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重新发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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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重新发现社会

文/向蓓莉（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管理学院博士、副教授）

从各方面的报道来看，如今的中国教育犹如一列超载疾驰的高铁火车，不知有多少父母和孩子希望下车，

我们像娜拉一样找不到出路。易卜生用一句“楼下砰的一响传来关大门的声音”草草结束了《玩偶之家》，他大约也想不出娜拉能到哪里去，索性就此住笔。鲁迅先生不存幻想，才能在1923年12月26日，对着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师生冷峻地说：挪拉“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但我们不能下。虽则人生如戏，甚或往往比戏剧更富有戏剧性，到底我们不是易卜生笔下的玩偶，不能不想一旦下车，我们能往何处去。我们大约至多可以在一个小站下车，喘喘气，最终还得回来。

因为，在这里，在这个时代，没有其他火车。我们必须找到疗救的方式和方法。

远在1912年2月8、9、10日，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在《民立报》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后改名为《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

他提出，教育需具备超轶隶属一宗的独立品格，新教育永远需要思想自由：“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而惟时时悬一无方体无始终之世界观以为鹄。”“如果将‘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定于一尊，必将桎梏受教育者的心性灵智，长此以往，必将造成民族的愚蒙退化。”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先生在《教育总长蔡元培》一文中感叹，身为主管全国教育的最高行政官员，蔡先生不是强调、扩大教育部和总长对教育的权力，竟主动放权，将教育从统治者的政治桎梏下解放出来，强调教育的独立性，至为难得。

我们今日，需要这样的识见与胸怀。政府的主动“放权”，也是解决当前教育痼疾的关键。以政府主办的高质量公立教育为主体，同时放权给社会，将举办多样化教育的权利重新还给社会。

胡锦涛总书记在2011年2月21日提出的开展教育体制改革、加快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体制机制的要求，以及温家宝总理在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的“完善和落实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打破垄断，放宽准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包括教育在内的诸多领域，“营造各类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环境”，均致力于重构政府与社会的教育管理权责。

基于独立人格的创新能力、杰出人才，乃至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将在多样化的、雍容大度的稳健的公共社会和教育中萌芽，也只可能在这样的环境里萌芽。

我们祝愿教育这列高铁，终归在以政府为主、社会充分参与的结构下，稳健地走上希望之路。

教育：重新发现社会

孤独而危险的教育之旅（1p）

文/向蓓莉（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管理学院博士、副教授）

教育是一列严重超载疾驰的高铁火车，不知有多少父母和孩子希望下车。但我们不能下。

我们像娜拉一样找不到出路。易卜生用一句“楼下砰的一响传来关大门的声音”草草结束了《玩偶之家》，他大约也想不出娜拉能到哪里去，索性就此住笔。鲁迅先生不存幻想，才能在1923年12月26日，对着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师生冷峻地说：挪拉“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虽则人生如戏，甚或往往比戏剧更富有戏剧性，到底我们不是易卜生笔下的玩偶，不能不想一旦下车，我们能往何处去。我们大约至多可以在一个小站下车，喘喘气，最终还得回来。

因为，在这里，在这个时代，没有其他火车。

一、被绑架的是儿童还是教育？（4p）

教育，越来越让人困惑、无奈。孩子如是，父母、老师、校长、教育研究者、乃至教育部官员亦如是，为人父母的教育者尤其是。儿童，正在度过被绑架的童年。

诸多小学生活之贫瘠远远超出文学虚构的想象，简直匪夷所思。

目睹教育之怪现状

在校园安全压力下，许多小学生除了上厕所，课间只被允许在教室里读书或者看动画片，不能在走廊玩耍、游戏。一位武汉的教育研究者，曾苦恼地和我聊及她的困惑与无奈：她读小学四年级的儿子，曾仅仅因为出教室在走廊放飞一只纸飞机而被责令写三百字的检讨；孩子还曾参加过这样一次运动会：只有运动员被准许下楼在操场比赛，其他同学则留在教室读书、自习，作为运动员的他在操场上跑得冷冷清清。这样的运动会他再也没有报名参加过。

在江苏，我看到许多小学生中午用20分钟在教室吃完午饭、上厕所，然后就开始了自习和下午的课程；下雪时北京很多学校明令学生不能到操场玩雪、打雪仗；更不用说全国很多小学取消了春游、秋游。

教材质量让人堪忧，语文教科书的一些选文甚至被“传道授业解惑”的语文教师们不客气地批判为“毒药”。

2010年9月出版的《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激起教育界内外对教材和教育目的的热烈讨论，这是一个自发的民间教育学术研究团队“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的研究结晶，小组成员绝大多数是全国各地的一线青年教师。

