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60年民生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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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60年民生往事

作者：陈煜      时间：2009-08-21   来源：文汇报

	新中国诞生60周年了，“60耳顺”，说的就是从容淡定。在这60年的风雨历程中，我们的祖国和人民经历了磨难，也收获了艰辛探索和改革开放的硕果。 　　从60年百姓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的变迁，到政治生活、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的丰富，那些抹不去的往事记忆，无不折射出社会的进步、国家的繁荣，以及全体人民发自内心的一个共识：只要坚持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不懈怠，共和国就一定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编者 　　1949年：一穷二白　百废待兴 　　根据《1981中国经济年鉴》公布的新中国在1949年国民经济主要数据显示：总人口为54167万人，人口出生率为36‰，死亡率为20‰，平均寿命为35岁。 　　1949年，中国人年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只有86元;年人均国民收入只有69.29元;年人均社会商品零售额只有25.94元;年人均原煤只有59公斤;年人均发电量只有7.9度;年人均原油只有0.2公斤;年人均钢只有0.29公斤;年人均布只有3.49米;年人均糖只有0.37公斤;年人均粮食只有209公斤;年人均棉花只有0.82公斤;年人均油料只有4.7公斤;年人均水产品只有0.83公斤。 　　新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济基础极为薄弱的情况下进行着战后经济恢复，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就是当时新中国的真实写照。 　　50年代 　　革命的激情，纯真的理想，引领着50年代人们的生活，他们工作繁杂但没有怨言，生活清苦但没有牢骚，遇到困难也不气馁。虽然他们曾经砸掉家里的铁锅去大炼钢铁，虽然他们曾经误以为粮食亩产几十万斤，但他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是发自内心的。 　　关键词：列宁装，中山装，粮票，公共食堂，消灭麻雀，公私合营，全民炼钢，工资改革 　　 　　1956年人们敲锣打鼓庆祝公私合营 　　发行粮票和“公共食堂” 　　50年代初，我国粮食短缺。中央政务院于1953年10月发布命令：全国实行粮食计划供应，采取凭证定量售粮办法。1953年11月1日，北京市首次发行面粉购买证，上面写着“遗失不补，过期无效”。1955年10月，实行粮食以人定量供应后，粮食部发行“全国通用粮票”。副食品供应，除食油(包括麻酱)早于1954年实行计划供应并由粮食部门管理外，从1958年春节开始，对猪肉、牛羊肉、鲜蛋、红白糖、粉丝、糕点等8种副食品实行凭票定量供应。 　　50年代粮票的出现，标志着后来整整实行了40年的商品票证制度的开始。小小粮票，曾经陪伴了所有中国人。 　　1958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办好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一时间成为传遍大江南北的口号。然而公共食堂及其供给制，脱离当时中国国情，超越人的觉悟，实行不到两三个月，多数食堂已寅吃卯粮。 　　“曹杨新村”是无房户的梦中天堂 　　50年代初期的城镇新建民居，通常称为新村，大多是四层左右的小楼,居室通常是大间套小间，没有厅，只有一个狭窄的过道,这是借鉴了苏联的住宅模式。 　　1952年,上海为执行毛泽东“数年内解决大城市工人住宅”的指示,专门成立了工人住宅修建委员会。修建于上海西郊曹杨路一带的“曹杨新村”于1952年4月竣工，占地200亩,可容纳1002户，建有合作社、医疗站、公共浴室等设施。6月25日上海市沪西各厂先进工人搬入“曹杨新村”新工房。在29日举行的庆祝会上，时任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到会祝贺。一时间,“曹杨新村”在上海成为令人羡慕的新式住宅的标志,是无房户梦想中的天堂。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率先改造了臭水横溢的龙须沟和破烂不堪的和平里，建了新住宅区,一般是独门独户,每户建筑面积50平方米。这种坐北朝南、成行成排的房型也叫“排子房”或“兵营式住房”，是清康熙年间用来给八旗子弟兵和他们的家属们临时居住的。由于这种房型节省材料、向阳保暖，当时被广泛采用。“排子房”没有独立的厨房、厕所等生活设施，通常一排房或几排房才设一个公用自来水龙头，卫生条件较差。 　　“交通基本靠走” 　　“交通基本靠走”，这是50年代中国大部分地区交通状况的真实写照。50年代的农村，不但绝大多数人没有乘过公共汽车，就是自行车，也只有极少数家庭才有。北京市农村每百户拥有自行车数，1956年为13辆，1957年为16辆。当时交通工具基本上没有，人们的通行主要靠步行、畜力车、牲畜等。 　　