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绥铭：一个性社会学家的自我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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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绥铭：一个性社会学家的自我修养

有“性学教父”之称的潘绥铭即将退休了，在他从事性社会学研究的30年，正是中国人性观念和性行为发生剧烈变革的30年 　　潘绥铭（图/梁辰） 　　2013年，第11届全国（广州）性文化节，参观者拍摄钢管舞女郎 　　那个年代你没有选择 　　潘绥铭的办公室位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第一间，门牌号400，听起来像是个编外所在。与其说这里太过简陋，倒不如说主人不大讲究。不知何故，空调外挂箱稀里煳涂地摆在楼道里（不知环境学院的人看见会作何感想）。办公室里是一些陈旧的家具，一面挂钟的指针始终指向两点。另一面墙上则是学生赠送的横幅：师恩如山。这幅字因为反着念也通，因而显出了几分喜感。 　　第一次采访时，我很自然地坐到他办公桌对面。他指指与他相邻的那一侧：“坐这儿不是更好吗？”我知道这种90度的格局比起面对面会让双方更放松一些，但显然，他比我更重视交往中的细微之处。 　　潘绥铭是我见过少有的既快人快语又善解人意的人。他说起话来富有节奏，而那张卡通化的脸则强化了这种表现力，他是个天生的演讲者。几个月前的一个秋夜，北京彼岸书店举办的一次读书沙龙请他去讲《我们时代的性与爱》。主持人致开场白时说：“今天晚上我们的主题是性，可能在很多人看来，性是一个神秘的、难以启齿的话题……”他接过话筒：“对性还觉得很神秘的有吗？小孩都不神秘了吧。”众人哄笑。 　　潘绥铭的口才在人大是出了名的，从10年前到现在校内流传的各种版本“四大名嘴”，里头都少不了他。演讲中观众的哄笑总是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它以片刻的默契让人忘记了个体间的千差万别。提问环节则轻而易举地揭穿了这个假象。有人问道：“我们应该怎么树立正确的性爱观？”潘绥铭避开提问者的目光，像在自言自语：“我好像回到了16岁，1966年……” 　　他拿出长者的姿态劝勉年轻人“不要这么说话”。因为“没有正确，也不需要树立”。“这东西想树立也没那么容易。我都被树立60年了，还这么反动。我们现在应该更多地总结出一些标杆来。” 　　1966年是潘绥铭的人生转折点。这一年“文革”爆发，潘绥铭正上初三。作为“老三届”的一员，他必须中止学业离开北京，到黑龙江黑河一农场“上山下乡”。自传中他写道，从15到35岁，“当过红卫兵、狗崽子、农场工人、大集体镀锌工、工农兵中专生和机关小职员，所以哪个阶层也不像。” 　　出身“老三届”的知识分子对人生的这段经历感情复杂。被耽误掉的青春自然无可挽回，而荒诞岁月里随大流的荒唐事则更难以原谅。 　　“你没法向后代解释当初怎么那么傻。”潘绥铭说，“忠字舞不是跳一回，是跳了两年呐。没法解释，纯粹的傻逼事儿。” 　　但无论如何，所有人都一样。潘绥铭错失了成为“新三届”的机会，等到他以同等学力考取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时，时间已经是1981年。31岁的潘绥铭迎来了人生新转机，他还是8个月大的孩子的父亲。3年后，他被分配到人大历史系。系主任号召年轻教师开新课，他报了门《外国性观念发展史》，竟获批准。1987年，潘绥铭索性调到社会学系，正式开始从事性社会学的研究。 　　这段历史如今说来似乎一切水到渠成，乏善可陈。潘绥铭曾经拿弗洛伊德的理论分析过30岁前的经历，试图寻找自己从事此项研究的某些依据。他很快得出结论，自己的人生与那些50后同龄人并无差异：老三届，上山下乡，“文革”。“那个年代你没有选择。”