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德宁 姜广平：《北京文学》：民间立场，高贵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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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德宁 姜广平：《北京文学》：民间立场，高贵品格——与《北京文学》杂志社社长章德宁对话


　　
　　关于章德宁：
　　章德宁，女，1952年生于北京。1969年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3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1976年毕业后至《北京文学》(时称《北京文艺》)杂志社工作至今。历任小说组编辑，小说组副组长、组长；编辑部副主任，副主编，社长兼执行副主编。现任《北京文学》月刊社社长。2003年，创办了《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并主持编辑工作至今。
　　曾发表《荒魂》等中短篇小说、散文。与人合作主编和编辑过《中国“左”祸》、《记忆》丛书，《那个年代中的我们》，实力派作家中短篇小说丛书，2002—2006年度《文学中国》等。
　　
　　导语：
　　作为一个地方文学刊物，《北京文学》时时都没有忘记要突破这样的目标与定位。地利之便、人气文脉、政治意识，早已使《北京文学》由一个地方刊物跻身国内文学期刊的甲级方阵。建国之初、文革十年、改革开放、文化多元，每一个时代，《北京文学》都以其强烈的特色与非凡的见识而享誉文坛。《龙须沟》、《海瑞罢官》以及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诸多发生在《北京文学》的文化论争，也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现象而载入史册。
　　2001年走过半个世纪风雨历程的《北京文学》全面改版，在编辑理念上大胆创新；2003年创办《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最初的出发点是应对市场，快速提升《北京文学》的整体影响力。然而，在文坛引发的反响却出人意料。
　　人们发现，《北京文学》半个多世纪所取得的成绩，已经绝不仅仅只限于文学刊物或文学本身……
　　
　　关键词：《北京文学》 作家作品 文学现状
　　
　　姜广平：我们还是先进行一些规定性的动作：请您先介绍一下《北京文学》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吧！我搜集过这方面的材料，但是，我们还是想听听你代表这本杂志的叙述。
　　章德宁：《北京文学》的前身是《说说唱唱》和《北京文艺》。《说说唱唱》创刊于1950年1月，主编赵树理。《北京文艺》创刊于1950年9月10日，北京市文联主办，第一任主编为老舍，汪曾祺是那时的编辑部主任，又称总集稿人。创刊时的《北京文艺》是综合性的文艺月刊。创刊号上刊登了彭真、郭沫若、周扬、梅兰芳的题辞。当时《北京文艺》的办刊宗旨是：一、努力于反映首都的生产建设；二、歌颂北京由消费城市转变为生产城市过程中史无前例的现实；三、鼓励、帮助青年学生学习、创作，在将来的文艺高潮里也尽一些力量；四、北京是京戏的发源地，也是曲艺人才荟萃的所在。刊物要倡导旧戏曲的改革，不单要介绍新编的与改编的戏曲，也要提供戏曲改革的意见。在《北京文艺》创刊号上，刊登了老舍回国后创作的第一个话剧剧本《龙须沟》。
　　1951年11月，根据中国文联常委会关于调整北京文艺刊物的决定，《北京文艺》停刊，其编辑人员与《说说唱唱》编辑部合并，成为发表优秀通俗文学作品和指导全国通俗文艺工作的刊物。主编为老舍。
　　1954年，北京市第二次文代会做出决议，《说说唱唱》于1955年3月终刊，其内容扩展，恢复《北京文艺》的刊名，于1955年4月重新创刊，主编仍为老舍，并一直担任到“文革”中不幸罹难。1955年重新创刊时的《北京文艺》，是以反映现实生活的小说、戏剧、诗歌、散文、讽刺小品、杂文、美术等文艺作品为主，而以文艺理论批评、文艺讲座、说唱文学、民间故事等为辅的较通俗的文艺刊物。
　　1966年“文革”开始后，《北京文艺》一度停刊。1971年复刊为《北京新文艺》，共试刊5期，成为“文革”中复刊最早的文学刊物。编辑部的老同志至今仍能记起郭沫若主动为《北京新文艺》题写刊名的往事。1973年，刊名改回《北京文艺》。
　　1971年《北京文艺》复刊后一直到1981年的十年间，未任命过主编，而称“主要负责人”。著名诗人张志民和职业编辑李清泉等人，曾先后担任《北京文艺》（《北京文学》）的“主要负责人”。80年代初开始至今，担任过本刊正、副主编的有著名作家杨沫、王蒙、林斤澜、李陀、浩然、赵金九和刘恒。
　　1980年10月，在著名编辑家李清泉担任主要负责人时期，《北京文艺》正式更名为《北京文学》。以小说作为刊物主打，并明确提出“真实性、思想性、艺术性”标准。虽然“文革”前十七年《北京文艺》“工农兵文艺”的烙印明显，但身处首都，凭着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文化资源优势，老舍、汪曾祺、王蒙、张志民、邓友梅、刘绍棠、从维熙、吴祖光、张恨水、宗璞、林斤澜、韦君宜、管桦、牧惠、金受申、郭小川、杨沫……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均是从５０年代就经常出现在这本刊物上。仅凭当年如此强大的作家阵容，就不得不对这份有着58年历史的首都文学刊物刮目相看！
　　《北京文学》（《北京文艺》）历史上不能不提的是1961年1月刊登的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个剧后来竟成为引爆长达10年之久的“文革”的导火索。
　　新时期以来，《北京文学》对文坛的巨大贡献是刊发了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方之的《内奸》、邓友梅的《那五》、林斤澜的《头像》、王蒙的《风筝飘带》、陈建功的《丹凤眼》、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刘震云的《单位》、余华的《现实一种》、刘恒的《伏羲伏羲》《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刘庆邦的《鞋》、李佩甫的《无边无际的早晨》、毕淑敏的《预约死亡》……很多当今的实力派、名家都是从《北京文学》走向文坛的。在1978年开始的国家级全国优秀小说奖、报告文学奖及鲁迅文学奖的评奖活动中，《北京文学》获奖作品达到二十多篇，在全国文学期刊中名列前茅。
　　进入90年代以后，文学期刊面临着市场经济的严峻挑战，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艰窘和困难。《北京文学》积极应对，除了一如既往地力争以好作品取胜，还主动拓展文学的边界，增添刊物的文化内涵。以1999年的主要栏目为例：今日写作/世纪观察/世纪留言/声音/思想/百家诤言/记忆/人物/旧闻新读/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参考，可见出，思想、文化，已成为当年《北京文学》的重镇。1997年11月《北京文学》上的那组关于中国语文教育的随笔，就是在“世纪观察”栏目里刊发的。之后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从而掀起了一场建国以来规模最大、影响最深、历时最久的有关中国语文教育的社会大讨论。作为这场讨论的直接结果是，国家教育部修订了中小学教育大纲，一场世纪末的语文教育改革由此而开始启动。
