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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观察·年度综述 困顿与新生：2013年文学现象观察

　　2013年，困顿中有新生。
　　在这一年中，不仅有大量的长篇小说、非虚构文学、诗集、散文集的面世，更出现了许多此前罕见的文学现象。就此，我们特别邀请批评家张柠与“80后”学子霍艳、曾念长、董外平、李壮等，就2013年的文学作品及主要文学现象进行深入讨论。
　　张  柠：今天的对话，主要讨论2012年底至2013年底这一时段中国文学的基本状况。主要从3个方面来考虑：一是文学创作的情况；二是引人注目的热点文学问题；三是在大众中流行的文学的情况。
　　“50后”、“60后”作家集中亮相
　　曾念长：2013年，文坛老字辈的作家依旧活跃。1934年出生的王蒙为文坛贡献了多部作品，并没有“歇下来”的意思。其中最重要的是长篇小说《这边风景》，这部作品其实是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下放新疆农村劳动期间创作的，直到今天才首次公之于众。90岁的黄永玉更是推出了上中下3卷、共计80余万字的超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
　　此外，“50后”、“60后”作家的集中亮相也是今年文坛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当然，他们亮相的方式也比较传统，就是出版作品。较受关注的作品包括贾平凹的《带灯》、余华的《第七天》、韩少功的《日夜书》、苏童的《黄雀记》、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金宇澄的《繁花》、林白的《北去来辞》等。但是从总体效果来看，这些“50后”、“60后”作家并没有给读者带来太多的惊喜。他们都试图“与时俱进”，用自己的小说介入当下现实，但读者却批评他们面对现实的“不及物”。苏童的《黄雀记》又回到了他的“香椿树街”，不免让人怀疑他已陷入“经验的贫乏”。
　　“50后”、“60后”面临的挑战和困境首先是社会巨变让他们“找不着北”了。“50后”、“60后”出道于上世纪80年代，在90年代创造了当代中国文学的巅峰。他们对历史总体性话语的瓦解，以及对社会转型之初的精神失落现象的发现，都是有卓越贡献的。但问题是，在这些作家进入“中年写作”的过程中，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如何在这个巨变中寻找他们的写作资源，如何面对社会巨变中的读者，似乎都成了一个大问题。同时，80年代的“文学共同体”及其话语结构在90年代末发生了根本性的破裂。在自媒体时代，批评的声音不仅来自专业的文学评论家，还包括千千万万的读者。这不仅仅是“50后”、“60后”作家的问题，还是传统文学生产模式在大众狂欢时代需要面对的严峻问题。
　　李  冉：《带灯》《第七天》《黄雀记》《涂自强的个人悲伤》都显示出作者关怀现实的强烈意识和明确的目的性，反映在小说中，就是作家不约而同地热衷于写“乱剧”场面。《带灯》中不断地写到农民、乡镇干部、农民与乡镇干部聚集在一起，发生言语甚至肢体冲突的混乱场面。我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小说就是靠一出又一出“乱剧”场面延展为长篇的。
　　与之相比，方方的中篇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显得比较另类，方方写了一个关于“个人”的故事——主人公涂自强从满怀憧憬到悲惨死去。虽然这个“个人”故事写得不够细腻，但与企图靠“乱剧”这张大手抓住时代的“大动脉”的作家相比，方方的可贵之处在于观照了个体的灵魂和情感，直接地、实实在在地抵达阅读个体的内心世界，我想这是《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的关键原因。
　　很多“50后”、“60后”作家的站位偏高，靠外在的、热闹的技术手法勉强支撑起长篇的架构，企图罩住每个角落和所有个体，却打不进读者的内心。而方方们却正朝着一个方向、一个人走去，走近之后观察、握手、交谈、拥抱甚至相拥而眠，一丝一缕的触碰最后化为了小说的内核。这种创作上的差异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和思考。
　　张  柠：你提到“50后”、“60后”作家爱用“乱剧”支撑小说情节来引起人们的注意。在经典作家里，混乱场面的描写有时能产生特殊的效果。文学史上最经典的“乱剧”描写是福楼拜写州农业展览会、托尔斯泰写安娜看赛马。这种场景描写用得好是经典，用得太多当然有问题。那些对细微情感描写力不从心的人，往往喜欢写大场面。
　　文坛新力量的崛起
　　李  壮：我首先关注的是文坛的“代际更迭”。今年，“50后”、“60后”作家集中拿出了一批有分量的作品，“70后”作家的创作进入了一个“爆发期”，“80后”则从创作和批评两个领域开始全面进入人们的视野。2013年，有一批“70后”作家推出了自己的精选集：阿丁的《寻欢者不知所终》、曹寇的《躺下去会舒服点》、任晓雯的《阳台上》、张楚的《夜是怎样黑下来的》、盛可以的《留一个房间给你用》、东君的《恍兮惚兮》、阿乙的《春天在哪里》、鲁敏的《九种忧伤》等，这些集子的出版，是作者创作的阶段性总结，也是他们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
　　“70后”作家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他们擅长对当下的城市经验进行细微准确的捕捉，这也代表着，在经验史层面上“70后”一代的重要性：他们为中国当代文学打开了新的经验世界。中国当代文学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爆发后，在历史经验书写、乡村经验书写和形式实验等方面分别达到了高峰，之后便一直在等待新的可能，等待那些能够面对当下都市经验直接发声的作品。“70后”的成熟让我们的期待燃起了希望。他们熟悉这个时代，了解个体生命在其中的处境，能够从细节出发，进入时代生活的核心部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70后”在经验史上的独特性：他们好像走在一条索桥上，桥的两岸都与他们有关。在文学的黄金时代中扮演精神英雄的“50后”、“60后”作家在这一岸，在商业时代里成为市场宠儿的“80后”在那一岸；乡土经验是这一岸，都市经验是那一岸；总体性反思中的历史是这一岸，碎片化背景下的时代是那一岸。“70后”便是行走在此岸到彼岸过程中的一代——两岸都与他们有关，两岸他们都熟悉，任何一边发生的剧烈变动，都可以在“70后”的脚下形成震颤。他们对两岸的风景都有特殊的敏感，因此，他们的作品，常常能够敏锐地捕捉到时代空气中那些细微却意义重大的电荷，表达出那些微妙但直通时代经验核心的生命体验。
　　霍  艳：2013年或许可以说是“80后”的黄金年：第七届“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的召开，《文艺报》《创作与评论》《名作欣赏》《大家》《天涯》等多家报刊、杂志开辟“80后”评论专版，各大杂志的奖项都出现了“80后”作家的身影……可以发现，经过若干年的喧嚣之后，“80后”内部已经分化，一些作家转入商业写作模式，另一些作家则遵循传统的文学生产方式：期刊发表、选刊选载、评论家跟进、获奖，最后结集出版。甫跃辉、孙频、马金莲、蔡东、蒋峰都是选刊的重点关注对象，他们逐渐从地方刊物走上国家刊物，从边缘位置走上头条。此外，在长篇小说领域，颜歌的《我们家》、郑小驴的《西洲曲》、王威廉的《获救者》、甫跃辉的《刻舟记》，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李  壮：以“70后”、“80后”为主的年轻作家正在逐渐成为文坛的主导力量。在6月召开的“青年创作系列研讨·70后作家的新变”会议上，施战军说，“50后”关注的主要是“我是谁”，“60后”关注“我怎么了”，“70后”则关注“我何以如此”。这种步步逼近的创作和思考姿态，显示出“70后”作家所思考的问题的清晰性和写作姿态的特殊性。他们面对生活，普遍选取了平视的视角，关注那些寻常甚至庸常的人物，进而从寻常的生活细节出发，去面对那些本源性问题。他们为自己设定的，是观察者、思考者，而非“50后”那样，以一种解放者、预言者的身份进入小说叙事。当宏大叙事的狂热已渐渐淡去，城市里的“游荡者”及其孤独、隔膜的处境正在悄悄变成小说的核心。
　　霍  艳：以往，“80后”作家由于语文教育、网络语言和视觉语言的影响，词藻的华丽已经到了对叙述产生阻碍的地步，他们无法还原人物话语，只能转述，将原本丰富性的多层次话语，转述为一种千篇一律的风格。“80后”作家从前的故作忧伤状，就在于他们用不属于自己的语言写作，他们使用的语言是课本语言加网络语言加幻想语言的拼接。《小时代》最能呈现语言的支离破碎，先是抒情加煽情，以“宇宙”、“世界”、“天空”之类的大词语来强化“我”微小的情感，以此来确认“我”的重要性。紧接着就是一段嘲讽，对其他城市、小资产者、同伴的嘲讽。如果说《幻城》里郭敬明的语言风格还可以用忧伤来统一，那到了《小时代》则是混搭，破坏了作品风格的完整性。“80后”的问题在于下笔的随意和语言的肆意。“80后”一直以为自己写的是细节，但其实他们呈现的细节是物质细节，而不是生活细节，到了生活描写，他们千篇一律，像铺在生活表面的一层厚重的棉被，而不是对生活有敏锐的多层次的发现。以往的“80后”写作下笔随意，以情绪作为主导，而不是情节作为主导，有时候为了情绪的连贯性，不得不用情节不合理的翻转、大幅度的跳跃来将情绪推向高潮，这在一定时间内的确满足了同代读者的阅读心理，但放到资深小说读者面前，却像是一个粗糙的情节剧。“80后”以往的写作路径是，直接将个人情感普泛化，写的都是诸如孤独、忧伤、叛逆之类的大主题，处理不好和现实关系，所以才会产生大量玄幻小说，他们虽然活在当下，心灵却抗拒当下，想回到儿童时的过去，他们在文字里有一种拧巴的姿态，既不妥协，又被裹挟。现在，他们是从个人经验的独特性上着眼，他们不再努力以代言人的身份，写一代人的情感，而是退回自己的故事。
　　现实经验遭遇表达困境
　　李冬雪：“非虚构”是这两年来兴起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写作潮流，2013年又有一次小爆发，如《出梁庄记》《打工女孩》《工厂女孩》《双重生活》《生死十日谈》《阿勒泰的角落》等。这些作品的出现，弥补了文学创作与现实之间的疏离感。因此，无论“非虚构”概念在理论上如何不成立、写作上如何不文学，它都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和作用，那就是解决了文学创作审美性追求跟文学现实关怀之间的空档。“非虚构”包括两方面，一是非虚构，关注现实经验；另一点，它还算文学。但一般来说，在“非虚构”门类里面，我们不怎么讨论它的文学性问题，主要还是讨论它的内容，比如关注中国经验、现实生活、现实伤痛等等。所以，“非虚构”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一是它的可读性强、传播面广；二是它关注现实经验里非常鲜活同时又被文学虚构所忽略的东西。因此，“非虚构”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李慧君：现在对“非虚构”创作的鼓励和提倡，反映了当今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问题，即“文学如何找寻到通往当下现实的路径”。这个问题我最初是在阅读梁鸿的“梁庄系列”时意识到的，梁鸿的作品中有两条叙事路线：一条是一个返乡知识分子对自己往昔童年生活的追忆与眷恋，以及其中流露出的对于中国乡村文明的自觉意识；另外一条线索则是梁鸿在与村庄的乡亲们对谈时记录下来的类似“口述实录”的原始材料。梁鸿的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历史感与现场感，是一种宝贵的文学呈现，其中最打动人心的，正是那些祖祖辈辈都被动地生存于乡村中的历史亲历者们对于乡村人生的叙述还原。
　　相反，传统的精英文学，或者叫虚构叙事，往往在用文学想象掩盖现实感的孱弱无力。今年的两部虚构类文学作品《第七天》和《带灯》都是间接获取的写作资料。《带灯》的故事来自一个乡镇基层女干部的经历以及她所提供的现实资料，而《第七天》为人诟病最多的便是对于热点新闻事件的“拼贴”。当然，这种凭借间接资料的写作并不是完全不可行，其实许多小说写作所依据的都是第二手的材料，张楚的《七根孔雀羽毛》就是从一则当地新闻事件中获得的灵感，但同时，他有意识地在作品中通过审美的语言和对于细节的充分描写，引领读者进入一个能够生发出想象与联想的情感空间。这种文学性的呈现本来是虚构类作品的长处，但是实际上，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创作却是作家们对于现实表述的苍白无力，可能这一点也成为“非虚构”概念提出以及相关作品崛起的动因。
　　杜思聪：2013年，作家观照现实的企图非常明显。苏童曾明确表示，《黄雀记》就是要把历史、现实等多方面综合起来，企图对人以及时代有全方位把握；《带灯》写的是乡村社会内部错综复杂的基层权力变异；《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敏锐关注到农村少年如何进入城市这一重大现实问题；《北去来辞》在写女知识分子精神史之外还夹杂了“80后”打工女孩的悲惨遭遇。但是，在这些作品中，作者通过实践所呈现出的结果却是不同的。《黄雀记》在写香椿树街内部的故事时显得得心应手，而一旦苏童把香椿树街和现实联系起来，就不免别扭、牵强，这反映了作家在把握当代经验上的不足。
　　把“50后”、“60后”和“70后”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两代人感知世界的方式、对生活的理解基本上是完全不同的。大部分“70后”熟悉城市生活，熟悉生活在城市里个体的精神、心理状态。但“50后”、“60后”更熟悉乡土世界。此外，在处理现实经验时，“50后”、“60后”是一种居高临下的、不在场的姿态，他们多以批评的口吻来讲述当代；“70后”则更愿意用感同身受的方式，关注都市里个体的人以及他们的情绪。
　　李  壮：刚才谈到的一些文本，比如《第七天》等，几乎都涉及到老作家对新经验的处理。我所说的新经验，在空间上是“城市经验”，在时间上是“当下经验”。我从这些文本中看到了某种焦虑：一方面，“50后”、“60后”擅长表现的乡土或历史经验在文学上已日趋透支；另一方面，矿藏丰富的当下城市经验，却与“50后”、“60后”作家相距甚远。距离上的遥远造成了抵达路径的偏差，他们面对新经验时所选择的处理方式各自都是不尽相同的。对此，我大致归纳了几种类型：第一种，我称之为“正面强攻”型，代表是《第七天》。余华显然清楚，“细节”在一个总体性崩溃时代的叙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他在小说中加入了大量的细节，试图以此来掩盖内在的不自信。但《第七天》在这里做得并不成功。第二种以“写史”的形式为外壳，借助“神实主义”的风格，把主干故事架空，使之成为一个现代文明的寓言，我称之为“侧面迂回”。第三种是“新瓶装旧酒”，例如《黄雀记》和《带灯》。《带灯》的故事就时间而言离我们很近，也写到了比较时下性的话题，但其核心还是“血缘”，它讲述的还是乡村经验。第四种是“点到为止”，规避风险。韩少功的《日夜书》整体弥漫着回忆和缅怀的气氛。韩少功基本上还是按照自己最擅长的路子在写，包括对知青生活的生动描述，以及小说中随处可见的思辨闪光。但对现实则是点到为止，让人有点不过瘾。比较特殊的是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应当说，这部小说与我们的时代贴得很近，触及到当代青年人的许多核心焦虑。方方一直十分关注底层，在处理当下经验上显得更加顺畅、真实。但读着读着，感觉到它越来越像一部“问题小说”。
　　地域写作的可能与局限
　　李慧君：我们刚才都在讲“当下经验”，这实际是在时间上求新。其实作家对经验的开掘还可以有另一维度，就是“空间”，比如金宇澄《繁花》一类作品就涉及到地域性写作的问题。在《繁花》之前，以上海作为特定书写对象的作品也有很多，比如张爱玲、王安忆的作品，而《繁花》则从人物语言的方言化、生活场景的上海化、行为展开的历史感等诸多方面，精确而具体地书写了一曲“上海之歌”。《繁花》的成功之处在于描写上海人的具体而微观的经验的同时，又可以唤起每个读者心底深处对于历史追忆与人性体认的共鸣，从而达到既呈现出地域特点，又能够保持对于复杂人性的书写的目的。
　　李  壮：除《繁花》之外，今年还有一些具有地域特色的作品，比如颜歌的《我们家》写四川郫县、黄永玉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写湘西。《繁花》的地域性表现在它的方言写作，但作者所表述的内容并未有太多上海地域经验特质。如果拿它与《长恨歌》比较不难看出，王安忆深谙上海的趣味、气息，小说虽然用普通话写成，但字里行间透露的莫不是旧上海风情；而以吴侬软语写成的《繁花》在表达上海经验上不如《长恨歌》。方言可以成为表达文学地域性的重要手段，但是否只要用方言写成的作品就一定具有最鲜明、最深刻的特质却并不一定。
　　其实每个作家背后都有一个地域空间，像莫言写高密东北乡，苏童立足于江南“香椿树街”，阎连科、刘震云等作家的作品里也有自己家乡的影子，但是他们更多的是以某一地域为背景表达一种普世性经验。或者可以说，有些作家是借地域文化空间写经验，而有些作家则纯粹囿于地域内部经验。
　　以前，作家写一个地方是隐约能看出影子的，需要结合作家成长经历来猜测，表现了一种普遍性经验。现在，作家明确地告诉读者，我们写的就是那里，这会不会处理得过于简单了？这使我们不得不思考，地域写作、方言写作，是不是作家为了增强文本的辨识度，寻找个性所作出的选择？是不是因为其他资源匮乏时，选择地域只是无奈之举？
　　董外平：我个人认为《带灯》是一篇好小说，饱满沉淀的文字、从容自若的叙事在当下浮躁的文坛显得尤为珍贵。看完《带灯》，我不得不说贾平凹是一位充满“正能量”的作家，这种“正能量”并非来自官方意识形态，而是深植于贾平凹的“农业乌托邦”，他把一个只剩下老人和儿童的乡镇社会写得那么丰富有趣，让人感觉既熟悉又陌生，我不禁问自己，我的家乡有这么丰富多彩吗？好像没有。贾平凹在《带灯》里塑造了一个“正能量”的乡镇女干部形象，名字诗意而且品格优秀。读到最后，我竟然都被这个青年女干部感动了，可是我又马上清醒过来，那不是真的，这个干部形象太完美、离我们太遥远，我险些陷入贾平凹设想的“农业乌托邦”。毫无疑问，这个名叫带灯的青年女干部是贾平凹在“农业乌托邦”里想象的一个人物，贾平凹正是通过这个诗意化的形象来表达他对中国乡村社会的深深眷念和祝福，然而这个乡村只是贾平凹的，与我们无关。
　　霍  艳：“80后”作家颜歌在2013年推出了长篇小说《我们家》。这部作品一反颜歌之前的写作风格，开始回归底层和现实，这也代表了2013年“80后”创作的一个新趋向，其叙事语言的个性化、叙事视角的客观性、情节设置与叙事总体的关联性，都是她走向成熟的标志。
　　全媒体时代的大众阅读与写作
　　董外平：把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与郭敬明的《小时代》放在一起对照，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甚至会有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我们的社会居然完全在两个不同的时空轨道运行着，一边是农民子弟的痛苦挣扎，一边是纨绔子弟的风花雪月，这两部小说分别投射了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这两部小说都是关于成功与失败的故事，奇怪的是，我们并不能用统一的标准来衡量两者的“成功学”和“失败经”。成功与失败需要被重新定义，对于《小时代》来说，成功只不过是他们战胜了自己的任性，失败也只不过是他们输给了自己的任性。对于《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来说，成功就是安居乐业、爱其所爱，失败就是居无定所、爱无所爱。按照涂自强的标准，《小时代》是没有失败的，按照《小时代》的标准，涂自强是没有成功的，这或许就是“成功”与“失败”的阶层性，富人的“失败”经验反而是穷人梦寐以求的“成功”，而穷人永远都不能成功地实现富人的“失败”。
　　曾念长：关于《小时代》的讨论，最热闹的话题就是“人民币”。“人民币逻辑”如今已渗透到每个中国人的毛孔里，也很大程度地左右着当下中国文学的格局。与“人民币逻辑”相抗衡的是近年来不时有人重申的“文学的人民属性”。几年前提出的“底层写作”和“非虚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有意与文学的“人民性”接轨的。陈崎嵘在这一年谈到网络文学的时候，就婉转批评了“以人民币为中心”的价值倾向。施战军也在一篇短文里谈到“为人民而文学”的问题，概括起来就是“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我认为这绝不是“说说而已”，应该绕到这种表态的背后，理解这些话的具体含义。实际上还有一种针对性的立场，就是对文学“人民币化”的批评。
　　今年广西师大出版社发布了一份“死活读不下去排行榜”，结果，“死活读不下去”的作品前十名全是经典：《红楼梦》《百年孤独》《三国演义》《追忆似水年华》《瓦尔登湖》《水浒传》《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西游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尤利西斯》。这个排行榜是根据3000人调查样本统计出来的结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下大众的“反经典”倾向是相当明显的。
　　张  柠：这个调查，说明传统经典提供的审美范式和这代年轻人的阅读期待出现了某种错位。还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就是刚出来的2013年作家富豪排行榜。今年进榜的有60个人，除了莫言因为获奖上榜，其他的以玄幻文学、网络文学、儿童文学创作者居多。这再次说明了传统经典与受众期待之间的错位。既然这种阅读错位是事实，那么，为什么文学史推荐的这些经典，读者不爱读？原因是否如你们刚才所说的：经典和当代经验没关系。如果是，那么网络文学也有大量和我们现实无关的东西：玄幻的、穿越的，等等，为什么受众那么多？阅读错位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刚才大家提到长篇小说《繁花》。这个作品实际上是在精英文学与网络文学之间寻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它最早在一个叫“弄堂”的论坛上发表，写作过程中，许多读者都参与了讨论、提出过建议。它的接受群体一开始就不是专业批评者，而是普通读者。我们读《繁花》会有很强烈的感受，我们评价它是通过作家语言所呈现出的一段“生活”，而不必定是一个所谓自足的“审美客体”。
　　网络文学中那些点击率较高的优秀网络文学作品，在叙事语言、情节设置上没什么问题，惟一的问题就是结构过于松散。而这个结构又是什么东西呢？《繁花》的叙事并没有什么结构，就是生活流本身(两条线索)，还有铺天盖地的日常生活细节，再加上语言干净精练。我甚至想做一个大胆的预言，网络小说走向经典化过程，就是逼近《繁花》的过程。
　　李  冉：今年网络文学没有特别轰动的作品出现，但今年却是网络文学产业化迅猛发展、与传统文学互动频繁的一年。
　　应该说，网络文学创作者还没有明确的“文学经典化”意识，但他们追求持续的影响效应和效益增殖，网络文学与其他产业的结合也就成为必然的趋势。前几年蹿红的网络言情小说继续引领着电视剧改编和版权出卖的热潮，同时一批网络“大神”创作的玄幻小说也在被改编为游戏和动漫。随着这些年网络文学的发展，读者的阅读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在大量同类型的作品中想要脱颖而出，获得较高的点击量并不容易，因此除了情节和语言之外，对作家的知识贮备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网络“大神”们在读者的逼迫和互动下，纷纷成为历史、考古、医学、军事等领域的“业余专家”，以充斥在小说中大量的“专业”知识来吸引和留住读者。
　　从网络文学兴起到今天，传统文学评价体系与网络文学之间始终存在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这是令人头疼的问题。今年的网络文学评奖热再次引发了我们对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的思考，对于不用遵循节约原则，脱离了纸媒空间限制(在虚拟空间内)和时间限制(填补网民的剩余时间)的网络文学来说，传统文学的评价体系已然失效，需要返回话语的源头，建立网络文学评价的新体系，提高网络文学研究和评论队伍的专业化水平。重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的重要前提，是尊重网络文学存在和发展的事实，这是读者自由选择机制的结果。网络文学已经成为人类话语系统的一环，这种话语自身存在其连续性和逻辑性，我们没有必要急于做出价值判断，价值判断一定是建立在事实判断的基础上的，现在我们连事实是什么还没有搞清楚，当然更不能急于改变现状。
　　要提高网络文学研究和评论队伍的专业化，首先应该考察传统评价术语的可行性，对这些术语进行筛选和化用；其次要发明准确有效的新术语，这应该建立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还要采用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加以逻辑学、分类学、心理学等研究方法。以传统文学作为主体，民间文学、人类学、社会学作为参考，传播学和符号经济学的方法作为必备部分的跨学科研究方法是必要的。
　　作为语言和文学种子的诗歌
　　张  柠：我们前面讨论的，都是些有强烈社会传播效果的问题。我们之所以讨论它们，不是因为这些东西对我们个人有多大的审美诱惑力，而是它们确实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一个问题，背后起支撑作用的是传播权力和资本权力。按照我们所理解的文学，恰恰应当是抵制这些东西的，这里最典型的一种文体就是诗歌。诗歌是无法介入目前强有力传播领域的，但诗歌是文艺的母体，诗歌语言是语言的种子。
　　李  壮：诗歌在目前中国文坛比较边缘，但今年还是有一些引人注意的诗集。杨键的诗集《哭庙》得到了众多好评，这一诗集其实是对苦难记忆的重新开掘。作者把中国当代以来苦难历史用一种形象化的、类似于亡灵歌哭的形式表现出来，巧妙地从细节和场景展开书写，使得这些并不新鲜的经验爆发出惊人的穿透力。许多以往极具破坏力的诗人，在如今的写作中却慢慢回归于主流和常态。例如沈浩波今年出版了诗集《命令我沉默》，这本诗集反映了他这些年的转型与沉淀，以前那种粗犷、暴力、富于解构性的写作渐渐淡去，取而代之的是作者的现实关怀、人文关怀，以及对时代精神症候的敏锐发现。
　　此外，许多诗人旧作的结集出版显示了推动当代诗歌经典化的努力：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标准诗丛”，楚尘文化推出了“新陆诗丛”，反响都不错。值得一提的还有诗坛的新力量，“90后”诗人陆续登场，持续冲击着诗坛。近年来一直在编年选的周瑟瑟指出，2013年“90后”诗人“如小兽一般”集体冲上诗坛，他们具有的“直接表达生活的激情”，正是在前辈诗人那里渐渐流失的东西。他们对时下全新的生活经验具有天生的敏锐，洞悉都市语境下的情感密码和灵魂秘密，同时对这些经验对象充满了表达的激情，显示出许多值得关注的趋势。
　　新媒体平台与诗歌新形态也是不得不说的一点。新媒体的兴起带给诗歌以意想不到的发展契机。微博的流行推动了诗歌的传播：以伊沙“新世纪诗典”为代表的诗歌推荐类栏目在网上流行，这类栏目对民间与新人加以较多关注，与读者的互动及时、充分，其迅捷、便利的阅读形态也与当下生活方式很贴合。许多诗歌选本都注重从网络发表中直接寻找好诗，有的选本甚至专门为网络诗歌开辟章节。这也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即诗歌作为一种短小、浓缩、有冲击力、贴近身体经验的文体，按理说最适合今日的阅读节奏，为何却被格外地边缘化？我觉得，新平台的出现有望使这一问题出现转机：它们将好的诗歌更有力地推向大众，同时，受众群的增加以及对于诗歌的反馈也有可能反过来重塑诗歌的潮流与品质。
　　张  柠：通过对2013年文学的观察，我们发现，它呈现出近几年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向：第一，“50后”、“60后”作家日趋“导师化”，“70后”作家日趋“经典化”，“80后”作家日趋“成熟化”。第二，“主导文化”与“主流文化”同时并存和相互博弈。主导文化是指以传统审美价值为核心的文学趋向，继续在主导文学生产和评价的走向。主流文化是指在市场引导下的、传播力量巨大的大众文学，它的特征是以老的形式和新的内容在引导着阅读趋向。这样一种多元化的文学格局在相互刺激和催化，或许能够为文学的发展带来新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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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变：迎面而来的文学劲风2013年的长篇小说、青春文学与网络文学
来源：文汇报 白烨


