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权力教辅时代走向多元——教辅30年回眸

管季超0712

从权力教辅时代走向多元——教辅30年回眸

    注：本文已发表于《出版商务周报》，现载与原发表时略有不同。

姜革文

一、让一部分人先聪明起来——权力教辅时代（1979~1989）

“文革”十年，教育同遭毁灭性破坏。1977年邓小平为振兴教育事业发表讲话，“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要发展科技和教育。……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 [1]。

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就是让一部分人先聪明起来，这与小平同志 “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观点一脉相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的工作重点逐渐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后来更是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知识、知识分子，开始得到空前的重视。各地设立了一批重点中小学，多数中学还编了快、慢班，进初中、高中、大学，层层选拔，层层考试。如何取得良好的考试成绩？

各种练习册，试卷集应运而生！

教育厅与新闻出版局联合下发目录，指定具体的出版单位，交由新华书店统一发行。出版是指定的、发行是指定的、编写的队伍大多是教育部门统一组织的。几乎没有太多讨论的余地，没有太多研究的空间。尽管萌发于1978 年、兴盛于1979 年、历时10余年之久的“教育本质”大争论在教育界影响巨大，而在教辅图书的出版这一块，相关研究乃死水微澜。

这种整齐划一的教辅出版方式，与当时国家的整体发展阶段是吻合的。当时，我们追求 “实现四个现代化”，乃是从农业为主转入以工业为主。工业社会的特点，就是标准化，大批量。国家经济起步阶段，有标准化、批量化的人才需要。教材全国一统，教辅图书整齐化生产拥有非常肥沃的土壤！

这一时期，走零售市场的教辅已如小荷初露尖尖角。重庆出版社与海淀区老师合作，依靠一套教辅的利润就建起了一栋大楼的传说，影响很广。一些师范大学出版社此期尝试开发走市场的产品，1989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接下了重庆出版社未与作者续做的《中学各科重点难点解析与训练》，并在后来因为此书声誉鹊起，其畅销风头到20世纪90年代末才被希杨先生主编的《三点一测》超越。

这一时期，教辅盗版大量存在。河北农民军的一位领袖人物曾经对我说：那时贵社好几种图书都非常好销，我们自己开机印刷经常是几百万。当时版权保护意识薄弱，出版社也几乎也不支付海外的版权费。我国成为《伯尔尼公约》和《国际版权公约》组织成员，开始重视版权，那是1992年10月的事情了。

二、目录与市场并行、应试与素质对垒（1990~2000年）

1990年到2000年，教辅的权力市场仍然很主流。到1997年，时任广西新闻出版局图书处长陈肖人曾经谈到：教辅图书“首先，它是一块‘肥肉’”。 “广西对教辅读物进行宏观调控，撤销了39个重复品种，调整了5个学科，适当照顾了人民、漓江、美术、民族等出版社，并对发型渠道、折扣、纪律等作了规范。”[2]全国也一样，目录上的产品分配，不是要看谁做的产品好、服务好、能把市场做大，而是政府作为父母官，要公平，要大家遵守纪律。

但是，市场力量已经体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同步类、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作文类，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已显露峥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最早与民营书店合作经营教辅，并于1994年开始采用代理制；1995年底，与该社合作的民营书店成立了“全国教育图书民营发行联合体”，简称“一联体”。很多不敢与民营合作的出版社，就是因为与“一联体”合作而打开与民营合作的大门。此后，教辅市场还昙花一现地出现过教辅的“二联体”、“三联体”。20世纪90年代后期，师范大学出版社与教育出版社开始成为两大教辅出版集团；龙门书局在世纪末开始崛起。