　　1993年末，《北京文学》为解决办刊经费的不足，联合数十家热爱文学的企业家，成立了《北京文学》董事会（后改为理事会）。我没有仔细调查过，这在全国文学期刊中可能是最早的。《北京文学》理事会延续了多届，支撑着《北京文学》度过了经济上最困窘的十来年。一直到新世纪初，北京市政府逐渐给予了较充足的办刊经费，才结束了刊物向企业讨要赞助的艰难日子。
　　2003年1月始，《北京文学》由月刊改为半月刊。上半月为原创版《北京文学》（精彩阅读），直面现实，贴近读者，推崇名家新作，新人佳作，形成了以小说为重点，以报告文学为看点的刊物特色。主要栏目有“现实中国”、“好看小说”、“作家人气榜”、“新人自荐”、“文化观察”、“真情写作”、“作家热线”、“纸上交流”，成为转载率最高的原创文学期刊。在龙源国际期刊网2006年12月2日公布的年度网络传播中，《北京文学》（精彩阅读）在总共1600余种杂志中，国内阅读排行榜列第9位，海外阅读排行名列第1位，这是继2005年之后我刊再次进入国内和海外的阅读排行榜前100名，这从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我刊越来越高的阅读人气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2003年新创办的选刊版《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以其有特色的装帧，注重艺术性的选稿标准，不忽视细节的整体性精致，甫一上市，即被视为“文坛的一匹黑马”，现已跻身四大选刊之一，被公认为“有艺术追求、有精神品格”的文学选刊。
　　在检索《北京文学》（《北京文艺》）历史时，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这本刊物的页码，是变化不定的。1950年创刊时，为32开本，双月刊，每期42页至60页不等。到1955年重新创刊时，改为16开本，每期40页。之后的1957年，上半年为每期52页（1957年7期，大半本为“反击右派”的批判文章），下半年减为48页；1958年更减为每期40页；1959年，上半年为半月刊，每期只32页，下半年又改回月刊，每期56页；1960~1964年稳定为每期56页（1961年有好几期，纸质粗黑，粗陋如马粪纸）；1965年增为64页；1966年的《北京文艺》已不知其面目，因为不仅我们杂志社未存样刊，连北京市文联资料室都难觅踪影，据说当年第五期就停刊了……
　　目前，《北京文学》两刊都是152页，定价均为7元。而整个的五六十年代直至1978年，每期只售两角钱左右。如1958年，一角五分；1978年二角五分；1979年，三角；十年后的1989年，才涨到每期九角；1990年，一元五角；1994年，两元；1995年，三元；1997年，五元……
　　《北京文学》（《北京文艺》）历年来的栏目设置，也经历了诸多变化，比较有代表性的如：
　　1955年6月号栏目：小说•散文/诗歌/说唱/评论杂文；
　　1955年7月号：没有明确的栏目划分，只在题目后标注体裁，其中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各类文章有11篇；
　　1957年5月号栏目：诗歌/小说•散文/评论；
　　1957年7月号：不设栏目，只在作品后面标明，小说仅三篇，而“反右派斗争”的文章则有13篇；
　　1965年8月号栏目：民兵短歌/工农兵新作/工农晚会；
　　1980年10月号，是小说专号。作家、作品阵容强大，汪曾祺的《受戒》，便是发在这一期上。同期作者还有张洁、李国文、从维熙、母国政、陈祖芬、孔捷生、锦云、郑万隆等人。正是从这一期开始，由《北京文艺》更名后的《北京文学》，以全新姿态登上文坛，开始了与新时期文学共辉煌的崭新一页！
　　请原谅我不厌其烦地罗列了这一串枯燥、冰冷的文字，不仅是因为我的偏爱，不仅是因为它们能从一个侧面见证《北京文学》的不断变化和发展，更因为它们实际上是鲜活、有生命的，从中不难见出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状况和变迁。这是一段凝固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缩影和晴雨表，沧桑与博蕴俱在其中。
　　姜广平：《北京文学》在发展历程中，有着相当多的重要作家为它作出了贡献，无论是它的编者还是它的作者。这些重要作家也大多是文坛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譬如像老舍、李陀、张洁、汪曾祺、方之等。特别是方之，他与《北京文学》关系太过重大，处女作与绝笔之作都是发在《北京文学》上的，可以说，是一本杂志记录这位重要作家的文学人生。所以，我估计大多人都会认为，《北京文学》似乎从来没有满足过自己作为一个地方文学刊物的定位，它时时想突破这样的目标定位，也确实在实绩方面显示出了这种超越。您觉得这是否因为北京这个地方其实已经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中心的原因？
　　章德宁：如前所述，《北京文学》的前身《北京文艺》创刊时，不仅是地方刊物，而且是较通俗的文艺刊物。虽然“十七年”中已大大突破了这种目标定位，但明确刊物要“立足北京，面向全国”，却是在1978年后的李清泉时期。李清泉更于其后的1980年，成功将《北京文艺》更名为《北京文学》。一字之变，源于对当时文学趋向的正确认识和清醒把握，也源于主要办刊人的胆识、气魄和胸怀。《北京文学》作为大国之都，本是思想文化重地中主要的文学媒介，老一代编辑家李清泉更是以独到的文学眼光、敏锐的思想洞察，奠定了《北京文学》新的辉煌。那个时期的《北京文学》被文学界公认为文学期刊的甲级队，发表了许多传诵一时的经典名篇，如方之的《内奸》、汪曾祺的《受戒》、王蒙的《风筝飘带》、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等。
　　林斤澜、李陀任正副主编的上世纪80年代中到80年代末，也是《北京文学》发展历史上的重要时期，不拘一格，有容乃大，刊物呈现出丰富多元的气象。莫言、马原、刘索拉、李锐、苏童等先锋作家均有作品在《北京文学》亮相。余华的《现实一种》、刘恒的《伏羲伏羲》、刘震云的《单位》，都是那一时期的重要收获。近年炒得很热的曹乃谦的小说《到黑夜我想你没办法》，即发表于1988年的《北京文学》。1988年，《北京文学》还发表了黄子平、李陀等人关于“伪现代派”及其批评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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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著名的关于“伪现代派”的论争。这次论争中的观点，今天看来仍有价值。几代编辑人，不仅铸就了《北京文学》的一段段辉煌，也奠定了她的文学地位和文学传统。新时期以来，文学发展的每一阶段，无论是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还是80年代以后的“寻根文学”、“先锋实验”，或是“新写实”、“新体验”……每一思潮与流派，《北京文学》都留下了足以传世的代表性作品，始终活跃在文学的第一现场。

