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唐书：关于公民教育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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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唐书：关于公民教育的思考
　    20世纪已经成为历史。 　　一个世纪，整整一百年，世事沧桑，潮起潮落，人事代谢，功过是非，都一一物化为无声的历史档案，任凭后人评说。
　　一百年，几代人的历史大剧，弹指一挥间，就这样过去了！在一切都已快餐化的当代，在特别喜欢“戏说”、趋时的当代人眼里，有谁还会正视它？何况，诚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这个民族向来是健忘的。
　　但历史是不能忘记的。谁不尊重历史，谁就将受到历史的嘲弄。因为历史不是历史学家坐在书斋里轻轻松松写出的。20世纪的中国史是几代几十亿鲜活的生命写成的，它的一行行、一字字都像是一双双沉郁的、瞪大的眼睛，在紧紧盯着我们。
　　20世纪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一部救亡图存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寻求国家现代化的历史。它的全部经验和教训都在证明着一个真理：国家现代化，政治体制现代化是前提，人的现代化是关键。离开了人的现代化，现代化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成功。
　　准确地说，中国的近代化(那个时候的现代化)进程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的。正是鸦片战争，涣涣大国的国门被西方列强的炮舰强行打开了。也正是这一场噩梦，使最早觉醒的一代人首先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开始了“洋务运动”--物质科技层面的近代--现代化进程。应当说，洋务运动在物质技术的近代一现代化方面是有成果的。起码说，甲午战争之前，中国的GDT是超过日本的，海军实力也是优于已经初步实现了近代一现代化的日本的。但是，甲午一战，中国却一败涂地。这不能不使人们大吃一惊，进一步悟出了又一个道理：离开了政治体制上的相应变革，仅有物质技术上的近代--现代化变革，还是一事无成。于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戊戌变法发生了，辛亥革命发生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虽然方式不同，但其矛头指向都是当时的政治体制，都试图实现政治体制的近代一现代化。但改良的保留帝制的戊戌变法失败了，激进的、推翻了帝制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辛亥革命同样失败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血与火的实践，从一次又一次惨痛的历史教训中，人们终于认识到了这样一个真理：物质技术变革也好，政治体制变革也好，如果离开了思想文化的变革，离开了民众的觉悟、国民精神的改造，都不过是“城头变幻大王旗”(鲁迅)。对此，20世纪初陈独秀曾痛切地指出：“立宪政治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多数国民之自动，惟若仰望善良政府、贤人政治，其卑屈陋劣，与奴隶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无以异也……”“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运动，其事每不易成就；即成就矣，而亦无与于国民根本之进步。”正是在此基础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划时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一场唤起民众觉悟的启蒙运动。这场运动的实质是要求得“国民根本之进步”，解决人的现代化问题。新文化运动之“新”首先表现在彻底的反封建、激烈的反传统上。这是因为封建的专制制度、伦理结构、思想道德观念以及文化模式和文化心理结构，已成为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严重障碍，不以新的价值观念取代旧的价值观念，就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新的现代化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即使在形式上建立了，也只是换汤不换药的把戏。五四先驱们因此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民主与科学”是新文化运动高举的两面最光辉的旗帜，它们代表着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念。民主和自由、平等、人权、法治这些现代价值观念相联系，与封建等级制、专制独裁、臣民奴才思想、三纲五常完全对立；科学决非仅指工艺技术，它是一种正确认识事物的方法，更是一种求真、求实、求变的现代理念，是一种与封建的愚民政策、迷信愚昧思想相对立的新的价值观。新文化运动最激动人心、最具有魅力的口号是“人的解放”、“个性解放”。以西方的个人主义取代中国传统的家族本位主义、封建集体主义，本来就是陈独秀领导的这场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此纯粹个人主义之大精神也。……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所谓“人的解放”、“个性解放”就是要把“摧残人的天性”、“吃人”的封建专制主义束缚下的“臣民”、''奴才'、“小人”、'草民“解放转变为具有独立、自由的个人意志的人，让”沙聚之邦“”转为人国“(鲁迅)。因为只有每个人的个性得以自由健康的发展，整个社会才会充满活力。正如胡适当年所大声疾呼的那样：“现在有人告诉你'牺牲你个人的自由去争取国家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诉你'为个人争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争取个人的人格就是为社会争人格。真正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起来的。'”
