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世南书法理论中的美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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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世南书法理论中的美学思想
虞世南，生于南朝陈武帝永定二年（公元558），卒于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年），字伯施，越洲余姚（今属浙江）人，官至秘书监，封永兴县子，故世称“虞永兴”或“虞秘监”，史载其为人沉静寡欲，博学而善文辞，尤精于书法，作字不择纸笔，均能如志。唐太宗每称其有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词，五曰书翰，与欧阳修并称“欧虞”，与楚遂良、薛稷、欧阳修并称初唐四大家。《旧唐书》卷八十《楚遂良传》记载唐太宗说：“虞世南死后，无人可以论书。”史称虞世南亲承王羲之七世孙僧智永传授，妙得其体。宋《宣和书谱》论其书法说：“虞则内含刚柔，欧则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为忧。”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一《跋自书》云：“虞永兴尝自谓于‘遒’字有悟，盖于书发笔处出锋如抽刀断水，正与颜太师锥画沙，屋漏痕同趣。”其论书文章有《笔髓论》、《书旨述》，他在《笔髓论》中于书道玄理阐释得颇为深刻，尤其以其中《契妙》一节，最能彰显虞世书法美学思想之实质。
我认为，《笔隋论》是唐初以前众多书论中，对书法问题阐释得最具美学深度的一篇，其全篇分为叙体、辨应、指意、释真、释行、释草、契妙等七部分，论述了书法技法理论、书法本体论等方面的内容。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用笔之法阐释通变思想的揭示与“冲和”之美的提出。本文则试图从其书论文献的内容出发，简要地对虞世南的书法思想作阐述。
1、用笔之法与“心”之阐释。
首先，我们要谈虞世对用笔，笔法等方面的理论阐释。正如他在《笔髓论》中所谈到那样，用笔之妙，不仅仅本于一般的用笔规则，他更进一步对行草各体的用笔作出了详细的论述。在《指意》、《释真》、《释行》、《释草》等篇章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他在用笔上的具体阐发，如用笔种类中有“拂”、“掠”、“波”、“撇”、“勾”、“截”等；用笔方式中有“横毫”、“直锋”、“侧管”、“竖管”等；用笔技巧与方法上有“按转”、“覆腕上抢”、“挥毫下开”、“牵撇拔趣”、“锋转”、“钧距转腕”、“按锋直引”、“内旋外拓”、“内转锋”、“掉笔联毫”、“按锋”等等，何其具体精到，细致入微，而所有这些又都统摄于“尚法”基础之中，体现着时代的特征。我们从中感触最深的当为虞氏对“心”、“手”、“管”、“毫”四者关系的处理，即“心为君”，这是对创作主体主导地位的充分确立，只有“心为君”，才能“妙用无言”，所以在他看来心是各种思想和创作过程的主宰之原动力，故“手”比之于“心”，则为“辅”也。我认为这是对南派用笔方法的一个重要的归纳和诠解，对后来孙过庭提出执使转用似有影响。
既然谈到“心”，那么我们不妨多作些阐释。在“心为君”的主导思想下，虞世南提出了一系列与书法创作主体之“心”有关联的美学问题。这首先表现在对书法主体创作前的心理准备的立场上，即：
“欲书之时，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心正气和，则契于妙。心神不正，书则欹斜；志气不和，则字颠仆。其道同鲁庙之气，虚则欹，满则覆，中则正。正者，冲和之谓也。”
据此看来，虞世认为书法创作需要具备的凝神静虑，心正气和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状态。其次，具备了一定的精神和心理状态，还需要先进艺术构思，然后再进入创作状态，即

