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亭观景：看思想自由地生长——马正平教授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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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亭观景：看思想自由地生长——马正平教授访谈录

作者：四川也人

在中国当代写作学与写作教学界，马正平先生可以说是一位最有争议的写作学者。从事写作学研究二十多年来，提出了“心灵背景论”、“知行递变”论、“写作文化”论、写作生长（分形）论、写作思维操作模型理论，行文措辞理论、“时空论”写作美学、“秩序论”写作哲学理论，最后构成了恢宏壮丽的“非构思”写作学的全新概念和理论体系，达到科学主义与人文精神相融合的统观境界，实现了形而上的追思与操作性实践的“诗·思·言”的统一。他的多篇论文在全国和省内获奖，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复印转载，由他主持和主编的《高等写作学教程系列》（1—5册）被教育部选入“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并向全国高校推荐使用。他的写作学研究成果被称为“马正平现象”，他的写作理论被称为“马氏理论”，他本人也被誉为“中国当代写作学的一面镜子”。正是从马正平先生身上，人们看到了当代写作学学科的悄然崛起、迷人风采和无限希望。带着对当代写作学发展的浓厚兴趣和对马正平先生的敬意，我们在他古雅而现代的书房——远亭山庄——访问了这位正在为一个新的重大理论发现而兴奋不已的中年学者。

◇马老师，从您的一些个人材料来看，您最初的治学方向和兴趣是古典文艺美学、文论，但后来从事的却是当时被人认为“没有学问”的写作学研究，从此就沉浸于当中二十多年。这其中的缘由和甘苦，恐怕只有您自己才最有体会了。随着21世纪的到来，人类走进知识经济和信息革命的时代，写作行为在整个社会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重要，写作学研究和写作教育已经愈来愈被各方面所重视，但是在表面的繁荣背后却存在着“写作行为中心化而写作学理论边缘化”问题，这看上去是一个悖论。您是怎么认识这个问题的呢？

◆这个命题应该作一个限定。准确的说，在某些人那里，这的确是一个悖论。比如，全国某著名高等学府的中文系，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最先取消了写作课程，撤销了写作教研室。但进入21世纪以后进行中文专业课程改革时则撰文认为：“大学中文系的职业特征应该是‘能说会写’，不是培养作家，而是培养写家。”在全国综合大学率先恢复了写作课。但是，他们的写作课是让系里老师中的小说家讲小说写作，让诗人讲诗歌写作，让搞文学评论的教师讲文学评论写作，请各专业学者讲自己学科的学术论文写作。在讲课时并不讲授写作理论知识并进行训练，而是讲写作经验，企图通过这样的写作教学进行训练，他们的言下之意就是认为写作没有原理、规律、理论，这就是你说的这个“写作学悖论”吧。

我想，造成这个悖论的原因有二：第一，五四白话文运动颠覆冻结了中国传统写作理论之后，从西方引进过来了写作知识、写作教材，但是写作教学效果并不理想，它的无效或低效性不仅倒坏了学生的学习胃口，更倒坏了中文专业中那些“显学”（文艺学、美学、语言学、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等）学科学者们的学术胃口。在这些学者那里，这些东西就是中学作文知识，而不是写作理论，不是真正的学问。从此，人们对写作知识、写作理论产生肤浅、平庸和无效、无用的深刻强烈印象。第二，当中国当代老中青三代写作学学人，尤其是七七、七八级等一批青年学者经过20多年的潜心的不懈的研究，终于建构起一套具有明显的“哲理性与操作性统一”（孙绍振语）“揭示了人类写作奥秘”（林兴宅语）的后现代写作理论体系、教学训练体系，并编写出三套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大学写作教材（董小玉主编《现代写作教程》、余国瑞主编《实用写作》、马正平主编《高写作学教程系列1-5册》）之后，这些学科权威们又认为，写作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不需要那么深奥的理论，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教学方法的问题。写作学研究应该进行写作教学方法的研究，而不是写作原理的研究，招收写作研究生也应该是写作课程与教学法的研究生。由于那些显学学科的专家、学位界权威拥有写作学的硕士博士授予权和大学课程标准制定的表决权，写作学理论、写作学课程在中文系被边缘化就是必然的命运了。但是，在大学生那里，在喜欢写作的人们那里，在许多中文系、文学院和非中文专业的领导那里，这种悖论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这个悖论是由那些中文专业的显学学科权威和学位界、课程界专家们的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人为制造出来的。我以为解决这种悖论的途径有二：一是用当代最新的写作理论知识体系进行教学与训练，用明显骄人的写作教学效果去改变人们对当代写作理论的陈见、误解、偏见；第二，请国家学位委员会邀请那些显学学科权威和学位与课程界的权威们对当代的写作理论、写作教材和写作教学进行客观公正的研判评价，重新认识当代写作学的学术品质、教学效果和学科地位。因此我坚信，真正实现了“哲理性与操作性统一”，“揭示了人类写作奥秘”的当代写作理论（写作教材的课程主要内容）最终是不会被“边缘化”的，社会是要承认的，后人是要承认的。