　　姜广平：您如何看当今文学读者缺失的现象？

　　章德宁：既然我们都承认，与８０年代相比，文学日益边缘化，那么，文学读者缺失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读者流失的原因既显而易见又难以简单概括：传媒爆炸、影视勃兴，读者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商业时代，生活节奏加快，读者阅读环境、阅读心理有了很大变化；文学现状与读者的阅读期待有距离……这也是全球化语境下的一个世界性问题，并非我们的文学界所要独自面对。

　　我不同意文学读者流失是因为编辑太“追求‘阳春白雪’而丝毫不考虑印数和读者认知度”的简单化判断。事实是，９０年代末以来，我们的文学期刊和办刊人，在市场化（或曰追求发行量、努力吸引读者）的道路上做了种种艰难努力和诸多大胆探索。结果是，成功经验少，失败教训多，文学期刊不仅未重回社会主流，反而有不少期刊文化内涵指数下降，文学品质丧失，落入“两不沾”的尴尬境地。抛弃“阳春白雪”取一种向下的姿态？事实证明此决非市场的制胜法宝。９０年代末，《山西文学》把读者定位为农村县一级的文学爱好者，结果发行量并未增加。简单化的贬损“阳春白雪”，与“文革”中自诩“大老粗”同样可笑。

　　好在，许多文学期刊经过了十多年里的多次改版、重新定位等摸索，实践，对文学期刊的实际位置、发行量的可能性等，已达成了基本共识。发行量并不是文学期刊存在的唯一理由，更不是文学存在的理由。发行量和文学价值从来不能画等号。有读者意识是一种进步，但靠什么赢得读者？肯定和“迎合读者”不是一回事。

　　姜广平：网络的兴盛，对纸质刊物的冲击您又如何看？换言之，您如何看待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差异？传统文学如何才能在当代多元语境中的优势或强势地位？

　　章德宁：网络的兴盛是极大的进步。网络冲决了无数藩篱，缩小了世界的距离，其开放程度与速度是之前不可想象的。但它也是双刃剑，社会的浮躁，文学文化的娱乐化、浅表化、快餐化现象，与网络不无关系。但网络阅读更多是一种速读，而经典是需要品味、咀嚼的。我相信，传统文学与网络将长期共存，关键是要做好我们自己的“活儿”，拿出值得慢慢品读，甚至值得一代代流传下去的作品，这才是文学期刊作为纸媒的独特优势和价值所在。

