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民写作”答《延河》杂志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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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民写作”答《延河》杂志记者问

（发表于下半月刊2014—2号     “名家现场”栏目专访

提问者：李东（《延河》下半月刊编辑）

刊出题目（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鄢烈山：“公民写作”的践行者

一．发表杂文是有风险的

1、 您好鄢老师！您是以杂文写作走进公众视野的，单从报刊来看，杂文相比与小说、散文、诗歌，刊发的平台较少，同样是文学作品，杂文似乎面临“不公”待遇，您如何看待？

鄢：我没有这种“不公”的感觉。我觉得很正常，不论是为读者服务，还是为政治服务，杂文版面占多少都是某种需求的产物。

“杂文”正如其名显示的，从来就不是文学的正宗。现代杂文最繁荣的“鲁迅时代”，它又叫“小品文”。

网络时代，报刊发表杂文的园地更少了，有话直说的时评时兴了，这是社会的进步，我们应该为之高兴。不便直说，或者侧重表达情感而不重讲理的“杂文”，在网上多得很，长短不拘，从短信段子到“恶搞”文章，都可以算是新型杂文。

只要写得有观点有味道，“杂文”不愁没有发表平台，不愁没有人“疯传”了。

2、 新作《中国杂文百部·鄢烈山集》自序中，您写到“我们的杂文，正是以百折不回的精神，为在中国建设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多元文化做出了贡献。”您觉得杂文的发展在这“百折不回”中面临哪些困境？

鄢：所谓“我们的杂文”，是一种总体评价，而且具有明显的相对性。就杂文界讲，1949年以来，大多数作家是尽可能在争取讲点真心话，讲点针砭时弊的话，但也有把杂文写成跟风“大批判”文章的，也有所谓用“新基调杂文”取代“鲁迅风”的杂文写作理论。就单个杂文家来讲，可能大多数作品是批判性的，所谓“投枪、匕首”或“解剖刀、银针”，价值观念是可取的；但也有些篇章可能是宣扬了某种陈腐的思想观念。比如，老杂文家林放（即老报人赵超构），“文革”后在《新民晚报》的“未晚谈”专栏，有许多好文章（如告诫人们警惕为文革招魂的《江东子弟今犹在》），也有一些很不怎么样的杂文（如《哀王孙》讥笑前民主德国领导人搞改革，没有坚决镇压自由化思潮是自掘坟墓，以致丢了权位一如破落贵族，似乎应当将个人得失与小集团的既得利益置于国家与民族命运之上）。

当代的杂文的困境，一直是不能比较自由地表达思想，最好的选择是“莫言”（沉默不语或歌功颂德，以及跟风批“帝修反”、“打死老虎”）。不要说“反右”时期和“文革”中，拿写杂文的邓拓吴晗廖沫沙所谓“三家村”祭旗，就是在因特网时代，网上发表杂文也是有风险的：比如，网上成名而近来已难见到文章的韩寒、李承鹏等人，他们不受待见，而远离政治的郭敬明却可以风靡下去，这局面并非写作领域自由竞争的胜出。

另外一个困境，就是杂文作者说来说去，都是文明社会的基本常识，所谓“启蒙”，连自己都觉得无趣。（邵燕祥先生前两年曾说，再也不写反腐败题材的杂文！）而一事一议的时评，因针对性较强，题材有点新鲜感，读者更多一点。

再有，就是一些杂文作者的观念跟不上时代进步，上面说的林放先生即一例；我这种人没有经济和法律等专业背景，观念都是常识，文章没有深度。年纪大了记忆力衰退要从头开始专一门很难。

不过，学习是没有止境的，社会在变，传播手段越来越先进，比如微信公众账号其实就是电子杂志，雨后春笋般兴起，从前难以看到的文章现在很容易分享，只要肯学还是会有很多收获的。

3、在当前全民娱乐化、文化快餐化时代，您觉得杂文存在的意义在哪里？

鄢：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杂文的存在就更有意义了：它是激活人们思想的，是以社会批判为志职的，可以对这个时代起到补弊救偏的作用，至少可以满足那些关心社会进步者的阅读需要——中国这么大，形形色色的人都有，永远不可能只有一种爱好和偏好。

