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宴请知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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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宴请知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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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者金锋先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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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请现场：鲁迅与知识界人士在一起

宴请现场

鲁迅更多是自言自语，在座的知识界人士都不大搭理他

鲁迅脸微红。席间鲁迅不断在向知识界敬酒，但在座的几乎都是不喝酒的

律师夏邦在向袁剑提问

鲁迅与知识界人士在一起,从左至右分别为：朱其、刘石增、刘军宁、陈明远、钱宏、袁剑、杨旭（鲁迅）、摩罗、杨念群、吴稼祥、金锋。

鲁迅让知识界“无语”了？——记我的作品《鲁迅宴请知识界》实施现场
在准备了较长的一段时间之后，我的作品《鲁迅宴请知识界》终于在 6月20日的晚上实施了。实施地点选择在上海多伦路的咸亨酒店。因为这个地方是中国左翼文化的发源地，而咸亨酒店本身又是源自于鲁迅的作品。所以选择这样的地方，我觉得是能给我的作品带来一些历史背景的。
这次参与我作品的知识界人士有杨念群、刘军宁、吴稼祥、陈明远、崔文华、摩罗、钱宏、朱其、刘石增、杨旭、袁剑。可以看出，这份名单的分量是不轻的。这些人到上海，到咸亨酒店能做什么？能表达什么？这在我内心一直是一种期待。因为这件作品，我依然坚持了我的一个初衷，就是不当导演。所以当刘军宁跟我说：你总要给我们这些人一个谈话的话题吧？我说，我不能这样做。甚至，谁来担当鲁迅这个角色，这究竟是一个怎样背景的人我都不做任何介绍。我想这些知识界的名人，他们总会有真话可说的。我内心藏匿着的另一个动机是，艺术圈与知识圈何如能获得沟通与交流的途径，这也是我这件作品试图去尝试的所在。
扮演鲁迅的是我在上海新近结识的朋友，他叫杨旭。我最终把目标锁定在杨旭身上也是有原因的。首先他了解鲁迅，而且是一个对鲁迅持有批判态度的人；其次杨旭也是一个通历史的人，甚至于是一个能用八股文来反讽现实的人；再者，杨旭的知识不是专业背景里出来的，他完全是凭自己的兴趣在批判地阅读。这个人似乎从不怯场，他的说话摇摆在理性与野狐禅之间，这一切都是我所喜欢的。杨旭对我《鲁迅宴请知识界》这件作品也抱有期待，因为他也实在不知道最终这件作品会是怎样的结果，这对他似乎很有挑战。
我在咸亨酒店的百草园预订了六桌，主桌就是由上面所说的十一人组成。其他几桌大部分是上海艺术圈里的朋友。主桌上的人都戴有无线麦克，他们的讲话都会通过扩音在音响里传出。
鲁迅（杨旭）的开场白是这样的：今天每个桌子上在座的都有我的朋友，也有我的敌人，但我今天想谈的是墨子的“兼爱”……
之前我跟杨旭关照过，你只是一个配角，你担当的是桥梁与调味品的角色。你要把主角尽量转移到知识界的身上。但事实是，杨旭的讲话无人应接，也许知识界的人士想进一步探寻眼前这个鲁迅的“深浅”。如此，鲁迅就只能继续说开去了：假如人没有了“ 技术”的双手，这个人还会有思想吗？他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知识界依然无法应接，或不想应接，或彻底对这样的提问不感兴趣。也许知识界脑中的鲁迅与眼前的这个鲁迅完全判若两人，他们不知如何通过鲁迅来探讨问题。鲁迅只能边喝着酒边自言自语地继续说着，很快，鲁迅的脸红了（真实的鲁迅稍许喝些黄酒，也是脸红的），说话也不像开始的时候那样矜持与严肃了，更多的是插科打诨的戏谑与调侃，这直接的结果是知识界不再考虑如何应接的问题了，他们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吃”。
这样的现场持续了近两个小时，知识界几乎是“无语”地度过了这段时间，而鲁迅也仅成了一个“清口”鲁迅。在座的艺术圈里的朋友也预感到等待知识界的开口是无望的了，于是就三三两两地离开了宴席，面上，这个宴请看起来是颇为“失败”了。
席间，也有朋友问我，你觉得现在的这个局面怎样？我说，很好啊！不管知识界说还是不说，我想都有他们自己的考虑。
事后，朱其说，这些人在知识界是很不错的，就这样“不说话”有些可惜。朱其说，是不是能够挽留他们在上海多呆一天，再集中起来谈一次。我说，那可能就不是我作品中所想要的了。我想他们在作品中的“无语”其实也是很现状的，很真实的。
很晚的时候，我去见了杨念群与崔文华。从他们的谈话中，我略微了解到了一些他们的想法。杨念群说，鲁迅已经被“消费”光了，所以我也只能“消费”，而我的“消费”就是“吃”。崔文华说，其实今天到场的人可以分成四类，一类是鲁迅；二就是你金锋的策划；三就是我们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四是艺术圈里朋友。而这四类人都各自怀有想法，要在这些想法的上面找一个统一的主题，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鲁迅宴请知识界》最终是没有主题的。这话似乎在暗示我，既然没有主题，这也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所以，作品的现场，我觉得，面对作为配角的鲁迅，知识界无话可说；而面对作为主角的“清口”鲁迅，知识界也一样无话可说，难道知识界真的“无语”了吗？