　　姜广平：《北京文学》很多重大的改革是与你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有位评论家说：“在文学回归现实的特殊时期，章德宁做了许多期刊没有勇气想、没有决心做、没有胆识碰的事情，这就是章德宁的贡献、价值和意义。”

　　章德宁：过奖了。实不敢当。《北京文学》勇于直面现实的传统是几代编辑人共同铸造的。70年代中期我刊的主要负责人、著名诗人张志民在给业余作者题辞时，写过一句话“忠实于自己的眼睛”，曾给我极大震撼。70年代末，著名编辑家李清泉以尚未正式平反的“右派”之身，拍板签发了《内奸》、《受戒》等“敏感”之作，被视为文学编辑的楷模。80年代中后期，时任主编的著名作家林斤澜，面对有可能“犯忌”的小说，举重若轻地说：“一切我来负责。大不了不当主编还当作家。”这一切，至今言犹在耳。我是文学界的后来者，也应该是《北京文学》优良传统的薪火相传者。我自知责任重大。我时时告诫自己，不仅对今天负责，更要对未来负责。忠实于自己的眼睛，忠实于自己的良知，的确是我的主动选择。我心目中的《北京文学》，应该是一本有为的刊物，应该无愧于首都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领文学风气之先，立文学潮头之上，载文学精神使命，容文学万千气象。

　　姜广平：在刊物历次的重大改革或改良中，您觉得哪一次的改变有着建设性的影响？最近《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的推出，您觉得与福建的《中篇小说选刊》的区别何在？现在从运行数年的情况看，它的优势何在？

　　章德宁：2003年创办《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最初的出发点是应对市场，快速提升《北京文学》的整体影响力。如果要谈它与其他选刊的不同，我觉得根本的不同，在于它是一本用原创精神办的选刊。这体现在它与众不同的装帧、版式，更体现在它的选稿和栏目设置。作为一本以选发优秀中篇小说为主的选刊，把当下最优秀的中篇小说选出并刊登，是最重要也最基本的任务。我们不满足于此。我们在全国首创了名家手书点评、推介经典名著的“文本典藏”栏目，进行着重温经典的努力。在简单的复制生活之作成为文坛主流时，我们不避风险新辟“探索”栏目，为真正的艺术探索留出一席之地。“特别推荐”是一个为中篇小说以外的好作品留出的空间。在这个栏目中，我们刊发过很多有重要思想文化内涵的随笔、纪实、历史小说及翻译作品。我们的选稿视野，不局限于国内的文学期刊，我们也关注各类文学年选、作品集和畅销书。为了给读者提供真正的精品，我和我的同事们，不管名家、新人，发在原刊物头条、末尾，都一视同仁地披沙拣金。我们最看重的是作品中蕴含的独特价值。我们始终在锲而不舍地追求价值，试图发现价值。一个个有价值的点，才会形成我们这本选刊的独特价值。几年下来，在普通读者和业内人士中，我们《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口碑不错。有人评价我们“是一本从内到外用心办的杂志”。在文学价值体系日益混乱的过程中，我们希望尽一己之薄力，张扬文学理想，占领文学高地，恪守文学良知，尽可能将文学的高贵品格、民间立场和极强可读性融为一体。

　　姜广平：现在看来，上个世纪，整个８０年代，《北京文学》主要还是以厚重的作品赢得读者、立足文坛的。

　　章德宁：这与北京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有关，也与北京人对“国家大事”的热衷有关吧。有人戏谑北京人“吃着熬白菜，却讨论着政治局管的事”！但，这确实是北京和北京人的氛围。《北京文学》一向比较青睐有较深刻内涵的厚重之作，而对另外一些轻灵的、优雅的、注重形式感的写作同样看重。不管哪种写法，关键得是艺术品。

　　姜广平：除了刚才我搜集到的一个评论家的评价，其他名家们是如何评价《北京文学》的？客观上说，很多名家们各个阶段的代表作品也都可能是在《北京文学》上发表的。

　　章德宁：在几十年的文学之路上，《北京文学》与几代作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很多作家的处女作、成名作是在《北京文学》上刊发的。有些作家因为在《北京文学》上刊登了作品而改变了命运。几乎所有当代重要的中国作家，都有作品通过《北京文学》面世。几十年来，风风雨雨，他们与《北京文学》风雨同舟，一路同行——

　　曾是浙江海盐县镇卫生院牙医的余华，如何走上文学道路的故事，媒体、网络多有转载：那是1983年11月的某个下午，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终于开启了改变余华命运的大门。不久，因为余华的这次进京改稿，因为小说《星星》在《北京文学》的发表，余华办好了所有借调手续，终于告别了使他苦恼不堪的牙医生活，进入了给他以无限自由和梦想的文化馆。这是《星星》带给他的机遇，也是《北京文学》带给他的机遇。从此，他正儿八经地开始了职业写作的生涯。在后来的无数次回忆中，余华总是带着感恩的语调，不断地重复他与《北京文学》的最初交往：

