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商洛作家群”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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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商洛作家群”概论

2013-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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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商洛作家群是一个基本成型且不断壮大并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作家团体。它以贾平凹为代表,包括京夫、方英文、孙见喜、陈彦、屈超耘、鱼在洋、慧玮、何丹萌、刘少鸿、芦芙荭、陈毓等,云集了老中青三代作家,贯穿了1949年建国至今商洛文学创作的全过程。这些作家有的已年届七十仍笔耕不辍,如屈超耘;更多的作家正处在创作的盛年,新作连连且不断的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好评如潮。商洛作家群不但是当代中国文坛的一支令人瞩目的生力军,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文学现象。在全国象这种地区性的作家群现象并不多,目前较为活跃的是四川的“巴山作家群”和河南的“南阳作家群”以及新疆的“石河子作家群”,而这些作家群大都出现在经济极不发达的地区,这就不能不引人深思。特别是商洛作家群由于贾平凹的倡导和张扬在全国已形成一种独特的商州文化,这更是值得我们研究的。一般来说，文化对作家群的产生有很大的影响，但是由于作家的原因兴起了一种文化，这却是少见的事。其他地区也有作家群，但却未形成一种文化或者说他们所处的文化背景没有多少现代价值，而商洛文化却成为当代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道亮丽的风景。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这种文化所蕴涵的历史和现实意义。1991年8月12日屈超耘和刘建中在《陕西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商州文化及其特色刍议》就对商州文化的价值作了概括，所谓：地域性、古朴性、神秘性、开放性。其实，在我看来，这几个概括都不准确，地域性恰切的说称之为：驳杂性，因为他描绘的是商洛在地理位置上与古楚国和蜀国接壤且有交错，所以从文化上就不是单纯的秦文化，而是秦楚巴三种文化的杂糅，亦即兼有秦汉的风骨、楚魏的血肉和巴蜀的魂魄，既有北方的粗犷、强悍雄浑，又有南方的的柔和、婉转、秀丽，所谓刚而不露柔而不软的特色，有牧歌味却又不完全是女儿气，有女儿气却常带阳刚美。      把古朴性和神秘性两者合称封闭性可能更为合适，因为古朴和神秘是封闭的结果，如果一个地域和现代文明的交往比较频繁，那么就不会有古朴的特点，更不会使人产生神秘感，所以封闭才是最根本的原因。不过这里的封闭还不能与一般的保守相等同，因为封闭更多的是由于客观的因素所致，如地貌，交通等；而保守则有主观的死板和退缩的性格因素。商洛文化的封闭显然是因为大山的阻隔和长期以来交通的落后以及信息的不畅所形成，因此，尽管商洛距西安不过200余里，但却为很多人所不知，1980年前，人们往往从陕西省广播电台的天气预报中方听到商洛地区的名字，至于它具体在什么方位都无从知晓。所以，当贾平凹等商洛作家用他们的作品生动形象的反映这块山地的时候，人们忽然觉得眼前一亮，在中国的陕西竟然有这么美丽神奇的的一个现代的世外桃源。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别看商洛这样落后和闭塞，也正因此它保留了其他地方所没有的古朴和悠远的文化遗存，成了中国文化的活化石。没有遭到破坏的原始“社会森林”。那雅致的俗语，奇异的风俗、豪爽的民情等就是最好的见证。       开放性与封闭性似乎矛盾，其实辨证的统一。越是封闭的地域越是容易开放，只要与外界联系的大门敞开，他们的好奇心就会促使他们如饥似渴的吸纳新的空气。就象干涸的土地对水分的快速吸收一样。当改革之风在商州大地吹起之时，人们的观念，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各种风尚就开始发生了种种裂变。新与旧、保守与创造等的相互碰撞迸发出多姿多采的火花。      也许古朴性、自然性的文化因子为现代文明的的进步提供了新鲜的血液，所以商州文化才如此引人注目。假如商州文化中没有这些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营养，那么商州文化就和其他地域文化一样只是给人一种新鲜感，除此之外再无任何价值。妙就妙在，商州文化中有很多其他地方所没有的神奇，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其的宝库作一发掘。陈道久先生曾指出：商洛是楚文化的源头已得到全国的认可，同时经过考古发现，商洛也有巴文化的留存，所以商洛的文化底蕴是十分深厚的。       商洛为什么会出这么多作家，其中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文化的博大精深。其次是地处“三边地带”，这与革命时期根据地的发展非常相似。的确，当代的所有作家群大都在三边地区。这说明纯粹的文化容易衰退和消亡而杂糅文化的生命却分外的绵长，这又与生命的规律何其相似，所谓远缘杂交。象云南的昭通作家群，广西的桂西北作家群、河南的南阳作家群，四川的巴山作家群都是这样。贾平凹谈到商洛作家群的成因时说：“有自然环境山水即风水的因素，商洛的风水比较好；再一个是文化环境，即商洛处于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的过渡地带、交汇区；还有就是商洛人的性格适宜于搞这个行当；再是经济不发达很多人把搞文学创作当作一种生存手段；最后当地的人文环境比较好，各界领导都很重视。”