　　面对文学内部的日益分化，整体文学的严重泛化，盘点年度文学发展状况一事，显得越来越困难。因为不同版块的文学，都要有一定的了解，并在把握基 本资讯的基础上，进行梳理、取舍与点评。而这无论是大量资讯的消化与处理，还是不同板块的观察、分析与评论，都是大大超出了个人的精力与能力的。但正因变 化巨大，现象众多，才又更需要持续地跟踪与宏观地把握，并尽力梳理出头绪，寻绎出脉络，以使文坛内外更好地了解文学演进的轨迹与大要。
　　概要地来看2013年的中国文坛，可以说在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两个方面，都以持续地活跃和丰盈的成果，延续了已有的发展态势。当然，在顺势而来 的文学演进中，一些新的倾向更加凸显出来，一些原有的现象又有新的深化与强化。择其要而言，在众多的文学现象与文坛动向中，构成2013年中国文坛的焦点 与亮点的，主要三个方面，这就是长篇小说、青春文学与网络文学。
　　长篇小说：名家新作在变招
　　人们已习惯于由长篇小说创作的情形，来看待文坛一年来整个文学创作的实绩。事实上，长篇小说创作因为写作者高度重视，出版者必欲求之，又由于便于商业运作与媒体炒作，还有获取各种奖项的热切期待，确实已成为整体文学创作中不能不引人瞩目的重头戏。
　　在2013年的长篇小说领域，不少文学大家与小说名家都有新作推出，而且都有一定程度的变招。这种小说写法上的适度更新，主要表现为观察生活的视点下沉，作品内蕴极具现实性；叙事文笔质朴无华，表现形式上更具故事性。
　　贾平凹的《带灯》，由一个名叫带灯的年轻乡镇女干部的经历，写出了当下基层社会不断涌动和深刻隐伏着的各种利益纠葛与人际矛盾。作品在这些错综 事象的细切铺陈中，显示出强烈的现实性意义，歌吟了蕴于基层干部身上的良善而美好的人性。较之他以前的《秦腔》、《古炉》，《带灯》不仅在直面现实上入木 三分，而且在细节描写上也如数家珍。作品有如一壶上好的西凤酒，既清醇引人，又后劲十足。
　　饶有意味的，是余华和马原这两位先锋小说家，分别以《第七天》和《纠缠》的新作，做了几乎是摇身一变的新的亮相。《第七天》以死人还魂再去赴死 的魔幻故事，打通了虚幻与现实的界限，实现了生活与戏剧的对接，作品以荒诞的艺术形式实现了真实的现实批判，存在的渴望与苦命的绝望始终相随相伴，让人感 到无比的痛心与彻骨的虐心。为了拉近与现实的距离，余华在作品中引用了大量的发生于近些年的社会新闻与网络资讯，这种魔幻与现实的有意对接，使得作品在评 价上毁誉参半，却也在市场上热销不减。马原继《牛鬼蛇神》之后新写的《纠缠》，一改过去的先锋姿态与形式追求，以近乎于案件调查、新闻纪实的方式，叙写了 一桩遗产遗嘱案件引发的家族夺产大战，由最日常化的生活事象，来拷问贪婪的人性痼疾，呼唤被泯失的亲情、被污损的真情。作品的奇妙之处，就在于由细针密缕 的家长里短的抖露中，自然而然地揭示出当下社会亲情与人情的溘然变异。余华和马原的这两部作品，都以借助社会新闻性以增强作品现实性的有意尝试，显示出先 锋小说家不主故常的新异视觉与力图变法的可贵努力。
　　韩少功的《日夜书》和苏童的《黄雀记》，都是以近二三十年的时间跨度，把过往的历史与当下的现实链接了起来。《日夜书》在不同类型的知青人物的 命运转折里，既写出了个体的知青在集体的生活里的磨损与销蚀，又写出了人的“个性”在不同时期的闪现与回响。知青生活日益成为过去的历史，而他们的“个 性”却在人们的记忆中依然不屈地活着。而无论是政治化的过去，抑或是商业化的现在，知青一代似乎一直偏离于社会生活的主流，总是难以真正融入进去。如果说 这是悲剧的话，那么，这悲剧显然不只属于知青个人。苏童的《黄雀记》，把艺术的镜头对准他所熟悉的香椿树街，由一桩错判的青少年强奸案引发的人生纠结与命 运转折，在保润、柳生和“仙女”的成长与碰撞中，探悉了善与恶、罪与罚、沉沦与救赎、绝望与希望的人生况味。作者一方面细写三位主人公乖蹇命运造成的紧 张、焦虑与痛苦，一方面又抒写香椿街上悠然、湿润、幽暗的市井万象与人生百态，冷与暖、动与静、明与暗，既反衬着，又并置着，构成了作品含而不露的内在底 蕴。
　　在2013年间，金宇澄的《繁花》，可谓不经意中冲出来的一匹“黑马”。金宇澄写过不少中短篇小说，文坛对他并不陌生。但人们无论如何也难以想 到，他怎能一着手长篇，就如此地出手不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繁花》是近年来地域文化与时代风情特色最为浓烈的长篇，也是描写当代上海市井生活为数不多 的长篇杰作。作品由沪生等人的左邻右舍，狐朋狗友，写出了上海里弄的七行八作，声色犬马，在多声部的视角和话本体的叙事里，小日子、小情趣、小纠葛、小口 水，乃至小玩弄、小情色，汇成了丰繁而鲜活的生活万象与人性百态，引动人伸纸疾读，咀嚼回味。金宇澄由长篇处女作《繁花》营造的文学上海的繁华世界，有许 多奥秘需要索解，但他在长篇写作中的有备而来和精益求精，却是他首战即大获成功的显见的诀窍。
　　出现于2013年的王蒙的《这边风景》，也是一部十分独特的小说文本。其独特，既在于它是失而复得的一部旧作，又在于它的不加修饰的原样推出。 因而，这部写作于上世纪60、70年代下放新疆农村劳动期间创作的长篇小说，真实呈现了作者“文革”期间坚持写作却又不免“跟风”的实情。
　　青春文学：新锐写作有惊喜
　　这里的青春文学，是沿用一个流行说法，指称包含了“80后”、“90后”在内的青年写作群体。如果说青春文学一直处于变动不居的演进之中的话， 那么，2013年的青春文学从呈现出的作品来看，几乎是大幅度地改弦更张，整体性的焕然一新。这种令人格外惊喜的新变，既表现于“80后”中几位重量级的 作家，以老到的文笔书写厚重的故事，显示出几近炉火纯青的成熟气象。又体现为他们中的实力派作家，在原有的基础上，或蹊径独辟，或倍道而进，都显现出了更 具辨识度的个人特色。
　　一直葆有先锋情结的颜歌，今年推出的长篇新作《我们家》，可谓错彩镂金，又行云流水。这部作品以段逸兴一家人对于姓氏的过度注重与计较，先触摸 了家庭不同成员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和矛盾冲突，继之又透过家庭这个流动的窗口，向人们瞭望了小城镇的日常生活：段逸兴的身为豆瓣厂厂长的父亲薛胜强， 在家族、生意与朋友之间穷于应对，忙乱的公务事与混乱的私生活搅合在一起，日子像辣椒和豆瓣混成的辣酱一样，油腻麻辣，活色生香。无论是被重新提起的往 事，还是现实中发生的新事，无论是家人之间的相互计较，还是亲人之间的相互温暖，唯唯诺诺的小人物，婆婆妈妈的小日子，都无不打上社会变异与时代变迁的印 记。显而易见，颜歌经由这部作品开始转型，她从前些年的实验性小说写作，转为了回到故事性的写实路数，由此又展现出以细腻的笔法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于细 微之处发现生活的诗意的潜能。
　　也是来自四川的七堇年，在新作《平生欢》里，展现了她以生活化的细节讲述青春成长故事的不凡功力。作品以川东南的小城雾江为场景，讲述了邵然、 邱天、李平义、白杨、陈臣等一群发小同学相互的人生交集与各自的人生轨迹，在多条线索的交叉行进中呈现了不同家庭背景、个人机遇所造就的不同个性与多样人 生。当年曾经莽撞轻狂、急着逃离故乡的小小少年，在经历时代的冲刷和遭际爱与痛的蜕变之后才终于明白，在青春那不可复制的年月里，他们应该庆幸遇到了彼 此，更该在意互知甚深的儿时学友。作品在平流缓进的文笔和从容不迫的叙事里，贯注着对于逝去的青春在思念与回访中流连忘返的深挚情感，更透显出一种含有反 省意味的人生醒悟。七堇年说，这本书“对我来说，它必然不是什么里程碑，只不过是路上又一级台阶。我踏上它，便看到更高一点点的天地，而它则留在了我身 后。”事实上，它确实是新锐小说家七堇年更上一个台阶的鲜明标志，无论是从人生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创作的角度来看。
　　属于“80后”实力派作家的郑小驴、祁又一、独眼，都在2013年的长篇新作里，表现出了各自不同的新的进取。
　　郑小驴的《西洲曲》，由主人公“石壶”的角度，以回忆往事的叙事方式，讲述上世纪90年代一个普通人家在实行计划生育中的命运遭遇。它既不同于 沈从文牧歌式的《边城》，又有别于莫言挽歌式的《蛙》，在看取人生的眼光里和描绘生活的笔触下，充满着显然是属于一代新人的底气、元气与生气。
　　祁又一的《探宝记》，通过男主人公齐天讲述的不无蹊跷的探宝经历，在貌似探险游戏的故事中，揭示了当下社会的某些人因耽于物欲的无尽追求，全然 把人自身的价值与意义抛之脑后的现实。这部小说在似真似幻的故事中，最终指向的是青春成长的自省，内里蕴含的是初涉人生的反思。
　　独眼的《在无尽无序的汪洋里紧挨着你》，讲述了一个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我”，独自抚养儿子核桃的家常故事。在核桃的成长过程里，与父母家人 彼此挑剔又彼此包容，与去国的生母感情渐远却又相互纠缠。作品的奇特之处，既在于字里行间流淌着生活的细流、情感的涓流，又在于以一种嘻哈的风度、达观的 气度，讲述不无悲戚的乖蹇命运，并解构和质询那段“不能说的秘密”。
　　曾在“紫金·人民文学新人奖”中获长篇小说提名奖的“90后”作者冬筱，其长篇新作《流放七月》，也是让人为之惊异的意外收获。作品中的两位 “80后”主人公莱易和文森，他们背负着各自家庭的过去，在彼此支持和成长中寻找着对抗个人命运，抚平历史创伤的生活道路。在这个过程里，他们一边追溯缅 怀着祖辈七月派诗人的历史，一边经历着不断的自我拷问。
　　网络文学：多方发力图自立
　　近些年来，网络文学在信息科技化、传播多样化、写作平民化、阅读浅俗化的多重因素的合力推导之下，一直呈现出一种作者不断扩充，领域不断扩张、 影响不断扩大的基本态势。2013年，不仅这种强劲的势头有增无减，而且还在创作、运营等方面，以贴合网络传媒的自身特点，从自发状态向自立状态不断过 渡。
　　据有关统计数字显示，截止2012年，以不同形式在网络上发表作品的人数高达2000多万人，注册写手计有200多万人。其中通过网络获取经济 收入的已达10万人，职业与半职业的写作者超过3万人。而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网络文学网民数为2.48亿，远高于网络音乐、网络视频、网络游戏等 的应用。与此同时，网络文学已走出写作与传播的平台与媒介的单一模式，正在走向“全版权营销”，即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不仅可以在线阅读和无线阅读，还可以 出版实体的纸质图书，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或网络游戏、动漫作品等，开发出相关的衍生产品。有人认为，现在的网络文学，“已由原生时代进入资本时代”。这样 的一个说法，已是不争的事实。
　　从创作方面看，点击量最高影响也最大的网络长篇小说，依然是虚构类的作品，尤其是玄幻、仙侠类，更是一路领先。综合年度各种排行榜的情况，排在 前10位的，依次是我吃西红柿的《莽荒纪》、唐家三少的《绝世唐门》、鱼人二代的《校花的贴身高手》、梦入神机的《圣王》、耳根的《求魔》、猫腻的《将 夜》、风凌天下的《傲世九重天》、辰东的《遮天》、御赐鹿鼎公的《网游之天下无双》、石章鱼的《医道官途》。10部作品，内蕴各各有别，但无一例外都是仙 侠与玄幻、灵异与超能一类。如果说穿越小说的流行，背后是作者通过大胆的想象来补偿历史的缺失的话，那么玄幻类小说所以流行，多半是经由放达不羁的想象与 幻想，对于人的能力的无限放大与对于人性的极端神化。正因玄幻小说中的人物往往能力超凡，武技诡异，拥有毫无限定的自由，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对于普通读者 来说，便构成了一种极大的满足与快乐的诱惑，提供了放松心灵、体验自由的机会。在充分地娱乐读者的关节点上，它们把自己与传统型的小说创作明显地区别了开 来，由此实现了自足与自立。
　　2013年的网络文坛，除去长篇小说创作的强势增长，还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现象，其中尤以两个方面的动向最值得关注。
　　一是文学网站与网络公司围绕着市场走向的并购与重组。今年以来，先是脱离“盛大”文学的原“起点中文”网核心团队，与“腾讯”合作另组“创世中 文网”。不久，“腾讯文学”高调亮相，宣告网络文学成为腾讯核心业务。此后，具有行业优势的门户网站，如“新浪”、“腾讯”等，将其读书板块独立出来，成 立了新浪阅读公司，腾讯读书频道。百度网和凤凰网也先后创建了自己文学网站和文学频道。百度在建立“百度多酷”之后，还计划并购纵横中文网，大举进军原创 网络文学领域。这些动向隐含的信息是，文学网站将以集团化、产业化的模式进而凸显和强化，过去的以内容为主的网络传媒的读书与文化频道，将以实体公司的形 式彻底转型，由传播性、媒体化，变为经营性和市场化。
　　二是网络文学成为网络经济新支点，网络作家日益成为吸金大户。网络作家通过阅读点击和纸质版税，由不赚钱到开始赚钱，是近年来逐步出现的现象。 2013年，这个现象更为凸显，尤其是那些在不同类型写作中作品较好、读者众多、影响甚大的“大神级”作家。12月初，《华西都市报》发布了2013“第 八届中国作家富豪榜”。其中的网络作家子榜单，唐家三少、天蚕土豆、血红分别以2650万、2000万、1450万的版税收入排名前三。而作家富豪榜的主 榜单，莫言虽有获取诺贝尔文学奖的强力支撑，但仍以2400万元的版税收入排名第二，排名第一依然是年度版税收入2550万元网络作家江南。
　　以上情形都清楚地表明，在当下的中国文坛，立足于新技术平台的网络文学，已以持续而海量的生产与传播，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学存在。而且由它的 从业人数、行业规模和社会影响来看，都呈一种几何数字的迅猛发展。网络文学的这种强劲崛起，从文学、文化的生态上说，消弭了文学雅俗分化的原有界限，扩大 了文学的社会影响，带动了文学的产业发展，在拓展文学领地、重构文学格局上，有其一定的积极作用与重要意义。但毋容讳言的是，它同时又带来不少新的问题， 提出许多新的挑战。比如，网络文学强化了文学中的通俗乃至低俗倾向，使文学在分化与泛化中，数量激增而质量下滑；网络文学从创作、传播到阅读，都更为追求 利益与利润的最大化，使得经济的追逐更甚于社会效益。还有，网络文学发展的迅疾与庞杂，超出了人们已有的文学经验，在管理与评价等方面，还缺少相应的有效 的应对措施，使得网络文学的生产与传播，基本上是在一种无监管、无批评、无制衡的自然状态中自我运行。这些情形从整体和长远来看，都是存在着诸多问题，隐 含着种种隐忧的。
　　网络文学如何在适应读者中引导读者，在普及中着力于提高，不要盲目地去迎合，一味地去迁就，是摆在网络作家尤其是“大神级”作家面前的严肃问 题。就网络文学的整体而言，如何避免文学的要素越来越淡化，经济的因素越来越强化的倾向，警惕“资本”成为主导网络文学生产与消费的主要力量，则是更为严 峻的问题。作为整体文坛的新兴力量，文学与文化的管理者如何以切合网络文学的方式，开展网络文学作品的评选与评奖工作，促使网络文学在有序的竞争中优胜劣 汰，良性发展；如何协同网络文学的创作者、经营者和研究者，尽快探讨和构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培养和建立网络文学批评队伍，逐步建立起能够跟踪网络文学现 状，品评其中的代表性作品的评论家队伍，以便与数量庞大的创作队伍相适应等，都是迫在眉睫又需要花功夫、下气力的重要工作与主要任务。显然，这需要各方的 协同努力，也需要一定的过程与时间。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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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这些作品我们共同关注
来源：文学报

