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创新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核心内容,也是个人发展、民族进步的重要动力。如果丧失创新能力,无论国家、民族还是个人都会遭到残酷的淘汰。“创新”这个概念的内涵的根本点是信息量的增加,其中又可以分为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等,前者指的是了解客体运动规律的信息量的增加,后者指的是改造客体和主体的信息量的增加。在创新活动中,前者的意义更加重大,争议也最多。关于“伪科学”问题就是争议的一个中心话题。一派观点认为,所谓科学创新,必须符合国际公认的学术准则,主要是运作方式要与现代科学接轨,目前出现的许多“创新”,根本就与常规的科学研究方式格格不入,是招摇撞骗的“伪科学”;另一派观点则认为,科学要实现重大创新,就必须突破西方科学话语体系的藩篱,只有这样才能走出一条自主发展的道路,所谓打击“伪科学”的行动,完全否定了传统文化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对科学创新造成了严重伤害。这场争论的波及面迅速扩大,关心这场争论的人都认为,它已经涉及科学能否健康发展的问题,甚至涉及中国科学能否自立于世界科学之林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对该问题进行一次全面的梳理和探讨。 一、对科学创新内涵的再认识 在汉语中,“创新”与“创造”这两个概念几乎是同义词,但在外语中,它们是有区别的。在英文中,创新是innovation,创造是creation;在俄文中,创新是HOBaTOpCTBO,创造是TBOpqeCTBO。虽然两者的意思都是刷新,但后者深沉得多。前者仅带有一般区别于旧事物的性质,后者欧阳志远则带有根本区别于旧事物的性质,因而带有体现人的本质力量的革命性质。科学创新,尤其是基础科学的创新,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创新,这种创新要从创造的意义上来理解。 人的能动性的最高体现是创造。人之为人,有创造欲望,这是人和动物之间最根本的区别所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过:动物也生产,但是“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这就是人本质力量的体现。 科学创新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其内涵在于必须展现新的世界图景。当然,新理论对旧理论的关系是一种扬弃关系,既保留又抛弃,但新发现毕竟是科学理论的飞跃,是理论的质变(包括部分质变),因而必然与原有图景发生冲突,没有冲突就没有突破。由是,科学创新总是指向未知领域,而要揭示未知领域的规律,就只能采取试探的方式即假说的方式前进。正如恩格斯所说:“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假说的基本特点在于:第一,它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并经过一定的论证,因而有别于一般的臆想、猜测;第二,它对未知规律的把握尚不确切,因而有别于成熟的理论。所以,只要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假说出现的方式就应当允许并鼓励不拘一格。 正因为假说有这些特点,所以一开始差不多都很难被接受。科学史表明,即使是那些后来得到社会公认的重大发现,最初都是被世俗观念拒绝的,而且理论的突破越大,遇到的障碍就越大。例如,爱因斯坦(Einstein)的相对论不仅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甚至在一开始就遭到诋毁。出现这种障碍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原有科学家或科学家共同体的眼光受思维定势[或者说如库恩(Kuhn)所谓的科学“范式(Paradigm)”]遮挡,无法接受异己观念;二是科学家或科学家共同体出于对既得利益的维护,对科学新说进行排斥。