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麟：读书方法与思想方法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4-2-2 06:05:58

贺麟：读书方法与思想方法

　　
　　就读书而言，则不同学科的书籍，应有不同的读法。如读自然科学书籍的方法与读社会科学书籍的方法，必有不同处。又如读文学书的方法，与读史学书、哲学书的方法，亦不尽相同。从前梁任公著《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一书，选出中国几种重要的经书和子书，提示其内容大旨，指出读每一种书的特殊方法，更足见读书的方法，不但随人而异，而且随书而异。
　　因此，一人既有一人读书的方法，一书也有一书的特别读法。所以贵在每人自己根据他平日读书的经验，去为他自己寻求一个最适宜、最有效率的读书方法。而每遇一种新书，我们也要贵能考查此书的特殊性质，用一种新的读书方法去把握它，理解它。
　　故本文不能精密的就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书，指示特殊的、不同的读书方法。此事须有个别的指导，只能概括的就广义的读书的方法，略说几句。
　　读书，若不是读死书的话，即是追求真实学问的工作，所谓真实学问即是活的真理，真的知识。而真理或知识即是对于实在或真实事物的理智的了解，思想的把握。换言之，应用思想或理智的活动，以把握或理解真实事物，所得即为知识、真理、学问。故读书即所以训练思想，应用理智，以求得真实学问。读书并不是求记诵的博雅，并不是盲从古人，作书本的奴隶。书广义讲来，有成文的书和不成文的书，对于成文的书，用文字写出来的书，贵能用自己的思想于字里行间，探求作者言外之意。所谓不要寻行数墨，不要以词害意。至于不成文的书，更是晦昧难读，更是要我们能自用思想。整个大自然，整个人生都是我们所谓不成文的书。能够直接读这种不成文的书，所得的学问，将更为真实，更为创新，更为灵活。须以读成文的书所得，作读不成文的书的参考。以读不成文的书所得，供给读成文的书的指针。这样，我们就不会读死书，这样，我们就可得真的、活的学问。中国旧日的书生，大概就只知道有成文的书，而不知道有更广博、更难读、更丰富而有趣味的不成文的书。更不知道读成文的书与读不成文的书，须兼程并进，相辅相助；所以只能有书本知识，而难于得到驾驭自然，指导人生，改革社会的真实学问。所以无论读哪一种的书，关键在于须自己用思想。
　　要操真实学问，首先须要有一个基本的确切认识。要确切认识：真知必可见诸实行，真理必可发为应用。要明白见得：知识必然足以指导我们的行为，学术必然足以培养我们的品格。有了真知灼见，认识透彻了，必然不期行而自行。一件事，知道了，见到了，真是会欲罢不能。希腊思想史家尝说：“理论是行为的秘诀”一语，最足以代表希腊人的爱智的科学精神。所谓“理论是行为的秘诀”，意思就是要从理论的贯通透彻里去求行为的动力，要从学术的探讨、科学的研究里，去求征服自然指导人生的丰功伟绩。我们要见得，伟大的事功出于伟大的学术，善良的行为出于正确的知识。简言之，要走上真学问纯学问的大道路，我们首先要能认识知先行后，知主行从的道理，和孙中山先生所发挥的知难行易的学说。必定须有了这种信念，我们才不会因为注重力行，而反对知识，因注重实用，而反对纯粹学识，更不会因为要提倡道德而反对知识，反对科学。反之，我们愈要力行，愈要实用，愈要提高道德，我们愈其要追求学问，增加知识，发展科学。
　　求学应抱为学问而学问，为真理而真理的态度，亦即学者的态度。一个人不可因为将来目的在作实际的政治工作，因而把学问当作工具。须知一个人处在求学的时候，便应抱学者的态度。犹如上操场时，就应该有运动家的精神，受军事训练时，就应有军人的气概。因为每一样事，都有其标准，有其模范。要将一事作好，就应以模范作为鹄的。所以我们求学就应有学者的态度，办事就应有政治家的态度。譬如，曾国藩政治上、军事上虽说走错了道路，然而当他研究哲学时，则尊崇宋儒，因为他认为程朱是中国哲学思想的正宗。学文则以司马迁、韩愈为其模范，以桐城古文为其依归。治考证学则推崇王念孙父子。他每做一门学问，就找着那一门的模范来学。一个人在社会上做实际工作，无论如何忙迫，但只要有一个钟头，可以读书，则在那一个钟头内，即须作纯学问的探讨，抱着为真理而学问的态度。要能领会学问本身的价值，感觉学问本身的乐趣。唯有抱着这种态度，才算是真正尊崇学术，方可以真正发挥学术的超功用之功用。