小组的发起人、《读写月报·新教育》杂志的执行主编李玉龙，与作为学术负责人的郭初阳、蔡朝阳、吕栋这三位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中学语文老师，与其他14位语文教师一起，组建了“小学语文教材中的母亲和母爱”专题研讨小组，分析了占据全国80%语文教材份额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小学语文教材中涉及母亲、母爱的课文。

这个被称为“中国教育的草根力量”的研究团队发现，“基于现代公民的社会常识”，小学语文教材存在“四大缺失”：缺失经典、缺失儿童视角、缺失快乐、缺失事实。富有童趣和儿童视角的选文不仅缺乏，甚至不惜以“妈妈的爱”为饵，传达虚假情感，进行空洞教化。

例如北师大版二年级下册《妈妈的爱》一文，以孩子的口吻写妈妈给孩子扇扇子、打伞、孩子病了妈妈着急落泪、孩子犯错妈妈适时批评，这四节对母爱点点滴滴、柔软绵密的描写真实可感，“不料第五节平地里起惊雷”：孩子用“最”造句“我最爱妈妈”，“妈妈告诉我：‘我们都是祖国的孩子，我们都爱祖国妈妈。’”研究者敏锐指出，母爱本身就是人类最朴素本真的情感，母爱本身就是意义，这种在母性之外强加到妈妈头上的“爱”，是对“妈妈”和“祖国”的双重损害。

平等和更平等

如果对父母们来说，课文选材还是一个相对潜在的痼疾，那么，缺乏公平、公正、透明的小升初选拔标准和途径，则每每让小学五、六年级甚至更小的孩子们及其父母们殚精竭虑。

1998年，北京和其他很多城市小升初都开始实行“取消升学统考，电脑派位，就近入学”政策，初衷是减轻学生负担，均衡教育资源。然而校长、家长和学生似乎都并不领情。

2009年7月10日，成都一位学生家长在“天涯时空”发帖“强烈呼吁恢复小升初统一考试”。在这位家长看来，中考和高考提供了选拔标准，尽管标准存在问题，但配套其他相关政策后，尚能基本体现公平、公正、透明，父母和孩子们心里有数、“有谱”。取消了公开考试的小升初选拔标准、程序却暗箱操作，以致“太混乱，太让我们家长焦心、心烦了！！！”与家长遥相呼应的，是广东省人大代表祁海，2011年1月26日的《羊城晚报》报道了他作为人大代表的建议：既然学校教育资源不均衡长期存在，不如恢复“小升初”考试，按考试分数录取。

小升初成了不仅考学生，而且考父母的权力、财力、脑力、精力的家庭考试，不仅家长和孩子不满意，校长也不满意。2009年，在教育部座谈会上，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中学校长邢筱萍批评“北京小升初招生秩序的混乱让人揪心”——诸多重点中学采取自办小升初培训学校（以及与社会培训机构挂钩举办培训班）的方式举办奥数班、美术班、英语班，从小学二三年级就开始有目标地培养，以便筛选和招收一流的学生。北京的小升初圈子还为这种培训班发明了一个形象而无奈的新词——“坑班”，且学生只有在嫡系培训班“占坑”，才有机会参加重点中学通过培训班举办的选拔考试，为了增加孩子录取机会，家长还得带着孩子在不同初中的坑班“占坑”，是为“一人占多坑”。

2009年3月18日《中国教育报》记者梁杰发表了“小升初‘占坑’班坑了谁？占了童年坑了未来”，其中提到北京六年级学生芳芳（化名）的妈妈介绍的“占坑”情况：比如想上人大附中，就得一二年级早早在其嫡系培训班——仁华“占坑”。自芳芳三年级好不容易“占坑”以来，当年的13个班如今只剩下6个，“培训班每学期考两次试，考完就重新分班。每次考完试，家长比孩子还紧张，唯恐被分到后面的班遭到淘汰。这学期考试更频繁了，已经考了两次了。听说后面还要考几次呢。”在将近四年的征战小升初之路上，芳芳的周末都是这样度过的：周日，中午11点30分，芳芳结束了上午3个小时的培训课程，一脸疲惫地走出来，中午的两小时里要吃完饭并走很远的路赶下一个培训班。除了日常的学校成绩和“占坑”，各类竞赛成绩也是孩子们竞争的“法宝”。

这样的采访对于记者都是残酷的体验。孩子对梁杰说“挺累的；（考完试后最想）睡觉；想（玩），睡够了再玩”。父母们说“无奈、彷徨、焦灼、心怀恐惧、愤愤、跟自己闹别扭、为孩子打抱不平”。梁杰感到“五味杂陈、莫名的悲哀、内心有一种被抽打的感觉、迷惘、痛心、幼小的孩子成了这场战争的无辜牺牲品、采访小升初的过程，就像做了一场噩梦”。