在城市，虽然公共汽车不断增加，但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还不能完全依靠公共汽车出行，于是，自行车就成为机动车之外的主要城市交通工具。 　　到1958年，北京共有有轨电车九路;上海的有轨电车有八路，无轨电车有十路，公共汽车共有四十九路。上海公共汽车票价分为5分、1角、1角5分和2角四档;无轨电车票价分为4分、7分、1角、1角3分四档;有轨电车票价分为3分、6分、9分、1角2分四档。 　　1958年7月，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成立，公司电车修造厂试制的红旗牌大客车和第一辆铰接式大客车(无轨电车),在北京、上海展出。 　　50年代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也有出租车，只不过离普通老百姓很远。建国初期，上海有出租汽车行29家，营业汽车近400辆。北京市政府专门从东欧和苏联进口了一批崭新的“华沙”和“胜利”轿车，用做出租车，但价格不菲，从前门车站到西单要2角。 　　全民大炼钢铁 　　 　　北京市民将家中的铁制品送去炼钢铁 　　“夜晚，列车在原野上奔驰，不时从成群成列的高炉旁穿过，燃烧的火焰‘呼呼’作响，映红了漆黑的夜空……”这是当年《人民日报》记者写下的通讯《沸腾的日日夜夜》，真实地记录了全民炼钢的狂热场面。 　　一切为“钢铁元帅升帐”让路。一时间大江南北，高炉林立，人山人海，热火朝天。工厂、部队、公社、机关、连外交部都办起了炼钢炉、炼铁厂。不管男女老少，都成了钢铁工人;没有煤的地方，就砍树烧炭;没有铁矿石，就砸铁锅子;建土高炉没有砖石，就拆祠堂、毁围墙。连学生也放下书本走近高炉，操持家务的妇女把铁锅、铁铲送作炼钢的原料。 　　至1958年底，参加大炼钢铁的人力超过了全国总人口的六分之一。经过几个月的蛮干，加上相当程度的浮夸，到年底，宣布钢产量达到1108万吨，生铁产量达到1369万吨。但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合格的铁也只有900万吨，有些则完全是废品。大炼钢铁对生态环境和物质资源造成了严重破坏和浪费，进一步造成了群众生活的困难。 　　工资定级梅兰芳只拿336元 　　1956年，牵动着全国各界数千万人利益的是中国第一次全国性的工资改革。6月16日，国务院通过《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奠定了此后中国长达30年之久的劳动工资制度的基础，从此“级别”成为中国除农民以外各类社会人群政治经济生活地位的重要标准。 　　这次工改，建立了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几大类分配制度，其中党政机关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把干部分为30个行政级;企业工人分为8个(个别工种为7个)技术等级，专业人员，如工程技术人员、教师、医务工作者、文艺工作者也都相应有了自己的等级系列。同时，依据各地的自然条件、物价和生活费用水平、交通以及工资状况，将全国分为11类工资区。规定以一类地区为基准，每高一类，工资标准增加3%。 　　此次定级，当时的知识界、文化界，都愿意“收名定价”，如梅兰芳，定级前的保留工资为1100元，却甘愿评为文艺一级，只拿336元。关肃霜自请评为文艺2级，工资从800元降到约280元。实行工资制后，作家可以在文艺级与行政级之间自由选择，如果选择文艺级，比行政级工资高，但有不少人却选择了行政级。这除了当时“克己”的时代氛围所致外，还有一个原因，即选择行政级别可以按级别看文件、听报告，甚至决定能否订阅《参考消息》，以及享有高干医疗待遇等等。如赵树理是行政10级，209.9元，而他同时可以评文艺2级，可拿约280元，赵树理选择了行政级。冰心、张天翼、周立波、艾青等一批作家都被评为文艺一级。 　　大学教授在此之前其实都有级别，但同样重视此次评级。陈寅恪、梁思成、冯友兰、季羡林、钟敬文等被评为一级。评审极为严格，当时全国共评出一级教授56名，有的省只有一个，有的省一个都没有。如吴宓、陈子展、黄昆等各学科“泰斗”级学者，仅评为2级教授。季羡林是一级教授，每月工资345元，加上中科院学部委员的津贴100元，共445元。 　　60年代 　　60年代，是英雄人物辈出的年代，焦裕禄、雷锋、欧阳海、王杰、草原英雄小姐妹等等，他们的一言一行作为榜样的力量激励着全体人民。这一时期，中国人民经历了饥饿、生活必需品的极度匮乏，“文革”的爆发，更将国民经济引向崩溃的边缘，国家和人民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60年代人们在公共食堂就餐 　　关键词：三年困难时期，雷锋，绿军装，红卫兵，大串联，上山下乡 　　“小球藻”和“人造肉精” 　　50年代末，“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当时称为“三面红旗”)席卷中国，“左”的偏差，加上其他天灾人祸，使国家进入了后来被称为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叫“三年困难时期”。 　　1960年春，粮荒问题日见严重，为了能用有限的粮食做出更多的饭，这年1月，在西安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增量做饭法”先进经验交流会。如广西柳州地区大力推广的“双蒸法”：即将米干蒸半小时后分装入罐，加上凉水，1斤米加4斤水，用猛火蒸1小时，能使每斤米出饭5斤，比原来增加40%以上。由于口粮和副食品严重短缺，不少群众患了浮肿、肝炎等疾病。 　　