面解读中国古代文人社团这一文学现象。如郭英德从文化批评的角度深入解析文社的文化功能[12]，吴志达对阉党余孽阮大铖的传奇创作给予了应有的文学史定位[13]，避免受庸俗社会学批评研究方法的影响，章培恒、骆玉明则从“人性”的哲学角度展现明末文社作家创作的情感历程，突出文学家的人性发展，在研究视角上显得耳目一新[14]。第三，形成一批专门研究中国古代文人社团的专家队伍，如陈宝良、王世刚，日本学者小野和子等人。第四，研究中国古代文社的成果也比较丰厚。这段时期专著出版数量要多于论文发表数量，论文仅4篇，而专著则达到6部，如果加上尚未出版的硕士和博士论文，那专著数量则达到9部。可见，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人社团的研究出现了繁荣局面，成果喜人。     另外，笔者重点强调的是，20世纪80、90年代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人社团“文学性”研究意识的觉醒。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学者呼吁学术界不能忽视社团文学的研究，但在当时中国全面抗战的现状下，学术界重在挖掘文人社团的历史斗争意义为现实服务，这种呼声就显得微不足道。进入80年代后，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呼吁学界研究社团文学的呼声越来越响亮。如金德门把研究文学家结社作为进一步研究该文学家“一切”的最基础工作，把文人结社看成是研究文学家绕不过去的一环，给予文人结社研究以很高的重视[15]；进入90年代，李庆立则再一次呼吁学术界应重视对社团文学的研究，正如他所说的：“以期引起学术界对这一（后七子）社团和流派的重视和研究。”[9]凡此皆标志者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研究中国古代文人社团“文学性”的真正觉醒。     四、转向社团“文学性”研究的21世纪新变期（2000年—）     1999年，《文学遗产》编辑部（第四期）请吴承学、曹虹、蒋寅三人对明清诗文研究日渐冷淡的研究现状发表自己的观点，他们特别指出当时的“社团文学是值得更为深入地研究的问题”[16]。他们提倡深入研究“社团文学”的思想成为进入21世纪后学术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社团的重要指导思想。2006年，叶君远先生和笔者合撰的文章《文学史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文人社团》意在呼吁和加强学界对社团“文学性”的研究，是新世纪学界呼吁社团文学性研究的一篇宣言[17]，凡此皆标志着新世纪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人社团进行“文学性”研究的全面展开，并出现了诸多新变化。     一是学术界虽然呼吁加强对社团文学的研究，但面对刚刚兴起的社团文学研究新领域，学术界将如何面对社团“文学性”研究？毕竟，文人社团是一个区别于文学流派的群体组织，不同于以往学术界对文学家的个案研究，而是更需要深入思考社团和文学之间的内在关系。就目前学术界已有的研究状况来看，很多学者都力求从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切入社团和文学之间的必然联系，寻求能够架起社团和文学之间关系的桥梁，并试图开辟一个社团文学研究新领域。举刘水云的文章《明末清初文人结社与演剧活动》为例，该文是一篇而且到目前也是唯一一篇研究社团和戏剧之间关系的文章。刘文认为，在明末清初众多的诗社、文社中萃集了大量的曲坛健将，如在金陵结社的何良俊，青溪社的张献翼，闽中诗社的曹学佺，白榆社的屠隆，复社的吴昌时、钱彦林、吴伟业等人，他们与戏剧艺人直接的交流对话对于提升戏剧的地位、提高戏剧的艺术品味、推动戏剧的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结社与演剧的融合就为戏剧和文人的沟通起到了桥梁作用[18]。作者从文人结社的角度研究戏剧，这在中国古代戏剧研究史上还是首次的。     二是新世纪的学人可以说是勇于开创的一代学人，他们对散见于各种诗文集、野史笔记、正史文献、方志家谱中的社团文献的梳理在数量上远远超越了前人。20世纪40年代，郭绍虞曾整理出170余家，进入21世纪，李圣华在郭文的基础上又整理到213种，随后，何宗美又梳理到了300多家，仅公安一派他就梳理出30余次结社经历。新世纪的学人对社团文献的梳理功夫不可谓不勤。他们在具体的社团研究中往往占有充分的文献资料，立论更为持重，分析更为深入，特别是对社团与文学之间的关系研究更为透彻。还以公安派为例。公安派在晚明文坛迅速崛起却又骤然衰没，是什么原因造成一个富有生机活力和革新精神的文学派别在短短十余年间衰落了呢？目前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是公安派和“异端思想”有关，必然会遭到朝廷的禁止；二是性灵诗歌的“直俗浅易”也不符合“雅正端庄”的儒家诗教说，在封建社会更得不到朝廷的认可。公安派衰落是必然的。但是，李圣华在此基础上却提出一个既新鲜又重要的观点，即公安派成员在京城结“葡萄社”谈禅论学，导致京都攻禅事件的发生，公安派文人相继离开京师，公安派因此解体。公安派结“葡萄社”是导致公安派衰落的最重要的原因，“这一变化可谓牵动了全局”[19]。由此看来，学术界在新的世纪对社团文学的研究不仅深入，而且全面，体现出新世纪学术界对社团文学研究的新变化。     五、中国古代文人社团研究的四大走向与三大问题     通过对100年来学术界对社团研究的历史回顾和总结，笔者以为，今后对中国古代文人社团的研究应该努力向四个方面发展：     （一）进一步加强社团文献的搜集梳理工作，加大对重要社团的考证研究。