前进和看起来前进

即便“绝望、心怀恐惧”，孩子们和父母们也只能“勇往直前”。

教育部2011年2月23日召开新闻通气会，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表示，近期会着力整顿小升初择校过程里的“坑班”。但是，在教育资源不均衡仍严重存在的情况下，“坑班”作为选拔途径被整顿后，重点初中校是否会更加焦虑与无奈地创造其他选拔生源的路径？父母和孩子们是否将为打听进入重点校的新隐蔽路径付出更多茫然、焦虑与无奈？

教育部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中国的父母们已经开始寻求更多的路径，以避开这种“坑人”的危险。

2010年第12期《共产党员》杂志以“全国今年20万高中生放弃高考赴国外留学”为标题转引了《钱江晚报》的报道：中国低龄学生出国留学人数达到近年来的最高峰，赴海外读高中的学生比往年增加了两成到三成，高中毕业参加“洋高考”赴海外上大学的学生，也比往年增加一成多。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高考弃考人数达到84万，而2010年弃考人数接近100万，其中，因出国留学而选择弃考者的比率达到21.1%。

出国留学，固然标志着更多中国家庭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留学也有助于学生在多元文化的滋养中成长为具有世界眼光的人，但是，它是否也表明中国的大学甚至高中不够有吸引力呢？

即便孩子升入初中和高中，大都陷入题海的包围与绑架，培养人的教育沦落为培养机器的工具。

一位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任教的朋友，在2010年11月24日给女儿写了封信，那时，女儿刚考上京城某名校初一，课业量和考试频度大大超过小学时期，阅读时间所剩无几。这位哲学系毕业的博士忧虑地看到女儿陷入为考试而教、没有时间充分阅读的境况。在他看来，“教育首先是培养成一个人，其次才谈得上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才”，出自内心的需要和对知识的渴望以及自由广博地阅读好书可以促进“心灵的健全、思路的开阔、知识的全面以及学习的动力”。作为大学教师的他，每每“看到一级又一级大学新生那种普遍的心灵麻木、呆板和知识的匮乏状况”，就越发忧愤这种围绕考试而展开一切教育的模式——“只会扼杀心灵驰骋的维度，扭曲人性的健全发展，窒息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它只能培养人才，但培养不出健全的人，更培养不出伟大的人。

就我所知，江苏某市某高中高二的每位学生在2012年寒假做了120份试卷，还不包括其他寒假作业；湖北一位高中校长告诉我，他的学校里成绩优秀的一位学生对“学习”的理解只是：“拿卷子来！”除了做卷子，这位学生不知道“学习”还可以意味着什么？这些高中生是不是会成为2013年“心灵麻木、呆板和知识匮乏”的大学新生？

被捆绑的大学

大学的样貌如何？高度行政化捆绑下高等教育“千人一面”的沉疴，已在南方科技大学筹办的过程集中爆发。

怀抱“去行政化” “教授治校”教育理念的朱清时校长自2007年起开始筹备作为研究型大学的南方科技大学，深圳市委市政府为南科大确定的目标定位是：“参照香港科大建校的模式，一步到位地建成一所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然而，办学初始，南科大就不得不在冗赘、官僚化的行政管理厄境里跌跌撞撞：购置电脑，审批花了两个月；教育部的“招生许可证”等了三年多没有等到。依照那些旧的规章制度，南科大要以香港科技大学为师一步到位地建成一所研究型大学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规章制度规定：要想创办一所新的高校，必须先大专或学院，若干年后办得好者，评审合格，再升成大学，然后再一个个地申请硕士、博士点，几十年后才可能建成一所研究型大学。

2010年12月15日，南方科技大学官方网站刊登朱清时校长“致报考南方科大考生的家长的一封信”，公告家长，南科大决定在不经教育部批准的情况下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和文凭。这些法制化了的规章制度的原意是由教育部代表国家来保障、控制全国学位的质量，但同时也使大学失去了办学自主权，造成高校缺乏个性的畸形状况。直到2012年4月16日，教育部方公布《教育部关于同意建立南方科技大学的通知》，南科大正式“去筹转正”。