应该说，贾平凹对形成商洛作家群的环境因素总结得非常全面，虽然用的不是纯理论术语，但基本的意思都涉及到了，即他所说的环境其实包括：自然、文化、经济、政治四个方面，另外，他更注意到人自身的因素，同时在环境中他也提到了交汇区的概念。尽管他没有明确的意识到“三边”现象。由此可见，这的确是作家群产生的共性。越穷越闹革命，越穷越出文化人，所谓穷则思变。       关于商洛作家群，贾平凹还从另一个角度谈到过一次。这是陕西日报的主任记者赵良采访他时提出的：      问：“商洛专区在陕南三专区中地理位置最东，与湖北、河南接壤，在商洛专区所辖的七个县中，到底存在不存在一个地区性的‘作家群’？” 答：“存在。”      问：“外人只知道商洛山是荒蛮之地、是贫困之地。却怎么就出作家？” 答：“我们的家乡曾经是荒蛮之地、贫困之地，但文化上却曾经是古都长安和中原及东南富庶地区相联系的纽带。东南各地的文人学士赴十三朝古都，求学的、做官的、进谏的要经过这里，而赴任的、外调的、贬谪的也经我们这里离去，所以历史上的众多文化名人都在商洛地区留有作品，比如曹操、陶潜、庾信、李白、王维、韩愈、柳宗元、贾岛、沈诠期、张九龄、岑参、司空曙、权德与、孟郊、白居易、元稹、李涉、许浑、杜牧、李商隐、温庭筠、司空图、罗隐、贯休、、寇准、邵雍、司马光、苏辙，特别是‘商山四皓’、白居易、贾岛、邵雍曾在此隐居，庾信、王禹称还曾在这里做官，所留诗文更多，这些文化遗存都对后世学子有启迪和垂范作用。” 问：“这里实际上是历史通道和文化走廊，那么散落在民间的文化或文学素材应当不少？”       答：“这是肯定的。像秦楚交兵、楚汉大战，像诸多农民起义如赤眉、绿林、铜马、黄巾、红巾、黄巢、李自成、齐王氏、太平天国三王西征，一直到现代的红三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中原解放军等等都在这里演过历史话剧，民间三毛土匪、作恶兴乱的故事就更多啦！”       问：“有文化的积淀，有历史文人的影响，又有那么丰富的素材、题材出作家就有了可能，但在一般人看来，当代作家似乎只有你和京夫，其他的人你能介绍一下吗？”       答：“这一群作家从年龄上有这么几个层次，五六十年代的，像屈超耘、张中山、李文举、陈稳实等等我也说不全，我很尊重他们；七八十年代的如李高信这是搞鲁研和评论的，陈正庆、田井制、冀福记、刘安民、徐小强、田涧清、陈彦、何丹萌、侯占良等等，这批人主要是剧作家；再就是这些年在小说散文诗歌评论领域特别活跃的一群，像方英文、鱼在洋、宁有志、王盛华、王嵬、周书养、沈庆云、丹舟、王宏民、张绪田、郝忠凯、惠玮、芦芙荭、刘小平、刘建锋、周痴、张建民、张智敏、刘少鸿、李从朴、孙见喜、李杰民等等，我这里说的不全，提到的都是出版过著作的，至于发表过百十篇作品的，未加入作家协会的业余作者、自由撰稿人就更多了，不久前还听说我们丹凤县还有一个诗人群，在外边经常以集团的面目出现，人数上更多，年龄上更小，手法上更新，他们说我不算啥，要超过我，我听了特别激动，文学上的事应该是一代新人胜旧人。”       在这次采访中，贾平凹肯定了商洛作家群的存在事实，并列举了几十位作家的名字同时还简单谈了他对商洛作家群形成的历史因素的理解。结合上面的自然和社会因素，我们对商洛作家群的人员构成及其背景应该有了比较全面的感受。但是我觉得其中有一点往往是大家忽视的，就是我们只是从数量上强调作家群存在的客观现象，却很少有人去探讨作家相互之间的交往和影响。在我看来，作家群之间如果没有自觉和频繁的交流就不能称做严格意义上的作家群，这种作家群在文学上也不会成什么气候，相互之间更谈不上受益，在文学史上也没有价值。因为这些作家虽然从总体上看数量很多，但却都是散兵游勇，近乎于乌合之众。中国文学史上的很多作家群包括流派都属于这种情形，固然这种现象能表示文学的繁荣，或者说从某些方面透露文学发展的规律的一些信息，但对当代的文学建设并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它流落为一种纯客观的自然现象，所以实际上就没有经验可取。商洛作家群之所以特殊，我想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群体中的作家之间是有学习、借鉴，及相互影响的自觉意识和行为的。贾平凹虽然不是年龄最长的，但却充当着盟主的角色，因为他出道早，声誉高，除过五六十年代就从事文学活动的老一辈商洛籍作家之外，此后的作家几乎没有不受贾平凹的影响，方英文说：在我们商洛作家前面横立着一个伟大的小个子——贾平凹，使我们难以超越。在这句话里，既充满了对贾平凹的尊重也有对其的不服和无奈，同时更把他当作奋斗的目标。1990年，贾平凹回商州搜集素材，在商洛报社遇见鱼在洋说：“一帮子文学青年早就嚷着要听你讲说文学，这次回来咱们好好聚一聚。”后来在方英文的小房里聚拢来十多位文学青年，方英文说：‘今天阿弥陀佛来了。大家有求必应想生儿子的烧高香，想得女子的磕双头。畅所欲言，既往不咎。’鱼在洋说：‘你还讲究是方大师哩，畅所欲言和既往不咎怎么搭配？方就介绍：‘我的意思是大家在先生面前不要拘谨，想啥说啥，啥都可以问。’为此，贾平凹就给这些文学兄弟分别讲了小说的结构，叙述视角、情节和故事的区别等等。在交谈之中，他们又大都称贾平凹为贾兄或贾老师，不难看出商州文学青年对他的尊敬、仰慕甚至崇拜心理，当然更有相互之间兄弟般的其乐融融，贾平凹对后学者的关怀和鼓励，后学着对他的热爱和亲切。在商州这块地方，被人以哥相称是最大的荣耀，很有点黑帮老大的意味。至于贾平凹和京夫、陈彦的等的来往更是频繁，近年来，贾平凹走到什么地方，陈彦就随到那里，因为他们现在都汇聚到了西安。京夫比贾平凹稍长一些，常常是以老大哥的身份帮护着他，1993年6月19日西安人民大厦庆祝建成四十周年笔会，邀贾平凹参加，孙见喜打电话约他同去，他说我不去了，因为我的自行车坏了。孙见喜说你是不是嫌人家没派车接你？他说不是这个意思，主要是今天轮到他管娃，女儿放了三天假，他要照看着她在家复习功课。就这样，孙见喜一个人去了，可是过了时间不长，贾平凹和女儿贾浅浅却来了，陈忠实过去问他，他说是京夫派车连娃一块接来了，而且已安排娃到宾馆的房子里复习功课。由此可见，京夫的细心和周到。也是在此之前不久的陕西省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贾平凹对京夫没有被列入十人的副主席团中感到很不公平，他说，论成就京夫得过全国奖，出版过三部长篇，发表了二十多部中篇、100多个短篇，这个成就在陕西作家中是名列前茅的。他同时还提到了杨争光和吸纳一位青年作家的副主席，这说明贾平凹并非乡党之间互相吹捧而是实事求是，尊重理解同乡、同行。贾平凹和方英文关系既是师生又是文友。