1960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降低口粮标准，同时“大搞瓜菜，大搞副食品，大搞代食品和代用品”，正式提出了“低标准、瓜菜代”(“代”即代食品)的要求。 　　所谓代食品，是指利用在正常年成不作为食品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化学合成物制成的食品。如用麦秸、谷壳、豆秆、玉米芯、高粱秆等制作淀粉;广西等地大种“费工少、成本低”的木薯，用它的块根和叶做成食品。1960年7月6日，《人民日报》社论《大量生产小球藻》明确提出，小球藻不仅是很好的精饲料，而且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并举例说有些地方用小球藻试制糕点、面包、糖果、菜肴、藻粥等食品，清香可口。还有“人造肉精”、“人造肉”等，它们被称作精细代食品。 　　在粮食极度匮乏的情况下，采集和生产各种代食品，不失为一种动员群众渡过难关的办法。但许多代食品几乎没有营养价值可言，仍难以遏止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的发生。 　　红卫兵大串联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之后，各地红卫兵和学生响应号召,开始了全国性革命大串联，参与人数之多、范围之广,堪称空前绝后。 　　1966年9月5日,中央正式通知,各地红卫兵串联乘车免费,生活补助由国家开支。也就是说,大串联的交通、吃饭、住宿统统不要钱。为此,各地纷纷建立红卫兵接待站,管吃、管住、管交通，由于不堪重负,不久只得提倡步行串联。上海就有“20名小将步行46天行程3000里到毛主席身边(北京)”的例子。与此同时，各地来沪串联的红卫兵如潮水般地涌入上海。据不完全统计,仅50多天,就接待近38万人，最多的一天就来了1.4万人。 　　这种状况直到1967年2月相关部门发出通知:全国步行长途串联停止，才告一段落。大串联,在历史上留下了滑稽而又苦涩的一页。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展开。 　　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大部分前往农村、边疆。 　　全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上山下乡联系在一起。 　　直到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识青年的回城和就业问题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但也有一部分人已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 　　70年代 　　70年代是一个转折的时代。70年代最重要的大事件，是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革”的动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关键词：样板戏，地震棚，“的确良”，喇叭裤，恢复高考，包产到户，改革开放 　　“皮尔·卡丹”走进中国 　　 　　1981年皮尔·卡丹走进中国 　　1979年春天，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临时搭建起的“T”型台上，新中国第一场时装表演上演了。从没有过类似经验的中国，以十分慎重的态度应对，入场券被严格控制，只限于外贸与服装界的人员进入。法国服装设计大师皮尔·卡丹和他的12名模特上演的这一场时装秀，挑战了中国人的审美观念。 　　皮尔·卡丹对中国的情谊，源于一幅挂毯。1976年，中国轻工产品博览会在巴黎举行，手工编织的挂毯《万里长城》，令皮尔·卡丹心驰神往。他斥巨资买下这幅挂毯。此后，皮尔·卡丹开始了进入中国市场的运作。 　　当时的中国尚未真正打开国门，皮尔·卡丹进入中国市场的念头不断被朋友们“泼冷水”：“中国没有时装，中国人不会给你一分钱!”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皮尔·卡丹在中国发展得很顺利。1981年11月，“皮尔·卡丹”品牌时装正式进入中国市场。1983年9月，皮尔·卡丹创建的马克西姆餐厅在北京开业。 　　继皮尔·卡丹之后，日本和美国的时装表演队也相继来到中国进行表演。见识了外国时装表演之后的中国人开始打扮起来，中国的时尚大幕由此拉开。 　　恢复高考：报名费5角 　　 　　1977年恢复高考，570万考生走进考场 　　1977年8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主持召开了全国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就在这次会议上，他提出恢复高考制度。9月19日，邓小平同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谈话提出：“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城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 　　消息在全中国飞快地传播，年轻人奔走相告，一个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到来了。关于报名费，当时经政治局讨论决定，不增加考生的负担，只收5角钱。 　　