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怎样做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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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怎样做老师

徐飞

鲁迅一生断断续续做过很多次老师，先后任教过的学校就有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绍兴府中学堂、山会初级师范学堂、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黎明中学、大中公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

鲁迅做老师总是全身心投入的。在北大做老师时，每到上课，他经常提前半个小时来到休息室，这时，许多等候他的青年便立刻把他包围起来。他打开十分醒目的黑底红色条纹布包，将许多请求校阅和批改的稿件拿出来，一面仔细地散发、讲解，一面又把新的接收过来。直到上课钟响了，他才拿起布包，夹在这些青年之中走上讲台。时间海绵般被他抓得很紧，总是两小时的课连堂上，课间休息的十分钟也用了。即使这样，他犹觉得时间不够用似的，越讲到后来越是加快速度，就这样拖延着往往忘了下课，直到下一门课的教授来拉门，以等待的微笑催促他为止。

下课以后，他仍然处于被包围的状态，有些学生甚至跑到途中截获他。他备有一根铅笔，来不及回答的问题就用它速记下来。有同学发现，在长长的归路中，这根铅笔也一直紧紧夹在他的耳朵上……

鲁迅对学生从来都是这样孜孜不倦，不厌其烦，“俯首甘为孺子牛”，将全部心血化成培育鲜花的泥土。而与此相反，他对学校里压制自由的权威人物和专制制度却表现出极端的厌恶与排斥。女师大校长杨荫榆上任后，保守顽固，令从己出，一意孤行。当孙中山来京时，她禁止学生前往欢迎；任意克扣校费，按置不发；随意添减科目，增加钟点；招收学生也是营私舞弊，大开后门……家长式的统治，激起了青年学生的反抗。鲁迅没有袖手旁观，他以退还聘书的坚决行动，在“驱羊运动”中表明了自己与学生一起战斗的鲜明立场。在那个动荡不安、学潮频发的时代，鲁迅尽管对游行活动持保留意见——游行请愿只对代表人民的政府有效——但他每次都旗帜鲜明地站在学生一边，给予支援和激励，处处加以保护，并设法营救被捕学生。

“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大屠杀开始了，白色恐怖迅速笼罩全国。在血雨腥风的日子里，国民党连夜闯进中山大学，逮捕数十名学生。当听说自己的名字也在抓捕名单上，鲁迅没有逃避，而是不顾自身安危，冒雨赶回学校。在紧急会议上，鲁迅面对束手无策的教员们慷慨陈词：“如果军队可以随便到学校抓人，学校就没有安全了。作为教员，我们应当对学生负责，希望学校出面担保他们。……”为了保护学生，他不惜牺牲自我，然而等待他的却只是沉默、无声。他再次选择了辞职，以此抗议这非人道的世间。

对于教育，鲁迅一直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这样写道：“现在的所谓教育，世界上无论那一国，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罢了，要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这时候还未到来，也料不定将来究竟可有这样的时候。”让学生活得像个“人”——培养个性张扬、生命力饱满的人，一直是鲁迅的教育理想。他也深知，要培养出这样的新人，必须“掀掉这吃人的筵席”。爱之殷切，才恨之决绝。他横立着战斗，以堂吉诃德式的孤绝果敢，与一切非人道的意识形态作着殊死搏斗。

鲁迅讲课，常常越出文科知识的范围，引导学生正视社会，审视人生，带着理想教育和审美教育的性质。因此，同北京厦门的学生一样，广州的学生也很喜欢听他的课。由于听众太多，讲课就不能留在教室里了，只能搬到大礼堂去。上课时，大礼堂坐满了人，连四周的窗台也坐满了人，更多的，是站在门窗以外。他就是这样一只“火鸦”，在那个寂寥空漠的渺渺寒夜里燃放起熊熊火焰。

鲁迅对平民学校有着一腔深情。在北平，他除了在女师大任课外，还承担了到黎明中学和大中公学讲课的任务。而“黎明”和“大中”都是政府眼中的“危险学校”，不为教育当局所承认，处境艰困，所收的学生都是被压迫、受摧残的青年。鲁迅思想的最可贵处，在于他始终以弱者为本位，代表着受压迫的最大多数人的生存诉求。他在厦门大学学生自治会创办的平民学校的开学仪式上鼓励学生：“没有什么人有这样的大权力：能够叫你们永远做奴役。没有什么命运会这样注定：要你们一辈子做穷人。你们自己不要小看了自己：以为是平民子女，所以才进到这平民学校来……”礼堂很静，不少学生的眼睛湿润着……

鲁迅出殡的那天，送葬队伍长达两里，上万人的送葬队伍里没有一个代表政府的人，最多的是成长中的青年学生，他们有的是鲁迅的学生，有的与鲁迅素未谋面，但都表达了一致的自愿的追随。这该是一位老师接过的最高勋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