二．杂文最重是风骨

4、 网络上有人亲切称您为“当代鲁迅”，您也凭杂文荣获过鲁迅文学奖，你觉得的当下杂文和鲁迅时期的杂文相比，呈现出哪些新的特点？

鄢：称我是“当代鲁迅”，是部分人的偏爱，实在愧不敢当。鲁迅100年只有一个，“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仅杂文项就三年一个，显然不可相提并论。

当下杂文写得好的，与鲁迅时期的杂文（当然也是指好的，不包括创造社郭沫若那伙人和“四条汉子”那种年轻人，攻击鲁迅的“唯我独革”的文章），有共同点，那就是独立人格、批判精神。这一点，鲁迅先生1927年底在暨南大学的演讲《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表达得很清楚：文艺就是批评社会现状，批评掌权者的，因此掌权者在夺取政权阶段视为同盟军，掌权之后就要箝制批评他们的文艺。

鲁迅杂文的长处是对旧制度旧文化旧传统，乃至对人性的幽暗有透彻的认识，而受限于他所处的时代（1936年以前世界主流思潮左倾，苏联的所谓“成功”蒙蔽了世人也蒙蔽了鲁迅。他很少有自由民主宪政的观念，这方面受日俄文化影响的鲁迅远不如受美国文化影响的胡适清醒）。当下的杂文家，是后来者，是“事后诸葛亮”，因特网提供的海量信息也远非鲁迅的知识范围可以相比，很多观念自然应当比鲁迅更符合社会进步的发展方向。

5、“公民写作”是您所推崇的，被视为杂文写作新概念，那么它有哪些显著特征？

鄢：将“公民写作”概念引进杂文写作领域，并不是说只有杂文作者要有公民意识。每一个写作者，除了给领导和老板代笔的秘书，包括写议案的人大代表和写提案的政协委员，都要有公民意识。公民意识，第一是平等意识，不是谁的奴隶和奴才；第二是权利意识，首要的是宪法确认的包括言论自由和参与公共事务、监督各级权力机关等公民权利、社会经济权利；第三是要有社会责任感，权利与责任是不可分割的；等等。

我曾在阐述公民写作概念时写道：

宪法赋予“我”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表达个人见解、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发言，“我手写我心”，本是“我”应有的权利和义务。

我不比谁高尚，没有宣道传教者的优越感，并不想居高临下地教诲任何人；也不比谁高明，既不想做“王者师”，也不想当启蒙塾师。我只是一个公民，是我所是，非我所非。

我不比谁卑贱，一不稀罕待诏金马门代“圣上”拟旨的恩宠，二不想要“文死谏”留名青史的虚荣，更不是出入廊庙供主子解闷的优伶或奉旨骂人的阉奴。我只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公民，思我所见，言我所想。

我不是当权派，也不是反对派，没有“彼可取而代之”的志趣；不愿跟着别人的指挥棒做“合唱”队员，也不想存心搅局与谁过不去。我只是一个公民，自认为依法享有个人权利的自由人，眼里容不得砂子，心里憋不住疑问……

以上表述中“宪法赋予”的“赋予”一词应该改正为“确认”。我们的基本人权和公民权利，是与生俱来的所谓“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宪法只是以最高法律载明而已，我们的基本人权并不因谁改写了宪法就可以合法丧失。

6、你眼中优秀的杂文是什么样子的？

鄢：杂文最重是风骨，不媚权不媚俗，是我所是、非我所非，心忧天下，为民请命，匡扶正义，寻求公道。所以，好的杂文作者一定是敢爱敢恨不信邪的性情中人，好杂文一定彰显出一种苏世独立的人格、自由奔放的精神和强烈自觉的公民意识。在好杂文里，情感的力量、道义的力量与人格的力量是水乳交融的。

好杂文，能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能带给读者“思维的乐趣”，有一种智慧之美。杂文是批判的艺术，更是思辨的艺术。它让人们对习焉不察的现象或安之若素的观念重新审视，产生“原来如此”之悟，这就是一种发现的快乐。知人论世洞幽烛微，辨奸揭伪直捣黄龙，要有胆更要有识。