流动儿童免费受教育权陷入夹缝

与此同时，有一个儿童群体长时间以来没有充分享受《义务教育法》给予的“免费教育”权利，他/她们是一部分在非户籍所在地上学的流动儿童。由于义务教育经费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流动儿童没有流入地的户口，他/她们的教育费用未被列入地方教育预算，流入地公立学校也没有将他/她们列入招生计划，因此长时间以来流动儿童既无法享受原户籍所在地的免费教育，又无法享受流入地政府负担的教育经费，一度成为难以充分享受免费义务教育的一个庞大群体。

值得肯定的是，随着政府与社会对教育公平的价值的持续努力，各地政府制定的针对流动儿童教育的管理办法，越来越有力地保障了他/她们的受教育权。

以北京为例，北京市2009年3月1日施行的“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废除了2002年“北京市对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实施义务教育的暂行办法”中要求流动儿童首选回户籍地就读的规定，并在第十二条进一步确定了流动儿童在北京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截至2005年底，北京市打工子弟在公办中小学就读的比例为62%，上海市的这一比例在2006年为50.7%。武汉市的这一比例在2006年为81.5%。（汝信、陆学世、李培林主编：《2008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但这个比例之外的打工子弟，仍多在无证运行然而收费低、建在打工者居住的城乡结合部的、打工子弟能灵活入学的打工子弟上学，这些打工子弟学校大多校舍破旧、师资和教学资源严重缺乏，国家规定的课程甚至亦难以开全。温家宝总理2011年3月5日上午在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五年间4500万农业劳动力在流动，如何保障这些进城务工的公民的子女，每一位都充分享受《义务教育法》赋予的由国家承担的免费义务教育。

教育：未能充分选择

如果我们拉开一段距离审视激烈的择校和打工子弟的无证学校，不难发现，大城市的中产阶层父母们和孩子们为择校所做的小心翼翼的选择和奔波，只是在同类别的学校间做选择而已：即政府举办的、以或明或暗的高度一元化考试成绩作为衡量标准的公立小学、中学、大学间选择。与此同时，许多打工子弟学校尚未被有效纳入当地的公立、免费的义务教育系统。

二、症结：政府超载社会难为（2p）

目前在诸多城乡普遍呈现的中小学生的学校生活之贫乏、教科书编写中的儿童视角缺失、“小升初”为代表的升学考试之重负、课业压力对阅读的挤占，无一不是一元的高度同质的教育的产物。诸多对教育目的、培养目标怀有多样化价值取向的家长和孩子，例如将经典阅读作为人格形成重要途径的那位父亲，也难以找到能充分地将“心灵的健全、思路的开阔、知识的全面以及学习的动力”作为宗旨的大学、中学和小学，来和孩子一起选择一种他/她们心向往之的教育，最终也只能挤在这列“一元同质、严重超载却疾驰”的“高铁火车”上。

不过，满足国民多样化的全部教育需求的任务原本不全是政府的责任，除非这个政府将自身的角色定位为全能政府，并限制社会办学的充分参与。政府举办教育的权责是什么？社会的教育权责是什么？社会是否享有充分举办教育的权责？严峻的现实是，社会办学受限颇多，难有作为。

民办教育处境不利

杨炜长在《当代教育论坛》2010年第7期发表的《公平对待民办高等教育：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一文中指出，我国政府是公立高等教育出资者，政府制定的支持政策主要针对公办高校，民办高校发展所需的政策支持只停留于宣言形式，实际的支持力量只能求助于市场。这种政策“偏好”人为制造了公办、民办高等学校之间的不平等，使民办高等教育处于更加不利的竞争环境：例如在政府的“呵护”下由公办大学举办的“独立学院”，甫一“出生”，就有着民办高校奋斗20余年都没有的政策优势：在开办之初就具有本科学历；同时，既能享受公办的体制优势，如设备、师资的投入，又能灵活运用民办的体制优势，如优质高价跨地区招生等。独立学院“遍地开花”，真正意义上的民办高校日渐萎缩。更为严重的是，民办高校还因其“利用国家非财政性收入办学”而不可能依财政部、国家税务局2004年2月5日发布的《关于教育税收政策的通知》纳入“预算内管理”，也不能被纳入“预算外的资金专户管理”，即使是从事学历教育的学校也要缴纳企业所得税（有的还要交纳营业税）；在土地征用免收土地出让金，减免、免征校舍配套费用，减免工程招标费、预算审查费，免征人防易地建设费、建设项目前期费、地方性一切附加费、基建报建审批、用水用电、通讯及相应建设项目、服务性和经营性收费减免诸等方面，都不能与公办学校一视同仁，招生也受到颇多限制。民办教育受歧视与束缚的处境，自然浇灭了众多本预备通过举办教育来回报社会的有识之士的梦想。

