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银胜：头发上的文化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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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银胜：头发上的文化革命

作者：罗银胜      时间：2012-06-05   来源：文化博览

	“文革”中，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千奇百怪，花样层出不穷。 有一天，钱钟书回家，头发给人剃掉纵横两道，现出一个“十”字，这就是所谓“怪头”。幸好杨绛向来是他的理发师，赶紧把他的“学士头”改为“和尚头”，抹掉了那个“十”字。而他的一个“同伙”因为剃了“怪头”，饱受折磨。理发店不但不为他理发，还给他扣上字纸篓子，命他戴着回家。 不久，杨绛也“恭逢其盛”，受到同样的遭遇：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这是杨绛不幸的一天——早上她翻译的“黑”稿子《堂·吉诃德》被没收，晚上又给剃成“阴阳头”。当天，宿舍里有个“牛鬼蛇神”撕了好多信，不敢烧，扔在抽水马桶里。不料冲到底层，把马桶堵塞了，住在楼下的那位老先生有幸未列为”权威”，他不敢麻痹大意，忙把马桶里的纸片捞出漂净，敬献革命群众。 这就引起宿舍里的又一次“揪斗”。杨绛回家虽然较晚，但进院就看见大楼前的台阶上站满了人，大院里也挤满了人，有坐的，有站的，王大嫂是花儿匠的爱人，她一见杨绛就偷偷摆手。杨绛心知不妙，却又无处可走，正迟疑间，只见平房里的张大妈对她努努嘴，示意叫她退出去。可是“极左大娘”已经看见杨绛了，提着名字喝住，她只好走上台阶，站在丈夫旁边。 杨绛夫妇都是陪斗。那个用杨柳枝猛抽杨绛的姑娘拿着一把锋利的剃发推子，把两名陪斗的老太太和杨绛都剃去半边头发，剃成了“阴阳头”。有一位家庭妇女不知什么罪名，也在其中。她含泪合掌，向那姑娘拜佛似的拜着求告，总算幸免剃头。杨绛则不愿长他人志气，求那姑娘开恩，就由她剃光了半个头。 当时剃了“阴阳头”的，一个是退休干部，她可以躲在家里；另一个是中学校长，向来穿干部服、戴干部帽，她可以戴着帽子上班。而杨绛没有帽子，大热天也不能包头巾，却又不能躲在家里。 钱钟书急得直说： “怎么办？” 杨绛安慰他说： “兵来将挡，火来水挡；总有办法。”从二楼走上三楼的时候，果然灵机一动，想出个办法来。她的女儿钱瑗几年前剪下两条大辫子，她用手帕包着藏在柜里，这会子可以用来做一顶假发。她找出一只掉了耳朵的小锅做楦子，用丈夫的压发帽做底，解开辫子，把头发一小股一小股缝上去。她想不出别的方法，也没有工具，连糨糊胶水都没有。 就这样杨绛费了足足一夜工夫，做成了一顶假发，害得钱钟书整夜没睡安稳。她笑说，小时候老羡慕弟弟剃光头，洗脸可以连带洗头，这回我至少也剃了半个光头。果然，羡慕的事早晚会实现，只是变了样。 杨绛自恃有了假发，“阴阳头”也无妨。可是一戴上假发，才知天生毛发之妙，原来一根根都是通风的。一顶假发却像皮帽子一样，大暑天盖在头上闷热不堪，简直难以忍耐。而且光头戴上假发，显然有一道界线。剪下的辫子搁置多年，已由乌黑变成枯黄色，和她原来的黑发色泽不同——因为那时候她的头发还没有花白。 第二天，杨绛戴着假发硬挤上一辆车，进不去，只能站在车门口的阶梯上，比车上的乘客低两个阶层。她有月票，不用买票。可是售票员一眼识破了她的假发，对她大喝一声： “哼！你这黑帮！你也上车？” 杨绛连忙声明自己不是“黑帮”。 “你不是黑帮是什么？”售票员看着杨绛的头发，乘客都好奇地看她。她心想：“我是什么？牛鬼蛇神、权威、学者，哪个名称都不美，还是不说为妙。”她心里明白，等车一停，立即下车。从此一年之内，杨绛不敢乘车，全靠两条腿走路。 即使走在马路上，杨绛也时刻担心惹出是非，遇到不测。她说：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街上的孩子很尖利，看出我的假发就伸手来揪，幸有大人喝住，我才免了当街出彩。