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国治：我的文白夹杂是怎么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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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国治：我的文白夹杂是怎么形成的

舒国治

七十年代我开始尝试写东西。后来有人观察，谓我所写有点文白夹杂。即此一节，可以讲一讲。
白话很难。白话要说得又看似平易、却又漂亮、又其实很简炼，则是需要打造的。而这种打造，需要很多人不断地在说话中逐渐演化它。也就是各省各区的人都凑到了一块大城市，然后将官话一起说得很清畅、很流利，便或就成了。然而六十年前的台湾各市镇，大伙还没把话讲成很圆熟，已然有人等不及必须写剧本、必须做文章了。写出来的文章，我左看右看，总觉得不顺眼。
又中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读了几篇文言文，似懂非懂，然它的字与字的距离，长短之结合所产生的节奏甚至跌宕，颇显出一份韵趣，如果自己将来取之下手，但觉运用得妙，也会是有神采的文字。然所谓文言文，不能读的都是韩昌黎、欧阳修那种经典古文，也要杂览后世无名、无特要如何的寻常百姓的文言文。更要读清末或民初有些人其实已写成类似白话、却绝不至加上“的”、“了”、“吗”、“啦”等口气似的助字那种平常叙述文体。于是你读前人的尺牍或日记或忆旧之文，常能学得极多的好笔法。
林琴南及其先后的翻译家所写出的译笔文字，是以中文揣描西洋的叙事，往往这种文言文，既有白话之韵，也不禁透露出西人之思路，读来常教人眼睛一亮。后来愈读愈有兴头，反而以白话写成的文学看得不多了；倒是以较文的笔意写成的别类（如医学、工程、乐理……）令我更有读兴。有些人不是文学家，却文字写得极好，像青年党的李璜的回忆录，像苏北老报人包明叔写的《抗日时期东南敌后》等。便就有这么一段时光，四处泛览有风韵的文字，哪怕其中一点情节也无、哪怕其中所究与我毫无干系，只要纯读文字很感受用，竟然看了太多杂七杂八的零书断文，深深感到一事：行文是有天分的，或说，下笔是有天分的。譬以书法为言，有些笔画是写在商号的账簿上，然它是好字，便就是好字。另有些笔画虽是写在书家的诗文里或楹联里，但它不是好字，便就不是好字。这往往勉强不来。
再说一例，年少时照说很爱看武侠小说，而其实我没看过多少。武侠的文字，我隐隐认为应该古意一些，也即，文言气应重些；然太多武侠的文字太松垮平白了，真是教我没法看。还珠楼主的《云海争奇记》，一开头便是好笔，能教人一口气读个三五页仍觉回转起落得太舒服也。而情节犹未特要如何展布呢。
但不管如何，当时坊间能读到的白话文的文学，愈来愈不得我的眼趣；然只要一读平剧的戏词（北方或汉调）或苏州弹词的戏词，便深感入眼。他们并不是文言，但硬是不同于我人常读的白话文。再看到刘宝全的大鼓《丑末寅初》，“丑末寅初，日转扶桑，猛抬头遥望见，天上的星星共斗斗……渺渺茫茫、恍恍忽忽、密密匝匝，直冲霄汉，减去了辉煌……”更可看出这些字句不是文言，但却是有机的白话。
当然，白话，搞不好是一个时代的习尚。有人虽在前先的年代，但崇尚白话，便一径操使白话，不只金杏枝、禹其民写白话，徐志摩、张爱玲也全数写白话。有可能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白话很受新潮人士向往，就像穿着西洋服装一样；至于那些犹习于操使旧时文字之人，如吴敬恒、陈寅恪等，或只是还脱不下传统中式服装。当然不管穿中式穿西式，皆要穿得洒脱。有一个写歌词高手，叫李隽青，大约四十年代末一直到六十年代，写了无数好歌词，皆是白话，然是极好极有味道的白话，他的背景，似乎被提得不多，但他真是文字大师。我窃想，李隽青之使白话，与他选择住大都市（如上海，如香港）相关。陈寅恪之使文言，与他选择旧时乡镇老式生活有关（哪怕他住大都市中），穿长衫、着布鞋，甚至还甘于流露一股冬烘气也未可知。
这也可譬以林风眠的新式笔墨与黄宾虹的旧式笔墨之喻。黄宾虹不是不知道各国早已出现的画风，然他只静悄悄住在偏远山村，或只是习于那种教他感到安全的冬烘气呢。
我在战后台湾出生，又是外省家庭辗转渡海而来，在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儿时瞥见我的如此周遭，噫，我会憧憬像《太太万岁》里的人那样的说讲白话吗？乃我的年代晚得多矣，教我觉得白话文是不是有点褪流行了？
前面说及四川话。明清的四川是移民社会，成都坝子上充满着摆龙门阵的人们，他们把话愈来愈说得活泼有趣，而自清至民国私塾的教师又把旧文教授得甚有板眼，故而战时入川的有识之士观察到，川人头缠白布、脚穿草鞋，身上却穿长衫，且吐属文腔文调。此种穿戴搭配言语，倒真有些许“文白夹杂”呢。写《厚黑学》的李宗吾，他的笔法，其实不错，思辨相当洒脱有飒飒之劲。
作者系台湾知名文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