    《带灯》（贾平凹）

　　2012年岁末，作家贾平凹推出长篇小说新作　《带灯》，本报2013年1月3日阅读专刊进行节选。在小说中，贾平凹试图从一个叫带灯的女乡镇干部的 视角透视当下的中国社会，通过她的工作展现当前的基层中国现实，由此表达他对中国问题的关切和思考。在他看来，作家生活在当下，自然要有现代意识。现代意 识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人类意识，“我们的眼睛就得朝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当然不是说我们同样去写地球面临的毁灭，人类寻找新家园的作品。而是要做到清 醒，正视和解决哪些问题是我们通往人类最先进方面的障碍？比如在民族的性情上、文化上、体制上、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环境上，行为习惯上，怎样不再卑怯和暴 戾，怎样不再虚妄和阴暗，怎样才真正的公平和富裕，怎样能活得尊严和自在。只有这样做了，这就是我们提供的中国经验”。
　　此后本报刊发多篇评论，其中4月4日《新批评》刊发何英的评论认为，《带灯》　的语言风格表面上古色古香，而作者的内心节奏早已被现代生活控制——一 个追一个的动词和动作被写出来，而这些没完没了的小动作却在内部破坏作者一意要酝酿的古典情调，那种宁静和谐、松弛悠闲的韵味。

　　《假面吟》（王小鹰）
　　“人世非无假应酬，戏场也有真歌泣”，作家王小鹰的长篇小说《假面吟》演绎了一出以唱词勾连越剧演员数十年跌宕人生的现代折子戏，王小鹰从小痴迷戏 剧，幼年时即熟知许多唱文片断，青年时更一度考入杭州越剧院。作家的视角，戏迷的情结，对时代悲欢的深切感知，使其将几代越剧演员的戏曲与现实人生铺展得 从容深刻，摹写得荡气回肠。本报2013年2月7日小说版进行节选。
　　3月14日本报刊发长篇访谈中，王小鹰说自己愧对巴老“为读者而写”的要求，“现在的读者与那时不一样，时代也不一样，读者面临的娱乐选择太多了，能 坐下来安安静静看你的纸质书的人越来越少。”她说，“但我生活在这个时代和这个社会，到了这个年纪，很多事情会慢慢在心头浮现，我写作是因为自觉应该写， 为了把自己的想法记录下来、反映出来。”

　　《日夜书》（韩少功）
　　作家韩少功的长篇小说新作　《日夜书》　以知青年代为背景，关注青年知识分子、工人、个体户乃至官员，描绘一代知青的群像和命运。艺术青年大甲、“精 神导师”马涛、农村“大哥”郭又军……形形色色的人物在社会变迁中拥有着各自的人生轨迹，又在不自觉中拥有着有形无形的交集。本报2013年3月21日小 说版进行节选。
　　此后本报刊发多篇评论，6月13日《新批评》刊发谢尚发的评论认为，《日夜书》　在新和旧的交替往复之中，韩少功玩起了文学历史化、去历史化和再历史 化的博弈，却始终忘却不了描绘当代生活精神图谱的冲动，也忘却不了探索当代思想境况的使命。因此，可以说韩少功是在借助知青一代生活之酒杯，浇自己心中将 当代生活再历史化的块垒。