他对那些追问他最初研究动机的年轻人说，你们不理解那个年代，因为“所有人都一样”。 　　潘绥铭研究性的起因恐怕找不出什么童年依据。他将自己走入性领域的原因归结为只是偶然读到学校图书馆里的那几本有关性的英文老书：爪哇男子在自己阴茎上穿6个窟窿，再插上6根小木棍以示权力地位；地中海西岸一些部落的母亲用嘴含着青春期儿子的阴茎使其平静。这些描写都让他大开眼界。 　　在研究性30年后的今天，潘绥铭称自己的神经仍能被轻易撩拨：孩子们提到“菊花”都会让他“一颤”，网上也是“爆菊”乱飞。“这个事怎么会这么多中国人都知道了？”他感叹道。 　　这几年临退休，他发现自己的课没过去那么热了。虽然他也说过自己的终极目标是“没有一个人来听他的课”——这意味着性不再稀奇，但对一个热爱讲台的人而言，台下学生不咸不淡的反应却也让他有些落寞。“90年代我经常讲点儿红卫兵的幽默，大家都会心一笑，说这比听相声过瘾。”潘绥铭说，“这10年不行了，孩子们（对‘文革’）太陌生了，‘毛主席教导我们’，我瞅瞅下面，连微笑都没有了。” 　　学生们依然会鼓掌，但莫名其妙的掌声反让他感到恼火。“体制把人训练得越来越面具化，这么小的孩子都喜怒哀乐不形于色。儒家多少年都没练出来，现在咱们给练出来了。” 　　媒体与性 　　潘绥铭从事性社会学研究的30年，正是中国人性观念和性行为发生剧烈变革的30年。在1983年流氓罪要判死刑，而2013年车展上的车模可以衣不蔽体。潘绥铭说，性革命在中国已经成功，性的精神禁欲主义已然逝去，而性的时尚则是现在这一代年轻人的主要敌人：日常生活中铺天盖地对于性方面的流行文化与时髦表现的描述、推崇与引导，正潜移默化影响着每个人。他在《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一书中表达了对媒体在其中推波助澜的厌恶： 　　说来悲哀，我们中国人对于性究竟理解多少呢？您可以到各大网站上去看看，关于所谓性知识、性教育、性健康、“性福”的网站不计其数，但其内容几乎都与社会无关，与文化无关，甚至与社会性别无关。这样的“禁区变闹市”，对中国人关于性的认知水平总归是失之偏颇，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正面的作用。 　　人大社会学系副教授黄盈盈是潘的衣钵传人。起先她拒绝了我通过出版社的采访邀请，但后来跟潘通过电话后又答应了我。“我们师门都这德性，”在性研究所办公室，她坐在潘绥铭的位置上笑道，“这点上可能是受潘老师影响，我们对媒体都保持一些距离。” 　　潘绥铭承认他对媒体的偏见。“做学问的人都有一点，”他为自己辩护道，“断章取义没上下文单独摘出一句来，很糟糕。”他在微博潜水，却不愿发言：“140个字说不清楚。喊口号现在不适合我。”他有个博客，大约每周更新一次，但关闭了评论，“我没时间看，不回又不好意思。”这样跟读者的互动就只剩下点击量那个数字。网站编辑隔三差五推荐某些篇目，点击能有十几万。那些不被推荐的文章阅读量一般是几百到一千。“也不错了。中国有一千人在看我文章，我觉得已经超乎我想象了。” 　　社会学家李银河是潘绥铭的同龄人和朋友，两人的经历也大体相当。跟潘一样，李银河也不爱跟网民互动，尽管她开放了评论。但李银河对媒体的态度比潘绥铭积极，当然她也引发了更多的争议。李银河毫不掩饰她对点击量的关注：“我有个小小的陋习：每次发一篇博客，隔了十几分钟点开看一下，看到读者已经过了五百，心中窃喜。想起梁文道的话（香港最好的小说只能卖500本），心说：已经超过了。” 　　她同意在媒体上发声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就算会因此招来非议。“知识分子就是社会的看门狗嘛，”李银河说，“你必须出来发声。80年代参加换偶的人是要枪毙的，你不出来反对怎么可以呢？” 　　我问她潘绥铭不爱发声算不算一种失职。“我也不愿意说什么失职，每个人有他自己的工作重点嘛。我觉得也是人家的自由。”李银河说。 　　我想潘绥铭对大众媒体的不满主要在于“被编辑”。在他不遗余力四处推广的人大性社会学研究所网站上，你可以看到站长潘绥铭的自得其乐。