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70后的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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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70后的雄心
文/陈祥
<<新周刊>>第299期



许知远曾经想写一本邓小平的传记。“结果在购买了无数本难以卒读的邓小平传记——他安慰自己说要留作资料，他最后还是放弃了。”他还痴迷毛泽东和戴笠。



        因为那本《那些忧伤的年轻人》，我才开始得以了解、走近许知远。每当听到叶蓓的《白衣飘飘的年代》，我就一意孤行地觉得那是为许知远量身定做的；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还常把他和许巍双剑合璧为同一个人，两人在精神气质上不是很相似吗，长发飘飘、白衣舞动，文字的喷薄与音乐的飞扬又何尝不是殊途同归？

        许知远经济观察报时期的同事李翔在文章中说，史景迁的《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和《上帝的中国儿子》、孔飞力的《叫魂》等都是他们的必读书目，当时这些书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在一个小圈子内风行一时，但是已经被他们奉为效仿的对象。许知远甚至用史景迁从来不采访来为自己的历史写作辩护。所以，当他写下这样的句子，同事们纷纷传阅，并且评价为“很有史景迁的感觉”：“当京城的绿营兵在1894年秋天奉命调至山海关时，人们有理由为大清帝国的未来表示忧虑。一位目击者说，人和马都很瘦小，还没走出城南就已挥汗如雨，马鞍上挂着鸦片枪，一些士兵手里端着鸟笼，吐出嘴里的食物喂鸟，另一些人则显得又饥又渴，眉头紧锁。”

        许知远雄心壮志的历史抒写便是从这样的场景出发，他想写一本简明的中国史。他的新书《醒来：110年的中国变革》就是这种努力的结果。李翔说，这中间许知远有过无数半途而废的念头，比如曾经想写一本邓小平的传记。“结果在购买了无数本难以卒读的邓小平传记——他安慰自己说要留作资料，他最后还是放弃了。”他还痴迷毛泽东和戴笠，菲力普·肖的《毛泽东传》和魏斐德的《间谍王》曾经在他们这伙人之间流传，人手一本。

        许知远，生于1976年，最著名的身份LOGO便是跟经济观察报紧密结合。白衣飘飘的年代，白衣飘飘的校园，白衣飘飘的一代人，70后一代人，横亘在他们的前辈和后辈之间，是如此突兀引目。和50后、60后相比，他们未曾经历如火如荼的动乱年代，知青、插队、串联等词语与其没有肉身关系，按照韦伯的话说，上世纪70年代，是一个理性化、理知化、尤其是将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的时代；而这个时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终极而崇高的价值，已自社会生活隐没。窗外的世界，早在文艺复兴时期便一路开始祛魅，国内与国外，一个虚渺飘摇的时间差而已。可最终，还是宁汉合流，消费主义的盛宴早早使人遗忘了走向世界时的苦痛挣扎和多少次的彷徨逡巡。而比起80后来，他们身上还多少残存着一些理想主义的气息，气息来源于革命的破产和80年代文化热的联姻，直到那个更加急速运转，更加迷失自我的经济大潮的开始。

        喝可口可乐，吃麦当劳，用Windows，迷恋莎朗·斯通和汤姆·克鲁斯……从许知远为之发出感叹的生活描述来看，70后和我们80后又有什么差别呢，至少表面上没有。1996年，许知远第一次拨号上网，耐心等待《花花公子》网页的出现；1999年，第一次沉浸BBS；2000年，第一次使用Google……从这样的技术革命之路上看，我跟他相差的时速，也就两三年而已。时代的变化之快超过几代人的预料，当年在电话线上拨号搜索龌龊字眼的少年，孰能想到几年后互联网还能主导影响公共生活，同时也成为私人生活血肉相连的一部分。而自己也有意识装点门面，去星巴克，除了笔记本以外，不要忘带一册《书城》。

        许知远这本《醒来》，跨度从1894年的甲午战争到眼下这个满目情欲的时代，隐示着70后这一代重新书写和定义历史的宏大心愿，迷茫中弥漫着乐观和确凿，这是属于他们的光荣与梦想，这中间发生的所有事叠加一起，丝毫不逊色于威廉·曼彻斯特的画卷。而多年以后，历史的曲折沧桑老而弥坚，让人不禁向往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

        我来了，我见证，我参与，他们是物质年代的凯撒，成功于自由经济体制，以多年来的努力付出逐渐掌握各行业的话语权。只是小资情调和成功人士的背后，却依然难以遮掩这份情怀：“每天一早便开车加入，上班族蜿蜿蜒蜒的车队。一样的风景，一样的拥挤，一样的忙碌，一样的寂寞。不停的工作，不停的计划，经历希望欲望健忘和淡忘。数着岁月、数着白发，数着青春，岁月的流逝……”（杨弦《岁月》）世界之大，人心之广，总无一例外为稻粱谋，日常的饮食起居便是时代中最真实的一切，你说是这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