一般说来,新发现尤其是重大发现得到社会承认是需要时间的,但只要是真理,早晚总会崭露头角。 假说的前途有两个:一是发展成为社会承认的理论;二是在发展过程中被淘汰。出现后一种结果,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否定错误假说的历史地位,因为它们当中的合理成分往往会为新理论吸收,成为新理论成功的基础;同时,如果不给这些“不结果实的花朵”以必要的生长空间,那么就可能使得“结果实的花朵”在绽放之初就和“不结果实的花朵”一并被封杀。即使假说发展成为新理论,随着实践的推进,终究还是要被替代的,有的甚至成为错误理论。“地心说”就是这样的例子,虽然它后来被“日心说”取代,但它毕竟是人类认识宇宙的一个必要阶段,至少没有它就没有最初的历法,而且直到现在,天文学中广泛使用的天体坐标系,还是以地心说为基础建立起来的。 关于理论体系的建立,是否一定要以西方科学为基准,这可能是新思想遇到的一个更大障碍。近代科学在西方兴起之后,以严密的逻辑推理和受控性实验为依托,产生了光辉灿烂的成果,也获得了绝对的权威地位。但就是在这种态势下,一些大学者也并没有放弃对东方思想的顾盼。早在17世纪,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Leibniz)就谈到对中国《易经》的崇敬,认为这是二进制算术思想的发端。他说:“《易经》,也就是变易之书。在伏羲的许多世纪以后,文王和他的儿子周公以及在文王和周公五个世纪以后的著名的孔子,都曾在这64个图形中寻找过哲学的秘密……这恰恰是二进制算术。这种算术是这位伟大的创造者所掌握而在几千年之后由我发现的。”随着探索的深入,世界的复杂性日益显露,越来越多的事物难以精确量化,特别是有的对象用机械决定论无法把握,甚至用概率决定论都无法把握,这时候,西方科学的思维方式就开始受到挑战了。20世纪初,物理学界哥本哈根学派的领袖玻尔(Bohr),针对量子力学建立过程中关于“互补原理”的争论谈到,互补观念对于西方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所以他把希望寄托在东方人身上,并认为中国道家的阴阳二爻就是互补观念的最好表示。 1982年,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capra)的《转折点》一书问世。他把当今西方科学的困境与世界性的社会问题联系起来,认为这些问题的共同根源是笛卡儿一牛顿的还原主义观念,而以相对论、量子力学为代表的“新物理学”则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念范式,特别是两者结合产生的描述亚原子现象的S矩阵理论,对于整个科学具有启发意义。“S矩阵理论的哲学基础被称为靴袢探讨。根据这种哲学,自然界不能被还原为基本的实体,而必须通过自我的一贯性被理解为整体,所有物理学都必须一致遵循下述要求,各组成部分应与其他部分及整体相一致。这种观念构成了对于传统的物理学研究精神的激进背离。”他认为,范式转换是价值观的根本变化,关于价值观的转换方向,他特别推崇中国哲学强调动态平衡的整体观念。美国《西海岸书评》认为,这是一部“具有激进地改变我们生活的力量的著作”。 无论在古代希腊还是在古代中国,认识世界的方式都带有直观、整体和思辨的特点。近代还原性自然观的兴起是对古代朴素整体自然观的否定,从还原自然观再到整体自然观是一个否定之否定。新的整体自然观并不是向古代自然观的倒退,而是在吸收古代自然观的优秀成分和近代自然观的合理成分基础上实现的辩证复归。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说过:“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因此,如果理论自然科学想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就同样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这个观点也适用于其他文化形态。 