这个网站的框架结构和设计风格显露出一种早期互联网的审美。他收罗各种读者来信，有夸有骂，不一而足。一个富有历史学特色的条目是“潘绥铭的分类大事年表”。里面记载道：“1986年，614位北京市民的性生活调查，失败，结果未发表。” 　　在这张年表下方关于自己的学术介绍里，潘引用了大众传媒送给他的“中国性学第一人”和“性学教父”两个称号，虽然他表示不喜欢它们。 　　自娱自乐 　　20年前，一位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法国博士对潘绥铭说：现在你可能是最激进的，但到50岁时，你会变成一个儒家。他不服气，“我不愿辜负当年把我引向性学的那种激情，我会一直告诫自己的。”他在自传中写道，“当然，如果剧变的历史和全新的下一代抛弃了我，我会欣慰的。” 　　他在80年代就已成名，不断被人请去开性学讲座，听众是大学生、社会团体、妇女组织，包括医科大学的博士生；他在报刊上开专栏；甚至还客串过一阵心理咨询师的角色。可以想见，在精力最旺盛的中年，他曾以普罗米修斯般挥洒热情去填补社会对性知识的需求。 　　属于80年代的那种理想情怀，支撑着潘绥铭熬过了90年代的前几年。“救国救民啦，促进社会改革啦，这些情结我那时候还是有一点。”潘绥铭说。对于将个人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李银河的解释是：“因为在我们青春期的时候，中国乱得实在不像话，大家的命运都跟这个连在一起，你想不关心都不行。” 　　大约在1995年之后，潘绥铭的想法开始有了变化。“学术做多了，你就明白学术这个东西，就是为了小众而做。爱因斯坦现在都没几个人能真正理解。所以明白了这个你就心安啦，不急功近利。否则你对社会现实很失望。你都抱着改变中国的（动机），那中国没变你不活了？” 　　潘绥铭开始了他学术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两项研究：红灯区考察和针对中国总人口性生活和性关系的抽样调查。他慢慢减少了在媒体上露面的次数，专注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李银河曾跟潘绥铭感慨道，在理论上我们都是残废。潘接茬说你是残废，那我就是弱智了，你好歹在美国拿的博士学位，我可没有。潘绥铭也不讳言他们这代学者的理论功底不如他们的弟子，“韦伯到哈贝马斯，他们都背得溜溜的，我是基本上都不太知道。” 　　你能听出他并不太在乎这些理论。他并不掩饰对空谈理论者的鄙视：“很多人读书读傻了，满脑袋理论，没有一个是从生活中来的。张口闭口博弈论。我就说你是不是中国人，我怎么跟胡锦涛博弈？符号互动论，我怎么跟我老爸符号互动？你们根本不明白，那是自由社会，人人平等才能互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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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难不想起毛泽东的“知识越多越反动”，以及“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怪异论断。
　　“这叫时代烙印，最年轻时候的东西往往起作用更大。”潘绥铭说，“实地调查是革命话语灌输给你的，西方当方法论来学，可是50年代长大的中国人都知道这个，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即便在学术专著中，潘绥铭也不放过嘲弄他的同行们（国内和国际）的机会。他根据团队多年调查经验写出的《论方法》一书，在严肃探讨社会学本土调查经验之余，极尽嬉笑怒骂吐槽之能事，批判学界研究中各种荒诞。自然也顺带挤兑下媒体：“大众传媒一介绍某个调查，就喜欢说调查者千辛万苦顶风冒雨，就好像在表扬一个边远山区的邮递员。这实际上是在贬低调查者，难道学术研究只需要克服物理上的困难就可以了吗？”

