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地图：上海文学的中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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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地图：上海文学的中国经验　　
　　
　　葛红兵
　　
　　
　　这个题目会让人惊讶，难道上海不在中国之内吗？的确，有的时候，我们会分明感到上海是在中国之外的，她是中国的外邦人。上海文学也是如此，也许是因为她在所谓左的方向上曾经走向过极端，也许是因为她在所谓的右的方向上也走向过极端，所以，她不讨人喜欢，也许她相对于中国文学的农耕文明特性，中国文学的北方文明特性，世界文明的东方特性来说，她的确是异质性的他者。但是，在我看来，上海文学至少对中国文学构成了这样几个贡献。
　　
　　一、 上海文学为中国文学描写都市提供了话语经验，为中国思想认识都市文明提供了材料和方案
　　
　　
　　中国的都市书写一直面临着诸重难处。中国有着悠久的农业文明传统，农耕文化一直是中国文化的显性文化、主导文化，它浸润着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叙事中，一直充斥着这种农业文明的感伤乡愁以及这种乡愁的自我美化，乡土被描述成充盈、慷慨、生机、梦想、拯救之地；相比较而言，都市文化一直是他者，悲伤的乡愁使都市他者化，常常，它被建构和表述为匮乏、糜烂、退化、失禁的汇集地。
　　
　　比较典型的代表是沈从文，从湘西世界逃离出来进入都市的沈从文，没有多久就在北京大学对他的拒绝中，感受到了在都市中自我失落的身份危机，他自然而然而且是极其迅速地完成了身体离乡而精神返乡的过程，湘西乡土世界的强力、野蛮成了他歌咏的主题，都市生活在这种“强力”和“野蛮”的关照下，变得萎靡、堕落，变得需要湘西世界拯救。显然沈从文把乡土浪漫化了。
　　
　　那么，那些对乡土一直保持着警惕、批判和俯视的作家呢？让我们再来看看鲁迅，鲁迅笔下的末庄、鲁镇里生活着阿Q、祥林嫂、孔乙己，鲁迅在其作品《故乡》中这样写道：“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鲁迅对乡土中国的审视是冷峻的，但是，这种冷峻却没有带来鲁迅对都市的热切，事实是鲁迅一直保持了对都市生活的隔膜。
　　
　　纵观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都市叙事，我们少有看到对都市持肯定态度的正面描述者留下成功范例，反面的倒是不少。20世纪上半叶的新感觉派，他们对都市的感受是矛盾的，海派都市的繁华、热切让他们着迷，但是海派都市的重商、物质、快变、骚动又让他们无所适从，他们对都市保持着既爱又恨的感觉，最终后者占了上风。20世纪中期，典型的都市叙事的代表作是《霓虹灯下的哨兵》，这部作品中，都市是诱惑性、腐蚀性的，它是革命精神的对立物，这里充斥着使革命者堕落的种种危险。
　　
　　20世纪末21世纪初，新生代作家开始正面描述都市生活，如卫慧、棉棉等，他们有些是农村出身，通过高考进入大学，毕业留在都市，这种身份决定了他们在都市中的余零者地位，世纪之交的中国都市正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急速变型、由封闭社会向全球化开放社会转型、由群体社会向个体社会转型、由政治意识形态主导向社会商品意识形态主导转型的关节点上，新生代作家作为知识分子在这个关节点上，并不能真正融入急剧变革的都市生活，他们大多成了都市新变的旁观者和多余人，因此他们对都市生活的观察是有保留的，带着和20世纪初启蒙作家相似的思乡病。如今看来，他们的写作并没有给中国的都市书写留下什么特别重要的成功范例和经验。
　　
　　最近以来，韩东、毕飞宇、红柯、李洱、魏微等向乡村叙事转型，并且在乡村叙事上获得重大突破，并不是没有象征意义的，新生代作家虽然大多以都市叙事出场，最后却大多只能在乡土叙事中获得成功，今天我们几乎已经不记得他们有什么成功的都市作品，但是，韩东的《扎根》、毕飞宇的《玉米》、魏微的《一个人的微湖闸》、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等乡村作品都堪称杰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只有一个：我们是一个农业文明传统极其深厚的国度，我们有足够的力量观察乡村，却还没有足够的视野理解都市。
　　
　　当下的都市叙事之所以不成功，根底是在我们的文化视野，我们不能观察到都市生活的丰富性，而将都市单向度化了：1、都市书写的色情化，部分新生代作家的都市写作主要走的是这个路子，城市在他们笔下成了欲望的象征；2、都市书写的另类化，都市中的文化边缘人被当成了都市主角，王朔笔下的都市玩主、早期新生代作家笔下的都市余零人描写等，走的都是这个路子；3、都市书写的妖魔化，都市被妖魔化为名利场、角斗场，尤凤伟《泥鳅》等，都市变成了使农民工沉沦甚至死亡的酱缸；4、都市书写的幼稚化、伪浪漫化，这主要表现在一些青春小说中，70后、80后作家身上，他们把都市奇幻化、动漫化，都市变成了青春炫情的浪漫舞台，他们笔下的都市是只有情感世界而没有社会生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