好杂文追求独到的见解，不避“片面”之讥，因为它不想独占话语权而终结真理，只想激活人类的思维，其“独见之处，即其精光不可磨灭者”。这与杂文靠严谨的逻辑征服人并不冲突。比如，1980年吴有恒发表的《〈东方红〉这个歌》，将其歌颂“大救星”的有神论与《国际歌》唱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的无神论“相提并论”，呈现矛盾之所在，批评搞“个人崇拜”的“凡是派”的荒谬不经，就具有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

好杂文有情有“义”，还有“文”。“言而无文，行之不远”，这是当下大多数新闻时评之所以只可“一次性消费”而不能当杂文一读再读的重要原因之一。“杂而有文”并非说杂文不能直抒胸臆、一吐为快。须知“隐晦、曲折”并不是所谓“鲁迅风”的精髓，那是一种专制社会的生存技巧和叙述策略，是不自由国度里奴隶的语言，而不是主权在民社会里应有的公民风范。

杂文的“文”，可以是选题炼意上的典型化、形象化和超越具体人事的“非指称化”，比如胡适的《差不多先生传》；可以是谋篇布局上的讽喻性、暗示性，比如丰子恺的《口中剿匪记》；可以借用寓言、故事新编、小小说等各种文体形式，但说到底，“杂文味”在文采方面是靠“语感”表现出来的。不论是辛辣还是幽默，是冷峻还是热烈，是平实还是尖刻，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苏轼《书吴道子画后》），都要靠语言来承载来营造。

杂文的语言也有“弹性”大小、“密度”高低和“质料”优劣，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语言的艺术是天赋，更是追求的结果，先天后天融为一体，使杂文呈现出个性。修辞立其诚，兼有思想个性与语言个性，才是最上乘的杂文。

7、杂文的写作，应该说是很有难度的，因为“杂”，所以要求写作者有海量的知识储备，内心不但要存储一座图书馆，还应有个人的思想理论体系。对此，您做过哪些努力？

鄢：很遗憾，我的知识储备远远不够。出生在穷乡僻壤和贫寒农家，小时候除了课本几乎无书可读，课外也就是看讲古的花鼓戏、皮影戏，背了一下《百家姓》；15岁到25岁学习能力最好的岁月献给了文革。27岁才上大学，此前满脑子装的是毛选四卷、样板戏和共军抗日、国共内战题材的小说。

很惭愧，虽然后来补读了不少书，连下棋、打扑克的消遣也戒了，但一没有专门研究领域，二没有理论体系。如果说有体系，那也是出于人的本性和现代社会的常识，建立了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法治、公平竞争等现代价值体系，不管是叫“普世价值”还是叫“核心价值”，对我都无所谓。

尽管如此，我从来没有放弃阅读和思考，总是在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知识和思维。这是一种精神需要，也是一种文化享受。

三．自由写作者，都应该有独立人格

8、您曾主持的《南方周末》“时事纵横”和之后《中国青年报》的“青年话题”，被誉为“时评双璧”。请您讲讲在您主持该栏目期间的一些重要文章或事件。

鄢：这个问题说来话长。这里只讲与我个人经历有关的。1996年1月起《南方周末》扩为16个版，从文化娱乐报转型为新闻时事为主打的综合性周报。《时事纵横》放在第二版，就是学《纽约时报》，把“卖观点”的评论（社论和来论）作为拳头产品，但考虑到时机还不够成熟，就先办成了文摘加评点的样式，其中有“专家视角”（又曾名“学者论坛”）和我个人的专栏“阅报札记”（后改名“纵横谈”）是完全意义的上评论。我的专栏先后写了5年多，其1996年1月到1998年10月用的是本名“鄢烈山”，之后用的是“刘友德”、“余卫国”、“张明来”等化名。我的这些文章没有一篇踩了政治红线要领导写检讨，但中宣部新闻局阅评组的老同志凭政治嗅觉一直不喜欢我，先是1998年要求省宣的人把我调出南方周末报社，后来又觉得“刘友德”与“鄢烈山”气味一样，让南方报业集团老总停了“刘友德”的专栏。