　　正是在这一思想的鼓舞下，一代青年男女冲破了各种传统罗网，走上了自我解放乃至革命的道路。五四先贤们在此基础上所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开放精神和创新精神，意义更为重大和深远，不仅功在当时，而且惠及后人。五四先贤们出于思想启蒙的需要，广采博取西方文化中的各种思想和主义，从而造成了一种思想文化的多元并存、自由发展的局面。正是这样一种局面，造就了中国现代史上各个领域内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一代巨人和大师。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人的现代化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发生在20世纪初，但却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中国历史进程。正如毛泽东所说，“五四运动为北伐战争作了准备。如果没有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是不可想像的……五四运动以后，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了五卅运动，发动了北伐战争，造成了第一次大革命。……五四运动的的确确给第一次大革命准备了舆论，准备了人心，准备厂思想，准备了于部。”而且的的确确.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和第一代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几乎都是这一运动的领导者和直接间接的积极参与者。他们都是当时的“现代派”、“新派”人物，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当时也是新潮。就是这样一些人建立和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经过短短28年的时间，奇迹般地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使中华民族实现了真正的统一。无论是从世界发展的格局，还是从中华民族历史的角度看问题，这都是一个了不起的业绩。
　　但是，巨大的成功也同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本来，1949年中国革命的成功，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契机。经过革命康争急风骤雨的荡涤，整个民族整个社会的面貌为之一新，“解放”了的中国人民焕发出了空前高涨的建设新中国的政治热情，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得到了举国一致的拥戴，并且把一代知识精英大都吸引团结到了自己的周围。作为接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都堪称巨人，都是理想主义者，其个体的聪明才智和文化素质都应该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百年现代化的强国之梦。如果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及时转人经济建设，同时在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成果的基础上，继续解决好人的现代化问题，中国全面现代化的实现不会是十分遥远的事情。遗憾的是，就在建国之后不长时间，中国历史的发展却开始偏离了现代化建设的轨道。正是在这些五四时代思想观念曾经十分现代的中华民族精英人物领导期间，1955年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冤案专生了，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发生了，1959年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发生了，最终，由上述事变逐步衍变而成的，1966一1976年中国历史上空前灾难性的“十年浩劫”发生了。这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恶果，特别是在思想文化方面。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这些政治运动，从精神到肉体，从人格到形象，彻底改造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使中国一个世纪以来学习西方收获的现代文明的精神成果几乎丧失殆尽。共和与人权、科学与民主、自由与平等、“个性解放”等共和国的领导人们当年曾经信奉过的现代价值观念统统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东西而抛弃了。而在革命词句包装下，许多封建主义的东西，例如，唯我独尊、唯我独大、唯我正确的帝王思想，权力崇拜、权术崇拜、暴力崇拜、称兄道弟的“三国气”和“水浒气”，一切扯平泯灭个性的平均主义和所谓集体主义，权限不清一切都管的家长制，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一言堂”，严格尊卑秩序的等级制和官本位制，一切唯单位“一把手”之命是听的臣仆意识和人身依附意识，长官意志决定一切的人治观念，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裙带家天下思想，培植亲信拉帮结伙称王称霸的江湖老大作风，等等，却都趁机复活，大行其道。这些与现代文明格格不人的封建毒素严重腐蚀了社会的肌体，毒化了人们的血液，以致在改革开放20年后，我们已经开始进人21世纪的时候，仍然在为此付出代价。改革开放20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改革成果，但是，现代化建设是个系统工程，物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建设，代替不了人的现代化--精神文明建设。面对以文革为极端表现形式的左的意识形态的瓦解，我们在意识形态变革方面却一直显得力不从心。这就不能不带来一系列问题。当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候，“一切向钱看”一夜之间便成风气，暴发户高衙内灯红酒绿，无法无天；当我们试图建立一个法治社会，强调依法办事、有法必依的时候，便有以权代法、以“关系”枉法、以法循私的现象出现；当我们试图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强调实行民主的时候，你会看到匿名信满天飞，拉选票、托关系无孔不入；当我们试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按市场规律办事时，假冒伪劣商品便泛滥成灾，权贵放手窃国，官商、官倒到处寻租，地方保护主义有恃无恐；……而某些邪教的出现，更是钻了我们在人的现代化建设、在意识形态变革方面滞后的空子。如果任凭这种状况发展下去，改革开放20年取得的物质文明成果就有被抵消的危险。