由于准备工作紧急，1977年的高考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命题，文理两类都考政治、语文、数学，文科加考史地，理科加考理化。考试于年底进行，新生于1978年春入学。 　　这是世界教育史上规模最大的考试，有关方面一时间竟来不及提供足够的试卷纸张，问题反映到邓小平那里，小平同志当机立断，决定将印刷《毛选》第五卷的计划暂时搁置，调配相关纸张，先行印刷考生试卷。 　　1977年冬天，570万考生走进了考场，如果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季考生共有1160万人。参加考试的人群年龄悬殊，长者已经年过而立，已婚或者已育，幼者才初开混沌。冬夏两季，共招生录取40.1万多名大学生，占参考人数的二十九分之一。 　　80年代 　　1980年全国每人平均消费粮食428斤;平均每人用于购买穿着的零售额为42元。城乡人民棉布消费虽未达到1957年水平，但穿着的质量大有提高。1980年皮鞋零售量达1.69亿双，比1957年增长8倍。购买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电视机等占用的零售额比重，由1952年的0.5%提高到1980年的24.5%。 　　80年代，始于这样一个并不富裕的基础，但改革开放，打开了人们通向未来的信心。 　　关键词：下海，万元户，女排，邓丽君，迪斯科，时间就是金钱，小康 　　“毛泽东的孩子们穿起了时装!” 　　1981年，中国大陆的第一支时装模特队成立，尽管当时只以“服装广告艺术表演班”的名义招生，但令举办者感到意外的是前来报名的人数是预计的四倍。三年后，这支表演队出访欧洲，引起了轰动。西方舆论惊呼：“毛泽东的孩子们穿起了时装!”来自中国的时装旋风，带给世界一个开放的新形象。 　　1984年10月，北京中央美术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等10所艺术院校在《北京晚报》联合刊登启事，为美术系公开招聘人体模特儿，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这则启事吸引了171个报名者，但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多数报名者要求不要公开自己的名字。 　　邓丽君歌曲走红大陆 　　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丽君的歌曲流传到大陆，那一首首诉说亲情、爱情、思乡或感叹人生际遇的歌曲，加上甜美温柔的旋律，在长期听惯了革命歌曲的人们耳中，仿佛天籁。 　　从某种意义上说，内地听众是通过邓丽君才知道了什么是流行音乐，然而在邓丽君红遍大江南北的同时，她的歌被批评为“靡靡之音”、“黄色歌曲”。1979年12月31日晚，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电视片《三峡传说》中，时任中央乐团独唱歌手李谷一演唱的《乡恋》，以优美的旋律和类似邓丽君的气声唱法，一下子流传开来，但随后，《乡恋》也遭到点名批评。有人撰文，对演唱者离麦克风的远近，喘气次数的多少，用什么乐器伴奏一一提出商榷。 　　1983年，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吴冷西再三犹豫后，最终决定让李谷一登台演唱《乡恋》，这标志着《乡恋》乃至邓丽君逐步得以“解禁”。 　　成了“万元户”不敢跟人说 　　“万元户”，一个80年代初很流行的词，也是许多农民羡慕的称谓。顾名思义，“万元户”就是家庭拥有万元以上积蓄的户，在当时是先富起来的代名词。 　　1980年4月18日，《新华社》播发一篇通讯　《雁滩的春天》，报道了1979年末兰州市雁滩公社滩尖子大队一队社员李德祥家里有六个壮劳力，当年从队里分了一万元钱，社员们把他家叫“万元户”，李德祥成为我国首个公开报道的“万元户”。 　　“万元户”，掀开了中国人致富的潮流。1982年，上海嘉定一位农民陆荣根成为上海郊区第一个主动亮相的“万元户”。他公开宣称：“我承包养鸡，去年收入超过一万五!” 　　但是也有“不敢露富”的，湖北房县有个靠承包集体果园致富的农户，不仅大队干部以各种名义上门吃喝，连各种会议、上级来人都要他家管饭，搞得这户社员叫苦不迭。 　　1983年1月20日《人民日报》载文指出，“红眼病”是长期形成的“越穷越革命”的“左”的思潮和绝对平均主义在农村的表现。群众说，“红眼病”不治，致富积极性调动不起来，致富的门路就打不开。 　　感情破裂可以离婚了 　　1980年，“感情破裂”作为法定离婚理由，写入新的《婚姻法》。这是新中国的第二部《婚姻法》，它将离婚自由的权力以法律形式明确肯定下来。从此，“感情不和”成了人们提出离婚时最常用的理由，而恩格斯“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成了被引用最多的伟人语录。 　　1950年的《婚姻法》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除有协议离婚程序和诉讼离婚程序外，并无关于判决离婚的法定理由的规定。为解决离婚标准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1950年至1980年均发布了相应的司法解释。当时的离婚标准被法官们称为“三看一参”：一看婚姻基础，二看婚后感情，三看离婚原因，四要参考子女利益和社会影响。其中“感情”二字已经出现，但还很微弱。 　　