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者的精神跋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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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百家评论》创刊号：文本细读 专栏作者：高方方

   《百家评论》创刊号：文本细读 专栏

理想主义者的精神跋涉

   ——论张炜的《你在高原》

李掖平  赵庆超

在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五部获奖作品中，张炜以长达四百五十万字的十部三十九卷小说《你在高原》位居榜首。作为一部气象恢弘、意蕴深厚、文采斐然的“时代大作”，作者高扬大仁大爱、大悲大悯、大德大美之情，游荡于广袤大地，苦苦追索自我、民族、人类生存的精神高原，其思想艺术价值极为丰富多元，标志着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小说创作一个崭新的高度和深度。因而，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解读论析，将是一个富有积极理论价值和文学史意义的话题。

虽然凭借对《古船》、《秋天的愤怒》、《九月寓言》、《柏慧》等小说的创作，张炜早已声名鹊起，成为了中国新时期文坛的一位重要代表作家，收获过数不胜数的好评与赞誉，但他仍然笔耕不辍，通过不断推出一批又一批新作品，进一步建构充实着自己的文学世界，引领和丰富着人们的阅读视野。正如他在接受张均的采访时所说“作家不是靠某一部作品创造奇迹的人，作家是靠一生的艰辛来完成自己的人”①。而《你在高原》就是他人生中一个重要阶段艰辛劳动的丰硕成果。这部巨作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动笔，经由长达22年的呕心沥血，精心打造成世纪转型年代里问诊现实与考辩灵魂的博大精深的精神文本和文化文本。

早在这部大书出版之前，《家族》和《我的田园》曾先度独立面世，但它们仅仅显露出《你在高原》的某些“片段”，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独立”的书。张炜在《你在高原·自序》中写道：“虽然每一部皆可独立成书，但它仍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系列作品。在这些故事的躯体上，跳动着同一颗心脏，有着同一副神经网络和血脉循环系统”；因此经过贯通整理加工，《你在高原》呈现出鲜明的整体色调，在精神走向上具有着紧密的连贯性和系统性。我们通过对《你在高原》的整体梳理、考辨和论析，可以廓清张炜关于现实生存、人性叩问和真理追寻的深层脉动轨迹，深化对这位作家文学理想和审美品格的认识，从而确立这种针对“高原”的言说，所高标独立的存在意义与丰富价值。

一、深沉的历史反思

上个世纪90年代，张炜与张承志曾一起被称为“愤怒的二张”，但两人的“愤怒”在各自文本中的表现风格却差别很大，如果说《北方的河》、《西北暗杀考》、《心灵史》表征着张承志剑拔弩张、阳刚气十足的抒情气质，那么《九月寓言》、《柏慧》、《我的田园》等作品中优美洁雅、温婉细腻的诗性叙说，则彰显出张炜柔韧沉绵的艺术表现风格。凭借着这种个性鲜明的叙事风格，张炜不断地倾诉和描绘着外部世界的生命图景，表达出对个体生命对知识分子乃至整个人类生存命运的真诚逼视与诗性观照。《你在高原》在延续这种浓郁的人文情怀的同时，更将关于人之生存世界的言说不断向过去和现实时空拓宽辟深，借此传达出作家绵绵不绝而又积重深广的忧患意识。

为了理顺自己的“血脉”之根，探寻芦青河一带灿烂悠久的文化背景，《你在高原》花费了大量笔墨言说着关于“过去”的故事。其实，这部小说在故事叙述和空间转换上虽然显示出较为严谨的叙事连通性，但叙事线索的时而横面荡开和情节进程的刻意中断以及空间场域的突兀转换，引导故事走向自如而轻逸地跃出编年体式老套叙述模式，远离了《三家巷》、《六十年的变迁》之类小说的宏大史诗建构套式；同时，小说又在力避严谨的时空序列衔接骨架时，特意设置了一个贯穿始终的第一人称叙事者兼主人公“我”——宁伽，依靠其在大地上的无边游荡所相伴相依的个人反思和生命追忆，勾连起整部小说系统而完整的精神脉相。作为作家主体精神的承载者，宁伽和自己的父辈、祖辈有着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现实中焦渴不安的心灵在先驱们亡灵的隐隐召唤之下，不由自主地朝向生命的理想之境——“高原”靠拢、皈依。与此同时，宁伽还不断地将追溯的目光穿越过不同年代的山山水水，追忆还原齐文化背景下东夷人的生存样态，甚至把种族记忆引向更加遥远的过去，揭示莱夷族的先人们由远东一带辗转胶东地区的漫长而曲折的艰难历程。

在关于莱河人先祖的回顾描述中，《你在高原》采用了正史与野史相结合的叙述方式。张炜的家乡是山东龙口，生于此长于斯的他非常看重齐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在接受新浪网的采访中，他认为“有人反复讲儒家文化对于当今的全球一体化强大的互补作用，但是很少有人谈到齐文化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有什么样的作用，当今全球一体化，在这么一个强大的语境下面它的作用是什么，很少有人说”，“要了解我的作品，就要理解齐文化”②。因此曾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殖的先祖们的历史与传说、东夷一地的齐文化风貌引起他强烈的探究兴趣，成为其小说中的重要叙述板块。在之前的中篇小说《柏慧》中，关于孤竹和纪的沉重古歌不断响彻耳边，徐福东渡的传说被神奇演绎。《你在高原》则进一步放大扩张了关于先祖的奋斗故事与传奇经历，从更为辽阔遥远的文化背景上来寻找自己的血脉之根。在《你在高原》第3卷《海客谈瀛洲》③中，徐福东渡的传奇故事与历史上的嬴政东巡相互杂陈，宁伽、纪及、王如一等人不同的叙述视角使得相似的事件呈现出复调的意味，显得真假难辨；同样，在第七卷《人的杂志》里，对莱夷人先祖故事的讲述始于发生于贝加尔湖、外兴安岭、勒拿河畔一带的神话传说，而后代们返回老铁山南面的艰辛历程则带有族群史料考证的严谨。齐地文化自由开放、亦仙亦幻的瑰丽魅影伴随着作家汪洋恣肆的无穷想象自由舒展，边地夷族倍受屈辱、艰难辗转的血泪历程沉重哀婉，绚烂多姿的稗史传说与厚重朴实的历史真相驳杂重组，凸显出作家如痴如醉的歌者心态和惊警后人的实录精神，具有着独特的地域文化风味、回望历史的穿透力和知古鉴今的反思性。

“我不厌其烦地探索的莱夷族长长的、永无尽头的迁徙，鲜血写下的反抗的历史，就是一首永恒的歌”（《人的杂志》）。抚摸着记载先族们生命历程的古纸残片，宁伽的咏叹里充满了沉重的思索，先祖们捍卫家园、与入侵者永不妥协殊死抗争的漫长生存史与束缚自由、挤压性灵、窒人呼吸的沉重现实互成“镜像”，呈现在回望者虔诚而充满焦虑的叙述语调中，连通着宁伽对生存世界的深刻认知。在宁伽的“东巡”中，对嬴政东巡和徐福东渡的叙说夹带着历史的血腥气与诡异的神秘色彩。一方面，焚书坑儒、铲除嫪毐、琅琊台屠杀等一系列残暴事件染红了历史的人性幕布，另一方面，海上三仙山的美丽奇景、化为石人的儒生、车队上空盘旋的乌鸦群又为历史的讲述增添鲜活的记忆，这种诗与史相互交织的审美风格暗含着宁伽对逝去的东夷文化的沉重悼挽。齐威王、宣王时期昌盛一时的稷下学派在物质文化茂长荼靡的时风中走向衰败，绚烂瑰丽的东夷文化在秦国强大的铁血征伐下岌岌可危，精英人物徐福的海上出走更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异地而生的文化策略虽然挽救了族人最后的血脉，但远离家园的精神伤痛将永难止息。这种由历史的弱肉强食造成的东夷文化版图迅速萎缩的悲剧事实撕扯着宁伽无法宁静的内心，暗含着张炜关于历史人性的深沉的文化批判与文化坚守倾向。所以，《你在高原》关于宁伽先祖的叙事存在着一种明显而深厚的张力——他们挣扎奔突的悲剧命运与最终寄身的丰饶绚丽的地域文化之间具有巨大的反差，先祖们向往美好却历尽劫难的心路历程，对应着叙事者追求宁静而常常焦虑不安的内心。

在关于宁伽祖辈与父辈的言说中，《你在高原》采取了家族史与革命史相互缠绕的表达方式。外祖父曲予、父亲宁珂都有着显赫的家族背景，是这块土地上的精神贵族，但他们的成长正好赶上汹涌澎湃的革命大潮，个体精神的孕育与集约化的革命行为之间自然就生发出种种复杂的离合关系。在论及中国革命的政治性特征时，蔡翔认为是“将个人描述为一种原子式的存在，并将其从传统的政治——文化的权力场域中解放出来”④，小说中曲予、宁珂等人的复杂性在于，他们并非“原子式的存在”，难以剥离与“家族场”之间的精神联系，甚至来自于良好血统的人性教养还让他们面对偏激的革命行为时，常常做出正确的判断而难以屈从。所以他们一方面无法完全逃离家族血缘的牵引，另一方面又在革命诉求的召唤和动员下踏入另一条人生征途，家族成员与革命分子双重身份的叠加使得他们在生命过程中面临着极为艰难的抉择。在揭示家族与革命的关系上，《你在高原》重点描述的是革命对家族带来的沉重戕害，父辈和祖辈们倾向革命或者投身革命，反而在革命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刻与整个家族一起走向了失败甚至毁灭，曲予的命运如此，宁珂的命运则更为凄惨；在肯定革命正义性同时，张炜强调了革命名义所裹挟的个人欲望和恩怨对健康人性的破坏性，以及所显示出的非人性的一面，从对《家族》（《你在高原》第1卷）中飞脚与殷弓和《我的田园》（《你在高原》第6卷）中首长沙的描写，以及在《海客谈瀛洲》中的霍老、《曙光与暮色》（《你在高原》第8卷）中的黄老的革命自述里都可以感受到这一点，隐秘的个人欲望所引带的革命阵营内部的互相伤害与杀戮不仅摧毁了家族的脊梁，而且也撼动着革命工程的合法性与宏伟性，使得革命与人性在纠结间呈现为无穷吊诡的意义。