　　这实在是一个严重的教训。这一教训不仅又一次证明了那个被过去的历史证明了的真理：离开了人的现代化，现代化事业决不会真正成功！而且还启迪我们：在中国，人的现代化最为艰难。这不是哪一个人、哪一部分人存在的问题，而是全民族人人都存在的问题。因为在中国这块地方，皇权专制主义和帝王极权思想统治了几千年时间。它虽然在政治上早已被打倒了，在文化上也曾受到过激烈的批判，但是，皇权专制文化长期积淀形成的中国人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伦理结构、思维模式、文化心理结构却并没有真正改变，而且早已牢牢扎根于潜意识领域，以集体无意识状态左右着我们的思想指向、行为指向和价值指向，致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身陷其中而难以自拔，就是领袖人物也难以超脱。例如，1949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54年有了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本来，中国人早在20世纪初似乎就已经确立了这样的认识：所谓人民共和，就是宪政，宪法就是规定和限制政府官员权力的，是保护全体人民权力不受侵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但是，由于这种认识并没有成为全民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所以在实践上很快就忘得一干二净。结果是竟然出现了共和国的宪法连共和国的主席都保护不了的怪事。而当这样的事情发生时，谁也不以为怪，更无人起来保卫宪法！即使个别人当自己陷人灭顶之灾时有所觉悟，但在此之前火没有烧到自己身上时也同样不以为意，也视为理所当然，甚至同样破坏宪法，伤害他人。再如，官本位制一向为中国知识阶层所深恶痛绝，但是，一旦这些知识分子走向领导岗位，他们许多人也同样地对此宠爱有加，同样地乐此不疲，甚至比工农干部更加变本加厉。看到了这一些，就应当明白：在中国，人的现代化问题需要全民族的觉醒，需要全民族人人进行反思。
　　世界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和中国近代一现代化先驱们的共识还告诉我们：从传统社会向现代杜会转变，究其实质，就是从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所谓人的现代化，就是要造就新国民，让全体国民成为具有健全的公民意识的合格的国家公民。人的现代化不但是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也应当是现代化的必然归宿。
　　人们常说中国落后，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其实，千差距万差距，缺乏健全的公民意识和相应的公德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中国的现代化所以举步维艰，以致被人称为“九死一生的中国现代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始终未能培养出合格的现代化的国家公民；未能培养出“因为不想当奴隶，所以不想当奴隶主”的现代人格；未能培养出不但能够自尊而且能够自律，不但能够自主自治而且能够自胜自强的独立自由的个体人；未能培养出既能维护和伸张自己的合法权益，又能担当起自己的社会责任，既能主动追求个人幸福，又能尊重他人权益的有人的觉悟的现代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几千年的皇权专制统治造就的是病态的、扭曲的人格，或是“奴才”、“良民”、“顺民”，或是“暴民”、“刁民”、痞子、流氓。“奴才”、“顺民”也罢，“暴民”、“刁民”也罢，都是萎缩的小人人格，病态的小人心态，是鲁迅所抨击的阿Q相。如此人格，如此心态，纵然有了好的法律，有了民主也是枉然。如此人格，如此心态，很容易为披着各种外衣的秦始皇式的人物所控制、驯化，从而使整个国家在不知不觉中向着封建专制社会倒退，甚至走向封建法西斯主义。所以，实现人的现代化，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解放被专制主义所扭曲了的人性，张扬每一个人的本质人性，使在中国大地上因循守旧生活了儿千年的中国人成为有现代意识、有人的觉悟的公民。这是新世纪到来之际我们面临的必须解决的一个大课题。
　　当然，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容易。但是，只要充分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踏踏实实，从点滴做起，自会有成效。解决这个问题，办法可以有千条万条，而从基础教育阶段开始设置公民课，实行公民教育应当是最重要的一条。基础教育是国民教育，国民教育的第一要义毫无疑问应当是公民教育，其教育目标自然应当是培养合格的现代化国家公民。我们常说“教育首先要教学生学会做人”，做什么人？自然应当是学做现代化国家的“公民”。公民教育所要普及的首先应当是宪法知识。国家主席江泽民有言：违反宪法是最大的犯罪。此话当然是天经地义。在现代社会，这本来应当是人人皆知的常识。但在中国，却很少有人懂得其中深意，甚至不知宪法为何物。普及宪法知识就是要让每一个公民在学生期间就懂得什么是国家（或在政府）的权力和责任，什么是个人的权力和义务；什么叫公民，公民与中国人历来是说的百姓有何区别，与“顺民”“刁民”“暴民”有何区别；懂得自己在宪法中的地位，在国家中的地位；政府在宪法中的地位，个人与政府是何种关系。其次，要普及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伦理学的基本知识。要让学生懂得什么是政党制度、文官制度；懂得什么是对权力的制约平衡，为什么要对权力制约平衡；懂得什么是司法独立，为什么要司法独立；懂得什么是市场经济、法治国家、宪政国家；懂得政府官员是纳税人养活的，管理好公共事务是政府的天职，是公务员责无旁贷的本分；懂得什么是民主，自己在民主制度下的处事原则；懂得民主的核心精神是要有规则意识，要有协商、合作精神，在维护个体权益的同时，应尊重别人的权益；懂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法律保护自己作为公民应有的合法权利和权益。公民教育尤其要注意培养公德意识，从不随地吐痰、不乱扔果皮纸屑，做公交车要礼让老弱妇孺，到自觉遵守公共秩序、保护环境，都应当是公民课的起码内容。公德意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中国人历来只讲私德，不讲公德。诚如梁启超所言：“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无私德则不能立，合无量数卑污虚伪残忍愚懦之人，无以为国也；无公德则不能团，虽有无量数束身自好、廉谨良愿之人，仍无以为国也。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梁启超：论公德）既为公民，就要讲公德，缺少公德，就不是合格的公民。
　　上述公民教育的内容是最基本的，正因为是基本的，所以它必须是最精要的。它不但应当是中国文化，而且应当是全人类文化的结晶。这些最基本的东西不仅要让人人懂得，而且应付之于每个人的生活实践，应成为每一个体人的行为准则和价值理念，并成为行为习惯。如此，才能完成中国现代化的先驱们所一直耿耿于怀、中国人谈论了一个多世纪的国民性的改造；如此，才能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鲜明而深刻的命题落到实处，中国的现代化才能够真正实现。
　　但愿我们不再健忘。
　　但愿21世纪结束时，这个问题不会再一次成为我们的后代谈论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