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献平、赵瑜“冲出时代的遮蔽”——关于当下散文写作的十个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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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献平、赵瑜“冲出时代的遮蔽”——关于当下散文写作的十个问答



　　杨献平：请阐述（表明）一下您的散文写作态度或者说主张、自我要求，特别是在当下环境中切身感受与观察。

　　赵瑜：我的直觉是，散文，一定是日常的，被忽略的，在某个特殊的瞬间又突然发现的生活样态。我不喜欢将散文拔高，抒情不止的散文一定不是好散文。散文的感情向内会更动人一些。我如果非要说一个主张的话，那么，我主张散文要有自己的体温，要做减法。有自己的体温，是说写作态度。不能为了写作而写，一定是有什么东西在记忆的漏斗里停了下来，又或者，一定是有些事件转折了自己，硌痛了自己。这样的写作动因，让文字不自觉地会沿着自己的感觉和视觉切入，渐渐深入，从而抵达自己原本也不曾想象的地方。是的，写作还有发现陌生自己的可能。关于做减法，我想针对的是堆砌式的写作，散文的写作到最后不止是词语上的减法，而且是人生切口的减法。忽然想起雷平阳写过的一首诗，大体是他写自己热爱的事物，从一开始全人类，到最后回到自己的村庄，又或者自己亲人。从大到小的过程消耗了他的一生。我当时看到以后特别有共鸣感，其实，每一个写作者都应该减去的过程。写到最后，我们应该发现，有很多东西，我们渐渐不会了，我们只会做很小的事情，写很少的东西。


　　杨献平：你对当前散文整体印象如何？其原因是什么？

　　赵瑜：散文写作在中国当下比较弱势。多数写作者还停留在自我抒写的阶段，看不到自己和时代的疏离感，不知道散文写作还有承担。不痛不痒的散文写作太多了，让大家对散文的印象仿佛停在一个比较平庸的印象层面。原因有很多种，也比较琐碎，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写作者自己的视野。你看到了什么样的世界，你才能抒写什么样的情怀。多数写作者被规定看到和阅读的场景。比如常常被嘲笑的新闻联播节目，比如被高度管制的省市级日报的新闻版。而社会层面的诸多问题，在民间写作中又被设置了诸多的禁忌。在媚上和平庸的写作环境里，真正能打破这些拘囿的越来越少，即使你打破了局限，写出了有疼痛感的文字，却也会为这个时代的孱弱感到失望。散文写作的没落，和这个时代有紧密的关系。我希望看到更多的人冲出时代的遮蔽，能够写出常识和经典的文本来。


　　杨献平：你对自己的散文创作有何认识？局限和突破点有哪些？你本人解决的方法或者打算是什么？

　　赵瑜：我个人的散文写作比较自然主义，属于风吹哪里便打哪里的方式。这就有了局限，比如结构啊，比如深刻的思想啊，比如继承开拓啊。但我还算克制，并尽量只写真情实感。我解决个人写作困境的办法是多阅读，不仅仅阅读书籍，也读人，读世事百态。我觉得散文一定是我看到了，我想到了，我表达了。在别人都看到的日常里找到你自己的独到见解，和在没有人抵达地方发现日常一样重要。尝试着写了很多篇散文以后，我对自己的困境已经有一个很深的体味，那就是，若我不难过，若我不喜欢，我都不会去写散文的。我写，一定是内心里有一股或热或凉的气息迫使我来写了。

　　杨献平：你在当前这个文学大环境中个人写作呈什么样的状态？为什么？

　　赵瑜：焦虑、孤独、失望。焦虑是因为写作和生存的悖论，孤独是因为很少遇到同类，失望是因为好的文字经常被淹没而坏的文字被到处赞美。

　　杨献平：你对当前散文批评满意吗？你认可的有哪些散文评论家，为什么？他（们）的哪些观点你觉得正确或者有益？

　　赵瑜：不满意。我看过林贤治评价塞壬的一篇文字，写得很好。除此之外，我好像没有看过有所谓的散文评论家。噢，对了，有一段时间，倒是常看两个散文杂志的主编的一些言论，比如《散文》的汪惠仁，《�
　　我本人写作散文的信心和勇气在于，我总相信我从乡村到城市，又从八十年代走到当下，我亲历这个时代的美好的污浊。我从来都没有缺席过，我一点点接近常识，我有义务将自己所阅读到的、所经历的欢喜和失落写下来。我相信，个人的历史，就是这个时代的历史。时代的底线是我们每一个人，时代的悲伤和欢喜也是由我们每一个书写者组成。