尽管后来国家对《婚姻法》作过多次修改，但1980年颁布的《婚姻法》，连同“感情确已破裂”的提法，已经载入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 　　90年代 　　90年代，中国人民迎来了香港和澳门的回归，市场经济的力量开始释放，给人民生活带来巨大变化，物质生活日益丰富，人们开始关注房市、股市，财富积累凝聚人心，文化生活丰富多采。一句话：准备跨世纪，迎接新千年。 　　关键词：渴望，小芳，专卖店，超市，休闲裤，菜篮子工程，传销，股票，买房，数字化生存，文化苦旅 　　粮票退出历史舞台 　　1993年5月，北京最后停止使用粮票，粮票全面退出历史舞台。这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习惯。 　　粮票本来是一种无价证券，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却有“第二货币”之称，用它可以在所有的农贸市场“换”到主副食品、水果蔬菜、日用百货、服装鞋帽、花鸟虫鱼、各式家具等几乎所有商品。粮票成为除人民币之外使用最广泛、价值最稳定的“中国第一票”。 　　继广东省(1992年4月1日)全面放开粮价之后，浙江(1993年1月1日)、江苏、安徽、福建、江西省和上海市(1993年4月)也宣布全省(市)粮食购销价格全面放开，取消粮票，同年5月1日，北京市也采取了类似措施。到1993年底，全国95%以上的市县都完成了放开粮价的改革。 　　90年代以来，粮食供求走向市场，粮票消亡成为历史的必然。几年后，粮票等票据出现在各地收藏市场，成为一种热门的收藏品。 　　新千年 　　进入新千年，百姓的衣食住行更加突出个性化，信用卡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联系方式。经历了非典、汶川地震的中国人，学会了坚强地直面灾难，追求美好生活。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令每一个中国人自豪，更让世界重新认识了拥有五千年灿烂文化的中国。 　　关键词：唐装，SOHO，非典，短信，人造美女，谁动了我的奶酪，易中天，超女，动车组，汶川，鸟巢 　　年轻夫妻流行AA制 　　在上海，由夫妻“合股经营”的“AA制家庭”形式越来越多，很多女性愿意和丈夫公平分担家中开支——房屋按揭一起还，孩子上学一起供。 　　据2002年11月15日的《新闻晨报》报道，上海市妇联最近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如今的上海女性“独立意识”越来越强，有68.4%选择“为了维持家庭和自己的生活”而就业，另有52%为了“在经济上自立”和“获得更高收入”而工作。较之从前，她们更看重自己的就业收入在家庭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因此，随着女性就业观念的变化，催生出越来越多的“AA制家庭”。 　　2008年12月8日的《理财周刊》报道了一对白领夫妻AA制理财的故事：29岁的杂志编辑顾橙和34岁的技术工程师刘锐，夫妻双方各自支配自己的收入和支出，也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财方式和能力，分开投资，实现财产增值。当然，顾橙和刘锐采用的AA制并非绝对的平均，“如果说两人在超市购一次物，在外面吃一顿饭，回家后还要分摊，那就太没人情味了。” 　　“到我的博客去看看吧” 　　2005年之所以被称为中国“博客”元年，这是因为在博客上一试身手的人太多了。许多人见面时都会丢下一句：“到我的博客去看看吧”、“给你一个我博客的链接”。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止2008年底，中国互联网上网人数3.0亿人。互联网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 　　网络上的新新人类，用特有的网络语言交流：“恐龙”“青蛙”“灌水”“BF(男朋友)”“MM(妹妹)”等网络语言随处可见。网站的论坛和聊天室，“蛋白质”、“菜鸟”、“很S”……成了网友之间的通行密码。“伊妹儿”改变了书信方式，互联网上可以开店铺、做生意，通过“人肉搜索”开展舆论监督，互联网介入了人们的经济、文化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2008年6月20日上午10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来到人民网，同网友们进行在线交流。 　　胡锦涛说：我要借此机会，向网民朋友们表示诚挚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胡锦涛说：平时我上网，一是想看一看国内外新闻，二是想从网上了解网民朋友们关心些什么问题、有些什么看法，三是希望从网上了解网民朋友们对党和国家工作有些什么意见和建议。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 　　2009年2月28日，“两会”前夕，温家宝来到中国政府网、新华网，和网友们进行在线交流。温总理说：和网友们进行在线交流，对于我来说是第一次，难免有点紧张，但是我总记得母亲常跟我说的一句话，无论是对什么人，要诚实，要用心讲话。我想今天的在线交流应该是一次谈心，就是把真实情况告诉大家，倾听群众真实的声音。 　　(《中国生活记忆》 陈煜　编著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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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日常生活”的历史  