　　我刚才已经说过，读书，做学问贵自用思想。因为读书要能自用思想才不会作书本的奴隶。能自用思想，则不但可以读成文的书得益处，且进而读不成文的书，观察自然，理会人生，也可以有学术的收获。所以我首先须要很简略的讲一点，如何自用思想的方法。因为要知道读书的方法，不可不知道思想的方法。
　　关于思想的方法，可分三方面来讨论：
　　（一）逻辑的方法：逻辑与数学相依为命，逻辑方法大都采自数学方法，特别几何的方法。逻辑方法即是应用数学的方法来研究思想的概念，来理解自然与人生的事实。逻辑方法的目的在能给我们有普遍性、有必然性、有自发性的知识。换言之，逻辑方法要给我们坚实可靠、颠仆不灭、内发而非外铄的知识。必定要这种知识才够得上称为科学知识。
　　逻辑方法与数学方法一样，有一个特点，就是只问本性，不问效用如何、目的何在、或结果好坏、满足个人欲望与否等实用问题。只问理论的由来，不问事实上的由来，譬如，有一三角形于此，数学不问此三角形有何用处，不问画此三角形之人目的何在，不问此三角形是谁画的，是什么时候画的，更不问画三角形、研究三角形有何利益、有何好的结果等。数学只求证明三角之合必等于两直角，就是三角形之所以成为三角形的本性或本质，就是一条有普遍性必然性的真理。所以一个人是否用逻辑方法思想，就看他是否能扫除那偶然性的事实，摆脱实用的目的，而去探讨一物的普遍必然的本质。
　　中国人平日已养成只重一物的实用、目的、效果，而不去研究一物之本性的思想习惯。这种思想上的成见或习惯如不打破，将永远不会产生科学知识。譬如：《大学》上“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一大串推论，就不是基于知识本质的推论，而只是由效果推效果，由功用推功用的方法。这种说法即使是对的，但这只是效果的研究。而效果是无必然性的，所谓成败利钝的效果，总是不可逆睹的。由不可逆睹的效果，推不可逆睹的效果，其所得的知识之无必然性与普遍性，可想而知。但假如不去做效果的推论，而去做本性的探讨，就可以产生纯学术知识。譬如，对于格物的“物”的本性，加以系统的研究，可成物理学，或自然哲学；对于致知的知的本质，加以研究，可成为知识论；研究心或意的本性，可成心理学；研究身的本性，可成生理学；研究家国天下的本性，可成社会哲学或政治哲学。由此足见要求真学问，求纯科学知识，须注重研究本性的逻辑方法，而不可采取只问效果的实用态度。
　　逻辑方法的实际应用，还有一特点：可用“据界说以思想”，“依原则而求知”两句话包括。我们思想不能不用许多概念。我们说话作文，不能不用很多名词。界说就是对于所用的这些概念，或名词下定义。那是指出一个概念或名词所包括的确切意义，规定一个概念或名词所应有的界限范围。每一个界说即是指出一个概念，或事物的本性。据界说以思想，就是我们思想中所用的概念，都是有了确定的意义，明晰的范围的。如是庶我们的思想可以条理而有系统。界说即是规定一物的本性，则据界说以思想即是去发挥那物的本性，而形成纯学理的知识。一个人对于某一项学问有无学术上的贡献，就看他对于那门学问上的重要概念有无新的界说。伟大的哲学家就是界说大家。伟大的工厂，一切物品，皆本厂自造。伟大的思想系统，其中所用的主要名词，皆自己创造的，自己下过界说的。一个人能否理智的把握实在，对于自然人生的实物的本质有无真认识，就看他能否形成足以表示事物的本性的界说。平时我们所谓思想肤浅，说话不得要领，也就是指思想不能把握本质，说话不能表示本质而言。单是下界说，也就是难事。但这也许出于经验的观察，理论的分析，直觉的颖悟，只是武断的命题。要使其界说可以在学理上成立起来，颠扑不破，还要从各方面将此界说，发挥成为系统。无论千言万语，都无非是发挥此界说的义蕴。总之，要能把握事物的本性，对于事物有了明晰的概念，才能下界说。并且要能依据界说以思想，才能构成有条理有系统的知识。