“知识界”代表摩罗先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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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鲁迅”吃饭的尴尬情景

摩罗

周末跑了一趟上海，应一位中年艺术家的邀请，去跟一位扮作鲁迅的青年艺术家共进晚餐。餐毕未作寒暄、交流之类，仅仅睡了一觉，又匆匆赶回北京了。
这顿晚餐值得我们专跑一趟上海？果然如此重要乎？似乎是。
“ 鲁迅宴请知识界”，不去岂不是不识抬举？跟我一起赴宴的还有另九位读书人。另外，还有五桌酒席安排在同一个宴会厅中，五桌的客人都是上海艺术界的朋友，他们应邀前来见证今天的对话。所有的客人都是由那位中年艺术家邀请来的，邀请者名叫金锋，他是一位出色的艺术家和艺术策划人。
令人意外的是，这次晚宴没有起到生活中常见的主人与客人之间在餐桌上实现交流与沟通的现象。“鲁迅”使出了浑身解数来调动十位客人对于他的思想和现实问题的关注，但是在长达两小时的晚宴中，十位“知识界”都不知道如何与“鲁迅”对话，只好埋头吃饭、喝酒。
在宴会刚开始时，我举杯给“鲁迅”敬酒，说：“多谢大先生的宴请，不过，我们真的有一个‘知识界’吗？”“鲁迅”回答说：“你们就代表了知识界呀。”
我马上感到说话者并非鲁迅，以下不知道说什么好。过了好一阵，当“鲁迅”仰着脖子喝啤酒时，我轻轻嘀咕了一句：“鲁迅喝错酒了。”我的意思是要是“鲁迅”陪我们喝点绍兴黄酒，那就更像鲁迅了。这是我说的第三句话。我所说的第二句话是，在此之前，当一位“知识界”建议我率先说点什么的时候，我说：“我不知道怎么说，你说吧。”
跑一趟上海就说了这么三句话。
归结起来，席间十位“知识界”有两种反应，一部分人因为不知道说什么，干脆一言不发，一心吃饭。另一部分人尽管为难，可总想找点什么言辞说说，帮助这场对话获得成功。后一部分人的努力在我看来基本无效。
“鲁迅”先生在一直得不到呼应的表演中，越来越感到寂寞、无奈，最后他干脆放下端庄的架子，油腔滑调起来。因为他比十位“知识界”都年轻得多，他经常冒出一些让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感到陌生的时尚词语和相关表情，还主动要求邻桌的一位小伙子来亲吻一下脸颊。
两小时后，宴会结束。
有人说这次活动很成功，餐桌上的失语和隔膜说明当代人已经不需要鲁迅，既不知道怎么跟鲁迅对话，也不觉得需要跟鲁迅对话。所以，我们应邀赴宴陪鲁迅吃饭，却没有跟他沟通的愿望和能力。可见鲁迅对于当下已经没有现实意义。
也有人说这次活动很失败，失败的原因是，“鲁迅宴请知识界”本是一场行为艺术的活动，鲁迅扮演者并不是鲁迅，他只是以表演的方式模拟鲁迅说话。可是，十位“ 知识界”只习惯于以严肃而本真的方式演讲和讨论，面对表演化的“鲁迅”完全不知所措。再说，十位“知识界”与“鲁迅”彼此完全不了解，实在缺乏展开讨论的基础。
我比较同意后一种意见。就我本人而言，我不知所措、无从言说，主要就因为不知道如何跟一位表演中的人讨论严肃的问题，还因为我不知道这位化装的鲁迅有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和学术背景。我曾经想过也以表演的心态跟这位表演者聊天，可是根本无法进入那种状态。
鲁迅缺乏当下意义的说法，未必准确。这十位读书人大多是书斋里的学者，也未必能代表当下的中国社会。他们面对鲁迅的失语，不足以证明鲁迅跟当下的中国失去了精神联系。鲁迅作为一个经历过满清时代和北洋政府时代的小吏和文化人，他的写作始终关注着压在国人身上的两重权力关系。一种是西方殖民势力压在中华民族头上的权力关系，另一种是中国权贵压在普通国民头上的权力关系。他一生都在劝说国人拒绝这两重权力威压，反抗这两重权力对于我们的奴役。他把这两重权力都比做“狼”，他一生的写作中最突出的主题就是激励我们在狼面前千万不要做羊？做什么？也做狼，这样才能摆脱狼的追猎和奴役。
鲁迅一直怀有为两重权力关系中的弱者说话的主观意愿——虽然效果如何尚需研究。
或许这就是鲁迅的当下意义。
但是需要鲁迅的肯定不是我们这些从书斋里走出来的读书人。读书人要么需要唐太宗或光绪帝，要么需要读者和观众，当然，也还可以需要洛克菲勒和比尔盖茨，唯独不怎么需要鲁迅。
举行这场宴会的咸亨酒店坐落在上海多伦路，多伦路是当年上海左翼人士经常汇聚的地方。鲁迅经常在那里的内山书店里接待朋友并讨论问题。如果我们不是在咸亨酒店的餐桌上遇到一位扮演的鲁迅，而是在当年的内山书店见到那位正在写作《为了忘却的记念》的真实的鲁迅，我们对鲁迅感受是不是会更加复杂一些？
吴稼祥先生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062a780100efz8.html