现在对整体性自然观的理解,应该是建立在对还原性自然观有深入理解基础上的。还原性自然观和现代整体性自然观的关系,是一种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的关系:不理解还原性自然观,就不能理解现代整体性自然观;但理解还原性自然观,未必能理解现代整体性自然观。所以在当代条件下建立科学理论,不能完全以西方分析性科学为基准。正确的态度是,在通晓西方科学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和广泛借鉴各种传统文化中丰富多彩的思想方法,高屋建瓴,力求突破。 二、科学形态是否具有多样性? 西方近代科学诞生以后,是否还有其他科学形态存在?有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理由是:第一,没有形成公理化逻辑体系;第二,没有受控性实验。有人甚至把中医称为伪科学的代表,理由是中医的理论基础阴阳五行不是科学概念,人体的生理问题与金木水火土这些物质毫无关系。这是一种典型的误识。尽管是否能够以此对科学进行界定还有重大分歧,但澄清该认识对于研究“非西方形态的科学是否存在”这个问题,是很有意义的。 所谓“阴阳”、“五行”之说,是一种“取象比类”的方法。该方法源于古代中国人对世界的直观、整体、思辨的认识。古代希腊人和古代中国人都采取这种方法认识世界,但其思维方式有根本差别。古希腊人把世界归结为“火”、“气”、“水”、“土”四大元素,但这四种元素是具体物质形态的指称,而中国的阴阳五行则是一种抽象概念,不是具体物质,在当时条件下,这种选取无疑非常高明。 综观中医典籍可以看到,阴阳的本质含义就是一分为二,可以通过对立统一两种力量的作用来把握人体的生理活动。中医诊断以观察色脉为主,审视阴阳,区别柔刚。阴阳关系又渗透在五行的相互作用之间体现,五行之间有相生相克关系和乘侮胜复变化。经络学说与脏腑学说一样,也是一个有机体系。关于五行与经络的对应物,从20世纪50--60年代就成为中医界的研究热点,经过几十年讨论之后,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它们既不是具体的解剖器官,也不是器官系统。以笔者之见,应该是机体自我调节的一种宏观表现。 现代自然科学的体系是公理化的逻辑体系。逻辑一词源于希腊语“logos”,有“思想”、“思维”、“理性”的含义。逻辑的现代含义主要是:(1)思维的规律性;(2)客观规律性;(3)关于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所谓公理化体系,是选取少数不证自明的原始概念作为出发点,通过合乎逻辑的推理,证明其余命题的体系。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Hilbeh)曾经提出了公理体系的三个重要特性:无矛盾性、独立性和完备性。到现在,似乎还不能说中医理论就完全没有这种特性。 自然界里存在包括生物体在内的许多复杂巨系统,它们是由巨量子系统构成的,系统通过这些子系统与外界系统保持着多样而又统一的联系。在系统内部,这些子系统以看似紊乱而实际有序的方式进行着集体运动,产生有组织的功能。描述它们,需要的状态参量和方程数目都极其巨大,工作量难以设想。20世纪70年代,哈肯(Haken)在解决这类问题时提出了一个思想,就是找到描述系统宏观状态、结构和行为的最主要、最有效、最有决定性的参量。为此,他采用了朗道在平衡相变理论中所使用的“序参量”的概念。序参量是描述系统宏观有序程度的参量。通过研究序参量的演变,可以从总体上把握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无须追究微观层次上个别子系统的行为。例如在激光现象中,通过光波的振幅或光强度的把握,就可以把握激光系统的有序结构及其随时间的变化,从而了解激光器中微观光波的波列特性等。 在分析性思维极不发达的古代,中医理论对人体的把握,不可能像现代科学这样去选取参量,只能用自然界可视的一些因素来进行类比,但就其思路来说,确实与哈肯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阴阳五行这种概念的含义,已经超越了具体物质形态的意义,其作用类似于序参量。