◇从事写作学研究二十多年来，您一直是一位理论的高产者。一些同行幽默地形容您是“猴子掰玉米”，攻下一个理论难题后马上又瞄准另外一个，或者把您的行为比喻成“圈地运动”，圈下一块地之后来不及耕种，又去圈另外一块。2002您年发表了《非构思写作学宣言》，北京大学中文系5位文学博士发表了认同性讨论性回应文章，在全国引起了较大学术影响，使写作学界的理论首次受到其他学科学者的高度重视，再次掀起了您写作学学术生涯的新高潮。“知行递变”写作过程论，写作思维操作模型，行文措辞理论，“心灵背景论”，“写作文化”概念和理论，“时空论”写作美学，“秩序论”写作哲学理论，终于都统一在“非构思”的旗帜下，形成了“非构思”写作学的全新概念和理论体系，您圈的一块块地也标上了“马氏”或者“非构思写作学”的标记。从您的著作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些理论都不是“构思”、“构想”而形成的，而是经过多年的研究一步步形成的突破、顿悟。那么马老师，这一系列“理论”的最初胚胎或者逻辑起点是什么？整个体系是如何“生长”出来的，它们之间发展的内在逻辑又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问得太大太大，这是要用一本学术传记才能彻底回答的问题，这里简单谈谈。现在看来，现在这些学术理论最初的“逻辑起点”应该是对艺术秩序感、时空感（其实，据我研究它就是康德美学中讲的所谓“共通感”。）这个哲学本体的敏感。我出生在一个物质上贫穷而文化环境较好的一个家族里，受叔父们的影响我从小就喜欢诗歌、对联、古文、书法、音乐等艺术。读大学的时候，我最感兴趣的是古典诗歌创作与诗歌美学学习。大二开始研究诗歌音乐美问题，到大三下期我就完成了15万字的《诗歌节奏的美学探讨》（又名《节奏论》）书稿和4篇诗歌节奏史和节奏美学的论文。我当时就认为艺术形式的生命和灵魂是节奏感，而节奏感是通过节拍的重复和变化来实现的。大四的时候我又发现诗歌的抒情气氛、艺术感觉、审美感受是通过对诗意的重复与对比的内容修辞来实现的，那时我就感觉到文学艺术内容方面的节奏感是艺术思维操作原理的核心和灵魂。也是大四的时候，为了把大学期间的关于意境说研究所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梳理，我写了15万字的《意境探微》的书稿和《近100年意境研究述评》、《境、境界、意境和景》、《意境本质初探》、《关于意境本质研究的述评》等意境美学论文。我以为意境的美学本质是一种心灵空间感的问题。艺术的内容的美就是一种心灵空间感问题，这是艺术内容美的核心与灵魂。而且，我在《诗歌节奏问题的美学探讨》中指出“艺术节奏（时间）和艺术境界（空间）之间存在相互转化、相互生成的奥秘，时空是一体性的。”这个时空感就应该是你所说的那个“最初胚胎”或者“逻辑起点”吧。因为后来的很多理论都是这个最早的理论胚胎的不断展开、生长。大致说来，艺术的时间感问题生成了后来的艺术与写作思维学（从赋形思维到路径思维）；艺术的空间感生成了后来的空间论境界说，这二者的结合便生成了后来的“写作文化论”、“时空论美学”与“非构思写作学”。

