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下的清末教科书装帧设计

教师之友网

西学东渐下的清末教科书装帧设计



■ 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课题组

清末，中国开始了近代化进程，书刊装帧也经历了从起步到较为成熟的发展阶段。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技术等因素的影响，教科书出版的逐渐成熟，众多艺术家对教科书装帧设计的参与，都对这一时期“新式教科书”的装帧设计产生影响。

1905年，清政府设置学部，标志着主管新式教育机关的独立存在，也意味着中国教育步入近代化的轨道。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新式学堂开始兴起，同时开始出现了汲取西方先进教育内容和方式的近代教科书。我国自编教科书始于1897年由陈懋治、杜嗣程等人编撰的《蒙学课本》（《新订蒙学课本》），但整套课本不按学制编制，也无插图和教授书辅助。清末时期，以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出版机构，在致力于教科书内容近代化的同时，开始逐渐注意到教科书的版式设计、插图绘制等书籍装帧设计的意义。

清末，受西方文化、印刷技术的影响，中小学教科书在装帧设计艺术上发生了一系列的新变化。教科书的纸张选择发生变化，并实现双面印刷，出版者开始重视插图，受西方影响，插图设计开始出现阴影等绘制方法，教科书装帧设计艺术同教科书内容一道，共同促进了清末教科书从传统启蒙读本走向实用化、通俗化。

这一时期的教科书虽然整体面貌色彩较为单一，但以商务印书馆和文明书局为代表的教科书出版商，共同摸索出的一套教科书出版的基本规律，为今后教科书更加成熟、更具趣味性奠定了基础。

19世纪，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我国建立了一些具有现代概念、运用先进机器印刷的出版社，西方铅印技术由此传入中国，传承了千年的传统雕版印刷术逐渐被取代。鸦片战争后，以近代民营印刷企业为主体，西方印刷术的凸版、平版、凹版三种印刷术引入国内。20世纪初，机械化的印刷术已成为中国印刷业的主流。随着西式印刷技术的普及，这一时期的教科书主要是采用石印技术和铅印技术。比如1901年，上海澄衷学堂出版的《字课图说》，由清刘树屏编写，吴子城绘图，已配有用石印技术印制的黑白插图762幅，图画精细。次年，无锡三等公学堂的《蒙学读本全书》，“采用楷书石印，附有图画”。当时最为出名的商务印书馆编印的英文教材《华英初阶》《华英进阶》则使用了铅印技术。彩色石印和照相石印是当时比较先进的印刷技术，这种印刷方法使得彩色印刷成为可能，可以印刷彩色课本、图画和地图。据记载，最早出现彩色印刷的教科书是商务印书馆的《最新教科书》，该教材中附有多幅彩色插图，开国内儿童读物彩色插图之先河。

随之，“洋纸”替换软纸，双面印刷得以实现，书籍装订形式由线状发展到平装、精装。随着西式印刷技术的普及，在清朝晚期，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民族印刷企业崛起。

中国手工纸业历史悠久，本土生产的手工纸亦被称为土纸，随着近代印刷术的引进，与之相适应的洋纸、白报纸、道林纸等亦输入中国。由于机制纸和手工纸的生产过程、制造方法截然不同，两者的质量亦不同：机制纸纸面光洁，厚薄均匀平整，纸张牢度强，不渗水，可以双面书写印字；手工纸则纸面不光洁，质地松脆，强度差，渗水，只能单面书写印字。机制连史纸、毛边纸开始取代了部分手工连史纸、毛边纸的市场份额。

我国过去学塾的用书，如“三、百、千”、四书，五经以及其他一些辅助读物，都是土纸印制。随着西方印刷技术的传入，近代出版业中“洋纸”替换软纸，并实现双面印刷。从商务印书馆的《最新国文教科书》起，改用了有光纸。但有光纸有反光作用，易伤儿童视力，而且纸质较脆，不宜经久耐用，又容易发黄，用来印刷小学语文教材，极不适宜。后来教科书又改用新闻纸，每册供一学期用，每学年用两册。

印刷技术的发展、纸张的丰富使儿童教科书的繁荣出版成为可能，是呈现精彩装帧设计作品的技术基础。

清末教科书基本为单色书页纸，黑色、红色字体印制。（例如《蒙学读本全书》）。到了商务印书馆的《最新教科书》与文明书局的《蒙学读本全书》，则开始出现彩色图像的案例。《绘图文学初阶》首次在教科书中大量采用照片作为插图，但由于当时的印刷条件与技术较弱，插图的效果不佳，许多图片给人以灰蒙蒙的感觉，轮廓和线条都不清晰，这成为《绘图文学初阶》在形式上的一大不足。