我托人买了一只蓝布帽子，可是戴上还是形迹可疑，出门不免提心吊胆，望见小孩子就忙从街这边躲到街那边，跑得一溜烟，活像一只过街的老鼠。默存愿意陪我同走，可是戴眼镜又剃光头的老先生，保护不了我。我还是独走灵便。”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宿舍大院的平房里忽然出现一个十六七岁的红卫兵。他召集大楼里的“牛鬼蛇神”去训话，杨绛也在其中。他下令从此以后每天清早上班之前，不准乱说乱动，只准扫大院，清除垃圾，改造思想……不胜其烦。杨绛心想：我们这群“牛鬼蛇神”是最驯良、最和顺的罪犯，不论谁的命令都一一奉行。因为一经“揪出”，就不在人民群众之中，而在人民群众之外。如果拒不受命，就是公然与人民为敌，“自绝于人民”。 “牛鬼蛇神”互相勖勉、互相安慰的“官腔”是“相信党，相信人民”，虽然在此时，不知有谁能看清党在哪里，人民又是谁。 这时候，杨绛家里的阿姨顺姐被迫离开了。他们生活上的许多事情都得自己料理。革命群众已通知煤厂不得为他们家送煤。他们日用的蜂窝煤饼，一个个都得自己到煤厂去买。 即便是咸菜、土豆当然也得上街买。卖菜的大娘也和小孩子—样尖利，眼睛总盯着杨绛的假发。有个大娘满眼敌意，冷冷地责问她：“你是什么人？”杨绛不知该怎么回答，以后就和丈夫交换任务：他买菜，自己买煤。 杨绛每天下班路过煤厂，买三块大煤、两块小煤，用两只网袋装了一前—后搭在肩上，因为她在所里扫地扫得两手无力，什么都拿不动了。煤厂工人是认识她的。他们明知是“牛鬼蛇神”，却十分照顾。她下班赶到煤厂，往往过了营业时间，他们总放她进厂，叫她把钱放在案上，任她自取煤饼。有一次煤厂工人间杨绛： “你烧得了这么多煤吗？” “六天买七天的，星期日休假。”她说。 他们听她还给自己“休假”，都笑了。往常给杨家送煤的老田说：“干脆我给你送一车吧。”他果然悄悄儿给她送了一车煤。杨绛央求他给同在难中的李健吾和唐棣华家也送些煤，这位师傅也给送了。这事不幸给“极左大娘”知道，立即带着同伙赶到煤厂，制止了送煤行动。 “文革”把一切都颠倒过来了。按照“颠倒过来”的原则，文学所原来打扫卫生的临时工小刘当起了领导，负起监督文学所全体“牛鬼蛇神”的重任。杨绛和钱钟书、何其芳、俞平伯、陈翔鹤等专家都属她监管。杨绛扫厕所，钱钟书扫大院。他们每天不是劳动改造，就是写检查，一切正常的业务活动均被取消。 杨绛心上慨叹：这回我至少可以不“脱离实际”，而能“为人民服务”了。 杨绛干的是小刘原来的活儿。杨绛仔细看过那两间污秽的厕所，也料想她这份工作是相当长期的，决不是三天两天或十天八天的事。于是她就置备了几件有用的工具，如小铲子、小刀子，又用竹筷和布条做了一个小拖把，还带些去污粉、肥皂、毛巾之类和大小两个盆儿，放在厕所里。不出十天，她把两个斑驳陆离的瓷坑、一个垢污重重的洗手瓷盆和厕所门窗墙壁都擦洗得焕然一新。瓷坑和瓷盆原是上好的白瓷制成，铲刮掉多年的积污，这样虽有破缺，仍然雪白锃亮。三年后，翻译家潘家洵的太太对杨绛说：“人家说你收拾的厕所真干净，连水箱的拉链上都没一点灰尘。” 杨绛还回忆说：“小刘告诉我，去污粉、盐酸、墩布等等都可向她领取。小刘是我的新领导，因为那两间女厕属于她的领域。我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领导。她尊重自己的下属，好像觉得手下有我，大可自豪。她一眼看出我的工作远胜于她，却丝毫没有忌妒之心，对我非常欣赏。我每次向她索取工作的用具，她一点没有架子，马上就拿给我。”这种话只有幽默感十足的杨绛才说得出，叫人忍俊不住。在“文革”这一特殊条件下，杨绛认为，“收拾厕所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其一，可以躲避红卫兵的“造反”；其二，可以销毁“会生麻烦的字纸”；其三，可以“享到向所未识的自由”，摆脱“多礼”的习惯，看见不喜欢的人“干脆呆着脸理都不理”，“甚至瞪着眼睛看人，好像他不是人而是物。决没有谁会责备我目中无人，因为我自己早已不是人了。这是‘颠倒过来’了意想不到的妙处。” 摘自文化艺术出版社《杨绛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