它们不是神秘的超自然力量,而是自然界与人统一法则的体现。以阴阳五行为基础,中医创造了“辨证论治”方法。它采用病因(风、寒、暑、湿、燥、火)、病机(阴阳气血等的失调)、八纲(阴阳、虚实、表里、寒热)等特殊概念,构成了一个自洽的诊疗学说。和西方成熟的科学理论一样,中医理论体系也是可以演绎的。现代社会出现的许多疫病在历史上见所未见。但中医仍然可以按其独特的方式来进行解释和控制。 中医的确没有西方科学那种形式的受控性实验,但其“辨证论治”的思想,即细心鉴别疾病在不同阶段的表现,根据具体临床观察所得,反复调处配方的思想,却与西方科学的实验思想有一定的贴近之处。据中医学家考察,“证”与古代的“证谏”一词相通,有直言规劝、使之改正错误的意义,而波普(Popper)关于科学与非科学的最后划界就是可证伪性。当然,这种验证是一种不同于西医那种分析性验证的综合性验证。根据现代控制论的黑箱方法,可由系统对输入信息的反应功能来间接把握系统,而不必追究其内部结构。中医诊疗方法正好是黑箱方法的典型例证。中医和西医的关系,是整体论和还原论的关系,是典型的互补关系。 实践已经证明:西医的分析方法有助于提高中医把握病症的准确性,特别是在应急救治方面,可以发挥中医难以企及的作用;而中医的方法,则有助于从根本上消除病因,特别是在调理机体的免疫能力方面,可以解决西医无能为力的问题。早在1929年,有人就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为由,希图通过立法来废除中医,结果由于社会强烈反对而以失败告终。在此之后,又陆续出现过一些类似的风波,然而都非但没有奏效,相反中医的影响还在与日俱增,到现代甚至出现了向全球迅速扩展之势,这说明它掌握的规律是难以否定的。 不少支持中医的人士认为,中医是一种文化,不能用科学的标准来要求中医。这种折中实际上还是不承认中医是科学。“科学”一词的本质含义,是客观规律的意思,并非特指西方科学。科学体系大体包括三个层次:经验层次、理论层次和元理论层次,它们在产生和消融方面都有相对自律性。元理论是科学家的深层信念,例如物理学中的实在观念和因果观念,它属于哲学信念。元理论是科学的根本,但就是在西方科学内部,元理论也是可以改变的。 相对论是在不改动经典物理学元理论前提下的变革,而量子力学则是对经典物理学元理论有所改动的变革。尽管在量子力学元理论的问题上,爱因斯坦和玻尔之间发生了旷日持久的论争,然而,量子力学还是在现代科学体系中稳稳当当地站立了起来。爱因斯坦曾经指出,科学评价的标准包括外在的证实性和内在的完备性。虽然他的陈述和本人的具体评价态度并不完全一致,但就我们来看,任何命题系统,只要达到这两者的相对统一,就没有理由把它排斥在科学之外。 2005年,美国人平克(Pink)在《全新思维》一书中指出,发达国家正在从崇尚逻辑思维能力的信息时代,向崇尚“高概念(High Concept)”能力和“高感性(High Touch)”能力的“概念时代(Conceptu Age)”转变。“高概念”能力指富有审美情趣的高度综合能力,“高感性”能力指富有感染色彩的高度社交能力。同年,与平克观点相同的另一个美国人弗里德曼(Friedman)所著《世界是平的》,把“概念时代”称为“全球化3.0”时代,其特点是,竞争的平台被完全推平。由于“概念时代”的到来,形象思维将越来越多地成为创新的基点,这就为多样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机会。平克还指出,美国医学院的课程正在发生重视“口述诊疗医学”训练的时代性伟大转变,医学院的学生要求学习艺术,以培养细微体察病情的能力。这些观点都值得我们注意。 三、什么是伪科学? 关于“伪科学”,波普在讨论“证伪”理论时有一个说法,他说,伪科学虽然也讨论经验问题,但用词含义不清,论断模棱两可,无法用经验证伪,如占星术、弗洛伊德心理学等。波普的这个判据有一定道理,但也有问题。因为许多科学假说一开始使用的概念、判断和推理不可能是十分明晰的,同时也是远离经验的。例如量子力学关于微观粒子的波粒二象性图景,就很难用经验证伪,爱因斯坦至死也不承认这种“模棱两可”的论断,但显然不能因此就把量子力学斥之为“伪科学”。“伪科学”问题与“科学”的定义问题密切相关。关于科学的定义,西方科学哲学领域中,在逻辑实证主义以后,学者们给出的界定一个比一个宽泛。