众多艺术家的参与也影响了教科书插图设计的面貌。据记载，早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近代第一家教科书专门出版机构益智书会即注意到教会学校教学的实际需要，形式上已有了图说一类的课本的出现。上海澄衷学堂的《字课图说》（1901）、无锡三等公学堂的《蒙学读本全书》（1902年，上海文明书局印刷），都附有石印图画，形式内容均比较美观。《蒙学读本全书》成功占领教科书市场后，文明书局联络一批有识之士，其中包括吴观岱、许文熊和赵印等无锡画家，在教科书的插图设计上逐步完善。《最新教科书》是商务印书馆成功推出的第一套教科书，张元济、高梦旦、蒋维乔等商务印书馆同仁对于编辑《最新教科书》颇费心力，不仅对课文内容反复推敲，还首次在课文中配有雕刻精美的插图以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第一册》作为“最新教科书”的首册，60篇课文中配有的插图多达100余幅，此外还附有多幅彩色插图。

插图设计是教科书装帧设计的重要元素，学生通过直观地观察课文插图，就能读懂课文。晚清时期的许多教材编者也已认识到，插图对于中小学特别是低年级学生的认知、思维和审美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清同治、光绪年间，基督教会开设了西式学校，并以西学各科编写教材。1862年，清政府开设了第一所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以后，各地也纷纷设立新式学堂。新式学堂开始出现由学堂、书商编写的新教材，这些教科书除了传授中国的传统文化外，还大量引入了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以及西方书籍插图。

清末的教科书插图主要继承中国传统绘画手法和风格特征。传统绣像小说中的回回图、蒙学读本上的木刻版画、古代画谱与传统年画对晚清教科书插图风格影响较大。在很多教科书插图中，传统的家具、屏风、桌上的物件以及摆设，人物衣服的纹饰，人物的发型，面部表情等都是传统技法。树木与山石的表现，近景的石头与远处的山水表现，也都继承了传统绘画以及版画的风格。

随着“西学东渐”和新学的兴起，教科书插图也开始受到西方画法的影响：透视法、明暗法的运用以及对西方版画的借鉴都能在其中找到踪迹。《最新地理教科书》第一册第四十课《西藏》，画面完全采用了雕版画的表现形式，素描关系与明暗关系俨然西方绘画的典型，准确、细致地刻画了动物形象。

插图与文字二者互相补充、联系，图与文一样，是书籍内容的一部分。随着出版业的近代化，书籍插图编排也日趋多样化。晚清教科书插图的编排形式主要有上图下文（或下图上文）、上下两图、方格插图、不规则插图等多种编排形式。

上图下文（或下图上文）的编排形式在我国出现最早，在晚清时期的教科书中也很常见。这种编排形式，对于识字不多的小孩来说，更容易了解课本中的内容。上文下图正好与上图下文相反，书页的上半部分是文字，下半部分是插图。

上下两图就是在一面书页上有上下两幅插图，如《最新修身教科书》第一册中的一课，在一面书页上分为上下两层，各有一幅插图，中间用线条将两图分开，最上方是课文标题，以此来说明插图的内容。在有的教科书中，上下两图之间，没有分隔线。

有的图书的插图比较小，在一页上有多幅插图，为了使插图规整划一，就将一面划分成一个个小方格，在每个小方格里放置一幅插图。《字课图说》（1901年）最为显著的就是它的编排形式，字与字之间、字与释义之间、字与插图之间都用方格隔开，一目了然。

以上几种插图的编排，比较规范整齐，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不是文字对图有限制，就是图对文字有限制。另有一种不规则插图就没有这种限制，比较自由，或插图紧跟文字，或文字紧跟插图。《最新教科书》在插图编排的实践中摸索出一套规律,即同一篇课文的文字和插图须编排在同一个展开页上（插图与文字融合，在其上下或左右，一般不单独占一页）。这种排印形式保证了课文和插图的真正融合,版式更加灵活多变，因此为后来各家出版机构所遵循。

清末教科书主要有上图下文、上文下图、方格插图、不规则插图几种编排形式。

2014-02-18  人教网

教师之友网

清末教科书出版三大家

■　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珍本图鉴子课题组

1905 年，清廷废科举兴学校，中国出现新式学堂，中西并重几乎成为所有新式学堂课程设置的基本准则。缺乏合适的教科书成为新式学堂教学的巨大障碍，一些有创新思想的中国人率先尝试自编汲取西方先进教育内容和方式的教科书。