　　《这边风景》（王蒙）
　　《这边风景》是作家王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下放新疆农村劳动期间创作的长篇小说。这部尘封40年后付梓的作品一经推出，便引起了文坛内外的关注。本报 2013年5月9日小说版进行节选。小说以新疆农村为背景，从公社粮食盗窃案入笔，用层层剥开的悬念和西域独特风土人情，为读者展示了一幅现代西域生活的 全景图。同时，也反映了汉、维两族人民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的真实生活，以及两族人民的相互理解与友爱共处。
　　6月27日《新批评》刊发陈冲的评论认为，如果我们不是不切实际地向王蒙要求所谓的真相，而是合情合理地要求一种可以“被接受”的、大体上能够“自 洽”的书写模式，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这边风景》确实提供了这样一个模式。在那个特定的意识形态允许的范围以内，你要写这件事，就只能写成这个样子。这 是王蒙的贡献。即使到了今天，这个模式的主要方面仍然是适用的。8月8日《新批评》刊发艾克拜尔·米吉提的评论认为，《这边风景》中的“小说人语”是一种 古老章回体式的推陈出新。在寥寥数语间，既体现了作者今日的视野，又将几近淡隐了的当年时空自然衔接起来，似乎更加凸显了陌生化效果，给小说注入了别样的 韵味。

　　《东岸纪事》（夏商）
　　作家夏商的长篇小说　《东岸纪事》让他“重获了写作的自信”，这部致力于刻画开发前浦东的风俗旧貌、人物世情的小说出版后获得读者和评论界的肯定。 2013年6月27日本报刊发的长篇访谈中，夏商将这部作品视作对上海文学的一种补充：“上海这个城市在文学文本中历来是阴柔的，但其实近代史上，重大的 历史事件上海从没有缺席，在各个行业里出现的阳刚的人物形象，表明上海有着阳刚的一面。但长时间以来这一面被遮蔽了，与文学对这一面的遮蔽与无想象也有一 定关系。《东岸纪事》里浦东这种蛮荒的、粗粝的人物性格与城市底色在过去没有写过，至少是没有这样庞大地、密集地描写过。”
　　5月30日《新批评》刊发郜元宝的评论认为，《东岸纪事》　的意义在于凭借对浦东平民生活大规模成功描绘，以群像矗立的浮雕效果和粗犷奔放的叙述风格，冲破了50-90年代上海文学囿于浦西城区的空间想象，接续了现代作家开阔自由的空间意识。

　　《第七天》（余华）
　　距离上一部作品《兄弟》推出七年后，作家余华的新长篇《第七天》自面世那日起便被争议包围。本报2013年6月27日小说版进行节选。小说用荒诞的笔 触和意象讲述了一个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故事：历尽生活辛酸的年轻人杨华在一次意外事故中身亡，他的意识却存续下来，开始重新看待周遭的一切……作品中每个故 事都被迷雾所笼罩，看似遥不可及，却又与我们的日常经历似曾相识。余华表示：“假如要列出一部最能够代表我全部风格的小说，只能是这一部，因为从上世纪八 十年代一直到现在，我所有作品中的所有因素，它已经统统包含进去了。”
　　6月27日《新批评》刊发郜元宝的评论认为，小说与网络新闻互文效果如何，取决于“以死写生”的手法是否成功。但“以死写生”的“冤魂语”归根结蒂只 是一种艺术假定，它所能产生的情感认识的冲击力仍然有赖于作者在现实世界中的清醒思考。余华这种写法本身也运用得不够圆熟，许多地方勉强、生涩，读起来总 觉得不那么顺畅。7月25日《新批评》　刊发石华鹏的评论认为，在余华的《第七天》中，看到了写作胆量的爆发，余华在努力挣脱缠缚在小鸟身上的那根绳子， 他做到了，完美地解放了自己，解放了小说。余华《第七天》是一部难能可贵的小说，是一部意味深长的生死世界的寓言。

　　《黄雀记》（苏童）
　　在新作《黄雀记》中，作家苏童选择了延续和回归，他延续自己小人物叙事风格，重回其一生写作的“文学原乡”香椿树街，用“苏式”文笔风格书写一段爱与伤害交织的青春残酷、心灵成长故事，也是一个“关乎罪与罚，关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生存境遇”的故事。
　　本报2013年7月25日刊发的长篇访谈中，苏童表示，自己的一部分写作行动，“可以说是一场持续的‘造街’行动，我借《黄雀记》探索香椿树街的魂 灵”。他要求自己在小说创作中，“控制自己，坚决不捅泪腺，以免让读者流下任何廉价的即时性的眼泪。生活的本相或者事实，从来不在作家的掌控之中，都是靠 文本去发现，去辨析的。而作家道德伦理的倾向会以最自然的方式渗透在文本中，不必刻意表现，当然更不必去大喊大叫”。他认为：“我所信奉的作家与现实生活 的美好关系，其实从来不是亲密的拥抱，也不是攻击性的炮火，而是高度三公尺的飞行。这个距离可以想象为一种标准的若即若离的距离，而所谓的飞行姿势，当然 是主张作家关照现实的创造性，以及表达的自由性和排他性，只不过这种飞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非虚构类作品

　　《看见》（柴静）
　　《看见》是知名记者和主持人柴静讲述央视十年历程的自传性作品，既是柴静个人的成长告白书，某种程度上亦可视作中国社会十年变迁的备忘录。在这部作品 中，她记录下淹没在宏大叙事中的动人细节，为时代留下私人的注脚。一如既往，柴静看见并记录下新闻中给她留下强烈生命印象的个人，每个人都深嵌在世界之 中，没有人可以只是一个旁观者。本报2013年1月3日阅读专刊进行节选。
　　4月18日《新批评》刊发陈冲的评论认为，《看见》　是一个访谈类节目，新闻事件的事实、经过只是作为背景而存在，重点在于当事人对那个事件的“说 法”。因为这个节目里的内容“听见”多于、大于“看见”。这样我们就跳出了那个“指点”，不局限于节目里能看见什么和看不见什么，而是节目里有什么和没有 什么。也就是说，《看见》　里让你看见的那些东西的实质，是由那些你看不见和不让你看见的东西决定的。

　　《出梁庄记》（梁鸿）

　　2011年1月和7月初，因为非虚构作品　《中国在梁庄》而被称为“当代乡愁的记录者”的青年作家梁鸿重回梁庄，着手收集在外打工的梁庄人的联系方式，并在接下去的一年多时间里奔波于中国的各个城市，采访他们，并创作了《出梁庄记》。
　　本报2013年2月7日刊发的长篇访谈中，梁鸿表示，真正呈现出“农民工”的生活，呈现出这一生活背后所蕴含的制度逻辑、文明冲突和性格特征，是一件 非常困难的事。“并非因为没有人描述过或关注过他们，恰恰相反，而是因为被谈论过多。而农村与城市在当代社会中的结构性矛盾被大量地简化，简化为传统与现 代、贫穷与富裕、愚昧与文明的冲突，简化为一个线性的、替代的发展，简化为一个民族的新生和一个国度的兴起的必然性。实际上，在这一思维观念下，农民工非 但没有成为市民，没有接受到公民教育，反而更加‘农民化’。”梁鸿说，“我想通过我的行走，我的眼睛，去思考、理解梁庄到底发生了什么。”

    《倒转“红轮”》（金雁）
　　在《倒转“红轮”》中，作者金雁采用由近而远的倒叙方式，层层剥离，逐步推进，对于俄国历史上几个典型知识群体的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做了独到的解 释。本报2013年2月21日阅读专刊进行节选。在5月16日刊发的长篇访谈中，金雁表示，《倒转“红轮”》的写作缘起于她觉得“在谈论俄罗斯时，教科书 也好，我们日常的一些泛泛之谈也好，多有逻辑不通的地方，我们却没去深究。在我看来，我们的通史也好，历史也好，有责任也有义务去厘清这个问题”。她认 为：“就知识分子的研究来说，第一步工作是搜集整理史料，然后是对这些史料进行综合处理，这第三步才是从中生发出一些思想来。以我的看法，所谓思想家主要 做的就是这第三步的工作。当然这三步是一个梯队的配合，相互不可分割，但可以有分工。”
　　《新批评》　于7月11日、7月25日刊发汪介之对该作品的长篇评论，他认为，对于20世纪前苏联作家高尔基的评价，历来存在着不同观点的交叉，无论 是在俄罗斯国内还是国外，也无论是在他生前还是死后。如果真的能够依据作家作品和文学史实，破解高尔基的生活、思想和创作之谜，使人们认识真正的高尔基， 那无疑是《倒转“红轮”》的一大贡献。然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不过是历来歪曲、贬损、诋毁高尔基的种种言论的大汇集，当然还加上了作者的“合理”想象和发 挥。人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破解”还是曲解？

　　《打工女孩》（张彤禾）
　　2008年，花了两年时间在东莞跟随一群打工女孩，进入她们的生活，记录、观察她们的变化、挣扎和奋斗后，美国记者张彤禾出版了非虚构作品　《打工女 孩》，它用平等的视角，记录下中国工业化时代惊心动魄的一幕幕，深入洞悉中国城市和农村生活的细节，当年获得《纽约时报》　好评推荐。2013年，该书中 文版面世，本报4月4日纪实版进行节选。
　　在4月18日本报刊发的长篇访谈中，张彤禾表示，她只是一个记者，记录自己所看到听到的，这就是她的职责。“我希望是我写了，让我们大家来了解、来判 断，然后来做一个决定。”她对知识分子的很多所谓讨论，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批评，“我觉得他们不必花那么多时间去制造和谈论话题”。她认为，如果仅仅围绕话 题，很可能造成误判。这些误判，很大程度上源于外国媒体看到了中国这个国家及在这里发生的大事件，却独独忽略了个体。“当你回头检视这个时代，很可能那些 当时看起来很重要的大事件都已让位于表层下个人的生活变幻。很显然，中国不只是一个国家，或是政府，在它被经常谈论的经济、政治的话题下，还包含了很多个 人的故事。而只有从个人的发展中，才能看到国家发展的真实面貌。”

　　《工厂女孩》（丁燕）
　　2011年，女诗人丁燕隐瞒作家的身份，在东莞樟木头镇找到了一份工作———一家音像带盒厂的啤工。接下来的200天里，她在这家音像带盒厂和两家电 子厂做着最低级的工作，她与工厂女孩们相遇，看到她们如何爱、青春怎样消逝、看似机械化的身体里孵化着怎样的梦想与希望，这一切都裹挟在中国工厂、现代工 业的洪流里，最终汇集成了长篇纪实作品《工厂女孩》。
　　在2013年7月25日本报刊发的长篇访谈中，丁燕说，这次打工的经历让她“深刻地认识到，迁徙者所携带的经验是珍贵的，也是混杂的，有很多盲区未经 命名，但只要我们深入写作现场，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就能消除隔膜，打破边界，写出鲜活作品”。“我追求一种写作的真实：不夸大，不缩小，不回避，不虚 饰，刚健有力，纯正真诚。真实并非仅仅是作者的　‘身体’　在场，而是作者的‘心’也要在场。”

    《命脉———中国水利调查》（陈启文）
　　继《南方冰雪报告》、《共和国粮食报告》之后，2013年，作家陈启文又推出一部着力于民生大计的报告文学作品　《命脉———中国水利调查》。 2008年起，陈启文一直奔走于全国七大水系流经的地区，调查水利状况，并深深焦虑于大多数人当时还一无所知的水危机。《命脉》不仅是一部为中国江河水系 立传的作品，更多则展现了一位报告文学作家在行走和书写中的思考乃至困惑———面对曾经奔流不息、如今却连年干涸断流的河道，面对养育了鱼米之乡、现在却 被蓝藻覆盖的湖泊，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下一步又该去往何方？
　　在8月8日本报刊发的长篇访谈中，陈启文说，在某种意义上说，不是他选择了报告文学，而是逼人的现实让他选择了报告文学，“当我从不惑走向天命之际， 有越来越多的东西逼着我去直面绝对不能虚构的现实”。“我一直觉得，中国的现实不需要任何变形，照直写下来就是最荒诞的现代派小说，但小说就是小说，一部 优秀的小说，乃至一个优秀的作家，更重要的是走进自己的内心，倾听灵魂的声音，对于文学，这的确是一个真理。但我却只能越走越远，我也越来越强烈地感觉 到，面对无所不在的直逼人类基本生存的严峻现实，必须有一种直接面对这一切的力量，一种以真实直面真相的力量，这正是报告文学所具有的、也是别的文体无可 替代的功能。”