应该说，方英文走上文学之路与贾平凹是有不解之缘的，他们两人都是从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而方英文又晚他几年，所以在大学时贾平凹就成了他的崇拜对象，有一次他还专门请冯有源，贾平凹的同学、处女作的合作者，他的老师带着他去拜访贾平凹老师，尽管贾平凹没直接教过他写作，但在心目中，贾平凹早就是自己的老师和榜样了。后来他出名了，和贾平凹平起平坐时，贾平凹曾打趣让方英文叫他老师，可方英文最特硬就是不叫甚至不承认他当年叫过老师。在冯有源作证的情况下，他还油嘴滑舌的说：就是叫过老师也是“假”（贾）老师而不是真老师。也因为方英文的聪明和机智，所以当两人每遇到一起时总免不了互相编排、抬杠，从而显示出彼此的相互欣赏。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在贾平凹感召下成长起来的作家当他们羽翼较为丰满时又渐渐呈现出对贾平凹的不满和不服。不满来自于贾平凹对他们所形成的无形的压力或者说贾平凹的抢占先机与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不服则起因于张扬个性的渴望，他们不愿意被贾平凹这棵大树始终罩住，他们比他年轻，他们自信嫩绿的枝条一定能长成为栋梁之材，所以他们在拼命的努力，他们在暗暗的使劲，一定要超过他。何丹萌说：“别看我现在这样，说不定我比他先获得诺贝尔奖呢！”方英文大发感叹：“咱的文章一点不比贾平凹逊色，可狗日的贾平凹就一字三元，而我的文章才百字三元，不就是因为他的名气比我们大吗？”鱼在洋和惠玮则困惑当商洛的文化故土为贾平凹抢占后其他作家将没有归宿，所谓鸠占雀巢，雀无可奈何。这个比喻不很恰当，我的主要意思是，在商的作家们从心理和视野上都承受着一种巨大的压力，就是难以超越和创作无根的失重状态，他们既找不到方向又无法从商洛的文化中突围，就象困兽一样，全身充满着野性的蛮力，冲不到广阔的原野上去就只有在这个圈子里尽情的奔突，盲目而零乱。在这一点上，走出商洛的的作家却是另一番风貌。方英文说他的作品中很少出现商洛的字样，是不是他有意开拓创作的空间呢？不管怎样，这些生于商洛目前均在西安的作家们就是比老家的文人们更有出息。我想本土的商洛作家应该由此吸取教训。开拓视野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战术未尝不是创作突围的有效途径。故土的背景并不是只有一个人拥有，商洛的文化，贾平凹一个人也写不完。尽管贾平凹是最早表现商洛文化的人，但商洛文化，他并没有穷尽。不能因为他是第一个，商洛就非他莫属。文学事业不是圈地运动，谁先占领就是谁的，而是谁表现的好谁才有资格作一方土地的代表。所以，在商作家的这种无根感其实是自己缺乏自信心的表现。文化固然是作品的底蕴，但创作最关键的还是个性和对生活的感悟与表现。不以一个狭隘的地域为背景而面向更广阔的人群同样会写出深度，因为文学最终是以揭示人性为旨归的。文化是背景和底色，是基础和条件，它能影响人特别是作家的成长方向但不能决定作家的成就高低。       综上所述，我们对商洛作家群的界定基本上是以本文开头所列举的十几位作家为主，原因是他们相互之间交流多，彼此有影响，此其一；我们所选择的作家都是在全国具有相当声誉的作家而不是仅仅写了一些公开发表的文章的写手，从身份上讲，他们都是作协会员，都获得过全国性的奖励。第三，这些作家都与商洛有关，但并不一定是商洛的籍贯。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生于商洛，一种是工作在商洛的外地人，但却把大半生的宝贵年华都奉献给商洛人民。他们的作品又多是以写商洛的民情风俗为主。也就是，我们所选的这些作家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方面的要求，一是作家；二是与商洛有关；三是有群的联系。当然，我们也注意到，整个商洛地区爱好并从事文学事业的人特别多，正是这种浓厚的文学氛围才造就了商洛作家群的浩大气势，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商洛当代文学发展的线索加以简单的梳理。       商洛当代文学总体上是繁荣昌盛的。首先表现为体裁全面，几乎囊括了所有文学的类型，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其次是作者众多。老中青三代都有。男女性并存。第三，质量和数量都逞上升趋势。但是也有一些问题，即重感性轻理性，缺乏哲学的思辩；有唯美或形式主义倾向；可读性强，思想深度不够。这是他们的通病。 在一个地区的范围内，能于文学上全面开花，这的确是一件少有的事。贾平凹自不用说，他在小说和散文方面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京夫也是很早就获得了全国短篇小说奖，继之，长篇小说《八里情仇》又在全国引起轰动；方英文的小说精选在1995年就与王蒙等大作家一起入选中国实力派作家大系，并获首届陕西省青年文艺创作大奖，他的散文集《种瓜得豆》获得北方十五省优秀图书奖和陕西作协双五文学奖。200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落红》同样引起好评如潮。刘少鸿更是躬耕于散文的原野，写下了数百篇脍炙人口的散文，获得过全国的不少奖项。陈彦的剧本《迟开的玫瑰》获第七届全国文华编剧奖。       青年诗人惠玮的诗集《中国琴》由中国诗刊社出版，著名诗人叶延滨为诗集作序高度评价了他的诗作。其处女作《中国河流》在四川阆中文联举办的龙年全国诗歌大奖赛上荣获一等奖，此后大部分诗作均发表在全国性的诗歌刊物上，如《诗刊》、《星星》、《绿风》、《诗神》、《诗歌报月刊》、《散文诗》等约500余首。在诗歌很不景气的年代里，惠玮尚且有这样辉煌的成就实在是不简单的。       商洛作家群中还有两个特别耀眼的花丛值得注意，这就是儿童文学和小小说。早在上一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出了一位儿童文学作家宁有志，他撰写了大量的童话、寓言、故事、儿歌等，其中的寓言《小青蛙与小蝌蚪》2000年被选入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的《幼儿阅读思维训练·幼儿寓言故事》并列为该书首篇；同年，他的另一篇寓言《积水与溪流》又入选知识出版社出版的《百年儿童文学精品库·寓言卷》，该书收录了1900----1999年间我国近150名作家的寓言作品，其中包括鲁迅茅盾老舍艾青等30多位著名作家的寓言作品。