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绍振：序黄玉峰新作《屈原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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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黄玉峰新作《屈原人生》
   吾友黄玉峰，新作屈原人生，令余作序，余凝神屏气，享精神大餐。文以气为主，其气乃朝气、骨气，生机勃发，纵横决荡，笔阵横扫，痛快淋漓。作学术论著读可，作散文读亦可。
   全文旨在为还屈原之真面目，为扫荡屈原头上之虚假光圈，作惊人之语而不惊，为骇世惊俗之言而从容淡定。对权威之话语，取挑战姿态，然不作空言，学术资源甚丰，所言皆有来历。赏其文风，令人遥想梁启超之笔锋常带感情。叹其自信，如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似有数十厘米口径之大炮为后盾，权崇拜顷刻间灰飞烟灭。
  为序之道当对之条分缕析，铺陈转述，然吾恐如画虎之失骨，乃多作引述，冀读者直接略窥一斑，得其风神。
  玉峰运笔千钧，拨开历史之云雾，疑古矛头，直指先贤，大言无畏如此：“哪怕万口称颂如司马迁、班固，又能做到几分客观？”，不甘于被欺骗，只有从最权威，最原始文献的质疑开始：
    “三闾大夫”的真正意义，也十分可疑。倘若真的按王逸所说，屈原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修家谱和祭祀，兼管一下教育，这样一个职务，“博闻强记，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是有可能的，但要说“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就可疑。要么他是一个与和珅一样的宠臣，王会任命他做各种各样的越位的事，要么就是史料里有什么倒错混乱。仔细想想，这里面矛盾无解的地方确实太多了。
    当然，他并不是历史的虚无主义者，他的质疑和挑战止于事实：也只承认事实
    屈原这个名字也许是假的，故事或许是假的，但人格依然是真的。因为这个人的诗在那里。如此的率真，如此的坦诚，如此自我解剖，如此真情喷涌，这是绝对伪造不来的。
    对于屈原的所谓爱国主义，他认为是强加的，
    说屈原“不爱国”并不是在贬低他。难道不爱国的人就不伟大吗？
     爱国主义精神未必都伟大，如果为了爱国而忘了“人”，反而还不如爱自己。
     但是他真爱着楚王，也爱着家乡故土。就连他的恨的时候也都充满了爱。没有“主义”的爱，最纯。
    他最为关切的是人，他的价值标准是人。政治价值之所以应该警惕，就是往往遮蔽了人。对于屈原之死，他不单纯从政治上寻找原因。主要是从人的心理和生理学上探索：他的论断乃是忧郁症，“双向情绪障碍”大喜大悲。情绪极其不稳定，在抑郁和躁狂的两个极端摇摆。这是许多天才的宿命，屈原也是其中一个。这不是无厘头的恶搞，他是严肃的：为此他曾咨询过一位做了一辈子心理治疗的医生，得到的回答是：，
   这是典型的躁狂症病人的表达：情绪高涨、思维奔逸、意志力虚高，说得通俗就是“好吹牛”。只不过，一般的躁狂症患者没有屈原这样的文采罢了。
   屈原的世界，确实是被他的泪水扭曲了的。他并不是先知，只是一个困厄在自己的情绪中难以自拔的，受伤的人。
   所谓罪大恶极的奸臣、朝中小人，除了没有能力阻止楚国的覆灭（但并没有证据证明一定是他们“导致”了楚国的覆灭）。唯一可以真正确定的罪过是：嫉妒、争宠。
   既然如此，屈原为什么在千百年来，得到文人以及民间这么持久的同情和赞美呢？他的说法是：
    除了他的作品的确意境高深，光彩照人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诗满足了许多文人的心理需求。司马迁就是其中一个。“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这是司马迁在他的屈原传里，为屈原喊出的不平之声，与其说是为屈原喊的，倒不如说是为了自己。
   玉峰虽然在理论上并不属于前卫派，但是，他的论述和前卫西方文论一脉相通，屈原的形象不是被历代文士们发现的，而是被创造出来的。他对权威并不仰视，就是对屈原，也并顶礼膜拜，从学术观念看屈原，他取俯视姿态：对其不足，洞若观火：
    这是一个诗人，但绝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没有政治家基本的适应性和气度。这也是一个历史的规律：让诗人去从政，他十有八九是要受伤的，受伤之后，他多半是要在诗里骂人的。诗人文采好，诗篇流传后世，后人读了，就以为那时候有多么黑暗，人心有多么险恶，诗人有多么无辜，殊不知，受伤的诗人的眼睛，往往是被泪水所蒙蔽的。不只是屈原，后来的诗圣诗仙，也不脱这个规律。
    他指出后世人总是仰望前代名人，“总是带着一种善意和夸张”。把他们全方位地理想化，对于他们的平凡甚至渺小，则遵循“为尊者讳”的原则将之遮蔽。据此他指出：
   名人和伟人，也可能是会有致命的性格缺陷的。所以我们读屈原，在感情上，可以透过他的眼睛，去体味那种炽热的爱与恨，酣畅淋漓，但是理智上，还是要能跳得出来。若是一直戴着“屈原眼镜”来看世界，来定是非，则殆矣。
    其实，从心理学上来说，他是一个“顾影自怜的水仙花”他的自信比尼采更夸张他认为自己在治理国家大事上颇有才华，因而孤芳自赏。一遍遍强调“我很孤独”，看得出他很得意于这种孤独。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一边怨恨，一边难以自拔地陶醉着。正是这种自恋情结，造就了中国文人在帝王面前的精神优势：
    谁说文人只能是倡优，只是弄臣，只能是君王的宠物。哪怕你把我当宠物，我自己却仍要把自己当人，我的人格甚至高于你的权势。
   这是李白要在屈原身上继承的东西。
    他的目光还扫视到异域： 将屈原与海顿贝多芬相比。
   其实外国也曾有过这样的情形：在古典音乐的时代，音乐家的地位却也近似于弄臣：他们必须依附于皇室或贵族，如海顿这样的大师，在公爵府上，也是以仆役的身份与其他侍从一起进餐。但只有以坏脾气著称的贝多芬从不接受这种待遇，甚至常常掀翻餐桌抗议。尽管资助他的亲王已经对他礼遇有加，他却终于因为意见不和而搬出亲王邸。临行前给主公修书一封：“您之所以成为一个亲王，只是由于偶然的出身；而我之所以成为贝多芬，却是由于我自己。亲王现在有的是，将来也有的是。而贝多芬只有一个！”
   自恋，有时是一种以极端形式对自我尊严的保护。每个人都有这种需要，屈原这朵中国的水仙花，成了历代中国文人的精神庇护所。
   套用《断背山》的导演李安的话，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朵水仙花。
   据司马迁说，屈原在做完这首《怀沙》诗后，就投江自尽了。有人问，屈原既然这样看重自己，自命不凡，又怎么会如此不自爱，竟会想不通而自杀。其实自杀是自恋的一种极端形式，水仙纳西瑟斯的归宿，和屈原的命运何其相似。我们平常说，你总要去适应社会，不可能让社会来适应你。然而对自恋到一定程度的人而言，任何的妥协和迁就都是不可能的。他们不可能接受“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劝说，宁愿一死来成全自己。这是一种对自己的溺爱：爱到宁愿死，也不肯让自己的心意有一丝一毫的委屈。
   “死”的音符，在《离骚》中反复奏响，每一次都强调着那种死不改悔的执拗倔强，而且一次比一次强烈！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不独《离骚》，在《涉江》《抽思》《思美人》《惜往日》等许多诗中，屈原都反复地提到死。
    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惜往日》）
     宁溘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悲回风》）
    我们可以看到，屈原的自杀绝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行动。甚至连屈原选择的自杀方式，都是精心选择过的。
    临沅、湘之玄渊兮，
    遂自忍而沉流。
    不毕辞而赴渊兮，
    惜廱君之不识。（《惜往日》）
    宁赴湘流，葬於江鱼之腹中。（《渔父》）
    水仙的归宿是自沉于水，这是最纯洁清白的死法。过去无法到天上去死，如果能办到，也许有人愿意死在天上，从当时文人悼念徐志摩的诗里就可以看出。这里不妨举两句黄炎培的诗：
    “料得神州无死所，故飞吟蜕入寥天”
    意思是诗人在天上死，是最合适的归宿。自屈原之后，中国文人就有了一种投水情结。投水自杀成了一种文化意象，在文人笔下好像有一种特殊的美。
   算了吧，这个国家里没有人懂得我，我又何必留恋故乡呢？既然没有值得让我来发挥政治才能的机会，我还不如学古代的彭咸，投水自杀吧。
    这里他并没有要唤醒谁，也不是要做什么牺牲，只是对现实失望透顶，自寻了断。问题是，既然这样，屈原的精神还值得提倡吗？为国而死，当然是可敬可佩的，那么为己而死呢？
    文人、艺术家，为了“洁身”“遁世”而自杀，历代都有。随便举一些例子，就足以触目惊心。这些人的死，往往让普通人觉得不合时宜，不可理解。
    王国维，在辛亥革命成功，众人都欣欣然“咸与维新”之际，投湖自杀。
    老舍，文革经过许多“运动”和屈辱后投湖自杀。