修修补补、就事论事的改革已无出路，每出台一个新的举措，都似乎引发了更多问题。教育一度成为公众不满意的关键领域。

不足与不平

实际上，中央和地方政府一直在促进通过立法保障国民受教育权。2006年9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开始得到施行，“国家”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被清晰地确定为义务教育的主要责任与义务方；同时，义务教育被确定为免费教育——该法第二条规定：“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国家建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保证义务教育制度实施。”各级政府亦一直致力于保障开足开启国家课程和改善农村办学条件。

然而，教育仍一度成为国民最不满意的领域之一。温家宝总理2011年3月5日上午在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将“优质教育、医疗资源总量不足、分布不均”置于民众反应强烈的诸问题之首。民众对教育的不满意也是人大代表关注的话题。2011年3月4日，参会的四川省代表、四川农大教授任正隆在接受四川新闻网采访时也坦率表示，民众对教育的不满意，已经达到“领导不满意、人民不满意、学校不满意”的严峻程度，任教授并提出，不满意的根源在于教育的不公平。

“优质教育资源总量不足”和“教育不公平”的确是当前教育问题最为严重的表现，上述各种教育问题也都与这两个表现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不过，这两个问题的内涵还值得进一步探索和界定，以更准确地为教育问题把脉。

在我看来，在当前的教育情境下，“优质教育资源总量不足”的内涵是“政府主办的一元化的公立优质教育资源总量不足”。如此，不同阶层的、有着不同教育需求的父母和孩子只能密集地挤在公立教育的唯一列车上。

一方面校与校在校舍、专门教室、图书馆以及师资配置等方面可能存在巨大差距——京沪穗资源最丰富的公立中小学与陇川黔偏远山区的公立中小学资源的差距甚至可谓天壤之别；一方面教育目的、内容、教学方法和评价标准仍具有高度的一元性，这列高铁火车成功的标准也是一条高度同质的线性铁道：公立的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

我国民办教育仍受到体制性的歧视，并为此支付着巨大的体制成本。民办学校和公办学校的不公平地位，呼唤着政府当担负起维护公平的职能，切实履行“公正裁判者”角色。

我们传统的私塾、民国时期的士绅办私学的社会办学传统风雨飘零，偏向于公立教育的教育政策对优质私立高等教育的种种限制直接导致了其缺席，并间接抑制了私立中小学教育的发展。

政府试图发挥全能政府角色，几乎包揽了举办各种教育的权力与责任，处于事无巨细均需控制与负责的巨大压力之下，超负荷高速冲刺的教育体制势必使政府自身和利益相关者陷入僵局，最终难逃“领导不满意、人民不满意、学校不满意”的后果。

因此，教育的根本问题不是“优质教育资源总量不足”，而是没有开放社会参与办学，没有给多样化的教育资源以萌芽和成长的空间。如果社会能得到赋权充分举办教育，众多优质的教育资源将源源不断地萌芽与成长，优质教育资源总量不足的问题自当消泯。

至于第二个问题——“教育不公平”——可说是第一个问题的后果之一：当几乎所有的教育权利和教育责任都由政府享有和承担时，政府权责已被严重超载，政府亦不堪重负，从而在实现自身最重要的权责——促进教育公平、保障公立教育系统的高质量，尤其是保障弱势群体充分和高质量的受教育权——时力不从心。

三、重构政府与社会的教育管理权责（1p）

如果对两个问题的内涵分析有道理，那么，解决这两个紧要教育问题的根本之道，就自然是重构政府与社会的教育管理权责。

在我看来，政府致力于在未来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扮演的角色，可以是承担有效公共治理权责的有限政府，实行对公立教育与民办（私立）教育的公共治理，维护教育公平。

教育改革最迫切需要的，不是给学生减负，是给政府减负，是在公立教育为主体的基础上，重构教育管理体制的政府与社会权责，其核心在于重构政府在教育领域实施公共权力的职责及其限度。

正如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11年2月21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的，要开展教育体制改革，加快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体制机制。对此，温家宝总理在2011、201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亦均有强调，2012年的报告更明确提出“完善和落实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打破垄断，放宽准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包括教育在内的诸多领域，“营造各类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环境。”如此，重构政府与社会的教育管理权责就成为探索的关键。

如果多种教育需求能在政府主办的公立、社会主办的私立教育之中提供多种探索和选择，促进教育管理体制和教育目的、教材、教育评价的多样性，许多教育需求就将分流到社会，政府将得以减负与瘦身，成为有限政府。何况从国内外私立教育发展史与现状来看，诸多私立中小学、大学都自觉以促进教育的公共性为己任，投资于教育，曾是并仍然是诸多企业家承担社会责任、回报社会的重要途径。

