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何止“三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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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语文教学通讯》2014.4B)

语文何止“三傻”

——兼与王延军老师商榷

德阳市第八中学  许必华

陕西省甘泉初中的王延军老师在《语文教学通讯》2013.9B上发了一篇《改造“语文三傻”》的文章，颇有见地地介绍了一种语文教学中存在的普遍的消极现象：师生很认真地探究“傻问题”，培养出来不会思维的“傻瓜”，遇到实际问题“傻眼”。这就是所谓的“语文三傻”。是的，当今语文教学是存在这些问题，是让我们语文教师有些汗颜。实际上，王老师还可以拓展一下，不止是语文，大约中国所开设的所有学科都有这些问题；也不止“三傻”，还可以翻倍甚至更多的“傻”。面对如此多的“傻”，我们颇有些无所适从。以前，我们有历史虚无主义，现在，我们又有了现实虚无主义。批评多而建设少，是很容易走向现实虚无主义的。

王老师有关“傻问题”的第一、第二、第三傻，就观点而言，都是对的。但其支撑观点的案例，却颇值得商榷。

王老师说：“所谓‘傻问题’第一傻是没有思维值，学生不需费脑筋；只要在书本上画画，‘循章摘句’，只是让学生成为‘书橱子’。……我们所说的‘傻问题’是指教学的最后目标就是停止在这种简单的整理、寻摘地步。”支撑这个观点的是两个案例：一是《唐雎不辱使命》中课后练习的提问，“秦王是怎样恐吓唐雎的？唐雎是如何回应秦王的？”二是《好嘴杨巴》中课后练习的提问，“杨巴‘奇’在什么地方？给你留下什么印象？”把这两个案例中的提问作为第一傻的“傻问题”，而且矛头直指教科书，是很有分量的。不过稍作分析，却又失之偏颇，理由有三：

第一，我们的教师教书，就只是为了课后的几道练习题“帮”学生解决掉，就算是完成了教学任务吗？如果这样，所有的老师都可以失业了，因为教参已把这些问题的答案写得一清二楚，只须一个哪怕是一条狼狗，把学生管在教室里边，给他们一人发一本教参，照着教参把课后的习题做好，而且是完美的100分，多省事呀，还花那么多钱请教师讲这样的“傻问题”干吗？

第二，教学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整体把握到细节探究，必然会抽丝剥茧般走进文本深处；同时又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从简单起步，借用学生的已有认知走进学生的就近发展区，一步一步走向文本认知的高度。而“在书本上画画，‘循章摘句’”正是学生学习的整体把握和起步阶段，不同的老师，必然会引向学生走到不同的深度，达到各自的高度，但绝不会“停止在这种简单的整理、寻摘地步。”

第三，正是因为有这种认识——认为语文老师的本事就只是解决几道课后练习，才有了社会上认为的语文谁都能教——不过就是拿一本教参上课而已——的可笑认知。语文的深度、广度、温度，语文的情味、韵味、品味，没有十年磨一剑的功夫，是感觉不到的。比如《陋室铭》中的一个“馨”字，只要会拼音的人都会认得；只要能识字的都可以照课下注释讲：“馨，香气，这里指品德高尚。”但专业老师一定会这样讲：《爱莲说》中的“香远益清”告诉我们，君子的美名会像莲花的香气一样远播，越远越显得清香。这个“馨”字，也就写出了室主人因品德高尚而美名像香气一样随风飘远，这样也就和前面的“山以仙而名，水以龙而灵，则此陋室亦当以吾德而芳名远播”（人教社八上教师教学用书P186）对应了。没有专业的水准，是永远无法这样解读一个“馨”字的。我常说，语文教学的专业水平决定着语文教师的地位，因专业而无法替代，才是语文老师的价值之所在。

王老师说的“傻问题”第二傻，“是对文本内容不分辨其是非，凡是选进教材的都信其为真，不质疑，不反思，居然把问题文本能讲得似乎头头是道。”支撑这一观点的案例是《中国石拱桥》，这一课在靠后的第9段中说：“为什么我国的石拱桥会有这样光辉的成就呢？首先，在于我国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他们制作石料的工艺极其精巧……其次，我国石拱桥的设计有优良传统，建成的桥，用料省，结构巧，强度高。再其次，我国富有建筑用的各种石料，便于就地取材，这也为修造石桥提供了有利条件。”王老师认为这一段作为说明文本讲本身就有问题。理由是：“其一，‘我国的石拱桥……’，这个表示比较的话语是置于与其他国的比较之下进行的。问题就来了，这段说明文字把‘我国石拱桥’发达、有成就之原因归之于‘我国劳动人民’如何如何是不能说明最值得比较的原因的……作者关于这段原因的表述从说明文的角度看，太突出对劳动人民的尊重，而没有从客观性上分析。”