　　我怀念去世十多年的周雁如，她的音容笑貌仍然历历在目。我感谢陈世崇、傅用林、王洁、傅锋，他们先后调离了《北京文学》，他们22年前就培养帮助我了。还有林斤澜和李陀，后来也是各奔东西。只有章德宁坚守在《北京文学》，章德宁是我和《北京文学》友情的见证人。

　　张辛欣：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我的“处女作”《在静静的病房里》（1978年11期）之后，走上了不平静的创作道路。第二篇小说还是发表在《北京文学》，发之前，看法不同，发之后，一片叫好，并且做了我以后一段创作的反证。

　　王安忆：1980年6月，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雨，沙沙沙》，可说是“成名作”了，便有了读者的来信，和编辑的约稿，并有了做一名作家的妄想。于是，就一迭声地写下去，居然有几篇获了奖……

　　2005年，为祝贺《北京文学》创刊55周年，很多作家写来了热情洋溢的贺辞，现摘几则如下：

　　王蒙：以北京之大气，塑文学之风姿。

　　铁凝：精彩、活力、好看、耐看。

　　冯骥才：刊物中年，目朗思鲜，声远天下，功在文坛。

　　陈忠实为“感动于新时期最早约稿的《北京文学》五十五周年纪念”写下了“温馨记忆，铸成永久”。

　　张抗抗：文学海洋中的航空母舰。

　　马原：你是我遥远的山岗，生长着野花的猩红和雄壮，你是我假日的绿草地，不只有浪漫和无边的幻想。

　　刘庆邦：《北京文学》让我找到了北！

　　周国平：守护文学的圣杯。

　　周梅森：当代文学的重要窗口，佳作迭出的作家之家。

　　王必胜：社会良心，人文情怀。

　　胡平：精湛、独到、鲜活、新颖。

　　赵大年：文心厚土，满目新鲜。

　　曹征路：读者的朋友，作家的朋友，人民的朋友。

　　徐小斌：一代作家的精神家园。

　　李小雨：在前门楼子下编刊物，眺望世界，也被世界眺望。

　　周大新：将无名者推上文坛，为小人物送去慰藉。

　　陶正：我说了，也这样做了：凡是自认为不错的短篇，一律先送给《北京文学》，以后仍然。

　　万方：小时候就认识了你，《北京文学》，如今你依然是我的朋友，常见常新，令人珍惜。

　　刘震云：五十五年来，一直对中国人想象力有帮助的杂志。

　　阿来：在文学刊物大面积萎顿的今天，《北京文学》却能逆市而上，折腾出眼下这样一个热闹局面，可喜可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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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广平：您觉得《北京文学》对中国文学的真正贡献是在什么地方？一种文学价值观的建立？一大批作家的推出？或者是引领了中国当代文坛？

　　章德宁：被《北京文学》首先发现的，或被扶植过的，而今仍活跃在文坛的一大批作家，是《北京文学》对中国文学的贡献；那些当年因种种理由不被看好，而经《北京文学》发表后，至今仍有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作品，同样是《北京文学》对中国文学的贡献。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办刊物，就是出人才，出作品。把握时代最前沿的文学观念和美学思想，说真话，办实事，勇于开拓，敏锐创新，这是新时期初老一辈编辑家为《北京文学》打下的办刊基调，也是后来我们时刻谨记的刊训。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我们始终没有放弃这样的努力——让《北京文学》永远活跃在文学的第一现场，在重大的文学流变中不缺席、不失语，成为行进中的中国文学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姜广平：您在《北京文学》一呆就是三十多年，你见证了一个刊物的发展史。对于这样的经历，您有着什么样的感悟？

　　章德宁：32年了，感悟当然很多，且是多方面的。此时想起来老主编林斤澜为我刊55年纪念文集写的《序》中的一段话，现抄录如下：

　　上世纪初，有一个大作家曾说：“小说上官场吃不开，不能换个科长当当。小说上市场也没出息，不能够万儿八千的花花。小说顶多做做敲门块，敲开了官场市场的门就放下。”

　　慢着，这位大作家在上世纪初，怎么说的是我们今天的情况？

　　不忙。今天的我们，不是在说小说没人看了。看完没看完就塞字纸篓了。小说随便写了。写什么算什么了。反正官场市场都不把小说当回事了。这一门古老艺术现当今连个地盘也没有了。

　　上世纪初，大作家说得像今天的这个那个，并不稀奇。真正的稀奇在说到最后，得出结论……

　　不要着急。他说的结论需要慢嚼细咽。

　　……结论是人们不把小说当回事以后，以后放下，以后走开。小说路上稀稀落落只剩下几个人影子，这几个爱艺术。爱，放不下，走不开，于是小说有救了。

　　历来，救星出现在干枯的地方，在冷落的地址，在遗弃的地盘。历来，到哪里找救星去，就在本身，本身的生命力。

　　为这本身，人们流传出来两句名言：“离功利远了，离艺术近了。”这两句话里边没有多少理念，只不过道破事实。还有快人快语的快感，要紧的是表现了一种不易表现的精神状态：把自己的前途都卖出去了，还犟着说：我愿意，我爱。