　　杨献平：你如何看待当前的某些个体性的散文走红现象？

　　赵瑜：对于走红的个体来说，是好事情。这是一个双刃，很多人因为走红而失去了书写的能力。写作不是为了走红而开始的，但是真的走红了，最起码从某个方面证实，那个写作者写出了这个时代所缺少的东西，或者共识。比如，我最近注意到的一个叫李娟的散文写作者，她完全游离于体制之外，也很少在专业的散文刊物上发表作品，甚至她的走红也是靠书商出版她的作品才引起大多数人注意的。但是，她的确有她自己独特的书写领域，她有与众不同的东西，她写出来了，她走红了。这些都是美好的事情，至于走红以后，会不会破坏她自己的写作，甚至她会不会以后写不出好东西了，那是写作者个体的成长。过于看重走红这件事情，或者过于低调，假装清高地拒绝走红这样的事情，都是荒诞的。自然而然，就好。散文这个文体，本来也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写作。

　　杨献平：你认为现在国内散文评奖真的公正吗？原因为什么？

　　赵瑜：评奖很难有公正的，尤其是国内这种体制。今年的茅盾文学奖开始实名投票，这是一个进步。但散�
　　我本人写作散文的信心和勇气在于，我总相信我从乡村到城市，又从八十年代走到当下，我亲历这个时代的美好的污浊。我从来都没有缺席过，我一点点接近常识，我有义务将自己所阅读到的、所经历的欢喜和失落写下来。我相信，个人的历史，就是这个时代的历史。时代的底线是我们每一个人，时代的悲伤和欢喜也是由我们每一个书写者组成。

　　杨献平：你如何看待当前的某些个体性的散文走红现象？

　　赵瑜：对于走红的个体来说，是好事情。这是一个双刃，很多人因为走红而失去了书写的能力。写作不是为了走红而开始的，但是真的走红了，最起码从某个方面证实，那个写作者写出了这个时代所缺少的东西，或者共识。比如，我最近注意到的一个叫李娟的散文写作者，她完全游离于体制之外，也很少在专业的散文刊物上发表作品，甚至她的走红也是靠书商出版她的作品才引起大多数人注意的。但是，她的确有她自己独特的书写领域，她有与众不同的东西，她写出来了，她走红了。这些都是美好的事情，至于走红以后，会不会破坏她自己的写作，甚至她会不会以后写不出好东西了，那是写作者个体的成长。过于看重走红这件事情，或者过于低调，假装清高地拒绝走红这样的事情，都是荒诞的。自然而然，就好。散文这个文体，本来也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写作。

　　杨献平：你认为现在国内散文评奖真的公正吗？原因为什么？

　　赵瑜：评奖很难有公正的，尤其是国内这种体制。今年的茅盾文学奖开始实名投票，这是一个进步。但散文奖仿佛还没有这样透明。一个不透明的奖项，自然是不公平的。

　　中国的评委制度常常固定下来，由某几个人长时间担任某奖评委，这也为评奖的人情关系创造了条件。当然，说到底，评奖的公正和公平，还是要靠两点，一是规则的制约，二是评委的自律。两者少一点均不可。我不信任国内的评奖。

　　杨献平：你认为当前散文需要在哪些方面加强和变革？你本人的下步打算有哪些？

　　赵瑜：我觉得在中国当下，谈论对某个文体写作的变革有些滑稽。

　　因为，我觉得，问题不是出在技巧上，而是常识和逻辑出了问题。我个人觉得，在中国当下，需要写作者多读一些历史、读一些政治、读一些远离意识形态的文字。散文写作者不应该停留在叙述一个已经存在的事实上，不应该只停留在个体的“小忧伤”和“小闲事”上，还应该在这些“小忧伤”和“小闲事”里找到与这个时代或交叉，或悖离的碰撞上。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因为物质丰富，这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因为精神和思想双重溃乏。写作者，如果不能满足于饮食现状，那么，一定会觉察到思想的饥渴。我认为，每一个写作者，都应该感到思想的束缚，感觉到不自由，感觉到一切都太紧张了。这个时候，我们内心的张力有了，我们所表达的，定是冲破束缚的，有力气，有价值的，甚至是美好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