    《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蒋方舟）
　　2013年，“年少成名”的青年作家蒋方舟出版杂文集《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这是她20岁后推出的第一部作品，也让她一下子从“正常上下班的工作 状态”到了“整天上台做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的日子。在11月21日本报刊发的长篇访谈中，蒋方舟表示：“我们这一代写作者，不曾灿烂，已经疲倦了。 ‘50后’、‘60后’作家交递来的文学的接力棒，目前的“80后”作家里没有一个露出能够稳稳接过的迹象，一个都没有，更勿论一代了。”
　　12月19日《新批评》刊发介康的评论认为，毒辣要像鲁迅那样，一刀刺进腹部，疼得你死去活来，见血封喉。但蒋方舟不够毒，所以大大的“审判”变成了 童年对成年人的报复，不禁多了几分做作，而又在不经意间透了奇怪的柔情。但没有复杂到让人回肠往复，又刺人不死，白白浪费了手中的鱼肠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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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小小说：乡土的溃败与历史的重叙
来源：中国作家网 卢 翎
　　如果将这一年又一年的小小说放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独立发展的小小说历史进程中考量，那么，今天的小小说无疑是精彩的、好看的，是日臻圆熟与精致的。其实，文学本身是一个不断积累与建设的过程，一年又一年，添砖加瓦，平缓而从容，却也有一种前行中的自足与欢悦。2013年，应该是这一“进程”中的一个段落，是走向“气象万千”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平实、稳健，应和着潮流与趋势。在现实与历史的双重维度上，它关注着进程中的当下，记录历史前行中的身影；在当下的语境回眸历史，在重叙中走向历史的深处。
　　一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漫长历史进程中稳固的农业文明传统不可遏制地龟裂、瓦解、消逝。近几年来，乡村的凋敝、家园的荒芜、传统乡村伦理的溃败成为小小说乡土叙事的重要表征。2013年的小小说在这一方面有着较为突出的体现。
　　土地就是家园，失去了土地，也就失去了根。陈柳金的《出阁》，在近60年社会历史变迁的宏阔背景下，以悲伤的语调讲述了农民在失去土地的那一刻无限的悲哀与无助。作品以祖母的“紫藤盒”贯穿始终，这个神秘的、祖母珍藏了一生的“紫藤盒”，是祖母出嫁时的嫁妆，它装满红枣、板栗、莲子、花生、稻谷、小麦，这是祖祖辈辈对土地和五谷的膜拜。“紫藤盒”还是祖母一生辛勤劳作、守护土地与家园的见证。如今，即将成为“裸体农民”的祖母，失去了一切。诀别时刻，仪式的庄严、“紫藤盒”的美丽、“撒帐歌”的欢快将失去土地、家园的人们内心的茫然映衬得无限凄凉。失去了土地、家园的人们，也就如同风雨中的浮萍。李忠元的《怀念一株稻谷》、赵明宇的《寻找一棵树》，以主人公近乎疯狂的行为，将这种失去家园的痛楚诠释得撕心裂肺。他们在城市水泥森林中的怀念与寻找，是唱给土地和家园的挽歌，也是人性被辚辚前行的历史车轮碾压时的呻吟与悲咽。还有《最后的鱼鹰》(陈柳金)、《麦垛》(芦芙荭)、《一头牵不上楼的黑驴》(徐国平)等等，它们不企求记录大时代、大裂变，借助小小说独有的品质，将一个个鲜活的、充满生命质感的片段、瞬间呈现出来，成为这个时代的注解。
　　以土地、血缘、亲情为根本维系乡村生活和睦与温馨的传统乡土伦理，也随着土地丧失而崩塌。贪婪、冷酷、丑恶……在乡间肆意横行。赵新在《两个幸福的女人》中，以“我”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幸福观”面前的迟疑与困惑，展现了失衡的乡村生活中滋生的无序与混乱，是非、善恶、美丑等等原本清晰的一切，现在都变得模糊了，不知所然了。在金钱面前，情义显得那般的无力。田洪波的《请叫我麦子》中，回乡报恩的麦子时时感受着恭敬之中阵阵的“寒意”，这不再是他所熟悉的家乡，那些“重情重义”的乡邻既熟悉又陌生，他渴望一声亲切的“麦子”，渴望那曾经的“情义”。安宁的《怯懦》则以女儿的忏悔，将亲情在金钱、地位、社会阶层差距面前的无奈与无助渲染得令人心酸。而江岸的《一个人的村庄》则将这乡村生活中传统伦理的溃败推向了极致。年迈的父亲被得到了财产的儿生子们遗弃在“大山的褶皱里”，父慈子孝温馨和睦的村庄，“成为了老人一个人的村庄”，一片狼藉，惨不忍睹，这也成为传统乡土伦理崩塌后乡土世界的真实写照。
　　二
　　遍体鳞伤、满目疮痍的乡土世界，从未像今天这样强烈地唤醒了那些沉潜于生命中的记忆与情结。着力挖掘生命记忆中往昔生活的诗意，成为一种普遍的审美诉求。江岸的《麦芽糖》中，田大妈终于在麦收时节回到了家乡，“那年秋后，整个村庄的孩子都吃到了田大妈亲手做的又香又甜的麦芽糖”。这“又香又甜的麦芽糖”是与明丽纯净的天空、恬淡温馨的日常生活、春种秋收日复一日的农事劳作的庄严与欢悦联系在一起的，是对田园牧歌生活的无限怀念。麦芽糖的“香甜”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刻入生命的记忆中，那些和麦芽糖一起融入生命记忆中的乡间挑着担子的货郎、走街穿巷的手艺人，他们的到来，是童年生活中最为快乐的记忆。衣袂的《捡豆腐》讲述了一位手艺人的故事。“捡豆腐”即手工制作豆腐，因为这“手艺”，吴二化敌为友，与马老六共赴岁月的艰辛。“捡豆腐居然捡得同生共死”，于是“手艺”就不单纯只是一种技艺，它还是担当、情义和质朴淳厚的人情。
　　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讲，手艺是前工业时代的产物，它不仅存在于乡村，也遍布于城市中。那些身怀绝技的人们，曾经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道风景。在工业化流水线可以生产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今天，他们隐没于繁华喧闹的城市边缘。明前茶在《包子王》《煮干丝》《烧饼葛》《药剂师》等作品中，为这样一群人留影。明前茶是深谙小小说之道的，在这些作品中，他并不急于表白什么，传达什么，只是平静、舒缓而又温情地讲述每一项平常却又绝世的技艺以及它的一招一式，专注于它们所蕴含的岁月沧桑、心灵的隐秘和对自然的敬畏。无疑，作者是要力图保存一些过去的东西，像传统的价值观、生活方式、情感方式，而这一切又无不指向现代生活中的种种弊端。但同时，作者也深知，这些技艺终将会被机器替代，只适宜放在博物馆中，供人鉴赏、回忆。因此，很难用反抗工业文明或反思现代化这样的概念去概括这些作品，贴上某种理念的标签。或许明前茶也无意于急切地传达某种价值判断，他只是将生活中稍纵即逝的那一刹那捕捉到，并传达了出来，或许只为一次匆忙凌乱前行中的驻足回眸，为了农业文明残照中那一抹绯红的凄美，为了一种复杂而一言难尽的生命意绪……
　　三
　　几年来，在我的阅读视野中，小小说中书写“文革”的作品不多，且多注重荒谬岁月中美好情愫与高洁人格的呈现。总体上的印象是轻了些，缺乏一种诘问历史的力量。2013年的小小说中，我读到了这样一些作品，像陈力娇的《阴险时代》、谢志强的《欧远芳的誓言》(系列小小说)、陈敏的《距离》、杨小凡的《梅花引》、孙艳梅的《朋友》、李永生的《老孙》等，它们显示出小小说在走向历史深处中的一种努力。这些作品巧妙地以一个个蕴含丰富历史内涵的片段或物件作为叙述的核心，在冷静、内敛的叙述中，撕开历史的重重帷幕，展现出极左政治的荒谬和对人性的扭曲。
　　陈力娇的《阴险年代》讲述了一个阴险年代里的“阴险”故事，坦露出历史深处的生存真相与人性本质。故事中，每个人都是“阴险”的。真诚、纯洁、情义、良善被践踏，人性潜在的“狰狞”面目显示出“文革”对人的“非人化”。同样是以“革命”的名义，谢志强在《欧远芳的誓言》《沃土》等小小说中展现了政治权力伙同男性权力，压抑与戕害女性生命的惨烈图景。为了表明“扎根”的决心，欧远芳剪掉了婀娜多姿令男生们产生无限遐想的辫子，成为“誓言”的化身、政治的工具。然而，场长儿子使欧远芳怀孕了。虽然作者表达得十分隐晦，但是，还是可以看得出，欧远芳是不情愿的，她只不过是场长儿子的“猎物”。场长的权力使欧远芳避免了被批判的厄运，她却为了“誓言”一次次地堕胎，那象征着女性孕育生命沃土的子宫备受摧残，再也无法孕育生命了。失去了“传宗接代”能力的欧远芳，终被场长儿子抛弃。当“我”再次见到欧远芳，她的长发重又垂腰，仿佛又回到了“起点”，然而，此刻的欧远芳已被剥夺殆尽。“翩翩飞舞”的辫子将政治与男性双重权力下女性的悲剧和作者对生命内在疼痛的悲悯与体恤，意味深长地传达出来。
　　陈敏的《距离》、杨小凡的《梅花引》，都以“文革”非亲历者——“我们”探寻的目光展开叙述。“我们”不知道在那个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于是，从父辈“怪异”的行为入手，进入了他们个人的精神空间。“我们”看到了，“噩梦”并未随“文革”的结束而终结，相反父辈们的“噩梦”开始于结束之处：父亲在忏悔中度过余生，直到生命结束；三弄叔因无法赎罪，终在几十年后投塘自尽。还有孙艳梅的《朋友》，“你没经历过那个年代，你不知道其中的厉害。”——父亲一语道破“我”心中所有的疑惑。不难发现，这些作品的叙述无意于重返历史现场，探寻“真相”。已经长大成人的“我们”更为关注的是对“文革”结束后漫长岁月里父辈们个体精神空间的凝视，这种凝视，意味作品对“文革”的反思在“非人性”“荒谬性”中走向了荒谬历史中个体生命际遇的呈现。它昭示出，政治暴力所造成的精神创伤成为了一种特殊的记忆，它顽强地生长着，作用于人的心灵与精神，并使人们永远无法走出历史的阴影。这种凝视，也将拷问指向了个体，无论是施暴者还是受虐者，作为个体在历史悲剧中的责任。
　　在2013年阅读与遴选小小说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些作品成为了某种理念的直接演绎与诠释，为了所谓的深度、所谓的思想，牺牲了小小说的“小说性”。小小说创作中这种“小说性”缺失的现象令人堪忧。
　　诚然，传达作者的某种理念与意图是小小说创作的题中之义，但是它应当以小说性为前提，小说性缺失了，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小小说是小说，拥有小说的一切独特性，即小说文本区别于其他文本的一切独特性，也就是常说的小说性。它是小说的本性，是叙事性，而叙事又要有趣味，亦即趣味性。因此，小小说是有趣的、模糊的、感性的、具体的、丰满的、偶然性的、充满烟火味的，它所要传达的理念或意图就藏匿于这些具体而又感性的事物中、渗透于叙述的肌理中、隐迹于种种的意象中，如同肌体中的血管那样，深深地根植于肌体中，与肌体浑然一体。片面地强调意义，而忽视了小说性是不可取的，它只能伤害小小说自身。小小说又是短小的，篇幅的限制使它更喜欢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更倚仗高超的艺术的智慧，更向往羚羊挂角之境。它虽小，却不卑微。
　　无论如何，我们都应对小小说创作中小说性缺失抱有一分应有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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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长篇小说：70后作家克服历史感不足之局限
来源：山西日报 王春林
　　2013年长篇小说写作，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就是一批70后作家写出了各自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我们发现，新锐作家此前的长篇小说写作所普遍 存在着的“历史感”明显不足的局限，在2013年这批70后作家的写作中，已然得到了极有效的克服。关于历史感，批评家张艳梅曾经有过很好的解说：“历史 感到底是什么？写历史，不一定有历史感；写现实，也不一定没有历史感。历史感是看取生活的角度，是思考生活的人文立场，是细碎的生活表象背后的本质探 求。”一句话，要想使自己的长篇小说显得雄浑博大，拥有突出的“历史感”，就不能仅仅停留在事物的表象层次进行浮光掠影浅尝辄止的扫描，就必须以足够犀利 尖锐的思想能力穿越表象，径直刺进现实和历史的纵深处方可。
　　具而言之，在2013年，70后作家值得注意的长篇小说主要有徐则臣的《耶路撒冷》、李浩的《镜子里的父亲》、田耳的《天体悬浮》、乔叶的《认 罪书》、路内的 《天使坠落在哪里》、姚鄂梅的《西门坡》、柳营的《我之深处》、李凤群的《颤栗》、弋舟的《蝌蚪》、王秀梅的《蓝先生》、王十月的《米岛》等。
　　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是路内“戴城三部曲”的第三部《天使坠落在哪里》。小说讲述的是路小路、杨迟和小苏他们三位的成长故事。这中间，最主要的 故事情节，就是他们三位共同领养了孤儿院里一个名叫戴黛的小女孩。路小路他们三位的精神成长，与戴黛这位孤儿的被领养，存在着不容忽略的重要关系。实际 上，正是依凭着如同戴黛这样一种天使的存在，路小路们方才获得了一种精神救赎的可能，而他们的精神成长也恰好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得以最后完成的。不容忽略的 是，路内在描述、展示路小路们精神成长历程的同时，也开始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当下社会，有着对于社会矛盾冲突的关切和呈现。这一点，集中表现在茅建国一家 三口人的自杀事件上。能够在一部典型不过的成长小说中有机嵌入如此强劲的社会批判力量，一方面说明路内的小说创作其实在悄无声息地酝酿、发生着某种耐人寻 味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在为路小路他们的成长营造着特定的社会环境。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在如此一种严酷的社会环境中渐次成长起来的路小路们，又怎么能够 不嬉笑怒骂、冷漠讽世、愤世嫉俗呢？！
　　李浩的《镜子里的父亲》既是一部有着突出形式创新的作品，也是一部向历史的纵深处进行犀利洞穿的作品。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就是李浩的 历史观究竟如何。一个有志于历史小说创作的小说家，也只有在拥有了一种相对成熟深邃的历史观之后，方才有可能创作出一部思想艺术成熟的历史长篇小说来。所 谓的历史观，就是指写作者对于自己所欲加以艺术表现的那个历史对象所持有的基本看法。作家李浩之所以能够写出 《镜子里的父亲》这样一部沉郁厚重却又不乏先锋意味的历史长篇小说来，正与其一种历史观的成熟、独到密切相关。正所谓有所为有所不为，虽然对于其中的一些 事件也都可能会有所涉及，但就总体情形而言，李浩通过对于叙述者“我”的家族成员在当代中国的苦难命运的描写与展示，李浩把这段历史所具有的那样一种荒 诞、吊诡、邪恶、盲目的反人性本质淋漓尽致地凸显在了广大读者面前。