　　至于所谓依原则而求知，就是一方面用原则原理作指导去把握事实，另一方面，就是整理事实，规定材料，使它们符合原理。不以原理作指导而得的事实，或未经理智整理不符合原理的事实，那就是道听途说，虚幻无稽，模糊影响的事实，而不是有学理根据的科学事实。先从特殊的事实去寻求解释此事实的普遍的原则，次依据此原则去解释其他同类的事实，就叫做依原则而求知。我们相信一件事实，不仅因为它是事实，乃因为它合理。我们注重原理，乃是因为原理足以管辖事实，以简驭繁，指导事实。总之，有一事实，必须能找出解释此事实的原则，有一原则，必须能指出符合此原理或遵守此定律的事实。单研究事实而求不出原则，或不根据原则而任意去盲目的尝试，胡乱的堆集事实，均不能获得科学知识。科学的实验，就是根据理性的原则或假设，去考验事实是否遵守此原则。
　　（二）体验的方法：体验方法即是用理智的同情去体察外物，去反省自己。要了解一物，须设身处地，用同情的态度去了解之。体验法最忌有主观的成见，贵忘怀自我，投入认识的对象之中，而加以深切沉潜的体察。体验本身即是一种生活，一种精神的生活，因为所谓体验即是在生活中去体验，离开生活更无所谓体验。体验法即是教人从生活中去用思想。体验法是要人虚心忘我，深入事物的内在本质或命脉，以领会欣赏其意义与价值，而不从外表去加以粗疏的描写或概观。体验是一种细密的、深刻的、亲切的求知方法。体验即是“理会”之意。所谓理会即是用理智去心领神会。此种方法，用来体察人生，欣赏艺术，研究精神生活或文化创造，特别适用。宋儒最喜欢用体验。宋儒的思想可以说皆出于体验。而朱子尤其善于应用体验方法以读书。他所谓“虚心涵泳”、“切己体察”、“深沉潜思”、“优游玩索”皆我此处所谓体验方法。
　　（三）玄思的方法：所谓玄思的方法，也可以说是求形而上学的知识的方法。此种思想方法，甚为难言。最简易的讲来，可以谓为“由全体观部分，由部分观全体”之法，也可以称为“由形而上观形而下，由形而下观形而上”之法。只知全体，不知部分，则陷于空洞。只知部分，不知全体，则限于支离琐碎。必由全体以观部分，庶各部分可各安其分，各得其所，不致争执矛盾。必由部分以观全体，庶可见得部分的根本所寄，归宿所在，而不致执着一偏。全体有二义，一就复多的统一言，全体为万殊之一本。一就对立的统一言，全体为正反的综合，矛盾的调节。全体与部分息息相通，成为有机的统一体。譬如，由正而反而合的矛盾进展历程，即是由部分观全体的历程。反之，由合，由全体以解除正反的矛盾，以复回双方应有的地位，即是从全体观部分的历程。譬如，读一篇文字，由一字一句以表明全篇的主旨，就是由部分观全体之法。由全篇文字的主旨，以解释一字一句应有的含义，便是由全体观部分之法。如朱子之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而达到豁然贯通的境界，事物之本末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就是能由部分而达全体，由支节达贯通，由形而下的一事一物而达形而上的全体大用。又朱子复能由太极之理，宇宙之全，而观一事一物之理，而发现本末精粗，条理井然，“枝枝相对，叶叶相当”。这就是由全体观部分而得到的境界。
　　总结起来说，我们提出的三种思想方法，第一种逻辑的方法，可以给我们条理严密的系统，使我们不致支离散漫；第二种体验的方法，可以使我们的学问有亲切丰富的内容，而不致干燥空疏；第三种玄思的方法，可以使我们有远大圆通的哲学识见，而不致执着一偏。此处所谓逻辑方法完全是根据数学方法出发，表示理性的基本作用。此处所论体验，实包含德国治文化哲学者如狄尔泰（ Dilthey ）等人所谓“体验”和法国柏格森所谓直觉。此处所论玄思的方法，即是最平时最简要的叙述一般人所谓辩证法。此种用“全部观部分”，“部分观全体”的说法以解释辩证法，实所以发挥黑格尔“真理乃是全体”之说的精义，同时亦即表示柏拉图认辩证法为“一中见多，多中见一”（多指部分，一指全体）之法的原旨。这三种方法并不是彼此孤立而无贯通处，但其相通之点，殊难简单说明。概括讲来，玄思的方法，或真正的辨证法，实兼具有逻辑方法与体验方法而自成为寻求形而上学的系统知识的方法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4-2-2 06:06:16

