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锡良：蔡元培当年为什么要废止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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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锡良：蔡元培当年为什么要废止读经？

作者：许锡良

蔡元培先生，这位当年的辛亥革命元勋、同盟会元老，民国开国元勋，教育总长、北大校长以及中央研究院院长，在1912年上任教育总长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发布命令，通令全国的中小学废止读经。 明朝败落，烽烟四起，满清入关，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中国历史再次进入了宿命的一治一乱循环。满清王朝，其皇权专制统治能够再延续近300年，主要的统治奥秘就是延续明朝的政治体制，延续中国儒家学说，儒家教化，以及相应的科举取士制度。让中国人，特别是儒生们感觉到，国虽然亡了，但是天下没有亡，儒家道统没有毁。虽然对满清入关初时，满人的政策：“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有过一些反抗，但是很快的，也就顾不了儒家圣人所说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纷纷削发，蓄辫子，参加满人主办的科举，做起满人的官来了。这一招还真好使，此后中国的近三百年里大家相安无事。除中间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闹一个异教，拜上帝教之外，似乎一直相对太平，乱子是有的，但是，无不是王道教化之下的内部矛盾。 但是，自鸦片战争遇到英国人的洋枪洋炮与宪政制度，儒家那一套就不灵了。当时的李鸿章慨叹：“三千年未遇之变局”。以前亡国，改朝换代是有的，而且每过个几十年，最多三四百年，就要来一次内乱，然后新朝廷出现，不过，用不了多久，前朝的制度与所念的经书仍然照旧。这是有史可循，有章可查的。但是，这一次不同了，人家不但可以用坚船利炮亡你的国，而且还有一套天赋人权与民主宪政的理论与制度，可以亡你的天下。这一次，在中华大地上满汉蒙遇到的共同敌人，就是来自欧美的那一套理念系统与信仰系统，以及由此产生的制度系统。复古守旧派不用多说了。他们把眼下的变革看成是孔子时代的“礼崩乐坏”重现。越是变革激烈，越是顽固复古守旧。 而当时即使是所谓改良派的洋务派，看中的也只是欧美国家的坚船利炮，却并不想在制度层面，特别是思想价值层面有所改变。这个代表人物就是张之洞，他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应对立场与应对方法。我们从当时的洋务派的教育制度变革可以看出来。虽然在1905年在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之中，通过里应外合，最后废除了保障读儒家经书的教育制度—科举考试制度。但是，儒家幽灵不散，前前后后，虽然废止了科举考试制度，而改成了现代欧美式的中小学堂，但是，学堂的教育目标、教育制度、教育方法与教育内容，仍然是保障读儒家经典。这儒家经书通过科举考试制度也已经试验了近1400年，从汉武帝董仲舒合作，倡导“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已经试验了2300多年，造成的结果仍然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有尊严的人生活出现。这次遇到颠覆性的重大危机，照说是应该醒悟，反省自己的文化与制度的时候了，可是，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出现，反而是更加复古守旧。一切的灾难都是因为没有遵守孔孟之道，而且有一种惯性思维：凡是中国出现灾难与危机的时候，就是没有遵守孔孟之道的结果，因而出现了“礼崩乐坏”，只有重新回到孔孟之道，才能够实现王道教化，大清的伟大复兴之梦。这就是中国人与日本人不同的地方。日本人吃了坚船利炮的亏，知道自己以前从中国学去的那一套治理理念与制度不行了，才有了明治维新的“脱亚入欧”，融入世界的创举。 清代末年，为了垂死挣扎，在废止科举前夕的1902年，满清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中，小学“课程门目表”：修身第一，读经第二，作文第三，习字第四，史学第五，舆地第六，算学第七，体操第八。 《钦定蒙学堂章程》从小学一年级起，每年都有“读经”要求，须读《孝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而更高一级的《钦定小学堂章程》中还规定，“读经”读的“经”，除了“四书”的蒙童读物，还有《诗经》、《礼记》、《尔雅》、《春秋?左传》、《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等等。可见当时“读经”的要求很高。作为一个小学生，要读这些东西，以今天大学教授、博士的阅读能力与理解水平，其实都未必能够胜任。而当时要求小学生就要读完这些东西，可以想见不可能是透彻的理解，而只能够是囫囵吞枣式的记忆与背诵。而且一个学生一旦读这些，背诵这些，不可能会有其他的时间精力去学其他的新学。可见，为了保障读经，当时的复古守旧派简直无所不用其极。