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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语言学步入稳定发展阶段2015-02-06
作者:唐红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为语言学与社会学交叉融合的学科,社会语言学更加关注语言与社会相互影响的关系。自20世纪70年代末,社会语言学被引进中国的30多年来,我国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经历了从译介、借鉴、与本土研究相结合,到思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构建的历程,学科发展不断拓展深化。
形成“语言生活”学派
20世纪60年代,社会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美国诞生。70年代我国语言学家开始译介国外社会语言学研究成果,1980年陈原《语言与社会生活》的出版被视作中国社会语言学形成的标志。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院长郭熙认为,社会语言学自西方传入中国后,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以通论性著作的出版和理论译介为主的“引介初创阶段”、以概论性专著和教材出版及专题研究为主的“蓬勃发展阶段”、以总结反思前期研究成果为主的“稳定深入阶段”。
到21世纪,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根植于中国丰富语言资源沃土,更加注重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理论发展都更加突出中国特色。“这首先表现在微观研究更加细致、深入上。”郭熙说,在语言本体研究方面,开始关注对语言系统中最稳固的语法的变异研究。另外,该学科更加关注特殊场合的语言习惯变迁,比如通过对集会用语“尊敬的×××”如何进入中国及其发展演变的研究,追溯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从中国人被称赞时,以“谢谢”而不是“哪里哪里”来回应,观察西方语言对中国人的心理建构;发现客家人通过语言而非地域构建认同,等等。
在中观研究上,学界对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双语现象、语言变异、跨境语言、濒危语言、语言衰退等语言现象的研究,也呈不断扩展与深化趋势。每年出版的专著及发表的论文数量都很可观。
在宏观研究上,与国家发展密切相关的语言政策、语言规划、语言战略越来越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北京语言大学党委书记李宇明告诉记者,随着社会及学术发展,语言规划、语言政策等宏观领域的研究开始具有独特的社会意义和学术研究价值,并有成为独立学科的趋势。特别是近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语言与国家》,再次凸显了语言安全与国家安全的重要关系,日益成为社会语言学特别是语言政策研究关注的重点。
对“语言生活”的研究更加体现学科发展特色。采访中,《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被频繁提及。自2005年始,该报告每年出版发行,并于2012年由德国语言学术出版机构德古意特出版社出版英文版,韩文版也即将面世。多位受访学者表示,这部涵盖语言应用、语言生活、语言教育、语言法律等多个领域语言使用状况的报告,完全密切结合中国语言实际,其内容框架与理论分析充分体现中国语言研究的理论特色。“该报告在国外出版发行,意味着中国社会语言学获得了国际学术界认可,这也是向国外介绍中国语言生活状况的第一手资料。可以说,‘语言生活’学派已经形成。”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周庆生说。
“中国学术界提出的语言生活、语言和谐、语言规划等研究议题和理论总结,其成果质量和学术价值均处于国际前列,可以说,中国的社会语言学发展走在国际学术发展第一方阵。”郭熙表示。
理论的独创性高于借鉴性
随着研究的深入,也有学者提出,社会语言学研究存在个案研究过多、理论研究不足、学科定位不准、研究内容泛化等问题。更有学者认为,社会语言学只有针对具体问题的理论概念,缺乏宏大的理论系统,这会使社会语言学流于“蝴蝶标本的采集”,甚至是科学品格的退化。
对于社会语言学过多借鉴国外理论的观点,周庆生认为,“初创阶段的学科发展在理论和方法上确实有西方的影子,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思考,我国学界更加注重结合本土实践提炼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中国社会语言学理论的独创性高于借鉴性”。
针对个案研究过多这一观点,云南师范大学汉藏语研究院院长戴庆厦认为,当前的个案研究不是多了,而是远远不够。构建中国社会语言学,仍需要大量深入一线的考察,在此基础上才能构建坚实的、切合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语言学理论体系。南京大学社会语言学实验室主任徐大明也表示,社会语言学的一大特色就是注重实证研究。
对于社会语言学因学科定位不准、研究内容无所不包而可能导致研究对象泛化的批评,李宇明表示,是否能解决社会高度关注的现实问题才是评价本学科发展成绩最根本、最科学的标准。不该过早划定学科界限、研究范围等条框,使其成为约束学术发展的桎梏。“未来,我们需要与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传播学、国际关系、国际政策等学科密切合作。多元化、开创性的研究,更有利于学科繁荣发展。”郭熙表示。
戴庆厦提出,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具有丰富性、多变性、复杂性,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富矿,能为构建中国特色理论体系提供丰富的语言资源。
“社会语言学不仅是学术研究,更关涉当前社会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具有强烈社会现实情怀。”李宇明认为,社会语言学对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对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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