宁老现在年近古稀，仍笔耕不辍，在中国儿童画报等刊物上还不断发表系列寓言故事等。也许受这种童心未泯的传统的影响，贾平凹的创作品也可以说是由儿童文学起步的如：《兵娃》等，特别在1985年左右，商洛又出了一位年轻的儿童文学作家鱼在洋，他的处女作《撵走的和撵不走的》一炮打响，他也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一连写下了数篇儿童小说，1987年重庆出版社主动为他出版了一本集子，由此使他的名声大震。       小小说领域更是异军突起，以芦芙荭、陈毓、陈敏等为代表，在上世纪80年代，当小小说体裁重新复苏的时期，他们就率先投入到这个写作的潮流中，在全国小小说的旗帜刊物《小小说选刊》上频繁的狂轰乱炸，经过十多年的打拼，终于在全国小小说创作的舞台上留下了极其鲜亮的一笔：2003年全国小小说二十年最佳成就奖中芦芙荭、陈毓两人名列前20位，陈毓还获得了小小说领域的最高奖：金麻雀奖。与此同时，也许更有价值，就是他们带动了一大批从事小小说创作的文学爱好者，此功不可小觑。       作者众多的现象可以从加入省作协的人数得到证明，截止2003年10月，商洛地区的省作协会员已达到81人（商洛电视报2003。10。1）还不算哪些痴迷文学，自办刊物，自组社团、自费出版著作的一大群爱好者，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现在还名不见经传，但他们的潜力很大，包括前面我们提到的哪些作家有不少都是从这些团体中成长起来的，如：惠玮最初是参加了一个叫丹江诗社的民间组织，以后才慢慢的的破土而出，宁有志、李高信、方英文、刘少鸿、鱼在洋又都是围绕商洛文艺创作室的《商洛文艺》聚拢在一起并相互熏染从而走向成功的。陈彦、京夫起初是单枪匹马打天下，当他们稍有成就时就自然为组织或同行所招揽集聚，他们自己也有这个愿望，所谓物以类聚。但不管怎样，他们最初都是在县、地区一级的文化部门或一定的文化圈子中摸爬滚打、蓄积力量，没有这样的组织和氛围，也不会有他们现在的作为。但值得深思的是，同样是一块在自发的社团里吟唱的文学迷。为什么有的人出息了有的人几乎没有什么进步？而且在最初这些至今没有大发展的人都还是组织者或发起人。我想这其中的因素很多，不过有两点是很明显的，一是各自的悟性或天资；二是是否有坚持不懈的毅力。成功者一般是两者同时具备的，而未竟者则往往是在某一方面有些欠缺。如：四色猫：黄昏等还有后来丹江诗社的发起者渔夫、郭涛等，他们中的有些人现在仍然在坚持，可惜悟性不够或者准确的说眼界不宽，思虑不深；另有一些人早就被商品经济的大潮淹没或吹散了，有的下海、有的改行，失去了原来的锐气。也不乏一些把文学当作扬名发财手段者，这些人有自己的著作，但大多是各种作品的汇集，个别人甚至把给机关起草的公文等也拿来充数，还有人不惜背负沉重的债务来出书以致好多年在经济上翻不过身。这些现象实在是不值得提倡的，这种做法于文学事业无补还有害，它只能落一个欺名盗世，给社会制造垃圾的效果。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动机不纯是商洛文学或文坛上某些人不得前进的最大长障碍。我以为宁愿象某些作家少写一点或者不写都不要去赶这种潮流，名要副实，不要一味的追求虚名，特别是现在这样的社会，要出集子是十分容易的事，因此出了书或者几本书都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何况哪些没有什么价值的书还不如不出。       商洛是文风盛行的地区，中青年作家精力充沛，老作家亦不减当年，屈超耘、李高信、张中山、李文举、田家声虽已退休，但手中的笔从来都没有停歇，在各种报刊上常常还能看见他们的文章，这种热情和干劲对青年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无形的鞭策和激励，商洛的青年作家们意识到自己丝毫不能松劲，也正是在这种你追我赶的气氛中商洛的文学才能如火如荼。更可喜的是，女作家也开始崭露头角，陈毓、陈敏姐妹的相继亮相使商洛文坛增添了一道鲜丽的风景。原本它们俩是一个带动一个走进文坛的，现在各自都有了一定的成就，她们的经验未尝不能对其他人产生一种启示。实际上，商洛文学的繁荣或者说商洛作家群的形成都是在这种先行者的感召和引导以及相互影响相互鼓励的背景下完成的。用贾平凹的话说这叫“引流”。       贾平凹自然是商洛作家群的领头雁，他以崭新的创作思想以及勇敢的斗士姿态为其他商洛的文友树立着榜样，他之所以能遥遥领先，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的独特观念，其他的作家为什么始终无法超越自己，不是他们不勤奋也不是天资的问题而是观念的保守。他们总以为现实主义才是唯一的道路，或者说他们只知道在一条道上走到底，总以为这样比较顺畅，岂不知越轻松越老套。贾平凹 的创作观念用四个字就可以概括，即：突破善变，亦即对自己的永不满足和不断的寻求“他山之玉”。我想这一点使贾平凹始终成为文坛上的常青树的法宝，也正是商洛作家群中的很多作家的欠缺之处，问题在于他们大都不自觉，没有意识，甚至有些作家还始终纠缠在无甚可写的细枝末节上不能自拔，其实创作的要害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鲁迅先生早在七十多年前就已谈到过这问题。我曾经把费秉勋先生对贾平凹的一句概括稍加改动，说：贾平凹是一位“多转移”，多感悟的作家。现在我仍然坚持这一点。作家如果不善于思考就不会有创作的心得更不会有创作上的飞跃，但只有思考也不够，因为它的结果是感悟；还得落实在行动上，多探索，不故步自封。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贾平凹的确在不断的寻找突破口，虽然艰难尽管招惹了很多误解和批评，但所幸的是他终于坚持下来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也就是他多年来一直试探摸索的所谓表现主义创作原则终于在作品中得到证明，中篇 《阿吉》就是。       固然大作家的有些东西是不可学的，但贾平凹的某些创作追求还是在商洛作家的作品中被广泛的学习和保留下来，这就是：幽默和趣味。也许是各个作家的天然感悟，但绝对不排除贾平凹的影响。但是我们也要指出，很多人只是学了皮毛，创作的成功并非仅仅靠几句调皮话就可以实现的，它还须其他方面多种因素的辅助，所以一味的追求幽默只会使作品轻飘，或者说形成作家的小家子气。