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些人。为了中国孩子的阅读。我们经常在一个地方遇见,经常在一个地方告别。……我们没法慢腾腾。心里的焦急不知从何而来,没有人让我们焦急,是我们自己让自己不安定。……我们这已经走得很远的路是《花婆婆》里说的第三件事情(编者注:“让世界更美丽的事”)。我们不想等到头发花白了,坐在漂亮的床上时才想起这第三件事。”
——儿童文学教授梅子涵 节选自《〈中国儿童阅读六人谈〉序》
阿甲的红泥巴村书店位于北京亚运村一处很不起眼的民居里,陈设简单到近乎简陋。这里没有学生字典、作文选和黄冈考题,有的只是三四千种色彩斑斓的童书堆满了几只大书架外加整整一面墙。
阿甲是70后,微胖,言谈平和严谨,但说到童书的有趣之处会乐不可支,爽朗大笑。他的名片上没有头衔,媒体称之为“著名儿童阅读推广人”。他说红泥巴这么多年在做的,其实只是让大人和孩子一起分享共同喜爱的东西。
如果从2000年儿童文学教授梅子涵在报纸上开设介绍童书的专栏算起,中国的儿童阅读推广已经进行了十年。儿童文学博士王林评价这十年为“以民间力量为主的一场不大不小的儿童阅读的运动,一个大家都来关注孩子阅读问题的小小的浪潮”。
这一浪潮的倡导者包括知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及学者、童书出版发行人以及小学语文教师等。
一种理想主义的东西
“儿童阅读推广人”一词或许是阿甲的原创,他也是最早投入这项事业的人之一。
复旦大学法律系毕业后,阿甲当过法院的书记员,做过老师,办过辅导律师考试的网站,女儿的出生让他开始涉足儿童文学领域。在给女儿读童书时,他发现其中有无数乐趣。于是,2002年他和哥哥“萝卜探长”一起专职做起了红泥巴村书店兼读书俱乐部,把分类筛选出来的优秀童书推荐给家长和老师。
当时亲子阅读远未形成气候,读者和好的童书一样少得可怜。前23个月阿甲没给自己发过一分钱工资。冷清的生意倒是给了他大量的时间,用来安静地阅读儿童文学作品和理论书,构筑了他对好书的理解。
“除去专业的判断,最低的标准是,这些书一定是我愿意给自己的女儿读的。”
阿甲始终鼓励大人和孩子一起读童书,在他看来,分享型的亲子阅读类似于文化传承中的口耳相传。
在一些素有阅读传统的西方国家,儿童阅读不仅是为了给孩子们一个美好的童年记忆,更被视为建构国民性的重要方式。即便如此,这一传统如今也面临着电视、网络等电子媒体的巨大冲击和不断侵蚀。
“随着电视和网络的普及,这种文化越来越少了。长久下去,人会变得很躁。当你的孩子出生时,你不知道跟他讲什么,只能带他看VCD、DVD,把电视和网络当做保姆。这个问题在70年代的美国就很普遍,据统计当时美国家庭打开电视的时间平均是每天七个半小时,很恐怖,不知道今天的中国有没有这种统计。”
阿甲觉得图画书是最适合读着给孩子听,而好的图画书应该就像日本“图画书之父”松居直所说,真实、准确、恰当地再现这个世界。
他很自然地给讲起了图画书《会飞的抱抱》:小猪阿文的奶奶要过生日了,他想给奶奶寄一个大大的抱抱。于是,邮局的接待员、分拣员、飞机机长、邮递员们开始了传递拥抱的接力。他们当中,有久违了拥抱的刺猬,有暗恋拥抱对象的兔子,所有人都感到新鲜、温暖和兴奋。最后,奶奶收到了邮递员的一个大大的、热热的抱抱。奶奶很高兴,决定回寄一个亲亲……
阿甲的讲述中没有抑扬顿挫,但已足以传递其中的美好。他说,讲图画书最重要的不是技巧,而是发自内心的喜欢。
阿甲最喜欢的是图画书《野兽出没的地方》和小说《夏洛的网》。前者被认为第一本承认儿童具有强烈情感的图画书,打动阿甲的正是小男孩麦克斯那近似狂躁、但又蕴含着神秘力量的精神状态,让他想起了童年的自己。孩子们也热爱这本书。一位小男孩给桑达克写信,问他:“到底花多少钱才能到达野兽国?如果票价不太贵的话,我和妹妹都想去那里度假。”
《夏洛的网》则讲述了一只蜘蛛为了友谊付出爱与生命的故事。阿甲深深认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对此书的评价:“一个理想的社会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已经读过《夏洛的网》的人,还有一种是即将读的。”
“优秀的儿童文学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东西,像洗礼一样。如果你读过夏洛的网,并且深深喜欢,那他一定不会去犯罪的。你一定会懂得人和人之间最本原最细微最日常的那样一种感情,那种东西有时叫真,有时叫善,有时叫美,不管叫什么,那种东西你体验到,就一定会永远忘不了。”阿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