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勇气》十周年纪念版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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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勇气》十周年纪念版前言　 作者：[美]帕克·帕尔默　 　

《教学勇气——漫步教师心灵》，[美]帕克·帕尔默著，吴国珍 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5月出版 　　在撰写《教学勇气——漫步教师心灵》的十年里，我花了许多时间认真反思过去，预示未来。 　　我的佛教徒朋友对我说，这种处世方式不好。凡具智慧的传统都极力倡导要我们活在“永恒当下”的真实中，而不是活在曾经如何或可能如何的虚幻中。然而，若没有过去和将来作为素材和源流，无论作者拥有多么丰富的记忆和想象力，都是不可能写作的。尤其对我自己来说，单凭记忆和想象来写人的内心世界，其可信程度是令人质疑的。 　　事实上，我一边回顾从事教育工作的三十年，一边写作，因为我要弄清楚到底为什么教学总是令我既兴奋又恐惧。我探索着教师生活的内在景观，由内而外，清晰地揭示智力、情感和精神的互动状态如何使我们的工作达成或走样。我要探寻出加深自我理解的方法，进而深化任何像我一样关心教育的人的教学实践。 　　同时，我一边写一边展望未来。身处一种贬低内心生活的文化中，我希望多做一些事：不仅仅是说明好教师必须克己、自省，还试着去理解激发他们生命活力、影响他们更好或更糟的行动的种种动因。我预感到，我们的社会将愈来愈沉迷于教育的外部价值——包括那无情而又愚蠢的标准化测试——我深感其对教育的冲击。我要寻求一些方法来保护和支持位于真正的教学、学习与生活之核心的心灵旅程。 　　随着时光渐逝，如今我们能够透视过去的全貌。因此，为《教学勇气》十周年纪念版写前言和后记使我更清晰地看到这本书就是源于我自己的教学经验。它也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来检验本书初版时我对未来预测的准确程度和对症改善设想的适切程度，这些预测包括当时“尚未通过正规形式发生”的事件。 　　重温写书前的事 　　因为我花了十年工夫才完成《教学勇气》初版，所以，对我而言，这本书的十周年纪念更像是二十周年纪念。事实上，在我写完这本书之前的整整十年里，很长的时间里，我所拥有的仅仅是一个题目，接踵而来的是一些尚不成熟的想法、写满潦草笔记的成堆便条，以及一页又一页的无用文本。在这本书形成的过程中，我多次演讲时都提到过它，以至于一些人以为《教学勇气》已经成书出版了。 　　那时我开始接到图书馆管理人员的电话：“有人想借一本《教学勇气》，但是我哪里都找不到，我如何才能弄到一本呢？”令他们扫兴的是，我告诉他们我也希望拥有一本，在我把书写成之前，我们都不得不等待。 　　我用了整整十年来写这本书，部分原因是我写得非常慢。当人们问我靠什么谋生时，我告诉他们我是一个“重写者”。真的，我写的每一页都是反复修改多次后才拿去发表的。同许多作者一样，我写作并非始于一个清晰的观点文。写作帮助我发现我对某事的所感及所知，因为后续的每次修改都推动我进入更深层的发现中，而不知何时停止。 　　然而，我用了整整十年才写成这本书，又不仅仅是因为我写作慢。我也相信是宽宏大度的上天给我时间来积累和吸收我的两次经历，倘若没有这两次经历，这本书就会缺少根基，缺少诚实，因而也就缺少帮助他人的价值。这两次经验，一次是失败的，另一次是成功的。如今，我把它们都看作是上天赐予的祝福。 　　当然，那失败的经历在当时我并不觉得是个祝福。在《教学勇气》首版付梓前的四年里，这本书有时让我感觉像有盼头的一缕微光，有时又像鞋子里的沙子、心头上的疙瘩。我索性在肯塔基州伯里亚学院(Berea College)待上一年，任礼来项目客座教授。就在这一年结束的时候，我想起与本书有关的两件事情：第一，为什么这个题目如此切中要害（至少对我来说）；第二，为什么我需要撰写有关尽其所能地谦卑的教学之道。 　　从1855年起，伯里亚学院就一直面向阿巴拉契亚地区的年轻人开办课程。伯里亚学院的博雅教育课程对这些来自美国最贫困地区之一的学生是完全免费的，学院为这些学生提供校园内的工作，既帮助学校运营，又资助他们解决了学习费用。早在20世纪60年代,我还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生院读书时，伯里亚学院就格外吸引我，那时高等教育因忽视那些上不起大学的贫困者而受到全面、严正的批评。能在一所以社会公平正义为使命的大学里任教，早就是我职业生涯意愿的首选。 　　“小心许愿”虽是老生常谈，但还是值得留神。在伯里亚学院任教的一年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一年。作为一个过惯富裕生活的北方人，我对于阿巴拉契亚的认识，仅仅是从阅读中得来的。对于我和学生之间的文化鸿沟，我也完全没有准备，因此，我没法跨越这文化鸿沟进行教学。我对于他们——“他者”——的亲身体验和了解的缺乏，导致我自身的“建立联系的能力”——《教学勇气》中的一个关键概念——频频不足。更糟糕的是，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承认和修补自己的无知。 　　个人的失落又加剧了这些专业方面的挣扎，正如我在书中一直坚持的看法——个人与其专业不能分离，不管是在黑暗还是在充满阳光的日子里，“我们都要教导自己认识自我”。在伯里亚那年的中期，一个严寒到零下的元月凌晨，我接到我深爱的父亲意外逝世的噩耗。远离家人和朋友的安慰，我崩溃了。 　　在伯里亚第二学期度过的每一天，我都得攀爬个人悲痛加上专业失败这座大山，强行把自己拖回教室。同时，我内心也在经历着“教学勇气”的潮涨潮落，且多处于潮落状态。我决不会为了名誉和金钱再经历那么一年，但那一年确实留给了我一份无价之宝。我更深切地感受到：教师们的日常工作，我们的教与学，等于攀爬高山峻岭。 　　在《教学勇气》初版面世前的十年间，我的另一重大经历是一段绝对成功的经历，功劳不在于我，而应归功于那些与我分享的人们。从1994年到1996年，应菲兹尔研究所的请求，并在其慷慨给予的资金和人员支持下，我设计并落实了名为“教学勇气”的项目。在与来自密歇根西南部的22位从幼儿园到高中12年级的老师们一起工作的过程中，我成了“向内心世界探索”的领路人，用静修会的形式帮助他们探索自己生活的内心景观。静修会按照一年四季的周期，两年共办了八次，每个季度都花上三天时间。 　　技术上，是我领导这个项目；实际上，是那些教师在引领我。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持久的功课：我得知，太多的公立学校的教师不得不在令人气馁、饱受压抑，甚至是残忍的条件下工作；我得知，这些善良的人们自发自觉地想办法求生存，而不是坐等别人的援助；我感受到他们心灵深处的、让他们面对再大困难也坚守课堂的献身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为我们孩子们的福祉所作的神圣承诺。 　　我和这些公立学校的老师一起走过的两年，使我坚信，他们和他们的亲人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文化英雄。他们每天要跟那些为社会病态所伤害的孩子们打交道，而且除了他们没有谁决意医治这些社会病患。他们每天还因所谓的种种不足和失败而遭受政府官员、公众和媒体的斥责。然而他们每天仍然对学生敞开心扉，期待以心灵影响心灵，帮助学生们同样敞开心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