文学既要轻松活泼也要严肃深沉。商洛作家群的不少作家们缺乏的正是后者。       京夫是一个很老成务实的人，不事张扬，完全以自己的作品来赢得读者，也不喜欢玩花架子，一是一，二是二。但这不等于他很死板，其实从年轻时，京夫就是一个极其活泼且多才多艺的人，爱打篮球、还擅长拉二胡，是学校文艺队的骨干。也许是在文革中被冤枉过，所以使他以后的言行比较稳重、严谨。作品也呈现出不苟言笑、朴实深沉的特点。在商洛作家群中，他应该属于唯一的“苦吟”作家，作品精雕细凿，出手较慢；风格写实，少有幽默。作家思想敏锐，善于捕捉生活中有意义和价值的事件，特别是关心下层人民的疾苦，从而写下了大量以农民和知识分子题材，以商洛的地域为文化背景的中长篇小说，他既抨击农民的愚昧也赞扬老百姓的良善；他一方面表现投机钻营的阴谋家的狡猾险恶，另一方面也描绘了软弱者的挣扎与反抗。《手杖》一文以革命先辈彭真在商洛下放为原型抒写了老区人民的的忠厚朴实，他们并不因为一个大干部靠边站、挨整而落井下石，他们恪守的是做人的基本准则，平等和良善，所以他们之间才建立起深厚的友谊。这个作品之所以能获得1980年全国短篇小说奖与这个主题是有很大关系的。       但是真正能反映京夫文学成就的作品无疑是他的长篇小说《八里情仇》。这是一部跨越三十个春秋的历史长卷，作品为我们描绘了三个家庭三代人之间的爱恨情仇以及围绕他们的三个时代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特别是成功的塑造了左青农这个随时俯仰的的复杂人物形象，礼赞了真诚、善良、坚强的人性之美。三个家庭是荷花、林生、左青农，三代人是指杨文霖（荷花爹）左青农；荷花、林生、王兴启；王金牛、左秋英。三个时代分别是六十年代（饥饿时期）、七十年代（文革时期）、八十年代（改革时期）。小说的成功之处首先在于恰切的展示了环境和人物性格相互影响的关系。既写出了时势造英雄的前提，也突现了英雄造时势的必然。从而为人物的性格特征和故事情节的发展找到了合理的依据。为什么在中国的“八里小镇”能重演法国巴黎爱斯美拉达和加西莫多的故事，一个天下奇臭的残疾光棍王兴启和一个貌美如花的年轻姑娘杨荷花能结合在一起？这就是哪个荒谬的时代的产物。所谓饥不择食，饥不择婚。虽然这中间有欺骗的行为，但关键还是生存的艰难。左青农这个怪胎也是由他的奇特的出身和从小所受的歧视这些外在和内在的环境熏陶出来的。他并不是天生的阴谋家，他的阴狠、卑劣固然与他的主观动机或者说人生理念不无关联，但更是一种变态的环境的结果。至于荷花的软弱和坚强的交替变化，林生的冲动和镇定的矛盾其实都与他们当时所处的具体环境有关。       小说的另一个成就在于较大跨度的描摹了历史的变迁和人物命运的沉浮，具有深厚的社会沧桑感。在同时期的作品中有专门写文革的伤痕小说，也有一味歌颂改革的作品，可是把两个时代同时浓缩在自己笔下的作家却并不多。如果说截取生活横断面的写法是短篇小说常用的技巧，那么长篇小说往往要从生活的纵深角度出发去入手，只有这样才能显示长篇的优势与此同时也能涵盖广阔的生活领域，特别是体现历史的连续性和深厚感。才能更好的反映人与社会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即显示社会的的巨大和人的无助这种宇宙的本质。在一定程度上，人实在太弱小，任凭社会的风浪裹胁着向前，文革时期就是这样一个历史的洪水和灾难，多少人在其中呛水甚至被淹没，他们根本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荷花、林生是这样，左青农又何尝不是如此？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的人在大风大浪中愈加坚强，有的人却由于频繁的挫折最终被打倒，有的人命运多舛，有的人却始终一帆风顺。不过历史虽无情却也最公道，好人即使路途坎坷但他们身上所洋溢的人性的善良和正直却从未泯灭。恶人最终没有好下场，这不是宿命论而是生活的必然法则。京夫能揭示出这层深厚的人生意蕴实在不易，这与他的人生理想有很大的关系，京夫是一个对生活充满信心的人，也是最尊重生活逻辑的现实主义作家，所以他一方面能揭示生活复杂多变性另一方面又指出了生活的前进方向。        小说的第三个特点是情节曲折多变，引人入胜。京夫是一个较早觉悟文坛走向的作家，为什么九十年代会出现陕军东征的现象，我想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就是陕西的作家包括京夫比较早的具有了文学的商品意识，或者说意识到市场对文学的巨大冲击，所以迅速的调整自己的创作方式，这样他们才能很快的为社会所欢迎、接纳。而要融入到当时商品的大潮中又不被浪潮所淹没成为弄潮儿，从文学本身来说就是强化文学作品的可读性，赢得读者的青睐。当然这并非说作家要无条件的迎合读者的低级趣味，而是说首先要用文学本身的优势吸引住读者，我们国家的读者，长期以来形成的阅读习惯就是喜欢故事性强的作品，所以聪明的作者就不能不从这些方面做文章。京夫在这部小说中所切入的角度就是大众化的所谓永恒的题材：复仇。虽然这里的复仇不是那样剑拔弩张，但也同样扣人心弦。而且情仇是最平民化的、最生活化的故事。如果说砍砍杀杀的情节太多腥风血雨，太过离奇，那么爱恨交织的故事却太普遍也更具和平人生的韵味。人的生活说穿了其实就是爱与恨的感情历程。所以京夫由此入手既能赢得广大的读者也能挖掘出人性的某些富矿。我们在这部小说中就强烈的感受到作者对“人间贵有真情在”这一人生本质的体验和描述。为此，他不惜编织了三个家庭三代人三十年间纠缠不休枝枝蔓蔓的感情波澜以及由此引发的不满、突围、追求、破坏、关心、羞辱、报复、认命、报应等等，这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矛盾层出不穷、总是化解不了。单着这一切又不完全是作者的蓄意制造 而是情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的延续和自生。“情节自生”的出现是小说情节成熟的标志，它看似无技巧却有技巧，而且水到渠成，顺理成章。这种情节的模式我们分别在古华的《芙蓉镇》和刘恒的《伏羲伏羲》中不同程度的见过，但都没有《八里情仇》这样复杂完整。这也正是这部小说的过人之处。      提到当代商洛作家群就不能绕过孙见喜，如果说贾平凹是商洛作家群的盟主的话，那么孙见喜则是这个群体的军师或秘书长，他的家成为商洛作家聚会的中心。起初，大家是冲着贾平凹而去找他的，因为他和贾平凹最熟，因此不管谁要找贾平凹就不能不先走他的门户，加之他稍年长、阅历丰富，一来二往间商洛籍的作家们什么事都找他商量，把他当作大哥，贾平凹也不例外。