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来到土著:清末民初教科书的中国民族起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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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来到土著:清末民初教科书的中国民族起源说

刘超 《 中华读书报 》（ 2014年04月02日   14 版）

《本国史》第一册，周予同主编，开明书店1948年版

    编研一体，学术立社，此则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具有出版资质的国家级课程教材研究单位坚守60多年之信念。2010年12月，人教社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终获批准(课题批号:10&ZD095)，数百名编辑人员与国内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共预其事。廓清百年教科书发展之轨迹，探寻近代以来吾国中小学课程、教材演变之规律，功在当下，利泽久远。
    中国民族(人种)起源问题，是西方人于17世纪首先提出，在19世纪末引起中国人的关注。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中都有民族起源的叙述，关系到民族自信心的确立和民族认同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
    清末民初的中国民族西来说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民族起源上主要有埃及说、印度说、巴比伦说和中亚细亚说等多种说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巴比伦说。1894年拉克伯里出版《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断定中国民族是从古巴比伦东迁而来。此说一出，即有附和。清末民初教科书多采用此说。
    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日本桑原骘藏《东洋史要》有很大影响，在中国民族起源上，借鉴了拉克伯里的西来说，认为汉族远古时候从巴比伦移居中国内地:
    黄帝长于姬水，盖即今底格里士河，约直西历前二千二百年八十年间，有王名廓特奈亨台者，属丢那尼安族，用兵平莎公后，诸国寻率巴克民族东迁，从土耳其斯坦横断亚细亚中部山脉，由此东向，经新疆莎车府疏勒府，沿塔里木河达于昆仑山脉之东方，而出吐鲁番、哈密二厅之边，抵中国之西北部，循黄河而入中国。奈亨台，盖即中国之所谓黄帝;巴克，本民族之号，而中国之所谓百姓;昆仑，译言花国，以此地丰饶，示后嗣毋忘。既达东方，遂以名国，即中国，之所谓中华也。又有人名，但克者，亚尔多人曾传其制文字象鸟兽爪之形，是即中国之所谓仓颉也。其余同处尚多。《东洋史要》的这一说法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受《东洋史要》影响，清末民初大多数教科书，都主张西来说，如1905年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1908年文明书局《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1913年商务印书馆《中国历史讲义》、1916年中华书局《历史教科书》等都主张中国民族来自巴比伦。1920年代教科书中，西来说的影响依然存在。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坚持了汉族西来说，并从中国古籍中找来证据，为之论证:一是关于“昆仑”的考证，认为即今于阗河上源一带，是汉族古代的根据地，汉人西来之后，还祭“昆仑之神”;二是“汉族”的名称，古称“夏”或“华”，“夏”在阿姆河流域，古代汉人，居住在葱岭河帕米尔高原一带，这里是各大人种起源的地方。吕思勉认为，“这两条证据，似乎都还严谨的”，“其说自极可靠”。中国民族西来说在20世纪初年最为盛行。1920年代以后，西来说影响消退，土著说开始确立。