但对于宁伽而言，革命对家族个体的伤害仍然在自己心中留下了长长的暗影，并带给他挥之不去的无名焦虑。如果说外祖父曲予的死亡让后人更多地感到敬仰与同情的话，而父亲宁珂带给自己的更多地则是恐惧与伤害。在《忆阿雅》（《你在高原》第5卷）中，宁伽沉痛地讲述解放胜利后的宁珂所遭受的外部打击与伤害，揭示出一个革命者的生命悲剧。饶有意味的是，这种惨烈的革命创伤带给家族成员——闵葵、曲綪、宁伽的阵痛则更加醒目，回忆与父亲相处的时光，宁伽感到更多地是父亲病态的残暴、冷漠与孤独，以及带给整个家庭的压抑氛围和苦难暗影。曾经高贵和富有一时的家族给了宁伽纯洁的血统证明，但伴随革命迅速颓败的命运恰恰成为后辈生命遭际的苦难“前史”，忍受屈辱病痛而死的父亲，仿佛是宁伽心口上一块无法移开的大石，使他难以获得真正的轻松，而只能在慢慢长夜里饱受精神煎熬。这就与《古船》中隋抱朴的思考具有了同一维度的意义。在这里，《你在高原》依然沿袭了《古船》里关于革命人性批判的反思路径，瞄准的不是关于革命行为的合法性起源和革命目的的向善诉求，而是革命者潜在的个人私欲对美好人性的摧残，这样就从惯常的政治反思视角转向了人性考辩与道德批判。它在革命史与家族史的交互纠葛中，剥离出外部的革命行为导致家族人性天伦变质瓦解的苦难因子，以及成为叙事主人公宁伽沉重的心债而焦虑不已的生存真相。这样，关于家族史的回顾其实源于向善的美好人性的生成与沦落背景，是对现实生命的血缘回溯和根性发掘，彰显出鲜明的道德评判和人性审视的尺度，对应着张炜道德理想主义的人性理念与价值坐标⑤。

二、犀利的现实观照

张炜不仅是一位历史的反思者，同时更是一位积极的入世者。他说：“选择了艺术，你差不多也就等于宣布了你是个永不妥协、格外拗气的讨人嫌的人。你不会放过揭露黑暗和抨击丑恶的机会，与强暴和专制斗争到底，只为自由而歌唱。”⑥强烈的现实观照意识使得他对扎根生存过的热土饱含深情，并常怀忧患意识，他“愤怒”的面孔与对滋生于现实世界那些越来越多的“恶的元素”的深刻感知息息相关。早在《秋天的愤怒》、《秋天的思索》、《古船》等作品中，作家就开始搜寻和揭露乡土世界的现实阵痛和人性之恶，真实地还原出笼罩在那些革命现场上空的一种沉重压抑、寒气逼人的氛围；后来的《九月寓言》曾立足民间立场建构出一个理想化的时间界标模糊的小村世界并揭示其在大火中消亡的命运，为逝去的农业文明形态献上诗意的哀歌；而到了《你在高原》中，作家在面对现实世界时，那种翻检丑恶、直斥黑暗的战士姿态再度高高扬起，无边的愤激和焦虑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各种关系层面中彰显出来，显示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高度的社会责任心和宽广的人道主义情怀。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作家痛心疾首于人类与自然之间良好的关系链惨遭破坏与毁弃的现实真相。他一方面真诚守护并试图融入“野地”，建构起关于“大地”、“原野”、“田园”、“平原”、“高原”等类似范畴的诗意言说，另一方面清醒地认识到工业文明对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亲近关系的严重阻隔，批判的锋芒直指无序的工商业开发侵占人类美好家园的扩张行为和强盗逻辑。《无边的游荡》（《你在高原》第10卷）多处写到，不仅象征文明的城市飘着难闻的工业气体，许多地方在开膛破肚，到处都是尘土和垃圾，“远近的嘈杂像浮满了脏沫的潮水一样围拢过来”；就连曾经富饶平静的平原也因各种集团的占据开采而土地塌陷，海水倒灌，布满坑洼和地裂，人们在污染和干旱的驱赶下，不得不远离家园艰苦谋生；同样，“现在的海滩正像脱落的皮毛一样，正褪出一块块泛着铁锈色的洼地，远看就像一处处溃疡”，沙滩上也残存着从海水里推上来的死鱼、木板、空饮料瓶子、枕头、破毛巾、损坏的电子表、破损的三点泳衣和沾着血污的内裤，“大海再也不是蔚蓝纯洁的象征，鱼类家族已被世纪末的疯狂吞噬”……生存环境的不断恶化拉大了人与自然界的时空距离，磨损着人们面对自然万物时的敏锐触觉，漠视生灵的破坏者正在吞食由自己的短视行为所造就的恶果。《你在高原》正是不断地还原和凸显这种日益蔓延的现代“征候”，揭示轰轰烈烈的工业化进程背后的负面效应，以及给人类生存所带来的巨大危害。对这种真相的逼视显示出张炜强烈的现实观照意识，那些遭到放逐、无家可归的生灵的哀告呻吟敲击着他的耳膜，在直面生存悲剧的同时，作家责无旁贷地担当起修复人与自然关系的责任。

《忆阿雅》描写了一种叫阿雅的小动物，美丽顽皮又出奇地聪明乖巧，但这些弱小自由的生命常常遭到捕猎者的伤害，以卢叔为代表的捕获者不仅囚禁阿雅以获得玩赏的满足，还靠贩卖和扑杀阿雅赚取金钱。在这个事件的叙述中，张炜通过宁伽的讲述视角把林子里生活的人们分为两类：以卢叔为代表的捕获者和以外祖母、宁伽为代表的放生者。前者从谋私利的角度出发毫不顾忌生灵的生死存活，而后者从同情生命的角度出发与自然万物心有灵犀，两类人之间的对比凸显着作家追求博爱的生命观，从小宁伽对阿雅命运的急切关注以及阿雅遭受伤害时的悲伤与愤怒中可以体味作家内心深处的巨大焦虑。早在《九月寓言》等作品中，张炜就不断重复强调人对大地的依附，恳切召唤与万物分离的人们回到野地体验生命的归属感，在随笔《危机潜入盲角》中他又说：“生命依赖于泥土、繁殖于泥土，就必须作用于泥土，对泥土负责。它可以飞翔到很高很高，但维系着泥土的丝脉不得稍有损伤。”⑦《你在高原》则真切地描绘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被人为破坏的现实状态，不仅家乡的山野、平原和海滩被开发得满目疮痍，不少城镇成为废气和垃圾的集散地，而且国外的繁华地带也同样如此，汉堡城里一阵阵呛满鼻孔使人睁不开眼睛的尾气使人们感到世纪末的味道，魁北克高耸巍峨指向虚空的教堂群远离了泥土的气息，鲁尔区的工业污染让死去的高大云杉变得赤红像披了一身血债……当人们对周围的环境大肆毁坏而不加修复时，生命个体的萎顿便难以避免，张炜这种关于生存世界的艺术化修辞既写出了人类生存的某种危机，又具有强大的审美震撼力。

在人与现实社会的关系层面，《人在高原》还写出了生命个体被外在社会排斥挤压的生存困境，揭示现在的“文明”社会中种种的文化病症及其对健康人性的残害真相。现实生活中的宁伽身处在一个日益技术化和世俗化的文化氛围中，功利主义的无孔不入和消费思潮的渣滓泛涌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趋向冷漠，变得难以沟通，因此他的个性坚守就显得举步维艰。在城市中，围绕在宁伽周围的人群——庄明、瓷眼、娄萌、斗眼小焕、王如一、蓝老、霍老、黄老、岳贞黎等人的追求总是与金钱、权力、名誉等息息相关，他们个人欲望的膨胀爆发往往是被浮躁多变的时代风潮所左右；而在平原和海边，也同样充斥着金总、苏总、宽脸、李大睿等公司老总以及形形色色的恶棍、流氓和入侵者。这些为富不仁、仗势欺人的不义者不断践踏着善良的弱小者，恶意地破坏着人们的正义事业，制造出一轮又一轮新的悲剧事件。张炜通过对这群人的刻画，紧扣这个时代不可避免的盲目、势利、庸俗、贪婪、龌龊等丑恶的人性特征，真实地凸显了一种世纪末的狂欢与堕落情绪，为这个病态的时代绘态画魂。一方面是恶意的制造苦难，一方面又伴随着惊人的遗忘，在追逐时尚模仿、听命于感官欲望的消费时代，“生活中的血泪痕迹都将被擦掉和覆盖，人们跌跌撞撞走进了记忆的空白区域，被欲望的泡沫糊个满脸满腮。这个区域显现和浮沉的只是遗忘的一部分，是破碎的记忆之屑。遗忘是享乐主义和现世主义方程式上最重要的一个字符，我们都将变成没有昨天的人”（《海客谈瀛洲》），正是对这苦难根源的深沉反思和无根之人灵魂的深锐透析，承载起了《你在高原》直面现实生存的重要内容板块。

在人与人的关系层面，《你在高原》在对种种病劣现状痛加挞伐的同时，更意在弘扬反抗邪恶的高洁正直的人格坚守。经历过地质学院、03研究所、杂志社、葡萄园等地方的复杂生活，宁伽目睹了种种的人事倾轧——横空飞来的诬陷、充满恶意的中伤、无主名散播的流言、蝇营狗苟的攀附、不无得意的算计、绞尽脑汁的落井下石，林林总总数不胜数。尽管这一切让宁伽和朋友们筋疲力尽，但他们却不向这些丑恶行为妥协，而是对之进行彻底的反抗与批判。《海客谈瀛洲》中的纪及拒绝为霍老做事、《曙光与暮色》中的宁伽放弃为黄老做传记、《荒原纪事》（《你在高原》第9卷）中的红脸老健和眼睛小白对抗着污染平原环境的恶势力、《无边的游荡》中的岳凯平仇恨好色虚伪的养父……种种去恶扬善的正义行为彰显出作者敢于直面惨淡人生和抵抗现实生活丑恶的可贵品格。其实，在张炜的血脉中一直就隐含着对侵犯、丑恶和苦难的敏感记忆，从而形成了他批判性的情感方式和思维习惯，在之前的作品中这种创作倾向已经被充分展示，而在《你在高原》中更是得到集束展现，变得更加凝重尖锐。《橡树路》（《你在高原》第2卷）所描绘的那个叫“橡树路”的城中地方因不断扭曲、摧残和毁灭美好人性而鬼气弥漫，掩护着为虎作伥者和巧取豪夺者从中渔利，而正直善良、向往自由之人却深受其害；而城外的乡村世界同样充满罪恶，正在变成城市空间和附属物和模仿品，深受城市生活的吸引和控制，于是在“北庄”又出现一个翻版的“橡树路”，成为新的权力王国和压榨中心，富庶的平原地带已开始向新的精神荒原蜕变，这才是真正的时代大悲剧。不断针砭现实的浑浊和混乱，深入探究滋生恶的元素的社会文化温床，不懈追问新时代所催生的欲望表演对美好人性堤岸的侵蚀与冲刷，成为张炜重要的写作动力和姿态，他不惜以“裸露思想”的方式直斥现实丑恶，既表现出内心的激愤与焦灼，也显示出一个作家的良知和责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高度认同贺绍俊所说：“张炜的写作是在申辩一个作家的存在意义。”