当政府的权责归政府、社会的权责归社会，政府就可以将自身教育权责主要集中于为促进教育公平开展有效的公共治理，更有利于充分地实现温总理所说的：“全面实现城乡免费义务教育，所有适龄儿童都能‘不花钱、有学上’”，实现“以流入地政府和公办学校为主，切实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实现“中等职业教育对农村经济困难家庭、城市低收入家庭和涉农专业的学生实行免费”和为“义务教育寄宿生提供生活补助”、实现“稳步提升全民受教育程度”，实现公共资源配置重点向农村和城市薄弱学校倾斜。

简言之，政府与社会的教育管理权责是：作为主体的政府雪中送炭、作为补充的社会锦上添花。政府职责在于制定促进教育公平的政策，促进教育的非盈利、公共利益与公共参与。社会承担满足多样化教育需求的职责。

事实上，从历史上看，源远流长、不断吸纳外来文化的中华文化历史，一直不乏私学传统，且从来都是主流。

回顾历史潜流中的私学传统（4p）

私学源流

遥望先秦，那是一个烽烟四起、战乱频仍的时代，也是一个私学百家争鸣的时代。我们今天津津乐道的儒、墨、道、法，以及阴阳、名、纵横、杂、农、小说各家各派，均系私学：孔子创办了儒家私学，重仁重礼，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墨家重武重辨，学习自然科学知识与技能；道家倡导自然，反对“人为”的教育；法家“以法为教”，兼学诉讼、兵法、耕战……那个时代的百家齐放，真是费孝通先生所期冀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还是在这个时代，齐国的“稷下学宫”这种介于官学与私学之间、民办官助的社会办学形式出现，英国的李约瑟教授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甚至将之作为书院创始的标志之一。

稷下学士在齐宣王时期（前320~前302）“且数百千人”，齐湣王时期（前301~284）更盛，“多至数万人”。华中师范大学的喻本伐、熊贤君两位先生在《中国教育发展史》充满向往之情地介绍了“稷下之学”独特的教学形式，尤其是其“期会”制度。“期会”，即约期、定期举行的论辩会，师生与四方游士均可聆听或辩难，就不同学术观点开展坦诚交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其中，稷下先生、名家的田巴与学生、儒家的鲁仲连的论辩流传最广。田巴“议稷下，毁五帝，罪三王，服五伯，离坚白，合同异，一日服千人”，徐劫的学生、年方十二、人称“千里驹”的鲁仲连，却认为先生田巴夸夸其谈，不务实际，没有办法应对齐国危境，于是登台与先生辩论：“臣闻堂上不粪，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睱缓也。今楚军南阳，赵伐高唐，燕人十万，聊城不去，国亡在旦夕，先生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枭鸣，出城而人恶之。愿先生勿复言。”一席话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抽象的理论转移到现实问题，折服了田巴，田巴后弃文就武，为齐将。难怪喻、熊二君赞曰，各派平等、老少平等、师生平等、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以及求同存异、不强辩、不口是心非的学风可见一斑。后代书院的“讲会”制度正是期会精神的继承和变通。

喻、熊二先生对中国历史上官学、私学长消特点的分析是有力的：官学废弛则私学炽盛；私学的生存与发展，与宽容的文化氛围成正比；一统的意识形态重建或强化时，官学兴盛私学消沉。

现在看起来，私学最为昌盛的三个时代都是一统意识形态被动消驰的时代：一个是先秦春秋战国时代，一个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个便是清末与民国时期。被动与消驰的管理却在无意中成就了教育的多元与繁荣。

问题是，为何不能在和平时期亦予私学以生存空间，以与官学并驾齐驱，教育园地姹紫嫣红一片？

清末民初之私学繁盛

清末的社会办学曾得到皇帝的鼓励和嘉奖。戊戌新政时期的1898年7月10日，光绪帝在“上谕”中奖励民间办学：“各省绅民如能捐建学堂或广为劝募”，则“准各督抚按照筹捐数目酌情奏请给奖”，对于“有独力措捐巨款者”，光绪帝将亲自奖赏——“朕必予以破格之赏”。清末，乡绅、地方名人创办的蒙学、义塾，在课程排定、教材选择、教师聘任等方面具有官学难以具备的自由，部分私学还兼有社团与党派性质。

民国时期平民学校、私塾、私立学校、教会大学大量涌现。1912年5月13日，时任民国教育部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在《向参议院宣布政见之演说》中强调：“私立学校，务提倡而维持之。”《壬子学制》（1912）颁行后的有关法令，规定除高等师范外，其他学校均可由私人办理。

