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炎:文学之所以为文学 就赖于它是艺术 2014年03月18日
“有些人出于谨慎,比如考虑环境、影响等因素,当面临自己的认识形成文字时,会出现文字与真实所想有距离,这还是可以理解的。最坏的情况是,说一套做一套,言行完全不一”
“有些人出于谨慎,比如考虑环境、影响等因素,当面临自己的认识形成文字时,会出现文字与真实所想有距离,这还是可以理解的。最坏的情况是,说一套做一套,言行完全不一”
严家炎,1933年生于上海。文学评论家,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参与者,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在鲁迅、《创业史》、海派文学、金庸武侠等方面的研究,均产生过重要的学术与社会影响。2014年2月22日,拍摄于北京,除了书房,严家炎先生家楼下的储藏间也摆满了书。(图/姜晓明) 早春2月。严家炎侧对着书墙端坐,双手拘于膝上,好像认真听课的学子,讲的是文学外的创作者的命运,“当年,丁玲写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交给周扬。周扬足足压稿9个月不表态。除了不想发,还有一层原因——当时解放区有些问题对外是模糊的。”“‘文革’结束后,听说周扬放出来了,我和别人一同看望他。他向我们表示要为在政治运动中犯下的错误道歉。可当丁玲去见他时,他只字不提丁玲被打为‘反党集团’成员后的遭遇。哈哈大笑,只谈自己受的苦。”
这位耄耋之年的文学史家,本来也可能是一个创作者。在最近出版的《问学集》里,他说到,1950年,他还是文学青年,奉行“有出息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的信念,考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投入淮南淮北四期土改,亲历在农村创建互助组和铜矿扩建改建。他蓄积素材,只待创作。然而1955年,“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席卷了他的创作梦,让他感到“事情的可怕”。他决定改变道路——第二年,他成了北大文艺理论副博士研究生——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将出现一位“严加严”。
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就赖于它是艺术
在文学评论上,严家炎一直对“陈腔滥调、空洞无物”保持足够的警醒,坚持“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总是首先坚持从艺术角度对作品加以考量:看看它能否真称得上是语言的艺术,看看它能否真正吸引和打动自己。”在他看来,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就赖于它是艺术,哪怕是在政治压倒一切的年代。
1959年4月,作家柳青发表《创业史》第一部,广受文艺理论界赞誉。严家炎随后发表评论文章,除了肯定作品内涵倾向外,他指出,主人公梁生宝作为“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青年农民英雄”,塑造不算最为出色;浓缩了“千百万旧农民的血泪耻辱历史的真实写照”的梁三老汉,才是柳青创作上的亮点,因为这个形象,一方面是按照生活实有的样子来写,另一方面,又从环境对人物的制约关系中充分发掘。
《文艺报》主编冯牧曾传达中国作协主席邵荃麟对该评论的赞许,“写得有深度。”老作家唐弢也向青年作家们推荐,“好文章要写出气势,论梁三老汉形象这篇文章就确实有气势。”
到了1963年,艾克恩发表《英雄人物的力量》,批评严家炎,“为了强调梁三老汉这一人物的创造意义,而贬低英雄人物梁生宝。”随即,严家炎发表文章作出回应,认为梁生宝的形象塑造可谓“三足三不足”:写理念活动多,性格刻画不足(政治上的成熟程度更有点离开人物的实际条件);外围烘托多,放在冲突中表现不足;抒情议论多,客观描绘不足。
文章招来全国性抨击。原本缄默的柳青也跳了出来:“这不是因为文章主要是批评我,而是因为文章……提出了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我如果对这些重大问题也保持沉默,那就是对革命事业不严肃的表现。”
之后,严家炎的《谈中梁三老汉的形象》就被视为“写中间人物论”的标本,遭到批判。“文革”初期,他更因此沦为“文艺黑线爪牙”。1967年炎夏,他被强制“清理自身文艺思想”。新北大公社文艺批判战斗团遣派他到西安作“精神性劳动”——与他人批判作家杜鹏程的《保卫延安》。
在陕西省作协,他意外邂逅与杜鹏程一起隔离反省的柳青。“柳青问我,写那篇评论是不是受林默涵(曾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指示。我说没有任何人指示。文章中有些话可能不知轻重,但都是我个人的意见。”柳青也坦言,严的评论让人怀疑其背后“有大人物想搞自己”,所以才写文回击。
“生来注定吃苦”
1980年代初,严家炎发表论文集《知春集》与《求实集》。尽管在“文革”中有感同身受的苦,他仍公开提出——“有些同志吃过‘四人帮’的苦,对‘四人帮’怀着强烈的憎恨。感情本身是很可以理解的,但由于感情好恶而不去尊重历史事实,把历史当作仿佛可以随意打扮的姑娘,这种做法效果不好,实际上仍然反映出实用主义的影响。”
1979年,他与唐弢等人合作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重新阅读解放区作品时,他产生疑惑:一方面,有的作品讴歌正面形象时或多或少采用旧的带有小生产烙印的道德标准。另一方面,有些表现小生产思想习气与现代科学文化的矛盾冲突作品却受到误解甚至责难。“它像一束强光,突然照亮了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那类历来有争议的小说。”
编完教材后,他写下《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旧案——重评丁玲小说》。后来他听说,丁玲读后很欣赏,认为这篇评论谈到一个连自己都没很好想过的问题。两人从此相识。
1985年,年高体弱的丁玲夫妇执意爬楼,登门造访严家炎。气喘吁吁坐定后,丁玲只要了一杯不加糖的咖啡。她说,我是生来注定要吃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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