不管是对过往历史的沉静反思，还是对现实世界的冷峻直面，张炜都在试图清理出一种人性的真实。关于先祖伟绩的和家族命运的历史书写从血脉上确立了宁伽现实生存的合法性根基，而宁伽在现实世界屡屡受挫的经历又对应着先人们多灾多难的奋斗史，这无疑扩大了《你在高原》的表现视域，使之呈现为宏大史诗式的建构骨架。但所有视域的苦难书写都暗含着作家向善的理想追求，美好理想与生存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使得张炜的书写充满着沉重的焦虑意识，为了缓释这种焦虑，他必然要拉开与形而下的生存真实的心理距离，正面建构关于善与美的精神图景，以诗意的言说照亮生命的启示。

三、多重意义的精神跋涉

张炜在《你在高原•自序》中为这部长篇巨著定性说“这是长长的行走之书。”这里的“行走”不仅仅暗指成书的考察准备情形和行文书写的艰辛过程，而且还寓指主人公生命和精神的成长历程，以及作家漫长的不停息的炽热的精神跋涉之路。张炜在为这部大书命名为“你在高原”时，已经把“你”和“高原”设置为理想化的存在，它们遥远而富有吸引力，令远离“高原”的“我”向往不已，产生无限的向往之情。主人公宁伽一方面在现实苦难中饱受煎熬，直斥丑恶现象并做斗士姿态，另一方面又试图在现实突围中寻找新路，一步步地转移迁徙，向着生命的理想之境——“高原”——不断靠拢，其“行走”的动力源自作者对人类生存命运真诚逼视与诗性观照的博大精深的人文情怀。

当然，现实中产生的焦虑和苦难并非驱使宁伽不断“行走”的唯一动因，张炜同时还更深入地追索了宁伽血脉深处的“行走基因”。不仅先祖们万里跋涉的艰难行程成为宁伽仰慕的历史，而且曾祖父宁吉离家出走时乘坐的红马驹也成为其生命图腾。它们牵引着宁伽不断地进入社会又不断地向外突围，像一条永不安分的生命之河奔腾在山地与平原上。这种“基因链”的梳理既理清了宁伽生命归属的根系，也为他的现实奔波和理想追寻埋下血脉相承的伏笔。凭依着一颗善良的心，领悟着先人们的命运启示，抵御着现实生存的苦难逼迫，宁伽要突破这层层淤积的生存焦虑，必然以不断朝向理想的前行姿态求取内心的充实与宁静。因此，宁伽的行走就不但意味着一种多变的生命轨迹，而且昭示出极为复杂鲜活的生命图景。

第一重意义上的“行走”形态是奔波，它与人物自身的生命轨迹密切相关。正是由于张炜喜欢行走，为了创作出真善美的艺术世界和甄别人性世界的清爽与污浊而奔走不息，他也让宁伽怀着一颗焦渴的心，在高校、研究所、编辑部、葡萄园、营养学会等地开始人生的奔波。这种现世奔波带有鲜明的受动色彩，与奔波者深感现实困境之苦、被周围世界所放逐息息相关，在《无边的游荡》中，作家这样描述现实：“一种刻毒凶残的心情使我们失去了最后的居所，我们必将落下一个四处流浪的命运……”善良而富于个性的宁伽面临着价值失范的现实世界，汹涌澎湃的欲望之流在各种名目的刺激下肆意流淌，冲刷着现实人们的伦理底线和道德操守，在这世俗化、功利化和物欲化的挟裹中，宁伽只能步步后退，向边缘处寻求生存之道。因此，这种奔波其实是现实困境逼迫下的退守之旅，隐含着作家难以割舍的现实观照情怀。宁伽既走人生的长途，又频频做困兽之举，凸显出个体生存的有机性，他以竭力切入现实却为现实所挤压的生存困境建构起当代知识分子反思性的批判视角，从而在与柏老、瓷眼、马光、黄老等人的分道扬镳中摆脱体制化结构性共名的光环笼罩。通过对宁伽奔波行为的描绘，我们发现张炜其实并不是强调知识者在消费时代的名目炫耀和姿态炒作，他要激活的是个体观照生存世界的主观能动性。宁伽以不停息的“行走”寻找着诊断和应对现实症候的生命机缘，他像屈原一样上下而求索而不得的艰难举动为多灾多变的现实世界擎起了熊熊燃烧的精神火炬，虽然可能是一场无望的悲剧结局，却依然显得崇高壮美。这也是《你在高原》的重要指向，它在揭示科技文明的进步与道德价值的失落的二律背反的发展真相同时，以不妥协的奔波反抗把现实世界作为个体生命滋生成长的飞地，高扬着当代知识分子的入世情怀和批判意识。

第二重意义的“行走”形态是游荡，它与生命个体向往自由的文化脉动相关联。如果说上面的“奔走”还暗示着生命个体被焦虑所催逼而被动逃奔，体现出一种社会批判或文化反思的立场的话，此处的“游荡”则对应着生命个体与田野自然融为一体时的幸福与自由，更是一种远离城市文明的文化坚守。张炜曾在散文《融入野地》中表达出对城市和原野在然不同的深切感受：“城市是一片被肆意修饰过的野地，我将最终告别它。我想寻找一个原来，一个真实。这纯稚的想念如同一首热烈的歌谣，在那儿引诱我。市声如潮，淹没了一切，我想浮出来看一眼原野、山峦，看一眼丛林、青纱帐。”怀揣这种炽热的民间理想主义情怀，《你在高原》进一步拓阔了这种原野漫游的审美视野。走出城市的宁伽，或独身一人或邀约朋友一起来到绿意盎然的平原和山野，甩掉忧愁和烦恼，获得精神的轻松和宽慰，他甚至准备为此花费整个下半生的时间，像个行吟诗人那样走遍大地的山野丛林。这种贴近岩石和土地、捕捉河流和山林、倾听清风和鸟鸣的原野游荡，不仅使宁伽的个体生命获得了自由自在的生活形态，而且同时也获得了诗意的灵魂皈依。对宁伽目之所及山野美景的精心描绘和真诚赞叹，显示出张炜对土地根性的执拗追索，他立足反思现代文明的精神基点，以一种“去工业化”的文化策略搜寻着来自于民间乡野的原始气息，通过与大地的衔接获得生命的元气，祛除了由时代流行色所引发的焦虑病症。这种看似保守主义的文化取向其实蕴含着睿智的生存智慧和个性化的精神操守。可以说，正是由于逃出了城市人群勾心算计的生活圈，宁伽们沿着新的乡野路标以自由游荡的形式找到了本真自我，这种理想化的生命形式复活了温馨的田园记忆，为现实世界开辟出一片人性的净土，彰显出作家自《九月寓言》《外省书》《丑行或浪漫》等作品以来一以贯之的传统乡野文化的坚守倾向。

第三重意义的“行走”是漂泊，它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在路上”的精神体验。作为一部宏大的史诗建构，《你在高原》其实要完成的是对一代人心路历程的精细勾画。关于这一点，张炜在《自序》中有十分明确的说明：“这是一部超长时空中的各色心史，跨越久远又如此斑驳。但它的主要部分还是一批五十年代生人的故事。因为记录者认为：这一代人经历的是一段段极为特殊的生命历程。无论是这之前还是这之后，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这些人都将是具有非凡意义的枢纽式人物。不了解这批人，不深入研究他们身与心的生存，也就不会理解这个民族的现在和未来。”小说将叙述重点放在以宁伽、林渠、庄周、吕擎等人为代表的五十年代生人于世纪之交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之舟被搁浅在人性荒滩的时代氛围下的精神蜕变和人格突围表演，它所要勾勒的是信仰这棵参天大树在现实的荆棘之地寻求“在场”空间的艰难行进路径，以及崇高的人格道义被消费主义欲望之流所边缘化的不幸境遇。这种关于精神脉络的梳理其实是个体灵魂变动不居的漂泊体验，甚至与肉体的行踪移动并无深刻的关联。宁伽从小就喜欢在大山里流浪，因此报考了地质学院，但还是最终背叛了心爱的地质学，因为他发现第一流的流浪汉不仅是身体的流浪，而且还有心灵的流浪，为专业而奔波的地质学研究显然不能让身体完全接受心灵的支配，无法满足他心灵不停周游的渴望，足够自由辽阔的精神空间才是他更需要的，所以读书、聊天、夜思等行为，使他找到了心灵的自由自在与饱满充实。面临生存之危境，宁伽不停地转换思路，寻找新的精神高地安放自己焦渴的心灵，多年来总是处于出发前的心理状态，仿佛随时都要掮起行囊开启行程。这种不定于一点的精神位移，体现出一代人心灵追寻的踪影，它不仅与广阔复杂的中国现实生活直接对话，而且与深邃丰厚的民族精神紧密相连，这种“在路上”的精神漂泊体验，彰显出点燃生命信仰明灯的不懈努力，体现出张炜具有精神深度的内倾性文本表达特征。