这里重点谈谈形成节奏感的“重复”与“对比”这个逻辑起点的展开生长吧。大学毕业后在从事写作研究过程中我又进一步发现，“重复”与“对比”不仅是诗歌的写作思维操作模型，而且是所有的文章写作，将主题结构化、展开化思维操作模型。后来我才发现“重复”与“对比”就是中国古代文章“起承转合”章法的思维操作基因，而它才是文章表层（时间顺序、空间顺序、逻辑顺序）的深层结构。另一方面，我从对于人们对“表达方式”概念尴尬困境的探讨中，发现在“表达方式”这个概念中人们将“表达目的”和“表达方式”（表达行为）这两个层次的概念混淆、杂糅在一起，才产生了既不能把它叫做“表达目的” 也不能把它们叫做“表达方式”的尴尬处境。而真实的写作行为中，“表达目的”和“表达方式”这二层次的概念是互为“递变”的。于是，我进一步认为，整个写作行为的生成的内在机制也是如此。由于“表达目的”是写作行为的“知”，而“表达方式”则是写作行为中的“行”，所以，我就把这个内在机制叫做写作行为过程的“知行递变”原理，从而揭示了写作行为过程内在机制。但当时并不知道，“知行递变”原理，其实也就是文章的目的、立意的复制原理，因为，“知”向“行”的递变，其实就是将“知”的意涵复制到“行”上去，并连绵不断直至文章完成。到1990年，上述思想偶然与混沌学与分形论遭遇、共鸣后便很快提出了“写作分形生长论”思想，并认为分形生长的内在机制就是重复、复制，而“复制”又是生命形成的基本原理。这样，“写作分形生长论”把上述思想进行了重要的哲学提升，使人们看到了艺术与写作思维的自由秩序生成原理。但是，艺术与写作思维的分形生长的内在机制究竟是怎样的？或者，从写作思维的“深层结构”（重复与对比，或者说复制思维）到写作思维的“表层结构”（渐进与平列、文本结构）的中介、内在机制、操作技术又是怎样的？这个十分重要和关键的问题，从重复与对比的“深层结构”理论提出开始就一直困扰着我，80年代虽然有一点模糊的感觉，但是始终未能完满解决，一直到90年代以后的研究才有根本的突破，因为我逐渐发现了抽象思维、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的微观的类似基因水平的思维操作模型。最后，我终于明白，原来“重复”与“对比”的思维操作模型和这些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灵感思维（因果思维、构成思维、过程思维、程度思维和相似思维）的微观操作模型是艺术与写作思维的两个侧面，前者是赋形思维，后者是路径思维。前者是目标、理想、动力、宏观的思维操作模型，后者是实现前者的手段、径途、方法，是微观的具体的思维操作技术本身。写作思维的“深层结构”到写作思维的“表层结构”的中介、内在机制、操作技术终于呈现，于是艺术与写作思维操作的基本原理终于成熟。原来，赋形思维学就是思维的节奏学与旋律学而已。而路径思维正数思维的节奏、旋律的操作化技术，

由于这种写作思维像生命形成那样是复制化节奏化自由生长，它有自己独立的生长方向与逻辑指向，因此，它从学理上必然要摆脱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主体性总体性预设性专制性的构思主义写作学束缚，果然，后来在一个偶然的“错误”中，我们发现并命名了“非构思写作”和“非构思写作学”的现象和规律。其实非构思写作学的状态、理想和归属正是时空论美学。这时，终于实现了诗、思、言的融合、统一，于是使我们的生命终于得以“诗意的栖居”。由于时间关系，关于“写作文化”论与“时空美学”理论的生长历程，就不讲了吧。

远亭观景：看思想自由地生长——马正平教授访谈录 (2)作者：四川也人

◇目前人们对写作的重视，主要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眼光，对写作实践教学很重视，但是对写作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并不重视，仍然有人认为写作学招研究生应该是写作教学的研究生，不应该是写作学理论的研究生，认为写作只有技术没有理论，认为写作无学。而另一方面，在写作学内部，研究队伍出现断层，写作学研究后继无人，当前没有一个有影响的写作理论是由青年学者提出来，而80——90年代却不是这样。这种现象对写作学的发展是很可怕的。您认为这种隐忧应当怎样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在全国，写作学科目前暂时还没有独立的学位授予权，但是听说您已经在酝酿以写作与思维研究所的名义招收“文艺学（写作学）”专业的研究生，这将是全国首家以二级学科的名义而实际上全部招收写作学研究生的硕士点。请您具体谈一谈您对“文艺学（写作学）”这一专业的设想以及用这样的方式设立专业的意义好吗？