伴随维新运动，民营出版业迅速成长，逐渐取代此前教科书出版的主要力量──教会出版机构和官办书局。1906年，加入上海书业商会的民营出版机构就有商务印书馆、彪蒙书室、时中书局、广智书局等22 家。1906 年， 清朝学部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暂用书目共102册，民营出版机构发行的就有86 册，其中商务有54 种， 占52．9%， 文明书局有30 种， 占29．4%。19 世纪末， 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民营出版业次第崛起，它们“在与外资出版社的短兵相接中，很快便完成了性质商业化、管理企业化及经营市场化” 的出版产业化建设，成为晚清至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教科书出版的“中坚力量”。

商务印书馆：资本运作、内容取胜

1897 年，夏瑞芳和鲍咸恩、鲍咸昌兄弟及高凤池等人在上海创办成立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是我国现代出版业的起点，也是中国近现代出版事业中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出版的各级中小学课本，在当时都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其中最有影响的为《华英初阶》《绘图文学初阶》与《最新教科书》。

商务是清末出版机构中资本运作的佼佼者。成立当初，商务资金不过3750 元，在西学教材的需求大潮中，商务1898 年出版的《华英初阶》为其掘得了第一桶金。这第一桶金使其能在1901 年添招新股，扩大规模，资本增加为5 万元。它成功采用股份制融资，扩大经营规模。1903 年与日本金港堂合作，吸收日资10万元，成为资本20 万元的合资有限公司，两年后资本额增至100 万元。在1905 年的增资扩股中， 明确将增资10 万中的3万多供“京、外官场与学务有关可以帮助本馆推广生意者，和本馆办事之人格外出力者”认购，一大批社会名流、学界达人及知名人士如郑孝胥、罗振玉、王国维、严复等纷纷成为商务的股东。1907 年，商务印书馆在闸北宝山路建成占地80 余亩的总厂，包括4 个印刷所和编译所等，到民国元年1911 年，营业额达167．6 万元。

让商务崛起的决定性机遇是“兴学堂”的活动。1904 年，清廷颁行《奏定学堂章程》，最低一级称“蒙养学堂”。商务印书馆马上出版了供蒙学堂一年级用的名为《文学初阶》的语文读本，接着又续出第2 至6 册。1905 年，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即停科举以兴学校。清廷下令，自1906 年开始，所有乡试、会试及各省岁科考试一律停止，并设立学部。新式学校的兴起对新式教科书需求旺盛，商务因为有系统的教科书和较为完整的发行网，1905 年当年营业就比上年翻一倍。从此，商务教科书约占全国教科书销量的80%。清末的“最新教科书”、辛亥后的“共和国教科书”以及后来国民革命时期出现的“新时代教科书”等具有时代代表性的教科书，均为商务印书馆开发编写、出版发行。

文明书局：版权保护先行者

文明书局由无锡名士俞复等于1902年在上海创办。清末，在民营出版业的教科书出版尚未全面兴起之时，文明书局率先涉足这一领域，标举“文明大旗”和“蒙学大旗”，其教科书涵盖了从蒙学到小学和中学的各级学堂用书。文明书局的教科书结合教学实践和学童学习兴趣，注重质量，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体现出新式教科书的学科特征，在当时的教科书市场独树一帜。

开办之初文明书局即出版《蒙学读本全书》七编，由丁宝书执笔，赵鸿雪绘图， 杜嗣程缮写，有书、画、文三绝之称。1907年～ 1908 年间，该套教科书已印10 余版，各地翻印者不计其数，成为清末新学制颁布之初最为盛行的小学教科书。早年曾供职于文明书局，后来又开创中华书局的陆费逵在1925 年回忆起文明书局出版的《蒙学读本全书》七编时曾说“这本书写、画都好，文字简洁而有趣，在那时能有此种出品，实在难得”。

文明书局非常注重著作权的归属，是教科书版权保护的先行者。宣统二年(1910 年)《大清著作权律》颁布以前，我国出版事业的版权保护一直沿用宋代形成的老办法，由官府颁布版权保护告示来运作，即出版机构对其出版物的版权需向官府提出保护申请，然后官府以出告示的方式对其进行保护，未经申请者则不予保护。清末，出版事业日益繁荣，版权纠纷时有发生，文明书局从自身利益考虑，较早进行了版权保护实践，并且大力呼吁政府版权保护立法，较之商务等其他民营出版机构，其对版权事业的开拓有独步前趋之功。