费耶阿本德(Feyer abend)则完全放弃了界定。他主张用理论多元论和方法多元论来对抗传统的科学哲学和科学沙文主义,认为科学与非科学并无严格界限,科学并不是唯一的思想形式,把科学变成独断的教条会扼杀其他思想形式,同时对科学自身的发展也不利。科学家在从事研究的时候,并不遵循哲学家推荐的“合理”方法,而是什么方法适用就用什么方法。可见,即使是有“无政府主义者”之称的费耶阿本德,实际上还是把科学作为一种思想形式来使用的,尽管他认为界限比较模糊。基于目前科学哲学的现状,很难给出一个公认的“科学”界定,然而是否可以给出一个“非科学”的界定,这是可以探讨的。可以把探讨“科学”概念与探讨“非科学”概念的关系,称为建立“最高纲领”与建立“最低纲领”的关系。 命题与经验事实的关系问题,是关于“科学”争论的核心问题。事实观察中固然有社会性因素,没有任何理论与事实是完全一致的,但如果与事实没有任何一致而且长期完全不一致的命题系统,是否可以称为科学?这是值得深思的。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就是使经验事实逻辑系统化的语言系统或命题系统。历史主义反对逻辑实证主义对科学理论进行静态、孤立的逻辑分析的立场是正确的,但过分强调非理性的作用,也会抹杀科学的特性。如果一个命题系统缺乏具有普遍性的基本概念、缺乏具有可演绎性的系统表述、缺乏相对稳定的研究传统,是否可以称为科学?这也是值得深思的。就是说,尽管逻辑实证主义有严重的机械论缺陷,但事实验证和逻辑体系仍然是科学理论成立的必要条件。 当然,科学体系的建构,不能完全以西方科学为基准。日本著名物理学家汤川秀树认为:“随着物理学在20世纪中的进一步发展,而且特别说来是量子力学的出现,‘自然规律’这个术语的含义已开始发生很大的变化了。‘规律’不一定再是指的狭义的因果性;相反的,人们意识到存在一些情况,在那里从一个单独的原因出发可能产生任何数目的不同结果,而且无法预言这些结果中的哪些结果将会实现。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表述出某一种类的定律”。不管何种体系,只要是科学,基本的运作方式就应该是可以理喻的,如果连基本运作方式都不可理喻,那么这样的命题就值得怀疑了。 可理喻性,指的是从理论的角度来看的可接受性,类似于劳丹(Laudan)所说的“合乎理性”。但劳丹对“理性”一词作了实用主义的曲解,他认为只要对于解决问题有效的活动,都是理性的活动。如果这样理解,理性活动似乎又成了非理性活动。其实,可接受性就是逻辑性和实证性的结合,逻辑不仅指形式逻辑,而且还有辩证逻辑。西方人始终关注“本质”,古代中国人却只关注“关系”,中国人的这种“相关”逻辑就是一种辩证逻辑,尽管这种辩证逻辑不是在形式逻辑得到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这可以从数学传统中看出。数学不属于自然科学,但它是自然科学的构架。中国传统数学与西方数学属于两个体系;中国传统数学以“算”见长,不注重用形式逻辑把“算”推到高端,但并不等于说中国传统数学没有逻辑推演。中国的逻辑思想对数学推理的影响很突出的方面是把推理局限于“类”,例如分类、类比等,不注重系统化。尽管这种推演方式束缚了中国科学的快速进步,但它也在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缓慢发展。到清末,李善兰就在他创立的“尖锥术”中产生了解析几何的思想。可以说,即使没有西方科学的传人,中国数学也会逐渐达到西方近代数学的水平。到今天,我们在翻阅这些数学史料的时候,虽然感到文字艰涩,但仍然是可以理喻的。作为推理工具,这种逻辑有严重局限,但用于发现,这种逻辑在一些情况下却有着静态的形式逻辑难以比拟的长处。 可理喻性,还应当从发展的角度考察。创新是科学的灵魂,没有生机的命题系统无法称为科学。新旧理论之间要有内在衔接关系:(1)要能够说明旧理论能说明的问题,即有传承性;(2)要能够说明旧理论不能说明的问题,即有突破性;(3)要能够做出可以验证的预见,即有前瞻性。总体来说,话语系统既要有拓展性,又要有某种质的稳定性。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是物理学发展过程中的巨大飞跃,其中虽然提出了新的界定,但其表述并没有与旧语系脱节。