对文人社团文献的搜集梳理仍是今后研究的一项主要工作。中国古代典籍对文人结社的记载比较零散，明清两代更是典籍浩瀚，诗文集众多，无形中增加了我们的工作难度。笔者以为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1)重点关注专门记载文人结社的文献。(2)从文人社团“传世文本”入手 （这种“传世文本”又被称为“社稿”、“社刻”、“会集”、“社集”、“社规”或“社约”等）。(3)注意积累古代文献如明清文人文集、地方志、诗话、野史笔记和社团成员的年谱等对文人社团的零星记载。很多文献对社团发展记载并不详细，这就有必要对社团进行考证。就目前来说，学术界对单个社团的单篇考证大致有 17家之多，这对于已经梳理出的300多家社团来说还差之甚远。目前亟须考证的还是那些对文学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社团。对地域社团的考证主要集中在浙江（包括绍兴、杭州、甬上等地）和广东两省，这和当时文人社团的地域分布明显不相称。历史上有结社传统，社团数量多，影响比较大的社团主要集中在南直隶。从成化十八年（1482年），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南直隶曾出现了50多家文人社团，著名的复社就出现在太湖流域的太仓地区，但学术界目前还没有对该地区的社团组织做系统的梳理和考证。其他结社较多的还有江西、福建等地，学术界也没有涉及。就目前来说，对社团的考证工作任务还很重，需要一辈一辈学者不懈的努力。     （二）重视对社团历史事件的挖掘，加深对社团历史意义的阐释。一般意义上讲，文人社团总是文人“以文会友”诗文唱和的精神家园和从事文学活动的重要场所，很难想到社团会参与政治，并成为历史学家所青睐的研究对象。然而，事实总不以自我逻辑的事件概念来推理。明代在洪武三年就规定生员不能干预政治，但是随着明末朝政日非，文社的宗旨也由为科举制艺一变而为“昌明泾阳之学，振起东林之绪”[20]，形成明代末年“朝局与社局相表里”的特殊政治景象。明亡后，各地社团文人以气节相砥砺，积极参与反清复明的民族斗争，对明代的历史产生重大影响，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就目前来看，学术界对社团历史学意义上的研究也仅集中在复社，这显然不符合当时社团的实际情况，如广东陈子壮、张家玉所结社团，在满清攻打广州时成为抗击清兵的主力。由此看来，学术界仅对复社历史事件进行研究显然是不够的。在文学史上社党斗争促成了文学思潮的转变，对明末文学题材、体裁、风格以及士人的精神品格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因而，今后学术界不但有必要，而且更应该加大对社团历史事件的研究。     （三）对社团文学的研究是进入21世纪后文人结社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文人社团的组成有两个实体：一是社团是一个“整体性组织”，一是社团具有“个体性成员”。因而，对社团文学的研究不妨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对作为整体的社团文学思想和创作的研究，如社团的文学主张，社团成员的总体风格，社团组织的文学活动等；二是把文学家放在社团组织的整体背景下谈论社团成员的个体创作，如可以对社团个体加入社团的前后创作思想和风格的变化，社团成员是如何做到和社团组织整体创作“合而不同”的，在哪些方面体现了社团成员的个性创作等。除此之外，对社团文学的研究还有必要把社团放在整个文学史发展的视野下来研究，集中讨论社团和文学思潮、文学流派、地域文学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社团文学究竟占有一种什么样的文学地位，对推动文学的发展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等等。目前，虽然现行的几部文学批评史著谈到了复社和几社两个具有明确文学主张的社团上，但对其它社团的文学理论还没有论及，这在目前强调社团文学研究的现状下似乎是不应该出现的现象。而对社团文学创作的研究则更是不尽人意，仅有何宗美的《乐志林泉跌荡文酒——惊隐诗社及其文学创作浅析》一文分析了惊隐诗社的诗歌创作。因而，今后对社团文学的研究应该向纵深方向发展。     （四）对中国古代文人社团的研究还不能忽视社团对文学家及其创作的影响。明代末年社团蜂起，文人脱离社团也就意味着被排斥在文坛之外，社团必然对文学家及其文学创作产生重要影响。比如，社团宗旨决定了社团成员的行为皆被规定在社团宗旨之下，对社团成员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约束力。从创作上来说，社团成员创作要实践社团的文学主张，符合社团的创作风格，这就对他们的创作个性多有限制，创作往往缺乏创新意识，等等。总之，社团和创作主体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需要结合文人的具体创作来谈，研究的重点应该放在社团成员社会活动与文学创作方面。作为独特文学现象的社团的存在对文学的影响具有独特性——即社团影响文学的中介性。社稿社刻为社团文人从事文学活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成为社团文人相互交流的媒介；大规模的社集活动，也使社团成为宣传其文学思想的主要阵地，成为广大士子结社标榜的宣传工具。社团对文学影响的中介性相对于其它影响文学发展的因素而言具有独特性。就目前来看，学术界还没有对这些方面进行研究，而这正是新世纪学术界在社团文学性研究方面亟待研究解决的新问题。     总结这100多年来的中国古代文社研究历程，其中也发现了几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问题之一是，现行的文学史著作未能把文学家和文学现象纳入社团文学的框架下来研究。