四、清醒的理想主义者

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张炜反复申明“其实一个作家劳作一生，最后写出的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就是作家自己——他没有办法在所有著作中将自己掩藏起来”，“他的所有文字都在记录着一个生命的全过程，是这个生命在人世间留下的所有痕迹。在这些字里行间，作家的个人气质、灵魂、形貌和嗜好，都要无遗漏地被镌刻下来”。从这个角度而言，作品往往是作家的心灵镜像，一个作家的作品生产史往往是作家精神流变的最好展现形式。正值中年的张炜在创作上恰逢一个丰收期，我们现在当然难以预测其进入老年之后的创作风格，但通过对《你在高原》的考察可以总结张炜一个重要的人生阶段的心史，这部作品花去他长达二十多年的最好光阴，那正是“抚摸与镌刻的二十年，不舍昼夜的二十年”23，见证着他由青年进入中年的人生转换，它与青年时期发表的《声音》、《古船》等作品相比已经有着一些相当明晰的变化。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和创作量的日渐厚重，张炜在《你在高原》中更多地呈现出自己的中年气象，折射出一个更为稳健和清醒的理想主义者形象。

众所周知，张炜几十年来的创作一直保持着理想主义的探索姿态，试图在人性真实的基础上引导生命的升华，以美好的生活图景召唤着孤独的生命个体融入真善美的世界。如果说《声音》、《一潭清水》中理想主义的书写质地还显得较为稚嫩和单纯，更多地带有作家一厢情愿式青春想象的话，那么《秋天的愤怒》和《古船》则开始在人物的理想版图上涂抹一片片或浓或淡的阴霾，使主人公们生命的前行姿态变得厚重艰难。到《九月寓言》中，张炜在对以小村为代表的农业文化的挽歌书写中坚持放飞民间野地的诗意想象，对现实和梦想的理性认识已标示出一个清晰可见的高度，而《你在高原》更是对前阶段理想主义创作倾向的一次系统清理和总结。它脚踩着更为丰厚沉实的人性土壤，伸展出理想主义的新枝脉，使之成长为精神的参天大树。

在书写理想的同时，《你在高原》以大量的笔墨描绘历史和现实，在现实对历史的衍生中索源生存困境的根由，并让生命个体承受着困境带来的无穷痛苦，再从中踩踏出一条充满希望的生路来。其中《家族》《橡树路》《海客谈瀛洲》《荒原纪事》《无边的游荡》，在历史与现实话语的相互纠结中，多角度全方位地透视个体与群体复杂的生存境遇。曲予、宁珂、陶明、宁伽、庄周等人的现实奔波和生命挫折包含着对具体的政治历史文化的质疑、诘问与控诉，其蔓延不绝的精神受难史更清晰地凸显出生命个体坚守信念与理想的高贵；《忆阿雅》《鹿眼》（第4卷）《我的田园》《人的杂志》《曙光与暮色》则力图在欲望飞扬的现实中开辟出一片片人性的绿洲，来守望精神的美好家园。那聪明乖巧精灵般的小动物、温馨的葡萄园、永恒的原野和充满人文意识的杂志，不断提升和完善着宁珂及其朋友对新的生活梦想的向往与追求。由此我们可以确定，对于《你在高原》而言，理想并非遥不可及的“他者”或者一种排他性的终极目的，而是存在于找寻的生命具体过程中，并与诗意的精神体验紧紧相随。宁伽正是不断遭受生活的放逐、却又在美好信念支撑下沿着生命长途感悟着灵魂愉悦的华丽瞬间，流连忘返于丰饶静谧的田园山野，而获得了人生的充实。

更难能可贵的是，张炜并没有将理想乌托邦化搁置为空洞的想象，更没有把理想收编为布道的工具，作为蛊惑人们的虚假名目，而是始终把理想的界碑牢牢植根于那片熟悉而广袤的土地深处。宁伽为彰显一种人生信仰而始终直面困境始终斗志昂扬，在现实中屡战屡败复而屡败屡战，在多重意义的“行走”过程中，努力穿越历史与现实的层层阻隔，并张扬起爱与善的风帆，使之成为批判现实针砭痼疾的强大武器，从而建构起理想主义的坚实内核。因为文学永不放弃的审美理想决不是指导现实的规划图，更非粉饰现实的缤纷油彩。文学永不放弃的审美理想永远能指着与现实保持距离但又永不脱离现实的批判性向度。《你在高原》所秉承的在很大意义上就是这样一种价值尺度。这正如《海客谈瀛洲》中宁伽所说：“我们在当代和历史的滔滔汇流之中，触摸隐秘，寻找一种血脉和情怀。它的意义就像生存一样清晰。今夜，虚无主义的深刻性丝毫也消解不了火热的激情。因为我们的全部理由就建立在生存本身。”说到底，真正的理想只有牢牢植根于生存过程之中，呈现为川流不息的动态之美，才有可能彻底逃离单纯的形而上或形而下的怪圈，这正是一个清醒的理想主义者的深沉追求。

回顾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坛，清除文革伪神乌托邦后遗症的思维惯性和西方“后学”在中国大地的遍地开花以及自由主义群落的百般刁难，已经使得中国文学精神维度中的理想主义变得落落寡合，不断蔓延的怀疑气质和虚无倾向更是不断蚕食着信仰和理想的精神版图，20世纪80年代蓬勃强旺的理想主义与现代化的共同体想象，已然崩散为实用主义和消费文化的欲望碎片。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和语境下，张炜的《你在高原》中却重新捡拾和清理起了理想主义的文化遗产，以道德完善和回归自然的价值诉求反思现实和历史，促使人们在修正和改进现实缺陷的基础上，朝着求真求善的未来之境不断奋进，这种有意识的文学反驳凸显出张炜独特的文学创作姿态。

如果将张炜的理想主义文学追求与张承志、北村等作家进行一下简单的比较，张炜高标独立的文学意义和文化价值显得尤为清晰。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坛上，张承志、北村等人也秉持着理想主义的创作大旗，不过他们把理想书写引向了宗教精神，虔诚的伊斯兰教徒或基督教徒的身份使他们把神界描绘为与现实相对立的净土，以彼岸的召唤为世俗的生命个体安魂，从而让世俗人生在对苦难和罪恶的忏悔中获得灵魂的救赎。这不失为灵魂净化的一剂良药，但他们对神界与人界的二元划分方式已经在当代中国的“无神”语境中变得非常可疑，在科学理性至上、神性的本体论证明已经确定为伪命题的今天，唯物论的无孔不入使得诸神成为方法论层面的言说工具，张承志、北村等人神性皈依书写的可信度遭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而张炜的道德理想主义指向则具有更为深广的探讨意义。毋庸讳言，当年在清理道德理想主义的负面影响时，曾有一些学者担忧道德理想主义的标准太过高远、作家如果执意坚守是否会导向道德专制。但实事求是地说，只要道德理想主义者不把自己的道德吁求视为排他性的普适性准则应用于世，就不会出现新的道德专制。更何况《你在高原》中不管是对现实的批判还是对现实的超越，都旨在为人们提供一种完美的生命体验和感受未来的希望，它并没有用道德专制的名义剥夺人们的合理权利和个性自我，也绝不企图将自身的道德理想还原为现实，而是试图给欲望恶性膨胀的现世带来向真向善向美的道德启悟和人性引领。因此，《无边的游荡》中的岳凯平和帆帆所奔赴的“高原”，尽管可能终究不过是一片道德想象的飞地，但其积极有益的召唤意义和引领功能依然不能小觑，它显示出的是作家对现实世界的真诚关注和深切反省。正如许多哲人和学者所说，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实际上是由若干因素支撑着的一种持续的愉悦体验，而对每一位生命体验者来说，崇高而富有自律精神的道德理想、悲悯博爱宽厚仁慈的人性之善，都必然成为保持这种身心愉悦的情绪状态、从而达到人生的澄明之境的关键因素。《你在高原》正是凭借张炜沉稳而富有激情的中年叙说，来完成这种高尚的道德理想主义寄怀的。

《你在高原》清醒的理想主义指向还表现在对以山野、田园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形态在现代社会中的边缘命运的真实体认。与许多人疯狂地向城市逃奔去寻找谋生之路的奔波方式不同，宁伽等人却逃避城市和人群，执意去心仪的山野田园体验生命的欢乐，《你在高原》通过多种形式写出了山野田园的自然美景和纯洁人性，唱着亲近土地的生命之歌诗意地美化这块理想主义的净土。它放大了山野、平原和海滩的季节之美和时令之美，写足了栖息于此的动物们的轻灵神韵，采用种种童话和神话传说来铺陈渲染大地的浪漫与神秘，甚至还让人嗅到来自于山野民间的许多女性身上温馨的花草气息……这样的家园怎能不令人心醉、不引人向往？所以宁伽的心中充满甜蜜的回忆：“那是我觉得自己与秋天贴在了一块儿，亲昵得掰也掰不开。”（《我的田园》）但《你在高原》同时又对这诗意温馨的文明形态的消亡命运有着深深的预感，并揭示出其走向毁灭的必然趋势。如果说《九月寓言》中小村的灭顶之灾来源于一场偶然的大火显得突如其来的话，《你在高原》则以更为充足的笔墨写出了野蛮的工业开发和疯长的占有欲望对山野田园的侵蚀和毁弃，不仅宁伽和朋友们经营的葡萄园和杂志难以为继，岳凯平和帆帆在平原上的农场也无法立足，昔日的美好家园已无法安宁，“平原和山地交织着无所不在的陷阱和绊索，等待着自己的猎物”。面对这种自然生态被严重破坏的现实和人性沦丧的真相，张炜以冷静旁观者的态度描写揭示了工业文明不可阻遏的发展趋势和农业文化及其伦理传统面临毁灭的不幸命运，以为现代性及其世俗化过程中物质主义的粗鄙图景提供镜像反思。这种深沉的理想主义反拨正是一位人文知识分子的光荣使命和职责。

为使爱∕恨、放逐∕迁徙、退却∕坚守、畏惧∕反抗、自救∕救赎、梦幻∕理想等多重意义的精神跋涉得以生动传神的描述，张炜以理想主义行吟诗人和愤怒的思想战士的双重主体身份，牢牢抓住抒情的内核，把鲜活丰盈的诗心和滚烫的赤子诚心撒播在那片五谷为之着色的丰饶原野上，以生活的启示重建心灵的契约。小说的故事框架宏大而缜密，情节铺展既纷繁复杂又遥相呼应，众多人物形象的性格刻画与心理描写从容有序地交织在叙事本文之中，文笔时而沉郁顿挫时而灵动俏跳，语言融华美与朴拙、大气与精巧、酣畅淋漓与简约审慎为一体，敞开了汉语写作走向浩大、深邃、诗性、优美的无限可能性。