◆关于写作学的硕士、博士授予权的问题，一直是中国当代写作界老、中、青几代学者的深深的心灵之痛。“文革”结束后首次进行中文专业的博士、硕士授予权的时候，当时的学位授予权评审委员会的非写作专业的著名老专家们看到那一本又一本近似于中学作文知识的大学写作教材，而看不到一本有深度的写作理论研究方面的学术专著的时候，他们认为，写作学的学术水准不能授予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虽然写作学界同仁对此十分不满，但是，平心而论，这些老专家们的观点还是比较客观的，比较公正的。这不能怪别人，应该怪我们自己。但是，通过写作学界老中青三代，尤其是七七级、七八级毕业的写作学人近30年来的卧薪尝胆的潜心研究，当代写作学与写作教学研究的学术水准远远超过30年前的水平，即使与中国当代的其他人文社会学科比较，中国当代写作学的深刻性、原创性、本土性、现代化的水平也不会低于其他学科。只要从《中国学术期刊网》上检索一下“写作文化学”、“写作思维学”、“赋形思维”、“路径思维”、“重复与对比”、“非构思写作”、“非构思写作学”等写作学概念和理论被写作学以外其他学科，甚至被许多外国语学院的英语文体学、修辞学、翻译学、跨文化写作研究者所引用和借鉴来研究问题并高度评价的时候，如果还认为写作学“没有学问”是“中学作文知识”，不能有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的话，那就有失学术良知公正，有负神圣的学术责任了。

在这种背景下，由于社会的需要（全国数千所大学中文和非中文专业的写作课老师的补充问题就不能解决，更不说写作学有无数的问题需要深入研究）从80年代开始，北京师大、南京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西南师大、南京师大、湖南师大、陕西师大、山西师大、内蒙古师大、四川师大等校中文系就在文艺学或现当代文学等二级学科设立写作学或文学创作论方向招收硕士研究生，为各地高校培养了一批写作学方向的研究生。最近几年，南京师大还培养了古代写作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

这些写作学方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由于是作为二级学科的一个方向来招收的，按照教育部研究生培养的课程管理规定，二级学科的所有方向必须上二级学科学位课程的必修课，而一个方向只能上一门或两们的必修课，这样一来，这些写作方向的研究生主要还是二级学科研究生的知识体系和思维方式，学术规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学硕士研究生。而写作学作为一个独立庞大立体的现代知识体系和层次，这种培养体制最后严重影响了写作学方向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无法满足高校写作教师教学与科研的迫切需要。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四川师范大学从2003级开始将写作学方向放在“课程与教学论”，叫做“课程与教学论·高等写作学”，与“课程与教学论·语文”平行，成为独立的写作学硕士研究生培养点。这样，写作学方向的研究生虽然还是我校“课程与教学论”二级学科的一个方向，但是可以独立进行写作学专业的系统立体的硕士学位课程设置和培养。3年来的培养实践证明，这种变通的培养体制的确强化了独立的写作学科的理论知识体系，思维方式，学术规范，迅速提高了写作学方向的专业水平，在就业竞争中获得了成功，得到了写作方向研究生的欢迎。

但是，由于“高等写作学”和“语文教学论”完全不是一回事，“语文教学论”主要是运用教育学、心理学原理研究语文教学方法，它必须依赖教育学（课程论、教学论）、心理学，而“写作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因此，它对主要针对于普教系统的教育学、教育心理学并不十分迫切需要，而按“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的培养规定，必须要上许多教育学（课程论、教学论、教育史）、教育心理学的必修学位课程。我以为，写作学研究生培养计划中更迫切需要上的是写作原理、写作思维学、写作措辞学、写作文化学、写作美学、写作哲学、西方写作学、文体写作学、写作史、写作学史、文章分析、写作评论等学位课程。当把写作学作为“课程与教学论”的一个“方向”进行培养的时候，这些矛盾就暴露出来了。显然，这只能是权宜之计而非理想方案。由于我校文学院十分重视高等写作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加之我院写作理论研究在全国的特殊地位，因此，决定对写作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进一步进行改革探索。经学校同意，决定从2006年开始，以四川师范大学写作与思维研究所的名义在我校招收“文艺学（写作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这就是你所说的“全国惟一以二级学科的名义而实际上全部招收写作学研究生学位点”。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一方面，写作学的知识话语最接近于文艺学（文学写作学是写作学的一个分支），另一方面，当代的写作学理论，尤其是非构思写作学理论具有一种大文学理论、广义文艺学、大美学的特征；第三方面，我本人也是中国美学与文艺理论的研究者，因此，这个名称还是很准确的。这样，写作学硕士研究生就不必上那么多的教育学、心理学课程了，而集中精力于写作学专业课程的学习与培养。这个“文艺学（写作学）”硕士点，培养具有文艺学、美学背景的高等写作学与写作教学的硕士研究生。这样的体制，对学生也有好处，学生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既可以攻读文艺学、美学的博士学位，也可以攻读写作学方向的博士学位。我想这样的培养模式无论对哪一方都是有意义的。