　　这段话，恰好道出了我的感悟和心态。

　　姜广平：我跟很多编辑家们都谈到过，现在，文坛一些奇怪的现象应该正视。一是当代中国作家似乎都不再是为一种精神去写作了。二是敢于批判现实的问题上，很多作家绕开了，当然，这也与当前一些东西使得文学不得不遮蔽掉一些东西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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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写作更多地成为作家谋取功利的手段。对这些问题，您如何看待呢？而在这方面，《北京文学》是否有引领作家的责任呢？

　　章德宁：作家、批评家、编辑包括读者，共同构成了文坛。文坛不是真空，不可能脱离社会生活而单独存在。你说的那些现象，与社会大环境有关。但据我了解，为精神、为明天而写作的作家，为纯正的艺术而写作、始终孜孜追求的作家，大有人在。他们是文坛的希望所在。我敬重他们。在《北京文学》上刊发的作品，对一些文化、文学问题的关注，在相当程度上表明了我们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判断。我们愿与作家、批评家、读者一起，共同营造当代文学的良性生态。

　　姜广平：当代文学恶谥颇多，这一问，我也问及《人民文学》与《收获》了。先是德国汉学家顾彬的“垃圾”之论，国内媒体与受众，片面理解，因而引发了一阵对当代文学的热议。其后朱大可认为，作品乏力，作家失语，中国当代文学沉寂到接近谷底，称“中国文坛是空心化的，它已经荣升为一个庞大的垃圾场”。朱大可对中国文坛的“垃圾场”评价，再次触动了当代文学敏感的神经。也许，这些都可能有点张大其辞，但是，文学正遭受着很多非文学因素的严峻挑战。恐怕这也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话题。

　　章德宁：不管是“垃圾”说，还是“空心”论，肯定是比较极端的说法。但大家对当下文学的整体状况不满，也是不争的事实。从我们的文学作品中，所能得到的东西，远比大家期待的要少。很多作家不大关注最新的前沿思想成果，作品中缺乏思想的力量；一些作家满足于讲一个好看的故事，放弃了对艺术的执著追求。文学批评中普遍存在着的红包批评、人情批评、炒作批评的现象也引起了读者普遍不满。在一个商业消费时代，文学既不能拯救民族精神，很多文学中人反而见利忘义、浅薄浮躁，全不顾文学的良知和道义责任。“垃圾”说与“空心”论，应该是对中国文学界失望、痛心的激愤之语。文学始终逃不掉被权力左右的命运，80年代末以来又受到市场的挤压，这是文学的噩运，也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良心”、“良知的守卫者”。面对这些崇高称谓，我们的作家感到的恐怕是不能承受之重。回望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传统，缅怀白银时代的作家，对比他们的创作环境，而他们给人类留下的宝贵精神、文学遗产，我们的文学界应该集体汗颜。

　　姜广平：近些年来，对底层文学很关注，《北京文学》还曾召开过这方面的研讨会。但是，关于这方面的情形，一方面觉得是在造势，二方面觉得这样对作家引领可能也有点过。毕竟，现在的作家写作，是不同于上世纪８０年代的。现在多数作家的写作，可能都是一种自觉的写作或清醒的写作。作家们知道自己在写什么，也知道自己怎么写。哪怕是一个刚刚开始动笔写作的人，应该是做好了充分的文学准备的。

　　章德宁：因为编选刊，我们发现，近些年，出现了很多关于底层问题的作品。一些批评家将其称为“底层写作”。“底层写作”切入了中国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延续了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但在艺术表现、题材把握、叙事伦理等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有鉴于此，我们《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于2006年春，召开了“底层与文学”研讨会。召开这个研讨会，一方面是希望与作家、批评家一起，探讨底层文学创作的得与失，另一方面也是希望由此关注当下的文学现实，是《北京文学》对文坛热点问题保持敏锐观察的一贯态度，也表达了《北京文学》希望为文学的良性发展提供更好话语平台的切实努力。我始终认为，保持对文学发展动向的敏感是必需的，经常有新的想法提出是一个杂志有活力的表现。文学期刊需要有自己的声音，需要对文学的现状发言，只是出发点不应为自身炒作，更不该哗众取宠。是为了造势还是有意义的严肃讨论，只要不带偏见，应该不难判断。而且对刊物来说，既关注了文学话题，又扩大了杂志影响，有何不可？

　　现在的作家较之８０年代作家，大都是自觉的写作或清醒的写作吗？我看不见得。我倒认为，现在的一些作家，既没有解决“写什么”的问题，更没有解决“怎么写”的问题。否则，我们就不会满眼是平庸之作、庸俗之作、粗陋之作、苍白之作，也用不着讨论什么“垃圾” 说、“空心”论了。

　　姜广平：我曾对钟红明谈起过，《收获》发表了像余华的《兄弟》，很多人认为是《收获》的败笔。与此相关，从名家与新人的角度，或者从其他角度，我们其实也发现了一些非常微妙的现象：很多文学杂志的编辑或编辑家们，因了自己的地位与影响，有时候确实左右着文学的生态。当然，这不是坏事。像章老师您这样的德高望重者，令人叹服。然而，相反的情形可能更多，譬如有些编辑力捧一些并非重量级作家或实力作家的事，时有耳闻。这里可能有着一些令人难以接受的潜规则吧？文学应该远离潜规则。不知您对此有何看法？

