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摄影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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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摄影改变世界

撰文：罗伯特· 德雷珀 Robert Draper

　　摄影师把相机当做探索的工具、进入隐秘内幕的护照和推动变革的利器。他们的影像作品证实了摄影的重要意义——这在当下更得到空前的显现。

　　早于《国家地理》这本杂志的诞生34年，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恺郭尔面对新兴的大众化摄
影艺术，曾尖刻地预言了其泛滥庸常的运势：“有了达盖尔银版，将来每个人都可以拍肖像留念——以前只有权贵办得到——与此同时这一切会使我们千人一面，因此所有人只要一幅肖像就够了。”
　　国家地理学会的出发点并不是验证克尔恺郭尔的论题，至少刚开始时不是——它的使命在于探索，而其官方刊物的灰白页面也远远算不上什么视觉盛宴。又过了不少年头，《国家地理》旗下的探险家们才开始把相机当做常备的工具，并收获了该杂志日后隆盛名望的主要来源：能够改变世人之见解乃至人生的影像故事。
　　一幅好照片能从时空之中抓取这世界的一个珍贵颗粒，并将之绝对静止地留住，如此大大拓展了世界的广度，令我们看待它的方式再也不会与往日相同。毕竟，克尔恺郭尔还曾写道：“真相是一个套索：你无法拥有它而不被捉住。”
　　今天，摄影成为一项全球人共襄盛举的热闹事，每分钟上传网络的图片以百万计。相应地，每个人都成了拍摄对象，并对此心知肚明。说不定哪天我们要把“对镜头毫无防备的一刻”加到濒危事物名单里了。然而就是在这种人人平等、镜头四伏、随手拍泛滥的大环境下，《国家地理》的摄影师们仍然头角峥嵘。何以如此？构成摄影风格的个人选择（用什么样的镜头、什么样的光线拍什么样的时刻）只能解释部分原因。相反，他们拍出来的顶级佳作提醒我们，一幅照片的力量远不止于纪录。它能带我们进入不可见的世界。
　　每当告诉别人我是为这家杂志工作的时候，我都会看见他们张大了眼睛；而我也知道若是说出不得不补充的一句话——“不好意思，我只是个写稿子的”——之后会是什么情景。《国家地理》摄影师就是“世界性”的化身、一切尘世之美的见证者，每个人都梦想拥有他们的工作。我看过《廊桥遗梦》，我懂的，并没有酸溜溜的意思。但我也常有机会陪伴这些摄影师工作，所见的实情只会令人钦佩，却真没什么可艳羡的。如果说他们的动力来自对于借精彩画面叙事的强烈执著，那么他们所受的阻碍就是日常没完没了的波折（行李超重费、恶劣天气、异口同声的“不许拍”），以及时而袭来的无妄之灾（骨折、疟疾、牢狱）。离家一走就是几个月——错过佳节、亲人的生日、孩子的学校演出——有时还要在对西方缺乏好感的国家莫名其妙地担当着不受欢迎的文化大使。要不就在一棵树上待一个礼拜，要不就吃虫子顶一顿晚餐。我不妨再多一句嘴：曾用“扑向亮光的猴子”来揶揄摄影师的爱因斯坦，他当然用不着被凌晨三点的闹钟叫起来开工。职业的可敬并不意味着逍遥风光。我的摄影同事们面对无穷逆境时的那份豁达，给予我的震撼几乎不下于他们的作品。
　　这条历尽艰辛的道路看来正是他们的不二之选。照相机的魔力吸引着他们每一个人，这与出身无关（管它是印第安纳或阿塞拜疆的一个小镇、小儿麻痹症隔离病房还是南非的军营）；天长日久，他们的作品又会反映出各自不同的专注：人类冲突与没落的文化，大型猫科动物罗伯特·德雷珀是本刊专职撰稿人。与微小的昆虫，大漠与沧海。那么《国家地理》摄影师的共同点是什么？是求知的饥渴，探问的勇气，以及一份通达的智慧——正如某位摄影家所说，“照片从来不是被摄取的，而是被赐予的。”
　　在现场，我曾看见拖着大大小小镜头的摄影同事们与拍摄对象坐谈数日甚至数周，只是静静倾听，了解对方想要教晓世界的东西，之后才把相机举到眼前。我们的摄影师曾不折不扣地花上几个年头，沉浸在萨米族驯鹿者、日本艺妓和新几内亚天堂鸟的隐秘世界里。这份执著的果实可以从他们的照片中看到，而看不见的是他们对于拍摄对象——那些敢于开启自己宁静世界的门户、信任陌生摄影师的人们——的责任感。他们拒绝刻意操作的摆拍，把摄影视为镜头两端的两个灵魂携手进行的事业，所冒的风险、花的时间会多很多。
　　良知是这些摄影师共有的另一个特征。在圣劳伦斯湾亲身体会琴海豹游弋之美，也意味着目睹它们栖息地的脆弱：受气候变化的直接影响，许多海豹幼崽因浮冰塌落而溺毙。在刚果雷区见证残酷的战祸，也意味着憧憬一丝希望之光：让瑞士的黄金商人看看他们的利润背后是怎样的代价，也许就会停止购买。
　　事实上，在过去的125年里，克尔恺郭尔对摄影的预言被证实也被推翻过。《国家地理》内的画面所揭示的世界非但不单调，反而气象万千；然而它们也越来越多地纪录着被人类急剧的同质化所威胁的社会、物种和山水。杂志旗下的当代探索者们常会接到这样的拍摄任务：他们要拍的地方或生物，下一代人也许便只能从他们的作品中获知。如果说有一件事是我的摄影同事们全都痴迷不放的，那就是利用这本标志性刊物的广大影响力来协力拯救地球。这听起来太自恋吗？问问瑞士的黄金商吧。他们在日内瓦一场摄影展上看到马库斯·布利斯戴尔拍的照片后，几乎一夜之间中止了在刚果的黄金采购。
　　当然，每个专业摄影师都渴望“世纪佳作”——机遇与技巧犹如天意般的碰撞，使一幅作品刹那间跻身摄影的“万神殿”，与乔·罗森塔尔的硫磺岛组图、鲍勃·杰克逊拍摄的李·哈维·奥斯瓦尔德遇刺场面、阿波罗8号宇宙飞船传回的幽蓝地球全像等经典照片同列。可是，这种反映历史转折的照片并非《国家地理》摄影师的追求。在这本杂志发表过的照片中，最经典的一幅无论从人物或事件来讲都并无重大历史意义：它拍摄的是莎尔巴特·古拉，一名年约12岁的阿富汗少女，摄影师史蒂夫·麦柯里于1984年在巴基斯坦一座难民营中与她偶遇。在1985年6月号《国家地理》封面上，她海绿色双眼中的炽烈目光向世界传达了无限信息，更胜一千名外交官和援助人员的言辞描述。这目光刺入我们的集体潜意识，令原本漫不经心的西方世界为之驻足沉思。这就是真相的套索。我们刹那间认识了她，自此不能释怀。
　　麦柯里拍下这幅不朽肖像的时间远在互联网普及和智能手机发明之前。在似乎因每日雪片般飞来的图片而麻木的今日世界，这双眼睛是否仍能刺透周遭的喧乱，让我们对人性有所醒悟、并反思自己栖居的这个世界中面临危机的美？我想这个问题不需要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