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廷已废除旧的教育体制，普遍设立各级学堂，但《教务纲要》规定中小学堂仍要读经，以为：“学堂不读经，则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无论学生将来所执何业，即由小学改业者，必须曾诵经书之要言，略闻圣教之要义，以定其心性，正其本源。”这正体现了“中学为体”的理念。到1904年颁布的 《奏定学堂章程》，开始变“读经”课程为“读经讲经”，这次不光是要读，还要求讲解。也就是要有义理上的阐释。当时的读经课程，初等小学语文课程是读经讲经、中国文字；高等小学语文课程：读经讲经、中国文学。清王朝在濒于危亡之际仍然幻想以儒家之道立国，但这并不能挽救其必然覆亡的命运。中国自近代以来，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已经发现儒家的政治伦理学说救不了中国，他们才努力向西方寻求真理。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与中国皇权专制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相适应的。当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以儒学为代表的旧的意识形态，不仅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甚至成为阻碍社会前进的力量。历史的巨大变革对儒教主义者来说是痛苦的，他们抱残守缺地试图守卫旧的伦理道德，慨叹人心不古，这都是徒劳无益的。中国必然要面对由西方传入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民主、人权、宪政理念。普世价值与儒家的等级特权与人身歧视是格格不入的。产生冲突也就难免。 《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其“读经讲经”课程面积规定“《孝经》、《四书》、《礼记》节本为初等小学必读之经”。《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以《诗经》、《书经》《易经》及《仪礼》之一篇为高等小学必读之经”。对每日、每年所读字数，达到的程度，有极严格、精密的规定。可见当时的洋务运动，虽然表面形式上学了一些西洋的教育制度，比如开设现代学堂，可是，实际内容却并没有多少改变，也就是用新瓶装的还是旧酒。当时的新学堂所使用的教学法仍然是老办法，那就是死记硬背，不允许理解与质疑，所谓讲经，对经书的解释权，也完全垄断在老师手中，不容质疑，更不允许有自己的创见。用这样老古董的方法教育出来的学生仍然无法担负起一个公民社会的职责。以当时蔡元培对中国社会的理解，中国已经老旧衰落到快要灭亡了。如果再不吸收一点新鲜思想与新鲜办法，中国必然要亡。这是有长期留学德、法背景，见证西洋文化厉害之处的蔡元培先生所不极不愿意看到的。 因此，辛亥革命之后的1912年1月4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被任命为当时的民国政府的教育总长。1月19日，蔡元培先生即以教育总长的名义签发了教育部的教育命令，颁发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就是在中小学中废除、停止让学生们被动强迫的接受儒家经书（那一套所谓传统国学）的理论灌输，对于儒家经书，不再作为强行灌输的课目，而是改成个人式的自由化阅读，独立思考，各取所需。打破强行灌输。无论于内容的变革，还是于学习方法的革新，在当时都是一突破。这主要是出于担忧传统儒学经典这些书里面，那些僵化的思想观点、等级特权的消极思想，阻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孩子们。不久之后，又颁发的《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再次明确规定，初等小学校、高等小学校、中学校一概废止“读经”。其动作来自何其迅猛而果然，接着2月份，蔡元培先生即发表了《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文中提出了“实施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五大教育方针”。 然而，这绝不是蔡元培先生一时心血来潮的结果，而是历时半个世纪的革命人生，以及对儒家经典于世无补、残害儿童的切肤之痛的感悟，可以说那是惨痛的历史与现实，是中国人的血与泪凝结成的教育智慧的总结。蔡元培先生1892年，光绪十八年蔡元培25岁时，经殿试中进士，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殿试策论成绩为二甲三十四名（等于全国统考第三十七名）。1894年，光绪甲午二十年蔡元培27岁时，春应散馆试，得授职翰林院编修。期间几乎读遍儒家所有的经书。是中国当时读经人士中，最厉害的人之一。照说论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当今所谓国学家、新儒家无一人能够与之相比，为什么这么精通儒家经典的人，还要利用教育总长的职权废止读经呢？有对比，才会有鉴别。蔡元培有多次留学德、法等欧洲国家的求学经历，对西洋教育制度与欧洲的学术思想有切身的体悟。明显感觉到了中国儒家经书的僵化、迂腐、落后，于国不能够救亡图存，于民不能够保障人权，增加福利。