作者：雷颐      时间：2009-07-09   来源：
   
      有人说传统史学就是一部帝王的家谱，这当然是激愤之言，但也还是说明了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无论是“希腊的崇高， 罗马的壮观”（ The Grandeur that was Greece and the Glory that was Rome）， 还是“力拔山兮气盖世”，在史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如果不是帝王将相，起码也是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而升斗小民的喜怒哀乐、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则鲜有“问津”。偶有记述，亦因“王者欲知闾巷风俗”，不过，这种专记琐细之事虽也是为“资治”之用，却并不能享配“正史”的殊荣，只能被“不入流”地称为“稗史”。稗者，卑微者也。
    卑微者的历史当然无足轻重，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甚至根本不被记录。随着对“历史”的深入了解，我才体会到，在史书中有时看似“无关痛痒”的一句话或一个抽象的概念后面，往往事关千百万人的悲欢离合，一生一世。
     
    一
     
    1953年末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史书中只是短短一句，至多是分析这一政策对国家“工业化”的作用，而这一政策对农民生活的巨大影响则从不提及。几年的“知青”经历使我感到，就人数之众与时间之长而言，看似“平平淡淡”的 “统购统销”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实际超过了包括“文革”在内的任何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统购统销”一实行，社会立即分为吃“商品粮”与吃“农业粮”两大阶层，并且实行严格的“世袭制”。吃“农业粮”者实际成为“二等公民”，要想成为吃“商品粮”者，确乎“难于上青天”，许多心有不甘者想改变身份，造成了数也数不清的悲喜剧。  
    “统购统销”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把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由于没有粮票，农民的活动半径非常有限。当时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如果没有粮票，休想买到一碗粥、一个馒头、一两点心……农民进城，只能准备充足的干粮。若要出省，“含油”的全国粮票更加难得，就是城里人想领取全国粮票也要单位开“出差证明”，农民更是想都不敢想，这使他们的活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有亲人病重时农民最需粮票，因为若要到大中城市医院住院，没有粮票患者根本住不进去，陪护者也无法在城里生活。为了得到粮票以应急需，一些人只得以高价购买原本“无价”的粮票，这种“黑市”屡经“严打”而不绝，当因这种“非法交易”确是社会生活的需要。无论是为了“拉关系”还是出于真诚的同情，当年“知青”最常行的“善举”之一，就是给老乡一些从家中带来的粮票。所以，只有废除了粮票，才有今日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农民重获“解放”。  
    　　由粮食的“统购统销”开始，各种票证越来越多，这其实是经济越来越困难的表现。在经济发展较好的1964－65年，商品略为充足，票证就开始减少，而在“文革”十年间，票证的种类达到顶点。从鸡鸭鱼肉到烟、酒、糖、瓜子、花生、粉丝……从自行车、缝纫机、座钟、大立柜到线袜、尼龙袜、卫生纸、打火石、火柴、肥皂、灯泡、线团……许多东西只有在年节才有供应，不仅限量，而且限时，过期作废；而且，即便是票证规定的东西，也只有北京、天津、上海才能保证供应，其 他许多地方连票证规定的东西都不能保证供应。生活是纷繁复杂的，这种简单的“一刀切”必然造成生活的荒诞，几年前《北京晚报》曾举办过一次“票证的故事”征文，不少作者都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诉说了一个个真实、具体、生动，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生活本身的荒诞，有时竟超过了“黑色幽默”作家们的想像。不过，这次征文“正入佳境”之时却不知何故嘎然而止，令人不胜惋惜。当然，这些还都是城里人写票证制给生活带来的种种不便，若由农村人来写“没有票证的故事”，一定更有一番悲凉。
    由于几乎一切生活必需品都要“凭票”，这些名目繁多的票证犹如一条条绳索，将人牢牢束缚起来，个人被票证的发放者，单位、街道紧紧控制，无法松动。票证，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措施，而且成为社会、政治控制的手段，甚至使个人在消费领域的选择自由都极其有限。人们往往为多买半斤肉、一把粉丝、几包火柴、一块肥皂……而想法设法拉关系、“走后门”。当基本生活必需品都要“走后门”才能得到满足时，“走后门”就具有了某种“普遍性”与“合理性”，当然结果必然是社会道德水平的普遍下降，所谓“道德滑坡”，即由此时始。  