以量子力学的薛定谔方程为例,尽管它描述的对象——“概率波”完全突破了传统观念,但它仍然是依据原有的数理公式,以令人信服的方式推导出来的。 爱因斯坦说:“若用一个比喻,我们可以说建立一种新理论不是像毁掉一个旧的仓库,在那里建起一个摩天大楼。它倒是像在爬山一样,愈是往上爬愈能得到新的更宽广的视野,并且愈能显示出我们的出发点与其周围广大地域之间的出乎意外的联系。但是我们出发的地点还是在那里,还是可以看得见,不过显得更小了,只成为我们克服种种障碍后爬上山巅所得到的广大视野中的一个极小的部分而已。”如果命题系统不以这种方式拓展,就带有牵强性和虚假性。 在西方科学哲学中,伪科学与非科学往往是同义词,例如,拉卡托斯(Lakatos)就把科学定义为有能力消解反常的进步的研究纲领,把非科学或伪科学定义为无能力消解反常的退步的研究纲领。然而,在中国社会的语境中,“伪”的含义是刻意欺骗,带有道德上的贬义甚至触犯法律的含义。所以,中国语境中的伪科学,应该是非科学集合之中的一个特定子集合。非科学有许多形态,它们中有的具有实证性,但不具有逻辑性,例如经验;有的具有逻辑性,但不具有实证性,例如宗教;有的二者皆不具有,例如一般的臆说。但它们都不能称之为“伪科学”。这里有必要把宗教与迷信进行区分:宗教有系统的教义、不追求现世功利、不祭祀活人,而迷信则相反。不能把宗教与迷信混为一谈。 现实生活中确有伪科学存在,就是那种以功利图谋为目标、刻意要以科学形态出现的非科学。苏联时期,李森科的许多生物学“理论”就是典型的伪科学。李森科对孟德尔一摩尔根理论不可能一无所知,但他从追逐个人名利的需要出发,坚持刻意把因子一基因理论污蔑为“反动的”、“唯心的”、“形而上学的”学说,并倚仗政治权势打击持不同观点的学派,甚至在自己的“理论”明显验证失败以后,还提供伪证以维护其错误。 需要澄清一个认识,这就是主张发掘非西方形态的科学思想,并不是要用它们来替代或否定西方科学。只要是反映客观规律的认识,都会作为相对真理纳入人类知识的宝库永存,何况西方科学已经成就辉煌,其历史地位是无法动摇的。但是人类的认识要发展、科学要进步,就必须采纳各种文化中的精华来充实自己。当然,这些非西方形态的科学思想不可能完美无缺。水流千里,殊途同归。对于各种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科学思想的挖掘,有不少学者总是担忧沉渣泛起,损害科学的尊严。对此应持辩证态度:打开窗户,就会有蚊蝇人室,但这不能成为拒绝吸纳新鲜空气的理由。对有害侵扰,可以采取适当措施防范和消除。正确思想总是在同错误思想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迎接挑战,只会使科学工作者得到历练并提升科学的生命力。 所以,伪科学是要坚决反对的。但在使用这个名称的时候一定要十分谨慎,防止误伤有创新性的思想。有的假说可能良莠共存,对这些假说可以采取去芜存菁的方式来处理;即使是错误理论,也宜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争鸣方式来对待,注意不要把西方科学的方法神秘化、教条化,尤其不能对不同意见动辄扣以“伪科学”之称。基于人类认识世界过程的复杂性,有的科学思想可能在开初很难得到验证,也很难为主流科学理喻,因此,把它们暂时放在一般的“非科学”之列,比放在“伪科学”之列有益。这样做,有利于营造一种百花齐放的宽松和谐氛围。为新思想留下一个必要的成长空间。 四、结论 关于伪科学的界定,牵涉到对“科学”的界定,虽然关于科学内涵的认识众说不一,但对于非科学还是可以找出基本划界标准的,这就是命题系统完全不具备证实性和逻辑性(不仅指形式逻辑,还包括辩证逻辑),以及完全没有继往开来的创新性。在中国语境中,伪科学属于非科学中带有刻意欺骗性的一种特殊形态。要实现科学创新,必须对各种假说持宽容态度,不宜轻易用“伪科学”的名称对待有争议的理论。有必要把一般的“非科学”与“伪科学”进行适当区分,这样有利于给新思想特别是非西方形态的科学思想以成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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