注释：

①张均、张炜：《“劳动使我沉静”——张炜访谈录》，载《小说评论》2005年第3期。

②新浪网采访张炜:http://book.sina.com.cn/author/subject/2007—04－24 /1435213993.shtml。

③张炜的《你在高原》共分10卷，每卷都有独立的书名。这篇文章中凡摘引于此书的原文，只在第一次摘引时注明原文引自《你在高原》第几卷和具体的书名，其后只出现具体书名。

④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4页。

⑤在关于张炜的“道德理想主义”的命名上，可以参阅颜敏的专著《审美浪漫主义与道德理想主义——张承志、张炜论》（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该著作在关于张炜的论述中，重点从文化批判和“悲天悯人的诗人”的角度分析其道德理想主义的人性诉求和审美个性。

⑥张炜：《艺术是战斗》，见《张炜名篇精选·随笔精选》，山东友谊书社1993年版，第58页。

⑦张炜《危机潜入盲角》，见《张炜名篇精选·随笔精选》，山东友谊书社1993年版，第60页。

（作者简介：李掖平，山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副院长、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赵庆超，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价值的伸张与话语的秘密

——论毕飞宇的《推拿》

汪政   晓华

一

如果对毕飞宇这些年来的创作做一个小小的编年研究，就会发现《推拿》的出现是必然的。在大多数读者和批评家眼里，毕飞宇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成长起来的作家，想象中他的小说创作走的大概是先锋实验的、现代主义的路数，其实不然，他虽然成长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之中，但却一直保持着对社会现实的情怀，说到底，毕飞宇是一个“入世”的作家。所以，与许多从同一文学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中青年作家不同，毕飞宇的文学主张看上去令人吃惊的“传统”，他说文学的根本在于它的世态人情，“世态人情是要紧的，无论我们所坚持的小说美学是模仿的、再现的、表现的，无论我们的小说是挣扎的、反叛的、斗争的，世态人情都是小说的出发点，你必须从这里起步，你必须为我们提供一个小说的物理世界。”“无论文学怎么变，小说怎么变，作家说到底还是要做一个懂得世态人情的人，作家的世俗情怀不能丢，要不然，小说很难立得住，小说的上的很难达到。”①正是这样的世俗情怀使毕飞宇保持着对现实生活的热情，体现出描写上的真切和对社会问题的敏感，这在毕飞宇近期创作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2005年，短篇小说《彩虹》。小说叙述了城市高楼里一个孩子和两个老人的故事。孩子的父母因为生意不得不把孩子关在家里，如果不是家教的时间，他只能一个人对着玻璃吹泡泡。作为孩子的邻居，是一对退休了的大学教授，教授的教育很成功，不但桃李满天下，自己的孩子也培养得出色，个个都在国外，而没孩子在身边的老人只能蜗居在公寓里。本来不相往来的两老一少的邻居，因为孤独演绎了一出令人含泪而笑的相濡以沫的故事。毕飞宇以一个短篇在高层公寓里就将中国当下越来越严峻的老年与儿童这两极的生存状况写透了。
2007年，毕飞宇创作了两个短篇，《家事》和《相爱的日子》。《家事》是中学生题材，生动地再现了当前中学生的特殊生态，一种对家族关系的“戏仿”，他们是同学，又是“夫妻、姑嫂、叔嫂，连襟、妯娌和子舅”，是“哥哥、弟弟、嫂子、弟媳、姐姐、妹妹、姐夫、妹婿、老婆、儿子、女儿、儿媳、女婿、伯伯、叔叔、姑姑、婶婶、舅舅、舅妈、姨妈、姨母、姨夫、丈母娘、丈母爹、小姨子与舅老爷。”近亲与远房，盘根错节，应有尽有。小说虽然写的是孩子们的游戏，但让人深思的问题却不少，升学的压力与生活的单一，独生子女的孤独以及由独生子女这一生育现状带来的血缘关系的单一化趋势所带来的人际关系的松散，家族生活的简化，人情的冷暖，家庭的淡漠等等。在貌似轻喜剧的氛围中让人感到的是无奈与疼痛。
《相爱的日子》的两个主角是一对邂逅的青年男女大学毕业生，毕业即失业，他们只能在城市漂着，财富那么多，没他们一分，机会那么多，没他们一个，靠为菜场搬运等零工维持生计，蜗居在廉价的出租屋里，冀盼着没有希望的明天。偶然中，他们相识，除了做爱，连触及感情的资格似乎都没有，遑论谈婚论嫁，小说的结尾，女的只能老虎是否嫁个有钱人了。小说只写了一个二人世界，但折射出的问题同样丰富，作品中的场景与细节设计得非常精到，几乎每一个都让人产生联想，城乡的差别，打工者的命运，成功的压力，教育与就业的失衡，价值的倾斜，底层的命运、出路与希望等等，相爱的日子是短暂的，相爱的日子其实并未谈及爱，许多读者可能对作品以大量的篇幅去叙述两人的性爱有些不解，其实毕飞宇在此中隐藏着一个深刻的悲剧，似乎惟有性爱才能确证两个人的存在，除了身体与性，他们一无所有。
2009年，毕飞宇写作短篇小说《睡觉》，作品写一位毕业不久的女大学生小美先是从事色情行业，接着被一位台商包养，并要她为他生一个儿子。金融风暴来临后，台商的包养费也打了折，小说中，小美在遛狗时遇到了一位同样遛狗的小伙子，这让她想起了自己大学时期的一场疑似爱情，小美不禁突发奇想，花钱邀请这个陌生的小伙子与她躺在草地上睡一次“素觉”。作品以轻灵的笔调叙述了我们这个社会已屡见不鲜的“二奶”现象，对小美来说，清纯的爱情已遥不可及，只能于加快与游戏中怀想，而现实只剩下买卖与欺骗，小说并不止于一般的同情和批判，而在于对人心的深度洞察，台商要小美生儿子，小美却以避孕来“欺骗”，小美为之屡屡觉得对不起“先生”。这已是近乎病态的麻木的悲剧。
我们对毕飞宇这几年的创作作了一个简要的编年体的回放，毋庸作过多讨论，这一回放就足以看出毕飞宇近期写作的趋向与，如果说以前的毕飞宇是关注现实的，那么近期的毕飞宇更关注现实了，此前的毕飞宇所关注的现实可能更为广阔，包含了历史的回望，而近期的毕飞宇将精力集中到了当下，他将自己的创作与社会保持在一个共时性的位置上，使得其作品对社会现实具有了更为直接的阐释功能。社会的许多现象得到了描绘，许多问题得到了反映，既有对弱者的同情，又不乏深刻的批判，这种对现实的近距离的观察如此坚定、一致，构成了毕飞宇创作中一个独特的阶段性现象，我们曾经将这一批作品集中称为“毕飞宇社会关注小说”，而《推拿》因其题材的独特性、主题的深刻性和长篇的容量而成为毕飞宇这一创作转型的标志性作品。

这一转型在我们看来不仅仅是个人性的，因而它的意义值得重视。因为即使是一个人的转型也不会是偶然的，它必定与文学的整体走向，与社会的总体氛围相关。可以借助于一个提法来概括，即文学的“社会化”，也就是说，文学开始进入一个高程度社会化时期。这一判断基于两个前提：一是社会与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走向开放，社会的公共领域不断扩大，人类活动的社会化日渐明显；第二是文学，不管是写作还是阅读，也在不断社会化，在媒体越来越发达，特别是互联网强大的今天，社会为写作与阅读提供了可以称得上是过剩的资源与空间，以前纯粹是个人化的“记事”行为，现在都在公共平台上进行。一方面，是社会矛盾的日渐突出，个人生活常常深陷茫然与危机，另一方面，则是人们对社会参与的热情、责任与可能性不断增大，终于在不知不觉间促成了文学对社会的新关注，相比起八十年代的纯文学，九十年代的零度叙事，当下的文学正以不同的方式直面现实，现场感明显提高，这就是文学的社会化。比如，现在什么问题最大？“民生”最大，社会变化剧烈，阶层起落明显，贫富差距加大，多种矛盾突出，这些问题在文学中正在得到反映，文学亦已开启了“民生工程”，只不过文学的民生工程并不是实践层面的。在一个日益技术化的社会，文学已经学会如何恪守自己的领地与责任，它的社会化虽然紧密地与社会现实相关，甚至与社会热点一一对应，迅即地对重大事件作出反应，对重要的社会思潮进行深度剖析，但它常常体现为理性的批判、道德的诉求、情感的慰籍、精神的追问与灵魂的安顿，这就是社会关怀文学的意义和价值。

二

当然，具体到作家个人和具体的作品，如何关怀自然存在差异，同时，也必然有各自的意义归属。我以为，毕飞宇近年的社会关怀作品，特别是《推拿》，特别注重我们社会的价值重建。