民国时期，由社会团体和党派发起设立的、以劳动者为教育对象的平民学校和劳动补习学校大量涌现，例如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创办的平民夜学（1917）和平民夜校（1920），以及晏阳初1922年开始先后在长沙、烟台、嘉兴、武汉、北京等地开办的平民学校等。

数据见证了私塾和私立中小学之繁盛：据中华教育改进社1924年编辑的《中国教育统计概览》，当时广州私塾1000余所，学生2万余人；市立学校69所，学生8464人。

乡绅以促进公共利益为宗旨办理私立小学也很普遍。1906年，持“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为公益民”教育理想的无锡荣氏家族创办了新式学堂“荣氏公益学堂”，1908、1915年荣德生（荣毅仁先生父亲）先生又携宗族与乡贤开设了竞化女校、竞化二（女）校，并以荣巷为中心，在当时的“开原乡”（今名“河埒口”）的周边地界先后创办了十余所新式小学校。康有为亲子撰联“安得如君千百辈、全华儿女做干城”赠予荣德生，以彰其重视教育之精神。陶行知先生几度来校，赠联勉励，并派弟子参与学校的管理与教学工作。

私立大学则以南开大学、厦门大学为最具影响力。张伯苓1919年靠捐款设立私立南开大学，1923年增设南开中学女中部，1928年专设南开小学，统称为南开学校。南开学校办学方针独立，学风谨严，以“允公允能”为校训，名播遐迩。抗战时期与北大、清华合组为西南联大，遂改国立。厦门大学为陈嘉庚先生语1921年创办，与他创办的集美小学堂、集美学校师范部、中学部一起，称为“集美学村”，陈嘉庚先生并资助了福建省28个县市中的73所中小学。

教会学校亦构成了中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高等教育领域在民国早中期几乎被教会大学垄断。1913-1914年间，外国教会学校办理小学130000所（中国小学3500000所）；中学12500所（中国中学120000）所，高等教育为12000所（中国为1500所）。著名的教会大学有燕京大学（1919）、辅仁大学（1925）、金陵大学（1910）、齐鲁大学（1919）、华中大学（1924）、华西协和大学（1920）等。

从汇文中学看私学的影响

学生在私学度过了怎样的生活？他们有什么样的回忆？

2008年3月26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刊载了王丽老师写的“一所中学远去的背影”，这所远去的学校，是北京汇文中学。

汇文中学的办学史，见出清末至民国时期蒙学堂、书院、教会大学、中学、小学的办学及脱离教会自主办学的私立中学史，是民国时期诸种社会办学形式的缩影。

汇文始建于1871年，最初为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设立教堂时附设的“蒙学馆”，后更名为“怀里书院”。1888年增设大学部，名为“汇文书院（PEKING ACADEMY）”。1904年改名为“汇文大学堂”，包括小学部、中学部和大学部。1918年，汇文大学部与华北协和大学及通州协和女子大学合并为燕京大学，迁到今天的北京大学校址，原崇文门内船板胡同的校址转给汇文小学和汇文中学。1927年，任职校长一年的高凤山先生呈报教育部备案，开教会学校在中国政府立案之先河，并遵部令改为“京师私立汇文中学”，不久改名为“北平私立汇文中学”。后逐步取消有关宗教课程，统一于部颁教学计划，脱离教会，自主办学。1952年被新成立的北京市人民政府接管，更名为市立第二十六中。1989年，在一批汇文老校友的努力下，经北京市政府批准，校名恢复为“北京汇文中学”，汇文重新在校门口挂出“PEKING ACADEMY”的早期汇文英文铭牌。

1927年，汇文以“智、仁、勇”为校训。1929年蔡元培先生以《中庸》原句“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题释之，并题写赠汇文学校。意在“融汇中西文化精华”的汇文，将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追求与现代教育目标作为矢志不渝的追求。第一任中国校长高凤山先生自1926年上任，1952年卸职，执掌汇文26年，这位受杜威教育哲学影响不小的校长提出的是“全人教育”宗旨：一、增进身体健康；二、涵养审美情操；三、增殖职业知能；四、预备升学基础；五、练习善用闲暇；六、学做良好公民；七、养成高尚品德。这七条宗旨，与校训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形成汇文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校风。