    傅雷，文革中与夫人一起在家中自缢。“自绝于人民”。
    海子，在学潮运动如火如荼时，怀抱一本《圣经》卧轨。
    顾城，在新西兰自己的寓所中，杀妻后自杀。
      ……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一点，走出国门，还有死在自己的枪口下的梵高，坠楼自杀的杰克•伦敦，用裁纸刀割喉的莫泊桑，含煤气自杀的川端康成。以一般眼光看来，他们并没有处在非死不可的穷途末路。尤其是茨威格，最是奇特，他死于二战结束，纳粹投降之前。当时他住在战火不曾袭及的南美，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却与妻子一同自杀。在遗书中表示，虽然明知道光明会来，依然选择死。并不是看不到希望，而是一天也不愿与肮脏同在。
    同样的黑暗，别人都可以生活下去，他们偏偏活不下去。屈原是这一批人共同的原型。似乎并不能说屈原的自杀，就高于海子、三毛的自杀，就高于因为失恋的哀怨而选择不归路的青年。对屈原式的死，应当怎么评价？人的生命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属于自己？人有没有权利支配自我？当受到侮辱的时候，当感到委屈的时候，当别人要求你活下来，而自己却已认定生命已经没有延续的意义的时候，人有没有权利选择死？这是一个问题。
    现在每有自杀轻生的报道，往往引来非议。轻生者不是被批评心理素质太差，就是被说不孝。中国自古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就算受了一点委屈，你怎么可以就这样放弃社会责任，让父母家人伤心？在西方，传统上认为，人的生命所有权属于上帝，也反对自杀。在传统的天主教时代，凡自杀者甚至不允许以正常体面的方式下葬。这个伦理的问题尚没有标准答案。个人自由和社会责任，在争夺着对我们自己的支配权。最终的权衡还是在每个人自己。只要心安就好。这里，并没有批评自杀的意思但从社会公益的角度，我们绝不应该提倡向屈原学习。


    第五章 一个热爱家土的人
    第一 外陈四方恶，内崇楚国美
    但他对故土的眷恋，无须大张旗鼓地冠之以什么“主义”。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恋家情结。
恋家情结的产生，不是无缘无故的，也不是说只要是出生地就非爱不可。
   东西南北都是不能住的，就连天堂也绝对没有人家说得那么好，地狱当然就更不行了。只有楚国，是整个世界，不，整个宇宙的第一。
   巫阳大大地铺陈了一番，外面的世界有多么可怕。
   东南西北都不能去，那么魂往哪里走好呢。按照一般人的想法，当然应该祈祷他去天堂了。但屈原的想法不一样，他觉得天堂也不是什么好地方：
   “虎豹九关，啄害下人些。
    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
    熽狼从目，往来侁々些。
    悬人以娭，投之深渊些。
    致命于帝，然后得瞑些。
    归来归来！往恐危身些。”
   九重天的大门都有虎豹守着，他们要咬伤下界的人。还有长着九个脑袋的妖怪，能连根拔起九千棵大树。还有眼睛直长的豺狼，来回奔驰，把人甩来甩去作游戏，最后扔他到不见底的深渊。再向上帝报告完毕，然后你才会断气闭眼。回来吧，上天去恐怕也身遭危险!
上下六合，最后没提到的地方只有地狱了。冥都幽府，可想而知，阴森可怕自不必说，这里的怪物生的也是格外的变异。
   “土伯九约，其角觺觺些。
    敦脢血拇，逐人駓駓些。
   参目虎首，其身若牛些。
   此皆甘人，
    归来归来！恐自遗灾些。”
   “不要下到幽冥王国。那里有扭成九曲的土伯，它头上长着尖角锐如刀凿。脊背肥厚拇指沾血， 追起人来飞奔如梭。还有三只眼睛的虎头怪，身体像牛一样壮硕。 这些怪物都喜欢吃人啊， 回来吧! 恐怕自己要遭受灾祸。”
    屈原最后坚定地总结道：“魂兮归来！反故居些。天地四方，多贼奸些。”他是这么相信的。祖国可以不要我，但我不能不要祖国。《离骚》中的世界极美好，《招魂》中的世界极可怕。但无论如何，最终都是要返故乡的。
《哀郢》中的几句话说得最动情：
     “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
      出国门而轸怀兮，甲之朝吾以行。”
     “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
      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离别家乡去远方，沿着长江、夏水漂泊。走出国都大门让我悲痛难舍，在甲日的早上上路。……那鸟儿飞到那里也要回到故乡，狐狸死的时候一定头朝他旧巢的方向，我实在没有罪过却被遗弃啊，日日夜夜哪里忘得了我的故乡！细细品味，诗人的内心倒像个迷路的孩子。
不过，安土重迁并不是战国的主旋律。如果当时也有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上榜的恐怕不是屈原。那时候更流行的，是志在四方的好男儿。
  
  第二 “鸟语”翻身记
   地域偏见或许是人的天性，我的甜蜜家园也许是你眼中的乡下破地方。当我们看不惯和自己语言习惯不一样的外人时，就蔑称他们说的是“鸟语”。谁能想到这网络上常常出现的骂人话，竟是有出处的，而且是出自煌煌的《孟子》！
    不过这里面也反映出一种现实，我们看得到中原人那种优越感。屈原引以为傲的祖国和母语，在孟子这个山东学究看来一文不值。不由让人想起古希腊人称外邦人为Barbarian，意思是说禽兽语的人，真是如出一辙。楚国人是蛮夷的说法，在战国时还是很普遍的。也许是因为这个民族过于特立独行，自由奔放，和中原华夏的规矩格格不入。就连他们自己也无所谓，楚王公然地说： “我蛮也，不以中国之号谥”。蛮夷就蛮夷，鸟语就鸟语，我们玩自己的一套，你们爱怎么说怎么说吧。不被承认也有好处，刚好抛开中原那一套公侯伯子男的等级规矩，自己称王。所以，楚国是东周列国里第一个撇开天子公开称王的国家。其他国家虽然有贼心，却因为自诩“文明”，难免羞羞答答。
    然而，这上不了台面的“鸟语”，后来却彻彻底底地来了一个大翻身，成了风靡一时的流行音。就像西欧各国都以能说法语为荣一样，楚腔楚调后来也成了优雅的，受欢迎的音调，而且雅俗共赏。我们熟悉的“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两个成语，其实都是古楚歌曲的名字。阳春白雪是高雅音乐，下里巴人是通俗小调。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逆转？不能不说，文学的魅力，文学家的伟大。楚语因为屈原和《楚辞》而不朽。我们都在课本上读过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知道、语言对一个民族的精神和尊严维持的重要性。法兰西语的生命力是很难被摧毁的，哪怕再强大的炮火，再霸道的侵入，也难以撼动巴尔扎克、雨果、莫泊桑和许多法国文学巨匠脍炙人口的那些作品，它们在人们心中已经扎下根来了。
    屈原以一己之力，开创与《诗三百》并峙的骚体，占得一半的“风骚”，留给了楚国丝毫不逊色于中原的锦绣文化。所以楚人对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是充满自信的，他们甚至相信“惟楚有才”。后来，秦灭六国，从未放弃过抵抗，自始至终都在坚持复国的，还是楚人。于是传出了一个“楚虽三户能亡秦”的预言。这一下楚语更风光了，成了有骨气、有志气的象征。凡是中原豪杰之士，“皆以楚声为尚”。也就是说，不会说几句湖南湖北话便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个英雄人物。再后来，那个楚能亡秦预言，真的实现了，灭亡了秦的项羽，正是一个楚人。号称“西楚霸王”。虽然到了楚汉争霸的时候，刘邦用了手段，让西楚霸王死在“四面楚歌”声中。然而刘邦自己也免不了受楚文化的感染。当他平定天下，荣登大宝，回到故乡的时候，作了那一首著名的《大风歌》，一开口还是标准的楚声：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在屈原之后的文人，几乎没有人能逃得出骚体的影响，所以才有“文人骚客”的说法。骚客们纷纷争着学当年孟子嘲笑过的“南蛮鴃舌”的调调写文章。
     对于楚辞，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大概就是那些个无处不在的“兮”了，就好像现代汉语里的“啊”，说“兮”字倒也不是楚人的专利。《诗经》里也有好多“兮”，像什么“摽有梅，其实七兮”啦、“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啦。但是用法千遍一律。到了楚人这里，“兮”的用法就多了好多的变化。
     “登昆仑兮四望， 心飞扬兮浩荡”，“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兮”字出现在不同的地方，把这些美丽的句子隔出不同的节奏感，完美地和着韵律跳动，唱起来必然是格外地悠扬好听。
除了“兮”，招魂里用的“些”，和“兮”的用法几乎一样，是楚国自己独有的语气词。
在两千年口音迁徙的大潮中，多少方言早已被冲刷得荡然无存。楚方言的生命力却无忧，古楚语的研究也是相当热络的学问，那是因为屈原。《离骚》、《九歌》、《九章》这些精美的作品都是用楚方言写就的。用现在的普通话来念，根本不成韵。要读那伟大的楚辞，要领略最醇正的“骚体”，必须过那个语言关。

    第三 人民的诗人？人的诗人!