价值是客体与主体需要之间的一种关系，它关系到主客体方方面面许多要素。因为社会在变，人在变，人们的实践活动也在变，所以价值也在变。特别是社会发展迅速的时期，价值的变化也更为剧烈。说到价值的变化与人们价值观的变化，大概没有哪个时代比得上中国这几十年了。价值有许多种，自然价值，经济价值，知识价值，审美价值，道德价值。这几十年，中国创造了多少价值，又激发了多少需求，相对这些需求，又需要创造更多的价值。过去，人们对价值认识很单纯，不管是物质与精神都是如此。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将人放到了主体的位置，人的需要与发展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个人的需求也被赋予了从未有过的合法性。在八十年代，人的价值，包括个人价值的实现几乎成为流行的口号。不能不承认它们对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因为人的价值虽然说与人享用的价值有关，但决定性的意义在于他所创造的价值。尊重人的价值，实际上就是尊重创造价值的自由。所以，为什么说这几十年是中国生产力的大解放，就是这个道理。但是，对这几十年的历史从价值哲学的角度进行反思也不是没有问题，因为不管是从社会还是从个体来说，物质价值的创造与拥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压倒了精神价值的创造与实现。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占据了主流。这必然导致价值与价值观的复杂和混乱，一些社会与个体发展的根本性的价值被悬置了，碎片化了，空心化了。社会的建设、连续与进步被畸形地理解和推进，大大小小不同类型的人类生命与文化共同体面临分化和解体，个体的物质与欲望被开发和放大，而精神与心灵的完善则弃之如敝履……这些发展中出现的现象与问题正考验着一个民族的道德与伦理智慧。
如此的价值失衡特别是负面价值与伪价值的生成已经近乎一场人文灾难。大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它开始引起人们的警觉，并且成为许多人文工作者包括作家们工作的逻辑起点。这样的工作有两个向度，一是对现实的否定与批判，一是从历史、现实与理想中寻找与构建正面的价值观念。其实，这两个向度是一枚分币的两面，并不可以分开，但是对于个体来说，却由于环境、心性、认知等方面的原因而有所侧重与选择。应该说，毕飞宇在这两个自由度上都是有所努力并有所贡献的，他曾经说过，“我是写小说的，我的立场很简单，那就是批判与怀疑。我不认为我的批判与怀疑有多大的作用，但是，写小说的人就是这样，他在本质上是一个弱者，他有悲观的倾向，他对伤害有一种职业性的关注，然后是批判——与其说这是责任，不如说这是神经类型，小说家的气质与心智决定了他们只能这么干。一个小说家最大的困惑也许就在这里：即使他认为路必须是这么走的，他也要质疑，他也要批判的。”②他的许多作品，包括我们上面提到的一些短篇在此用力都犀利而深刻，而《推拿》则是第二个向度，它反映出毕飞宇内心温暖而柔软的一面。毕飞宇显然认为隳败与沉沦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批判、怨怼与绝望也不是我们全部的态度。我们还应该有更为积极的方式，那就是探讨或肯定理想与价值。有的读者也许对《推拿》的这种正面书写有些看法，其实，对批判的依赖也习惯可能已经形成了遮蔽并且狭隘化了正义表达的通道。因为一个社会永远不可能缺少批判，但如果一个社会只有批判这样一种动作那可能也是一种畸形甚至灾难，怀疑、质难、批判，如果缺乏理性的规约，如果总是弥漫着非理性的愤怒，它所酿成的社会情绪是会遮蔽、甚至伤害许多善良与美好的事物。大概谁都不会想到，现如今，本来与勇气和孤独为伴的批判会成为哗众取宠的媚俗。以文学而言，我们正在丧失正面书写的能力。也许，人们早已忘记了古典时代的写作经验，即从写作的难度上说，描写苦难与愤怒固然不易，但歌颂正面，传达美好更难。古人说，穷苦之辞易好，而欢愉之辞难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推拿》的这种正面表达的美学与伦理学意义其实非常值得重视。
在我的理解中，毕飞宇的写作伦理显然基于这样的思考和判断，人与社会都是自觉的生活主体，他们按照自己设定的目标来设计和规约自己的生活，并且认为只有这样的生活才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所以，人们对生活的权衡，也必定从这意义和价值出发。也正因为此，我们当下生活所出现的问题并不在现象与问题本身，而在于意义与价值出现了偏差，比如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成功等等。当人与社会在意义与价值这些根本性的基准出现偏差以后，个体的生活方式，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的结构与动作模式，一直到人与社会形而下的技术层面都随之发生变化。所以，不少学者与社会管理者都在呼吁重建社会，不是说社会不存在了，而是说这个社会不是原先的社会，也不是理想的或好的社会。所以，毕飞宇的写作方式完全可以转换成社会建设的一个思路，那就是寻找或建设社会的意义与价值。
如果一个作家的思考进入到这一下，他就必然要给出自己的答案。在毕飞宇，那就是尊严。也可以这么说，尊严是毕飞宇认为当下重建社会同时确立个体生命的价值。这样的判断并不始于今天，大约十年前他在与笔者的对话中就说过，“在我的心中，第一重要的是‘人’，‘人’的舒展，‘人’的自由，‘人’的神爷不可侵犯的尊严，‘人’的欲望。”③但是，直到《推拿》，毕飞宇才以正面的方式书写了人的尊严，歌颂了人性的光辉。不能不佩服作家对盲人群体的了解，使他在表达尊严时找到了最为直接也最具承载力的意义载体，毕飞宇将盲人作为主人公，因为“盲人的自尊心是骇人的”，他们“要比健全人背负过多的尊严”。这一特殊群体虽然生活在黑暗中，但不管面对什么，无论是生计、金钱、爱情还是生命，他们首先考虑的是一个人的尊严。金嫣为什么对一场婚礼那么向往？因为在她看来，只要那样的仪式才能见证爱情的尊严。王大夫自残的情节是小说的高潮之一，残疾的哥哥要用自己的辛苦钱去为正常人的弟弟还赌债，心中的不平自然可以理解，更重要的是，这血汗钱一还他就一贫如洗了，就得去要饭，如果这样，他就要失去自己的脸面，而他是如此地“爱自己的脸”，如此地“拿自己当人”，于是，他只能对自己举起菜刀，只能用血来还债！然而，这样的方式又让他觉得自己与一个流氓没了区别，满身是血的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十足地痞，一个不折不扣的人渣。太龌龊了。他王大夫再也不是一个‘体面’的人了。”这样的自尊确实到了苛责的地步。而都红显然是作者在这方面塑造得最用心的人物，她不但外表美丽，而且在音乐上有着出人意料的天赋，她能用几天的练习时间，就能达到八级的钢琴演奏水平。然而就是这个盲人姑娘，在一台为残疾人“献爱心”的慈善晚会上遇到了来自正常人群的伤害。因为没有舞台经验，她的演奏因紧张而失常，但观众们依然报以掌声，特别是主持人，竟然不吝溢美之辞。这在人们看来非常正常的情形却极大地伤害了都红。“都红知道了，她到底是一个盲人，永远是一个盲人。她这样的人来到这个世界只为了一件事，供健全人宽容，供健全人同情。她这样的人能把钢琴弹出声音来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明白了这一点后，“都红的手都颤抖了，女主持人让她恶心。音乐也让她恶心。”这次充满掌声的演出成了都红的耻辱，她放弃音乐。而被门砸断了手指后，都红又被推上了被同情的位置，本可以平静自尊劳动的条件失去了，“她的后半辈子只能‘靠’人家了，一辈子只能生活在感激里头。都红矮了所有的人一截子，矮了健全人一截子，同样也矮了盲人一截子。”因此，“她的尊严没有了。她的尊严被摁在了门框上。风乍起，‘帮’的一声，都红的尊严顷刻间就血肉模糊”。为了筹措都红的医疗费，推拿中心进行了捐款，但是都红最后选择了不辞而别，并且捐款悉数留下。显然，在音乐和推拿之后，都红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生存境遇，但“天无绝人之路。她就要上路了。她是自豪的，体面的，有尊严的。她什么也没欠下”。在作品中，我们当然可以看到他们的心计，他们的欲望，他们阴暗的另一面，比如小马与小孔的故事，沙复明与张宗祺两个老板间的角力等等，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都会保持外在的磊落，都会通过正当的途径与方式，都会或勒马于悬崖，或补救于事后，这个黑暗的世界从来就不缺少光明，而这光明正来自于每个人都拥有的尊严的太阳。
尊严在当前是不是一个重要而紧迫的问题？特别是尊严是不是解决当下人精神困境、构建当下人文环境的关键都是可以讨论的。但不可否认，毕飞宇确实抓住了我们社会的文化症候之一，我们太重视结果了，太看重财富了，太放纵欲望了，太依赖物质了，为了这些，我们可以不择手段。简单地说，尊严就是权利得到应有的尊重，而这种权利更多是从道德、伦理、法律等精神层面来认定的，因而具有很重要的社会象征性。一般而言，尊严是对人的身份、地位等的认同，是人人共有的平等的权利。在尊严范畴中，自尊又是非常重要的部分，自尊就是尊自，即尊重自己。不可否认，在当下社会，个体的人，以及具有人格特征的主体，可以说尊严普遍缺失，主体间既不尊重对方的权利，也不尊重自我的权利。侵犯尊严与自尊的丧失成为主体间关系的双胞胎。随着尊严与自尊的丧失，一系列的社会、人性、道德、伦理与文化问题成为其继发的灾难。