意在笔先，意由心生。只有这样才能通过笔毫表现人的心性和精神追求，这是心与创作的关系，所以虞世南说：
“且如铸铜为镜，非匠者之明；假笔转心，非毫端之妙。必在澄心运思至微至妙之间，神应思彻。又同鼓瑟轮音，妙响随意而生；握管使锋，逸态逐毫而应。”
此处“澄心运思”则为“意在笔先”之谓也。再次，虞世南还从“心”的角度提出了“书兴”的问题。他在《释草》中说“先缓引兴”，心逸自急；仍按锋而取兴，兴尽则已。“先缓引兴”是谓作草之时，先当缓慢些，以使书兴被勃发，从而乘其兴而书之。然而若究“心兴”之根源则在“心”，只有“心逸”才能“自急”，才能“尽兴”耳。然后，虞世南还明确了“心”在书法创作中的地位，其谓：
“故知书道玄妙，必资神遇，不可以力求也。机巧必须心悟，不可以目取也。”
其中“神遇”、“心悟”等都是说要立足于“心”，无论是玄妙之理还是技艺之道，都当本于创作主体之心，由是，我们可以清晰的判断，在虞世南看来，“心”永远属于居于统帅的地位，正如前文所言“心为君”也。
2、道法自然与通变思想之揭示。
前面我们读了许多关于“心”的阐释，尤其抽绎出了“心悟”，在这里，我要说明的是此非以“心悟”“心”而是以“心”去“合于妙”，于是，我们又要追问了，要合之妙，到底何为“妙”耶？让我们先来看看《契妙》中的前面的几句话：
“字虽有质，迹本无为，禀阴阳而动静，体万物以成形，达性通变，其常不主。故知书道玄妙，必资神遇，不可以力求也。”
我以为此句之关键句在于“达”“通”二字，它同样表现在草书之中，如《释草》中提出的“字无常体”，“字无常定”，揭示了虞世南的朴素辨证思想。他的“达”也好，“通”也好，其旨在“阳阳”之“性”，“万物”之“变”，在这种“性”与“变”的“达”与“通”中，我们感受最多的恐怕还是自然之变化，要想达到“质”与“迹”的统一，要“质”与“迹”统一，便要求“禀阴阳而动静，体万物以成形，”这是心之所向，更是通变的基础，书法正是通过“动静”之自然反映，去揭示万物之声声不息的运动规律，或者我们可以说书法艺术的“妙道”正应该是本于千变万化之客观自然之道，据此，将虞世南看作道法自然者则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故而，他在揭示书法“心悟”至道时，便明确指出“学者心悟于至道，则书契于无为，苟涉浮华，终懵于斯里也。”信然！
3、对“冲和之美”的提出。
诚如上面所言，道家的静虚无为之思想，被虞世南巧妙的融进了其书论之中，“契妙”之妙，当妙在无为，无为之质，一“和”字而已矣，正所谓“心正气和，则契于妙。”和，即中，正之谓也。“其道同鲁庙之器，虚则欹，满则覆，中则正，正者冲和之谓也。”所以说在虞世南看来，冲和之谓道。我们讲通变之思想，其实正于虞氏的“冲

和之美”的追求相补充。前者本于道家之无为，而后者却以儒家为宗旨，但二者并不矛盾，而都应看作是上古“易文化”思想的精髓的不同侧面，在虞世南这里，变化之追求与“冲和”之目的应该是统一的。这种冲和之美其实导源于“中庸之道”，从哲学上则主张要保持事物间的各种因素与关系，务使平衡，协调和适合有度，这不仅是虞世南在书法理论上的一个思想之根本，同时也是他的道德操守和规范，在虞世南的书论中，不仅有着技法理论层面上规范，更有以冲和之美和通变思想为基础的精神上的规范，这种思想不仅上承六朝之养气观，它同样与唐代社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思想取向相吻合。
总体而言，虞世南书论的思想含量是丰富的，其论述之精，思辨之广，当是初唐书论中难得的经典，其言虽不多，但光彩可见，尤其是上述三个方面的阐释，无论是把握虞世南的书学思想，还是把握初唐书论中的总体面貌，都应引起我们足够的关注与深层的阐发。

                                                                                                             王    景
                                                                                        二零零七年四月四日凌晨于堰逸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