当然，这肯定不是我们最理想的培养方式，这仍然是一种权宜之计。我想，如果今后写作学获得独立的硕士博士授予权，那末，我们这个“文艺学（写作学）”，就更容易成为独立的写作学的一级或二级学科的学位点了，那时，就可以名正言顺独立地进行写作学的硕士、博士的招生与培养了。我们大家期盼着这一天，我们将为此而共同努力。

◇谈到写作学研究生教育，因为这是为写作学的发展培养后备力量和接班人，所以您一直非常重视研究生的培养，您为研究生精心设计课程，教给他们规范、方法、策略、思维方式，鼓励他们通过思考和对话发现自己，通过言传身教引导他们真正进入写作学大厦的门槛，在他们身上倾注了极大的心血。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您的研究生培养理念吗？你最希望您的学生继承发扬的是什么呢？另外，您的学术道路非常有个人特色的，可以说是打上了浓重的“马氏”烙印，您进行的是开创性的工作，是“圈地运动”。您的学生自然不可能再像你一样去“打下一片江山”，对于他们来说，难在突破，难在超越。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远亭观景：看思想自由地生长——马正平教授访谈录(3)作者：四川也人

◆关于研究生培养理念，我认为主要有三：第一，通过对中国20世纪中外写作学史的学习，培养学生强烈的学科意识与学科使命感；第二，通过对写作学研究生的学位课程设置和教学，培养学生广博的学科知识背景学养，形成开阔的研究方法论视野；第三，通过对话讨论言传身教、研究过程演示和课程的作业论文写作，培养起学生对研究性材料的搜集、处理，从而生成创新性学术观点的研究功夫。我最希望你们继承和发扬的是将诗思言统一融合的写作学思想、方法以及面对本土、平视他者、独立言说的学术立场和学术气派。应该说这就是我们的非构思写作学的学术范式，我很希望你们继承、发展甚至超越这个范式。

关于你们的写作学研究，我想主要是接着我们理路继续探索继续创造。老实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提出了一系列的写作学范畴、概念，从而形成当代写作学全新的理论体系和教学体系，但是，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还是比较粗疏的，只是勾勒了一个大概的轮廓，有很多理论需要你们进行深化、细化研究。其实不仅是细化，还有开拓。例如，当代写作学就还有两个研究领域你们可以大有作为。一是从写作史（写作文化史、写作美学史、写作哲学史、写作思维史、写作措辞史、写作禁忌史、写作文体史等）的角度进行深化研究。二是进行中西比较写作学、比较写作文化的研究。你们有良好的外语水平，一定很精彩。此外，还可以运用当代写作学的理论与方法去进行其他中西方其他学科的研究，进行学科“入侵”，“挑战”它们，平等对话，从而引起人们的比较与深思，最后认可中国当代写作学的学术范式，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不妨一试。

◇我们知道，您不仅在写作学界建树颇丰，在其他领域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美学界您被认为是“海内外研究王国维美学思想的5个代表学者”之一。早在1987年发表的《50年来意境研究述评》（3万字）被人民大学全文复印转载，同年发表的《50年来〈人间词话〉境界阐释述评》一文，被人民大学《美学》、《中国古代和近代文学》两个专刊同时全文复印转载，成为当代意境美学研究的基本的入门参考文献。专著《生命的空间：〈人间词话〉的当代解读》通过对王国维美学概念、美学体系、美学主旨的还原，最终还中国传统美学与文论思想以迷人的风采。在思维科学领域，您重新反思中外学术界对思维的定义和分类，写出长篇论文《从反映拓展到创构和应对——人类思维概念和分类在的重新思考》，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复印转载。您在很多学科，就像是一位专门的理论生产者和方法论生产者，不同学科的研究在你那儿是并行不悖的。为什么您能在如此广泛的领域产生这么多的新观点、新理论呢？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些理论、成果背后所采用的特殊和一般的方法吗？

