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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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的风险

                             海因里希·伯尔/ 文   林伟中/ 译

    7年前，我去拜访一家著名杂志的一个编辑，想给他看一份手稿。我被召见时，把手稿递给了他——那是一个短篇小说——可是他看也没看就把它放到了堆满稿子的写字台了。他让女秘书给我倒了一杯咖啡，自己喝着水说：我会看您的稿子的，不过要过些时候，也许几个月吧。您看到了，这里摊着多少稿子。但是请您回答我一个问题吧，这个问题您前面的几个人——今天早上已有7个人到我这里来过了——都没能给我满意的回答：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天才——我说这话绝无讽刺的意思——而像我这样干事务的人却寥寥无几呢？我很喜欢自己现在办的这份杂志，但是如果要我重操旧业，我也不会死的。我原是一家剃须刀片厂的广告部主任，当时只是业余写些戏剧评论而已，因为它给我带来了乐趣。您现在有工作吗？干的是什么工作？
    眼下我是一个统计局的职员。
    您是不是恨这份工作，觉得干它是一种屈辱呢？
    不，我说，我不恨它，也从来不觉得干它是一种屈辱：我靠这份工作养活妻子儿女，尽管这样的生活并不宽裕。
    那么您是不是觉得必须带着这些皱巴巴的、字打得很糟糕的手稿东奔西跑，或把它们交给邮局投递，而当它们全都退回来时又重新开始写呢？
    是的，我说。
    您为什么要这样干呢？求您好好考虑一下，因为这也同时可以回答我的第一个问题。
    还从来没有人向我提过这个问题。当编辑开始看我的小说时，我思考着。
    我……我终于说道，我别无选择。那位编辑从稿纸上抬起头来，扬着眉毛说：“这是夸张之词，这句话我曾听一个银行盗窃犯说过。当法官问他为什么要蓄意盗窃并付诸实施时，他回答说：我别无选择。
    也许他说得对，我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也正确。
    编辑沉默了，他继续读我的小说。这篇稿子的篇幅只有4张打印纸，他用了10分钟的时间阅读。在这当儿，我还在考虑，是否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答案来回答他的问题，可是我没有找到。我喝着咖啡，抽了一支烟，同时在心里想，如果我离开这儿，让他一个人读我的小说，也许会更好些。他终于读完了，这时我刚点燃第二支烟。
    您的回答使我感到满意，他说，可是您的小说我却不喜欢。您还有别的吗？
    有，我说。于是我从随身带在包里的另外5篇稿子里选了一篇短的递给他。您最好让我出去一下吧！我说。
    不，他说，您最好留在这儿。
    第二篇小说的篇幅还要短，只有3张打字纸，读完它只需要抽一支烟的工夫。这篇小说很好，编辑说，它好得使我难以相信，这两篇稿子是出自同一个人之手。
    可是它们的确，我说，的确都是我写的。这我无法解释，编辑说，事情有点难以置信：第一篇的词藻华丽，是一种宗教的、迎合低级趣味的感伤作品，因此特别俗气；而第二篇——在这里我没有丝毫的理由来恭维您——第二篇我却觉得了不起。请您给我解释一下吧。