明代八股取士的科考政策使文学话语权力转到民间，文人通过结社取得文坛的独霸地位是明代文学发展的重要特征，结社成为文人士大夫日常文学活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很多著名的文学家大都出自社团的培养，如复社骨干吴伟业、几社领袖陈子龙等，并且一些著名的社团如复社、几社等都提出了明确的文学主张，围绕社团领袖形成了一个具有共同创作思想和风格的作家群体，形成明末文坛以社团文学为主流文学的文学样态。从这种意义上讲，文学史的撰写应该把文学家放在社团文学的话语背景下来讨论他们的文学创作，这样的文学史撰写才显得更为完整，也更为全面。问题之二是，一些研究历史学的学人受史学研究思维的影响，仅仅把文人社团作为明清历史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在研究思维上侧重开掘文人结社的历史意义，忽视了文学家结社经历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从而陷入缺乏普遍联系的形上研究教条中来。问题之三是，未来对社团文学的研究需要在思路上有所突破，应该更多注意那些至今不易下结论或难以纳入某种逻辑结构中的文人社团和社团成员的文本创作。如曹学佺就是一个很难“下结论”的典型例子。他在福建曾结阆风楼诗社、石仓园社、凌霄台大社、芝社、石君社和石仓社等多家社团，在社团中和公安派、竟陵派有着密切的来往，但是仍保持其创作上的独立性；清人对曹学佺等闽中诗人的独立品性带有不小的好感，而对公安、竟陵派普遍持有严厉的批评，那么应该如何对曹学佺结社及其创作进行文学史定位，以及为何会出现这样差异等问题就是很好的研究选题。     总的来说，现阶段对社团文学的研究虽然多有开拓，并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但是尚需开拓的领域还很多。因而，陈洪教授把明清之际众多的文人社团比喻为“水面之下的冰山”，并期待学术界巨大的‘冰山’能够浮出水面[21]（序言）。这也是笔者所热切期待的。     注释：     ①《明末清初的学风》于1963年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第2期，谈到了文人结社对明末清初学风的转变所起的作用，笔者把此文也归于社团研究文章；《顾炎武和惊隐诗社》写于1964年发表于1978年《中华文史论丛》第八辑上。两文后来收入他的论文集《明末清初的学风》，2004年由上海书店出版。     ②20世纪20年代，容肇祖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 1卷第7期和第8期（1925年）上连续发表《述复社》文章，分别从复社的起源、复社的成立及扩大、复社的宗旨，盟词和组织、复社和东林的关系、复社的行为、反对复社的人物、复社在当日社会的影响八个方面详细的介绍了复社的组织情况。20世纪60年代，又有胡秋原对复社及其人物给予了介绍（《复社及其人物》，《中华杂志》，5卷8期、9期）。【参考文献】     [1]　李元庚.望社姓氏考[J].国粹学报，1910第6年第4册第71期.     [2]　国学保存会简章[J].国粹学报，第2年第1期.     [3]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　陈豪楚.两浙结社考（上）[J].越风，民国25年第16期.     [5]　容肇祖.明末复社领袖张溥[J].读书与出版，1948年第3卷第5期.     [6]　朱倓.明季桐城中江社考[J].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民国19年第1本第2分.     [7]　胡怀琛.西湖八社与广东的诗社[J].越风，民国25年第14期.     [8]　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2004,9.     [9]　李庆立.明“后七子”结社始末考[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1).     [10]　欧阳光.宋元诗社研究丛稿[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11]　袁震宇，刘明今.明代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2]　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人集团与文学风貌[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13]　吴志达.明清文学史（明代卷）[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     [14]　章培恒.中国文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15]　金德门.冯梦龙社籍考[J].中华文史论丛，1985,(1).     [16]　吴承学、曹红、蒋寅.一个期待关注的学术领域——明清诗文研究三人谈[J].文学遗产，1999,(4).     [17]　张涛、叶君远.文学史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文人社团[J].河北学刊，2006,(5).     [18]　刘水云.明末清初文人结社与演剧活动[J].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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