三

在对《推拿》的讨论中，不少评论家认为不必对作品的主题作深入的阐释，甚至并不认为尊严是作品重要的内容，而只认为这是一部以日常生活为表现对象的世情小说。这可能是对作品有可能被过度阐释的警惕，也是对作品艺术与思想关系上的慎重态度。其实，说《推拿》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包括明确指认作品对尊严的强调与作品是否概念化是两码事。客观地说，中国文学一直在进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在如何处理马克思那个经典的巨大的意识到的思想内容与莎士比亚情节的矛盾关系上，作家们已经比较娴熟了。事实上，《推拿》的人文内涵并不是外在的，它的思想是与它的艺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优秀的小说家与成功的作品必须是有思想的，甚至应该有他的哲学理念，但这些思想与哲学理念总是他作品内在的动力。或者，说得绝对一点，一个作家处理结构，安排叙事的方式就是他的哲学。马尔克斯为什么会在作品中呈现那么多奇幻的人物与场景，因为他认为这就是拉美的现实，卡夫卡为什么要让格里高尔一觉醒来变成了一只甲壳虫，因为他觉得这样才能以极端化的方式表达他对异化的感受，莫言为什么叙述中国几十年农村的变迁要将一个地主驴牛猪狗地变来变去，因为莫言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死轮回的观念……这些都不用特别地说出来，叙述已经告诉你了一切。
《推拿》是一部简单而又复杂的小说，是一部容易而又异常困难的小说。说它简单和容易，是因为它就写了一群盲人，只写了发生在推拿房里时间不长的一些故事。但是，在小说中要完成这样简单的故事恰恰是很困难的。长篇是写作的马拉松，不管从文学史上看，长篇经过了哪些变化，但是有一些要素是必不可少的，比如大的体量，比如整体性，比如说内在的一致性与发展性，即使现代主义的长篇人物可以模糊，情节可以不完整，但是作为一次连续的叙述或书写，作为一个内在生气灌注的作品，正是这些最低限度要素的保证和支撑。一般来说，每部长篇都要这种可以支持其发展的推动力。古典主义的长篇的推动力大都来自外在的事件，由社会和历史的必然性甚至真实的事件作为其推动力，史诗性的作品大部分如此。到了浪漫主义特别是现实主义之后，长篇的推动力被设定为人物间的矛盾冲突，而人物性格的冲突被认为是最高境界。这样的模式现在依然是主流。而现代以降，对人的研究与认识越来越丰富，人的内心世界被无限打开，精神的领域被深度开发，因此，许多力量，特别是非实体的力量被引入到长篇助推器中，即使某一个细节和情绪都足以发动一次长篇的发射。如果这样的回顾与概括大致不错的话，那么《推拿》无疑采取的是现代长篇的写作策略，不要看文学界都在认定一些作家包括毕飞宇在内都在向写实回归，都在向传统后撤，其实，他们在骨子里面流转的还是现代的气息。正如我们下一节还要谈到的，小说，不仅是长篇小说在他这儿主要不是在现象与事件的层面去应对现实，而是在理念与精神层面去处理人们的生存问题。
这样，也许我们就能够较为真实而贴切地理解《推拿》叙述与人物安排，也就不必房间地回避它对诸如尊严等价值的表达。尊严既是作品的出发点，又是它的归属。而过程，它的结构、情节与人物间的关系则是通过沟通与推拒、理解与误解、疑问与猜想、求证与错误、寻找与应答、释放和捕获等等话语的交互来进行的，这是毕飞宇近期的小说策略，也是他逐渐成型的小说叙事伦理。《彩虹》中的老夫妻与“小绅士”首先各自都自在话语的缺失和对话语的渴望中，孩子没有父母话语的爱抚，老人没有儿孙话语的慰籍，正是焦渴的状态使他们走到了一起，获得了各自所需的语言生活。《家事》与此相似，独生子女对亲缘的向往表现为对特殊话语的迷恋，他们本来只是同学关系，但他们偏要假设为家庭和亲戚关系，那些称呼并无真实的含义，但就在虚拟的话语关系中，他们得到了安慰。《相爱的日子》再现的是被主流与强势话语抛弃的边缘人，他们找不到工作，每次求职都被强势的话语羞辱，而作为没有定型的还没走向社会的年青人，他们又缺少自己独立的话语，于是，只能做爱，做爱是他们之间唯一能证明自己同时又能沟通双方的话语。《睡觉》可以解释为话语的错位与人在不同话语中生存的尴尬和痛苦。女人与包养他的老板之间是一种话语，她与小伙子又是一种话语，而女人最幸福的话语生存则是她学生时代的初恋。这些作品已经可以说明毕飞宇对人的生存的本质的新的理解。社会的变化其实是可以简化为话语的变化的，人的存在首先是语言的存在，人的关系更可以化约为话语的关系。《推拿》中金嫣与泰来的爱情就是寻找与应答，“金嫣对泰来的理解来自于信息，来自于传说，她们的故事就是话语的一次发动。金嫣在第一时间就从她的一位老乡那里听说了泰来的事。事实上，手机的转述中，事情离它的真相已经很远了，它得到了加工，再加工，深度加工。事件上升到了故事的高度。它有了情节，开始跌宕、起伏，拥有了叙事人的气质特征，拥有了爱情故事的爆发力。它完整，破碎，激烈，凄迷。徐泰来与小梅的故事在盲人的世界里迅速地传播，是封闭世界里无边的旋风。金嫣听完了故事，合上手机，眼泪都还没有来得及擦，金嫣已经感受到了爱情。“咚”的一声，金嫣掉下去了，陷进去了。这时候的金嫣其实已经恋爱了。她的男朋友就是故事里的男主人公。她的恋人叫徐泰来。”当然，真实泰来不可能是信息与传说中的泰来，正是这话语的变化带来了故事的变化和人物之间话语的碰撞。小马与小孔则是话语的释放与捕获。作为“嫂子”的小孔之所以要在小马面前释放具有挑逗的信息，是因为她要在恋人王大夫那儿制造相反相成的更具诱惑的话语，也是恋爱中的女人自然生成的话语，“小孔哪里是打情骂俏，只是郁闷。是那种饱含着能量、静中有动的郁闷，也就是常人所说的‘闷骚’。上班的时候尤其是这样。下了班，来到王大夫的宿舍，她的郁闷换了一副面孔，她的人来疯上来了。精力特别地充沛。她的人来疯当然是冲着王大夫去的，可是，不合适，却拐了一个神奇的弯，扑到小马的头上去了。这正是恋爱中的小女人最常见的情态了，做什么事都喜欢指西打东。”但它被小马捕捉到就改变了方向，“这一打打出事情来了，小马不仅没有生气，私低下突然就是一阵心花怒放。”这样的话语关系的继续是危险的，小马的压抑，苦痛，王大夫自然会憋屈和埋怨，而小孔在意识到玩火后当然要收手回避。而张一光不妨小马的煎熬，引他到了洗头房，这实际上是在用另一种话语去替代。小马对小姐小蛮动情了，他不是对小姐动情，而是对嫂子动情，小蛮在小马的味觉和触觉中就是嫂子。“通过手掌与手指，小马在小蛮的身上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他终于懂得了什么叫‘该有的都有，该没的都没’。这句话原来是夸奖女人，嫂子就拥有这样的至尊荣誉。小马的手专注了。他睁开自己的指尖，全神贯注地盯住了嫂子的胳膊，还有手，还有头发，还有脖子，还有腰，还有胸，还有胯，还有臀，还有腿。小马甚至都看到了嫂子的气味。这气味是包容的，覆盖的。他还看到了嫂子的呼吸。嫂子的呼吸是那样的特别，有时候似有似无，有时候却又劈头盖脸。她是嫂子。”他依然生活在与嫂子的话语中，“嫂子让小马安逸。他不再手忙脚乱。他不要别人，只要嫂子。”所以，每次去过洗头房，小马既满足又不安，因为在话语中，他拥有了嫂子，也因为这种拥有，他又感到自己跌入了乱伦的话语中，所以，他从洗头房回到推拿中心后对小孔喊了声嫂子后沉痛地说“我对不起你。”这组人物关系在《推拿》中非常具有典型性，它起于一个话语错误的释放和接收，其后便不断地演化，将小孔、小马、王大夫、张一光、妓女小蛮，洗头房的其他小姐以用警察都裹挟了进来，并且带来了小马凄惶和屈辱的结局，如果循此思路对《推拿》进行整体性的话语分析，我们会了现，虽然没有外在推力的故事结构，但是它的话语是错综缠绕的，回环往复的，没有哪个人物在作品中是生存在单一的话语中。所以，《推拿》没有所谓的主要人物，它塑造的是一个群像。过程中的话语就是这样在推动着故事，而它最终的指向我们依然要强调是尊严，是作为生存价值的尊严。金嫣在爱情中向往的是尊严象征的辉煌的婚礼，不要说王大夫对情感的执着与挑剔，即以小孔来说，也是发乎情而止乎礼义，而小马实际上也是在错误中真实地面对自己内心的情感，他已经竭尽全力了。可以说，尊严是小说最大的话语。
基于理解和沟通的话语的语言叙述策略，使得毕飞宇的叙述风具有了独特的风格。我们称之为“分析性叙述”。限于篇幅和论题，在此只作约略的说明。所谓分析性叙述就是在叙述时加进了叙事人的观察、思考和评价。这样的叙述语言不是客观的呈现，它的功能与信息不止于叙述事情的进程，描写事物的形貌，而是在这个基础上融入了叙事人或作品中人的感受、体验与观点。这种融入一般有四种方式，一是以带有主观色彩的语言去叙述客观的事物，二是以镶嵌的方式将评论与分析语植入叙述当中，三是将叙述语与作品中的人物语言结合起来，甚至干脆以人物语言替代叙述语言，四是在叙述已经完成的情况下进入补充，进一步对叙述对象进入评价。这样的风格与作品的叙述策略非常契合。它不但突显了小说的话语特征，而且深度地介入到作品的进程，促进了话语的增殖、繁衍，而话语的增殖与繁衍则给故事与人物关系提供了丰富性与可能性。应该说，这本质上就是毕飞宇的世界观在小说修辞学上的体现。

四

作为一部以盲人为主角的作品，如何描写盲人生活显然是对作者的考验。在这方面，作者确实花了相当的工夫。而且，盲人的盲是不同的，有人有光，有人没有光，有人有光却无形，有人有光并且有模糊的形状，而这些视觉上的差异最终都会影响其生活方式与心理状态。一般来说，对于先天的盲人来说，不但是视觉的消失，更重要的是没有记忆中的材料可用来塑型。因此，不管是对于抽象还是具象的事物，有时是感觉和想象难以把握的。比如，对小马来说，时间是什么？，毕飞宇借助这个人物讨论了盲人对时间的理解：“小马整人抱着这台老式的时钟，分分秒秒都和它为伍。他把时钟抱在怀里，和‘咔嚓’玩起来了。‘咔嚓’去了，‘咔嚓’又来了。可是，不管是去了还是来了，不管‘咔嚓’是多么地纷繁，复杂，它显示出了它的节奏，这才是最要紧的。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它不快，不慢。它是固定的，等距的，恒久的，耐心的，永无止境的。”小马是九岁失明的，九岁的孩童尚未建立起深刻的时间知觉，而偏偏小马却是非常浪漫的“文艺”的青年，不仅是孤独，更重要是他试图用时间去把握世界，他不但要切实地感受时间，还想以时间去计算、丈量和建立世界的概念。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拥有自己，也才能确立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因此，在“咔嚓”的声音直观之后，他还要“拼凑”，还要“组装”，还要跟着时间运动，而正是这运动，使他已经拥有的感性荡然无存，“小马就此懂得了时间的含义，要想和时间在一起，你必须放弃你的身体。放弃他人，也放弃自己。这一点只有盲人才能做到。健全人其实都受控」几他们的眼睛，他们永远也做不到与时间如影随形。与时间在一起，与咔嚓在一起，这就是小马的沉默。”
小说中沙复明对“美”的思考也是几乎无解的盲人难题。

书上说，美是崇高。什么是崇高?
      书上说，美是阴柔。什么是阴柔?
      书上说，美是和谐。什么是和谐?
      什么是高贵的单纯?什么是静穆的伟大?什么是雄伟?什么是壮丽?什么是浩瀚?什么是庄严?什么是晶莹?什么是清新?什么是精巧?什么是玄妙?什么是水光潋滟?什么是山色空蒙?什么是如火如荼?什么是郁郁葱葱?什么是绿草凄凄?什么是白雾茫茫?什么是黄沙漫漫?什么是莽莽苍苍?什么是妩媚?什么是窈窕?什么是袅娜?什么是风骚?什么是风姿绰约?什么是嫣然一笑?什么是帅?什么是酷?什么是潇洒?什么是风度?什么是俊逸铿锵?什么是挥洒自如?流水为什么潺潺?烟波为什么澹澹?天路为什么逶迤?华光为什么璀璨?戎马为什么倥偬?八面为什么玲珑?虚无为什么缥缈?岁月为什么峥嵘?