◆为什么能在这些领域产生这些新观点、新理论？我也讲不十分清楚，但我想主要是知识背景、知识结构的广阔性和深度性建构使然。在这个建构中，一方面是高度的理性化知识，例如，哲学、美学、思维学、文化学、文艺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逻辑学、历史学，甚至自然科学等知识积累，另一方面，是高度感性的艺术创作或鉴赏经验的积累，例如，诗歌、散文、书法、音乐、绘画、建筑、园林等艺术经验的积累。一般说来，对于中文专业而言，具有高度创造性的学者是像王国维那种因“情感苦多”当不了哲学家，因“理性苦多”又当不了艺术家的人。而上述知识建构正像这种人的知识结构特征。

关于科学发现和所有的理论发现，在我看来，无非只有两种或三种情况，第一种是灵感顿悟；第二种是理论假说（假设）。前者所运用的是相似思维（自相似思维与他相似思维）；后者运用的因果思维（原因分析、背景分析、功能分析、措施分析）。第三种是前两者的结合，运用因果思维推出假说然后用相似思维进行证明。灵感顿悟、相似思维需要有一种时间感的节奏感觉，能够对不断重复出现的某些现象（规律、原理）敏感，理论假的因果思维需要一种空间意识、空间感觉，需要人们超越现有的空间而进入现象空间之外的超越性空间、想象空间，所有的理论假说就是这种超越的结果，理论中概念与概念之间形成的关系、模型都和这种空间思维特质有关。请注意理论思维是在某种抽象的思维空间上智力操作。在这里再次看出了艺术经验（尤其是节奏感、时间感）对于灵感创造的重要性，同时看出理性思维这种超越性空间思维对于理论假说、模型假说提出的重要性。我的许多理论都是对某种一再重复出现的现象的异常敏感和注意，因为一再出现的东西背后就有某种规律存在，你需要感悟到一再出现、或相似关系的现象背后的东西，这就是规律、原理。例如，“重复与对比”的赋形思维理论、“渐进与平列”的文本思维理论，还有“写作试思”、“文章开笔”、 “写作文化”、“写作生长论”等理论就是如此。而“时空美学”、“写作禁忌”等理论则是运用因果思维的理论假说来获得的。至于“知行递变”、“非构思写作”等理论就是属于第三种情况——运用因果思维推出假说然后用相似思维进行证明。当然，能够获得这些观点之前肯定还有许多许多的准备工作要做，并不是运用相似思维和因果思维就可以马上“生产”出一种新的概念或理论了。这个问题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并非这里的三言两语可以讲清的，我只讲了一个大概的情形而已。

◇最后一个问题，您是美国亚当·史密斯大学的名誉文学博士和兼职教授，对国外的写作学研究比较了解，能不能简单地谈谈当今国外的写作学研究同国内的研究在内容、方向和方法上有什么不同？当代中国写作学在那些方面超过了国外，国外写作学的研究和发展又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的？

◆当代西方写作学至今没有独立，与中国一样，正在致力于写作学科独立的努力。就学科建设而言，当代中国比西方强，至少“写作学”已经成为一个很普遍的汉语学术词汇、概念，中国写作学会早已为人所知。

如果将中国当代写作学与20世纪西方写作学的总体相比，可以用6个字概括：“慢一步，深一层”。也许是写作学发展的内部规律的必然性所致，20世纪的中国写作学与西方写作学的发展进程模型是相似的，都经过了“文体写作学—过程写作学—文化写作学”的历程。但是，每一个阶段的研究都比西方慢一些，但是，一旦进入研究，中国写作学的研究水平，比西方更加有深度和高度。例如，在写作过程论研究中，西方是在60年代中期，而中国（由于文革10年耽误）是在80年代中期，双方的重点最后不约而同都转到了“写作思维学”这个关键性领域里，西方对写作思维的研究是通过“树形图”或“思维导图”的方式进行，最后发展到简单的思维模型阶段，由于没有上升到理论体系的境界，因此显得残缺不全，支离破碎，实用性、操作性较差。并且，其思维模型只注意了逻辑化一面、抽象性一面，忽视了艺术性一面显得干枯，没有生气。而中国当代写作学界关于写作思维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发展很快成果卓著。例如，我们将写作思维分为赋形思维与路径思维，互为表里，而且各有各的思维操作模型，这样使写作思维的操作模型达到了“基因”图谱的水平，并揭示了抽象思维、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的基本规律原理，这一点显然超越了西方写作学的学理水平。