    事情完全倒了过来，原本只应在短暂的“非常时期”才对少数物品实行定量供 应，在长达几十年的计划经济时期却是大多数物品都要实行定量供应！要回想当年哪些东西不凭票供应，还真要大费一番脑筋。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始和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票证”正在退出我们的生活成为历史文物，成为“十年浩劫使我国经济达到崩溃边缘”的最好注脚，是“计划经济”失败的有力物证。
     
    二
     
    “日常生活”与政治本有一段不短的距离，或许恰因为此，在一定要“政治统帅一切”的“那个年代”，政治总是“大规模侵入”、甚至要取代日常生活。所谓 “日常生活”就是以“常识”为基础，不过“常识”因太平常普通而常为各路英豪所不屑，所以他们往往不顾常识地要压制甚至消灭（如果可能）“日常生活”。起码，要将日常生活压至最低，使“泛政治”中最后一个小小的逃避之所也不复存在。
    为达这一目的，当年硬是不顾常识，把千百万农民组成“人民公社”，各家不能生火做饭、必须到“集体食堂”吃“大锅饭”，终酿成巨祸。农民虽无任何高深的理论，但凭常识就知道这一套行不通，食堂不久就不得不解散。“公社”在低效运行二十余年后，最终还是不得不解散，这实际也是农民消极抵制的结果。记得在“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中，我插队的村子也派进了工作组，贯彻“大寨精神”，要用“记政治分”取代“记劳动分”。就是说，不以每人干活的多少好坏来记工分，而以“政治表现”，即家庭出身、会不会“讲用”等作为记分标准，明确规定“四类分子”不论活干了多少、干得多好都不能记满分。但工作组前脚刚离村，农民后脚就恢复了“劳动分”，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说得再好听也长不出庄稼”。这，本是生活常识。
    家庭无疑是日常生活的核心，所以大办“公社”的理想状态是取消家庭。这一理想当时虽然未能实现，但十年后“文革”中的“五七干校”却部分地取消了家庭。夫妻不是以家庭为单位，而是要随工作单位下放，往往是天各一方。在同一单位工作的夫妻，也是分别住“男营”“女营”（随行子女亦分住男、女营），集体劳动，集体吃饭，根本没有“夫妻生活”的时间与空间。个人的私秘空间，已经不复存在。一旦失去私秘空间，个人的一切都被彻底暴露，如此权力者才有一种安全感。
    与此同时，意识形态在全社会范围内对日常生活的渗透几乎达到无孔不入的地步，甚至直接用赤裸裸的暴力“大破四旧，大立四新”。那时，不少私人通信的开头和报纸文章一样，不是“首先让我们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然后才是个人的“私事”。有些地方甚至规定买卖东西时顾客和营业员都要或先“敬祝”或先背诵一段“最高指示”，然后再谈“买卖”。自然而然的日常生活的语言，就这样为一种刻意制造的意识形态语言所强暴。“文革”结束不久轰动一时的相声《如此照相》，就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在那十年中，人们的日常娱乐只有几部干巴巴、进行政治说教的“样板戏”，非“样板”的一切都被严禁。人们的发型、头发的长短都有严格的限定，梳妆打扮，涂脂抹粉统统是“资产阶级……”。服装是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穿衣戴帽，各有所好”，原应最个性化、最丰富多彩，但在“全面专政”的年代却成为“管制”最严的领域之一。服装的式样、颜色只准有单调的几种，裤角的宽窄有严格的限定，宽不能超过几寸，窄不能少于几寸，着装稍微艳丽、稍有不同就是“奇装异服”，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要受到严厉批判。1966年“红八月”在一夜之间满城几乎都是“黄军装”，而这，却是以骇人的血腥与暴力实现的。透过服装史研究，透过日常生活史研究，人们对这背后的权力、暴力是如何对“日常生活”进行宰制的过程看得更加具体、生动、透彻。
    “文革”结束，“日常生活”一点一点恢复，当然并不完全顺利。在西方音乐被禁十几年后，广播中第一次播出了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但前面必须说明“这是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生前非常喜欢的乐曲”。喇叭裤、牛仔裤、迪斯科的出现都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批判、禁止。于是，人们不得不论证中国在唐代就有喇叭裤，所以是“民族的”而不是“西方”的；牛仔裤最初是“美国劳动人民”的服装，而不是“资产阶级”的；迪斯科是源于非洲黑人的舞蹈，而不是现代西方没落、颓废的表现……今天，这一切无疑令人哑然失笑，因为生活本身就是“理由”，不需要另一种“更高”的辩护。但在当时，这却是为“日常生活”进行的一种必要而庄严的辩护。因为面对一种意识形态对日常生活的长期侵入与否定，不得不也以意识形态来为之辩护。  
    “常识”凡人皆有，确不足贵，然而一旦“缺乏常识”，日常生活就会变得异常荒诞、可怕。“日常生活”的变迁史，就是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史。
     
    三
     
    不过，要让芸芸众生进入“历史”谈何容易。“一将功成万骨枯”，青史留名、 进入历史的只是“一将”，而那荒郊野岭的累累“万骨”只能无名无姓地任“草没了”，无法进入历史。在某种程度上说，没有“文献”就没有“历史”，或者说，“历史”是由“文献”形成的，因为无征不立是历史学最基本的学术规范和起码要求。然而，某种“历史的局限”却也因此而生。  