看得出毕飞宇在如何表现盲人感知与理解上的困境是动了脑筋的，沙复明是推拿中心文化程度较高的，所以，毕飞宇在做手术他的困惑时列举的是大量书面的成语和诗文，沙复明是用功的，他的记诵是同龄人出类拔萃的，但是，他可以将古诗文倒背如流，但这些烂熟于心的文字于他来说依然是陌生的，它们对他而言只是声音，只是盲文中的符号，它们永远只是“能指”，而不能成为可以理解的对应于世界事物的“所指”。
说到底，对于《推拿》中的主人公们来说，这个世界是黑暗的。黑暗既是一种知觉，一种无光的状态，对于小说来说，是不是同时也一种隐喻？毕飞宇在《推拿》说，“盲人的人生有点类似于因特网络里头的人生，在健全人需要的时候，一个点击，盲人具体起来了；健全人一关机，盲人就自然而然的走进了虚拟空间。面对盲人，社会更像一个瞎子，盲人始终在盲区里头。”换句话说，盲人是生活在黑暗与混沌里面的，他们是被忽视和封闭的，而且，这种封闭不仅是他人，同时也是他们自己。在以前有关《推拿》的讨论中，我曾经认为它体现了毕飞宇彻底的人道主义，因为作品超出了人们对盲人题材的想像和预设，一方面毕飞宇是将人物作为盲人来描写的，但另一方面，从根本上说，他是将他们作为人来写的，在生存上，在精神上，在心理上，在爱与恨上，他们与正常人并没有区别，更为关键的是，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他们所能提供给社会的思想资源，也正是当下社会所匮乏的。正如作者本人所说的，“盲人首先是普通人，他是一个普通人，然后才是盲人，而不是相反。盲人有盲人的特点，这个是肯定的，可你不能说盲人的一切都是特别的，不是那么回事。——要说特别，哪一个生命个体不是特别的？都特别。然而，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又都有共性，可以交流，可以相处，可以共事，可以相爱。在个性与共性之间，作家如何去选择，去呈现，这是小说的难点之一。没有特殊性，小说里的人物将毫无疑义，可是，没有普遍性，小说里的人物同样没有意义，起码没有大的意义。”④
还应该将黑暗看做小说的空间。毕飞宇这次是在没有光亮的地方写作，故事在进行，人物在活动，但是描写却必须更换笔墨，或者说，描写必须让位于叙述，呈现尽可能多地给了转述。当然，小说在空间上最令人惊异的是它的小，准确地说，《推拿》的空间已经近乎独幕话剧了，它只有一个场景，那就是推拿房。
小说的空间本身是具有表达功能的，是有意义的。不少人进过研究认为，《推拿》可能是第一部纯粹以盲人为表现对象的长篇小说，为什么是现在？因为只有到现在才有可能，社会开放了，与境外接轨了，有了新的要求和欲望，人们需要推拿，需要盲人按摩师，需要推拿房。小说的第一章写到推拿业的兴起，“那些新兴的资产阶级，那些从来不在公共场合用十个手指外加一根舌头数钱的新贵，——他们一窝蜂，来了。他们累啊，累，从头到脚都贮满了世纪末的疲惫。他们累。累到了抽筋扒皮的地步。他们来到推拿房，甚至都来不及交代做几个钟，一躺下就睡着了。洋呼噜与本土的呼噜此起彼伏。盲人推拿师就帮他们放松，不少匆匆的过客干脆就在推拿房里过夜了。他们在天亮之后才能醒过来。一醒过来就付小费。付完了小费再去挣钱。钱就在他们的身边，大雪一样纷飞，离他们只有一剑之遥。只要伸出手去，再踏上一个弓步，剑尖‘呼啦’一下就从钱的胸部穿心而过。兵不血刃。”这是中国以前没有过的景象。它包含着多少有意味的东西呢。在文化研究或社会学的视角下，是没有不具意义的空间的。空间的功能决定了空间的人群，塑造着他们，规约着他们，改变他们的身份和角色，特定空间会将人群从其他空间，从他生活的各种角色中提拎出来进入另一种状态。而人群的行动方式又反过来不断改变着空间，从而使它的意义不断增殖，因此，任何空间都是可以进入意义分析的文本。推拿房也是如此。可以设想《推拿》的另一种构想，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写法。推拿师们只是配角，主角是来消费的客人，各色人等，如同《茶馆》一样，那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可以想见，那会是一种复杂的开放的叙事，是可以观照当下的社会百态的。也许，对于许多的作家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因为推拿房毕竟是一个新的空间，它的故事在文学中还很少独立地大规模地上演。寻找或建立一个有意义的文学空间是小说们孜孜以求的，有人一辈子都在自己构建的文学空间中劳作。
为了意义和叙事，大多数作家都尽可能撑足自己的文学空间，甚至到了挥霍和浪费的地步。但现代小说对于空间的理解已经在发生变化，那就是空间的收缩。这种观念的改变是和对小说的功能的理解，以及小说的艺术格局的改变联系在一起的。小说需要不需要给人们提供广阔的空间，小说需要不需要在多变的空间中为众多的角色提供舞台，小说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如果稍微回溯一下，即使对于毕飞宇来说，也存在这样的从不自觉到自觉的悄悄的转变。毕飞宇的处女作《孤岛》是可作为一个有趣的样本，之所以有趣，因为它呈现了一个青年作家开始文学创作的野心，宏大，辽阔，深邃，集中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所有的美学企图。应该说，一直到《玉米》《平原》，还依然残留着这样的少年心事。但另一个有趣的文本不经意间出现了，那就是《地球上的王家庄》。与长江上的“孤岛”一样，这个短篇也是毕飞宇少有的直接以空间命名的作品。他将一个无限大的空间与一个无比局促的空间一起，我们假设小说中的少年“我”就是毕飞宇，他与小马一样，在琢磨一个高深的问题，只不过小马琢磨的是时间，而毕飞宇琢磨的是空间。少年毕飞宇琢磨的是弹丸之地的故乡与世界的联系，而小说家毕飞宇已经自觉的在收缩和挤压自己的小说空间，他要放弃宏大、辽阔和丰富，尝试单一、纯粹和微型。所以，我们不但看到毕飞宇放弃了舞台式的百科全书式的构想，而且看到他对自己的逼迫，他只让人物与故事在推拿房里，在那账单屋里，男生宿舍，女生宿舍，前厅（台），工作间，休息间，“沙复明带领着王大夫和小孔在推拿房里走了一遍，每一个房间都走到了。王大夫对沙复明的盘子已经估摸出来了，十三四个员工，十七八张床，不算大，可也不算小了。”这就是“沙宗琪推拿中心”，也是小说故事的发生地。这样的限定必须要去除枝蔓，它不是展开的艺术，恰恰是控制的艺术，不是向外的艺术，而是向内的艺术，不管是在意义与叙述上都是如此。所以，我们才读到了第一部纯粹以盲人为表现对象的小说，讲到了通过盲人去传达人文思考的作品，也看到了作家是如何在有限空间里发掘故事的艺术才华
黑暗，推拿房，有限空间，《推拿》所提供的这一长篇写作实验的意义将会慢慢显现出来。它呈现出的是一种新的长篇气质，一种与当今生活同步的美学形式，一种与传统拉开距离的现代步伐。从传统看，长篇小说与历史有着割不断的渊源，它的结构、时间、人物命运与故事的支持实际上都是由外部世界提供的，甚至直接是由外部的历史事件构成的。以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而言，史诗是作家们的梦想，中国现当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也一直是小说家们追逐的题材和结构小说的要素，以至于形成了叙事的模式化，作家们似乎习惯了这样的叙事体式，写到长篇，思路自然往那上面靠，从上世纪50年代一路写下来，写到改革开放。但实际上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特别是中国，社会面貌，生活方式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当这个世界再也不能提供战争、“革命”等社会大动荡时，小说又该如何叙事？当外部世界不能为我们提供戏剧性的事件时，我们的故事从哪里来？看看欧美，包括近年来与我们交流甚多的日本、韩国的小说创作，我们应该意识到他们已经完成了这种小说现代化的转型，完成了小说与现实生活的同步化。其实，中国的许多小说家特别是年轻的小说家们也已经开始了这样的创作，但或许是未能提供较为成功的文本，更重要是因为传统长篇小说美学的歧视，这样的创作一直没有进入主流。《推拿》的出现提供了使这一新的小说美学站到了前台机会。就在日常生活，就在那样一个盲人推拿中心，就那么几个盲人推拿师，一样演绎出了生动的故事，这些故事的动因不是来自于外部的如反右、文革这样的事件，而是由人物性格与人物关系来推动，作品以人物来划分章节，以时间为经，以人物的命运为纬，织成了一个立体的小说世界。它挣脱了传统长篇之“重”，同时又躲开了时尚小说之“轻”。这样的写作终会使长篇加入到当下思想者的行列，成为真正的时代之音。这种新的长篇美学概括地说首先是非史诗的，因为现在的社会已经远非前现代的行进方式，它们更理性、更日常、更细腻，也更人性化。其次，这种小说美学是下沉的，并且是趋向边缘的。如果说传统的长篇对政治、对社会的重大的核心的事件更感兴趣的话，那么新的长篇美学则更加关注日常生活，关注感性的经验，它不在中心，而在边缘，它在社会的神经末稍记录波动，在社会的微循环处收集样本。因此，这种美学必然是面向内心的，是向人的内心深处开发的。而从外观上看，这样的长篇自然的轻盈的，流丽的，精致的，它努力适应当代人的阅读方式、阅读习惯，篇幅适中，具有可读性而又不成为负担，拿得起，又放得下。它还是有限的，微观的，它不求其大，其广，而只求对一个地方与一个群落的书写与观照。因此，也可以说，这样的长篇美学是低碳的，可持续发展的。

注释：
①均见毕飞宇：《文学的拐杖》，《上海文学》2007年第7期。
②毕飞宇 张莉：《牙齿是检验真理的第二标准》，《市场周刊》2010年第5 期。           
③毕飞宇 汪政：《语言的宿命》，《南方文坛》2002年第2期。
④http://book.sina.com.cn/nzt/novel/lit/y/tuina/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