所以说，孙见喜的人缘是很好的，当然他不是只靠人缘才跻身这个作家的行列，他最主要的还是依赖自己在创作上的实力获得同乡和同行的认可。他的贾平凹研究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一点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煌煌128万字的三大本《贾平凹前传》已成为所有研究贾平凹的人不得不收藏的基本资料。但他并不是专门搞文学批评的，他的主要精力仍在创作方面，迄今为止，他已经出版了小说集1本，散文数十本，最近他排除了一切干扰正在进行一项大的工程，写长篇。他的散文量大，风味也非常独特，尤其是在语言运用上的确与众不同。他创造了一种描写式的句子，不从客观的现实写起而从主观的感受着眼，句子含蓄优美，令人玩味再三。其代表作《晓村》便是典型。开首一句就特别致。“是一池水，清凉如西天的寒星。”这句话的标准语序是：“西天的寒星如一池水（般）清凉。”但这样表述虽然符合常规的语法却太平常，没有艺术语言应有的冲击力。所以改成现在的样子就很有味。先写感觉再明对象，既突出了表达的效果又使这句话成了诗语，所谓互喻。即是水如寒星呢还是寒星如水呢？好象两者都有，这句话无疑成了孙见喜精心锤炼的名句，在某种意义上他创造或丰富了传统的比喻修辞方式。其实不止这一个特别的例句，在他的散文和小说中几乎俯拾即是。       惠玮的原名是郝忠惠，他的爱人叫王玮，为了表示对妻子的深情，也是为了纪念这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他在发表作品时才有意取名惠玮，即献给玮的意思。另外恐怕还有令人回味的意味。那么他的诗作中真正值得读者回味的篇章有那些呢？在我看来，有如下数篇，我试着做简单的笺注。《听蛙》：听蛙亦是青蛙，青蛙的诗意就在蛙鸣，此诗也由蛙鸣激发了诗人的灵感写起。换句话说。蛙鸣就是灵感，也是古代或历史的诗人吟诵之语。蛙鸣勾起诗人丰富的联想，古诗的余韵熏陶着后来者，是诗人就不会对大自然的元诗人-----青蛙和元诗-----蛙鸣无动于衷。“蛙鸣在山前/蛙鸣在山后/蛙鸣把一座山抬着走。”       以“中国”起头的诗在惠玮的诗集中占着很大的比重，如《中国槐》、《中国琴》、《中国的月》、《中国河流》《中国松》、《中国梅》、《中国竹》、《中国茶》、《中国荷》、《中国之恋》等等，我想这绝不是偶然，而是他逐渐自觉的中国文化意识或深厚的爱国情结的流露。祖国是一个很宽泛的字眼，要写诗最容易走向空洞和苍白。但是惠玮选取了不少极富代表性的角度从而把中国具象化。这一些中国历代世人都喜欢的植物正好浓缩了中国人的普遍情趣、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这是诗化的中国，也是中国文化中让全世界都流连忘返的诗 。与此同时，这也是对中国历史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形象的反思和描绘。这是诗人眼中的祖国。多么美丽、风雅、深沉、博大，因此是多么令人热爱。不用豪言壮语亦无须华词丽句，所有的自豪和倾心都包含其中，所谓：爱我中华。      槐树是中国老祖先的象征，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说同样的一句话：我们是从山西大槐树底下来的。虽然在这首诗里。惠玮没有明确的表达这层意思，但他却传达了槐树的另一种寓意：思念。所谓槐者，怀也。“高高山上一树槐，手把槐树望郎来。”但这首诗完全可以简化为8句：生我的时候就有了这棵槐树/生我的时候槐树就这么高了/妈妈说等到槐花满树的时候/我就能见到我的郎/如果这千年的古树开了花/你是不是就能找到我的方向/如果这千年的古树不开花，我莫非要等到地老天荒。      琴是对中国版图的形象描绘，那长江和黄河就象是琴上的弦，勤劳的中华儿女就是琴师，悠久的文化则是他们演奏出的美妙乐章。      《八月》其实可以换题成《中国桂》“一年四季 在农历中/播撒希望的中国啊/每一个月份 都飘散一种/刻骨铭心的花香。”而中国的八月浓得化不开的香味就是桂花。中国的每一个季节都有一种标志性的花，象春兰、秋菊、夏荷、冬梅，再细一点，每个月也有各擅一时的花卉，如二月的梨花、三月的桃花、四月的牡丹、五月的石榴等，所以把时间和花联系起来也就是把生活与美联系起来，花散布在每一个月份就象星星闪耀在天空根本没人注意，只有当敏感的诗人攫取了这一朵浪花才使我们领悟到生活中无穷的诗意。诗有时并不在表现而在发现。      《一醉方休》、《醉者箴言》两诗都与酒有关，都写到了酒的最高境界----醉。或者说是饮者对酒的深刻体验。喝酒就要醉，一醉方休，不醉就不叫喝酒。但醉不是神志不醒，不是稀软如泥而是是醒非醒，是身醉心不醉。“醉是一种超凡的绝技/如同达人的幽默或者池塘的表情”醉是一种成熟“象我这种年纪/岂敢言醉”郑板桥的“难得糊涂”既是世故的醉语，也是酒酿的诗语。惠玮爱喝酒，咂出了味也悟出了诗之道：似醒非醒为人道也为文道，微醺即醉是艺术的高峰体验，似明非明是艺术的真旨。高兴了要醉那叫庆祝，烦恼了要醉那时排忧。什么时候都可以喝酒，醉始终有醉的道理。       《水世界》写得很有层次感。六节各有侧重，分别叙写了水的苍茫：碧波荡漾，如梦如幻；水的博大：天上的云朵飞过去/地上的舟子飞过来/飞过来飞过去永远也飞不出花期呵/那就是水世界；水的辽远被庄子的的大鹏凌夷其上/任巨翼拍打三千里而无动于衷的/就是水世界；水的自由：星星们梦寐以求的就是水世界/在比天空还深邃的海洋里畅游终生；水的气势：飘起大陆与岛屿/如飘起一把信手撒落的纸屑；水的永恒：不停的弃我们而去的就是水世界/在我们之外永生且永恒的就是水世界。 《春天的抒情》与古代的伤春之作不同，与现代的礼春作品也不一样。它包含着诗人独特的双重体验：礼赞和感伤的交织：春天的细节呵/就这样脆弱而又强大/仿佛一柄刀子/从头顶插进我的躯体/来时一种疼痛/去时一个伤口。来之痛非痛而是强烈的震撼。       《三毛·荷西·中秋夜》在写法上新鲜，原本是表达三毛对荷西的思念却变成荷西对三毛的牵挂。这种易位思考其实透露的是刻骨的迷恋，这让我想起了杜甫的“今夜富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手法极类。 惠玮写诗不是传统的蒸馏或提炼法而是释放或品味，用习惯的说法就是借叙事来抒情。我以为抒情和叙事有很大的抵触，要抒情就要避免叙事，抒情象蒸馍不能漏气，而叙事在我看来就是不断的的在蒸笼上打眼。