　知道了一般的思想方法，然后应用思想方法来读书，那真是事半而功倍。　　第一，应用逻辑方法来读书，就要看能否把握其所讨论的题材的本质，并且要看著者所提出的界说，是否有系统的发挥，所建立的原则是否有事实的根据，所叙述的事实是否有原则作指导。如是就可以判断此书学术价值的高下。同时，我们读一书时，亦要设法把握一书的本质或精义，依据原则，发疑问，提假设，制范畴，用种种理智的活动以求了解此书的内容。
　　第二，应用体验的方法以读书，就是首贵放弃主观的成见，不要心粗气浮，欲速助长，要使自己沉潜浸润于书籍中，设身处地，切己体察，优泳玩索，虚心涵泳，须用一番心情，费一番神思，以审美、以欣赏艺术的态度，去读书。要感觉得书之可乐可好，智慧之可爱。把读同代人的书，当作就是在全国甚或世界学术之内去交朋友，去寻老师，与作者或国际友人交流思想、沟通学术文化。把读古书当作尚友千古与古人晤对的精神生活，神游冥想于故籍的宝藏里，与圣贤的精神相交接往来，即从这种读书的体验里去理会，去反省，去取精用宏，含英咀华，去体验古人真意，去绍述古人绝学，去发挥自己的心得。这就是用体验的方法去读书，也可以说是由读书的生活去体验。用这种的读书法，其实也就是一种涵养功夫。由此而深造有得，则其所建立的学说，所发出的议论，自有一种深厚纯朴中正和平之气，而不致限于粗疏浅薄偏激浮嚣。
　　第三，应用全体看部分，从部分看全体的方法以读书，可以说是即是由约而博，由博返约之法。譬如，由读某人此书，进而博涉及此人的其他著作，进而博涉及与此人有关之人的著作（如此人的师友及其生平所最服膺的著作）皆可说是应用由部分到全体观的方法。然后再由此人师友等的著作，以参证、以解释此人自己的著作，而得较深一层的了解，即可说是应用由全体观部分的方法。此外如由整个时代的文化以观察个人的著作，由个人的著作以例证整个时代的趋势，由某一学派的立场去观认某一家的地位，由某一家的著作以代表某一学派的宗旨，由全书的要旨以解释一章一节，由一章一节以发明全书的精义，均可以说是应用由全观分，由分观全，多中见一，一中见多的玄思的方法以读书。
　　此法大概用来观察历史，评人论事，特别适用。因为必用此法以治史学，方有历史的透视眼光或高瞻远瞩的识度。由部分观全体，则对于全体的了解方亲切而具体，由全体观部分，则对于部分的评判，方持平而切当。部分要能代表全体，例证全体，遵从全体的规律，与全体有有机关系，则部分方不陷于孤立、支离、散漫无统纪。全体要能决定部分，统辖部分，指导部分，则全体方不陷于空洞、抽象、徒具形式而无内容。
　　因为此种玄思的方法，根本假定著作、思想、实在，都是一有机体，有如常山之蛇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故读书，了解思想，把握实在，须用以全体观部分，以部分观全体的方法。
　　总之，我的意思，要从读书里求得真实学问，须能自用思想，不仅可读成文的书，而且可读不成文的书。指导如何自用思想，有了思想的方法，则读书的方法，自可䌷绎推演出来。必定要认真自己用思想，用严格的方法来读书，方可以逐渐养成追求真实学问，研读伟大著作的勇气与能力，即不致为市场流行的投机应时耳食袭取的本本所蒙蔽、所欺骗。须知不肯自用思想，未能认真用严格的方法以读书，而不知道真学术惟有恃艰苦着力，循序渐进，方能有成，实不能取巧，亦是没有捷径可寻的。如果一个人，能用艰苦的思想，有了严密的读书方法，那缺乏内容，肤浅矛盾的书，不经一读，就知道那是没有价值的书了，又何至于被蒙蔽呢？
　　末了，我还要说几句关于读书的价值，读书的神圣权利，和读书的搏斗精神。
　　人与禽兽的区别，虽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但根据科学的研究，却只有两点：一、人能制造并利用工具，而禽兽不能。二、人有文字，而禽兽没有文字。其实文字亦是一种工具：传达思想、情感、意志，精神上人与人内在交通、传久行远的工具。说粗浅一点，人是能读书著书的动物。故读书是划分人与禽兽的界限，也是划分文明人与野蛮人的界限。读现代的书即所以与同时的人作精神上的沟通交谈。读古人的书即所以承受古圣先贤的精神遗产。读书即可以享受或吸取学问思想家多年的心血的结晶。所以读书实人类特有的神圣权利。
　　要想不放弃此种神圣权利，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人，我们惟有努力读书。读书如登高山，非有勇气，绝不能登至山顶，接近云霄。读书如撑船上滩，不可一刻松懈。读书如临战场，不能战胜书籍，利用书籍，即会为书籍所役使，做书本的奴隶。打仗失败只是武力的失败。而读书失败，就是精神的失败。朱子说：“读书须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最足以表示这种如临战阵的读书精神，且足以作我们读书的指针。
　　
　　（贺麟：《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4-2-2 06:56:25