    我没法向他解释，我直到今天也没有找到一种解释。事实上我觉得，作家是完全可以拿那个银行盗窃犯来比较的：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谋划了一次盗窃，在阴森可怖的黑夜里独自一人去撬保险箱，可他并不知道将获得多少金钱与珠宝，并不清楚即将获得的财物是什么东西；他孤注一掷，结果坐了二十年的牢，遭受了驱逐与流放。而作家与诗人，我想也是以他们每一次的新的创作在作孤注一掷的尝试。这就是风险：罪犯可能撬开一个空的保险箱，可能被逮住，也可能一举获得前所未有的收益。诚然，作家又不同于这样的罪犯：作家有自己的风格，有区别于所有其他人的标志——大师的印记。可是一旦其他人，即他的读者和批评家给他贴上这种标签，那么，原来的写作模式就会重新出现，因为这时候写作不再是“别无选择”的事情，而纯粹是墨守陈规了；当然，这种墨守陈规是带着大师的印记的。高明的银行盗窃犯和拳击手都知道，每一次新的偷盗，每一次新的拼搏，都要比以前一天更加危险，因为他们有过闪失，人们对他已经有所了解；同样，作家想必也有类似的情形，我确信这对许多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尽管在他们的书房里挂着同业公会颁发的工匠合格证书。对一个艺术家来说，他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唯一一样不会有，那就是退休。“下班”，这是两个伟大的、人道的字眼，除非他永远或在某一段时期内“终结了自己的艺术”，并决定承认这个事实；要是那样的话，他就不再是艺术家了。当然，这只是一种想象而已，它对我来说不可能是事实。我曾经读过一篇书评，可惜我无法引证它的作者了，因为我忘记了他的名字。他说：一个人怀孕不可能是半吊子的事情，而我则觉得，一个人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不能当一个半吊子的艺人。
    “别无选择”是夸张之词，可我对为什么要写作这个问题还是一直没有找到更好的答案。对于那些创造和接受艺术的人来说，艺术是他们赖以生存和生活的少数几种可能性之一。犹如生老病死很少能成为经验一样，艺术也很少能成为经验。当然，有人生活得很有经验，但是这种生活已经没有生机可言了。有些艺术大师后来也成为了纯粹按经验办事的人，这样，他们也就不再是艺术家了，即使他们不向自己，也不向别人承认。一个人不能成为艺术家，并不是由于他干了什么坏事，而是由于他在开始创作的时候对所有的风险产生了畏惧。

                                     哎呀录自《钟的秘密心脏》(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年2月版)

                  

    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oll， 1917-1985）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作家。生于科伦一雕刻匠家庭。1939年入科伦大学学习日耳曼语文学，同年应征入伍，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曾负过伤，当过俘虏，对法西斯的侵略战争深恶痛绝。
　　1947年伯尔开始发表短篇小说，1951年成为职业作家。这一时期伯尔参加了“以探讨一切当代问题为宗旨”的 “四·七”社，并成为该组织的重要成员。他的创作主要取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旨在探索战争给德国及其民族带来的种种灾难。作品基调灰暗、抑郁，主要人物形象大多是士兵。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正点到达》（1949）、长篇小说《亚当，你到过那里？》（1951）和短篇小说集《流浪人，你若来斯巴……》（195O）等。成名作《正点到达》已成为联邦德国“战后文学” （即“废墟文学”）的代表作。
　　五六十年代，伯尔创作进入一个新阶段，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更广阔，技巧也日趋姻熟。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小《一声没吭》（1953）、《无主之家》（1954）、《九点半钟的台球》（1959）、《小丑之见》（1963）等。这些作品主要写西德战后 “经济奇迹”中的小人物的种种遭遇，其中《小丑之见》被称为这一时期形成的“不顺从文学”的重要作品。
　　7O年代，伯尔的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达到高峰。1971年发表的《与一位女士的合影》是伯尔全部创作的结晶，被诺贝尔奖评委会誉为“臻于顶峰”之作。《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1974）的发表又引起了强烈反响。由此作家被公认为当代德国的歌德和国际文坛巨擘。他的小说曾多次获国内外文学奖，1970至1974年先后担任联邦德国和国际笔会主席。
　　1972年“为了表扬他的作品，这些作品兼具有对时代广阔的透视和塑造人物的细腻技巧，并有助于德国文学的振兴 ”，伯尔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上海文艺出版社会2005年11月出版

海因里希·伯尔的散文杰作《爱尔兰日记》:

   《爱尔兰日记》是伯尔最负盛名的作品，至今全球销量已达二百万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伯尔多次游历爱尔兰，本书是此间心灵闪光时刻的精妙记录。描写了动人的爱尔兰风情，神秘的凯尔特文化，以及爱尔兰大地上的众和相，感人至深，被称为“二十世纪最富同情心的散文杰作”，世界散文宝库中一颗明亮的珍珠。

附: 海因里希·伯尔部分中文版著作的封面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