首先，我不同意王老师的“比较”说。第一，茅以升先生在本文中并没有说到外国的石拱桥。就本文的语言系统来看，是没有这方面的比较的。本文的题目叫《中国石拱桥》，说“我国的石拱桥”完全扣题。至于说是在与外国进行比较，完全是王老师的想当然。如果说“是”就想到“非”，说“黑”就想到“白”，那只是一种思维方式。文本中的比较，必然要在文本的语言系统中以文字的方式呈现。第二，说明文中的“作比较”，或就是文学作品中比较的写作手法，也必然有比较点，要通过比较来突出什么。如果说拿外国人民的不勤劳不智慧作比较，来“突出对（我国）劳动人民的尊重”尚可，问题是茅以升先生提都没提别的什么国，何来比较？第三，茅以升先生之所以要把“我国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放在首位，是有时代特色的，本文发表于1962年的《人民日报》。说明文也要知人论世，还用多解说吗？

其次，我不同意王老师的“问题”说。就说明文而言，这个文本一点问题也没有，是很标准的说明文，用来作为教学文本，是有很大的教学价值的。这段文字，实际上是对上文的总结，“为什么我国的石拱桥会有这样光辉的成就呢？首先，在于我国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这是承前文的“旅人桥”“赵州桥”“卢沟桥”而来的，正是因为我国人民的勤劳和智慧，才有了这些杰出的桥梁。“其次，我国石拱桥的设计有优良传统，建成的桥，用料省，结构巧，强度高。”也是承前文而言的，赵州桥及李春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再其次，我国富有建筑用的各种石料，便于就地取材，这也为修造石桥提供了有利条件。”这是事实，毋庸置疑。

第三，我不同意王老师的“次序”说。“光辉的成就”的三点原因，是有主有次，有逻辑顺序的，首先肯定了人的价值，其次肯定了文化的传承，最次的是材料的客观因素，综合这些，才有了我国石拱桥的光辉成就，不可颠倒。

王老师关于“傻问题”的第三傻，“是自以为很聪明，钻牛角尖，与前边的表现相反，自以为是。”支撑这一观点的案例是《愚公移山》，这一案例确实很典型，有力地证明了“傻问题”的危害。不过王老师在立论“要教好书就必须读好书”时，很自得地说到了前边《中国石拱桥》中的“傻问题”，“如果不懂哲学思维中的比较知识，就不能点击到问题的关键。”顺着这一笔锋，又开始挑战鲁迅，“如果不懂基本的逻辑知识，同样，也不会辨析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鲁迅批评‘有人慨叹曰：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是错误的，‘简直是诬蔑’，但鲁迅自己说‘中国人现在是在发展着“自欺力”’同样也在犯同样的错误，用他自己的话也是——‘简直是诬蔑’。”王老师很自信地说：“不读书，自己没底气，就不敢置疑各家。”

我很佩服王老师的勇气，这一段话，使我想起了《狗·猫·鼠》中徐志摩的“不好惹”，他对鲁迅说：“看哪！狗不是仇猫的么？鲁迅先生却自己承认是仇猫的，而他还说要打‘落水狗’！”以此推断，鲁迅说，“即在用我的话，来证明我倒是狗，于是而凡有言说，全都根本推翻……”所谓无知者无畏，这里大约算是一个案例。

鲁迅先生在他的那个时代，因为探索、抗争、呐喊、战斗、痛苦、彷徨、思索，形成了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系统，我私下以为，中学教师要想教懂鲁迅，不读若干本鲁迅的著作及研究鲁迅的专著，是不能胜任的。他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提到的“中国人”，在不同的语境中是有着不同的内涵的。人教社九上语文教科书P125练习二已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引用如下：

二、联系全文，辨析下列句子中“中国人”的含义……

1．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2．然而，在这笼罩之下，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

3．中国人现在是在发展着“自欺力”。

4．于是有人慨叹曰：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

5．假使这也算一种“信”，那也只能说中国人曾经有过“他信力”，自从对国联失望之后，便把这他信力都失掉了。

相应的教师教学用书给的回答是：

五个句子中“中国人”的含义，依次是：指极少数顽固分子以外的中国人民；指广大人民；指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指所有的中国人；指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

这些回答，并非唯教参之马首是瞻，而是完全可以从文本的语境中分析出来的。只是我们很多时候静不下心，下不了深功夫，因此读不懂鲁迅，进而盲目地否定鲁迅。

王老师的这篇文章，确实有思辨的勇气和力量，能给我们语文教师很多的思考。王老师有关“傻问题”的论述，就观点而言，都是对的。中国何其之大，随便一竿子都可以打出几个“傻问题”来，我们不必悲观，我们依然有许多热爱语文的老师，在孜孜不倦地探索适应社会需求和时代要求的语文教育，这将是一个永远在矛盾中发展的问题。中国的语文教育从古至今并至于将来，都会有“傻问题”“傻瓜”“傻眼”出现，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但青山依旧在，我们大可不必因有“傻”而就“傻”，借用鲁迅先生的话，“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