林毓生：如何推进学术积累

　　
　　2009年9月25日，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系荣誉教授、北京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台湾大学历史系特聘讲座教授林毓生应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人文与社会”系列跨学科讲座的邀请，发表了题为“如何推进学术积累”的演讲。以下是演讲的主要内容。
　　
　　这是我这次在北大的最后一讲，题目是学术自由与学术积累，实际上3年半多以前，我在北大也讲过一个类似的题目。那次主要是讲理论，实际含义反而没有机会讲，这次到中心来讲希望可以弥补一下这个遗憾。我是非常关心实际问题的，同时也非常关系理论，我觉得我关心的理论与实际问题有密切关系。我常常思考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问题。言论自由是一个大的范畴，而学术自由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我在这里希望补足一下上次讲的比较遗憾的地方，即学术自由的实际含义。但是还是要从理论上跟大家稍微交待一下。主要讲什么是学术自由、为什么要提倡学术自由，得到学术自由后有什么结果。
　　什么是学术自由？我这里用迈克尔•波兰尼的话，“从事学术工作的人有选择自己研究问题的权利，在研究的过程中，不受外界的干扰与控制，并同时根据自己的意见教授自己的研究所得” 。这当然是一个很普通、也很正常的一个定义。那么，为什么要有学术自由呢？因为学术自由可以产生一个良性的循环。北大早年也由蔡元培先生提倡学术自由，但其在理论上很粗松。蔡先生讲的学术自由基本上是建立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础上的。他说各家学说，在没有被淘汰的情况下，应允许它们各自发展。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并不完全成立的为学术自由辩护的一个理论。学术自由真正理论基础是这句话：学术自由产生学术秩序，学术秩序产生学术成果，学术成果肯定学术自由。它是一个良性循环。
　　学术社群当中最大程度的合作、交流、协调是经由各个学者释放自己的学术冲动而得到的。学者们有了问题以后，这个问题就有一种压迫感，促使他们找出一个比较令其满意的解答。问题求解的过程需要学者之间互相协调、互相帮助，从而自发演化出一种秩序。这种秩序是不能通过道德训喻和政治命令得到的。学术界的一些大问题，通常是经由这样地相互协调得到了最有效率的答案，产生了惊人的学术成果。
　　学术自由背后的含义有哪些呢？首先，“学术中原创的成果蕴含着学者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运作之间的和解，而没有两者其他领域运作时产生的缺失。”过去英美自由主义者不强调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关系和前者的重要性。我认为这有基本的缺陷。当然，一定要有消极自由，没有人权法治，保障你的空间，什么积极自由都不要谈。学者有了独立空间，学术自由是不是就完成了呢？当然不是，有了独立空间以后，还要运作。独立空间一运作就变成积极的了。积极自由就是自己管自己，自己做自己的主人。根据什么自己做自己的主人？在西方，是宗教传统，现在宗教解体严重，出了很大问题。东方没有这个传统，问题更大。台湾的威权体制松动以后，就产生了各种分裂，出现一种很形象的说法，叫“只要我愿意，有什么不可以！”。积极自由若懂得自律的话就不会产生台湾式的自我陶醉。积极自由必须根据自律，必须有道德基础。在学术自由领域，不会发生这些问题，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是相互帮助的而不是相互冲突的。积极自由的研究激情不会产生小我认同大我，自由变成集体主义的问题。消极自由在不受干扰的自我空间中进行研究但却没有滑落到要求从一切束缚中解放出来，或自己变成原子人的地步，因为学者之间必须相互提问题，相互交流，相互提供资讯。在学术自由方面，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是相得益彰、相互帮助的。
