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词源小考任继昉 “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周礼·春官·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 孙诒让正义:“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进入这种“国学”学习的“国子”是些什么人呢?《周礼·地官·师氏》:“以三德教国子。”郑玄注:“国子,公卿大夫之子弟。”看来,周代的“国学”只是国家所办的“贵族子弟学校”。 此后朝代更替,国学逐步由小学演变为高等学府。到了清末,国学成为国家最高层次的学校。清·佚名《西巡回銮始末》:“学堂之设,二十四年业已议有章程:县设小学,府设中学,省设大学,循序递进,给照为凭;大学卒业学成,乃咨送京师国学,覆加课试,量才授官。”如此循序渐进地从小学、中学、大学再到“国学”,最后似乎接近研究院了。 至于指代中国传统文化这一意义上“国学”,可能经过了一番“出口转内销”的过程。 隋唐以后一直受益于“汉学”即中国文化的日本,各诸侯国也开办了相对于中央大学的郡司子弟学校,即名“国学”。到18世纪中叶,日本学者开始研究起本国的历史、文化、学术,以于“汉学”相对,即称“国学”,或曰“国粹”。 “庚子义和团一役以后,西洋势力益膨胀于中国,士人之研究西学者日益众,翻译西书者亦日益多,而哲学、伦理、政治诸说,皆异于旧有之学术。于是概称此种书籍曰‘新学’,而称固有之学术曰‘旧学’矣。另一方面,不屑以旧学之名称我固有之学术,于是有发行杂志,名之曰《国粹学报》,以与西来之学术相抗。‘国粹’之名随之而起。继则有识之,以为中国固有之学术,未必尽为精粹也,于是将‘保存国粹’之称,改为‘整理国故’,研究此项学术者称为‘国故学’……”(王淄尘《国学讲话》,世界书局于1935年)1887年,曾任驻日使馆参赞的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一书中曾经提到,日本“近世有倡为国学者”。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伦》中提到“国粹”一词。1902年秋,梁启超写信给黄遵宪提议创办《国学报》,“以保国粹为主义”,使用了“国学”一名。几个月后,梁启超又撰《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多次提及“国学”:“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吾不此之惧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此吾所以汲汲欲以国学为我青年劝也。”1903年2月,《新民丛报》刊登了《游学生与国学》一文,呼吁设立“国学图书馆”。 1904年3月31日,《政艺通报》第3号发表了邓实《国学保存论》,对“国学”一词做出了近代意义的阐释:“御侮无人,忧时之士愤神州之不振、哀黄民之多艰,以谓中国之弱,弱于中国之学;中国之学必不足以强中国。于是而求西学,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为神圣;方言之学堂、翻译之会社,如云而起。盖不待秦火而十三经、二十四史、诸子百家之文,不及十年,吾知其必尽归烟灭矣!”1905年初,邓实又与黄节等人在上海创立国学保存会,其《简章》所定宗旨即“研究国学,保存国粹”,1905年2月,邓实与刘师培在上海创办了《国粹学报》, “对于外族则言国,对于君主则言国,此国之界也。国界不名,诸夏乃衰……而吾之国之学之亡也,殆久矣乎!”(黄节《国粹学报叙》)章太炎则于1906年9月在东京<IMG class=yinghua_img title="“国学”词源小考 任继昉" alt="“国学”词源小考 任继昉" src="http://simg.sinajs.cn/blog7style/images/common/sg_trans.gif" width=67 height=32 real_src="http://simg.sinajs.cn/blog7style/images/common/sg_trans.gif">发起“国学讲习会”,所讲的主要是“一,中国语言文字制作之原;一,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一,古来人物事迹之可为法式者”。不久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国学振起社,其“广告”云:“本社为振起国学、发扬国光而设,间月发行讲义,全年六册,其内容共分六种:(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 至此“国学”一词在中国也完成了由“国家设立的学校”向“我国固有的文化、学术”意义的转变。 |