可是，惠玮的透气艺术——美，所以他的诗并不让人觉得白开水一般，更象一碗酽酽的茶，有味，但这种味是惠玮用美炮制出来的，用理性琢磨出来的。他是以理入诗却并不让人生枯燥之感。用美来审美而非单纯的审美：女人笑了/自豪而且快乐/可她并不知道/自己就是这些花中/最美的一朵。（《泉水》）      浓浓的乡情是他诗作的主要内容。《汲水的人》、《水与石头》、《落花》、《自白：我的童年》、《乡音》、《蝴蝶》、《高粱》等等。      他的诗有气势，豪迈，爽朗。这是他人格的充分展现。《最后的颂歌》是他的诗集《中国琴》的压卷作，与开篇的《听蛙》正好形成一种呼应，以爽朗始，以豪迈结，气脉一贯。“日上中天，山垭口刮来的风/将刚刚焚化的纸钱/高高的卷向西天，你的披麻带孝的儿子为你的坟地破土之后/依照风俗的要求，将葬你的铁锹/用力的扔过墓园/唢呐声，便如一群脱僵的野马/猛的撞开人群/将高高低低的山岭/踩成一路滚滚的波涛”。      方英文是一位很有潜力的作家。这不是因为他年轻而是因为他的文字功底比较圆熟。当然这也是他多年勤奋的结果。无论是他的散文还是小说都显得轻松、优游，无出力感。这与人的聪明有关，方英文是灵敏的、机巧的 ，称他才子最合适不过。但这里没有讽刺，只有赞美和肯定。同时也与他的文学观念密切相连。在方英文看来，文学是给人快乐的，思想的深度与高度尚在其次。所以只要读者爱看你的作品，看完之后能发出各种各样的笑声就不失为一篇好作品。尽管他没有明确的说过这样的话，但从他的作品和有关文字中却不难看出此种趣味和追求。正象他在《方英文小说精选·自序》中自我评价自己的小说：“我实在不好意思揪住你的耳朵让你掏钱，但我要悄悄地告诉你：这是一本有些趣味的书……你做官做累了，可以从这本书中得到休息，你赚钱赚乏了，可以从本书中得到娱乐，你恋爱失败了可以从本书中找到答案，你考试考砸了，本书给你一松弛你下次准能考好，你整日交际却无一个知心朋友，那就让这本书做你的知心朋友吧！你对城市生活腻歪了，本书让你浪游一次迷人的乡村；你在乡村待得寂寞了，本书让你领略一回城市的繁华，而且这本书——你可以蹲在马桶上边积肥边读——凡是能够进入厕所的书籍，一定是有某种迷人之处的书籍。”他作品的趣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幽默的言语、喜剧性的情节、游戏的态度。方英文熟谙在舞台上最能博得观众喝彩的演员是喜剧大师，虽然悲剧使人潸然泪下、灵魂颤抖，但相比而言，观众更倾向于喜剧。所以，他把自己的的创作目标定位在笑声，读了他的小说或者散文，你往往会捧腹不止；他能在人们司空见惯的现象中发现笑料，在严肃的氛围里制造轻松，他不愿意把作品写得沉重，所以他不选择那些重大的社会题材，即使涉及到爱情、理想、事业等人生的正经话题他仍然不改游戏的态度，所以在他笔下的爱情常常是风情儿女，亦即打情骂俏之作。他并不对男女的偷情行为给予必要的谴责而是完全一种欣赏放任的态度，大力渲染、张扬。方英文似乎很懂得对这种出格的爱情的表现之度：既不沦落到色情的泥沼也不升华到爱情的高层，就是介于这两者之间，不即不离。说不上高尚，也说不上卑俗，实实在在的真人生。这种打擦边球的手法自然使读者心旌神摇、冲动兴奋又不会失控、变态。长篇小说《落红》就利用了读者的猎艳心理，把读者的胃口高高的悬吊在半空中，从而任凭作者牵着鼻子走。但到结尾并没有引读者到下流的道路上去。这既是他的聪明也是他的人生趣味和审美情调的表露。不过，方英文小说的缺陷或遗憾也在这里，就是过分的追求感官的刺激或受活而缺失了必要的理性升华，这不是说他的作品没有思想而是深度不够，比较浅陋，他拥有的是智慧而不是哲学。他需要改变和发展的就是这一点，虽然《落红》中已透露出他的某种生命意识，特别是中年的人生觉悟，但仍嫌不足。我们寄希望于他未来的作品，我也相信以他目前的成就和潜力以及个性完全能够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一个大家。关于他的个性我觉得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他他完全符合加入中国作协的条件，但是他就是不愿申请；二是他的作品从不请名人作序，而是自言自语。这两点虽不同事却实质相同，这就是方英文不爱哗众取宠，不喜欢趋时随俗。三是他的率真务实或不虚伪。在生活中不愿说假话，在作品中又最敢于说真话。很多使人羞于出口的言语却常常流布在他的笔端。他似乎口无遮拦，其实正是他的率真大胆，才暴露了众人的虚伪和浅薄。我想方英文是妙悟了艺术的真谛的：越真实、越大胆就越深刻越特别，卢梭就是例子，郁达夫就是榜样。相反，愈是忌这讳那愈写不出好作品，愈显得矫柔造作，而矫情和虚假恰是创作的大敌。       鱼在洋的名字本身就是一首诗。他曾说他的父亲就是一个诗人，但只做过一首诗，这就是他的名字。也许是这个名字注定了鱼在洋要终生从事文学创作这个行当，或者是父辈和家庭的文化遗传引导他最终走向文坛，总之，他与文学是有缘的。每个作家的文学之路都不大相同，但有一个规律是恒定的，即作家最初从事文学活动前的环境至关重要或者最为直接，处女作往往是作家体验最深的作品。鱼在洋正是如此，他于1983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商州城关中学就与天真烂漫的中学生有了密切的接触，这就决定了他的创作方向———儿童文学，所以环境决定视野，作家并非可以随心所欲。他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撵走的和撵不走的》一炮打响是他对少年生活的细致观察和美好纯洁的童心——理想、希望未泯的结果，这是儿童文学的两个基本要素，缺一不可。贾平凹说：“童心是一个作家创作的活力，童心是真挚，是想象力，是人的基本要素。泯灭童心创作将枯萎。”对所有作家来说童心都是不可缺少的，对儿童作家更是如此。但童心并非要作家始终保持儿童的心理、思维或者说在心理上不要长大，而是要保持少年特有的单纯和真挚，所谓一派天真，毫无杂念。然而问题在于随着人的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广泛，人会不自觉的世故起来，这种世故往往被社会认作成熟。所以一味地本真反倒会被大家视作幼稚。所以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要成为一个好作家就不能太世故即要始终对未来充满憧憬，要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要在社会上稳稳的立足则需务实和复杂，即现实主义。正因此，我们看到，当鱼在洋满怀对美好生活的希望，极力张扬人性的善良时，一系列飘散着清新健康气息的少儿作品就相继问世。