    屈原变成“人民的诗人”，也就是近几十年的事情。那是源于一系列的“炒作”：郭沫若创作话剧《屈原》，场场爆满；闻一多发表了《人民的诗人屈原》；端午节被定成“诗人节”；屈原由郭沫若提议被莫斯科评为世界文化名人，等
    在闻一多的文章中，李白、杜甫、陶渊明都不够格称人民诗人。“尽管陶渊明歌颂过农村，农民不要他，李太白歌颂过酒肆，小市民不要他，因为他们既不属于人民，也不是为着人民的。杜甫是真心为着人民的，然而人民听不懂他的话。”
    他认为，屈原是中国历史上惟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还举出四大理由，说是少了一件就不能叫人民诗人：
     第一、屈原是怀王的弄臣、卑贱的伶官，所以在身分上属于广大人民群众的。被王公大臣践踏着。
    第二、屈原的《离骚》、《九歌》来自民歌，是人民的艺术形式
    第三、《离骚》“怨恨怀王，讥刺椒兰”，暴露了统治阶层的罪行，喊出了人民的愤怒
    第四、屈原的死唤醒了人民的反抗情绪，“只等秦国的大军一来，就用那溃退和叛变的方式，来向他们万恶的统治者，实行报复性的反击”。所以，“等于领导了一次人民革命，替人民报了一次仇。”
    说实话，这四大理由，除了第二条说屈原的艺术是楚国人民的艺术，还比较靠谱，其余的几条，实在无从说起。
    但是，他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并不意味他对于人民没有意义。在历史上，人民怀念屈原，纪念屈原，乃是事实。那不是因为他是什么人民英雄，而是因为屈原是一个“真人”。他所歌之情，所咏之事，发自肺腑，正因发自肺腑，才有了普遍的意义。
试问，有谁会不为“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的景色倾倒，有谁会不因为“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暗自欣喜，又有谁会不为因为“交不忠兮怨长，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闲”恼怒，因为“初既与余成言兮，羌中道而改路”痛心。有谁不憧憬《招魂》里描写的那些美味佳肴，豪华别墅等等奢侈享受，又有谁在年轻的时候，不曾像《橘颂》中那样追求过理想。屈原在两千年前，已经道尽了基本的人情。现实和理想，悲欢与离合
    再来看《国殇》。不成年早夭谓之殇。国殇祭奠的是为国打仗而战死的年轻人。有人说《国殇》是歌颂为国捐躯的英雄。这也不错，但值得注意的是，屈原写的这是一场败仗。这些都是失败的英雄。歌颂失败的英雄也是屈原的风格，就像他同情治水失败的鲧一样。
其实，那些战士都不过是些孩子。屈原痛心他们的死，钦佩他们的勇敢。这都是人最自然的感情。

   第六章 一个特立独行的人
    一 奇装异服
    在这里，可以看到作者思想领域广阔，还有把古今相联系的自觉。
    在每个时代，总有这么一种人。喜欢穿着奇形怪状的衣服，做一些怪里怪气的举动。
    在孔子时代，这种人叫“狂狷”，代表人物接舆，曾经“凤歌笑孔丘”，屈原在《涉江》里还提到过他，“接舆髡首兮，桑扈裸行”，这两个古人，一个剃光头，一个不穿衣服，正是当时的非主流。在魏晋时代，这种人叫“名士”，代表人物诸如刘伶、嵇康等，狎妓、裸奔、酗酒、吸毒（五石散），无所不为。在明清时叫“风流才子”，代表人物唐寅、徐渭，风流才子看起来风流潇洒，其实精神痛苦得很。唐寅在江西佯装疯狂，无所不为，而徐文长是真的精神有严重问题，九次自杀未遂，还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妻子。
    外国也有这样的人，古有宁愿住在一个木桶里度过一生的犬儒哲学家第欧根尼，大白天打着灯笼走路，说是在找“人”，他是要讽刺，这世上没有一个配称得上“人”的。和屈原的“举世皆醉我独醒”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天在欧美又盛行所谓“情绪摇滚”，不少年轻人好作忧伤、愤怒、黑暗的打扮，唱极端情绪化的歌曲。
     这样一种人，过去在知识文艺界常常被冠之以“后现代”，而在今天又被叫做“非主流”。他们名目繁多，他们的理由也不同，但他们的基本特点是一样的：以狂为乐，以怪为荣，用“神奇”的打扮，展示不一样的自己。
    这些人承受着别人的不理解、嘲笑和攻击，但他们却又似乎十分享受这些痛苦，他们把自己放逐。然后一遍一遍“享受”被放逐的痛苦、孤独。他们相信，被鸭群放逐，是一种苦难，但也是光荣，因为这意味着自己是天鹅。两千多年前的那个屈原，穿着奇怪的衣服，唱着厌世的、自我放逐的歌，他的心和后来的，一直到今天的某一些人是相通的。《离骚》，何尝不是那个时代的“摇滚”。
     让今天所有的学校里的政教处、训导处深恶痛绝的“奇装异服”之风，最早就要从屈原说起。在《涉江》中，屈原公然地，自豪地秀出一套“奇服”：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
     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
     被明月兮珮宝璐，世溷浊而莫余知兮。
    他说：“我从小就喜欢作奇装异服的打扮，一直到老了还不减热情”。带上长长的宝剑，高高的帽子像山一样耸立。我用美丽的珠宝装饰自己啊，这个混浊世界没有人理解我。
这样的人，在今天就是一个不走寻常路的偶像明星，一个创造潮流的人。
我们再看在《离骚》中，屈原是怎么一身打扮。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掔木根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蕊。
      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纚々。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
      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
    他采集了一大堆江离之类的香草，缝在一起做成披风。又用白芷、薜荔、菌桂等等，或是串，或是缝，或是编织成绳。他穿着荷叶做成的衣服，荷花做成的裙子，这样的屈原，真是一个花样男子。再配上高得好像快要倒下来的帽子，长长的佩剑。五彩缤纷的配饰——依然是用香草做的，于是他把自己弄得浑身上下喷香……如果屈原真是这么一身打扮，他在“行吟泽畔”的时候想来会极大地吸引眼球。当然，这有可能是诗歌的夸张。因为屈原在诗里还写到过，他把美玉像舂米一样舂成玉屑来做粮食，摘下天边的树枝来擦拭太阳等等，如果都当真是不可能的，但我们至少可以肯定他有过这样的想法，如此另类的服装设计，或许还真的穿上过这样的衣服。这幅样子，和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的高大形象在一起实在有些滑稽。
     外在的另类，是为了彰显内心的桀骜不驯。中国古代有一种“象刑”，就是让犯了罪的人穿上特殊颜色的衣服，带上特殊的帽子，或者在他们脸上刺字涂墨。这是一种象征性的惩罚。除了侮辱，还有一种让社会孤立、抛弃当事人的作用。人是群居动物，孤立，本来是可畏的惩罚。古文字的“法”，左边是三点水，右边上面是一个像鹿一样的字，下面是一个去字，法的意思是，有一个代表公正兽，把有罪的一方，赶出去，放逐出去，顺着水流而下，让他在孤立难以存活，作为一种惩罚。然而，有那么一些人，他们看穿了世俗，主动地离开，他们穿上奇怪的衣服，或者不穿衣服，理奇怪的发型，刺上奇异的刺青，这是他们对抗、背叛世俗的手段。
     叛逆，可不是青少年的专利，许多“愤青”只不过是在荷尔蒙的作用下一时兴起，而中老年人“愤”起来，背后是一个系统的信念基础，坚不可摧，可以比青少年更加固执，更加“不可救药”。我们不妨给他起一个名字，叫“愤老”。民国时候就有这样一个愤老。当时流行一句话，去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但不能不看辜鸿铭的辫子。辜鸿铭在德国拿的哲学博士，又在英国剑桥学习，却一点都不沾西风。老佛爷在的时候，他本是张之洞的翻译官，又做太后总督的秘书。清帝退位之后，风气日新。辜鸿铭做了北大的教师，却一点也不懂得“与时俱进”。他教的是英国文学，却到死都留着一条灰色的辫子。学生嘲笑，同事侧目，他却毫不为所动，我行我素。偏偏他读书极多，学贯中西，谁也辩不过他，只好由他去。有一年辜鸿铭做寿，有个朋友送来的寿礼是对联一副：“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擎雨盖”是指清朝的官员带的顶戴花翎，而那条辫子，就是“傲霜枝”，就好比是屈原的高帽子。虽然他的顶戴已经没有了，但是那股子脾气还在，以辫子做无声的抗议，傲视一切。有趣的是，在清末民初这一代人中，最早剪辫的也是他，那是他可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愤青”哦！
     这也说明一个道理：非主流是相对而言的，在一个时空的主流，可以变成另一个时空的非主流。
    所以毫不奇怪地，中国古代许多非主流的青年，或者中年们，选择屈原做自己的精神偶像。这就像美国的叛逆青年们把古巴反美武装领袖“切•格瓦拉”印在T恤上一样。晋朝就有这么一位叫王孝伯的人，说过一句话：“要做名士也不难，只要平常悠闲自在没什么事，会痛快喝酒，然后熟读《离骚》，就可以做名士了”。这句话闻一多非常喜爱，他说这个王孝伯是真正的屈原的知音。这就好比现在说，要成为一个小资，一个文艺青年，就要看看村上春树的书，看王家卫的电影一样，这算是一种品味，一种身份的象征。闻一多自己在清华大学讲《楚辞》的时候，就是一副我行我素的名士派头，有学生回忆：别的教师都在日间上课，他偏偏把课程排到晚间。每当华灯初上，或者皓月当头，他总是带着微醺的感情，步入教室，口里高吟着：“士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可为真名士！”（黄秋耘《行吟阁遐想》）笔者写到这里，突然想到一件事，过去读闻一多的《最后一次讲演》，总怀疑李公朴不会是国民党杀的，后来闻一多被害，更怀疑不可能是国民党干的。因他们没有那么傻。现在果然看到一个材料，说，闻一多是另有人干的，是反对国民党的人干的。这才合乎逻辑。