吊诡的是，在《南方周末》用本名写个人专栏的三年，是我职业和写作生涯的顶峰；以当时南方周末报的影响力，许多知名作家知道了我，对我的文章和观念表示相当程度的认同。因此，我的杂文选集《一个人经典》（2001年长江文艺出版社），获得了中国作家协会主持评奖的“全国第三届（2001—2003）鲁迅文学奖（杂文项）”，虽然我并不是中国作协会员，也根本不会为获奖去“公关”。可见作家评委们是认可我的，审批获奖名单的中宣部文艺局的领导也不讨厌我。（要是中宣部新闻局领导审查获奖名单，估计我就没戏了）

在主持该版期间，我写了一些文章，在当时的中国可能算是言人所不能言的，比如批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的《粗制滥造的标本》，讲红色高棉的《别了，波尔布特大哥？》，批警匪勾结的《红与黑》，还有《“权力资本”》、《“市长经济”》、《道德“悬棺”》等，在当时都算比较尖锐的。

另外，我在《时事纵横》版“学者论坛”专栏请王小波写文化评论，当时他远没有后来的名声；可惜我刚给他开了个人专栏《世说心语》，他却英年早逝了。在秦晖教授受打压被清华停课时，我请他来《时事纵横》版开专栏，专栏就叫《秦晖专栏》，这种命名方式在当时是没有先例的。

这是《南方周末》的好传统，领导只管编辑方针和总体设计，只对单篇进行政治把关，责任编辑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最终考评权在年度的读者投票。

9、在您主编的《白纸黑字》创刊号前言中，曾写到该书的奋斗目标是出版“留得下来的文字”，当时创办这样一本刊物的初衷是什么？从出版的几期反馈来看，您觉得达到预期效果了吗？

鄢：我们创办《白纸黑字》丛书，正如其名称所暗示的，就是想为历史做见证。与《读库》的综合性不同，我们开的是“专卖店”，只编个人纪实文字，不仅强调“非虚构”，而且要是亲历亲闻（包括为别人做口述实录，包括访谈）。这有点像《老照片》，不过它们是以照片为线索和依托展开记叙，《白纸黑字》不一定有图为证。

所谓“留得下来的文字”，一是要真实，经得起历史考证，二是文字有一定的可读性，有收藏价值，不是让人看了就想扔的文字垃圾。这当然只是一个理想目标。

到现在为止，这套丛书只出了3期，2011年创办出了一期；2012年出了两期。说不上畅销，因为则开张，营销没跟上，但反响还是不错的，基本达到了预期效果。

第4期是十八大召开前夕编好的，比前三期都更谨慎，但先后经过了敦煌文艺、花城、新星、法律和九州五家出版社，审稿都没有通过。那也没办法，耐心等待时机吧。我们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这也不能说，那也不能碰。事实上，在因特网时代，无法完全限制人们的表达。电子杂志会越来越多，不需要谁审稿。凯迪网搞了个《百姓家史》频道，投稿的人很踊跃，那就是“白纸黑字”嘛！

10、您早年主要写杂文，而后转向时评，您觉得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鄢：我想，杂文与时评的共同点：都有思辨性、批判性，都是识见第一。不同的是，时评的题材限于时事，杂文则广泛得多，天文地理历史现实无不可以拿来做文章；更重要的是，时评侧重逻辑思维与论证，更重理性；而杂文可以是形象思维，文学性可以很强，可以是情感宣泄，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11、时评和杂文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针砭时弊，从某种程度上讲，文章肯定会触及某些机构或个人的利益。对此，您是否有过退缩的念头？您觉得时评家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

鄢：我写文章对事不对人，主要是表达观点；即便涉及到有名有姓的事例，也是正规报道的材料，没有遇到谁要告我的。至于有谁讨厌我，那就随便。反正我不想当官，也不想发财，也没有什么把柄可以把我开除或抓起来。惭愧，我不是“行动派”；写文章传播某种价值观，争取影响更多人的思维，就是我的“行动”。

时评家也好，杂文家也罢，凡是自由写作者，都应该有独立人格，坚守良知而不出卖灵魂，勤于观察和思考，勇于讲真话。

四．思想文化不可扼杀

12、您曾在天涯论坛发表了一篇《赤子韩寒》，对韩寒盛赞有加，而另一篇博文《郭敬明入中国作协：一场多边的不道德交易》，两篇文章可以看出您对80后两位代表人物截然不同的态度。请您以此为例，谈谈对当下青年人（特别是青年作家）的看法。