　　潘绥铭自己也承认，他们这代学者在学术训练上不如晚辈规范。“有些人会说他没有学术味道，但这是他的风格。”黄盈盈说，“我们这代人科班出身，缺的可能是对问题的见解，这方面是潘老师的强项。”潘绥铭常告诫学生的一句话是：“与其细节上精益求精，不如在分析中入木三分。”

　　他对“理论派”轻蔑的底气，恐怕来自于他持续20年的实证研究——据此写成的39篇英文论文还得以在国外发表。时任人大社会学系主任郑杭生曾对潘绥铭的《中国性学研究系列报告》给予高度评价：“在中国，这是首次严格运用社会学规范的实证方法，对于中国整体情况的全面反映与分析。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研究成果，而且可以视为性社会学在中国日益成熟的标识之一。”

　　1998年，潘绥铭在广东东莞完成了他的第一次红灯区社区考察。此后他带领学生定向调查了全国21个红灯区和其中近1400位小姐、妈咪、老板、帮工与相关人物。“跟普通人接触多了，你就明白，就算要救国救民，也得他们自己来，不是我来救。”

　　我问他什么叫救，“争取他最好的前程啊，这就是最好的救。”他举了个例子，“你看咱们一个局外人的想法，对小姐来说什么是最好的？回家？从良？越了解就发现真是多样化，有的人真想在这里面解决婚姻问题——在嫖客里找个老公。她的逻辑是：他嫖过我，所以谁也不嫌谁。在咱们这种干净社会中，从来没有想过这个。”

　　在一次预防艾滋病的调查中，有个矿工曾笑话他：“我们明天都不知道会不会被砸死，你还问我戴不戴安全套？”这让潘绥铭感叹缺乏对方的生活体验，老手也会问蠢问题。“另一个世界的事情咱们想都想不到，世界是在不确定而非确定性上建立起来的。”

　　就在他潜心做研究的这十几年间，各类草根组织和NGO风起云涌。某种程度上，他们是潘在早期扮演社会启蒙角色的接班人，但潘绥铭并不会因此而得到晚辈的敬意，曾有年轻人当着他的面骂：“你们就会自娱自乐！”

　　此时的他表现出良好的分寸感，“我想我要是二十多岁的时候，我也是会这么骂别人的，不稀奇。”这句话听起来既有老者的风度，又因其感伤的口吻引人同情。接下来他说道：“可是做一个研究如果不是自娱自乐，它一定做不到今天，一定坚持不到。”

　　1月31号之后，潘绥铭就可以正式开始自己的退休生活。尽管他享受演讲，但并不热衷于社交。每天在家读书，上网，思考。潘绥铭是个军事迷，号称已经看完了网上能找到的所有战争片，他觉得德国拍得最好，“因为他们是战败国。”得闲他还会玩玩《战地1942》，那是10年前的一款电脑游戏。“这个游戏有个好玩的地方，就是每个敌军在被打死的时候会显示他的名字。”他介绍自己在这款游戏中发现的“意义”，“它能让你意识到，你打死的不是敌军，而是跟你一样有名有姓的人啊。”

　　女儿的性教育

　　人物周刊：你对女儿的性教育是怎么样完成的？

　　潘绥铭：没有特别，就是早早把书买到家里，性方面的书。我这个不可复制性就在于我家里书全是性的书，所以你根本不需要做任何教育。她从识字开始就看，看懂看不懂反正她看，她想看随时都有。我给所有人的建议就是这条，家里买上一两本书，别专门买什么儿童性教育，没必要。只要跟性有关系的，通俗一点的，你就买一本，爱搁哪儿搁哪儿，小孩好奇心强，他很快就翻来看了。你要说哎呀那个书的质量，你放心好了，中国有个审查制度，偏离主流的出版不了，只要国家卖的书你就买吧，肯定是主流价值观的。