　　假若说乔叶的《认罪书》和李浩的《镜子里的父亲》旨在对历史进行深入的反思，那么，田耳的《天体悬浮》则把自己的艺术聚焦点对准了可谓是变动的 当下时代。与一些作家总是会设定一种先入为主的预设立场不同，田耳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尽可能充分地尊重现实生活的原生性与复杂性。尽管说田耳的小说中 其实也潜藏有强烈的批判声音，但此种批判立场却是如盐一般地完全融入了水中。田耳的《天体悬浮》的一大令人惊异处，就在于它已经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天体悬浮》里思想艺术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恐怕就是发现并成功地塑造了符启明这样一位具有相当人性深度的复杂人物形象。作为一位派出所的协 警，符启明的精明强干，突出地表现在他那惊人的洞察力和判断力上。一个案件，是关于化名为李二全的杀人犯赖毛信的敏锐发现与判断。关键在于，最早意识到这 个秘密的，仍然是符启明。另外一个，则是夏新漪被杀案的巧妙侦破。在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的时候，是符启明凭借天生的职业敏感把关注的疑点对准了隔壁的哑 巴。在彻底解决了哑巴残余听力的问题之后，符启明最终以充分的证据锁定了哑巴的杀人犯身份。夏新漪被害案侦破不久，符启明就离开了派出所，一面组织天文爱 好者成立了所谓的“杞人俱乐部”，另一面则充分发挥自己的商业天才，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包括广告业、融资放贷、娱乐招嫖等一系列项目在内的经济活动之中，创 造出了颇为可观的经济效益。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符启明的性格得到了进一步的合理延展，并最终由一个曾经的执法者变成了犯罪嫌疑人。按照叙述者“我”也即 丁一腾的理解还原，因为妓女马桑业已身患绝症，所以她便成为符启明彻底报复歌星安志勇的一个利器。马桑在应招抵达安宅后，以自我注射的方式自杀身亡，借此 而嫁祸于安志勇。一方面源于内心中积聚太久的仇恨，另一方面也为了获得最佳观星位置，当然也还有对自己的高智商的过分自信，曾经的侦破高手符启明，最终蜕 变成为借刀杀人的犯罪嫌疑人。至此，符启明的人性深度得到充分揭示，这一立体化的人物形象得以塑造成功。
　　徐则臣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设定了一个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同龄人群体，作为作品中共同的主人公出场。这批同龄人主要包括初平阳、易长安、 杨杰、秦福小、舒袖、吕冬等。这批同龄人都在运河边的淮海市的花街长大，其中大多数成人后远赴北京进一步发展自己的事业。初平阳刚刚在北大读完社会学博 士，准备远赴更加遥远的耶路撒冷去继续自己的研究工作。他之所以回到故乡作短暂停留，就是要把位于运河边的老宅子卖掉，以支付自己在耶路撒冷的学费。易长 安由于父母之间感情的紧张，从小就留下了难以抚平的精神创伤。或许正是与幼时的精神创伤有关，成年后的易长安走上了一条违法犯罪的道路，专门依靠制造贩卖 各种假证为谋生手段，已然成为了京城黑道上大名鼎鼎的伪证制造者。而杨杰，则是一位专营水晶工艺品的老板。尽管当初在事业初起时，也曾经历经艰难，曾经付 出过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辛努力，但目前正在京城发展的他，其水晶工艺事业正处于蒸蒸日上的发展状态之中。很显然，正是依凭着这样三位人物的设置，徐则臣很好 地把花街与北京联系在了一起。需要注意的是，把他们三位牵系在一起的，是他们共同的少年玩伴秦福小和她业已死去多年的弟弟天赐。天赐的自杀而亡，是小说中 一个极其关键的核心情节。秦福小之所以要远离故乡，很长时间一个人孤身漂泊在外，作为一个单身女子的她，之所以要执意领养景天送，根本原因正在于她对自己 弟弟天赐的自杀一直心存愧疚。他们之所以会一直以百倍呵护的姿态对待秦福小，关键原因显然也在于此。
　　以上，我们拉拉杂杂地对一批70后作家在2013年的长篇小说写作状况进行了相对深入的扫描与分析。可以确证的一点是，70后这批作家的长篇小 说写作其实已经步入了一个新的艺术平台。结束本文前，我们所寄希望于70后作家的，就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力争在长篇小说的写作上取得更大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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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2013：碎片化的时代想象
来源：北京日报 申霞艳
　　转眼又是一年。每位作家在写作之前可能怀着各种整体的设想和宏大的意愿，但回顾这三百多日的阅读，最大的感受却是想象的碎片化。脑中飘拂的是记忆的云朵，我们再也无法通过满地零星的碎片拼贴出一个时代的整体图景，这就是文学的真实之处。
　　长篇小说：
　　老作家自我重复，“70后”介入历史
　　2013年，长篇小说在量上依然保持强劲的势头，代表性的有贾平凹的《带灯》、马原的《纠缠》、韩少功的《日夜书》、阎连科的《炸裂志》、林白 的《北去来辞》、余华的《第七天》、苏童的《黄雀记》、陈希我的《移民》、须一瓜的《白口罩》、艾伟的《盛夏》、乔叶的《认罪书》、田耳的《天体悬浮》和 徐则臣的《耶路撒冷》等等。
　　长篇小说的境遇在今天无疑是有些尴尬的：一方面小说家们乐此不疲，觉得不写长篇愧对作家身份，编辑们和批评家也对长篇小说有特别的期许，20世 纪以来小说的优势地位仍在持续；另一方面是大家其实没有整块的时间阅读长篇，不要说忙于工作的成人，就是在校的中文专业的大学生，也没有太多的时间投入长 篇，中小学生就更不能指望了。在诗歌沦为自娱自乐之后，随着数字化强劲的传播趋势，小说尤其是长篇也正在坠入自我陶醉的境地。
　　贾平凹、韩少功这一代老作家，无论从艺术形式还是表达内容，都很难再给我们提供真正的新奇。尽管《带灯》比起《秦腔》来说似乎明亮、干净了， “带灯”这样的乡村女干部形象的确该受到文学的青睐，但年轻读者已难于接受贾平凹的叙事节奏，书中提到的一些乡村经验比之于新闻报道并没有多大的超越性， 而贾平凹的传统士大夫趣味在今天既让人迷恋也叫人不得不警惕。韩少功的《日夜书》中“知青”已退为叙事帷幕，但作家仍在一定程度上重复着他的知青经验。韩 少功自出道以来就被认为是一位思想性的作家，这顶沉重的思想帽子大风吹不掉，成为他写作的桎梏。他的写作过于倚重左脑，而心房却被裹紧，不能在作品中袒露 自己的内心，因而没有塑造出亲切可感的人物。林白的《北去来辞》在个人经验书写的基础上有所扩大，向“复调”靠拢，她的写作路径显示了一个以自我为圆心的 女作家在不断破茧而出的努力，强烈的抒情意味沿着叙述辐射开来。这一代人擅长处理历史经验，即便是日常生活也会因视点拉开距离而被历史化。回过头来看，他 们的历史经验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其成长经验，叙事焦点依然在他们出发的地方。
　　“50后”普遍勤奋、高产，弊端是对时代的大踏步向前不管不顾。他们沉浸在叙事的幻境，不厌其烦地自我重复！这是老一代作家与年轻读者造成隔膜的根本原因。精神也可能随身体一起衰老，坠入日常生活的漩涡之中——这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
　　对余华来说，死亡就像一个木桩，他就是那匹围着木桩旋转的老马。从《现实一种》开始，余华的视角就盯着家庭的内部：暴力、血腥是从无意识开始 的，在家庭的每个角落流淌。余华笔下的“家”当然不同于巴金等现代作家们革命叙事中的家。巴金、曹禺的“家”是宗法制的罪恶渊薮，是年轻人要反对、离开的 地方；而余华的“家”失去了这种整体反抗价值，只是一个符号，大家因为血缘或伦理而居住在一起，这个家与国毫无关联，甚至也没有意义。有意义的是父亲这个 形象，存在一个由权力向爱和温暖变化的轨迹，尤其是那些养父。《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后来用卖血的方式修复了与养子一乐的关系；《第七天》的核心情节 是叙事者“我”在冥界中寻找养父，寻找与回忆穿插安排在时间的纵轴上，其他人的情节则被安排在空间的横轴上展开。“新闻串串烧”的诟病并非没有道理，因为 这类新闻事件缺乏直接的、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更重要的是未能与主要情节发生有机联系，这些只是纯粹的事件罗列而不是叙述者对生活的反映。新世纪以来，余 华执着地寻求一种打破由他的小长篇创立起来的线性叙事结构，他试图广延叙事空间，让当下生活与历史交集，增添叙述的丰富性和主动性。尽管这种追求在《兄 弟》和《第七天》中没能达到预期目标，但这种自我扩张的努力和不屈不挠的挣扎，使我依然对他抱着期待。
　　苏童的《黄雀记》围绕一桩强奸案叙述“昔日顽童”被此案改写的命运，故事仍然发生在香椿树街，但物是人非，保润、小白和柳生都被这桩强奸案改变 了。从这个标题已显示了苏童的写作重心在于营造宿命感，每个人以不同的途径抵达自身的命运。但我以为一个长篇光有宿命感是不够的，更正一下，宿命感不能单 独成为文学写作的目标(苏童的短篇《她的名字》同样致力于此)。苍茫的宿命感必须与深邃的历史感和鲜活的当下生活结合，人物的主体性才能确立，人物形象才 能丰盈而亲切。疯人院中那段金钱和权力的博弈很有当下感，最终老人拔出了别在腰间的枪，这是一把权力的枪，也是一把历史的枪！多么有意味的细节，可惜被作 者顺手又放下了。《黄雀记》中才华横溢的苏童没能给我们提供更丰富、更有力道的精神会餐，南方的阴暗、潮湿让他沉溺在童年记忆中难以自拔。
　　生命中不能承受的梦魇恐怕是马原的“纠缠”，就像这本书的封面一样，是一场难以摆脱的惊悚。生硬植入大段与遗产继承法相关的条例，不是增加陌生 感的方法，没有人渴望在阅读小说中获得百度的功能。像马原这样的作家最好的方式是直接进入文学史，躺在先锋小说的摇篮里。这不是一个形而上还是形而下的题 材问题，也不是人物塑造、故事性等细枝末节的问题，而是关乎一个作家的生命境界的重大问题。一位剑走偏锋的先锋作家如果不能有与之并驾齐驱的思想资源，很 快就会让我们听到奇葩枯萎的声音。我以为只有那些与心灵自由相关的“纠缠”才值得大书特书，而其他细枝末节的都是些无谓的纠缠。
　　乔叶的《认罪书》显示了“70后”对“文革”的“介入”叙述，这种介入是后置的、想象的。想象是一种与经验互相依存的事物，哪怕是神话传说、鬼 怪志异，总能曲径通幽地找到经验的源头。过去的历史如何源源不绝地融入到今天的精神之流，传统的现存性何在？乔叶通过如洋葱般纷繁复杂的多层次叙事抵达历 史的核心：人人有罪的真相。故事光怪迷离，过多的巧合让读者在人物关系网中迷失，某种程度上削减了叙事的力量。田耳的《天体悬浮》依然执着于侦探题材，不 同的是故事在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内部展开，垄断凶宅和色情交易的就是知法懂法的执法人员！田耳的佴城不再是个诗意的世界，它臣服于强权意志的丛林法则。“黑 夜观星”是个反都市的意象，让人重新回到广大的自然中去，重建渺小个体与浩瀚星空的精神联系。天体的悬浮是由人心观照所得，它借助于高科技，但最终映射出 来的是我们的心象。
　　中短篇小说：
　　契合时代节奏，窥探当下痛点
　　中短篇契合时代的快节奏，能够在限定的篇幅里辨认当下的指痕，在冷静的书写中灌注热情，让文学超越廉价的安慰剂，谛听这个时代内部的喜怒哀乐。
　　方方的《涂志强的个人悲伤》这个标题很有意味，让我想起《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淡淡的反讽气味弥漫开来。方方用相对客观的叙事态度，对涂志 强自强不息的一生娓娓道来，她甚至没有蓄意去涂抹这种悲伤。叙述让涂志强“进城”过程中碰到了诸多好人，给字里行间送来缕缕暖意。但他们临别赠言无一例外 地是让他当大官，这是否也蕴含着官本位时代的底层想象？这是一个21世纪新型的“进城”故事。20世纪文学书写的是农民进城，比如《骆驼祥子》、《人 生》、《陈奂生上城》、《到城里去》……他们是徒手空拳地进城，失败是难免的。不同的是涂志强怀揣大学文凭，短短几十年过去，“天之骄子”的称号不翼而 飞，知识本身贬值了。文凭没能帮助涂志强当上官，甚至不能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他在城市的处境不过重复了他家在乡村的境遇。涂志强的个人悲伤因此具有了时 代性。我们曾经信奉知识就是力量，但知识改变命运的时代过去了，“知识”这一唯一让底层进入社会中层的通道被堵塞了。涂志强一路上碰到的人都曾给过他帮 助、给过他温暖同时也有小小的嘲讽和微不足道的伤害，但没有人能帮他搬掉人生道路上最根本的绊脚石——身份以及与之相伴的贫困。涂志强来不及悲伤、来不及 感慨就与他的必然命运相逢。他的故事显示了社会最根本的“断裂”——这是不以个人意志、善良愿望和努力奋斗为转移的“断裂”，是知识也无法修复的断裂，是 彻底的、不可逆转的断裂。所以，他的个人奋斗和悲伤显得尤其惊心，具有深刻的当下性。陈启文的《回南天》(《花城》2013年第4期)、徐则臣的《六耳猕 猴》(《花城》2013年第3期)和《看不见的城市》(《北京文学》2013年第10期)也是“进城”叙事，只要我们的制度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进 城”就仍将盘踞文学的半壁江山。
　　读阿乙的《春天》(《收获》2013年第1期)，耳边回响着流行歌曲《春天里》。“春天”，一个生机勃勃的名字，一位充满盼望的少女，她死在人 生的春天。她的死亡就像涂志强的死亡一样具有内在的必然性。自杀是偶然的，但蕴藏在自杀背后的逻辑是必然的。春天与世界的隔膜而荒诞的关系，是“现代”文 明的副作用的体现。
　　毕飞宇的《大雨如注》(《人民文学》2013年第3期)、鲁敏的《小流放》涉及当下的教育制度，二者有不同的侧重。毕飞宇更看重全球化时代风暴 (“大雨”)对个体的裹挟，鲁敏实写近年来盛行的父母为独生子女升学而过的“陪读”生活。教育是当下的热点话题，且蕴含着民族的未来。作者的良苦用心和隐 忧从文本中传递出来。
　　尤凤伟的《中山装》(《十月》2013年第3期)以将军儿子回故里赠送遗物为主线，展示了当代社会欲望的复杂性；老家的养子想要一件“中山装” 的小插曲，映射出上流社会与底层社会的“断裂”与对峙，平常然而意味深长的篇名将当下与历史勾连起来。李佩甫的《寂寞许由》(《鸭绿江》2013年第8 期)以挂职副市长的视野呈现广阔的新官场“现形记”。薛忆沩的《通往天堂的最后一段旅程》是大家早已熟悉的一个文本，现在经过修订再次在《作家》上发表， 这是电子产品日新月异的升级时代的写作尝试，比那些改头换面的重复性经验写作更可靠。他的《上帝选中的摄影师》(《新世纪周刊》2013年第11期)虽是 短篇，但其历史纵深度并不亚于某些长篇，作者将叙事直接对准摄影家和照片背后的历史。桑塔格有一篇具有原创性的论文《论摄影》，告诉我们摄影艺术的真相及 其背后的意识形态。现在我们已经普遍接受历史是叙事的结论，文本将叙事之刀插入历史腹地，探讨摄影是“记录”历史还是“创造”历史，个人与历史的复杂关系 等诸多问题。这部短篇堪称薛忆沩创作史上的标志性作品，是叙事的极度精简与历史容积最大化的探询，首尾呼应的结构也值得称道。
　　东君《我能跟你谈谈吗》(《十月》2013年第1期)让我想起蔡东的短篇《往生》，临终关怀这个敏感的题材是青年一代对身处的老龄化社会的思索 与回应。无独有偶，张怡微的《试验》(《创作与评论》2013年第6期)也以独特的方式处理老人的内心经验。《往生》用诗意的语言实写已退休的儿媳伺候家 公的艰难；《我能跟你谈谈吗》针对老人的身体疾病与精神困苦探讨生与死，教授与农民、北京与故乡的人物和空间设置让小说的时空容积几何倍增，这是叙事的魔 术。伍尔芙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曾轻描淡写地谈到一个伟大的写作常识——“要让一个人物真实，必须同时平凡地和诗意地想。”蔡东的《净尘山》(《当代》 2013年第6期)践行了这个原则。她在平凡处打探诗意，当大家无谓地感喟都市生活的雷同，她却在日常生活的表皮下勘探内部的结核。对于多次减肥失败的女 主人公来说，那一身堆积的肉就是她的噩梦；而对于只有两件衬衣的男同学，出租屋就是他的牢笼。臃肿肥胖的肉身正是都市欲望的象征，狭窄的出租屋是都市的现 实，这就是时代给我们每人一个量身定做的牢笼，“净尘山”只是一个遥远的想象。
　　李敬泽的《赵氏孤儿》(《花城》2013年第5期)写得随心所欲，既有小说的气象，也有随笔的思想，以历史的酒杯浇当下的块垒。张惠雯的《醉 意》(《人民文学》2013年第3期)延续了她一直以来的写作风格，像榨汁机一样不厌其烦地从细微褶皱处榨出人生的滋味，纵使浅淡处，也能引起我们的一个 激灵。《作家》2013年第1期刊出叶弥的《亲人》、金仁顺的《僧舞》和戴来的《前线，前线》、朱文颖的《性·动词》，这组情爱题材的小说颇能显示“70 后”女作家的写作变化。魏微、金仁顺、戴来这几年发表作品不多，我将这看成她们的休整期，她们是以静制动，抵抗习惯性写作。我对这种姿态充满敬意，同时对 她们的再度出发充满期待。
　　贾平凹的《倒流河》(《人民文学》2013年第2期)、艾伟的《整个宇宙在和我说话》(《上海文学》2013年第7期)、朱日亮的《鹊巢》 (《人民文学》2013年第11期)、甫跃辉的《朝着雪山去》(《收获》2013年第4期)、文珍的《录音笔记》(《创作与评论》2013年第4期)、付 秀莹的《醉太平》(《芒种》2013年第7期)等作品均可圈可点，以不同的视角窥探时代的痛点。
　　非虚构写作：