     还是回到刚才的话题。
     在任何一个社会，不顾忌别人感受的标新立异，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或多或少，都会引人侧目。轻则受到排挤，重则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视社会保守程度而不定。中国最早的时候，正统的儒家对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酷的，《礼记》里有一篇《王制》，白纸黑字写得明白：
“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
     意思就是：创作低俗邪淫的音乐，作奇装异服的打扮，制造稀奇古怪的技术和器械，惑乱群众的，杀！
    怪里怪气的举动。
    广泛的联系，甚至到了当今的伊拉克。说明的却是文化观念的奇观。

    有人要问了，这也太过分了，至于吗？如此说来，要是活在那个年代，超女什么的都是要被杀头的。不错，其实就是在几十年前，中国还有这样保守的时候，人们的服装只有千遍一律的蓝绿两色，港台歌曲一律被视为“黄色歌曲”、“靡靡之音”。裤脚管窄，现出小腿的曲线，便视为流氓阿飞的行为，轻则剪掉重者处分。至于抱住臀部，坦胸露肩，更是大逆不道，送劳教也未可知。
就算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存在许多着这样保守的社会环境。就在2012年的三月，英国邮报报道，在伊拉克巴格达至少有14名青少年，因为模仿西方青少年流行的摇滚风格的打扮，被伊斯兰激进分子用石头活活砸死，而警方无能为力，甚至睁只眼闭只眼。一封“替天行道”的警告信是这样写的：
    “我们警告你们这些伤风败俗的男男女女，如果你们在4天内不放弃这些肮脏的打扮，真主将通过他的战士惩治你们。”
    所谓肮脏的打扮，就是指紧身牛仔裤，印着骷髅之类图案的T恤，又长又乱的头发，以及纹身耳钉之类。这在西方社会只不过是年轻人正常的个性，如果是在中国曾被看做是有些问题的叛逆少年，而在伊拉克，就是投靠魔鬼撒旦的罪过，足以遭受石刑。
    屈原，不出意外地，也为他的奇装异服付出了代价。在《离骚》中，他哀叹自己的装扮如何遭人嫉恨和非议：
    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謇朝谇而夕替。
    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揽茝。
    他说，就是因为我这样的爱美，才遭来别人早晚嘲骂，又是指责我把蕙草穿在身上，又是批评我采茝草。当然了，对于这些非议的声音，屈原的态度一律是置之不理。
    二 张扬自我
    用存在主义来阐释屈原
    西方的存在主义哲学有个说法：人的存在本来没有意义，所以要为自己的存在寻找一个意义。存在主义认为，客观事物和社会和个性是对立的，威胁着“自我”，而个性和自由才是高于一切的。所以存在主义的哲学家萨特在他的剧本《禁闭》中有一句名言：“他人就是地狱。”在二战之后的法国，萨特的存在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也正是社会风气最推崇自由个性，放荡不羁的时候。
其实，服装打扮上面再怎么夸张，也比不上思想的杀伤力。一个人在思想上，在对问题的看法上与众不同，才是最严重的“背叛”。没有新思想支持的标新立异，只不过是肤浅盲目的跟风。
对国 作出自己的解读

     中国人往往是成王败寇，失败者不值一提，但是屈原却为在战争中失败的战士们做哀歌。《国殇》是献给失败者的，他看重他们作为“人”的精神甚于他们作为战士的功绩成败。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中国人的神灵，往往是道貌岸然，高高在上的。屈原的《九歌》里，却把神写得人味十足。湘夫人的悱恻多情，山鬼的野性诱惑，云中君的柔美浪漫，东君（太阳神）的威武热烈，这些神非但不是克制人性，反而是把人性张扬到极致的。
    这样一个处处透着桀骜情绪的叛逆分子，汉代的学究们，非要把他包装成一位儒家温良恭俭让的道德模范屈夫子，也真难为他们了。

   以屈原的变化阐释屈原的诗
   我们在那些诗里看屈原的心路历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人，真实得就像是一个邻家的青年。我们可以看着一个愤世嫉俗的青年是怎样变成一个古怪老头的。孤僻是屈原性格中固有的属性，好像是一种浓烈的酸味，但在屈原人生的变迁中，这种味道给人的感觉是变化的。
《橘颂》里的青年屈原，是自信的。他用橘树比方自己：
《离骚》中的屈原就不一样，这时候他是经历了一连串打击之后，被放逐的中年人。于是诗句的酸味变得浓重起来，酸溜溜的，哀怨凄厉，令人生畏。
    借着他姐姐女嬃，他对自己的说法，开始起了变化：
     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纷独有此姱节？
     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
     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
    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茕独而不予听？
     为什么你偏偏要这么追求高洁，为什么偏偏只有你一个人这样的节操。房间里所有的人都带着毒草，为什么你偏偏要带香花？群众愚昧麻木是没法一家家去说服的，谁会理解你屈原的一片心？这个世上，人和人都喜欢走得近，和大家在一起，为什么你偏偏要这样孤僻，一点也听不进意见？
     到了里《涉江》，屈原已经不仅仅是怨恨，而且是有些“认命”的了。他变得玩世不恭起来，说出来的话，酸得发苦。
     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
     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
     意思是说，真悲哀啊，我这一辈子都没有快乐过，我只好一个人孤独地住在山里了。我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心意去迎合大众的看法啊，看来命中注定，我这一辈子就是要这样愁，这样苦，注定就是要走到穷途末路。
     就是沿着这样的轨迹，最后写《怀沙》的屈原，已经是绝望，他在用一种讥讽的语气说着嘲笑的话，嘲笑别人也嘲笑自己：
    怀瑾握瑜兮，穷不知所示。
    邑犬之群吠兮，吠所怪也。
    非俊疑杰兮，固庸态也。
    他说：我怀里藏着美玉，却落得个穷途末日，没有一个识货的。一群狗看到我就汪汪地叫起来，那是畜生不会看人，少见多怪啊。同样无知的众人啊，就只知道诽谤、怀疑真正的人才呐！
屈原是最早把孤独两个字演绎到极致的人。他的一生的关键字就是“独”，简直就是一本孤独的教科书，让我们领略不同侧面，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孤独。
    其实，孤独和忧郁是一种奢侈，这是一杯只有智识阶层才能享用的苦酒。只有真正有思想的人，才能孤独，只有没有被社会湮没灵魂的人，才会忧郁。即使在今天也属稀有，更何况是两千年前绝大多数人还是蒙昧的年代。屈原是一个真正的贵族，不愧是帝高阳之苗裔。
     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屈原自然与人不“同”，但他的目的也不是要“和”，宁愿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也不做一个随波逐流的人。宁愿在南墙上撞死，也不愿变通的。
     有人要问了，这样是不是对呢，这样真的好吗？这样的人真的很伟大吗，还是偏执狂呢？这个问题我们无法回答，而且，对与不对，好与不好，伟大不伟大，屈原本人是根本不会在乎的，对与错的争论，对他也没有意义，因为就像他已经反复强调的那样，他没有选择，他只有宿命。
     这种人的内心是一个死循环：越是孤独，越是被排斥，他越是加重自己悲剧英雄的色彩，越发地固执起来。因为人都会执着地迷恋上自己付出最多的对象，坚信自己为之奉献了那么多的理想的神圣，谁也不希望自己的付出是无谓的。
     在今天，这样执着的人，也许会有人给他做做心理疏导，但要产生影响，可能是微乎其微的。其实屈原也有人“疏导”过，她的姐姐女嬃说过他“你怎么就这么固执，不肯听我的话，和大家都一样呢？”。江边的渔父劝过他：“大家都醉了，其实你也可以跟着喝两口”，《离骚》里的巫师灵氛更是对屈原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这句话过于经典，以至于至今“天涯何处无芳草”还被作为送给失恋的人的标准安慰词。
    詹尹的回答，实在非常高明，真不愧是大师。他放下了蓍草和龟甲，拒绝给他算命，理由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什么东西都有局限性。这算命，也有无法通达的地方”。詹尹最后建议他：“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龟策诚不能知事。”，意思是，你不用听乌龟筮草的，听自己的就好，做你自己想做的事就好。

     三 宁赴常流这是他不随大流的悲剧
     这种人，往往是两个极端的统一体，大爱大恨，大喜大悲，命运也往往是大起大落，他们能发出美丽的光芒，却也因为锋芒太利让所有人远远避开。