　　其次，学术规范与学术纪律最有效的根据是什么呢？是学术自由。学术中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运作最有效率的结果，一定是在一个开放的、有生机的、非僵化的传统中进行。有这个传统，学术最容易成功。假如存在僵化的传统或者根本没有传统，都不容易成功。这是一个很微妙的辩证关系，又要有传统，又要有自由，一个不僵化的开放的传统提供了这个空间。在这个传统中，一个有创发能力的学者才能专心去做他的研究。一个有生命力的学术传统，自然蕴含着学术规范、学术纪律，归根究底，学术规范与学术纪律最好的来源乃是学术自由的自动自发的演化。这种演化的传统提供了学者彼此信任的基础，赋予研究者对于学术界对他提供的研究成果给予公平待遇的信心，使其可以专心研究工作。假如有了这个传统，研究有了原创的贡献就不会被忽视，就很容易被认识。这有点玄，最根本的说白了就是这两句话：学术自由内含着一个要求，自然要求有规范，有纪律。因为有了自由要研究的话，就要相互协调。如果我研究的这个东西需要那个实验的结果，而那些结果是假的，那我的奋斗就会全部落空，因此必须要求纪律。
　　我再举一个实例讲讲传统是什么，传统是定义在权威上的。比如现在大家都是物理学家，都很努力。都有实验，都想发表在第一流的物理学报上，世界上第一流的只有三两个，每个月来稿只能发表10篇或者5篇。怎么决定呢？自然要请一批被人信任的编者，做一个权威的判断。这些判断不一定每次都正确。因为学术传统一向是比较保守的，会产生一些不公平的判断。为什么还要继续这样呢？因为一个学术传统没有办法不这样。不这样的话，各种胡说八道，野狐禅的东西都来了。所以胡适之先生说的大胆假设根本是开玩笑，大胆假设是不能的，你必须有能力。胡先生原文说越大胆越好，这是胡说八道。在学术传统里比较尖锐的想象是可以的，学报也可能犯错误。但犯错以后，最尖锐的科学早晚会发现。保守维持稳定，而使得学术秩序不被野狐禅冲破。冲破以后变成危机，再恢复秩序就要很多时间。
　　学术自由从根本上基于一种道德原则。凡有成就的学者极少是整天琢磨抄袭和钻空子的缺乏学术道德之辈。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做坏人。因为他们被自己的学术冲动所驱使，整天忙的要死，就想着怎么追求学问。西方的教授假如被发现抄袭，早上发现，下午就撤职。我们威斯康星大学还有一个规定，教授不能在自己的研究室里喝酒。我在威斯康星的时候，另外一个系的教授被人发现喝酒，马上被停职。凡是自由落实的地方都是非常有法治的，没有法治，很难谈到自由。一个自由的社会是一个管得多的社会，在管多以后就自由了。学者是学术共和国的成员，正因为他为公共领域带来了效益，公共领域才让他在学术传统的纪律中享有学术自由。他需要对公共领域承担信托的责任。学术界也是社会的一部分，为什么社会提供那么多资源给你？实际上，从republic的观念来讲，学术自由实际上是个特权。但这个特权是必须提供的，且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提供的。即这个人必须是个学者，有资格做学问，念过书，有成就，尊重别人，有基本的追求真理的能力和责任。这些条件具备后，社会给你提供资源，让你享有一种特权。比方说你今天研究学问累了，特别没劲了。你三天三夜睡觉，听音乐，散步都可以。这是特权。你要是上班，不管白领还是蓝领，你就做不到，不能忽然说给自己放假。拿国外来讲，学术界收入不是很多，也不是很少，是中产阶级。那么凭什么社会供养着你，而你除了念书、做学问基本上什么事不做。很多很多职业的从业人员所做的事情并非他们的兴趣。你做你最喜欢做的事，还提供你一个中产阶级生活的基本条件。这不是特权是什么？对不对。所以相对于给你提供资源的社会，你要承担责任。
　　另外，我想跟大家交代一下学术自由与学术民主的实际关系。学术自由与学术民主不是一件事。可能相互帮助，也可能相互破坏。学术民主，拿西方来讲，是一个演变了好多年的传统，我们叫Faculty Governance，就是教授们自己管自己。行政单位提供资源，但管不了学术研究、学术教学。我们自己管自己，就是学术民主。学术民主有时还运行得不错，但也会产生问题。民主最大的问题产生两个：第一个，民主容易产生社会同一性，对于个性发展有些压制。另外，任何民主多多少少会堕落到利益团体的运作。所以，西方民主的演变是共和主义和民主主义相互交融的东西。共和主义本身就是允许不同的精英和民主相互配合的一种机制。这种机制在落实上变现为行政单位的领导不是选的，而是精英传给精英。一个比较不成熟的想象的民主，认为一切都要民主。在西方，精英不但不违反民主，也不违反自由。因为自由需要精英保障，这些在西方传统里可以说得很细致。在中国，搞的是形式主义，认为民主就是民主，要多数人决定，精英就是少数，多数要压倒少数。这在西方不是这样。
　　另外，学术评鉴的问题。这是一个实际问题。当现在为止，我搞不清楚为什么台湾，香港，新加坡还有大陆这四个华语社会的学术评鉴会变成这样。要评分，要出版，出版多少才能评职称。台湾我比较清楚，就是你写一篇历史论文，发表在历史院研究所的学报，就有8分，台大学报，7分。另外的学报，6分，有些不行的跑到师范大学的学报发表，则只有4分。每篇文章都评分。从讲师升教授要多少篇文章，而且规定最近5年写的才能行，以前写的还不算。各种硬性规定，最大的理由就是美国也这样，其实美国根本不是这样。