如《石磨歌》、《“议价生”钱小光》等，正象很多作家开始厌倦世俗的污浊时就把眼光投向未来或过去，这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儿童文学的作家我以为其创作动机也缘于此。       当他后来逐渐世故又远离中学生的生活圈子时，他也写不出儿童作品。他现在的困惑在于徘徊在儿童与成人之间无法割舍，以他现在的体验自然是进行成人写作更为顺手可是以往带在他头上的儿童作家的桂冠又是他不忍卸去，这就发生了矛盾。想继续儿童文学之路吧可惜已力不能逮，一门心思搞成人文学又有不甘，因此至今，他的创作举步为艰。       针对他的情况，我觉得选准自己的创作方向且毫不动摇，对一个年轻作家来说特别重要，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能做，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做成，只要选准自己的目标一往无前就一定会成功，犹豫不决，瞻前顾后只能是一事无成。就象小孩子玩过家家，青年人谈恋爱，老头老太相扶相携，这是人生的不同阶段的任务或者说同一种任务的不同变化，相互不能置换，当然人生与创作还不完全一样，创作既可以与时俱进，也可以从一而终。但最忌讳的是两头摇摆。“海阔凭鱼跃”,生活的海洋广阔无边，鱼可以尽情畅游，但是他并非盲无目的而是要有目标，或捕食、或锻炼。       另一方面，过去的年代所反复强调的“深入生活”的理论对他来说仍然适用。生活圈子的狭窄或者沉不到生活底层，长期漂浮在机关的情形是鱼在洋也包括他们这一代年轻作家共有的不足。文学作品不是整日坐在家里苦思冥想的结果。贾平凹为什么作品层出不穷就在于他不断充电、坚持下去走走的缘故。在我看来，作家要职业化，兼职作家不会有大的发展，因为本份的工作往往使他们忙得不可开交，他们还有什么精力去投入创作及其准备的过程中去呢？所以，要想改变目前的现状就是一门心思搞创作，至少也要不定期的采风，不然就必然出现他们现在这种文思枯竭的情形。       陈彦是目前所提到的十多位作家中唯一没有读过大学的人，他是凭借着自己的聪明和勤奋一步步脱颖而出的一位剧作家，一部《迟开的玫瑰》使他名满天下。尽管这部剧作有趋时跟风之嫌但不可否认。它也鲜明的流露出剧作家独立的艺术追求。趋时就是指对政治的迎合或者说一味的歌颂大好形势，弘扬主旋律，无视或躲避对现实矛盾的揭露和批判。这类剧本一般都很好看，但却容易缺乏深度。值得庆幸的是，这本剧作却没有完全陷入这种政治图解的泥沼中，而是在颂德的同时也积极的进行着对人生价值的探索。这就是贯穿全剧的无私奉献和个人理想的冲突。很多读者只注意到剧本对女主人公乔雪梅牺牲自己的青春和前途伺侯患病的父亲、供养年幼的兄妹，却忽略了她一直在为圆自己的大学之梦而不断努力，这一点同样是剧作家着力表现的主题。甚至相对于奉献的行为而言，对理想的执着更能体现作家的独立思考。因为正是这种对理想的执着才支撑着乔雪梅一而再再而三的忍让、付出并持久的坚持下来，没有这种精神的召唤，她恐怕早就放弃，沉沦或随波逐流。所以，有人简单的把本剧的矛盾冲突归纳为“舍和取”的内心较量就不十分准确。舍取的矛盾突出的是主人公的奉献精神，亦即只强调了舍而没有兼顾取的思想，这正好与剧作者的本意是想违背的。陈彦的出发点是两者并重。如此以来，先锋的人文关怀意识就得到凸现，也就具有了鲜明的时代感和人类意识。这本剧作就不能和一般的趋时之作相齐并论。      另外，这本剧作的话语雅致、精美。具有文学艺术最关键的素质，所以即使社会如何变化，《迟开的玫瑰》永远是一朵不会凋谢的花。      屈超耘被商洛作家群的同伴戏称之为“屈老杂”。既有作践之意也有对他在杂文创作方面所取得的殊绩的高度肯定。的确，他是杂文界的一位耆宿，现在已年过古稀但仍不辍笔耕，现在每年都有数篇杂文发表。1994年出版的《寂寞庄杂记》就是他多年来辛勤耕耘的记录。杂文在很多人眼里是不能和纯文学相齐并论的，似乎它低文一等，这显然是偏见，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杂文本身的欠缺就是文学性不足，一般的我们把杂文定义为形象化的论文或者说形象加议论是杂文的特色，但相比而言杂文的议论还是大于形象，所以才有人们的这种诟病。不过，杂文也有它的不可替代的优势，就是驳杂或者复合性。这个杂既包括内容的丰富多采也指其形式的不拘一格。在我看来，散文应该隶属于杂文之下，因为散文的概念在读者心目中早已窄化为抒情散文，而与之相反，杂文却领域广阔。然而，在这里我是就字面意义而言的，或者说的理论的演绎，可实际上，杂文和散文一样已经被人们约定俗成为以社会批评为主的形象性的议论文。即无论从对象上还是技法上并没有真正体现杂的本质。屈超耘虽在理论上也认识到这一点，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仍未脱巢臼。就他目前正式出版的《寂寞庄杂记》来看，绝大多数篇章还是社会批评的文字，如果我们简单的对其内容作出分类，那么不外乎四个方面：（1）用人之道；（2）歪风批评；（3）艺术感悟；（4）文学小品。方英文说喜欢他的文论和史论，大概指的就是我说的后两类文字。自然作为一个小说家和散文家说这种话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可是，我认为如果就杂文来说，还是前两类更有价值。社会批评直面现实，不象文艺评论“隔靴搔痒”，一个务实一个务虚。用杂文来进行艺术研究总嫌浅薄，而用杂文作为鞭打丑恶现象的武器却极其锐利无比，所以，说到底。我还是主张每一种文学行当各发挥自己的特长，不要越俎代庖。而且，进行社会批评也正是屈超耘的特长，他长期工作在行政部门还担任着领导职务所以对社会上的各种不正之风他都了如指掌，尤其是对为官用人之道深有体悟，所以文集开首的十几篇文章就都谈的同一个话题：知人善任。另外，他的阅历丰富。积蓄深厚，因此往往能见微知著，从大家司空见惯的现象中能见人之未见，发人之未发。文集中有很多宏论让人心服口服。如：《菩萨是男人和黄帝是女人》、《南阳襄阳说》、《好官的误释》等，不过有的篇章之观点尽管反其道而用之，不乏新意但又觉片面。如：《阔了脸不变》《陈世美现象思考》《王宝钏是假的林黛玉是真的》等。屈超耘的杂文形式活泼，有拟人式的、有随笔式的还有小说和寓言式的，特别是格言式等，不一而足。我最欣赏的是他的艺术感悟的断片。如《文海悟论》九则，和《“戏”饱才能“情”足》、《门外戏谈二题》等，见解深透，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