鄢：这两篇文章都是在一定语境下写的，并不代表我对两人的全部评价，有侧重一点，就事论事的意思。事实上我对两人并无全面的了解，也不想把自己与两人荣辱捆绑在一起。前一篇强调率真；后一篇是对作协如此“拉人”的不屑。当下的青年人，我了解有限。无论如何自然规律不可抗拒，他们终会成为中国的中坚，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不论多么扭曲，我们“红卫兵”一代，现在的“小皇帝们”，都各有不同的社会性弱点，但我相信人的本性不可改变，那就是要平等要自由，“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在博弈中会产生规则，社会总要进步的。“世界潮流不可阻挡”，在信息化时代绝不是一句安慰人的空话。

13、随着传媒方式的多元化，娱乐类、选秀类节目在各大卫视以层出不穷的花样争夺收视率，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鄢：在当前的舆论管制条件下，出现这种状况很正常，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大家都要生存嘛。但是时代不同了，人们在网上看美剧、韩剧和日剧，思想文化的竞争是不可扼杀的。中国应该真有“自信”，在思想文化领域也敢于对外开放，这是道义的自信或文化的自信。

14、有人断言“电子传媒终将替代传统纸质媒体”，作为多年资深报人，您认同这个观点吗？您觉得电子化时代，传统纸质媒体的出路在哪里？

鄢：电子传媒必将替代传统纸质媒体，就像钢笔取代毛笔，电灯取代蜡烛，但是现在也有人写毛笔字，有人点蜡烛，搞点情调嘛。

现在虽说已进入电子化时代，但还是过渡时期，传统纸质媒体还有读者，一些中老年人不上网还要看纸质的东西。老毛老蒋那时已有钢笔，但他们习惯了用毛笔呀。纸质媒体，当然要考虑转型。其实很多企业行业都面临技术进步的挑战。要被社会淘汰就让它淘汰好了，虽然说起来冷酷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像办“白喜事”。公共汽车不用人售票了，胶卷制造和冲洗行业完蛋了，又有什么可惜的？

15、微博作为一种新生事物，便捷、自由的特性使其迅速成为网民的好伙伴。我注意到您也是“微博达人”，那么您如何看待微博？

鄢：我算不上“微博达人”，我开始得晚，2011年3月21日才注册两家，去年初才在新浪微博玩。微博的已经被微信取代了。央视的新闻联播，现在播完后，主播会说请大家关注央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和新闻客户端。新技术层出无穷，这是大好事，人们有了更多的表达空间。贪官污吏最怕这个了：上传照片、音频和视频，“有图有真相”，想抵赖难，想一掌遮天更难。

五．写作是一种生活方式

16、多年前，您大学毕业后被分到政府部门工作，这在常人看来是多么好的工作机会，您却不以为然，四年后一头扎进媒体行业。事实证明您当年的选择是对的，但是当时为什么会做出这样大胆的决定？有想过失败吗？

鄢；在我的乡亲们看来，我一点不成功。到退休也没当上官，也没有亲戚沾上我的光安排工作。我若留在政府机关工作，80年代就肯定是处级官员了……人各有志，我自己觉得这辈子相对而言活得比较有尊严，不用“摧眉折腰事权贵，教我不得开心颜”。

我那个辞官决定算不上大胆，我早想好了退路：大不了到中学当老师，我是师范大学毕业的。

17、作为一种表明自己观点和立场的新闻文体，时评肯定常会遇到不同的声音甚至遭到质疑，当别人不认可您的观点时，您如何应对？

鄢：有人不认可我的观点，我觉得很正常。或者汲取别人的思想，或者不理睬，或者反驳——感谢他为我提供了再写一篇的题材。除了某些辱及父母的人身攻击，骂我“汉奸”我也不会生气。对某些攻讦，就当他“神经病”好了，甘当阿Q。给人家做出气对象，也是积德。

18、写作对您意味着什么？您对青年写作者有什么建议或者忠告？

鄢：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谋生手段，也是参与社会事务的方式，甚至是一种生活方式。我没有“扬名立万”的追求。

转赠胡适的一段话，作为我给青年写作者的建议和忠告：“堕落的方式很多，总结起来，约有这两大类：第一条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求知识的欲望；第二条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的人生追求。”

2014/02/24  （今天是胡适的逝世纪念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