　　章德宁：文学期刊编辑作为传统文学生产的第一道关口，毋庸置疑可以左右文学的生态，因此责任重大。刊物发了不该发的稿子，或者编辑退了不该退的稿子，不论对刊物还是对编辑，都难以绝对避免。获了全国奖的小说或引起轰动的作品，曾被多家出版单位数次退稿的事，我们听过的还少吗？这中间有能力水平问题，有见仁见智问题，有艺术趣味问题，也有责任心问题，甚至有看稿时的环境、状态问题。消费时代，常常还伴随发行量的考虑。文学界从来不是净土，关系稿、人情稿以至收费稿的存在，甚至不是商业时代的专利。文学应该远离潜规则，但这不是靠呼吁能解决的事。还是那句话，“从我做起”吧。这需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需要对文学理想、文学品质的自觉坚守，需要对社会良知、文学使命的勇敢担当，需要对名利场的主动远离和放弃。我又把这称为文学界的知识分子精神。拥有这种精神的成熟而强大的群体，是中国文学界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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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章厚德 宁为人梯

　　“见名七分相。”此乃民间观名察人的说法。单凭章德宁这个颇显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意味的名字，你十有八九判定准是个儒雅的男士；如果是电话中只闻章德宁其声不见其人，你很有可能会被那种脆亮、甜美的声音误判为一位纯粹的少女；再假如，如果你被邀请参加北京文艺界的什么活动，蓦然被一位身材高挑而不失匀称、仪表典雅而不失时尚的主持人的风采所折服，你一定想象不到，她会是章德宁——中国各省市文学期刊界编辑大军中的领头羊，《北京文学》杂志社的资深老社长。

　　我和章德宁的结识偶然得更像一次邂逅。文学为缘，这种偶然似乎也是一种必然。2003年中国的“五一”长假被“非典”疫情弄得有些发蔫儿，天津地区也开始陆续死人。5月5日，我正奉命在抗击“非典”前沿赶写疫情报告，突然接到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正是这个看似极其普通的电话，却成为我2003年文学创作中最大的福音和最美好的回忆。电话中的女声柔和、温和、谦和而富有质感：“您好!是秦岭先生吗?我是《北京文学》杂志社的编辑。”

　　没想到中篇拙作《绣花鞋垫》寄出不到10天，就得到了即将被《北京文学》采用的消息。在“非典”的阴霾下，特别是在人人谈之色变的“非典”重灾区北京，这种工作效率和高度负责的精神使我一万个没想到，据我所知，湮没在来苏儿和各种消毒液中的北京城早已万人空巷，许多单位人去楼空了。记得当时我这个孤陋寡闻的西北莽汉冒昧地问对方姓什么，对方答：“我叫章德宁。”我复问：“哪个章？哪个德？哪个宁？”对方一一作答，认真而又耐心，当时猜想这个叫章德宁的人肯定是刚刚走出校园的女学生，全然没有编辑油子惯有的盛气凌人和漫不经心，于是又斗胆开了个玩笑：“如果不是听您的声音，光听名字，以为是男的呢。”电话那头就乐了。交谈中我才知道，她先是把电话打到天津我的工作单位，未果，又千方百计联系到我妻子，查到了我的手机号……我反而更相信了最初判断：刚出道的小女子表现大体如此。翌日我随天津作协的几位老兄去看望从俄罗斯归来的著名诗人伊蕾，偶然提及章德宁，不料满座皆惊，视我为井底之蛙，于是，章德宁成为众宾客津津乐道的主要话题。我惭愧之余，冥冥中似有一种走运本有真神助的感悟。《绣花鞋垫》确实是幸运的，《北京文学》破例在当年第11期的原创版和选刊版同时隆重推重，并一举获得了天津市文化杯一等奖第一名，登上了2003年下半年中国最新作品排行榜，入选了三个选本，专家在《文艺报》《中国文化报》等报刊上进行了评论。《绣花鞋垫》成为我乡村教师系列的一个新的小高潮，为后来创作引起关注的《不娶你娶谁》《烧水做饭的女人》《硌牙的沙子》等系列小说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至此，我与其说从此记住了一位编辑家的大名，不如说记住了一种来自名刊对普通作者倾情的扶持、无私的博爱和宽容的胸襟。期刊由不重名不重人只重文的人掌舵，在百舸争流中力拔头筹就不是神话，胜利的女神必然会在彼岸招手，而对作者和读者而言，这是最大的福祉。