　　还原生活，还原历史
　　非虚构成为这几年的文学热点不是偶然的：一是因为小说虚构的乏力，越来越多的写作沦为空洞的能指，切断了与现实的精神血脉；二是数字化时代，高 速度的传播方式让我们随时接受现实生活中目不暇接的故事。非虚构写作既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兴盛的报告文学直面现实的勇气，同时又告别了报告文学宏大叙事的 美学指向，回复到与肉身息息相关的当下追问。非虚构写作以亲切的个人视角还原生活、还原历史。
　　《父亲的奥德赛》(《花城》2013年第4期)是林岗第一次追溯父亲的足迹，讲述家族鲜为人知的故事。在显赫的高官身份背后，林若的婚姻、家庭 伦常烙着革命时代的印迹和悖谬。这类回忆文字很容易滥情，学者林岗以非常冷静克制且带点自嘲的笔调，从一个大的历史视野呈现父亲波澜起伏的一生，“奥德 赛”既是出发，也是回归。革命家林若的一生折射出现代性追求的曲折与复杂。文本的叙述方式显示了当代学者对20世纪革命史的深沉反思。
　　毕飞宇在自传性作品《苏北少年“堂吉诃德”》(《花城》2013年第4期)中清晰地回顾了自己的童年，他的成长伴随着时代不断开放的轨迹和生活 的气息。从这种回忆中我们既看到了历史的脚印，也看到了个人命运的某种必然性。“堂吉诃德”这位异域的精神祖先在全世界各地拥有大量的徒子徒孙，这是无上 的荣耀。难得的是作家没有美化田园牧歌，始终如一的叙事态度大概也是非虚构写作的困难所在。
　　阿来的《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人民文学》2013年第8期)在杂志的卷首语中被称为“历史非虚构”，这个命名显示出编辑内心的纠结。阿来 以文学的方式讲述了瞻对清代两百年的历史。关于这次写作，他说：“是因为察觉到这部地方史正是整个川属藏族地区，几百上千年历史的一个缩影，一个典型样 本。”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曾经引起巨大的关注，他是以文学的方式叙述历史，写出了历史河流上升腾的热乎乎的生活气息；阿来则将历史的灵魂注入文学写作 中，使“瞻对”的历史得以复活，民族精神藉此飞翔。
　　石舒清在《黄河文学》上的系列日记是灵魂的打坐，散发出掩卷静思的安宁气息，是对我们躁动心灵很好的抚慰。
　　王手的《温州小店生意经》(《作家》2013年9月号)、陈离的《田田上学记》(《小说界》2013年5期)等作品细致入微地记载了河流及其浪花，是我们了解时代精神很好的个案。
　　2013年就在这絮絮叨叨的清盘中过去了。在清理的过程中，我也期待想象的双翼直上重霄。文学除了辨析时代印痕之外，还应该有更高更远的指向和维度，这一维度曾拥有多个名字，譬如：超越性，神性，未来性，等等。
　　申霞艳，文学评论家，现居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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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岁月·真相——2013年文学创作掠影
来源：光明日报 梁鸿鹰
　　当代文学如奔腾不息的江河，旺盛而急速地前行着，沿途留下丰沛的精神印记，折射着中国文化的诸种特点。回首2013年，就会清晰地发现，文学创作繁荣之品质、生态、影响等呈现出的样貌鼓舞人心。
　　梦想
　　梦想是回荡于2013年文学天空上最嘹亮的声音。它照亮、温暖、穿透我们的精神世界，一路集聚着向上的力量。
　　贾平凹的开年之作《带灯》让读者与一个怀揣理想的女性惊奇相遇。她以自己的青春与聪慧，每天面对矛盾杂陈的基层农村，像带着一盏灯在黑夜中巡行，每天一睁眼就必须处理大量无从脱身的杂乱俗事，但内心却不断地向更高境界飞升，这是因为她有梦想和精神追求。贾平凹想通过这个可爱的乡间女性，探讨当代中国人“怎样能活得尊严和自在”。作品结尾处，无数萤火虫聚集发光的意象预示着梦想聚集的力量——只要无数人的梦想都能升腾起来，美好的前景迟早会变为现实。
　　现实是由建设者的梦想托举和造就的，辽阔土地上的日新月异，永远延伸着不朽的梦想。多次出入格尔木的老作家王宗仁在散文《青藏公路三过格尔木》里惊叹古老高原的巨变，他说三条过境路既记载着格尔木的历史，更交汇了时代前进的足音——“格尔木穿过了长长时光的隧道走到改革中诞生的这条柴达木路上，犹如一个中年汉子，虽然寒霜打湿了衣襟，赤脚上沾着新鲜泥巴，但却抑制不住满脸豪情奔放的笑容！”这种豪情属于时代的梦想。而无论是何建明的《心声》、黄传会的《国家的儿子》，还是李春雷的《我的中国梦》、李玲修的《乒乓中国梦》，均透过当代最美中国人既往的梦想与追求，倾力谱写中国梦的英雄乐章。“这个现代化的世界，某些方面，还是一片荒漠，等待着我们去开发的美丽，还有很多。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梦，需要一个新的中国梦。”在诗集《中国梦》里，八旬老诗人严阵这般表达对全新生活的畅想。在现实的巨变中，成功总是属于那些脚踏实地的劳动者。王宏甲、刘建的《农民：中国一户农民的百年历史》通过一户农民的百年历史足迹，追述他们的奋斗历程，探寻他们的精神嬗变，从当代农民的悲伤与欢乐中，清晰地勾勒出了百年来中国农村历史性进步的图景。
　　今天进步的图景是梦想的召唤，是历史的回响，善于从历史经验的书写中探寻与肯定未来方向的人，最懂得梦想的意义。年逾八旬的徐怀中以纪实文学《底色》，记下自己赴越南抗美前线采访的所见所闻，以便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发生在北纬17度线的那场战争，在“随手触摸时空的纵深，俯拾流云逝水”中，从容不迫地思考着战争、和平、人类未来等重大问题。是的，在战争年代身受其害的人们、经历了战争“长考”的人们，到底应该怎样面对未来？战争是人类梦想的最大敌人。消除这个大敌，应该成为人类必不可少的坚定选择，作品并没有提供现成的结论，而是有力地激发人们面向未来、放飞梦想的精神感受。
　　岁月
　　岁月是人类的专宠，文学与岁月向来有着最密切的关联，岁月流逝中人类精神的旺盛或委顿，为文学书写提供着连绵不绝的资源。岁月、时光及与人生的关系，是2013年文学创作又一重要主题。韩少功的《日夜书》巧妙构建了一个时空网格。从时间的纵轴上看，文本是对知青一代受到磨难的回望，而在横向的社会变革中，则呈现出同时代人情感世界异常斑驳复杂的样貌。作品与南帆的《历史盲肠》一样，绝非简单意义上的知青文学，而是感慨沧桑的岁月之书、刻画人内心的精神挣扎之书，怀想、反思、悲悼、反讽的暗流，令作品气质超拔。项小米的《记忆洪荒》，以军旅生涯出身的女主人公许北北的生命轨迹为主线，描画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当今的广阔社会生活。作品试图告诉人们，即使在荒谬的年代里，仍然有年轻的生命和美好的爱情在顽强成长，正是在特殊年代里形成的信仰和人格，伴随了50后们坎坷跌宕的一生。迟子建的中篇小说《晚安玫瑰》，写了一个与哈尔滨岁月流逝同在的犹太老妇人吉莲娜，身世凄苦的赵小娥借住在她家，吉莲娜以宗教的虔诚和忏悔，完成了自我救赎。从赵小娥的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物质主义重压下失去理想的现代人难以挣脱的精神困境，昭示我们需要警惕理想缺失造成的灵魂扭曲。
　　文学要对抗时光的侵蚀，必须有效抵达人的精神世界，作用于人的灵魂，这对任何时代的作家都构成了考验。如何处理阔大、饱满的现实，如何处理人在岁月流逝中经历的一切，如何让艺术追求上的回应真正及物和有效？金宇澄的《繁花》格外出人意表。作家说自己立志做个位置很低的说书人，“宁繁毋略，宁下毋高”。文本看似饮食男女、众声嘈杂，飞短流长、市井百态，实则浮现时代变迁中人的精神轨迹，见出中国人的性情和处事方式。那些茶饭、言谈、坐卧、行止，透露的是现时世相的丰富信息，岁月流逝中人的精神气度、行为冲动统统隐在文字的背后，一如题记所说：“上帝不响，像一切全由我定……”
　　岁月的流逝同样是诗的永恒主题。诗是人的精神世界的盐分与营养，谁都逃脱不了岁月的照拂，有诗歌的洗礼，人的精神世界才会格外滋润。2013年中国天津诗歌节上，一位叫姜华的诗人以咏叹岁月的组诗《中年书》动人心弦。诗里说：“我中年的视野里 景物开始浑浊/一头牛或一只黄羊/没有多少区别 多少次我试图/滤出体内的泥沙 暗伤 和无奈/去市场廉价发表/又被中年的矜持驳回。”中年人的人生感慨跃然纸上。格绒追美的《时间之歌》对时光有这样可爱的诗句：“没有父母/却无边无际，无处不在/时间的生命像海洋/没有出生，也没有灭亡。”在无边无涯的时间中，生命的运动或生长，精神的旺盛或枯萎，都在静静地见证、绽放中汇入绚烂笔端。但90后莫小闲的伤逝让人意外，其组诗《时光书》有一首《锁骨》云：“我的锁骨被一个男人藏起来了/这个男人又被时光藏起来了/裙子和丝巾挤满了衣橱/它们只知道/回忆的藏身之地。”挥洒的是一个青年人天马行空的才情。
　　才情与2013年文学的光荣同样属于青年写作者们。70后、80后已经在身后留下了出征良久的可喜足迹。良好的知识储备、思维养成等，使得像冬筱这样的新人可以尽快超越肤浅的生活记录。他的首部长篇《流放七月》直面“七月诗派”中的历史人物，既有怀念也有质疑，讲述了追问、理解和继承的故事，并且跨越大半个世纪，用四条交叉融汇的线索，不断丰富着小说的肌理，意在启发当代年轻人正确面对家庭经历的创伤，不要遗忘中国人在20世纪的共同历史，使“精神奴役创伤”不在青年一代身上重演。祝福这些文坛新晋力量的旺盛生长吧。
　　真相
　　探寻真相是人类的天性，由于文学这个触角的存在，真相散发出格外奇异的光亮。在历史与现实的长河里，永远隐藏着不为人所知的能量。它们就是由真相构成的，等待着敏感者的开采。或许人们倦于虚构的冷艳、甜腻，或许真相可能更具诱惑力吧，总之，真相的揭示、重述，已然成为2013年的重要文学现象。阿来的《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讲的是两百多年间康巴传奇中一段段曾经被遮蔽的历史真相。“瞻对”原为四川甘孜地区康巴汉子集居地，藏语是“铁疙瘩”的意思。清朝政府、民国年间，都有多方力量以不同的方式发兵征讨这个只有县级建制的弹丸之地，但均不得善终。1950年，解放军未经战斗便将此地解放，瞻对这块“铁疙瘩”轰然融化。作品通过土司部落两百余年的风云，再现川属藏民的精神传奇和坎坷命运，文字扎实细腻，气息灵动，时有机锋。在梳理这段历史时作家感叹：“是啊，和平时代，刀箭都隐退了。历史前进，一些器物的退场自是必然，但何以连宽阔蓬勃的精神也一起狭窄委顿了。”这颇为引人深思。
　　精神真相的力量永远超过事实真相所能提供的一切，当一个特殊的年代过去之后，随着时间流逝而累积起来的精神财富，往往会成为传达恒久价值的持久见证。《大师的背影》作者侯钰鑫以亲身经历为素材，细致回望上世纪70年代自己与在河南辉县接受“改造”的郭小川、李凖、崔嵬、启功、赵丹、浩然等文艺界人士相处近5年的往事。从这些名人们某个人生“节点”入手，将他们各自的命运历程交织串联起来，不单记下种种人生侧面，更刻画出精神面貌，“他们在那个盐腌水泡的‘革命’岁月里，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理想。艰难的时代，终于成为他们的人生财富，让他们得以把自己和自己的艺术锻造得更加完美”。这部作品为那些闪亮动人的人性细节、可爱而耐人寻味的瞬间做了精彩的备忘。
　　真相不仅有温度、有重量，而且往往锐利、刺眼。在2013年的文学世界里，作家们和盘托出的真相告诉世人，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千百万卑微的人们艰难地生存着，他们出自一个个无名村庄、一条条细小河流、一座座贫瘠高山，手上升起了大都市的繁华，心里却失去了故乡的依托，迁徙、流汗、挣扎几乎是唯一的命运。比如丁燕在与南方那些潮湿大工厂里的女工们，肩并肩劳作与生活后写就的《工厂女孩》，不单真实刻画了卑微生命顽强挣扎的姿态，传达出五味杂陈的真实信息，而且力图定格打工妹们的可爱性情。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细心聆听精神苦闷无告者的心声，记下那些寻求精神出路的农村自杀者的真相，试图“让人们看到农民的尊严和高贵的情感，看到他们在黑暗里向着光明的挣扎，看到他们的坚韧和坚强以及自我救赎的力量”。葛水平的《河水带走两岸》对农村现实复杂性的大量发现与捕捉，让人感觉到了都市化进程中人、环境、传统等付出的高昂代价，敲起刺耳的警示之钟。梁鸿的《出梁庄记》则在“算命者”贤义的身上，看到还有一批人能够保持一种与现代精神并行的独立姿态，并拥有某种尊严。所有这些会有助于世人更好地思考自己的存在。
　　(作者为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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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名家新作年终回眸
来源：中国科学报 朱子峡
　　放眼2013年，不难发现，这是中国文学硕果累累的丰收年。众多文学大家在经过几年的辛勤耕耘之后，都在今年结出了果实。贾平凹、韩少功、王安忆、阎连科、余华、苏童、马原等名家都有新作，单看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就可知道今年中国文学的真正收获。
　　1月 带给文坛的一大惊喜便是著名作家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带灯》。贾平凹在该作中首次尝试女性主角，以自己身边基层女干部为原型，讲述发生在樱镇综合治理办公室这一中国基层矛盾最为集中的地方发生的故事。
　　2月 作家马原的长篇小说《纠缠》完稿。这位当年赫赫有名的“先锋文学”主将此前沉寂了20年之久。与以往较明显的先锋色彩比较，24万字的《纠缠》聚焦遗产纠纷，讲述了中产阶层的一家三代人面对财产的不同态度、纠结与烦忧，展现了世情百态。之所以选择这个背景，马原说：“是因为中国今天的麻烦，很多来源于正在变化的时代。中国社会正在从没有财产概念的时代走进有财产的时代。”
　　3月 “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家韩少功新作《日夜书》出版，这是又一部被称作是“带来新的惊喜”的作品。该书通过几位“50后”从知青年代到转型时期的人生轨迹和恩怨纠葛，折射出人性的光辉和时代的变迁。评论家雷达如此评价：“《日夜书》是一部思想家气质浓郁的小说，是一部非典型知青小说。韩少功把时空、议论糅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风格。”
　　4月 文坛老帅王蒙尘封40年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问世。这是王蒙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下放新疆农村劳动期间创作的长篇小说，因各种缘由未曾付梓。小说以新疆农村为背景，从公社粮食盗窃案入笔，用层层剥开的悬念和西域独特的风土人情，为读者展示了一幅现代西域生活的全景图。同时，也反映了汉、维两族人民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的真实生活，以及两族人民的相互理解与友爱共处，带有历史沉重的分量，又将日常生活中的人物塑造得极为生动，悬念迭生，矛盾冲突集中，独具新疆风情，情节精彩，语言机智幽默。
　　茅盾文学奖得主王安忆的《众声喧哗》出版。该作延续《长恨歌》中写实的细腻笔触，描写了一群市井小民：妻子去世后为排遣寂寞开了一个小纽扣店的欧伯伯；高大俊拔、有些口吃、在妈妈姐姐们的宠溺中长大的年轻保安“囡囡”；离家出走、泼辣能干的东北女人六叶等。他们在上海滩喧哗和光怪陆离的背景里，上演了一段光影流变。
　　5月 著名作家叶兆言的《一号命令》推出。这部8万多字的中篇小说起源于叶兆言祖父叶圣陶和伯父叶至善在1969年期间的通信。在小说里，叶兆言用一个经历过抗战、内战、起义的黄埔生的视角，写了接到“一号命令”后的故事。但“一号命令”只是一个起点，小说的大部分内容是这个黄埔军人一生戎马生涯的回忆，以及对往昔恋人的眷恋。
　　6月 先锋作家余华铸造的最新长篇小说《第七天》面市。这是他继《兄弟》出版7年之后的又一个力作。全书13万字，以一个死者的视角，讲述了其死后7日的见闻，欲借此表现当下现实的残酷与荒诞。其中的内容多为强拆事件、卖肾事件、袭警事件、毒食品事件、弃婴事件等民生新闻和社会热点，余华认为这是他“距离现实最近的一次写作”。
　　8月 先锋作家苏童的新作《黄雀记》出版。作品延续了苏童惯常的小人物、小地方的叙事风格和节奏。故事并不复杂，就是一桩上世纪80年代发生的青少年刑事案。“《黄雀记》是造街运动的一项大工程，我借它探索香椿树街的魂灵。”苏童如此解读。
　　9月 “神实主义”作家阎连科的新作《炸裂志》和读者见面。《炸裂志》讲的是耙耧山脉中的炸裂村如何在以惊人的速度由村变乡、乡变县镇、县镇变城市、城市变超级大都市的故事。这是一部充满悖谬与荒诞色彩的风俗志、沿革志与人物志。
　　10月 作家红柯的长篇小说力作《喀拉布风暴》出版。喀拉布风暴是沙漠中的黑风暴，其实也是一场爱情风暴。作品通过对男女主人公以及由他们所勾连的各个家族的描述，在西域大漠、边地塞外或繁华都市，演绎了一部极具震撼力和艺术表现力的人类生存史和生命史。
　　12月 知名报告文学作家理由创作的《八千年之恋——玉美学》新书发布仪式举行。理由花了3年的时间研究玉器，发现中国玉器的一个问题，即形式题材非常陈旧、庸俗，他认为中国的玉器艺术需要有一个提升，于是他将视角转向美学，用时3年系统学习西方美学，接着又花3年完成该作，整部书花了近9年时间，可谓严谨。
　　除上述作品之外，很多重量级作家在今年也推出随笔作品。茅盾文学奖两度得主张洁暌违多年推出旅游摄影随笔《流浪的老狗》；茅盾文学奖得主张炜也推出了共计18本的《万松浦记：张炜散文随笔年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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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亚洲：办了一个书院 各种“微活动”正在进行
来源：杭州网
　　作家、杭州市文艺顾问黄亚洲，在杭州城北的建华文化产业园，古人范儿地办了个“黄亚洲书院”，八百平方米，已经做了四五场“微文化”活动，高朋满座。
　　“微文化”的概念，黄亚洲觉得很有意思：“就是那些小型的研讨会、座谈会、朗诵会、报告会等等。也许还排不上文联作协的日程，但其实那些诗人、作者、画家，还是很值得来做这样一次活动，记录他们的一段、或者半生的创作得失。”
　　说这话的半个小时之后，一场“老画家王承
　　武的艺术之路座谈会”就开了场。而几天之后，浙江作家李烈钧的创作研讨会也在此进行，然后再过两天，一个杭州诗人自发组织的诗会也开场来了，或缅怀诗人冀汸，或是朗诵自创的诗，或是朗诵冀汸的诗。
　　其实，不仅是书院。
　　黄亚洲还“捎带”来了他任职的四个文化机构：两岸四地文化研究与交流中心“大运河文化论坛”、中国电影文学学会杭州创作基地、中国作家书画院浙江分院、浙江省文学志愿者中心。那个文学志愿者中心，集合了一群文学艺术界的志愿者：作家、诗人、越剧表演艺术家、画家，自愿为文学的普及做点儿事，比如为社区老人、民工，各种弱势群体提供各类免费的文化讲座。
　　他手上捧着的玻璃杯，上面印着雷锋的头像，“总得有些事情，你应该去做。”他说。
　　虽然退了休，黄亚洲照旧忙。他不停地在杭州和北京两地往返。手头正在写《邓小平传》，50万字，记录1976-1984年间的邓小平，必须在明年四五月交稿。小说根据拍摄过半的电视剧《邓小平》改编——明年8月登陆央视，他亦是编剧之一。所以即使在杭州，《邓小平传》的编辑也一起跟来，抽空，就开始黄亚洲口述，编辑码字。
　　去年10月底已经装修完毕的书院，其他空间都已古色古香，唯独黄亚洲自己的办公室，到现在还是一片清汤寡水：地上还躺着打包袋，墙上该挂起的画还窝在角落。在他看来，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各种“微活动”的进行。
　　他希望能招两个可靠的志愿者，帮他看着书院，“这样，即便主人不在，你都可以来这个客厅坐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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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文化理论热点回眸2014年01月07日来源：中国文化报
　　2013年从国际到国内，从政治到经济，从思想到文化，中国都发生了影响深远的一系列事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经历了复杂的挑战和考验。2013年党和国家显著地加强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和引导工作，为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提供了强大的舆论保障。2013年中国思想文化界密切关注时代变化，认真反映群众呼声，及时表达理论主张，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进行了良好的互动。
