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农活儿”的文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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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农活儿”的文学教育

                                                 陈平原
　　生活在现代或后现代社会，3D打印技术逐渐普及，数据库日新月异，远程教育蓄势待发，这个时候谈论古老且低效的“农活儿”，似乎有点不合时宜。之所以“逆潮流而动”，乃是有感于网络开放课程的声势浩大，国内各大学正奋起直追。亢奋之余，有点担心“文学教育”从此更加没落，故希望一探此潮流的好处与局限性。
　　自2010年人人字幕组开始批量翻译国外名校的开放课程以来，呼唤国内大学紧跟时代潮流、推进远程教学的，不仅仅是民间，还有《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形势紧迫，北京大学自然不甘人后，今年3月发布《北京大学关于积极推进网络开放课程建设的意见》；6月举行第一次新闻发布会，称5年内将建设100门网络开放课程；9月17日，北大首批全球网络公开课上网。据2013年9月24日《中国青年报》称，北大预计，未来一门课程会有10万人选修，课程结束后1万人通过考试，其中100名北大在校生得到学分，其余分布在世界各地的9900人则得到课程合格证书（参见《中国大学首批网络开放课程上线要颠覆传统教育？》）。我的直觉与记者的调查大致吻合，那就是，此举将对传统教育造成巨大冲击。为了吸引众多远离教授视线、没有课堂纪律约束、随时可能离开的受众，教师的讲课风格必然趋于表演化；精心准备课件的结果是，每堂课都成了颇具观赏性的电视节目；若大面积推广此类课程，总有一天，教授们摇身一变成了演员。那样的话，网络公开课可就成“百家讲坛”的升级版了。
　　我当然知道方兴未艾的网络开放课程前途无量，但希望有关人士宣传时调子不要定得太高——此乃“传统课堂”的补充，而不是取而代之。因为，大学课堂千差万别，通识课的讲授或许可以“无远弗届”，专题课则很难不面对特定的修课学生。“有教无类”的理念与“因材施教”的方法之间，存在着巨大缝隙，须努力协调。而在所有课程中，最最麻烦的，很可能是兼及知识与才情、注重氛围的渲染、强调个体差异的文学教育。
　　几年前，我撰写长文《“文学”如何“教育”——关于“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中国文学学报》第一期，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年），提及“文学教育”的特殊性——这是一个门槛很低、但堂奥极深的“专业”。对于学生来说，直接面对、且日后追怀不已的，并非那些枯燥无味的“章程”或“课程表”，而是曾生气勃勃地活跃在讲台上的教授们。此文第五节专论“创作能不能教”，以沈从文在西南联大讲授“各体文写作”为例。
　　作为著名小说家，沈从文站在大学讲坛上，到底表现如何，很让人牵挂。西南联大历史系本科生、外文系研究生何兆武称：“沈先生讲课字斟句酌的，非常之慢，可是我觉得他真是一位文学家，不像我们说话东一句西一句的连不上，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非常有逻辑性，如果把他的课记录下来就是很好的一篇文章。”（《上学记》117页，三联书店，2006年）表扬沈从文讲课“非常有逻辑性”，这与同时期绝大多数修课学生的描述明显背离；我更愿意相信汪曾祺的说法。
　　日后成为著名小说家的联大中文系学生汪曾祺，在1986年第5期《人民文学》上发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回忆：“沈先生的讲课，可以说是毫无系统”；“沈先生的讲课是非常谦抑，非常自制的。他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沈先生教写作，写的比说的多，他常常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长”（参见《汪曾祺全集》第三卷463—469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不擅长在公开场合侃侃而谈，而更喜欢私底下与学生们深入交流，这样的教学方式，今天看来稀缺得近乎奢侈。
　　可与汪曾祺的描述相呼应的，是诗人杜运燮的追忆：“虽然也曾慕名去旁听过，但讲课的口才不是他的特长，声音很低，湘西乡音又重，有的话听不见，有的听不懂，因此听过几次后，就不想去了。但一直认为他是我的一位好老师。可说是不上课的老师。更确切点说则应该是，在他家里上课的老师。他是一位善于个别辅导和施行身教的难得好老师。我十分爱上这种课。”（参见杜运燮《可亲可敬的“乡下人”》，巴金等著《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210－213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
　　毫无疑问，沈从文的课堂具有特殊性，因其兼及欣赏与写作；但道理是相通的，即“文学教育”必须面对每一个个体的学生。沈从文讲课没有条理，但修课的学生感觉自己很有收获，这就是文学课堂的特点。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种教学方式，效果极佳，但效率很低，不符合大规模生产的需要。
　　一听说讲授网络开放课要考虑十万收看者，作为教师，我真的是无所适从。别的课程我不懂，从事文学教育多年，深知“面对面”的重要性。打个比喻，这更像是在干“农活儿”，得看天时地利人和，很难“多快好省”。这不是我的发明，是借用二位前辈的妙喻。叶圣陶在《吕叔湘先生说的比喻》中提及，他很欣赏吕叔湘的说法：“最近听吕叔湘先生说了个比喻，他说教育的性质类似农业，而绝对不像工业。工业是把原料按照规定的工序，制造成为符合设计的产品。农业可不是这样。农业是把种子种到地里，给它充分的合适的条件，如水、阳光、空气、肥料等等，让它自己发芽生长，自己开花结果，来满足人们的需要。”（《叶圣陶集》第十一卷286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
　　我相信叶、吕二老的话，从事文学教育，“的确跟种庄稼相仿”。
　　                         2013年11月3日于香港中文大学寓所

                                                    （《文汇报·笔会》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