     这似乎很矛盾。天才和孤独有时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屈原式的人，确实远比一般人有才华，容易有成就。因为他们不人云亦云，不老生常谈，不容忍平庸，敢于出格，所以才能有创造，见人之所未见，言人之所畏言。
     屈原之所以能如此才华横溢，“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又之所以能有如此高尚的情操，和他的独立自好肯定是分不开的。正像他自己说的：“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强迫天才去迁就群众，确实是对天才的一种戕害。就像非要老鹰去和鸡一起关在鸡舍里，不让它独飞一样。
     而在公共事业上，屈原的致命伤是不能务实。屈原本人的理想，是在于政治而不是艺术。然而对于政治来说，一个一点点脏污都不能容忍的精神洁癖，是不能成就任何事业的。儒家讲究一个“善与人同”，如果你不能先俯下身去，又怎么能把大家一起带上来呢？
    所以屈原只有失望了，在《离骚》的最后，他自暴自弃般地说道：
    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意思是，算了吧，这个国家没有一个人是可以理解我的
    这就是不少津津乐道的屈原的“美政”思想。许多人说，这说明了屈原的伟大，一腔经天纬地之才，却报国无门。这一切都要怪昏君无道，小人奸慝……其实，这些不过是想当然罢了。只要稍有理智的人，就能意识到：屈原固然是个极优秀的人，但是，即使他没有被放逐，仍然坐在他的位置上，也不可能挽救楚国的命运的。
     政治和艺术不一样，艺术可以追求曲高和寡，阳春白雪，而政治是必须要有人支持的。你想想，会说出“这个国家没有一个人可以理解我的政治思想”的人，能适合从事政治吗？
《左传》中也有一句话：“川泽纳污，山薮藏疾，瑾瑜匿瑕，国君含垢，天之道也。”意思是山川大地都能容纳无垢，美玉也要隐含瑕疵，所以做一个领导，也必须能容纳人的缺点。屈原却说，
    “宁赴湘流，葬於江鱼之腹中。
     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宁愿去喂江鱼，也不愿蒙上世俗之尘。这样的人，实在很难想象他能团结起群众，众志成城一致对外，保家卫国。
    连无知无识的芸芸众生都知道“水至清则无鱼”，可是天才如屈原却不肯面对！
    也许屈原最大的悲剧是他生来适合做一个诗人，却一心想要去实现“美政”。但是屈原给我们留下的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是如何对待这些与众不同的人。
  
     第七章 一个备受攻击的人
     一、“名参君子场，行为小人儒”
    屈原是一个被“围剿”的人，对屈原的责难、批评、讥讽，两千年来纷纷不绝。屈原的敌人，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不亚于屈原的拥护者。也许真是：
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
     大众崇拜歌颂的那个屈原，不过是一个为了宣传需要被打扮出来的虚影。而知识分子的心目中的屈原，要真实的多。而且，也许年代越是早，屈原的形象就越是真实。要看一个人如何，不妨先看看他的敌人是哪些人。
     那么屈原是不是真的说了这句话呢？其实，如果就事论事，就算说这种话也谈不上什么错误。但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哪怕“少了我不行”是事实，也不能说出来。这种时候的诚实就成了罪过。司马迁说这是“谗言”，是诬蔑，但就算是谗言，要让人相信，也总是要有点基础的。看一看屈原在诗词里的说法，我们似乎也能够理解为什么怀王会不假思索地相信上官大夫的话了。
      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
        ……
      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
      何桀纣之昌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
      惟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
      岂余身之僤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
    他要为楚怀王开路，做引导，要让他追上尧舜的脚步，如果不用他的意见，不走他安排的道路，那“皇舆”就会翻车，党人就会得逞，就要重蹈桀纣的覆辙。这样的人，就算会说出“非我莫能为”的大话，似乎毫也不奇怪。上官大夫的构陷，良有以也。
    屈原死后，后世人对他的责难，就更厉害了。像这样个性的人，实在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而攻击他的，也未必一定是小人。
    第一个跳出来发难的是班固。班固和司马迁在史家的地位相当，所谓“班马文章”。屈原在司马迁这里是一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大明星，到了班固眼里，就有问题了，而且这问题还很大。
    班固一脸严肃地在他做的《离骚序》里批评屈原，说：
    “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挈狂狷景行之士。”
    班固是个很适合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人，他讲了一番大道理“君子道穷，命矣！故潜龙不见是而无闷。《关雎》哀周道而不伤，蘧瑗持可怀之智,宁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
    他这一长串话只有一个中心思想：你碰到再不公平的事，也该认命。不能怪社会，更不能怨政府。就算难过，也应该含蓄表达，哀而不伤，哪能这样呼天抢地的呢？《诗经》的《大雅》教导我们，“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要会明哲保身才是最可贵的。
    《文心雕龙》有一篇《辩骚》，就是专谈屈原的。对屈原的文采，刘勰十分仰慕。说屈原的辞章“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然而，说到内容，刘勰却大摇其头：
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日夜，举以为欢，荒淫之意也。（《文心雕龙•辩骚》）
    追求宓妃的事，班固也曾讥讽过，看来屈原的诗里盛产美女，爱写怪话，招来不少人看不惯。刘勰说有些诗里还有男欢女爱日夜狂欢的内容，更是“荒淫”。不过，这样的内容其实屈原写得很少，倒是更多地在宋玉的作品里看到。
     骂得最厉害，最无情的还要数唐朝的“游子”孟郊。他写过一首《旅次湘沅有怀灵均》。“灵均”就是屈原。这首诗是孟郊路过湖南屈原自沉的所在，写下的“缅怀”之作。自汉朝贾谊以来，文人路过湘沅，必然是要“投诗赠汨罗”的，不足为奇。但孟郊这首诗却是前无古人，我们且来看看他是怎么个“怀”法。
　　名参君子场，行为小人儒。骚文衒贞亮，体物情崎岖。
    三黜有愠色，即非贤哲模。五十爵高秩，谬膺从大夫。
    这几句说，屈原这个人，虽然名列为君子，其实他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个“小人儒”。文章虽然写得漂亮，但人情练达实在不行。被罢黜后露出不高兴的样子，就算不得贤哲模范了。这种人让他做这个官，已经是高抬他了。
　　胸襟积忧愁，容鬓复凋枯。死为不吊鬼，生作猜谤徒。
     吟泽洁其身，忠节宁见输。怀沙灭其性，孝行焉能俱？
     这几句说，屈原看起来一副全世界都欠了他的样子。这样整天什么正经事都不干，发脾气骂人，是为不忠，不爱惜自己的生命，投河自杀，是为不孝。不忠不孝，在中国的正统文化看来，可是大罪孽！
    朱熹：“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原之为书，其辞旨虽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而不可以为训”；“独驰骋于变风、变雅之末流，以故醇儒庄士或羞称之”。还有一个是司马光，在他的《资治通鉴》里，对屈原竟然没有提一个字。闻一多认为，司马光是一个对屈原有敌意的腐儒，但“不失为屈原的知己”。
     杨雄的评价
     在他的“杨氏论语”《法言》里，有这样一段“语录”：
     或问：‘屈原智乎？’曰：‘如玉如莹，爰变丹青。如其智！如其智！’” （《法言》）
     这段话显然是在模仿孔子评管仲的话。
     晚清学者，国学大师俞樾的《诸子评议》中就是这么理解杨雄的话的：“如管仲者，论其事功可也，不必论其仁也；若屈原者，论其志节可也，不必论其智也。”言下之意，管仲谈不上如何仁，屈原也谈不上多少智。
    杨雄评屈原，还不如孔子评管仲。后来北宋的王安石也说了一句大实话：
    孔子曰：“管仲如其仁”，仁也；扬子曰：“屈原如其智”，不智也。
     杨雄是一个语言天才，他从小崇拜司马相如，学司马相如作赋。但心里把屈原的文采放在比司马相如更高的位置上。
    杨雄作为一个模仿高手（杨雄几乎模仿了当时所有重要的经典），屈原他自然不会放过。一篇《反离骚》，谈不上是恶搞，一半是惋惜一半是嗔怪，这是在用他特有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屈原的复杂感情。里面每一句话都是模仿《离骚》的风格但意思都是反着来的。
读一读倒是很有趣。
    “灵修既信椒兰之唼唼兮，吾累忽不蚤睹？”
     既然知道国君会相信子兰他们的谗言，你为什么不早点发现，早作准备？