    “日常生活”纷繁复杂，许多方面难以形成文献，有时即便有“文献”，也因“平常”而习焉不察，未加重视，更未作为“史料”保留。如1972年初，中美关系开始“解冻”，与此前的“全封闭”相比，来华的外国记者人数猛增。时处“文革”时期，正“狠抓阶级斗争”，“敌情观念”极强，于是各单位、居委会都组织全体人员学习与“外宾”接触的有关规定。笔者当时从农村回城探亲，也与其他“知青”一起被招到居委员开了半天会，学习这一规定。其中一条规定，如外宾到某商场时，该商场所有商品可不“凭卷”畅开供应，但中国居民买后不得离开商店，要等到外宾走后再到柜台将货退还。据传达说曾有人乘外宾在时买了好几双尼龙袜（当时买尼龙袜要“工业卷”，买线袜要“线票”，这些卷、票非常发放量非常少）就想走，但在门口被有关人员拦住，后来袜子全退不说，还通知了工作单位，受到处分。“规定”对外国人可能提出的种种问题都提供了“标准答案”，如“文化革命”是“很有必要”，“五七干校”、“上山下乡”是“大有好处”或“很受锻炼”，有关工资、家庭收入的答案是“生活很好”或“够用”。我记得，各种问题中只有家庭人口的“答案”是“可如实回答”。当时就有人编过一个“段子”，说有外宾问一老头家有几口人，这位老人生怕答错担不起责任，一时紧张，像在居委会“考试”一样慌忙回答：“可如实回答”，弄得外宾莫名其妙。若仔细研究，从这一纸“规定”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夷夏之大防”、控制之严密、宣传的伎俩、经济的衰败……同时，对不少外宾回国后对“文革”中的中国那种到处“莺歌燕舞”的热情报道，也就可以理解了（但如今却有国人为“学术创新”而将此作为“文革”乃“真民主”一类的论据）。这一纸“规定”当时广为发送，但大家都是看后就扔，笔者现在突感其重要，问过许多人，竟无一人（包括笔者在内）将其保留。日常生活的许多“文献”，往往就是这样丧失的。
    更严重的是，有些存留的“文献”与“生活”实际正好相反。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绝大多数都是想方设法留城不成后被迫而去，临行的场面哭声一片，凄凄惨惨。但每批“知青”下乡时都要组织一个盛大的“场面”，敲锣打鼓，红旗招 展，胸带大红花手捧“红宝书”在毛主席像前宣誓表决心扎根农村一辈子……于是，报纸上的图片和文字报道，新闻纪录片中全是这种“盛大”的场面，而真实的凄惨根本无人敢记录，因为这是“破坏上山下乡伟大战略部署”，这在当时不仅罪可入狱甚至有杀身之祸。“真实的凄惨”就这样完全为“虚假的盛大”所取代。历史留下的，就是这种“盛大”。同样，当年“知青”在招工、招生、参军时“走后门”更是司空见惯，甚至“无所不用其极”，不过走完“后门”却都还需要完备“正常”的手续，所以若查档案，群众推荐、表现优秀、基层组织审查批准……各种“合法” 手续一应具全。档案是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的文献，如果以档案为准，就会得出当时基本没有“走后门”的“历史性”结论。“历史”，往往就是这样形塑的。
    所以，在“档案”文献之外，可能还有另一个“历史”。
     
    四
     
    这种只有“宏大述事”的历史观，自然引起了一些史学家的不满，胡适便是其中一位。他在1930年拟就的《上海小志序》中写道：“‘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这两句话真是中国史学的大仇敌。什么是大的？什么是小的？很少人能够正确回答这两个问题。朝代的兴亡，君主的废立，经年的战争，这些‘大事’，在我们的眼里渐渐变成‘小事’了。《史记》里偶然记着一句‘奴婢与牛马同栏’或者一句女子‘蹑利屣’，这种事实在我们眼里比楚汉战争重要的多了。”因为从中可以引起诸如汉代的奴隶是如何生活、妇女缠足由何而起等有关时代社会生活的问题。“这种问题关系无数人民的生活状态，关系整个时代的文明的性质，所以在人类文化史上是有重大意义的史料。然而古代文人往往不屑记载这种刮刮叫的大事，故一部二十四史的绝大部分只是废话而已。将来的史家还得靠那‘识小’的不贤者一时高兴记下来的一点点材料。”  
    几乎与此同时，一份名为《经济社会史年鉴》的杂志于1929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诞生，提倡一种新的历史学。经过几代人数十年不懈努力，“年鉴学派”终于蔚为大观，成为当今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  
    与着意于历史“短时段”、着意于杰出人物与惊心动魄的“事件史”研究的传统史学不同，年鉴学派注重人类生活的“长时段”，着意于日常生活与习俗，认为这才是历史中最重要、最持久的因素。年鉴学派使“日常生活”成为历史研究的主体对象，强调历史学家必须扩展自己的视野，从档案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利用人类的一切创造物作为自己的史料。从这种“史观”出发，一磅胡椒的价格，一纸通知，一个项圈……这些过去无价值、不保留的“材料”，现在都获得意义，都成为重要的“史料”。
    “日常生活”终由“稗史”成为“正史”，“识小”者未必不贤。这种转变，意义着实不菲。
    “早岁那知世事艰”，或许，只有在“当拿云”的“少年心事”渐消之后，我们才会注意到轰轰烈烈、变幻莫测的历史风云背后那平淡无奇、日复一日“长时段”的“日常生活”；只有在经历过“日常生活”受到严厉干涉、粗暴侵犯的日子，我们才知道才能体会到“日常生活”的重要，甚至是那样地值得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