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忠恩:基础教育阶段教师强制轮转不可行 ● 喻忠恩 针对国内普遍存在的小升初择校问题,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在其新著《吾国教育病理》一书中,提出了两条他认为可行的解决思路。一是政府在资金上帮助弱校改善硬件,完成各校硬件上的平等;二是教师的轮转,即每3年或5年,每个教师在本区内经抽签轮转到另一所学校。 如所周知,基础教育阶段择校问题的根源在于学校之间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平衡。因而要减少基础教育阶段的择校行为并实现公民的教育平等权,必须以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为前提。而在学校教育资源中,教师队伍无疑是最关键的要素之一,也是目前学校之间教育水平、社会声誉等差异最突出的一个方面。因此,郑也夫教授从这个关键性因素着手提出解决“择校热”的问题,其切入点无疑是合理的。 不过,病理虽然找到了,药方却未必一定对症。相对于学校硬件均衡来说,教师资源的均衡配置则要复杂得多,单靠政府行政性、强制性的“轮转”来解决显然是将问题简单化了。目前,基础教育阶段学校的教师也是出于一个不断流动的过程。这种流动本质上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源流动的一个表现。但是问题在于,这种流动的流向比较单一,即从学校流向社会,从偏远学校流向城区学校,从普通学校流向重点学校等,导致了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学校的师资差异越来越大。从教育公平的角度来看,政府推动教师队伍的合理流动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政府对现任教师实行强制轮转,势必会衍生一系列问题,甚至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混乱。 首先,这种强制轮转的出发点是偏颇的。目前教师单一流向的流动确实不合理,导致强校师资越来越强、弱校师资越来越弱且不稳定,但这是政府长期以来的不合理政策导向的结果。教师强制轮转的出发点貌似公平、公正、合理,但本质上不是以提高弱校或偏远学校的师资水平为起点、最终实现缩小与强校师资之间的差异,而是试图通过强制性的削弱强校的师资(在任的或潜在的教师)来补充弱校的师资,从而“填平”强弱校师资水平的差异,最终实现强弱校师资的平衡。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对弱校和偏远学校是有利的,但必将在整体上降低基础教育阶段师资的普遍水平。因此,强制轮转实质上是试图以新的不合理行为来纠正或弥补之前的不合理行为及其结果。 其次,这种强制轮转不利于学校教育教学水平的提高。基础教育不同于大学教育或成人教育,其日常教育教学需要教师队伍保持相对稳定。教师的频繁轮转,将直接导致整个基础教育阶段教师队伍的不稳定。这种不稳定将导致一系列的不稳定,甚至是混乱。比如,不利于学生相对稳定的的学习与成长环境,不利于学校的日常教学管理,不利于学校文化的建设,不利于激发教师的积极性,不利于学校开展持续性的教育教学改革等。如此,对于各校正常教学秩序维持以及教学质量提高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再次,这种强制轮转对于绝大多数教师来说是不合情理的。对于绝大多数基础教育阶段的学校教师来说,这种频繁的、被动的、不确定的轮转,势必将严重扰乱他们正常的日常生活,进而很难保证他们能够真正安心从教。有人认为,如果教师在小范围内轮转,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但事实上,这种强制性流动一定是在较大的区域内实施的,否则这种流动性对于解决学校之间的师资水平差异不具备实质性的意义--目前家长、学生不仅仅局限于某一区域内部跨地段择校,而有相当一部分是跨区择校的。因此,如果政府一旦实行强制性轮转,势必会遭到相当一部分显然教师积极的或消极的抵制。 笔者认为,政府在实施基础教育资源均衡的过程中,应遵循“扶贫帮困”的原则,而不应该“杀富济贫”。学校的硬件设施均衡是如此,教师资源的配置亦不例外。在教师的均衡配置上,政府不应以降低强校师资水平作为改善弱校或偏远学校水平的代价。一个更合情合理、效果也会更好的选择是,通过政府合理的政策引导让优秀教师以及高素质师范毕业生流向“弱校”或偏远学校。比如政府可以通过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弱校”或偏远学校教师的收入,来增强这些学校对优质师资的吸引力,从而逐步缩小与“强校”之间的师资水平差异,并保证弱校与偏远学校教师队伍的相对稳定性。需要指出的是,与学校硬件设施的均衡相比,教师资源的均衡只能是相对意义上的,而且仍需要一个更长的时间段才能完成。试图运用政府的行政力量在短时期内强制实现教师资源均衡的想法无疑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合理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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