    “知众嫭之嫉妒兮,何必扬累之蛾眉？”
     既然知道别的女人会嫉妒你，你为什么要显露自己的美貌让人看到？
     出头椽子绝不做，正是扬雄的风格。
     我们可以看出来，《反离骚》和孟郊的诗不一样。这样的口气，表面是批判，其实也是一种爱。扬雄作完这篇《反离骚》之后，就把它投进水里吊屈原。和扬雄表现出来的不一样。扬雄为屈原哭，白居易却是笑。他每一次提到屈原，都是笑：
     独醒从古笑灵均，长醉如今学伯伦。
     旧法依稀传自杜，新方要妙得于陈。
     常嫌竹叶犹凡浊，始觉榴花不正真。
     瓮揭闻时香酷烈，瓶封贮后味甘辛。（《咏家酝十韵》）
    他笑屈原非要坚持“众人皆醉我独醒”。还是渔父的话说得好：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他笑屈原不会欣赏杜康妙术，白白浪费了酒的好处。有些时候让自己糊涂一把有什么不好呢？何必这样认真？
     三 从“文学弄臣”到“文化奴隶”
    群五四青年和中年们，倒要怪他数责怀王责得不够狠，暴显君过暴得不彻底了。
    因为屈原的事，民国文艺界还爆发过一次不大不小的风波，这里面卷入了不少大人物。风波的缘起是一位孙次舟古典文学研究者，在一九四四年的端午节上闯了一个“祸”。众所周知，端午节是屈原的节，在民国时还被认可做诗人节。就在这样一个日子，孙次舟居然发表了一篇《屈原考证》的文章。说屈原不过是一个“文学弄臣”。
     他认为这位文学弄臣，因与同列“靳尚之流”争宠，遭受谗言，使气出走，而年淹日久，又不见召回，于是绝望自杀时留下了的一封绝命书。孙次舟认为那是“充满了富有脂粉气息的美男子的失恋泪痕”：
  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后宫弄臣姬妾争风吃醋。）
  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男女情人相责的口吻。）
  闺中既已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怀朕情而不发兮，焉能忍与此终古！（终以热情难制，决定自杀）
     他说“因为屈原和怀王有一种超乎寻常君臣的关系，所以在《离骚》中多有暧昧不清的可作两面解释的辞句。”“无能的把事情闹糟，即使能够知耻的以死谢国人，那也逃不了孔子‘自经于沟渎’，是“‘夫匹妇之谅也’的严正批评的。”
    孙次舟也颇有“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的精神，笔战群儒，愈挫愈勇。眼看战火越烧越烈，有一个人看看不对头，要出来做个调停。这个人就是朱自清。
朱自清自己心里其实暗暗同情孙次舟，却又不方便表达自己的意思。于是一封信写给了当时人在昆明的闻一多。
      闻一多是个达人，说话没顾忌。他的当即亮出态度：
     “孙先生以屈原为弄臣，是完全正确地指出了一椿历史事实，不幸的是他没有将这事实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代表的意义充分的予以说明。”
     现代的读者看到闻一多这样的话，恐怕也要暗叹大胆了，但民国的学风就是这样。反正那时也没人会给他扣上“反屈原就是反爱国”，或者“这是要把屈原让给韩国人”之类的帽子，只要是学术问题，都可以学术讨论。接下来闻一多就分析了“屈原是弄臣”这一事实“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代表的意义”。他的意见是，屈原固然有作为奴隶的一面，但也有反抗性的一面，而这反抗的一面，虽然被腐儒们（比如班固、司马光等等）所不容，但实际上却是最珍贵的精神。
     我们要注意，在思想上存在着两个屈原，一个是“竭忠尽智以事其君”的集体精神的屈原，一个是“露才扬己，怨怼沈江”的个人精神的屈原。在前一方，屈原是“他自己的时代之子”，在后一方面，他是“一个为争取人类解放……斗争的参加者。”他的时代不允许他除了个人搏斗的形式外任何斗争的形式，而在这种斗争形式的最后阶段中，除了怀沙自沈，他也不可能有更凶猛的武器，然而他确乎斗争过了，他是“一个为争取人类解放而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的参加者”。如果我也是个“屈原崇拜者”我是特别从这一方面上着眼来崇拜他的。
    闻一多这篇文章叫《屈原问题——敬质孙次舟先生》，在那时影响很大。到现在还有人据这篇文章，打出“闻一多赞成屈原是同性恋者”的标题来吸引眼球。虽然有点哗众取宠之嫌，倒也并不是无中生有。
     无独有偶，像孙次舟、闻一多他们看问题的方法其实在这个时代早就司空见惯。就连对屈原感情很深，受屈原许多影响的鲁迅，也有讥讽屈原的时候。最尖刻的一次，干脆与红楼梦里那个大骂贾府上下，结果被塞了一嘴的马粪的焦大相提并论。他说，焦大骂贾府，不是为推翻贾府，倒是要为了贾府好，所以这焦大正是贾府里的屈原。说焦大假如能做文章，一直到现在，这种思想在知识界仍有继续。傅国涌先生不久前的一篇《告别屈原人格》里，就把屈原的“忠君”作为了攻击目标。他说，这是笼罩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头上的一个巨大的阴影。不过，同样是不满于屈原的人格，出发点、对象和归宿不同。与鲁迅之不可同日而语的。
   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
    原来爱国忠君的美德，到了这里后来却成了要被打破的枷锁，成了限制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桎梏。
    在古代，无论维护屈原还是反对他，都围绕着“忠”和“智”做文章，到了民国，支持和反对的人讨论的都是“斗争”和“解放”，真是一百个人眼里有一百个屈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今天的读者，也完全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但有一点很重要，无论支持还是反对，总要认清对象，你所支持或反对的，是真屈原，还是被某一些人歪曲后的屈原。这样真正的朋友和敌人，都不愧为屈原的知音。而对着一个被粉饰出来的空洞的“爱国主义者”的影子来歌颂或者抨击，还不自知，那就是雾里看花终隔一层了。

     第八章 一个有怀疑精神的人
    一、楚人忧天
    屈原比谢逊更厉害，他是从太古之初开始，一口气对天、对地、对自然、对社会、对历史、对人生提出总计一百七十三个问题，写成一首全部由问句组成的诗，真是旷世奇作。不过屈原的天问，泄愤的成分少一点，好奇的成分更多一些。是“问”而不是“骂”，这是屈原比谢逊可爱的地方。
    这样的问题问得气势庄严，有着《圣经》和《吉尔伽美什史诗》一样的壮美感。屈原不是一个凡人。他的思考已经超越了他的时代。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一个民族必须有那些关注天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如果一个民族都只是关心眼下脚下的事情，这个民族是没有未来的。
中国的古书《列子》里曾讲过一个整天担心天会掉下来的杞人，被人们讥笑。这故事是说，战国时代——也就是屈原的时代，杞国有个人因为担心天会掉下来，日月星辰会伤到人，地会陷下去，自己会没地方可以去，终于废寝食。有个朋友关心他，怕他忧虑伤身，就去开导他说：
唐代的柳宗元甚至还写了一篇《天对》，号称解答了《天问》的每一个问题。自然的问题，逻辑上说其实是有标准答案的。这里顺便附上柳宗元的《天对》中给出的“参考答案”。
     1、辐旋南画，轴奠于北。孰彼有出次，唯汝方之侧。平施旁运，恶有谷、汜？当焉为明，不逮为晦。度引久穷，不可以里。
大地和太阳的关系，就像是车轮的轮辐和轮轴。当旋转的某一根车辐划向南方时，轮轴就处在它的北方。哪里是太阳有升起和止息，是你所在之地跟太阳的方位在不断地偏移！是大地在不断运行，哪有什么汤谷和蒙汜！在大地运行的过程中，对着太阳的地方就是白天，背着太阳的地方就是黑夜。一般的度量方式有限制，太阳一天走几里，是不能用里数来计算的。
    2、毁炎莫俪，渊迫而魄，遐违乃专，何以死育！玄阴多缺，爰感厥兔。不形之形，惟神是类。
    因为太阳光强烈无比，所以月亮逼近它时，人就看不到月光，月亮远离太阳时，人就能看到月光皎洁，这并不是什么“死”和“生”！月亮有许多缺损，它造成的阴影使人感到像个兔子。这是月中阴影所造成的形状，并不是真的兔子，只是看起来类似兔子罢了。
    3、东穷归墟，又环西盈。脉穴土区，而浊浊清清。坟垆燥疏，渗渴而升。充融有余，泄漏复行。器运浟浟，又何溢为！
     水向东流，流到“归墟”，然后又环行回来，充盈西方。水是以孔穴和泥缝作为孔道，从东方流回西方，变得或清或浊。那些高起的、黑而硬的土是干燥的，土质又疏松。水渗入这种土壤后，就被不断吸收而逐渐升向高处。西北高处的水因此充足有余，即使在流行途中泄漏若干，仍旧不断流向东南。水就这样循环地流着，又怎么会满出来？
    古代权威的参考答案，并不比今天的小学生高明。

     但是中华文明的主流是讲究现实的。就算研究天文地理，也是为了指导农业。也就是说凡不能化作嘴里食物、身上衣服的学问，容易被当做是不守本分，胡思乱想。《荀子•天论》说:“万物之怪书不说, 无用之辩, 不急之察, 弃而不治”。
     长江流域屈原的家乡，是不同于主流的一支文明。这里的人多了一点浪漫，少一点严肃和现实。“忧天派”似乎更适于这里的空气。世界上最早的“二十八宿”星图，就是出土于荆楚大地，现在还可以在湖北省博物馆看到。屈原“楚人忧天”，《天问》中的这一点科学精神，在这里开了花。却在之后的两千年里不曾结果。可叹也夫！
     现实如此残酷，叫人不禁怀疑。荀子就在自己的书里说：“夫曰尧舜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是陋者之说也。”韩非子说得更露骨，他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人者，人臣弑其君者也。”如果真这么说尧舜禹汤和王莽曹操也没啥区别了。