　　“中国梦”成为学术理论研究的热点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的重要论断。“中国梦”迅速成为思想文化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问题。进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在同全国劳模座谈、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等不同场合讲话中，对中国梦的内涵进一步给以阐释和丰富。习近平总书记的论断使得“中国梦”的涵盖面和辐射力不断扩大和增强，“中国梦”在2013年一年中以重分量、高频度，不断出现在各大主流媒体的显著位置，成为引导社会舆论，凝聚社会正能量，助推国家大政方针贯彻执行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精神场域。
　　2013年4月8日，中宣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召开深化中国梦宣传教育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同志指出：中国梦视野宽广、内涵丰富，升华了我们党的执政理念，是当今中国的高昂旋律和精神旗帜。2013年5月14日，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强调：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要把研究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作为首要任务。从2013年7月开始，中宣部会同六部委共同举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系列报告会，文化部部长蔡武在人民大会堂做了题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的报告，全面阐述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主要目标、显著成效和努力方向。
　　在中央的号召和舆论的助推下，“中国梦”也迅速进入学术理论的探讨领域。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认为，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开始了屈辱的历史，也开始了寻找中国梦的历史。孙中山先生提出“振兴中华”，但没有找到出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不懈奋斗，才逐步使这个梦想成为现实。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梦”的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梦”的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梦”的根本保障。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夏春涛比较了“美国梦”和“中国梦”，他认为“美国梦”宣称通过个人奋斗，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但美国建国87年后才废除奴隶制，随后又长期推行种族歧视，种族藩篱消除了，阶级阶层的鸿沟依然存在。“美国梦”十分虚幻，而“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是强国富民之梦，是对“美国梦”的超越。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
　　2013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就核心价值观建设出台重要文件，在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意见》明确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任务。十八大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24字基本内容，从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基本遵循。《意见》强调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明确指出，要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落实到经济发展实践和社会治理中。《意见》还对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和开展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活动，以及加强组织领导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有针对性的要求和操作方法。《意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针对性、实践性，一经发布，即引发社会舆论和思想文化界的广泛关注。
　　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把社会主义荣辱观确定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随即开始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展开研究和讨论。十七大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作出24个字的新概括。此次印发《意见》，是中央下决心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引领社会全面进步的重大举措，必将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更加广泛地走向社会生活的实践层面。
　　中国文化走出去亮点频现，引发学界关注
　　2013年中国文化走出去变得日益常态化。从官方到民间，中国人主动走出去，推介、展示中国文化，开展文化交流。丰富多彩的“中国节”“中国日”在世界各地精彩上演，文艺演出、书画展览、电影放映、商贸展览等形式多样的内容，为当地民众开启了一扇扇感知中国文化的窗口。到2013年，我国已经跟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文化合作协议，我国以主宾国身份参与的国际文化活动越来越多。
　　另外一方面，在中国国内举办的国际性文化活动，也日益吸引世界眼光。2013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演出交易会有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第八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吸引了包括4个国际组织、26个国家和地区的50多个境外代表团组参加。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出台后，国内外许多文化企业纷纷来到自贸区内的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寻求机遇，入驻的文化企业已超过150家。国家大剧院截至2013年底已有500多支中外顶级艺术院团先后莅临演出。根据法国艺术市场专业统计机构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2012—2013年度，中国已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大当代艺术市场。
　　中国文化走出去引起诸多文化管理者和学者的理论思考。中国对外演出集团董事长张宇认为，中国文化走出去，不能满足于一般性文化产品的输出。解决当前的文化贸易逆差，应该培育外向型文化企业，支持文化企业到境外开拓市场，让中国企业成为中坚，真正担当起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主力军作用，让中国企业大量生产推出适销对路的国际化优秀中国文化产品。中国美术馆馆长、学者范迪安总结了三个M：即Market、Media和Museum，来向国外推介和展示中国文化。文化批评家解玺璋认为：人类文明越来越显出不可分割的整体性，我们不仅要注重“术”的输出，还应该注重“道”的输出，中国文化走出去，更重要的是能否成功地与人类文明融为一体的问题。
　　理论界为蓬勃发展的文化产业把脉
　　2013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劲头十足。在政策性支持有限的情况下，1月至9月，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2018亿元，同比增长39.4%，高于全社会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16个百分点。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股市中的文化传媒板块已发生55起并购事件，涉及电影、电视剧、出版、广告、游戏等子行业，累计资金近400亿元。文化产业在市场消费、产业融合、创新提高、并购扩容等驱动下，在扩大规模和质量提升方面一路高歌。有论者指出文化产业正从文化领域的“小循环”，融入到国民经济的“大循环”中。
　　理论界紧扣文化产业发展的兴奋点，适时展开了学术讨论。2013年9月，全国知名高校的30多位业界专家学者及行业主管部门负责人、文化企业代表在北京朝阳规划艺术馆参加了“2013中国文化产业高端峰会”，本届高端峰会以文化产业协同创新为主题，意在进一步推动文化产业资源整合和理论创新。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郝振省在演讲中指出，产业集聚是实现协同创新的重要途径，是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协同创新的主要推动力。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向勇提出了文化力的概念，认为文化力是把物质财富转化成幸福的能力，文化力将推动文化产业融合发展，使得未来企业或者组织可能同时具有第一、二、三产业的特征。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心主任梅松在演讲中提出：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两次飞跃，下一次的飞跃就是文化飞跃，文化协同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企业若不创新，其他环节的创新就没有意义。
　　文艺乱象促使文艺批评升温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消费不断升温，为图书出版、影视制作、文艺演出等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支撑。但是这种积极态势的背后仍然伴随着侵犯知识产权、奢侈消费、道德失范等严重问题。这种形势对文艺批评提出了新的要求。整个2013年，媒体中的文艺批评文章屡见不鲜，精彩迭出。《人民日报》专门开辟了“文化世象·警惕不良文化趋向”的栏目，先后组织了多篇文章，对当下文化领域的闭门造车、以丑为尚、网络暴力、政绩工程、浮奢之风、技术崇拜、比坏心理、形式主义、价值迷失等不良文化趋向进行剖析与批评。《光明日报》从2013年3月份起开辟“问诊报告文学创作”的栏目，“对报告文学创作的‘短板’进行梳理与总结”，对报告文学创作的现状进行了严肃的分析，其中不乏尖锐的批评。《中国文化报》也以专版策划、评论员文章等形式发表了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引发了社会共鸣，其中一些还成为人们热烈讨论的文化话题。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文艺批评的广泛展开，部分媒体和学者，对文艺批评现状本身也进行了再批评，文章直指批评界的失语、错语、妄语、趋炎附势、拜金主义等问题，发人深省，针砭有力。在2013年11月，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主办的首届全国青年文艺论坛为学界所关注，白烨、王能宪、贾磊磊、张颐武等学者对青年文艺批评人才的成长问题发表了看法，殷切希望青年一代能够担负起时代责任，深入把握时代脉搏，建立一种真正的具有中国精神、中国气派的体现中国自身价值观的话语体系，从而为中国文艺评论的发展和繁荣打开新的一页。
　　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渐成社会共识
　　十八大以来，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调，越来越明显。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针对中国传统文化发表言论，他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了曲阜孔子研究院，对中华文化典籍表示了尊敬和喜爱。此事显示新一届党和政府领导人更加注重以文化力量推动社会健康发展。
　　多角度探讨传统文化的价值、意义和继承发展路径在本年度成为学术热点。2013年各种有关传统文化研究主题的研讨会纷纷举办，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已经举办十届的海峡两岸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首次移师宝岛台湾举行，北京大学哲学系举办了中国传统文化反思与展望学术研讨会，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主办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后现代心理应用学术研讨会。学者们在媒体发表的理论文章也产生了较大影响。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高文兵认为，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想上有大智，在科学上有大真，在伦理上有大善，在艺术上有大美。在中华民族艰难而辉煌的发展历程中，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历久弥新，始终为国人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山东曲阜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认为，在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要注意其“时代融入性”，创造性地进行现代价值转换。北京大学教授楼宇烈认为，100多年来，我们经历了几次政治和社会动荡，把一些日常的基本的生活样式和风俗习惯都给否定了，要接上过去的传统，把新的文化种植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中，生发出新的内容和力量，比较困难，要特别注重树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理解中国文化。
　　多位著名诗人逝世，引发学界反思诗歌现状
　　2013年是中国诗歌界极为悲伤的年度。2月14日，当代杰出诗人、作家雷抒雁逝世，他曾以长诗《小草在歌唱》震动全国。7月22日，中国上世纪30年代现代派诗歌最后一位诗人纪弦逝世。9月29日，中国现代诗歌中七月派的著名诗人牛汉先生逝世，他曾被称为“骨头最硬的诗人”。11月12日，中国诗歌学会新任会长、诗人韩作荣因病逝世，享年66岁。悲伤并不掩盖希望。中国当代诗歌正是在这样一批优秀诗人的滋养下，不断接受时代的挑战，在曲折中坚强生长。 8月7日至12日，两年一届的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举行。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已经成为了继波兰华沙之秋、马其顿斯特鲁加等国际诗歌节之后又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诗歌节，已有近12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余名中外诗人参加过活动。11月28日，中坤诗歌奖在北京大学颁发，这一在国内外产生了影响的国际性诗歌大奖已经举办四届，今年的现场尤为热烈而庄重，中国台湾著名诗人痖弦和波兰著名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荣膺这一荣誉。本年度逝去的诗人形象和声音通过电子屏幕在大会现场得以重现。11月29日，在中国台湾举行的“2013两岸诗会桂冠诗人颁奖礼暨《乡愁》主题交响乐诗会”上，著名诗人余光中、郑敏、姚风、阎安荣获2013两岸诗会桂冠诗人奖，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蒋孝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顾问陈云林、海南省政协主席于迅、海南省委副书记李宪生为4位诗人颁奖。
　　诗人韩作荣在去世前不久还曾表达对诗歌界的信心，他认为现在是中国新诗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中国的诗人不仅人数上没有减少，而且越来越纯粹，创造力也越来越旺盛。如今的诗人眼界开阔，善于吸收世界各国优秀的文化养分为我所用，创作出的诗歌起点很高。著名诗歌评论家谢冕认为，诗歌有批判的功能，诗人是民族的良心，现在的诗人太关注个人，“社会兴衰、天下兴亡、世界风云都不关心，写诗何为？”著名诗歌翻译家屠岸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诗歌发展的未来表示了坚强的信心：诗歌不像政治、经济、军事那样，直接干预和改变人的现实命运，但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类的精神世界，用艺术之美纯化着一个民族以至人类的灵魂。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诗歌的声音，就缺乏精神上的丰富和优雅，就不会百花盛开，生气勃勃，就是粗鄙、单调的没有希望之邦，就有沉沦的危险。诗歌常新，人类的生命常新。
　　正负面道德问题引发社会讨论和思考
　　2013年是学雷锋活动开展50周年。3月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的意见》。9月，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结果揭晓，国家领导人接见54名全国道德模范及265名提名奖获得者。在媒体上，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和“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真诚沟通”栏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难忘中国之声——中国榜样栏目不断推出具有道德文化价值的基层普通人的生活故事，打动了亿万观众和听众。3月31日，上海作协副主席、新概念作文大赛创始人赵长天逝世，12月8日，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逝世，这两位文化人物都以高尚的道德赢得世人尊重。
　　与此同时，公民出境旅游不文明现象、“中国式过马路”陋习、公共交通吵架斗殴等不文明现象，通过新媒体不断暴露出来，受到大众舆论和专家学者的批评和剖析，中国人对公民道德的关注和敏感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
　　北京大学教授何怀宏集20多年学术积累推出的新著《新纲常——探讨中国社会的道德根基》出版发行。作者期待汲取传统文化中的伦理精神，用“民为政纲、义为人纲、生为物纲”代替“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用“天人关系、族群关系、群己关系、人我关系、亲友关系”代替了传统的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的五常伦关系，从而为中国人走出道德困境提供基本的范式借鉴。在学术组织建设上，6月，由东南大学牵头，联合众多单位和研究机构共同组建的“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协同创新中心”揭牌成立，中心将通过对公民道德状况、道德领域突出问题、社会风尚等进行系统调查，每年小调查，两年大调查，五年描绘一次中国道德发展轨迹图，从而建立完整的道德国情数据库。记者  杨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