金锋有料，“鲁迅”扯淡

——不小心掉入金锋“鲁迅宴请知识界”现场

说真的，一直到穿过雨丝，跳到多伦饭店门前的台阶上之前，我都不确切知道，晓岩拉我来上海干什么。好在杭州有刚摘下的杨梅在等我，我也不计较此行是否值得。被引进咸亨酒店一个大餐厅，看见主桌后面的墙上贴着“鲁迅宴请知识界”的条幅，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别人当成行为艺术材料了，还以为只是一个京沪两地知识界友人或敌人的聚餐会，不小心把由头变成噱头罢了。
一坐下，我左边的钱宏兄就恶狠狠地盯着餐桌上的几叠小凉菜，小声对我说：“我中午没吃饭。”此话不虚，后来的一碗红烧肉，几乎被他包办了。等我慢慢明白我们要干什么的时候，“鲁迅”来了。说实话，这个所谓“鲁迅”与我从照片和作品中想象的鲁迅，既不形似，更不神似，食欲大减，更不要说说欲了。

图一:喝啤酒的"鲁迅"
那个“鲁迅”对鲁迅的了解，连皮毛都没有，别说精神了。除了几个人名，胡适呀，梁漱溟呀；几个口服的东西，饭呀，药呀；几个人类的分类名词，朋友呀，敌人呀，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最感兴趣的一是啤酒，喝了一瓶又一瓶，二是钱宏兄提到的“利比多”，老问“利比多”是什么东西。看场面太冷，一个插科打诨的小厮先是向著名政治学家刘军宁表示敬意，最伟大的大师呀，什么的，接着向他请教，研究政治学能得到什么好处。军宁告诉他，政治学是险学，不是好处学。小厮不依不饶，还说没有好处你怎么穿得这么西装革履。我看他是想故意挑起事端，打一架也比一片咀嚼声好。
这就是不导演的导演、问题现场行为艺术家金锋所要的吗？但我隐约感到，他所要的问题，似乎不是今天的问题。他所要的是“面向问题”的艺术，而不是“出了问题” 的艺术。面向问题的艺术，按照金锋本人的理解，就是把问题人物（比如金锋处理的秦桧和马加爵），问题事件（比如“无字访”处理的农民工和上访者），或问题现象（比如“公共物品”）引入事先设计好的特殊情景、特殊装置或特殊场地（他称为“方案”），让其静态展现，或动态互动，以期引起人们的问题意识，批判意识，对禁忌的突破意识，对麻烦的觉察，以及对危险的超越，等等。

图二:金锋作品,无字访,载金锋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12e31001000586.html
面向问题的艺术是艺术的一种形式，是问题进入现场；“出了问题”的艺术则是艺术的一种失败，是现场出了问题。金锋可能没有意识到，“鲁迅邀请知识界”已经不是一般的行为艺术方案，而是精神行为艺术。这个方案其实是“嘴”的行为方案，嘴的行为有三种：吃，说，吻。在“鲁迅宴请知识界”的方案里，要展示的是前两种行为（虽然现场的“鲁迅”也进行了第三种行为，他吻了那个插科打诨的小厮），而且是想用第一种行为“吃”，引出第二种行为“说”。
“吃”是身体行为，“说”就是精神行为了。由于鲁迅的扮演者连鲁迅精神的底座也没有摸到，也不了解在座者的精神，更谈不上运用鲁迅精神进入当代问题的讨论。如果把这个尝试比作一只木桶，那个“鲁迅”就成了木桶上最短的桶板，所有可能有的精神之水，都从他那个缺口里流失了。可以这样说，那天晚上，面对那个演员，没有任何人有说话的欲望，似乎说了，不仅是对自己的嘲讽，更是对鲁迅的亵渎。结果，每张嘴都张了，但只有进去的食物，没有出来的话语。
其实，鲁迅是一柄匕首，匕首是不可能被扮演的，除非你有同样锐利的锋芒。你说他是解剖刀也行。鲁迅的最伟大之处，是揭示我们民族的病根，不是提供处方，他提供的顶多是药引子，引来的药方比已有的疾病更可怕。虽然匕首和手术刀今天仍然有它们的用途，但知识界更愿意提供的是螺丝刀。
即便“鲁迅宴请知识界”是一件“出了问题”的行为艺术，但金锋的尝试是值得的。面向问题的艺术出了问题，也是他要面向的问题，是他自己的问题。面对自己的问题就是金锋所谓的“自我批判”，“我有时会把撞南墙看成是自我批判的一种方式”，金锋说。我们不小心扮演了一次金锋的“南墙”，会吃的南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