屈原敢于怀疑尧舜，从这就能看出他肯定不属于主旋律。禅让的事倒先不论，他这里问的是一件家务事。这倒不能怪屈原太八卦无聊。西方人可以把公德和私德分开。而中国人的传统，圣人就必须完美无缺，连家务私事也是万民的表率。舜可是《二十四孝》之首。就好比现在评比的“和谐家庭”。既然这么标榜了，那就有接受检验的必要。
   屈原从小就在贵族学校受过良好的教育，其中一定有相当一部分时间培养了他对神的敬爱和对天道的信仰。在他年轻时写下的《橘颂》里，一开始就言明自己要做一颗神喜爱的橘树，奉天命而守在南国。“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可是，到了《天问》中，“天”却成了一个反复无常，无德无信的形象。
    天命反侧，何罚何佑？齐桓九会，卒然身杀？
    天命从来反复无常，按何标准保佑惩罚？齐桓公九合诸侯，霸业盖世，是做了什么好事得到奖赏？最终他竟被会惨遭谋杀？又是做了什么坏事？
    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
    天当初授予殷天下，有什么依据？如今翻手就让它灭亡，又有什么罪过？
    之前说过，这时候的商汤在屈原眼中已经谈不上“至仁”，商纣也不是简单的“至恶”，于是那些故事中上帝赏善罚恶的信念，也被动摇了。
    屈原渐渐怀疑，所谓“天命”是个虚伪的东西。
    也许，郭沫若的话剧《屈原》，最后一章《雷电颂》，对我们理解《天问》倒是能有所启发。
    把你这东皇太一烧毁了吧！把你这云中君烧毁了吧！你们这些土偶木梗，你们高坐在神位上有什么德能？你们只是产生黑暗的父亲和母亲！
    我们的屈大夫就好比是顶级餐厅的专业侍者，为贵客送上菜单。“鹄酸臇凫，煎鸿鸧些。露鸡臛蠵，历而不爽些。粔籹蜜饵，有餦餭些。瑶浆蜜勺，实羽觞些。挫糟冻饮，酎清凉些……”直接读原文也能读得人食指大动，垂涎不已。
    俗话说得好，“饱暖思淫欲”。这个“淫欲”不限于声色犬马。“淫”这个字的本意是过度的，过分的，比如“淫雨霏霏”，就是雨下得多下得不停的意思。人一旦吃饱穿暖有房子住，基本生理需求都满足了，就会生出各种各样新的需要了，古代那些正经的夫子，认为这是过分的欲望，所以称为“淫”。其实按心理学的说法，这不过是人的不同层次需要罢了，低层次的满足了自然会产生高层次的需要。物质生活满足之后，就出来精神的需要了，酒席不可无音乐和舞蹈点缀：
“丰盛的酒席还未撤去，舞女和乐队就罗列登场。
    安放好编钟设置好大鼓，把新作的乐歌演奏演唱。
    唱罢《涉江》再唱《采菱》，更有《阳阿》一曲歌声扬。
    美人已经喝得微醉，红润的面庞更添红光。
    屈原是深谙此道的。诗里有着丰富的爱情的内容，许多关于情感的智慧警句，一直到现在都极具“参考价值”，热恋中的男女不可不读。请看：
   保厥美以骄傲兮，日康娱以淫游。虽信美而无礼兮，来违弃而改求（《离骚》）
    美貌的女子未必适合你，从一开始就存在骄傲和轻视的爱情，不能长久，不如放弃
   思九州之博大兮，岂惟是其有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离骚》）
    这句经典名言，后来被苏东坡写进《蝶恋花》中，改为“天涯何处无芳草”，脍炙人口。爱也要把心放宽，才不会把自己逼入绝境。
    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离骚》）
    爱情当中只要两情相悦，形式并不重要。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少司命》）
   分手是令人伤心的，但是有时候，一场新的邂逅，或许就在下一个转角等着你，带给你莫大的惊喜。能对爱情有如此深刻的体悟的，必然是真正的性情中人。屈原看起来经验丰富，对感情的拿捏如此到位，似乎完全具有坐镇婚恋家庭节目，替人疏导解忧的专家级“情商”。想想《招魂》中二八十六位美女轮番上阵伺候的热闹，再想想《离骚》中讲到那一个个天仙似的美女他都要挑挑拣拣地看不上眼。不禁让人会心一笑：屈原很可能是个经验丰富的情场老手呢。
    然而，能保持如此的淡定，其实是没有真正地爱上。真爱上了，哪能那么理智？尤其是以屈原的性格。爱情和一般的“好色”是两回事，就算是情场老手，一旦真爱上了，那就是真正的一往情深，痴情绝恋，不能自拔。
   屈原他一定是不要命地爱过的，我们来看他笔下的爱情。
   爱情的开头总是美好的。可能起源于不经意的一瞥，偶尔的一个回头，从此落入劫数。
    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少司命》）
   这是多么骄傲而自信的话啊。这里满满一屋子的美人，她谁都不看，却忽然定定地盯着我发呆。
   都说爱情是最好的化妆品，最好的美容师。被人爱的时候，从内到外都会容光焕发起来，这种心中充溢的自信，会让你展现出最美好的一面。
   可不是只有少司命这样的女神才有如此的气度，《山鬼》里的妖精，一样地勇敢、自信，而且更加大胆。她说：
        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那是在公然夸耀自己的美貌，而且还说：“你呀，你就是喜欢我窈窕的样子”。
   其实《诗经》里也有类似的话：
     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郑风•出其东门》）
   意思是从城门出来看到很多女子，但是她们都不是我的心上人。但相比就是没有《楚辞》这样传神，这样有味。美好的开头，紧接着是热恋。热恋的时候，是免不了神思恍惚，头脑发热的。都说爱情是盲目的，会让人智商降低，说许多蠢话，做许多蠢事。这是有道理的：爱的潮水是直冲人心最柔软的地方，一切设防到了这时都成了马其诺防线——不堪一击。纠结就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
    把这种热恋的纠结表现得最淋漓尽致的，是《湘君》和《湘夫人》。这两首诗是一对，讲的是湘水之神和他的妻子的爱情。一般都认为湘君是指传说中在南巡时身亡的帝舜，湘夫人是他的妻子娥皇、女英。不过，从诗歌来看，这湘夫人肯定是一个人而不是两个人，而湘君对湘夫人的那种仰慕、追求、不可企及的感觉，也似乎和大舜的地位不符。其实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坐实，完全可以这样去理解：湘君湘夫人只不过是两个假托的名字，在祭祀的时候，男女分别扮演两位神仙的角色，互唱情歌，说是在娱神，其实是在上演一出人的爱情。请看里面的句子：
湘夫人在这里痴痴等待：“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
     湘君却在这边犹豫不决，不知道要不要表白：“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这一等，就错过了。湘君启程出发，
          朝驰余马兮江皋，夕济兮西澨。
         闻佳人兮召予，将腾驾兮偕逝。
    湘夫人也急急去寻找，
        驾飞龙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
    但是两人都错过了，最终没能相见。这是一次失败的约会。诗里没有交代这两人为何会错过，但也无需交代、无缘，可以有千万种原因。失约、等待、信息不对称，这是严重的心理折磨。自信与自卑，肯定与怀疑的较量。恋爱时的人是冲动的。湘夫人等不来湘君，也没心思去细加探究原因，轻而易举地就崩溃了，认定湘君是不爱她了。
       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
       交不忠兮怨长，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间。
    心理一崩溃，人做事就容易冲动。湘夫人一想到湘君是“心不同”“恩不甚”“交不忠”“期不信”，就什么也顾不上了。
    情到深处，是不能自已的，也是不顾理性的。只要把《楚辞》和《诗经》里的爱情一对比，湘楚和中原的差异就出来了。中原的姑娘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还会顾忌世俗的看法“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真正爱上了，失恋是很难平复的。这是一段浸着草木清香的湖畔爱情悲剧。《文心雕龙》有一句话总结得好：“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相爱与失恋，永远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体验爱情，当然是享受生活重要的组成。但爱情与一般的享受不同，它比一切都甜蜜，却又比什么都苦的。用莎士比亚的话来说，爱情是“智慧的疯狂，哽舌的苦味，沁口的蜜糖”。屈原的诗里包含了爱情的所有元素，酸甜苦辣五味俱全。
     可惜，如此了解爱情的屈原，自己却一声在哀叹孤独。也许是他眼光太高？我们有时真怀疑一个如此自恋的人能不能爱上别人，但他显然是爱过的，具体的情形我们不知道，但我们肯定知道他受伤了。怪美女骄傲，怨君王薄情，屈原敏感的骄傲在爱情的纠葛中撞得粉碎。
   　这是在回忆当年他与怀王两人情谊。但怎么看都像是两情相悦，海誓山盟的私情。后来欧阳修（也有人说是朱淑真）经典的爱情词“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灵感，正是出于这里啊。因为材料太少，屈原的私人恋情已经很难考证。他和怀王之间的“暧昧”如何诠释，其实也是可大可小。不过，我们相信，屈原对怀王一定是存在一种特别的、超越上下级关系的深情的，不论这算不算爱情。他把这种个人的私情升华了，变得高尚，变得悲壮，成为千古相传的忧国情怀。