　　美国是怎么样呢？为了这次讲演我特别打电话给一个工学院的教授。问一下他们工学院是否和我们社会科学方面的类似。他说跟你们完全一样。我们的办法是这样的：第一，请人非常严格。拿我们威斯康星历史系来说，请年轻学者来是非常艰难的事。年轻学者来的时候，至少要有10封推荐信。这10封推荐信的作者必须得是世界上他那个领域里边第一流的权威学者。每一封推荐信通常需要2页半到3页之间，单倍行距。不是说像从前陈寅恪先生那样，写几个字，某某人挺好，就升了。不是这样的。不管你是陈寅恪还是王国维，你要写2页到3页单倍行距的报告。接下来，我们的教授组成一个5人的review committee。如果这个年轻教授的研究领域是欧洲中古史。系里将派出两个欧洲中古史专家，都是世界水准的，还有一个研究范围比较接近的专家。这3人都来自欧洲史。还有另外两个教授一个来自美国史，一个来自其他史学，他们的欧洲中古史是普通大学生程度，不是特别懂。为什么找不懂的两个人也进入审查委员会呢？因为这两个人要担任watch dog，要监督这3个人的所作所为符合不合学术程序。这5个人可以说是就苦字临头。他们要履行学术共和国的公民责任。公民责任就是做事。做事就是要看被考虑的年轻学者的著作。那两个不懂中古史的人也要看。从头看，虽然技术上不懂，至少可以看懂他的论证。看完了以后开会。开会的时候，每个人提交报告。每个报告至少2、3页，相当于一篇小论文。大家意见一致的话，很容易，通过了。有时候没有意见一致，有争论，要彼此先沟通，然后取得多数。假如没有多数，我们就要交予大会，也就是我们系的终身职的副教授以上的人开会，看看你们有没有道理。每次会都要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才行。这种办法，拿我的经验来说，通常都能找到最好的人。我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我们要找一个欧洲工业史的教授。找到一位女学者。她是哈佛和MIT研究欧洲工业史的两个权威共同推荐的，认为从来没见过一个年轻人这么优秀。但是她很年轻，论文还没写，只有一篇研究计划。那怎么办呢？我们开会，请她把她的学术报告什么的拿来看一看。结果我们一投票，全系一致通过，破格给她offer。这位女士现在是世界上该领域最重要的权威。你看，这个机制很妙吧，你说他守规矩吧，他又破格。你说他破格，他又守规矩。它是精英跟民主，自由与共和相互配合的运作机制。运作好了非常有意思。运作不好，什么机制都不能保证永远成功。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人的条件。评鉴委员会的成员都不愿意把自己毁掉，都有作为学术共和国公民的爱国心。东方的机械的做法是根本违反学术自由的，西方根本不是这样做的，不管招新人还是年轻教师升职，都是像我讲的这样做的。为什么东方会这样呢？我猜想因为东方没有这个机制，本来是威权体制，上边怎么交代怎么做。现在忽然民主了，不懂得真正民主怎样运作，搞民主的形式主义。你能想象一个教授为了系里招一个新人，或者为了系里的同事升职称花一个半月的时间看这个人的书吗？没有这种事！因为东方人没有公民观念。我所知道的评鉴都是不看人著作的，都是看别人写的推荐信。中国的推荐信我看了也不少，没有一封推荐信是真正好好看了著作以后写的，完全是胡说八道。没有人肯花时间做事，没有公民观念，也没有鼓励，没有一个机制使自己觉得此事与自己息息相关，系里的成功就是我的成功。
　　学术自由落实到最后，就是不管你。由你将学术作为志业，像韦伯形容的驴子那样心无旁骛地钻研。我当选台湾的院士以后，想为台湾做点事。有一件事现在差不多要做成了。台湾大学有很多资源，聘助理、开会、买书都足够用，但有一个最重要的需要花钱的地方没有花，就是专职研究。学者有了学术成绩以后，申请专职研究，叫做research leave，这与通常的sabbatical leave（例行休假）不同。获得专职研究资格的教授可以将教学任务减半，用另一半的时间专门搞研究，而薪水和各种补助都照发。这个东西我在台湾的研究院提倡，已经差不多成功了。这非常重要，因为教学相长，教学中有了一些好的想法必须有相当长的时间给教授去完成；而老是做研究不教书也少刺激，所以提出research leave，拨给专职研究经费。这个在西方是正常的。西方的一些基金会支持的就是这些钱。行政资源对于学术的支持必须做到这一点。才能保障学术自由，发展学术。
　　
　　（葛飞整理）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4-2-2 06:57:12