　　立体地认知一个人，最捷径、最科学的方法是广闻口碑。某次聚会，从维熙对我说：“德宁这个人啊，她可是个拼命三郎。”这是老艺术家对一个编辑工作态度、工作作风和敬业精神的赞赏。后来方知，《北京文学》建刊以来，编辑走马灯似的换了一茬又一茬，而章德宁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从北京大学中文系一毕业踏进编辑部的那天起，就像一名疲而不倦的拼命三郎，摸爬滚打了三十年。她的“玩命”精神在一茬茬作家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为了约稿，她可以三顾茅庐风雨无阻而不悔;为了改稿，她可以废寝忘食挑灯夜战五更眠;为了审稿，她孩子分娩的前一天仍不下“火线”……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韩少功、马原、洪峰、李杭育、张宇等作家的稿子常常是她案头、床前、厨房的“重头活”。她责编的不少作品，比如方之的《内奸》、母国政的《我们家的炊事员》、林斤澜的《头像》、陶正的《逍遥之乐》、李杭育的《沙灶遗风》、邹志安的《支书下台唱大戏》等都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由她和林贤治主编的《记忆》等丛书，一度成为文坛的一个亮点。进入九十年代后期，作为《北京文学》社长兼执行主编的章德宁，她办刊的个人意志、天赋和智慧构成了中国文坛的独特风景。1996年到2000年，她在坚持“文化性、现代性和宽容性”办刊思想的基础上，大胆创新，立足民间立场，几乎每年都要提出新的办刊方针，许多创意、创先之举从《北京文学》辐射到整个中国文坛，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果说她1996年在全国发起的短篇小说公开赛，成为中国世纪末重寻文学精神的一个重要事件，那么1998年关于“好看小说”的提出、讨论与实践，则为全国出版市场和文学期刊衡量小说提供了一个新标准。而1998 提出的“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不仅独辟蹊径地提出了一套对小说的评估体系，更重要的是引领并激发了公众对文学的注意和热情。2002年她刚刚主持创办了《中篇小说月报》这匹期刊界的黑马，就在全国掀起了关于中篇小说创作的大讨论……有位评论家说：“在文学回归现实的特殊时期，章德宁做了许多期刊没有勇气想、没有决心做、没有胆识碰的事情，这就是章德宁的贡献、价值和意义。”从维熙说：“章德宁是唯一见证并历经了《北京文学》三十年风雨沧桑的人。”这句话的背后，其实在诠释着一位有良心和责任感的编辑家与一份精神领地相濡以沫、休戚与共、肝胆相照的关系，是一种生死不渝的相互选择，这就是章德宁的履行天职的态度。她的同事王童在我的博客上留言：“章德宁属献身给文学出版事业一生的人。”

　　京津近在咫尺，拜访章德宁却并非易事。终于见到章德宁是在2004年秋天的北京，我们相约在位于长安街的中国大戏院门口见面。那天的章德宁身穿风衣、长发飘逸，半百女性中并不多见的修长身材在天高云淡的秋风中显得气质高雅、风采超然，我一时竟有些心怯，像个害羞的小毛弟。在大戏院旁边的一家酒店里，我感受到了这位著名编辑家对于陌生作者的支持和热情，乃至于我都没争取到结账的机会。章德宁说：“对天南地北的作者，不论有无名气，我们都是一样的，这就是《北京文学》。”此言既彰显原则，亦颇具人情，令人感慨又感动。那天谈的话题很多，章德宁全然不像“名刹”住持，倒像邻家一位可敬的大嫂，只是在一些学术问题上，她有时会迅疾摆明自己的观点和立场，目光中也会流露出轻微的机警和敏锐。章德宁还特意提到我投寄《绣花鞋垫》时附的一封短信，她一直认真保存着那封信。这使我既感动又窘迫，信中内容，大体记得，其中就有“不懂就别看”等至今看来偏激得有些邪乎的言辞。临走，她送我一部青年文学批评家李建军著的《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李建军是评论界的所谓叛逆，也是为数不多的“说真话的人”。我宁可理解，赠我一本另类的书，其实是一种厚望。

　　评论家雷达对章德宁的褒奖充满人性色彩：“德宁两口子都很认真，都是好人。”《北京日报》的一位记者则告诉我：“在我采访过的文学编辑中，章德宁是一个标志。”口碑至此，已无须再旁征博引。章德宁执鞭京城名刊，威及全国，确有难得的人文意识和民间情怀，无论春节元旦，还是中秋端午，我们都互道问候，佳辞以贺。和章德宁第二次见面是在2005年初，当时旅居京城的著名作家温亚军，联络红柯、石舒清、雪漠和我等7位西北籍青年作家，拟出版一套“西北7人行”丛书，约请雷达、章德宁等专家商议有关事宜。当天章德宁还把在工人出版社工作的先生岳建一带来了。席间，章德宁的言谈总是对青年作家的成长给予厚望，关爱之情溢于言表。众腕共饮，连那天的碟碗杯筷，都流溢着文学的光彩。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2005年北京市文联、《北京文学》杂志社在燕京饭店举办55周年庆典，适逢中秋，云集了王蒙、陈建功、邓友梅、铁凝、史铁生等来自全国各地中国文坛腕级人物二百余人。那天，我左边是青年编剧冯莉，右边是作家高钢。当章德宁逐一把个人介绍给大家时，现场的气氛顿时活跃了起来。我注意到，许多作家、编辑、记者不仅和章德宁很熟悉，而且似乎有一种友情上的默契。某老作家坦言：“今天，我是冲德宁来的。”有趣的是，章德宁把冯莉称作自己的亲妹妹，后来得知，颇显艺术天赋的冯莉16岁闯北京的时候，就得到章德宁在生活、创作等各方面的支持和照顾。谈到章德宁对她的帮助，冯莉眼圈发红，以帕拭目，泪早已成行。我突然就想起了西北老乡唐人王昌龄的名句“一片冰心在玉壶”，章德宁为人、待事、品文，可谓冰心一片，玉壶可鉴了。

　　 ——作者：秦岭。《星火》2007年第5期。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