弗洛姆《爱的艺术》中曾说，“你爱一个人，便会通过它爱上世界”。
     屈原的命运是悲剧的。但他曾这样用心去爱过，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他的生命是短暂的，但他体验到生命的浓度，要比寻常人深得多。
     《楚辞》里，抒发与时间攸关的感慨的，多半是在爱情的缠绵之中。
   最典型的就是《湘君》《湘夫人》，那一对因为一次误会而错过的痴男怨女。最后，女的说：时不可兮再得，聊逍遥兮容与；
   男的说：
     时不可兮骤得，聊逍遥兮容与。
   只差了一个字，但还是能从两个人对时间的理解中体味出微妙的差异。“时不可兮再得，聊逍遥兮容与”好理解，就是说，美好的时光再也不可能重来，我还是不要认真了，随随便便玩一下吧。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身？那么湘君说的“时不可兮骤得”是什么意思？汉朝的楚辞专家王逸解释说：“骤，数。言富贵惟命，天时难值，不可数得，聊且游戏以尽年寿也。”换句话说，女人认为好时候再也不会重来了，男人却觉得好日子虽然不容易常常得到，但只是难得而已，并非绝望。这个现象是古人发现，现代人依然深有体会。汉乐府里的女孩子也曾感叹：“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然而，有趣的是，这似乎也不可一概而论，因为屈原本人在感情方面表现出的个性，恰恰是女性化的。若不是用情太深，也不会绝望，也不会“怨灵秀之浩荡”，也就不会走上绝路了。
    但撇开差异不谈，我们知道，那个不可骤得，不可再得的“时”，必然是无比甜蜜，才会转瞬即逝。而剩下的失恋中的漫漫光阴，何等冗长，只好用“聊逍遥兮容与”来打发安慰了。
三节 时间的辩证法
    屈原是固执的，苏东坡是豁达的。他们都是有智慧的人，都知道时间的秘密，但还是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我们可以想见，屈原一定是快乐过的。当初在“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的时候，那种光阴是多么美妙啊。既享受了人生，而后来的岁月又有多难捱。经过这样的起落，也就难怪屈原的诗里到处充满了对生命和时间的留恋。他其实是爱惜生命的：不美好又怎么会留恋呢。请看他在《离骚》当中如何谈说光阴。
      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
      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他说，我整天总是一副急匆匆的样子，怕时间不等我啊。每天都忙着采集各个地方的香草。日月每天穿梭不停留，春天和秋天也轮流交替，我只怕草木会凋零，美人也要年老色衰。
    生命苦短，那么有限的时间里做点什么好呢？
       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
       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他说，人人都想着往上爬，可是我心里不担心这个，我担心的而是马上要一点点衰老，却不曾留下好名声。这里屈原泄露出他真正看重的是什么——世上哪有真的毫不在乎别人看法的人啊。当写自己上天，在天上徘徊的时候，要拼命留住时间的想法更加强烈了。以至于连太阳神“羲和”都指挥起来。
     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我想多留在这里一会，太阳却似乎要落下了。我让太阳停下车，远远望着西山，不要走得太快。这路很长很长，我要上下探索。
    这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高考的时候好多学生喜欢引用，但很多人也至多只引用得出这么一句。其实这句话上下文就在这里，因为被鲁迅题在小说集《彷徨》前面。这两句话似乎就多了许多深刻的意义，时时被人引用。
    最后，又回归到草木上去。
    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
    恐鹈鴂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
    要乘着年岁还不曾晚，时间也还算早啊，只怕布谷鸟叫的时候，百草就不再芬芳。这样也可算一种“珍惜时间”吧，但并不是说要把海绵里的水挤出来，拼命工作。而是说，每个人都要珍惜美好的光阴，做真正对自己有意义的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些人整日机械地无趣无聊地“工作”着，有些人却慢慢地饶有乐趣地“玩耍”。究竟哪一个更珍惜时间了呢？哪一个人的时间流走得更快呢？这又是另一个辩证了。
    最后，我们用《九歌》当中所有的歌共用的结尾，来作为对时间的探讨的结语。
       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
    《九歌》充满了伤春悲秋，红颜不再，恩断情绝，生离死别之类的消极词句，然而最终的礼魂，却依然让大家携手唱起这一句“长无绝兮终古”来送神。我们越发肯定，屈原其实是热爱生活的，正是因为热爱生活，才企盼长长久久。

           第十章 一个才华横溢的人
    一 敏感是一种天赋
     比如，屈原曾写过婚姻的“七年之痒”，《湘君》里的湘夫人对丈夫的怨怼：
        “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
          交不忠兮怨长，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闲。”
     两个人不同心啊，媒人也是徒劳，恩爱不够深啊，轻易地就说出分手。对感情不忠实啊，留下了长长的幽怨，对承诺不守信啊，总是推说自己忙、没时间……梁启超曾疑惑：“最感到奇怪的是屈原在他的作品中有丰富细腻的爱情婚姻体验而从不涉及他的家人。”屈原有着怎样的家人和爱人，现在已经不可详考了，但从他对于这湘君湘夫人这对神仙夫妇的婚姻并不怎么完满的婚姻描写来看，他对于人心实在是看得透彻。神仙也有感情危机，只不过表现的形式比较优美罢了。
     这种对人类感情深刻而纤细的体察，是一个艺术家才华的核心。诗人和普通人一样在人情世故家长里短中过着日子，诗人的超脱并非游离于世界之外不食人间烟火，而恰恰是一种在深刻的体验觉察之后，对人心有超乎一般的把握，而达到的超脱。

     而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屈原的伟大之处，也正在于这里。“长太息以掩泣兮，哀民生之多艰”。何尝不是写出了“人类的悲哀”？而且比李煜早得多，也更加地深刻庄重。这里“民生”的本意应当理解为“人生”而不是现在一般理解的“人民群众的生活”。屈原作品的贵族性、个人性远胜于其群众性，但它的意义并没有变得狭隘，反而更加地博大了。他自哀悼自己的身世，却唱出了一种超越一切的悲哀。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普世的价值，还是很多人争议不休的，但大概没多少人会否认，这世上有普世的感情。不管你是个失意的政客、一个百无聊赖的家庭妇女，还是一个被功课压力折磨的中学生，吾不能领会这人生的多艰。从这个意义上说，屈原和他的作品，与世界上许多其他伟大的文学一样，是最“普世”的。现在有个说法，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很有辩证的道理，说得更彻底一点，也许，个人的才是世界的。
    在个性上，屈原是很有一点像大观园里的林妹妹的，贵族的出身，忧郁的气质，对于纯洁的苛刻追求

     在涨溢着脂粉味的大观园里尚且难觅，更何况在那个尔虞我诈刀光剑影的战国？
    请看，是屈原第一个要为被定性为“四凶”分子的鲧平反，喊出天道的不公。
    “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哀郢）上天的意志是不公正的，为什么要降祸给凡人？
   “行婞直而不豫兮，鲧功用而不就”。（惜诵）坚守正直而不放弃啊，鲧的治水功业就是因这样才会失败。
    与其说他是人民的诗人，不如说是失意者的代言人。
    中国的历史上，出过具有屈原气质的政治家。这种人往往有一股“痴劲”。就说一个和我们距离最近的：现任的温家宝总理就是一个屈原迷。在记者招待会上频频引用《离骚》早已不是新闻。“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尤未悔”，“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最近的一次，他自述的时候脱口而出一句“谣诼不断”，正是司马迁《屈原贾谊列传》里的原话。一个文人气很足的政治家。这样的人从政有一个好处，是容易有一颗悲悯的心。
     二 博物学家屈原
     孔子曾经“利诱”他的年轻弟子们多学诗，“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三，文风，口语
    究竟是一个什么身份，生活在什么时代，家里有哪些人……这些最基本的信息，都是一笔糊涂账，连专家都搞不清楚，遑论像我这样的普通中学教师。如果要给“屈原”落实户口，表格上许多栏只好填“不明”两字。党领导下的正宗的派出所恐怕会不批准他报户籍的。
孙按，屈原被定义为爱国主义诗人，是在一九五四年吧，那是苏联集团掌控下的世界和平理事会把这列为世界文化名人和果戈里等一起记念。郭沫若、何其芳都写的文章，给他戴上爱国主义的帽子。
   此后，就是一批学者，依据苏俄的文学理论中的“人民性”把他说成人民的诗人。其论据就是“哀民生之多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