书局初创时，新学渐兴，而新学教科书出版较少，该局《蒙学读本全书》等教科书以及学术著作遭遇严重盗版翻印。1902年6月2日，江南商务总局兼管南洋保商事宜司道应文明书局的要求，颁布告示对其版权进行保护，文明书局迈出了保护版权的第一步。

为了确保自己作为著作权所有人的地位，文明书局一般都是由本社“不惜重金延聘通人，编译蒙学教科及专门学各种新书”，书局中聘用的这类“高材”最多时达数十人。这样编出的作品，其著作权无疑是属于书局的。1910 年清政府颁行的《大清著作权律》就明文规定“出资聘人所成之著作，其著作权归出资者有之”，大概算是对这一既成事实的确认。

文明书局常常通过在报刊上刊登启事、声明以保护版权，或在自己的出版物上加印版权保护字样或版权标记。1903年，文明书局以上海总局，北京、天津分局的名义在《大公报》上发表紧要广告:“凡本局编译印行之书……以保版权在案，倘仍有人易名翻版，或抽印汇刻等情，一经察出，定当察官惩办……本局查明察官惩办后，以其书银之半充公，以其半酬告发之人。恐未周知，特此布闻。”这是否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一份悬赏打击盗版的广告，我们不得而知，但其设想之周密，措施之有力，也可算是殚精竭虑、煞费苦心了。

在翻印盗版猖獗之时，文明书局一方面登报声明版权，威慑盗印者，一方面不惜重金，以自己的力量查究盗版行为。1905 年文明书局就曾在上海将查获的3000 多部盗版本《蒙学中国历史》，公开销毁，并在《时报》上刊布了广告，以儆效尤。文明书局关于版权的广告刊布，客观上为版权观念的宣传起到了积极作用，使“版权”这一新概念新事物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文明书局还大力主张版权立法。1903年文明书局创办人之一廉泉在感到无力制止盗版活动的情况下，上书国家最高教育行政长官、管学大臣张百熙，直接要求版权立法。在当时版权观念相对淡薄、盗版肆无忌惮的出版环境中，可谓首屈一指。

官府的保护、媒体的介入，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声势和氛围，一方面扩大了文明版图书的销售市场；另一方面，也帮助文明书局打赢了几场盗版官司。

彪蒙书室：白话文教科书先驱

彪蒙书室是钱塘人施崇恩1903年创办于杭州，1905 年前后迁上海，书室规模并不大，却在中国最早大量编印出版了小学白话教科书。

20世纪初，学堂所使用的历史教科书大部分从日本编译而来，多数以文言文形式出版，不适合幼童教学之用，有识之士开始尝试以浅近的白话文编写历史课本。彪蒙书室在清末出版的白话文教科书，基本分为两类：一类为《白话讲义蒙学丛书》，目前所见16 种72 册；一类为《绘图蒙学实在易丛书》，目前所见24 种73册，其中包括白话四书和孝经。彪蒙书室历年出版的各种小学教科书，附有白话解说，或有插图、或加比喻、或经文和白话文对照，如《绘图中国白话史》《绘图外国白话史》《绘图蒙学识字实在易》《中国地理实在易》《外国地理实在易》《杭州乡土历史教科书》等，在晚清教育界有一定的影响。1905 年出版的《绘图中国白话史》在清末学堂流传极广，也是较早的中国白话历史教科书。作为小学历史课本，全书大致按照朝代次序，选取重要的历史事件，每课不超过200 字，使主题更为突出；行文简洁，采用白话文，每课又配置插图，适宜蒙童教学。这本书在深浅、取材、用语方面都注意到蒙童实际，便于儿童理解。

《绘图中国白话史》在《时报》(1905年4 月20 日) 刊登出版广告说：“中史浩繁，编纂非易，新辑历史课本类皆文义稍深，初学未能领会。是书将五千年大事纯用白话演说，略通文义者即可读，此洵小学之佳本也。”

彪蒙书室在编写教科书过程中对意识形态一直都非常谨慎小心，但却栽在了《四书新体速成读本》上。这种读本以经文白话文相对照，又有插图，曾行销20 余版，在各地小学风行一时。可是清政府认为用白话译经书，是传播维新思想，下令禁止流通，彪蒙书室经此打击，不久就停业了。

2014-03-10  人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