这一时期，经济的发展也激发了人们多样的需求，多样的需求需要多样的人才。新经济的野火在燎原，知识爆炸了，“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教辅产品市场影响力不断上升的同时，精英教育的负面影响不断膨胀，学生的片面发展不断引起高层关注。1993年国家开始发文明确规定：“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3]1997年更是在文件中开门见山地提出：“素质教育是以提高全民族素质为宗旨的教育。”[4]素质教育的呼声很高，但具体落实到教辅产品上很困难。所幸的是：素质教育的不少理念，后来转为为新课程标准的要求。通过课程、教材落实新的理念，算是找到了教育的“阿基米德撬动平衡点”。同样，通过新课程标准为依托，教辅图书业开始进入新的纪元。

三、从鼎盛走向衰落、从多元走向和谐（2001年起至今）

1.教辅的目录市场终于逐步退出。首先，这是国家政策。影响广大深远的减负令、一费制；2006年新修订通过并于该年9月1日起实施的《义务教育法》，以法律名义明确规定：“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学校……不得以向学生推销或者变相推销商品、服务等方式谋取利益。”其次是局社分家。2001年前后，政企分开的改革在全国铺开，新闻出版局与下属企业脱钩，在上海、江苏等省之后，2003年7月，广西新闻出版局与广西出版总社脱钩。裁判员不再是运动员，这是一种釜底抽薪的政策，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目录市场的萎缩。

不断有明晃晃的刀剑朝着目录教辅刺杀过来。目录市场不断转化为零售市场的放量。根据开卷提供的数字，2004年与2001年相比，全国图书零售市场上，教辅码洋增长了2.67倍，动销品种增长了1.88倍。

2.竞争主体多元，泥沙俱下。

2002年开始，小一、初一的数百万学生使用了新的课标教材，教材的版本不断多元，一本教辅通吃天下的时代结束。各教材出版社为保护自身利益，授权出版相关教辅变得非常困难，教材又经常改动；高考一直是教辅图书的指挥棒，高考试题不断区域化与多样化，针对不同区域要设计难易程度不同、考试科目组合不同的教辅；教辅容易被克隆，任何创新都非常容易被抄袭、剽窃，知识产权保护困难。这些，使得教辅图书的册数不断上升，退货不断上升。

出版社开始在教辅出版领域有计划地撤退。教辅民营出版商、教辅农民军大显身手。2001年《中国图书商报》曾经列出“文教新六家”，到2005年前六家已经只剩龙门一家了。2005年6月任志鸿先生曾经组织了一个供货商组成的“教辅联盟”，联盟20家成员中，也只有3家出版社。其余都是民营出版商。高峰时期，参与教辅的出版社超过528家，到今年，尽管政策放开民营出版，强调民营是新型的出版力量，但开卷数据显示，反而只有448 家正规出版机构从事教辅出版，教辅市场份额也在不断下滑。

3.替代品开始出现，教辅回落。

尽管《教材全解》一类的同步产品持续火爆，没有紧跟教材的《新语文读本》、《概念地图》同样火爆；华东师大社“多功能题典”丛书充分利用了网络技术，并为《一课一练》建立了网站。网络与教辅的接触越来越亲密。101中学网校、北京四中网校等网络教育方式，正在部分替代教辅的功能。

我们曾经为教材能够重复使用、节约了国家资源而高兴。在信息时代到来的时候发现：教材重复使用也是浪费，不要教材才是节约！数字教材、数字教辅将改变这一切。

国家今后的教育，是普及和巩固九年制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努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意味着社会大量需要脚踏实地的劳动者。文盲逐步消失，知识不再神秘，学会学习、终身学习比任何财富和学历都更加重要。这些因素加上新技术时代的到来，从总体上说，将不会有人再为教辅歌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我们曾经羡慕欧美国家的图书市场：他们没有大量的教辅图书，他们的图书市场体现着个性、呈现着多元。现在，我们开始进入这样的时代。

30年，教辅拐了个大湾，国家也驶入了和谐发展的新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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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40．

[2] 陈肖人《祸起萧墙——教辅读物现象剖析》，《出版广角》1997年第4期

[3] 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4] 1997年原国家教委下达《关于目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