余三定：找回失落了的学术情趣
　　

　　学者做学问是应该有学术情趣的，或者说是应该感受和追求学术情趣的。那么，什么是学术情趣呢?这似乎是一个只能意会不适言传的命题。我们先看下面的论述：

　　季羡林这样描述自己撰写《中国蔗糖史》的境况：“在80岁到90岁这个10年内”，“颇有一些情节值得回忆，值得玩味。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我每天跑一趟大图书馆，风雨无阻，寒暑无碍。”“我心中想到的只是大图书馆中的盈室满架的图书，鼻子里闻到的只有那里的书香。”

　　梁启超在《学问之趣味》中这样说：“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原素名为‘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的仅有个零了。我以为凡人必须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活便成沙漠，要他何用？”

　　钱钟书打比方说，他读书、做学术研究就像馋猫贪吃美食一样，快乐无比。林语堂说，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苦，他也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苦学。换言之，他所感受到的是“乐学”。

　　以上所引季羡林讲的“只有那里的书香”，梁启超讲的“学问之趣味”，钱钟书讲的“ 馋猫贪吃美食”，林语堂讲的“不知道什么叫苦学”，大致含义是相同或相通的，就是指学者的学术情趣。由此我们可以概括，学者的学术情趣，就是指学者挚爱自己的学术研究，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学术研究，在学术研究中感受到真正的乐趣、富有诗意的享受，进而能在学术研究中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自己的生命潜能和创造力。

　　用上述的视角来看今天的学术界、今天的学者，会发现学者学术情趣的失落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在一些人的身上甚至表现得颇为严重。可以肯定的是，如今有相当数量的学者已没有了对学术的挚爱，他们从事所谓的学术研究是为了借此达到学术之外的目的，因而他们无法、也不可能感受到学术研究的乐趣，学术研究对他们来说是真正的“苦差事”。当然，他们自然也很难作出有创造性的学术研究成果。

　　学术情趣的失落有着深层的社会原因，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探究。其中，深受实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投机取巧，唯利是图，是学术情趣失落的重要原因。学术研究的本来目的是为认识事物，发现规律，探求真理。但在实用主义价值观的支配下，一些人开展学术研究是“功夫在诗外”，是“人在曹营心在汉”，他们做学术研究或者仅仅是为了弄到学位、职称，或者是为了争得奖金、荣誉，或者是为了升官发财，对他们来说，做学术研究的过程是痛苦的（甚至是苦不堪言的），为了未来的学术之外的“快乐”的目的，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做。在这种情况下学术情趣只能离他们十万八千里。

　　学术管理机构采用越来越行政化的管理方式来管理学术，是导致学者学术情趣失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这在高校表现尤为突出。近些年来，教育管理机构越来越强化对高校的行政管理、甚至行政干涉，使得高校越来越像行政单位。很多高校常常被教育管理机构的各种申报、评估、检查、验收、评比、评价、评奖所支配、左右，搞得应接不暇，高校及高校学者的自主性、主动性越来越少，真正用于作学术研究的时间和精力也越来越少。其中，强化高校行政管理最突出的表现是学术评价中的过分量化。其实，学术管理机构适当进行量化是有意义的，现在的问题是让量化走向了极端，给人的感觉是：学术管理就是量化，量化就是学术管理；学术水平就是数字，数字就是学术水平。于是，这些年来，高校论文、学术著作的数量一直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这更加剧了学术研究领域急功近利的风气，两者之间形成一种恶性互动、恶性循环。可以肯定，那些只能制造无数只在填表时才有用的“学术垃圾”的学者，是不可能感受和体味到真正的学术情趣的。

　　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同样会导致学术情趣的失落。学术不端如七拼八凑编教材、抄袭剽窃写论文、伪造学术经历、学术活动中拉关系走后门、伪造或篡改原始实验数据、学术成果宣传中的浮夸与造假等等。学术腐败最突出的特点是权学交易、钱学交易。如以权谋学（这个“学”包括学历学位、学术职称、学术荣誉等），以钱谋学，以行政权力取代学术权威（如“官大学问大”）等。从本质上看，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现象是“反”学术的，是学术的死敌，当然就无从去谈学术情趣了。

　　要想让学者找回失落了的学术情趣，或者说要让失落了的学术情趣回归学者，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一方面寄希望于社会大环境的改变、进步（如反腐败的不断深入、学术管理机构不断增进管理的科学性等等），同时也有赖于学界、学者自身的努力。学者应该真正明确，认识事物，发现规律，探求真理，是学者做学问的唯一目的，是学者最崇高的人生境界，也是社会需要学者的唯一原因和学者存在的唯一理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在《小说史：理论与实践》中写道：“学者一旦真能沟通‘学’与‘道’，自有一种旁人无法理解的乐趣。这时候读书，不算什么苦差事，根本用不着‘黄金屋’或‘颜如玉’来当药引。”我想，如果我们的学者都能感受到陈平原所说的“旁人无法理解的乐趣”，也就意味着学者找回了失落的学术情趣。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期待着！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注册

贺麟：读书方法与思想方法

相关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