又如，中西方写作学都不约而同地进入了后现代时期，都从抽象性的修辞学，转向了情景化、语境化、社会性制约下的修辞、写作行为的研究。于是西方产生了当代新修辞学热潮，而中国当代写作学在80年代初则产生了文化写作学的热潮。西方的研究关注的是修辞动机、修辞情景、修辞形态和意识形态对修辞（包括写作）的制约与影响，并为发现这些东西与说者写者之间的精神中介；而中国当代写作学则发现了社会、时代、情景影响制约作者写作的中介——写作文化（以及写作禁忌），并提出了写作文化和写作禁忌的概念和理论，这样，更加逼近了社会对写作行为进行控制的真实机制和因素，更加有利于写作与修辞，其理论抽象度肯定高于西方。

在从整体上说，西方当代修辞学尽管也发展到了后现代水平，但是从整体知识化与上面来讲，还停留在古典主义、现代主义的构思论修辞学、写作学的水平上，他们无论是修辞学还是写作学都是以构思论为中心的，而中国当代写作学的先锋理论派的写作学理论与教学已经进入非构思主义的彻底的后现代或后现代之后的学术境界了，这一点西方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另外，西方修辞学与写作学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关注的对内容讲什么合适的研究，因此，当代西方的新修辞学的核心概念是“认同”或“同一”这些东西。而中国当代写作学特别关注的是思维的深度、灵活度、创造性的问题，关注的写作内容和写作形式的创造性、深度化的思维机制问题，因此更像写作学。

但是，西方修辞学的一些地方也很值得学习，例如，他们关注政治、意识形态、权力对写作的影响，关注修辞的伦理学问题，一句话关注人存在状态的问题，中国写作学对此相对淡漠一些。又如，虽然，中国当代写作学提出了“写作文化”和“写作禁忌——策略”的概念和理论，但是研究不深不细。我们的“写作禁忌——策略”理论只指出了“写作策略”是“协调”与“对抗”，显得粗疏，这一点西方当代修辞学就值得学习。美国当代著名新修辞学家搏克的提出了修辞情景的概念，并指出修辞情景的理论主要关注的是言者写者和听者读者的“认同”，而他对“认同”就细化为“情感认同”、“对立认同”和“误同”三种形态，这样写作禁忌理论中的“协同”策略就更加具体化、操作化了。总之，西方写作学还没有从修辞学理论中独立出来，因此没有独立的成熟的写作学理论和教材体系，但是，西方当代尤其是美国的“新修辞学”理论，作为写作学的背景理论很具有写作学研究的学术价值的，可惜这一点没有引起国内写作学界的注意，因此，你们要注意这一重要的学术资源的学习与研究，使之为我们中国当代写作学建设发展服务。

◇谢谢马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从您的身上，我不仅看到一位学者治学的严谨，创造的热情，同时也看到了当代写作学崛起的希望和迷人的魅力，同时您也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广袤、自由的美学、思维学、哲学新天地。

的确，在马正平先生身上，似乎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悖论：他最初钟爱的是古代文艺理论研究，后来却将二十多年的学术年华献给了现代写作学建设；他在中国写作学界一直勉力于挑战权威，不断“生成”新的、更科学、更逼近写作真实的理论，最终自己却成为了写作学界难以超越的权威；他在治学上永远是一种态度：严谨求实创新，在生活中却充满人情味，不失赤子之心。他好像永远都能找到一种最引人注目的思想和突破的方式。

这就是马正平，他用丰硕的科研成果对自己给出了一个如此清晰的定义：一个写作学家，一个美学家，一个思维学家，一个方法论的生产者……。

2005年6月20于西蜀成都锦江之畔 “远亭山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