    30年代后的中国民族土著说中国民族土著说出现甚早。清季，那珂通世《支那通史》就是采用土著说:“汉人之祖先，既为土著居民，号称‘华夏’，本业稼穑，树艺五谷桑麻，织布帛锦，制陶器漆器，冶铸诸金，雕琢珠玉，营宫室，作舟车，设市场交易百货，有文书历算律度衡”。那珂明确指出汉族是土著居民，但在当时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直到1930年代，土著说才逐步确立。1930年代后，教科书基本都采用土著说。金兆梓《新中华高中本国史》指出中国人种是土著居民:“由新石器时代遗存来说中国文化或民族由西亚传来，还不如说汉族是黄河流域的土著，中国文化是黄河流域的产物”;“照我看这些地方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可以证明这种文化由汉族自行发展的证据倒比较的多。世界书局《陈氏高中本国史》也持同样看法:“因为古生物学地质学的进步，颇使学者有‘北京人’三字的结论:在冰河时期，中国已有人住着，中国民族的产生，并不比其他地方为迟——那么，西来说和东来说，便可付之一笑了”。商务印书馆《复兴本国史》怀疑西来说，倾向土著说:“伏羲生在西方，都建在东方，后人因此做汉人西来说的证据。但是神农生殁都在南方，而建都在北方，难道不能做汉族南来的凭据吗?所以汉族究竟发源何处，无从知道，不过伏羲神农建都概在大河以南，可见那时黄河流域，已是汉人势力之区了。”文化学社《高中本国史》主张土著说:“最近西人在北平周口店发现人牙，定为五十万年前之人类。又在鄂尔多斯一带，发现旧石器时代之时期，定为五万年之人类遗物。足证有史以前，中国民族已生息于东亚，则凡主有史以后，外来说这，不攻自破”。土著说的兴起，一个原因是1920B1930年代的中国考古发现，将中国有人类活动的历史大大提前，特别是中国猿人的发现，为人类起源于中国的假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文化学社《初中本国史》认为，“北京人”至少是一百万年前的人骨化石，世界所发现的无更古于此者。“由此看来，则中国北方各地，在数十万年或百万年以前，即有人类栖息，已很有确实的科学证据”。世界书局《初中新本国史》写到:“经这回发现以后，一般学者就认定我国本土为人类发祥地之一，而且说他的骨骼和现在的北方人也有些相像”。北新书局《高中本国史》和钟山书局《本国史》都是北京猿人与爪哇猿人年代进行比较，指出北京人的年代较爪哇猿人早，从而认定中国是世界人类的发源地。这时一些教科书中，中国民族起源已经不再成为一个问题。这些教科书在上古史中增加了“史前史”部分，从石器时代开始讲起。如罗香林《高中本国史》在“太古之文化与社会”一章中，分为“人类进化之程序”、“中土之猿人时代”、“中土之旧石器时代”、“中土之新石器时代遗迹之发现”、“中土新石器时代文化与社会”几个部分，从文物、考古、文献等方面来讲述史前史，证明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这种叙述方式，中国民族是土著居民之意不言而喻。
    土著说的确立
    土著说确立的基础，无疑是1920年代开始的考古发现。然而，这时的考古发现能否证明中国民族就是土著居民还为时尚早。史家在民族起源问题不能确定的情况下，还是主张土著说。中华书局《新编高中本国史》写道:“在没有其他地下史料发见之前，可以暂行断定汉族在石器时代，已经是黄河流域的主人翁了”。周予同《本国史》认为，关于汉族的来源，“现在还不能确定，但汉族最早就蕃殖在黄河一带，那是不能否定的事实。据古书上记载，古都都在黄河流域，再就近来考古学上的发掘说，河南山西等处时常发见史前时期的石器、陶器、骨器等，而这些地方所得到的人骨也和现在中国北部人民相近。根据这些记载的和实物的证据，那么汉族最早就定居在黄河流域是无疑的了。”罗香林《高中本国史》说法很有代表性:“与其轻信中国民族来自西亚，毋宁先假定其为发生于吾国本部，而再搜寻证据，致力于人类考古之学，或从事地下发掘，以为正确谳定为较愈也。”教科书采用土著说，有着强烈的民族情感因素。民族起源说在对一个民族的溯源，在时间深度上构成一个民族的历史。接受西来说，在民族感情上难以接受。文化学社《初中本国史》指出:“外来诸说的动机，全在东西洋学者‘抬高自己民族的历史地位，攘夺他种民族文化’的一种卑鄙心理，所以他们所主张的汉族来源，全于他们自己的本国相近，这是一望而知的”罗香林对没有充分的证据来证实汉族土著说甚为痛心:“惜乎自十五万年前以上，至一百万年前猿人时代以下，其间凡数十万年，尚以发掘未周，材料未备，无以论述，为可憾耳”。主持土著说，可以增加民族自豪感，有助于建立民族国家认同。土著说在民族情感和考古发现的共同支持下得以确立。中国民族起源上的西来说或土著说，都是建构民族认同的努力。认同西来说，是危机中的中国族寻求自信的表现。19世纪末年，中国民族危机深重，民族信心动摇，这时“西来说”正好提供了中西民族平等的证据，可以增强国人自信心，振发民族精神。否定西来说而确立土著说，也是建构民族认同的表现。认同西来说，实则是建立在西方文化优越的信念上，是民族自信心的丧失。要建立民族自信心，必须回到本民族的历史中，建构一种正向的身份感，相信自己就是土生土长的伟大民族。中国民族起源从西来说到土著说的变化，反映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曲折发展。
    (本文作者系安徽财经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