1936年毕业于汇文高三理科甲班的何纯渤先生，是曾任国家电力部水电总局局长、新中国水电事业的开拓者。2007年，老先生向王丽回忆老汇文的体育生活时说：当时汇文学校运动场的项目有48种，每天下午4点到6点，所有的图书馆、自修室锁门，不让学生呆在屋子里，汇文校史纪念册里的一组照片记录了学生这个时间段的生活：在操场上打网球、翻单杠、踢足球、扔棒球、打篮球、练习田径，一派龙腾虎跃的景象，照片右上角写着四个字——“四点以后”。在汇文的6年，400米一圈的跑道，何纯渤风雨不误，每天坚持跑6圈，累计里程可绕地球一圈半。当被质疑参加这么多体育活动是否耽误学习时，老先生脱口回应：“我们老校长讲：‘Astrong mind in a strong body（健全的头脑寓于健康的身体之中）’。像这样的警句我们一辈子都忘不了。我在校期间的所有功课都在95分以上。”老校长高凤山坚持，重视体育的意义不仅是为了练就一副强健的体魄，更重要的是为了塑造坚毅、勇敢、顽强、大度、乐观和自信等优秀的人格素质。

汇文当时分文科、理科、商科和教育科四科，课程设计学贯中西、文武兼备。老校友顾景祥先生回忆，汇文的学生一方面写得一手好骈文；一方面广泛涉猎英文名篇，初中的英文名著选读课学习《鲁滨逊漂流记》、《亚瑟王》等，高中英文教材则选用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斯》等，教英语语法的杨建章老师要求学生将《红楼梦》中的片断翻译成英文，以及翻译李白、杜甫、苏轼等人的诗词。高中生物、化学、数学、物理及外国史课程的教材采用英文原版。汇文的课外活动亦中西融汇：学校有阵营强大的国剧团（京剧社）和国乐队，也有西乐队和话剧团，话剧团能用英语演出莎士比亚的戏剧。汇文重视书法、美术和武术，校史纪念册上的照片显示，参加武术训练的学生清一色中式白褂子，玄色灯笼裤；马步横刀，列成方阵，一副顶天立地的气概。

汇文学子身体力行实践母校“智、仁、勇”的校训。王忠诚先生1942年高中毕业前夕曾一度因贫退学，老校长高凤山主动给他写信，把他叫回学校，破例让他免费就读，半年后他以优异成绩考上北平医学院。在60年从医生涯中，他以一把手术刀解除了上万名病人的痛苦。2003年“非典”爆发时，77岁高龄的他主动请缨要求上“非典”第一线，震动了他所在的天坛医院。启功先生1990年为了帮助家境贫寒的北师大学生，在香港举办书画义卖，筹集资金一百六十余万元，设立“励耘奖学金”……

在“维基百科”的“汇文中学”词条里，除了王忠诚和启功两位先生，我还看到了其他“著名与非著名校友”的名字：贾兰坡（著名考古学家、地质学家）、梁思成（中国建筑史学家）、王大珩（中国光学界的主要学术奠基人）、林同炎（美籍华裔，著名结构工程師）、孙敬修（著名儿童教育家）、王振乾（中国著名将领）、邓力群（共产党员）、彭雪枫（中国著名将领）等等。他们为汇文的校训做了最好的诠释。

呼唤私学回归

透过这些依然活在亲历者心中珍贵的历史细节，我们依稀可以看到，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汇文校园，中西文化水乳交融、交相辉映，形成汇文别具一格的美丽与风华，积淀为汇文特有的传统与风范。中国的私学，一向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成为多样化教育的创造源泉。

教育：重新发现社会（1p）

说到政府的教育权责，不免又想到1912年1月-7月期间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的倡导：教育需具备超轶隶属一宗的独立品格。

1912年2月8、9、10日，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在《民立报》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后改名为《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他提出，新教育需要思想自由：“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而惟时时悬一无方体无始终之世界观以为鹄。”“如果将‘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定于一尊，必将桎梏受教育者的心性灵智，长此以往，必将造成民族的愚蒙退化。”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先生在《教育总长蔡元培》（雷颐：《历史：何以至此——从小事件看清末以来的大变局》，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116-119页）一文中感叹，身为主管全国教育的最高行政官员，蔡先生不是强调、扩大教育部和总长对教育的权力，竟主动放权，将教育从统治者的政治桎梏下解放出来，强调教育的独立性，至为难得。雷颐先生惟愿：后世主管教育的官员们都有这般识见与胸怀。

政府的主动“放权”，也是解决当前教育痼疾的关键。放权给社会，将举办多样化教育的权利重新还给社会。

我相信，总理政府报告中表达的对“增强高校创新能力”的期待，也是致力于回答钱学森先生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努力，而基于独立人格的创新能力、杰出人才，乃至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将在多样化的、雍容大度的稳健的公共社会萌芽，也只可能在这样的环境里萌芽。

故，借用熊培云先生新著名《重新发现社会》，给本篇命名：

教育：重新发现社会。

向蓓莉（2013）.教育：重新发现社会[J].校长.3(65-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