一套陈辞滥调，反复说来说去，根本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以蔡元培先生的求学经历与人生经历而言，蔡先生是深入其中，而知其味，更知其痛。那是今天许多人倡导诵读儒家经书浅薄无知的所谓新儒家的所无法相比的，他们无论在学养，还是在思想境界与人生视野上，简直有天壤云泥之别。 辛亥革命以后，康有为从维新主义者沦为皇权制度的卫道士，他首先提倡尊孔读经。他的所谓戊戌变法，也是托古改制，先后作过《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这两部书都是在尊孔名义下写成的。前一部书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的文献。后一部书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成满怀进取精神，提倡民主思想、平等观念的人。康有为改良是假，自己做帝王师，重新复活孔子是真的。 1912年即民国元年，康有为的弟子陈焕章及张勋、麦孟华、沈曾植、朱祖谋、梁鼎芬等建立“孔教会”。他们为了“挽救人心，维持国教”，以“宗祀孔子以配上帝，诵读经传以学圣人”为宗旨。康有为作的《孔教会序》云：“中国立国数千年，礼义纲纪，云为得失，皆奉孔子之经，若一弃之，则人皆无主，是非不知所定，进退不知所守，身无以为身，家无以为家，是大乱之道也。” 次年袁世凯发布“学校祀孔”的命令。当时著名国学家廖平先生著有《孔经哲学发微》予以响应，宣称“经为孔子所立空言，垂法万世”。国学家章太炎先生发表《论读经有利而无弊》，以为若求处社会、理国家、立民族、正风气之道，“舍读经末由”。 国民政府重建共和后，教育部曾通令各学校废止读经，但民国15年（1926年）江苏教育厅于8月8日发出省立各学校“特重读经”的训令，认为“读经一项，包括修齐治平诸大端，有陶冶善良风俗作用，似应由各校于公民科或国文内择要选授，藉资诵习”。 国民政府教育部门为兼顾国粹势力而采取的折衷态度，在学校的公民课和国文课里适当选讲儒家经典。可见即使旧的科举制度废除了，最后一个皇权被推翻了，照说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没有了制度保障。但是，这并不妨碍中国皇权专制残余与儒家国粹复古守旧派互相纠结起来，他们仍然有强大的保守势力。 每次读经尊孔的浪潮掀起时，都曾遭到学术界的抵制与反对。当孔教会大肆活动时，《新青年》杂志陆续发表了陈独秀的《复辟与尊孔》、《再论孔教问题》和吴虞的《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给予严厉的批评。胡适、鲁迅以及远在成都的刘咸炘等众多学者皆纷纷发表文章，反对读经。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是周予同、傅斯年的意见。周予同是经学史家，对儒学经典深有研究。他于1926年写了一篇激烈的长文《僵尸的出祟——异哉的所谓学校读经问题》，从经的定义、经的领域、经与孔子的关系等方面，说明如果没有弄清这些经学史上的学术问题则没有资格来提倡读经。他以为儒家经典可以让少数学者去研究，如医学家检查粪便一样，但绝不可让大多数民众，尤其是青年学生去崇拜。他最后警告说：“如果你们顽强的盲目的来提倡读经，我敢作一个预言家大声的说：经不是神灵，不是拯救苦难的神灵！只是一个僵尸，穿戴着古衣冠的僵尸！它将伸出可怖的手爪给你们或你们的子弟以不测的祸患。”史学家傅斯年于1935年关于学校读经问题发表了三点意见：一、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朝代创业都不靠经学，在国力衰弱时才提倡经学的；二、经学在古代社会里仅有装点门面之用，并无修齐治平的功效；三、我们今日要想根据“五经”来改造时代思想是办不到了。 在反对尊孔读经运动中，最有深度的恐怕非鲁迅先生莫属。他在《14年的读经》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提到当时倡导读经的人的真实目的：“我看不见读经之徒的良心怎样，但我觉得他们大抵是聪明人，而这聪明，就是从读经和古文得来的。我们这曾经文明过而后来奉迎过蒙古人满洲人大驾了的国度里，古书实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再进一步，并可以悟出中国人是健忘的，无论怎样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撒诳造谣，蝇营狗苟，都不要紧，经过若干时候，自然被忘得干干净净;只要留下一点卫道模样的文字，将来仍不失为‘正人君子’。况且即使将来没有“正人君子”之称，于目下的实利又何损哉? 这一类的主张读经者，是明知道读经不足以救国的，也不希望人们都读成他自己那样的；但是，耍些把戏，将人们作笨牛看则有之，‘读经’不过是这一回耍把戏偶尔用到的工具。抗议的诸公倘若不明乎此，还要正经老实地来评道理，谈利害，那我可不再客气，也要将你们归人诚心诚意主张读经的笨牛类里去了。” 鲁迅时代，许多品质非常恶劣的土豪劣绅，反动军阀，都是倡导读经的人。比如，当时有“三不知”尊号的山东军阀张宗昌将军，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兵，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太太。杀人如麻，也是最醉心于倡导读经的人，他们要净化他人的灵魂，提升他人的道德水平。鲁迅先生洞若观火，看透倡导读经者的真实用意与本质所在，他自然是看不惯的。今天中国的读经派又怎样呢？其实仍然是一丘之貉，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