　　人物周刊：你也没跟她主动谈过吗？

　　潘绥铭：到了初中时候问过。他们早比我们想的要快得多，她早就想过这种问题了，只是不跟你家长谈而已。

　　人物周刊：为什么不谈？

　　潘绥铭：代沟，很简单。

　　人物周刊：你是专家啊。

　　潘绥铭：没跟你说做研究跟自己是两回事，你研究性就得做性，那你研究杀人你还得杀人吗？这是两回事。咱只能过日常生活，不可能过别的生活。

　　人物周刊：她对你研究的这些是什么态度？

　　潘绥铭：特别小的时候她跟小孩说过，说我爸爸是研究性的，我听见了。但那是因为她也不懂，小孩也不懂。初中左右大家能听懂的时候她就不说了，等她上了大学，大家都能理解的时候她就又说了。大学以后就不避讳了，中学的时候有点避讳。

　　人物周刊：是你避讳还是她避讳？

　　潘绥铭：她避讳，我没法避讳，我怎么避讳，我说的就是这个。

　　人物周刊：比如说我想研究一下毛片，我是不是应该当着她的面看这个呢？

　　潘绥铭：不会的。

　　人物周刊：避免了这种局面这就是避讳。

　　潘绥铭：应该没有。她初三就跟我出去做过社会调查，高三的暑假还跟我们去过红灯区，还帮我们做了几个访谈。但那时她太小了，质量不行所以我没用到。我们有一本书还写了她的名字呢。她比较活跃，会跟人打交道，人家看她小，也不戒备。但中国这种家庭关系之下，子女一定不会继承父业，几乎所有人都这样。她第一不想研究性，第二不想做学问，第三不想当老师，因为外人眼里看到的都是光环，亲人眼睛里面看到的都是缺点。

　　未来的性

　　人物周刊：说说未来的话题吧。你书里讲到科技改变性，实际上是人的行为方式的改变。

　　潘绥铭：总体上改变，不仅仅是性。

　　人物周刊：这种东西会有一个质的改变，比如说裸聊，算做爱吗？

　　潘绥铭：这就是所谓质的改变。很简单一句话还要不要身体接触，没身体接触还叫不叫性？甚至将来的脑电波交换，连生殖器都不涉及了，那可真的是质变。现在不管你怎么解释，离不开身体吧，离不开生殖器吧，如果脱离开呢？这才是真正的危险。那个东西一旦推广，速度会比过去快，过去用100年，以后可能用10年，甚至一年，传统结构不可能变得这么快，婚姻不可能变得这么快，爱情也不可能，那你对大多数人就是冲击。迅速适应的人一定是少数。

　　人物周刊：我突然想到，对于性我们到底是把它当成一个目的，还是说它只是手段。

　　潘绥铭：这个也是80年代就讨论过，但没那么深入，应该是说你具体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中国这种情况下应该是有答案的。

　　人物周刊：以现在来看的话，我们在消费性。

　　潘绥铭：它本身就变成目标了。

　　人物周刊：我们要消费性的目标是为了快感。那么吸毒获得的快感比性要高出千百倍。

　　潘绥铭：没错。

　　人物周刊：如果毒品泛滥，大家可以用很少的成本获得毒品，对做爱这事根本提不起兴趣来。

　　潘绥铭：乐观派从来都是这么看问题，这就是必要代价。然后人就变了，人就变成另一种不需要性的人了，他们就这么认为。悲观派往往说这不行，就是这么两个基本思想。

　　人物周刊：所以你是悲观派？

　　潘绥铭：不，我根本上来说是乐观派，乐观派你才可能宽容。

　　人物周刊：但你老是用糟糕这个词。

　　潘绥铭：这是社会学的训练，社会学的问题意识，一说问题就往往是负面的，问题本身就带有负面含义，这也是社会学带来的。历史学可不这么看问题。

　　人物周刊：你选择历史学的角度？

　　潘绥铭：对，你要没有这个角度的话，那你看什么都是问题，看什么都糟糕，那我就一定成为保守派了。从保守派角度我也能写无数文章来批判：性爱分离，没有爱了你那个性不变成动物性了嘛，80年代很多人都这么说。你站到过去，当然就会变成孔子那样了。你站在现在批判现在，这是社会学，你要站在将来批判现在你就是历史学了。所以历史学比我们更深刻就是在于这儿，它纵观至少两千年以后，思路和思想就不一样了，它不会局限在现在来看。

　　人物周刊：之前有人说你50岁会变成儒家，变了吗？

　　潘绥铭：我也不知道，你如果跳出自己来看的话，也可能。你为什么从阶级斗争逐渐走向宽容、多元等等，说不定真是受儒家的影响。因为儒家总体就是中庸嘛，摆平嘛，不要太极端。像黄盈盈他们后来人肯定会做出这个判断的，就是你们老一代学者越来越儒家了，越来越和稀泥了。这完全可能。生命周期不是你能抗拒的。人越来越保守，很少有人能跳出去，那些大学者实际上也没跳出去。当然往好说你是越来越六十耳顺了，那不也是，说来说去不还是儒家嘛。所以你要保持激进状态，只是激进的目标不一样，你仍然保持一个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但具体做研究针对谁，那个不要搞阶级斗争。这也是不同时代，我们时代爱用这种话。有个研究生就跟我说过，潘老师你上课有些幽默听不懂，我说那也没办法，因为新的幽默我也不会。

　　人物周刊：黄盈盈说现在网上的段子你比她知道的还多。

　　潘绥铭：我是专门看黄段子，或者是笑话段子，其实就是为了尽量别落后。

　　人物周刊：有一段时间你还自己来写段子是吧？

　　潘绥铭：那是为了预防艾滋病，功利性太强了，写一点段子，因为段子才真的有影响。

　　人物周刊：那个怎么样？

　　潘绥铭：后来被一个家伙去冒领奖去了，然后评委又是我。后来奖还是给他了，他拿走我不拿，这就叫自得其乐，谁都不知道，但我知道这是我的原创，就行了。我做了点贡献，奖谁拿走不重要。

　　人物周刊：大概是20年代苏联有人提出过杯水主义。你觉得这个东西会实现吗？以后会不会跟某人做爱就跟请吃个饭一样。

　　潘绥铭：局部的，在欧洲特定情况下特定人都已经实现了。去意义化，这个事已经没那么多意义了。

　　人物周刊：吃饭也是有意义的呀。

　　潘绥铭：对，它也可以去意义化。快餐就抓住这点了，你说好吃吗？真说不上。营养？你说什么麦当劳都是垃圾食品，它畅销，就是去意义化。商业成功都是这个，像什么4G、3G，我现在都没明白2G跟4G有什么区别，你甭考虑这个。我原来不是说，哪天人都不谈性了，这才是理想状态，它没那么多值得谈的，也没那么多值得去考虑的，它就是很平常的事，最低限度跟吃饭一样，吃饭你也得考虑吧，不是说真的什么都不考虑，但你考虑很有限，什么样的饭馆，什么样的菜价，没什么再伟大的意义、再高的价值。性将来也是，总得挑人吧，合适不合适，也就这么点考虑，什么家庭、社会那都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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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我们是在朝这个方向前进吗？ 　　潘绥铭：一夜情，不就是越来越朝这方面走，什么时候大家都认为它就是一夜性，把这个词都改过来以后，它就变成这样了，现在大家还不得不用一个情来遮遮掩掩。其实约炮要是流行以后就证明这点也没了，连爱的意义都去掉了。反过来咱们社会学都说，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如果反弹相当大，那在一段时间内你就成不了气候，或者说它会变成一个多元存在，你只是多元中的一小元。从力量对比上来说它很弱小，仍然是弱势群体，仍然是边缘群体现象，可我们要的不就是这个嘛，你承认我是一元，给我一个空间就完了，不能要求它成为主流。 　　（实习记者谢思楠、姚梧雨童、郑宇亦有贡献）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 | 来源日期：2014-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